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共和的历程：辛亥革命功绩不可磨灭

丰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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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走向共和，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来说也许显得有些遥远，但这场历史性巨变对中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不了解它就很难了解今天中国的由来，以至人们至今依然时常回顾它，谈论它。

谈论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场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大浪潮的到来，如果不具备客观的历史需要，没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它制造出来。

那么，将近一个世纪前的这场历史性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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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生存寻求出路

上个世纪之交，中华民族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之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独立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大大加快了这种沉沦的步伐。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几代中国人的心头。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二十世纪初到日本留学的鲁迅也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当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项任务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如果把二十世纪分为两半，前半个世纪，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前一个任务；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所努力实现的是后一个任务，直到现在我们仍在为此而继续奋斗。

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经历过艰难的求索。

十九世纪后半期，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曾经打出“自强”“求富”的旗号，发动“洋务运动”，开始兴办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这些活动，对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资产阶级社会观念在中国的催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少人对它也有殷切的期待。但是，洋务派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使他们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一条根本原则是不但不允许这些活动超越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雷池一步，而且要用它来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秩序。封建官场的腐败更是充斥在这些活动中。这就注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做到“自强”和“求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用事实宣告这个运动的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既肯定洋务派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所起的“筚路开山”作用，又尖锐地批评他们“根本不净，百事皆非”。这里所说的“根本”，就是坚持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根本立场。

维新派懂得发展经济和文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条件。他们首先致力于政治的革新，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力图对封建专制政治进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如此软弱，以至在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残酷镇压下，顷刻瓦解，一败涂地。

丰城人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回避对当时掌握着最高统治权力的一些人物的历史评价。例如，对于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应该怎么看？对于十九世纪后期实际掌握清王朝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又怎么看？不弄清楚这些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很难对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面貌有确切的了解。

我们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儿好事。可是，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代表，慈禧决不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慈禧尽心竭力维护的是“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这个时候，“大清王朝”已经走到末日，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我们决不能把“朝廷”同“国家”混同起来，以为一心致力于巩固和维护“大清王朝”就是梦想着实现“国富民强”。“国家”和“朝廷”有一致的一面，又有根本的区别。对清朝政府来说，有时为了“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以至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时人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记载：甲午战败，有人在城门上贴出一联：“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不久，又有一联：“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不仅急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且竟在煌煌上谕中写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样不顾脸面的话，听凭列强予取予求，使当时许多爱国者感到蒙受奇耻大辱。这哪里谈得上是追求“国富民强”？

难怪连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要指出：国家与朝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爱国必先自区分国家与朝廷始”。至于革命派的陈天华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作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作对，要把我们当做谋反叛逆的杀了。”“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的利益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那么，民众自然也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救亡斗争同反对清朝政府紧紧联结在一起。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

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起家，稍后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角，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初起步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而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他始终坚守“力保和局”的宗旨，奉行“外须和戎”的外交方针。李鸿章的贪婪聚敛是有名的，当时甚至有“宰相合肥天下瘦”（李是安徽合肥人）的说法。他在“自强”旗号下一手训练起来的、用洋枪洋炮武装的淮军，腐败不堪，只能用于对内镇压，在对付日本侵略时几乎一触即溃。当列强将侵略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他一味避战求和，甚至命令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后“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并多次签订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不平等条约。对此，李鸿章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中日马关条约签字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咄咄逼人地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就其中两项辩驳。伊藤说：“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李鸿章随即在请旨的电报中提出：“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朝廷批准了他的意见。四天后，他便在条约上签字。因此，把李鸿章说成是明了世界大势的“最杰出的外交家”，甚至把他描写成“忍辱负重”、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高尚情操的“悲剧英雄”，是完全背离历史真实的。

至于“弱国无外交”的问题，李鸿章作为一个弱国的政治代表，他的外交活动势必受到极大的制约，我们不能要求李鸿章做他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即使是一个弱小的、落后的国家，也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和志气，决不是对列强种种侵略要求只能俯首帖耳，逆来顺受。否则，汪精卫之流也可以被看作“悲剧英雄”了，那还有什么是非可言，还有什么民族自尊自信可言？且不说古今中外历史上，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团结抗争，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事例屡见不鲜，就是有些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抗争者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对后来者也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这些人不愧为民族的脊梁。就是在同一时期，在对外交涉中，也不乏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从而在外交斗争中取得局部胜利甚至重大胜利的人。如曾纪泽、杨儒的对俄交涉，特别是左宗棠不顾李鸿章等人的反对，从外来侵略者手中收复新疆的巨大胜利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上世纪初出生的邓小平同志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他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讨论香港问题时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这些话，是值得我们反复玩味的。

丰城人

革命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漫漫长夜，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十九世纪后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已经做过多种试验，但都救不了中国。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面对的现实更加严峻。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关头。正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所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

中国人已实在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去。这是现实迫使他们作出的选择。

谁都知道，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对革命志士来说必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下这个决心，自然极不容易。如果那时的清王朝真是一心为中国谋出路，甚至只是民众还对它抱有一点儿希望，大多数人总是宁可采取温和的态度推动它进行改革，而不会断然采取革命行动的。

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不少骨干分子，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促使清政府改革。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一整套改良方案，也是因为他对李鸿章还抱有希望。孙中山的好友陈少白说：“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然而事实却很无情，孙中山的热切愿望换来的却是李鸿章冰冷的回答，连见都没见他，于是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才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二十世纪初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奋不顾身地走上革命道路，都是他们对清王朝进行长期观察后作出的抉择。八国联军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腐败祸国更加暴露无遗。他们标榜实行新政，他们采取的奖励设厂和废科举、兴学堂等措施，虽然多少也起过积极作用，但始终拒绝实行任何根本的变革。人们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专制、腐朽的祸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连温和的曾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派最后都感到绝望了。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时，立宪派曾大喜过望。但清政府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实行”；用人、军事、外交等大事，议院都不得干预。这个《大纲》无非是把君主专制制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加以强化。立宪派发动了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但清王朝不能容忍自己专制权力的任何削弱和丧失，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种请愿要求。到立宪派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竟严令禁止，并变本加厉地加强集权统治，成立“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大为愤怒，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祸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方面。

再看二十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一个御史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动，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万一揭竿并起，滋蔓难图……大患岂堪设想。”民众无法生活下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彼伏此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它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当时有人指出：“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于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

人心向背决定一切。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清王朝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这连外国人也看出来了。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是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

这是当年中国历史画卷中最鲜明最突出的内容，其他什么都无法同它相比。不充分地看到这一点，便谈不上历史的真实。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形势使然。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走向共和，正是代表广大民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丰城人

推翻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闸门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这篇文章中说：“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变化。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建立时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革命要将“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而空”，新的“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的《临时约法》，破天荒地明确宣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至少在法理上从“子民”、“蚁民”一下子被承认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走向共和，可以说是革命民主主义同君主专制主义的对立和斗争。这是一场生死搏斗。不是说对历史人物要“以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来评判”吗？在慈禧当政下，“大清帝国”江河日下，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只有推翻他们的统治，民族才有希望，社会才能进步。当然，慈禧也好，袁世凯也好，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也做过一点儿在历史上起积极作用的事情，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在总体上代表中国社会中的腐朽力量、是民族罪人的本质。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想的并不是一回事，探寻的也是不同的出路。不管慈禧是否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慈祥”、“温馨”、有“高雅情趣”，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总代表，她只能是共和的对立物。不管把袁世凯说得怎样“开明”、“进步”，他在必要时可以抛弃清朝政府，但他追求的依然是君主专制，而不是民主共和。这里用得着鲁迅在《二心集》里的一句话：“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象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

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孙中山等革命者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的“叛贼”、“乱党”。如果以为追求共和主义的革命者和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封建统治者都在为救中国“找出路”，一道“走向共和”，岂不荒唐？！要是那样的话，革命岂不是多余的？包括秋瑾、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等在内的先烈们的流血牺牲岂不毫无价值？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个：

第一，它使中国的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他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这以后，从北洋军阀到南京政府，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但始终不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杀的，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皇帝在过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打破？思想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汹涌澎湃的思想解放潮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已开始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袁世凯在清王朝崩溃之局已成的情况下，表示“矢忠”共和，并且当了“民国总统”，但他的目的却是为了借革命之手取清朝皇帝而代之。一旦他自以为站稳了脚跟，便立刻宣布取消共和，恢复君主专制制度，自己做起皇帝来。但历史不会倒转，袁世凯的称帝很快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失败了。革命所带来的已经发生了的变化，任谁也无法再把它全部抹杀掉。

当然，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毕竟有限。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实在根深蒂固，并不是一两次冲击就能推倒的。辛亥革命没有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孙中山期盼的“共和”受到挫折，人民的悲惨境遇依然如故。192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又向前迈进，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响亮地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

由此可见，中国走向共和，走的是一条多么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同时又是一条多么值得中国人自豪的道路！（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