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南海--南海争端中的国际法困境

护国大将军

作者：吴琪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46期封面

石油改变了亚洲国家对南海的“价值判断”。

中国舰艇在南海巡逻

李国强


　　发现并争夺这片海域的历史
　　复杂的南海
　　◎李鸿谷
　　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以夏威夷为起点，开始了她新一轮的亚洲之行。出行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介绍此行时特意指明：这是希拉里上任来“第六次”访问亚洲。这次为期两周的访问，“复杂、持续时间长”。两年不到的时间，6次亚洲之行。希拉里的行程，当然在注释着奥巴马立志要做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洋总统”的战略——如此背景下，观察南海问题，它的复杂程度将远超过预想。
　　建立南海问题的观察框架，我们必须回到“二战”结束后，重新被划分的国际格局。这个时期，相对清晰而明确地描述美国政府亚洲地理与军事政治上战略安排的是前国务卿杜勒斯，1951年，他提出“岛链”——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如此构成一个岛链(“第一岛链”)，在“冷战”时期封锁红色中国及苏联。在美苏对峙的“冷战”阶段，南海之于美国的价值，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艾玛纽尔·尤兹科告诉本刊：“自由航行权是美国在南海的主要利益。”
　　“岛链”的政治含意被丰富或者说被部分调整的机缘，来自“埃默里报告”——1968年，美国学者肯尼斯·埃默里与日本学者新野弘在中国东海与黄海进行了为期6周的地球物理勘测。这次联合了12位专家的考察，受到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赞助。其报告称：“在台湾岛与日本之间的这片海域，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产油区。”
　　石油，首先改变了亚洲国家对这一海域的“价值判断”。这中间尤其突出的是日本。由于新野弘是此次考察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国策建议“直接触动了日本抢占钓鱼岛和插手东海石油资源开发的敏感神经”。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刘锋如此分析。由东海往南往西呢？即使从美国人的观察来看，“在东南亚，日本比美国有更大的直接利益”。1971的《华盛顿邮报》由此有文分析：“(日本)正在为获得能源进行大量投资。一面在全世界寻找新油田，一面寻找浓缩铀的新来源以供应他们新生的原子能工业。”
　　南海的价值，在美苏对峙的政治格局里，就有了新的内容。
　　1969年4月，“埃默里报告”刊布，因对石油贮量的预测，直接引发周边地缘政治变动。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随即通过单方面立法主张“采矿区”，而日本当然明确宣示，“(这些主张)在国际法上无效力”。随后，日本亦加快与美国谈判，要求冲绳“回归”。与地缘政治变化相对应的另一种力量，不可小视。《石油战争》的作者威廉·恩道尔对本刊分析：“以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石油公司雪弗龙为代表的欧美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地区十分活跃。美孚公司从上世纪70年代‘越战’时期，就在南中国海钻探，还跟越南人佯称这里什么都没有。”有着更为先进技术，并且更为强悍的牟利冲动的石油公司的介入，石油公司所在国利益以及公司开发石油地区的国家利益混杂，南海开始更复杂化。
　　越南战争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同时随着中美建交，“美国不再反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新的均衡由此在重新建立中。不过，这时离“冷战”的结束尚待时日——在美国军队撤离越南后，苏联的地理学家和地球化学家很迅速地就与越南建立了合资企业，发现了包括九龙盆地白虎油田在内的两块油田。它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于是，美国人又想回到这里。”
　　之后，“冷战”虽然结束，但大国对南海的实际争夺其实一直在针锋相对，南海也因此成为各大公司、各国力量交叉渗透的区域。它的复杂性，不仅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导致的诸国主权要求重叠，不仅因为公司利益、国家利益对南海资源的争夺，还因为复杂的地域政治较量的因素。
　　由此，我们真应该重新来认识美丽而富饶的南海。■
　　南海争端中的国际法困境
　　“南沙有180多个岛，许多岛屿还存在主权争端。不同国家根据同一个岛划定200海里，就形成主权要求的重叠。所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既规范了国际海洋法秩序，同时也引起了新的主权要求重叠。针对这种情况，公约只提出以公平原则，相关国家协商加以解决，没有具体方案，等于没说。”
　　主笔◎吴琪   记者◎徐菁菁  俞力莎
　　南海圈地的催化剂
　　1984年，美国学者乔治·劳里亚特就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混战还是合作？》的文章。“‘海洋法’的规定本身已在亚洲引起了类似敌友之间的新争端，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声称的大陆架界限或划出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不会与其他国家所声称的造成冲突。”劳里亚特写道，“有些在20世纪50年代难以想象的冲突，仅由于‘海洋法’的规定而发生。”
　　劳里亚特文中的“海洋法”，即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45年，美国率先宣布其领海的管辖延伸至其大陆架，紧接着，众多国家宣布将领海延伸到12海里或200海里不等。面对传统“公海自由航行”受到的挑战，联合国从1958年开始召开多次会议，以拟定国际海洋法。1982年12月4日，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50多个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历时10年、11期会议后，终于在牙买加签订了公约，以国际法的方式界定了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这样一部以解决国际海洋权益争端为目的的法律，为何会成为劳里亚特眼中南海争端的催化剂？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有个基本原则就是以陆定海，它有很严格的规定，一个岛屿才是一个陆地，这个岛归你了，你才可以以这个岛为中心，以200海里为半径来主张周围海域的管辖权。这样粗算下来以后，大约是4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告诉本刊，“南沙有180多个岛，许多岛屿还存在主权争端。不同国家根据同一个岛划定200海里，就形成主权要求的重叠。所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既规范了国际海洋法秩序，同时也引起了新的主权要求重叠。针对这种情况，公约只提出以公平原则，相关国家协商加以解决，没有具体方案，等于没说。”
　　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在这场“蓝色圈地运动”中，东南亚相关各国提出的南海海域权利的主张出现了复杂的重叠。如马来西亚对越南占领的安波沙洲提出主权要求，在校尉礁归属问题上与菲律宾冲突，在南通礁问题上又与文莱冲突；而菲律宾则与越南在司令礁提出的要求重叠。“在南沙，中国主张的200万平方公里的版权面积，大概有150多万是重叠的。所谓南海问题的核心点就是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首先立足于先解决岛的问题，这些岛归谁，海域划界的前提是岛屿归属要确定。”李国强告诉本刊记者。
　　为了审查沿海国为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界限所提出的各种主张，便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执行，1997年联合国根据《公约》附件规定成立了大陆架界限委员会，2001年规定，凡是在1999年5月13日以前正式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都需要在10年内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大陆架外部界限主张案。去年5月，随着这一截止期限的到来，南海争端再次升温。越南不仅和马来西亚联合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还单独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两次“划界案”所附资料包括了2007、2008两年的专门调查报告，对海洋的水深测量、电磁力、万有引力和地震数据等在内的资料。为准备这些资料，越南不仅召集了众多官方和研究机构参与，还专门聘请了英国南安普顿的国家海洋学中心担任科技顾问。
　　但实际上，各国提交的划界案对解决争端的作用依然有限。“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沿海国提出的关于扩展到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主张和资料，向这些国家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意见，但是这些建议并不能够在实际上约束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限的具体划定。”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中国学院的洪农博士对本刊记者说。
　　李国强告诉本刊记者，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21位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会针对各个国家所提出的科学依据的审定，但同时它遵循一个意识原则：如果涉及有争议海域，对所有有争议国家所提的划界案不予审议。“越南提出划界案以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先后两次提出照会，指出他们涉及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管辖权和海洋权益，属于有争议的，根据海洋规则，我们反对把它列入审议的划界案里。在51个划界案里，越南的两个就停止了，没有予以审议。”“既然这些国家明知道这个议事规则，为什么还要提？我觉得有两条，一个是它努力寻求实现划界案，二是向国际社会进一步阐述在海洋权益上的主张，即使不审议，也能够表明立场。”
　　“国际上解决争端问题无非三个途径，一是外交途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第二个是军事途径，通过武力解决；第三个是通过国际法庭，通过第三方仲裁方式解决。”李国强说，“联合国只是规范了海洋秩序，给你设定了一些制度。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呢？公约告诉你，找国际海洋法庭解决。”
　　国际海洋法庭设在德国汉堡，旨在裁判因解释或实施《公约》所引起的争端。目前中国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发展研究所所长高之国正在担任国际海洋法庭大法官。但在李国强看来，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法律依据的方面未必能符合各国的实际国情，很难在仲裁中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因此“我们一直主张这是双边外交问题，需要双边外交谈判解决”。
　　公约之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它并不对全球所有国家具有约束力。李国强告诉本刊记者：“美国是较早倡议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但是最后由于国际海洋法新秩序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所以它最后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于是它就不承认公约规定的制度。美国觉得，如果你们沿海国都具有这个权利的话，那它的施展空间只有公海，公海对于它来讲，权益损失就比较大。”2009年3月8日：美军侦测船“无暇号”闯入中国在南海专属经济水域，遭5艘中国船包围。针对这一事件，“美国的逻辑是，它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所以专属经济区部分它视同为公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有国家在公海都享有6项自由：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建造国际海洋法所准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捕捞自由、科学研究自由。但从中国的立场看，“美国的测量船进入我们的专属经济区之内，我们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所以专属经济区我们有排他性的管辖权，所以你不可以进来，这就是和美国的争执点”。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现确实让南海争端国的行为方式从过去单纯的军事对抗转化为强化自我主张与进行多方合作，使得南海问题有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但是相比《公约》在其他地区扮演的积极角色，联合国在南海问题上实际没有太多发挥影响力的空间，依靠第三方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并不是亚洲国家所习惯的模式。”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的洪农博士说。
　　《共同开发南中国海资源》一书作者，美国著名海洋政策学者、鹦鹉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克·瓦伦西亚从1974年开始为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下属的东亚、东南亚地学计划协调委员会工作。在他看来，在南海具有相关利益的许多国家对资源开采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划界谈判的兴趣，而近年来的海域划界实践和判决都倾向于避免干扰已经长期存在的资源开发行动。当许多国家都在同一个地区有开采行动时，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就是大家来分享资源。他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这方面的作用主要是指导性的，指导争端各方达成作为其行为准则的共同宣言。”
　　南海周边的国家也正在为此努力。2002年中国和东盟各国已经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瓦伦西亚认为，《宣言》中的规范还有待完善。它强调：“争端各方应对自己的行动包括对无人居住岛礁的占领进行自我克制，以避免将纠纷扩大化、复杂化。它们应当同意通过谈判对争议地区做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以便管理和共享资源。它们还应当相互通报任何悬而未决的活动，包括在双方感兴趣的海域所举行的军事演习。而区域外势力则要鼓励争端国家遵守共同宣言。”■
　　(实习记者林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东南亚南海争端国颁布的法律文件及相关规定
　　越南
　　越南于1977年5月12日发表了《关于越南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声明》，宣布了其12海里的领海、12海里的毗连区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越南确定的领海基线为连接越南海岸线最突出点和沿岸各岛屿最外点的沿岸最低低潮线，其毗连区是与越南领海外部边线相连的宽度为12海里的海域，其专属经济区为从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其大陆架采用自然延伸原则确定，自然延伸不足200海里的，扩展到200海里。事实上，越南主张的大陆架范围，大部分在我国南海传统海疆线内，而它宣布的专属经济区，很大部分也属于有争议的水域。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于1969年发布的第7号紧急法令规定领海宽度为12海里，测算领海宽度采用直线基线。它与文莱在海上的分界线是按照等距离原则划定的。1969年10月27日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在吉隆坡签订了两国之间大陆架划界协定，并于1969年11月7日生效。该划界的东段包括了南沙群岛海域从安波沙洲、柏礁、南海礁、簸箕礁、榆亚暗沙、司令礁、校尉暗沙、南乐暗沙到都护暗沙一线以南的广大区域，油气资源蕴藏丰富的曾母暗沙盆地和文莱沙巴盆地都被划入马来西亚的大陆架。1980年4月，马来西亚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建立“从领海基线起扩展至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它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外部界限基本上是一致的。
　　菲律宾
　　菲律宾的领海是在群岛最外缘各岛和干礁最外缘各点上选取80个点作为领海基点，连接这些点的80段直线构成了其领海基线，这样，菲律宾的领海最宽处达270英里，最窄处则不足2英里。1978年6月11日在《菲律宾第1599号总统法命》宣布设立专属经济区，规定该专属经济区应从测算领海基线量起，向外扩展至200海里的距离。该专属经济区的外部界限，侵入了我国的“九段线”以内。
　　文莱
　　文莱直到1984年才摆脱英国殖民地地位，成为独立国家，其海洋立法深受英国影响。文莱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在《1982年文莱渔业法案》中予以宣布的。它要求的专属经济区伸延至我国“九段线”内，并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要求相互重叠。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政府于1960年2月18日颁布了《印度尼西亚第四号法令》，其中规定“印度印尼西亚的领海是一条宽为12海里的海水带”。此项法令还明确规定了关于海上划界的中间线原则。1980年3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建立从领海基线向外量200海里为专属经济区，主张大陆架从群岛基线量起，至少应扩展到200海里，在200海里距离内可以不考虑海底的地质、地貌特征。印度尼西亚所划的大陆架边的范围伸延至我国“九段线”内，虽然未对南海诸岛的岛礁构成威胁，但其专属经济区水域与我国传统海疆线内水域重叠。　(俞力莎)
　　(资料来源：高伟浓：《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法实践》，见《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2期；李金明：《21世纪南海主权研究的新动向》，见《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1期，《南海主权争端的现状》，见《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暴雨台风令潭门许多渔船冲毁，渔民们开始修补渔船

苏承芬

潭门渔民的绝活，潜水捕鱼


　　风雨下的潭门港：在南中国海打鱼
　　潭门是海南岛距离西沙和南沙最近的港口之一，距离偏远的南沙不过500多公里，熟悉海路的船长，驾驶着20多吨的小帆船，只需要两天两夜就能够到达南沙的岛屿和礁石。因为地理优势，潭门渔民很早就不在近海捕鱼，而是选择了在西沙、南沙为渔场。他们的经历，是南海现实的一种写照。
　　主笔◎王恺   摄影◎张雷
　　接连几天的阴雨，让琼海市的潭门镇沉浸在水气中，港口就像睡起了午觉——75岁的经验丰富的船长苏承芬看看天上的云，告诉我们，至少还得3天才能行船出海。
　　离港口最近的海面，卷起了两三米高的暗绿色海浪，而远处在我们目力之外的西沙和南沙，据老船长说是七八米高的浪头，潭门镇两三百吨的捕鱼船，去那里没有回旋余地。
　　潭门在中国的渔港中显然是特例，他们很早就不在近海捕鱼，而是选择了下南洋之路。几个世纪前，潭门渔民就靠帆船漂流出海，驾着只有今天渔船1/10大小的小船，闯荡西沙和南沙。因为捕鲜鱼获益不大，索性下南洋，将珍稀海产晒干出售。渔港小铺里，爱喝红茶和咖啡的人们，延续了那个年代的习惯。
　　这种不在近海捕捞的习惯一直到1955年才终止。由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南海捕捞一直在1985年后才开放，不过，此时潭门村的渔民再次前往南海诸岛的时候才发现，不少岛屿都已经有了各国驻军。从此，捕鱼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话，风险除了台风，还多了如何避免各国部队的侵扰。
　　潭门渔民们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们坦然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在渔民们看来，打鱼就是一种生计，苦难和风险，不过是这种生计的组成部分而已。
　　寻找“更路簿”
　　发达的渔民后代们搬到镇里，沿海盖起了两层小楼，可是老渔民还不肯放弃不知道修建于何年月的老屋子。90岁的老渔民王诗好就坐在自家门槛上，脚掌扁平，脚指头张开，简直像蟹足。陪同我去的村里人解释，老渔民驾驶帆船，手脚并用是习惯，多年下来就成这样了。
　　没想到，王诗好写得一手好字，手抄本“更路簿”上面的字迹清晰有劲道，是他82岁时抄写的。在海图传到这里前，潭门的渔民们始终靠代代抄写的“更路簿”航行，所谓“更”，是指角度，360度的方位被划分为24更，而“路”则是里程，从西沙某礁石到南沙某礁石，怎么行走，全靠这文字记载。这还不是“更路簿”的全部，粗粗翻阅，里面记载着某片海域的岛屿和礁石的形状、大小，还有每个月份的水流速度和流向，是此地渔民独具的航海小百科。
　　很难想象潭门的渔民多年以来就靠这个航海，可是确实如此。在镇渔业协会的办公室里，会长麦邦奋告诉我，1940年，潭门有了第一张航海地图，是他父亲在新加坡买的“英国绘制的航海图”。
　　可是，航海图并没有取代“更路簿”，王诗好告诉我们，凭借他家祖传的那本小簿子和罗盘，他当了30多年的水手，其中20多年是船长。“不仅是西沙到南沙，整个海南岛周围的海面我都去过，包括琼州海峡。里面几月份水流是什么样，有多少暗沙，全知道，而且都加在我的簿子里面了。”也就是说，“更路簿”没有定本，每家渔民都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再添加到其中，最后形成了潭门渔民的航海经。一直到航海地图传入多年后，许多船长还是靠“更路簿”外加罗盘航海。
　　苏承芬是整个潭门镇公认的好船长。“看‘更路簿’和海图，看罗盘，包括能辨别方向，是当好船长的三个必须条件。”13岁就上船的苏承芬20岁就当上船长，当年之所以能成为潭门人公认的好船长，在1985年派遣他带领4艘渔船去南沙“探途”，就因为海路辨别得清楚，从潭门到西沙群岛，再从西沙到南沙群岛，对暗礁、风向、流速，包括风暴何时来临都有自己的判断。潭门至南沙，最短的航线也要50小时左右，还要看航速。
　　在潭门，包括没怎么上过学的船长，抄起“更路簿”来，人人都认真。苏承芬这本，比起王诗好那本抄于2002年的本子更古老，具体抄写的年份不记得了，不过本子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产的，发黄的纸面，还记载了历次分配收入情况——1980年，一次航海就收入过千。他笑着说：“拿命换回来的。”
　　渔民也没想到“更路簿”还是文物，都是抄完新的，把老的扔了。当琼海市档案部门开始搜集解放前的“更路簿”的时候，都没收藏到。目前只有广东省博物馆有若干本解放前的老“更路簿”，研究者证实，最早的“更路簿”传自明代。
　　即便是今天，潭门的土地贫瘠也是一望而知的，每户人家的土地只有两分，航海成为唯一的选择。苏承芬说自己1948年上船，当时的目的地，就是南洋。“行船海上，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参和公螺，我们也叫马蹄螺的，在船上或者礁盘上晒干，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换煤油、布和轮胎回来。”捕鱼是不赚钱的，再好的鱼，也都自己吃了，那是那个年代的经济选择。潭门也有不少人去了南洋定居，麦邦奋的爸爸到了新加坡后，就没有回国。
　　在卫星导航系统、航海地图和天气预报体系已经整体安装上渔船的时候，“更路簿”就只能放置起来。不过潭门人还有一项引以为荣的绝技延续下来：潜水捕捞。麦邦奋有点自豪地提及这一点：“广东沿海也有下南沙捕捞的，不过他们是垂钓；更多的人是网捕，只有我们潭门人，潜水潜了几百年，早年只有两片玻璃做潜水镜，那时候能潜15米，现在有了氧气瓶，可以潜30米。”
　　上了渔民的大船，潭门的大渔船是200吨左右的，因为潜水捕捞的方式，所以大船上至少装载了五六只小艇。到了西沙和南沙，大船放下小艇，小艇再放下潜水的船员。在船上看不到渔网，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捕捞方式。
　　时间流逝，潭门渔民的打鱼方式没有改变，捕捞的海产品倒是有了巨大变化：“过去看见鱼虾是不抓的，因为不值钱，主要是捞海参和贝类。现在不行了，没那么多海参，开始捕捞苏眉和龙虾，包括红头鱼。野生的值钱，两斤上下的苏眉，在三亚能卖到1000多元。”有趣的是，在香港售价很高的石斑鱼反而价钱一般，“因为养殖的越来越多，我们捕捞的卖不出价钱”。
　　在渔船上看见了全套潜水装备，脚蹼、护目镜和长长的气管，一应俱全。不过，潭门渔民和专业潜水队员比起来，还是有缺陷，他们的保护意识差了很多。麦邦奋说：每次出海，总有人为了捞一条鱼，或者一只龙虾，一下子深潜到了40米，超越了潜水极限。压力过大，潜水病就成为这里的常见病。“每年总有四五起渔民死亡事件，或者被外国军队枪杀，或者是因为潜水过深而死亡。”潭门的渔民总数也就4000人左右，因为台风等恶劣天气而死亡的人还不包括在内，渔民的死亡率非常高。
　　我们由浪漫的想象被拉回了现实，在南海打鱼，究竟有哪些风险？
　　中断30年的探途之旅
　　符明喜大概是整个潭门唯一会晕船的渔民了。他说他每次出海都晕船，18岁上船，到了22岁还没有克服，“吐得死去活来”。后来索性上岸，开了家渔民的工具店。而他说，离开海洋的另一个原因，是太不安全，他没有经历过1955年之前在南沙自由自在捕鱼的状态，第一次出海，是1997年，刚到南沙，就遇见了越南守礁盘的部队索取贿赂，“用小镜子反射阳光，一闪一闪，我们明白意思了，靠拢过去送了烟酒，被允许在那礁盘打两天的鱼”。
　　更多的不安全，包括对渔民射击，被抓进监狱、被殴打、被抢劫，在潭门镇的渔民中，这不是新鲜事，甚至是他们必须应对的生存现实。
　　而这些风险，对于参加1985年的“南海探途”的那些老渔民来说，闻所未闻，在他们心目中，南沙就是他们从小闯荡的自由王国。苏承芬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台风，我本来以为，只有台风才会要人的命。”他说他最惨痛的经历，是一次船漏了，在海面上和台风搏斗了三天三夜，用衣服包沙子堵在漏洞里，最终停在西沙的一个小岛上，才保住了自己的命。
　　1955年，国内政治局势紧张使南沙捕捞陡然中断，西沙捕捞还被允许，可是南沙是禁地。苏承芬说，那是不太平的年代，甚至西沙也常有风云变幻。“我们80多人就被抓去3天。”老苏记不清楚具体年份，“我们被抓到蚬港，没受虐待。大家都传说，是毛主席命令越南人，不能让我们受一点委屈，胖一斤瘦一斤都不行。可是回来的路上遇见台风，结果，硬是走了13天才回到家里。”还是瘦了不少。当年的西沙工委也控制渔民随意作业，遇见渔民远航，一定要阻止。
　　相比起西沙，南沙则更是未知之地。“到了1980年，事情有了转机，经济放开了，西沙的鱼我们打捞得差不多了，想找新的渔场，潭门人都想到了南沙。加上去过南沙的老船长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潭门人重新开发南沙渔场，1985年，叫我带队，去南沙探途，目的就是把航线和渔场重新挖掘出来。”
　　苏承芬说得轻巧，可是，南沙的恢复渔船作业真的这么简单？79岁的许书林，是潭门镇的一位老公社干部，也是1984年去北京向农牧渔业部汇报恢复南沙渔场作业的人，老人满口银牙，身体非常好。他向我解释，事情还真简单：“多年不允许我们去南沙渔场作业，1984年，因为西沙资源少了很多，我们开始向上面写信，包括给广东省的农牧渔业局，过了几个月，他们带着我和琼海县的一位干部上北京反映情况。到部里，干部们告诉我，农牧渔业部从来没有禁止过我们去南沙。”
　　“一共下拨了80万元的经费给广东农牧渔业局，结果给我们一半，被广东台山拿去一半。”许书林对于1985年初的航海探途印象清晰，费用主要用于船行所需的柴油，包括对讲机等装备。
　　一直到今天，去南沙捕捞还是奉行严格的登记制度，要先到渔业协会开单，然后去边防检查站记录在案，路过西沙的时候，还需要在西沙工委再盖个章，这是为了安全。
　　而参加1985年探途的苏承芬记得，当年的安全措施更是严格：“每个上船的渔民都要审查出身，每条大船要带着对讲机，每隔一小时，就要汇报一次。”因为当时的西沙工委，包括国家各部委，对南沙的真实情况都不了解，渔民的“探途之旅”名副其实。苏承芬的大船走在最前面，一共4条大船组成船队，因为他航海技术最好。“从西沙的浪花礁出发，走了两天两夜，到了南沙的奈罗谷礁。”100多人的队员中，包括老苏在内，只有4人去过南沙，4人的共同感慨是，今昔两重天。
　　南沙岛屿中，最大的太平岛现在被国民党士兵占领。麦邦奋说，这个潭门人很清楚，1945年，国民党军队上岛时，不少潭门渔民都在场。“当时的军舰叫‘伏波号’。岛上情况很恶劣，我们还种了几棵椰子树。”
　　当年除了太平岛有驻军，其他岛屿都是空白，可是1985年，他们统计下来，越南军队占据了20多个岛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各自占领了几个，而我方尚未占据一个。苏承芬说，南海的探途中，遇见了大量携带着枪支的菲律宾小渔船，也遇到了越南几千吨的军舰载着士兵换防，还碰到了马来西亚的石油探测船。最危险的一次，还有菲律宾渔船对我们开火。苏承芬还记得：“幸亏是晚上，我们赶紧把灯灭掉，摸黑开出礁盘外，那就是靠船长的经验了。”
　　尽管危险重重，可是，那次收获也出乎意料，时隔近30年，苏承芬还记得：“捞起来的全部是海参，一堆堆的，又肥又厚。菲律宾人和越南人都是靠网捕，技术不如我们。这些海参在海底过了30年的安静日子。”边说边露出满口的白牙，也许是因为皮肤黑，牙齿更显得白。
　　伴随着危险的生计
　　因为不能出海，多数潭门船员们都闷坐在镇上的小饭馆里喝酒聊天。坐在边上，听他们谈论柴油涨价，鱼越来越少，还有谁家盖新楼了，一片轻松话题。好奇地追问，谁给越南士兵占领的岛屿上送过礼，俗话叫“拜山”？结果一片笑声，几乎所有船老板都去越南和菲律宾占领的岛屿上“拜过山”。
　　丁之平也是参加过1985年“探途之旅”的船员，他说，25年过去了，他拜过的“山头”不下几百个。“规矩是这样的，到了南沙，往往岛屿或者礁石附近的海面收获更大，肯定要靠，可是一靠近，对方军队就有反应了，远远地，你就得把国旗降下来，挂上白衬衫之类的。船头和船尾各站一个人挥手，岛上的各国军队得明白你没有恶意。”到了岛上，给士兵和军官们一点礼品，他会同意你在附近的海面打捞两三天，没有一定之规。
　　“从前送的只是烟酒，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去的时候还很简单。有的礁盘上甚至没有房子，只搭了个棚子当堡垒，有时还请进去坐坐，算客气。可是到了90年代后期，鱼越来越少，我们越靠越近，他们的要求也就水涨船高了：先是一二百元人民币，后来是金子，一个金戒指，打捞3天。如果能捞到一条苏眉，那也划算，不过这属于偶然性。我们现在都说，苏眉也不值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不能保证每天捞到，捞到完全是意外之财，意外之财值钱吗？”
　　丁之平有自己的船，所以，要对船员的安全负责，包括遇见事故时的赔偿。“如果总能顺利拜山就好了，问题是，一拨换防了，谁也不知道下一拨是什么想法。”他说，2002年，他带着船员去南沙火艾礁附近捕捞，不知从哪座礁石上飞来了子弹。“我们那个船老大一下子从船桅上掉下来了，我以为他受伤了，冲过去一看舒了口气，是他自己跳下来的。结果这口气没完，另一个船员被打中了，子弹从肩膀这里进去，从脖子后面出来，当时就躺倒了。”吓坏了的丁之平说他一边开船逃走，一边用卫星电话联系潭门的渔业协会。
　　麦邦奋还记得，那天丁之平的声音在电话里发抖。“其实船长胆子都大，可是碰到这种要命的事情还是害怕的。当时我就问，能不能冲到西沙永兴岛？到了那里，有我们部队医院，治疗了再说。”到了西沙简单治疗后，麦邦奋联系好的南海救助队的直升机已经在那里了，把受伤船员接往陵水机场，直接送往陆地医院抢救。
　　这名船员后来抢救了过来，却落下终生残疾。丁之平赔偿了20多万元，此次航行以亏本告终。这笔费用中还不包括出动直升机、部队医院抢救的费用。麦邦奋说：部队和南海救助队都属于义务帮助，出动直升机，一次费用就需要8万元，不是船主能负担的，所以必须要靠潭门渔业协会的协调。“我们非常慎重，只有人命关天的大事情，才会请求帮助。”
　　也许是风浪经多了。丁之平说到这些风波，一如既往的满面笑容：“都是生计，没办法，我除了开船也不会别的。”
　　还有一次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船开久了，很能判明各国军队的风格，比如越南人比较贪；菲律宾人比较狠，常常军舰就出来了，我们渔船的速度比不上他们的速度，常有被抓上岸，投进监狱的事情。不过最可恨的是马来西亚军队，我们一靠近，他们就开着军舰围堵过来，抓住我们就打，一群人打一个，说什么我们听不懂。后来有一次，有个说广东白话的翻译在船上，他向我解释，他们是害怕中国人有功夫，会反抗，所以一上来就打。”
　　就是那次，因为被几个马来西亚士兵围着打，丁之平说他从十几米高的船上跳下了海里，没多久又被捞上来了，“他们把我们的船拴在军舰后面，往他们海岸线开，心里真害怕，走了两小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绳子断了，我们赶紧往回开船，他们也没追”。
　　海上的风波险恶，丁之平了解甚深，可是这没能阻止他前往南沙。“南沙的渔场是最好的，我们在那里一次，至少能赚上几万块。西沙相比之下就贫瘠多了。”而船长的天职，在他看来，就是寻找最好的渔场。
　　一个渔民与变幻的国际风云
　　陈则波看上去比丁之平还要轻松，边说边笑，他是饭馆里唯一进过菲律宾监狱的人。“是1995年3月的事情，南沙海面的外国船很多，那天开过两艘菲律宾渔船。我们虽然害怕军队，但说句实在话，各国的渔民之间相处非常好。越南和菲律宾的渔船都比中国船小，他们渔民也明显比我们穷困，我们还经常周济他们，常给他们一些粮食、酒，包括铁锯条什么的，有时候他们也给我们一些大海龟、淡水。大海上飘着，大家都是同样的活路，我12岁上船，今年43岁，和外国渔民没有过矛盾。”
　　他说，那天两艘菲律宾船靠近，开始还以为是渔民过来要东西，可是没想到，靠近的船上面挂着国旗，是军警船，旁边的一艘大舰上，更是有机关枪炮，结果中国的几艘渔船被裹挟进了菲律宾的巴拉望岛，随后到了马尼拉港。港口一堆记者，因为对方声称中国渔民越界，所以被抓进菲监狱准备判刑。“我们语言不通，那些记者问来问去也问不出什么，拖了若干天后，终于被投进了监狱。”
　　“中国大使馆的人很快来了，帮我们请华侨照顾我们，尤其是饮食，菲律宾监狱里吃饭是一人一盘，没有刀叉和筷子，也让我们用手抓，我们哪里吃得惯？还是华侨好，捐款的、帮忙的都有。关了3个月才被放回来。”中间还经过了开庭审判，想让渔民承认非法入境，可是陈则波说：“我们最基本的觉悟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南沙打鱼，不存在什么非法入境的问题。”
　　事实上，凡是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南海的潭门渔民就能感受到：军舰多了，风险也增加了不少。
　　麦邦奋说，虽然害怕，但是潭门的渔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接受一种观念，就是渔民去南沙出海捕鱼，是最廉价的、最基本的保护祖国海域的办法。政府也是在90年代开始给予渔民补贴，每艘船按照出海时间和马力大小，补助一定的费用，包括柴油费和出海费，算总账，基本能占到总成本的1/4。
　　这种做法，南海上的各国渔船都在奉行。以越南为最盛，越南渔船出海，全部柴油费用都由国家补贴，渔民的孩子上学看病完全免费，近几年，越南的渔船越来越多。
　　陈则波说自己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可是普通话比起很多人要好。旁边的丁之平解释：“那是你和我们军队的交道打得多。”
　　陈则波说他会按时上我军驻守南沙的8个小岛。“偶然的机会大家熟悉起来，我上岛礁去讨淡水和药品，送他们鱼感谢，一来二去就熟悉了。结果每次我路过都上去，到过永暑礁，那座礁石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那里本来不能住人，是我们的军队运上去水泥，硬是造出一个人工岛来，在礁上还吃过蔬菜，是解放军用补给船上运来的土堆了个小菜园，成了人工菜圃。”
　　陈则波最自豪的，是陪着中央民族大学来南沙考古的教授王恒杰，上南沙去过各国占领的许多岛，他还去过曾母暗沙。这是连苏承芬这种老船长都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是一片灰绿色的海面，现在靠经纬度很清晰就能分辨，沙在水面下。有时候去那里，我们会拿出酒来祭天，也祭那里的曾母娘娘，她是南海的守护神”。
　　麦邦奋告诉我，去过曾母暗沙的渔民不多，因为遥远，而且礁石多，比较危险。“老祖宗把疆界定在那里，为什么在那里，我们也不明白，但就是那里了。”对于祖国的疆界，一般渔民有着天然开朗的心态。
　　在渔业协会看到的地图上显示，目前南沙的岛屿和礁石中，越南占据22个，菲律宾占据9个，马来西亚占据5个，中国驻扎的有8个。
　　潭门镇的分配结构
　　渔民一般的生活，绝对不像想象中浪漫。陈则波有两艘船，一艘有300吨，算是大船了，可是船舱要分配出淡水舱和鱼舱的空间，上去看，发现船员们的船舱小得可怜。“在船上谁都不管谁，横七竖八睡下来了。到了船上，男人不穿衣服，随便得很。”因为苦，也因为船上都是男人不太方便，所以潭门的女人至今不上船，她们在岸上等着自己的家人回来，恍如几百年前的场景。
　　出海周期一般是一个月。“现在鱼越来越少，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挣回成本。国家补贴不多，不过要是不算补贴，往往柴油费就抵消了出海的收入。”陈则波和麦邦奋详细地给我算账，一艘渔船出海一次的航海收入大约有10万元左右，船员分六成，船主拿四成，这样一来，船主的收入刨去成本还真不算高。陈则波说他也觉得没意思，可是潭门人除了捕鱼，还真没有其他一技之长。他说：“我们就像农民，除了种地不会干别的，海就是我们的土地。”
　　甚至连卖鱼的活，都被一些外来船主垄断，“他们不会潜水，只管跟着我们出海，我们捕到了鱼他们立刻收购，然后去卖。80年代是卖到香港，那时候石斑、苏眉都值钱，现在是卖到三亚。”三亚富裕了，多贵重的鱼都卖得出手。
　　所以船主最期待的，是国家补贴增加，“那样才有钱赚”。
　　船主和船员的关系并不固定。麦邦奋解释：“他们像是合作关系，所以最后的收获也分成。”船主要想收获多，一定要找到好船员，可是好的船员除了分红，还需要一定的定金，有时候还需要船主额外负担一些费用。现在船员中有很多外地人，风险也大了些，麦邦奋说：“我们协会这两年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法律问题，船员出了事，怎么赔偿？双方没有合同，最后基本上都是靠我们一一说服的。”
　　赔偿非常低，一个船员因为台风死亡，可能船主只赔偿几十万元，麦邦奋经常被别人骂，说他只保护船主。“其实我不是在保护船主，而是保护渔业。你想想，台风死亡事件里面，往往船主的船也没救了，船主赔偿完常常倾家荡产。”潭门有不少船主后来放弃了船，开始给别人打工，因为那倒旱涝保收。
　　正说着，船上有卫星电话打到了渔民协会，麦邦奋接到两个不好的消息。一是一艘船因为台风无法回来，只能停靠西沙，结果船上的几十吨红头鱼，这种在海南本地能卖到60元一斤的鲜鱼全部死亡，亏损几万元。另一个是，某船员下潜过深，得了潜水病，血管被堵塞，需要麦邦奋联系西沙的医院抢救，包括到琼海上岸后的抢救工作。“我68岁了，一身病，还在干这个活，一个月工资才1000元，所以我常说，乜官都有人抢，就是这个会长的位置没有人要。”麦邦奋感叹说。
　　68岁的麦邦奋确实是个人才，1.80米的身高，站起来像个黑塔，说起道理来，头头是道。他的另一项日常工作是维护和军队、南海救助队以及海南各大医院的关系。“为什么要一次次帮助我们？不嫌渔民麻烦？不靠利益关系，有时候真得只能靠沟通。”船主、政府、船员各方利益，需要靠协会来平衡，不能偏废一方。他说：“协会的存在就是靠他们，每条船每年要出1000元，协会的费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然得让他们看见我们存在的价值。”
　　潭门本没有渔业协会，90年代不断发生的各国抓捕中国渔民事件催生了此协会。作为首任会长，要对付的是各种谈判。“渔业补贴就是我争取来的，每次中央或者省委有领导下来，我就争着去发言，主题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渔业是保护祖国海域的最廉价最有效的办法。”渔业还不能过于兴旺，“潭门现在有4000个渔民，可是就这点渔业已经让南沙快被捕捞干净了，现在的渔船，出海回来收入越来越低”。
　　在潭门镇的商店闲逛，经常看见柜台里有明清的瓷器出售，这是明的；暗的则是国家禁止捕捞的海龟等保护动物也在贩卖。麦邦奋说：“海龟越来越热门，很多有钱人买了挂在家里，说是可以镇邪消灾，亏本的船总在为自己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苏承芬说：“最高兴的，是自己一辈子平平淡淡活过来了，自古行船半条命。活着就很了不起了。”他这辈子，在普通人眼中还真是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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