“奶业危机”背后的变态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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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业危机”背后的变态全球化

（人是怎样的哺乳动物呢？胸脯日益成为曝光、整形和赏玩的饰品，而成年人不断加入到跟孩子们竞购（牛）奶娘的队伍中，于是三聚氰胺、激素乃至一切乳白色的液体几乎都成了可吮吸对象……）

大凡受过中等程度教育的人都知道，草—牛——人之间有一个能量金字塔的生态结构，在中国目前的人口规模与土地条件下，达到西方人均奶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管“西”奶如何国标也不能对世界人口形成充足供应，这是由生态有机构成来决定的。而在工业化进程中，有种草工程吗？恐怕引人关注的草坪只有足球场和高尔夫球场而已，然而这种奢侈品是不会用来产奶的，就像钢筋混泥土森林里的装点的绿色，不过是盆景，而绝无农用价值。

虽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是水泥地可是斩草除根的（人造沙漠），对畜牧业的不合理需求导致沙漠化不断加深，沙漠化又加速了草原的消亡及气候灾难。长此以往，不但牛奶不可得，恐怕将来欲尝“百草”也不可得了。洋奴们咒骂“农业文明”（然后歌颂西方的“生物技术”），好像“海洋文明”是可以牛奶+牛肉的，但那些难道是从海里长出来的吗？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说到底是游牧（渔猎）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差异，是温带经济与亚热带经济的差异，是物种比例与人口构成比例的差异。

扭曲的全球化既然鼓吹要以虚弱的温带食物链来满足亚热带人口的庞大需求，“人造肉”、“人造奶”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这又让人想起蒙古人“牧马江南”的历史，因为草原生态危机，蒙古人曾设想把中原大地全部改为牧场，于是就有了对南人的种族清洗，然而温带经济是有它的自然阈限的，只不过造成人-地最优配置的农业文明的浩劫。

人们常常谈到《清明上河图》里只出现牛车的事情，当草原民族垄断北方的时候，马就成了稀缺的战备资源，而牛则是百姓重要的生产工具，只有猪才是日常生活的润滑剂。虽然机械化替代了当牛做马的动物，但是人口的增长远远超出了自然生态的金字塔结构。首先是“番”薯、“洋”芋使中国人口突破了亿级大关，然后是化肥和杂交水稻使人口突破了十亿的数量级。依靠畜牧产品生存的主要西方国家的状况又如何呢，更长寿了吗？人口增长更快了？

殊不知“前三十年”那样的被西方隔离的时期，恰恰是中国人口和寿命双翻番的时期，现在情况又如何呢？基础设施建设时铺天盖地了，但地质-气候灾害增加了！GDP是猛增了，但是绿色GDP呢，环境成本呢，西方的高消费、低污染从哪里来？如果全部地球大陆成为一个大草坪能养多少国标牛、羊，产多少奶、肉，能满足现在的人口需求吗？何况那样的温带星球该是怎样的扁平世界啊，荒凉的绿球，单调的白色饮料，带血的肉？人？

“人造系统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碳、氮、磷、硫以及其他废弃物危害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空间不断缩小）发挥服务功能。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垃圾遍地的工业化社会，面对物理以及化学反映的交相侵袭，自然生态系统是唯一能让我们免于被埋葬、被闷杀、被焚化的载体。”《最后的能源危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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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 蒋高明：守护生态家园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王婷婷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

在恢复生态学领域，第一次提出了沙地草地生态恢复的“以地养地”模式（2001）、“借助自然力”恢复（2001）以及“畜南下、禽北上”（2006）新观点。

发表学术论文163篇，其中SCI论文71篇。据CNKI数据库显示，蒋高明发表文章被引用2375次，论文下载频次20251,HI指数25，被CKKI列为中国科学家高被引作者之一。

7月30日，7点03分。

蒋高明再次更新了博客，标题是《美国人花中国人的钱干些什么？》，博文的标签以“经济”打头。

经济、军事、食品安全、转基因……他的博客关注的内容很多，但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还是生态，这是他的老本行。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很多人眼里，蒋高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犀利哥”。从防治沙尘暴的“林草之争”，到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孰是孰非，他敢说、敢做，不怕得罪人，也得罪了不少人。

他的著作《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一书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没有人封我个‘谏官’，我想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当个‘建议’学者而已。听也罢，不听也罢，乐在其中，苦也在其中。吾将上下而求索。”

十年，他的观点终于被“主流”接受

对于经常“四处碰壁”的蒋高明来说，内蒙古的巴音胡舒也许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10年前，他让这个有72户牧民、310口人、面积12.1万亩的典型牧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做法就是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蒋高明最初提出这个观点时，正是草原沙地植树造林风头最劲的时候。

11年前，由于严重缺草，巴音胡舒的牧民为保牲口越冬，需要到40公里外的地方买草，每户约花2万元。当时，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牧民将严重退化的4万亩夏季牧场交给蒋高明进行草原恢复实验。

实验仅一年后，这里的草层高度就达到了1.43米，产草量每亩为5300斤鲜重，在沙地榆母树周围，自然萌发的榆树苗达321棵/平方米。2004年，牧民由原来的每户每年买两万斤干草，到每户分到7万斤干草，从此结束了买草的历史。

蒋高明到底在草原上做了什么？他的答案是：“什么也没做。”

“不让人类活动去干扰草原，使草原生态得到休养生息。”这是他的观点。

比起草原造林、飞机播种、打井、建围栏等等的传统生态恢复手段，蒋高明的做法似乎“很没有技术含量”，所以最初他面对的多是官员、学者的嗤之以鼻。

“不做事情就没有资金，如果这样草原就恢复了，实际上是断了很多人的财路。”蒋高明对他早前的际遇看的十分清楚。如今，经过10年的奔走呼告，以及巴音胡舒的力证，让蒋高明觉得“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这个观点已经被学术界接受”。

事实确实如此：2007年7月20日《科学》“科学新闻聚焦”以3页的篇幅配以6副图片，报道了蒋高明内蒙古浑善达克生态恢复效果；2008年，他的草原生态恢复项目还被列入了科技部“支撑计划”；2010年，巴音胡舒案例进入了美国环境类大学教科书《地理与环境》（第6版）。

蒋高明说他现在的目标是我国的四大沙地，他希望“以自然之力修复这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畜南下、禽北上”，他要再次颠覆传统

“我就是个农民的儿子。”蒋高明这样定义自己的生命轨迹：从山东平邑县的小村子到济南再到北京，如今他又回到了农村。“这次回归要达到一个升华。”他说。

2005年，蒋高明提出了“畜南下、禽北上”的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观点，并在他的家乡开展实验。

“我们用农区秸秆取代草原上的草喂牛，发展秸秆养殖业，这是‘畜南下’；因为家禽对草原的破坏力比较小，在草原地区我们尝试着带领牧民养鸡，这是‘禽北上’。”蒋高明几句话简单总结了他的这一颠覆性的理念。

在蒋高明的生态研究站里，牛吃秸秆加工而成的“面包草”，牛粪生产沼气，然后作为优良的有机肥还田……循环利用生物资源、有机、无污染的优点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几组数字为他的研究佐证：在完全杜绝农药的情况下，施用有机肥料的小麦亩产可以达到800斤以上；470亩玉米秸秆加工成“面包草”后，可以育肥294头夏洛莱肉牛，为农民增收58万元；如果其中部分牛粪用来制沼气，全村248座户用沼气一天大约可以产生沼气322立方米，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标准煤84吨，减排二氧化碳269吨。

虽然数据让蒋高明感到很“硬气”，但这样的实验毕竟不同于在计算机上做模型，除了植物、动物、微生物，他要打交道的还有农民、企业甚至市场。

“农民养了牛，牧民养了鸡，他要卖出去才能见到效益，但做市场毕竟不是科学家的长项，我们不能把这些农产品都买下来。”为了把实验规模扩大，蒋高明现在头疼的是如何找到有责任、有良知、有能力的企业与他合作，他承认自己也不能“包打天下”。

对话

记者：我注意到您手中的科研项目并不多，尤其是资金支持力度大的项目，您的经费够用吗?

蒋高明：对我们来讲。科研经费还是紧张一些，因为你是跳开了传统的思路在做。实际上一些项目都是我们自己掏腰包，草原的项目有一些支持，但山东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做。

记者：申请项目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一些阻力？

蒋高明：不敢说真话，这个是现在中国科学界最麻烦的事，因为讲真话就有可能得罪人，得罪人就不给你课题。

但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们不是也活着吗，而且照样出成果。我们连续3年在植物所是优秀组，在所里，优秀组是很难当的，有时候比例不到百分之十。

我手里还是有一些项目的，保护区的项目是挺大的，有400多万，包括一些国际上的项目，科学院的项目，山东省的项目，还有一些企业家支持我，他们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好，做的好就会有人支持。

记者：有没有想办法去多争取一些资金？

蒋高明：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资金少我们就省着花。我可以捞一千万，但是一百万也够了，那就看你要什么了，为了多拿一些，你也可以拍他们，说一些违心的话，但是我们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记者：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名利”相比，“利”比较容易放弃，很多人把“名”看得很重，对于一些同行对您的质疑甚至诘难，您怎么看？

蒋高明：我的很多东西也被别人骂，开始的时候很生气，也想很认真的写些东西回应一下。但是有些是毫无道理的指责，后来索性就不看了，看了标题、作者就知道他写什么了，肯定没好话，眼不见为净。

记者：有没有从别人的质疑中，对自己进行过反思？

蒋高明：如果说的有道理的话，我会接受。我希望的是心平气和的交流，而不是对骂。必须承认，有时候我的观点也有一点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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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小河的命运

那条小河，小的时候，我们一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孩子们就叫她“河沿”。河分上河与下河，上河流的水急且清澈，从一片芦苇丛中穿过，芦苇丛两旁的岸边是约1公里的树林。树种很多，记得有枫杨、加拿大杨、旱柳、国槐、刺槐、榆树、楸树、核桃秋、紫穗槐；下河流进入另外一个村庄前，忽然变得宽阔起来。最令人难忘的是宽宽的河床上，布满了银色的沙滩，河流两岸的乡亲们在沙滩上挖出浅浅的坑，直接取水饮用。

河流里有很多很多的鱼儿。发洪水的时候还可以在浅滩上，抓住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随洪水跑出来的。在河流平静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者。有一种鱼儿，孩子们叫它“沙里趴”的，我们用小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螃蟹、虾米、青蛙、泥鳅就更多了。小朋友们用捞水饺的笊篱就能捞到虾。

银沙滩上分布有各种小草，有白茅、狗牙根、荩草、马唐、辣蓼、葎草、鸭趾草，水边有水芹菜。从河流两岸的深处走进，便是密不见人的森林，几乎全部为本地树木。森林里有各种好看的鸟儿，其中一种叫小黄雀的，个头很小，非常灵活，金黄的羽毛，喜欢在国槐树上停留。淘气的孩子用弹弓打它，但还未开弓呢，鸟儿们便“嗖”地一声，飞身钻入了更密的森林。

最过瘾的还是到小河里洗澡。水不很深，但依然有危险，有邻家的孩子过分淘气，到深水里洗澡淹死了。因此，家长和老师是严禁孩子们到深水去洗澡的。不让去，就跟在大人后面到浅水里洗。那个时候没有空调，甚至没有风扇，凉爽的河水就是避暑的最好去处。奔腾的河水带走了人们身上的热量，还将污垢一起带去了，换来一身的清爽。

这条无名的小河一直陪伴我度过了小学和初中。

1978年，我考入县里的重点高中。功课紧了，很少有时间再到河里洗澡，到森林里抓“姐儿龟子”（知了）了；1981年，我到济南上大学，这条充满梦幻般的小河就久违了；1985年，我大学毕业回到老家，看到小河两岸的本地森林被全部砍光种上了杨树；1989年，我新婚后带着北京的媳妇来到河边，还能找到一点森林的感觉，但已经全部是杨树了；1997年，我再次回老家，看到河流两岸建了很多的养鸡场；2007年，我回家看到，沙贩子们在大肆盗挖沙子；2009年，上河流来一股股浓浓的血水，从此没有停止过，原来上游建造了一家日处理1万只鸡规模的屠宰场。

这条小河，现在河水不能继续捧起来就喝；男人女人们，尤其孩子们，再也不能到水里享受水的乐趣，河水粘在身上有黏黏的感觉，还有一股臭味；甚至两岸的井水也变苦了；知了不再欢叫了，小黄鸟不知去向，银沙滩没有了，沙子被盗卖一空，河流变成了一条泥沟，农田直接延伸到河边，1公里宽的本地森林也以“退林还耕”的名义变成了农田。农田里，充斥着大量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白的、黑的、绿的塑料袋，还有农药瓶子遗弃在曾经的小河旁。风将岸边上的垃圾吹进河里，然而小河沉痛地将垃圾搬运到下游去。

这条河，她死了。（摘自蒋高明的博客，有删节）



北师大、哈佛师生参观弘毅生态农场  
吴光磊

        8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著名学者田松副教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研究生周盈前来弘毅生态农场参观调研。正在农场开展实验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们热情接待了来访客人。

        研究生们向田松副教授、周盈博士详细介绍了弘毅生态农场的经营理念，即充分利用生态学原理，而非单一技术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彻底停止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添加剂和转基因技术，而增加生物多样性，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严格科学实验探索“低投入、高产出、零排放”农业模式。

        2日上午，田教授、周博士现场参观了农场内“微储鲜秸草”、频振式杀虫灯技术及“禽粮互作”模式，详细了解了研究生的科研情况。在有机农田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博文静介绍了她的试验，即将频振式杀虫灯诱捕到的金龟甲等害虫放在罩有作物的网室内，研究其对作物的危害；在OTC实验区，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战丽杰讲解了臭氧逆境胁迫对作物的影响；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区，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郭立月、曾祥伟介绍了利用牛粪养殖蚯蚓、黄粉虫，然后养鸡的效果。在彻底停用添加剂的弘毅生态农场，蚯蚓和黄粉虫均是家禽、水产等动物的天然添加剂。

        2日下午，田教授、周博士专门到弘毅生态农场林下养殖实验区参观，看到自由觅食的1000多只雪白的鹅，颇为兴奋。大家向田教授、周博士介绍，林下养殖实验区是按照 “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延长食物链，使闲置空间再升值”理念进行的科学实验。因杜绝农药，林下杂草和昆虫是家禽安全的食物来源，而家禽在林下散养，又给各种树木进行流动施肥、锄草除虫等。林下养殖这一食物链也同时带动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蚯蚓、黄粉虫养殖）这一食物链，可为环环相扣、相得益彰。

        傍晚，凉风习习、虫鸣蛙唱、弘毅生态农场甚是热闹，师生们在一起品尝有机大餐。开怀畅饮后，田教授和周博士饶有兴致的参观了弘毅生态农场的研究生宿舍、工作室、实验室、会议室及图书馆等。在图书馆，田教授随手找到了自己发表在《绿叶》杂志上面的一篇关于人与自然的文章，便从哲学视角和大家讨论起了人与自然、人与生态农业的关系，提醒大家要尊重自然、尊重自然界的每一个物种。正在农场实习的清华大学学生赵靖龙（拟保送为蒋高明教授的研究生）和山东大学学生蒋大龙（已考中为蒋高明教授的2010级研究生）分别就人在自然界应起的作用和定位谈了自己的看法。周博士就美国的生态循环农业及在哈佛大学的科研内容向大家做了一一交流。讨论在愉快的氛围中持续到深夜。

        3日上午，田教授、周博士来到农场外面的研究生实验农田区参观。正在农田开展实验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生李霄(清华毕业生)、李静分别从在增施有机肥后土壤微生物变化和固碳减排方面谈了自己的实验。山东农业大学博士生吴光磊也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谈了自己的实验。现场参观后，田教授决定将自己的一名研究生也安排在弘毅生态农场从事硕士论文研究，从哲学视角探讨第一次绿色革命对农业带来的影响。

        离开生态农场前，周博士留言簿上写到:“去过很多生态农场，弘毅生态农场确为真正的生态农场，但愿这种模式能在更多的地方出现”。最后，田教授深有感触的说，弘毅生态农场研究团队(由蒋高明研究员发起)的新农村实践，已被媒体誉为国内与袁隆平、温铁军从事的“三农”实践齐名的模式，是生态循环农业生产关键技术的集成创新。能在如此优美、和谐的生态农场开展与生态循环农业各个环节紧密结合的科学研究，是一幸事，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三农”的具体体现。同时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再上水平，学有所用，为新农村建设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吴光磊为弘毅生态农场执行负责人、山东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图1 北师大田教授（左四）和中外研究生们

图2 参观有机种植园




图3  在阅览室，田教授找到了自己的文章





中国海洋大学赴红色沂蒙生态调研服务团体验弘毅生态农场  
吴光磊

        8月2日，弘毅生态农场迎来了一批来自青岛的年轻朋友—中国海洋大学赴红色沂蒙生态调研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的5位在校大学生。正在农场开展实验的山东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生们与“服务团”成员进行了愉快的交流。

        “服务团“领队公晗同学向农场的研究生们介绍了活动概况。据公晗介绍，中国海洋大学赴红色沂蒙生态调研服务是中国海洋大学2010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开展本次活动是基于如下考虑：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农产品在价格暴涨价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供应不足。除恶劣天气因素外，导致作物减产的主要原因是种植管理过程中过量化肥、农药的使用，致使害虫猖獗、土壤退化。在农村普及生态循环农业的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服务团“选择了有着光荣历史的革命老区沂蒙山区进行调研。而成立于2006年的弘毅生态农场是生态循环农业理念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其奉行的理念是春秋时著名思想家曾子提出的“君子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弘毅精神，曾子为临沂市平邑县人，就在即沂蒙山区。于是，到弘毅生态农场参观学习就成了本次活动的重点。

        研究生们对中国海洋大学“服务团”成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并陪同“服务团“成员现场参观了农场各个实验环节，就“服务团”成员提出的问题一一详细解答。调研结束后，服务团成员马聪感慨地说：

        通过在弘毅生态农场的参观学习，现场了解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各项生产关键技术，亲眼看到了诸多物种在生态循环农业各食物链中的作用，且它们配合的是如此完美，由衷地对农场创始人蒋高明教授提出的“充分利用生态学原理，增加生物多样性，发展可持续生态循环农业”理念表示尊重。

        颇为巧合的是，就在中国海洋大学“服务团“成员参观农场的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田松副教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周盈也慕名来到农场参观。得知偶遇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服务团”成员主动与田教授一行进行了交流。一时间，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及原本在农场开展实验的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国内外7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近20位师生就生态循环农业相关话题展开了愉快的学术交流，使得弘毅生态农场分外热闹。

(吴光磊为弘毅生态农场执行负责人、山东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图1  曾祥伟介绍牛粪养殖黄粉虫效果

图2 参观有机种植园

图3 参观实验室

图4 李霄介绍情况

图5 留下青春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