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政争重点非满汉之争：争斗双方多为汉族大臣

丰城人

  本文摘自《清末新政始末：大清帝国最后十年》   作者：李刚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袁世凯在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以后，也曾做了一番努力，他以国家需立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他希望以拥立载沣做皇帝，来求取载沣的谅解，可是他这个建议不仅未被载沣接受，反而却召来一顿严厉申斥。袁世凯不得已，乃称病请假到天津小住。
  袁世凯的政治影响不单局限在国内。当时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认为袁世凯是中国“唯一强有力的人”。伊藤博文在袁世凯被排挤出局后这样评论道：“随着袁世凯的退休，北京政府中再也没有一个性格坚强，并有知识和才能的人。”
  因为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有限，尚不能确知伊藤博文抛出此番话语的真正目的，不能排除他试图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挑拨清王朝政局的目的，但是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袁世凯的政治影响力之大。
  对中国局势观察仔细的另一西方人士指出：慈禧太后的去世与袁世凯的去职，使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力上的真空状态。
  摄政王最终于1909年1月2日以宣统皇帝名义降下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很显然，在上谕用语中摄政王十分慎重，这应是他权衡利弊后的决断。袁世凯接到“回籍养疴”上谕时身在天津，他的恐惧是发自内心的。

   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表示愿意担保其生命安全。于是袁世凯怀着沉重的心情由天津返回北京，向摄政王辞行。
   袁世凯一手打造的北洋六镇在这个时候各个统制的名单为：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马龙标，第三镇统制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六镇统制段祺瑞。
   袁世凯虽发迹于岛国朝鲜，但在政坛上真正崛起还是因为创制并训练了规模宏大的新式军队，即北洋新建陆军；他被摄政王勒令回籍也大半是因为他坐镇北洋，权高盖主。
  正所谓“成也北洋，败也北洋”。推而广之，这句话甚至可以概括他的整个生命历程。
  袁世凯惶恐而惨然离开北京时，很多人躲之不及，名流中，只有杨度等立宪派人士送行。他们对袁的寄托和仰仗是发自内心的。
袁世凯先从北京回到河南项城，继而移居彰德府北门外的洹上村。洹上村有天津何氏的别墅，袁世凯予以购置添修，题名养寿园，自号“洹上钓叟”。
  但是在朝廷中，他的政治追随者徐世昌并未因他的失势而受影响，仍旧外放总督、内调尚书，后升任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他的幕僚之一赵秉钧则任民政部侍郎；儿子袁克定仍在邮传部任丞参。此外，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陆军大臣荫昌也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各省督抚大员中，袁世凯还有众多的政治盟友。
  但很难说此时的袁世凯对整个政局有多大的把握，充其量可以说他是一支“政治潜力股”。
   摄政王载沣受德国皇室策略影响很深，他曾亲眼目睹德国皇族从幼年时起，就身受极严格军事训练，他认为国势的强盛即源于皇室的强盛。但他身边支持者当中，除了载泽、善耆等少数人外，都没有太多的政治经验。他在不待羽毛丰满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向地方督抚开了刀。
  摄政王对袁世凯的驱逐也为日渐高涨的革命派的反满宣传提供了又一个有力口实。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0_11/06/3022497_0.shtml

丰城人

学者雷俊在他《载沣集权政策与清末政争》一文中这样评论道：
  清代两百多年，满汉民族矛盾一直尖锐，加之载沣上台后以打击袁世凯为首要目标，因此，人们常夸大民族矛盾在政争中的影响，把载沣的集权政策归结为打击汉族势力，实行满洲贵族集权，把清末政争说成满汉之争。其实，光绪末年政争双方多为汉族大臣，如1907年“丁未政潮”时的瞿鸿禨、岑春煊和袁世凯、奕劻之争，而载沣时期的政争基本上在满洲重臣间展开。载沣集团内部也产生混战。载沣、载泽、善耆在对付奕劻、袁世凯时结成统一战线，但在政治利益面前，他们的分歧也愈来愈深。
  善 耆虽然反对袁、庆，但他对载沣兄弟三人是极力敷衍，貌合神离，在宪政问题上与载沣存在分歧，主张速开国会，设立内阁，对立宪派也极力拉拢。铁良与袁世凯矛盾甚深，载沣上台之初对他十分倚重，但不久就将他抛弃。载沣这样做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铁良在满洲亲贵中号称“知兵大员”，军中声望仅次于袁世凯，既有才干，又有经验，若由他掌握军队，载沣兄弟势必大权旁落；二是载沣等认为铁良曾受奕劻 提拔，是奕劻的心腹之一，不去铁良，则奕劻势力依然存在，仍将永远把持朝政。
  在载沣等人的排挤下，铁良只得托病辞去陆军大臣。载泽为载沣集团有头脑、有胆识的干将，但亦与载洵、载涛不睦。当时，新加坡《星洲日报》曾以“清廷之内乱”为题发表评论，对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进行深刻揭露。载沣打击的对象既有袁世凯这样的汉族重臣，又有奕劻、端方、铁良这样的满洲贵族；既有阻挠立宪的蒙古人陕甘总督升允，又有玩忽宪政的汉人毛庆藩。依靠的对象既有载洵、载涛、良弼等少年亲贵，又有吴禄贞等大批汉族留日士官生。清末政争，不仅有汉族大臣参与，更有满洲贵族充当主力，政争的任何一方，都有汉人参与支持。
  因此，清末政争早已超过满汉之争的范围。参与政争的各派均为清末预备立宪的实际主持者。载沣集团的主要人物都坚持立宪，如度支大臣载泽、民政大臣善耆与国内外立宪派关系密切。较受立宪派拥护的海军大臣载洵也与海外立宪派梁启超暗中往来，奕劻等人对立宪的态度和决心仍然未改变。论争双方的中心问题是自己一方在预备立宪中的地位，新内阁中的职位如何分配即为焦点。雷俊：《载沣集权政策与清末政争》，原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7月。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实质为权力的再分配，具体来说是对宪政改革领导权的争夺。因而将它视为单纯的满汉之争只会掩盖争斗的背后真相。在官僚体制内部，民族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或者只能说是表面矛盾。清末预备立宪进入摄政王主政时代后，载沣从实现中央集权目标出发，坚持既定的九年预备立宪期不可猝然改变，而许多立宪派官员和民间立宪人士则认为九年之期太长，要求在短期之内召开国会，成立立宪政体下的责任内阁。这一时期的政争是立宪急进与缓进之争的又一次大爆发。

当年笑帅

汉人兴，则满人亡

丰城人

汉人兴，则满人亡
当年笑帅 发表于 2010-11-6 21:51

    当年的袁大头在满清最后几年，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果光是南方的革命，光复的时间还要十年以上。

雪

就算是汉族大臣也都是满清侵略者的奴才，所谓汉族大臣之间的政治斗争不过是满清的奴才之间的斗争，他们不可能代表汉族利益。
只有推翻满清的集权统治之后，汉族人才可能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