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大转型” 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到“世界工厂”的出现是东亚经济的集体化过程(10+3),它的基本原理仍没有脱离《资本论》所谓(民族)企业内部的理性和国际贸易的非理性之间的悖论。而东南亚贸易逆差向中国的集中在西太平洋固然意味着产业集成的建构,但是整个东亚相对于欧美的贸易逆差并没有改变。 直至2007年以来的美债危机才是世界经济“大转型”的直接开端,此前霉圆-军阀试图通过对中东石油定价权的控制(以萨达姆的石油欧元为代表)来掐住世界经济的命脉,但却与自由贸易背道而驰,结果导致新的石油联盟(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和原材料联盟(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的出现。 在华尔街-拉斯维加斯体系也破产(以投行的垃圾债券-期货为代表)之后,霉蒂几乎转而为赤裸裸的霉菌基地-索马里海盗组织,对委内瑞拉-伊朗甚至澳大利亚发起内外夹攻的恐怖袭击(军演-行走及舆论轰炸模式),结果却在网络舆论面前原形毕露(以维基解密为代表)。 既然欧元区的巩固使得霉菌的北约保护费日益赤字化,那么东亚的外汇贮备就成为霉圆(空债)融资的最后保障,于是对“10+3”的合纵连横就成为终极战役。我们在怒东盟与日韩之不争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与日本昔日的雁头地位的“失去”所淤积的不幸之哀怨。 正如中国-东盟关税一体化和两岸经贸协议所预示的,如果中国不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那么东亚的产业同质化竞争就不足以形成有别于西方世界的东方模式,仍只不过是西化工业化的附庸和经济殖民的边缘地位。 高铁是世界经济大“大转型”在交通体系上的一个突破,它在能源(非化石)路径(非城市)和体系(非海洋)上都做出了新的示范。此外,如(番薯)杂交水稻(玉米?)对转基因的生态优势,北京模式对华盛顿模式的人均能源消耗,朝贡体系对殖民体系的国际社保性价比…… (地球村)《最后的能源危机@简约的生活方式》: 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可在居住地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生产,事实上许多需求可以通过社区生产得以满足。诸如收音机和火炉等商品可在10至20公里范围内的工厂生产,一个小城市可能需要一个冰箱制造厂和维修中心。只有个别特殊商品需要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大厂运来,极少数商品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例如,高科技医疗器械。各地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选址需要通过理性的社会决策,这样所有城镇和郊区都可以获得少量但够用的出口收入,用于支付为数不多的进口费用。 (乡-城)《21世纪的谱系@中国崛起的根源与动力》: 第一,事实上,1980年代大多数劳动力的流动,是农民离开耕地转而到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大西南开发的镜鉴)第二,由于乡镇企业相对缺乏监管,它们进入各种市场后,增加了全体竞争压力,迫使国有企业乃至所有城市企业都提高其业绩。第三,乡镇企业一直是农村税收的主要源泉,因此它们有助于社会稳定。(类乡绅地方监督体系)第四,也是主要方面中最重要的一点,通过利润和租金在当地的重新投资,乡镇企业扩大了国内市场的规模,并为新一轮投资、就业和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
(城-乡)《亚当斯密在北京@霸权危机》:
《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所指出,大多数方面,中国主要的竞争优势不是其生产工人(成本通常仅为美国同行的5%:生化能源替代),而是其工程师和工厂经理人(35%或更低:资本有机构成替代)。此外,就像人们根据杉原熏所料,中国企业不仅用受教育的廉价劳动力取代了昂贵的机器,而且取代了高薪的经理人。自我管理的劳动力队伍“也降低了管理成本”,这证明了斯密关于公司官僚式管理的牵强观点。……这个危机深化最突出的表现是沃尔玛取代通用汽车公司,成为国家的“工商业样板”。沃尔玛及其反劳工战略的兴起是两种危机的表现,一面是原先占支配地位的工业公司出现危机,另一方面是推动了美国资本金融化的货币主义反革命出现了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