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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说过,根据神的安排,人类社会被分为金子做的人、银子作的人、铜做的人、铁做的人这四个等级,每个人出生前,神已经确定好分别属于哪一个等级。柏拉图坚持,谁敢反对神甚至否定神的存在,一定要好好教训他,让他匍匐在神的脚下,如果屡教不改,就将他从肉体上消灭。
这就是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不是什么主张民主的人,一个推崇等级制,一个主张专制----至少是思想文化上的专制。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善,是“一切事物的目的”,那么,什么是最高的善呢?“即另一个个人的目的和一个国家的目的是相同的,国家的目的似乎无论如何乃是更伟大更完全的东西,值得去取得和保存;虽则仅仅为了一个人去取得这个目的,也是值得的,但为一个民族或许多城邦去获取它,则是更好更神圣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研究所追求的目的,因为这是一种政治的科学----在这个词的一种意义上说。”如何获取善呢?靠人的美德。如何获取美德呢?“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乃是以居间者为目的的。……美德方面亦复如此;由于戒绝寻欢取乐,我们成为有节制的,又正是我们已变成有节制的,我们才能够戒绝寻欢取乐;同样的,在勇敢方面亦复如此;由于养成蔑视可怕事务,和在他们面前绝不退缩的习惯,我们就变成勇敢的,同时也正是我们已变成勇敢时,我们才最能正视它们。……”这就是说,为了实现善----国家利益这个最高目标,个人必须修德;而修德,则必须通过节欲,以实现中庸。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话,倒是与孔孟学说差不多,与程朱理学很接近,对不对?
这么看来,以古希腊三大贤人的学说作为民主的源头,并不靠谱。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古希腊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苏格拉底本人的肉体,就是被雅典人以非常“民主”的形式予以消灭的。
有人说,雅典是一个民主国家,实施了完满的民主政治。
雅典是不是国家?有专家有意无意地说雅典是一个国家,有专家认定雅典是一个国家,但是雅典人从没说自己是一个国家,而且连政治、政治家的概念也没有,更没有民主国家的所谓“政党”。就雅典那么几个村庄组成的联合体,怎么说也更像一个部落联盟。
我们知道,雅典是4个伊奥尼亚的部落组成的一个联合体。由于严格的世世代代内部通婚,这4个部落实际上成了一个血缘关系紧密的大家族,凝聚力超强。雅典的所谓政治,实际上就是家族内部事务。处理家族内部事务,最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碗水端平。所以,雅典的大事,是召开公民大会决定的,尽管没有扩音器和高音喇叭,由4个部落轮流主持,每10天一次的6000人公民大会召开不误; 4个部落改组为10个部落之后,每个部落产生一名带兵的将军,于是雅典有10名司令官;在各部落平均分配指标、部落内部抽签产生的“人大代表”,轮流主持政务;具体工作,诸如城管局长、交通局长之类,也是抽签决定,谁抽上谁干。雅典的“国家元首”,也是抽选出来的,而且每个人只能干一天,真是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大民主。
抛开雅典曾经出现过的独裁者和贵族政治时期不谈,雅典的政治,说到底,就是人人平等,人人有发言权,人人有表决权,人人有均等机会行使执法权。
如果因此就说雅典的政治体制有多先进,也是不靠谱的。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日耳曼人的村庄“政治制度”。
日耳曼人入主整个西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执行自己的“会议制度”或者“议会制度”,“这种大会由定居于各个地区的一切自由人组成;所有这些人不仅有权参加而且必须参加会议”;“人们在会议中讨论一切问题、一切参加会议的人所共同关心的事。”“在大会上,它们不仅执行法律,不仅商议共同的事物......”
有日耳曼“法律”规定:“每个百家村应按照古代习惯在伯爵(或其使节)和百家村村长面前召开大会。”“任何一个自由人如果忘了参加会议,不到伯爵或他的代表或百家村村长面前来,则罚款十五个索利图斯。任何人,不论是公爵或伯爵的封臣还是其他人,都不应忘记参加会议,以便穷人能提出他们的诉讼案件。”
一切事情都由全体人员来共同商议、共同执法,日耳曼人是不是与雅典是民主一个样?
可是这样的民主,只有有钱又有闲的人,才消受得起。
啥事都开会,必然在大多数时间讨论的大多数问题,和大多数与会者无关,那么,大多数人岂不成了“打酱油的”!穷人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尽管雅典公民只要到会就可以领到一笔“会议津贴”,但是,在农忙季节怎么办?因此,十天左右一次的雅典公民大会,常常是多数人缺席,这个说 “我家的麦子要收割了”,那个说“我家的地要上肥了”,呆在家自个儿忙乎着。
日耳曼人开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事不知怎么让国王知道了,虔诚者路易立即做出重要批示:“关于代理主教和百家村村长,他们多半出于贪财而主要不是为了执法,常常召开议会,从而扰民太甚。”“关于自由人应出席的地方议会,必须遵守我们神父的法令,即一年只应召开三次大会,除被告或起诉人或被传来作证的人而外,不得强迫任何人出席。关于应由百家村村长召开的其他议会,除辩护人、法官和作证的人以外,不得召集任何人出席。”此后,日耳曼人的议会先是变成贵族会议,最后成了国王自家的会议。
日耳曼人的祖先是如此,我们中国人的远祖也是如此。
尧、舜、禹都没将大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尧、舜、禹的王位的更迭,是通过选举制加禅让制实现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民主集中制的结果。“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古者舜耕厉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他们登上宝座之后,依然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一点特殊化的味道:“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如果我们阅读一下井田制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组织的资料,就会发现,雅典、斯巴达,和中国乡党级别的宗族性区域组织十分类似。比如《诗经.豳风.七月》告诉我们,广大中国“村民”同劳动同祭祖,一同在家族公堂聚会议事,一派和谐气象。所不同的是,中国大地之上有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古希腊的部落各自为政,所以雅典、斯巴达像一个“国家”。直到汉朝,宗族首领“三老”依然被政府所承认,并列入地方政府的议事机构。
起初,蒙古帝国也很民主。铁木真当上成吉思汗,是大家推举的。自此,蒙古帝国被公认为成吉思汗家族共有的财产。成吉思汗逝世后,好长一段时间,大汗的位置,都是通过召开民主的库里台大会选举产生的。为了民主,常常发生大汗位置悬空几年的现象,年把两年没有大汗正常不过。诸长子西征时,正是因为长子们急着回去参加这个库里台大会,才使得欧洲没有被蒙古大军彻底扫平。直到忽必烈以武力夺取龙椅之后,大家才不再谈民主了。按照某些专家的理论,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帝国政治,毫无疑问,应该位居“高级贵族(成吉思汗家族成员)民主制度”的行列了。
众所周知,在人类远古时期,在原始部落里,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部落首领和军事首领都是选举产生的;在这个世界众多的未开化的地区,至今仍是如此。
最重要的,立法权、执法权由德才兼备者来掌握,民主政治才会是光明的、科学的、可靠的。
雅典的官员,包括500人议事会成员、公民大会主席、陪审法庭成员、具体的执法者,全都是抽签产生的,不管是阿猫阿狗,有才无才,只要抽签抽上了,就可以沐猴而冠,行使执法权。这样的民主政治,难道不可怕么!
如果你阅读过苏格拉底被审判时的发言,如果你思考过为什么苏格拉底被他们判处死刑,为什么柏拉图不得不流浪江湖避难,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得不逃离雅典,你一定会觉得,雅典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原始的、愚昧野蛮的民主。
同样重要的,在某种宗教统治下的民主,也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可怕的。
我们知道,雅典是一个宗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雅典的4部落、10部落,都是按照祠堂建立起来的,都是有自己的专职的世袭的祭师的;雅典的宏伟建筑,全都是祭祀场所,无一例外地拥有专职祭师,所有这些祭师,均为当然的高级“公务员”。部落治下的三一区、德谟的领导,是否享受薪水不得而知,但无一例外的是该地盘的宗教领袖。
在任何事情通过开会来决定,而且任何会议都由这些人来召集,会前必须举行宗教仪式的希腊,在公民基本是文盲半文盲的希腊,这些祭师、“半”祭师们自然成了左右民意的绝对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企图引进“新神”的苏格拉底,不被处死才怪。
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就是惟有最具实权的、最关键的岗位十司令官,是由公民大会举手选出来的(其他职务一般是抽签产生);惟有这个职务可连选连任;惟有这一职务,老百姓打死也不会干的,因为惟有这个职位是没有工资白干的。穷人不干,只能委屈有钱人了。有钱人伯利克里在这个岗位上,默默奉献了多年。
有人说斯巴达独裁专制,雅典比斯巴达更民主、更先进,在我看来,纯属胡言乱语。
斯巴达,说起来有两个世袭“王”,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两个部落的首领。部落首领世袭,是原始部落普遍现象,并不奇怪。这两个“王”,没有自己的王宫,没有自己专门的办事机构,一天三餐与臣民们同吃大锅饭;战利品,特别是最宝贵的土地,也是与广大臣民平分;唯一的特权,就是给臣民当裁判员,战争时期当指挥员。这么大公无私的独裁国王,到哪找去?有这样的独裁国王,应该是百姓的福气。更何况,斯巴达还有5名监察官、30人的长老议事会(含二王)、公民议事会,真有什么大事,两名国王也是与大家商议后才做出决策的。如果一定要说斯巴达是君主政治、独裁政体,也太不讲理了。
在认真考察希腊大陆整体的“政治体制”之后,中外专家无不认为,此时希腊各个“城邦”,大抵就是雅典、斯巴达这两种模式和水平。
雅典一再出现独裁者的事实证明,古希腊此时正处于由原始民主制向君主独裁制转型期。有知识的希腊人苏格拉底、柏拉图支持专制制度;当希腊人亚历山大用君主独裁制,将“希腊文明”推广到亚洲非洲之后,“君主政体随之成为希腊世界的主要政府形式,君王统治者备受推崇。哲学家成为希腊化时代各宫廷的座上宾,而且大部分的哲学流派纷纷以王权为题,论述君主政体的合理性”。当亚历山大的军功实现了希腊社会国家化之后,希腊人终于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变。
将雅典“民主制”抬举得过高,无疑是荒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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