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故宫建白宫”的舆论风潮是如何鼓噪起来的——2008年以来南方系摧毁中国信心的动作全纪录及分析（上）

第三声

“拆了故宫建白宫”的舆论风潮是如何鼓噪起来的——2008年以来南方系摧毁中国信心的动作全纪录及分析

    一个社会的舆论，影响着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信心。由于社会是由带有主观意识的人所组成的的，因此社会科学、社会思潮有一种“自我反馈、自我实现”的机理，一旦信奉某种思潮的人群在总数上占优，即使原来的社会经济的基本面并不与这种思潮相符，那么也可能让这种思潮弄假成真，颠覆原来良性的社会基本面，使得社会基本面“真的变坏”。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案例。最近的教训就是日本——日本的漫画文化和各种比较变态的思维方式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喧嚣其上，笼罩了日本整个社会，使得日本陷入低沉萧条，自我信心逐渐瓦解。日本从1990年到2010年，社会斗志丧失的这么厉害，国家实力与世界诸国相比如此颓唐，正是这种社会心态配合老龄化大趋势下反复正向反馈加剧的后果。

    中国是一个总体向上的国家，60年来，从20世纪上半叶这个中华文明的历史低谷起，几经反复波折，到2008年以后，在世界上独领潮流。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尤其是最近三十年中，中国在前半阶段，因为80年代的波折（包括对本国科技产业停止扶持），在90年代的很长一段事件内，它的高速增长是靠粗放型增长支撑的，仍然缺乏更多值得称赞的地方的话，那么这个局面在2003-2006年重化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出现了加速的改观，到2008年以后，在世界进入二战以来最深重的金融危机及此后的漫长泥潭期后不久，中国就带动了一大批国家（以拉美为典型）快速走出V型反转，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各种高新技术在以种种形态加速被中国各类经济实体吸收并发扬光大，涌现了一批非常进取的企业和部委（这些形态包括：欧洲的家族独门绝技被收购，日本老专家赴中国发挥余热，美国创业企业寻找中国投资，以及欧美跨国公司在窘境中大量出卖转让自己的看家本领给中国企业等等）。从人民的收入水平来看，农村居民、农民工群体收入在2005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之后迅速提高，出现了体力劳动者反超脑力劳动者的情况（按照补偿工资理论，这在一个社会进入发达阶段后是一种常态），贫富分化已经主要不表现为（农村）绝对贫困的问题（下面再对机理进行阐述）。因此，从基本面来说，中国是良好的。唯一需要大力气整治的，是中国的大中城市中对于一定层次教育的新就业人口的住房需求满足的问题，2010年起开始整顿，几经既得利益群体和中国媒体的唱反调，2011年将以大规模供应公租房等形态继续进行攻关。前景可期。

    这一对于中国高度有利的基本面趋势，在最近（2010年年底）的一些案例变现的淋漓尽致，例如远大集团（尽管远大集团本身其实是一个停滞的企业）“6天盖好一栋（新材料新结构）楼，第七天休息”的视频，在Youtube上一天突破三百万点击。从美国人的评论来看，他们总体上将中国视为一个极为上进的、积极的国家，堪和“美国梦”时代相比，对中国进行了高度的赞赏和肯定。而美国的很多公众人物，包括托马斯弗里德曼、朱棣文乃至奥巴马，以及美国的共和党保守派等，也始终将中国作为正面的例子（竞争对手）来鞭策自己的国民：再不行动，中国将取代我们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里稍微提一下奥巴马及其幕僚对于中国的战略，他们在2010年春之前主要是试图合作，以中国为榜样对内激励，2010年1月起，以谷歌、天安两事件为代表，走向对中国软硬兼施，佯装吓唬，口头上贬损中国的策略，但是由于奥巴马政府整体内政失策，除了韩国的冒险行动以外，效果寥寥，在此不做展开。

    令人惊愕的是，这一基本面并没有在中国的舆情中表现出来。关注中国舆情的人一定会感觉到，近2-3年来，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舆情急转直下，对于中国社会的负面报道，以前所未见的规模登诸一大批控制中国主流媒体舆论的媒介上。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的话来说，就是“拆了故宫建白宫”的论调“再次喧嚣其上”。纵观30年中国舆论史，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当时国门刚刚打开，因为消费水平起点较低，重积累轻消费延续三十年等历史原因，中国知识分子因为自身名义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与国外有巨大差距而产生了“拆了故宫建白宫”的情绪，这种情绪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怀着一种奋起直追的情怀（后来走向换血论，“黄土文明劣等论”当然就彻底变味了），考虑到当时他们的知识水准，是可以理解的；这股思潮到90年代后逐渐消退弥散，让位给经济话题的讨论。2003年后中国进入加速发展期，实际上，到2006-2007年，“拆了故宫建白宫”的声音已经到了历史的低点，2008年上半年中国频繁遭遇打击，“拆”派大搞“天谴论”遭遇失策，但到2008年下半年以后，“拆”论神奇的起死回生，而且已经完全压过了原来的主流声音。如果说80年代的“拆了故宫建白宫”的浪潮中“故宫”经济基本面是脆弱的，不行的话，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拆了故宫建白宫”的舆论潮流却与“故宫”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强的基本面并存，其基调与众多事实基本相反，事实明明催人奋起，而这股舆论却四处教唆人自杀，这是怎么回事？不顾基本面事实进行制造事端，弄假成真的手法叫做“硬拗”，那么这一切是怎么“硬拗”起来的呢？不破解这个硬拗之谜，就会有严重后果，这个后果是影响整个下一代，尤其是90后中国下一代精英的心理基本面——如果恰恰在中国起飞的时候，走出来的精英变成反中国的内部主力的话，那么起飞后自我折翼是有可能的。下面一段摘自人人网的话可以作为一个代表：“笑蜀：有同学问，我关注，我痛苦。天天那么多负面，心里很闷，随时会失控，怎样才能快乐？这值得认真回答。我以为，不关注，负面照样有，且更多。关注了，总有作用，总有改变，改变就能带来快乐，哪怕最小的改变。最重要的是，你会对负面有准备，哪天落到你头上，不至手足无措……”。笑蜀，是十年来活跃于中国网络的一个舆论制造分子。这段话充分说明了08年以来舆论知道的源头，施加影响的对象和要起到的效果：即分别为南方派及其网络分子、受高等教育的下一代、制造绝望、痛苦、否定和自杀的心态，驱使其走向发泄，并放大乃至虚构出大量的“负面事实”，养成“负面思维习惯”，在否定中国，自我苦闷中走完一生。

    为叙述方便，现在这里对于人群做一个简要的区隔：在整股舆论潮流里裹了这么几类人，第一类是媒体人，主要指南方派及其网络分子和分支报系及逐渐渗透的报系（含广深两地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及南方农村报等依附小报，上海的东方早报、北京的新京报、中国青年报、湖南的潇湘晨报、杂志中的中国新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门户网站中的腾讯、网易、新浪），甚至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的一些新员工（他们很多人和南方系的人员出自同一新闻院系）；第二类是直接的社会中上层的响应者，从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IT（互联网）和金融两块，主要以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为主，如果放在北京的话，就是中关村和CBD、金融街两大块区域；第三类是知识分子和事业单位的人，也包括一大批公务员，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在前三类人群中，2009年年底上线的新浪微博是很重要的传播工具（关于新浪微博，本文结尾将透露其策划中的重大秘密）；第四类是直接的中下层响应者，主要指在校和刚刚毕业的高校学生，尤其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高校的学生；还有一批人，其实是很看不惯这些人的，甚至和这些人直接对抗，不过他们活泼的作风也使得参与其中一些环节的客观意义上的传播，这批人主要是以理工科为背景的男生，从事的是军工乃至IT（非互联网内容部分）的工作。社会的另一大批主流部分（包括上下两批人），其实都没有参与这股潮流的制造和传播，至多作为受众，出于新鲜感学上几句，这个主流群体包括企业主、小业主阶层，农民工阶层（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等）和基层的城市底层青年阶层——值得说明的是，一二线城市的城市底层漂泊青年被赋予“蚁族”（最新出来“鼠族”）的称呼，但应该说是“被蚁族”的，这些群体其实总体并不悲观，而且相当反感媒体这种故意悲天悯人但又提不出解决方案的舆论风潮。

    因此，2008年以来的舆情演变，潮涌过程，其实就是南方派制造社会舆论，放大甚至无中生有制造社会矛盾，弄假成真的操作史。仔细辨析其人员、手法、流程，对于我们认清这场运动的本质及其演化方向，有重要帮助。由于本人是国内原“井底望天——大国游戏”创作的策划人，因为撰文的需要，从2008年年中开始，积累了大量的事件记录，堪为目前国内比较完整的最新历史的流水线，因此有能力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剥丝抽茧。现在，让我们翻开这刚刚过去的仍然新鲜的最新历史，来一次盘根究底吧！

2008年：转折点——三聚氰胺

    把历史翻回3年半，2007年，中国社会舆论的主要关注点是什么？是“货币战争”！2007年8月次贷危机（还不叫金融海啸）的爆发让宋鸿兵的这本著作风靡大江南北，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一个比一个更玄乎的阴谋论故事给希望在金融世界里管窥一眼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好奇和知识渴望，2007年11月达到当时的泡沫顶点的中国股市更加剧了这个风潮。

    在这个时候，“拆了故宫建白宫”派的论调并不是没有，相反，它一直都有，但它长期以来集中在几个阵营里面，这个时候还没有发力。在网络上、在实际生活中，这批人在过去的多年里，一直聚集在几个点上，如媒体界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2003年孙案是南方都市报崛起的一个转折点）、2004年被关闭的一塌糊涂论坛的“公民生活”版面及后来的衍生高校和社会BBS论坛、部分高校、党政机关人员的读书会、茶话会。豆瓣网站办起来后，又聚集了一大批所谓“文青”（这批文青因为结构性就业难题，自视甚高但又普遍收入不行，其中不少人能够掌握文化的“高端”生产和新词汇的创造，在南方系的推波助澜下开始试图影响社会尤其是青年人中的舆论，这在2008年之后很关键）。但总体由于社会话题主要是经济议题（包括2003年之后的房价和2005年之后的股价，但持有住房升值或炒股有所收获而沾沾自喜的人很多）不满和嫉妒还比较少，散不开，具体表现为，对社会骂街式的抱怨只集中在当时门户网站新闻的回帖中（BBS之外的回帖文化主要是通过网易的“无回帖，不新闻”的运动制造的）。具体到2007年，次贷危机电闪雷鸣，经济上山雨欲来风满楼，舆情中走红的是一批迎合大众好奇心理的以经济学者或民间经济学者面目出现的人物，如郎咸平、宋鸿兵、刘军洛等人。2007年的时候想搞事情的人有没有呢？有，仅举两例：一个是2007年年底的所谓“宪章”，其实是模仿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77宪章搞的，中英文兼备，显然，这一大半的努力是对着外面，给洋人看的，剩下的努力主要通过邮件传递影响人，主要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里流传；另一个则是一个叫做“传之行”（transition的音译）的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一塌糊涂的公民社会版面的一群人遗留下来的，这群人其实是一些书呆子，知道了个哈耶克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守着经济右派的观念不放，主张经济的放任自由主义，他们当时想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心理，鼓噪他们成为造反的主要力量，于是在2007-2008年搞了一个“税收”的小册子，借带有80年代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无税主义”对中国的经济进行否定，其实抓的是中产阶级的贪利心态。这个手法在2010年末世心态形成后，借由南方派的全力吹捧，有重要作用，但在这个时候还成不了气候。

    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困难、灾害频繁发生，在国际上则遭遇了东起西落大背景下西方的刻意刁难和围攻，具体包括中国南方雪灾、拉萨打砸抢事件、山东火车事故、火炬境外传递遭遇反华分子围攻-海外中国人轰轰烈烈的自发保卫火炬的爱国运动，和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在这些问题上，南方派早早SHOW HAND，亮出其“反中国”底牌，遭到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强烈反感和唾弃，尽管他们控制了舆论的主力，但是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比如在大地震上从“天谴论”略微撤回到“震出一个新中国”论（“震出一个新中国论”在2010年类似的发生在藏区的玉树地震中又被使用，并且覆盖上了一层别样的民族含义）。而在火炬爱国运动中，以王千源事件为转折点，国内媒体不得不开始正面报道旧金山等地海外中国人的爱国运动。整个2008年上半年，南方派是被动的，而健康中国的力量是主动的。6月爆发瓮安、孟连事件，媒体开始出现用嘲讽性名词进行传播的手法，即“俯卧撑”的传播，这种“关键词”“顺口溜”成为后来的主要手法，但还不太成气候，较好化解（本文将专门辟出章节对于各个流行词汇的起因和传播渠道进行分析）。从这一时期到8月奥运会，主要精力点还是集中在当时国际商品价格尤其是粮价和石油的高企上面。

    真正的转折点是2008年9月的三聚氰胺毒奶粉、牛奶事件。之所以会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舆论的重大转折，南方派能够乘机而动，是因为这一事件波及的范围很广，涉及到了社会相当多广泛的阶层（尤其是中上阶层）的家长，当事人又是整个产业链，于是就被用来否定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道义性”，其实这个问题和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以及此前很多年真正的底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乳业中奶粉价格被人为拔高有关系。这个话题对于中国主体舆论伤害极大，南方派借此翻盘，操作相当成功。自此，出现了“凡是有问题就是体制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制度问题，就是中西文明问题，就是中华文明劣等问题”的这种“跳跃式联想推理”的思维方式的兴起。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在此之前还出现过劣质奶粉导致脑积水的“大头娃娃”案件，但大头娃娃案件因为受害者家庭整体处于低收入群体，且当事人为假冒伪劣产品制造者，所以更多的是作为孤立的技术原因的案子来解读。2008年9月有社会情绪转折点的另一个背景是：当时世界金融海啸以雷曼破产为标志已经正式形成，而中国股市则在这一时期加速下滑（11月见底），中产阶级的情绪比较低落，报纸的氛围则开始走向恐慌，社会整体心态比较低迷，这是沮丧情绪的良好温床。

    2008年的余下时间里中国内部的关系并不大，主体是国外的金融风暴，从夏天的房利美房地美AIG雷曼美林、保尔森的TARP计划、去杠杆化、冰岛德国比利时富通和中国的平安集团冤大头案件、以及韩国巴基斯坦匈牙利乌克兰的小国家多米诺骨牌式的纷纷倒下，和中国关系都不直接。从2008年秋季到2009年1月，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报道危机，确有一种趋势是狂呼末世来临，中国要完蛋了等等，南方派专门报道的是民工群体骑摩托车大军举家回迁，用意明显。

    这里我要专门谈一下所谓民工回乡摩托大军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因为到2009年底-2010年初，乃至2010年年底-2011年年初，南方系又在借民工回乡摩托车大军的炒作来攻击铁道部，理由是说铁道部或者票价贵或者垄断不服务于“人民”，要放开竞争云云。任何稍微有点留意的人，都会发现这些回乡摩托大军主要是回广西。为什么总是广西民工要骑摩托车回家呢？那就是因为广东和广西之间铁路是不发达的，从广西到广东如果走现有铁路体系，需要到湖南再往下折向广东（和21世纪以前的福建是一样的），一直由“充分竞争”的长途大巴承运，而这个充分竞争的长途大巴（卧铺）平时是70元，但到春节前一周为300元，节前几天为500元！（超过广州到武汉的武广高铁票价！）因此，民工回乡摩托车大军不是买不起或者买不到火车票，而是没有铁路，大家都盼望着高速铁路尽快修通！广西的同志们非常非常羡慕湖北和四川的同志们！当然，这些事实的真相是南方派从来不愿意报道的。

    回到2008年年底的舆情，当然，谁也没有料到，2009年3月起中国消费经济（不含房地产因素，因为房地产的狂飙大概始于2009年4月下旬）迅速好转，内需迅速扩大，直到持续的体力劳动者短缺，农民工收入危机后加速上升。但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年初，有两个因素开始埋下，一个是人，此人叫韩寒，2008年年底开始在策划下将博客从“自娱自乐”型迅速转向“公众人物”型，一个则是twitter在美国的出现，这种实际是“广播式病毒传播”的媒介开始被一些中国媒体人所留意

http://blog.renren.com/blog/310105985/709782374

wilkins

我个人觉得是中国诞生了一个官僚阶级，而导致了民众对官僚阶级的特权产生了反感。
而这种反感就被媒体所利用。

而民众的生活水平是高了，甚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但人有了比较就有了差距，原来大家只是有没有电视机的差距，而现在这种差距越拉越大。

乌扎拉

填了京杭大运河挖密西西比----------2012年以来CNN摧毁米国信心的动作全纪录及分析（中）

中国贵州

分析透彻。彻底把南方系走狗的本质分析出来，无非是想颜色一把，幕后的人当皇上，什么为民，民主全他妈去吃屎吧

孜心

我个人觉得是中国诞生了一个官僚阶级，而导致了民众对官僚阶级的特权产生了反感。
而这种反感就被媒体所利 ...
wilkins 发表于 2011-1-31 00:05

在网上看到这一篇：

      于建嵘：谁在扼杀中国底层知识青年的中国梦
            答东方早报记者罗晟问
            作者：于建嵘
            来源：东方早报
                  来源日期：2010-7-12

   
   
　　第二代”农民工和“蚁族”大学生能否实现“中国梦”，能否靠自身努力发展事业，有没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近日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现年48岁的于建嵘7月6日专程来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解社会稳定问题。在讲课间隙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于建嵘强调，“中国梦”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公平地享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实现这个梦想的前提就是，中国现在已形成的排斥性体制能逐渐消解，让每一个人的付出获得应有的回报。
　　于建嵘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一种排斥性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层级流动存在巨大障碍。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面对“官二代”和“富二代”肆无忌惮地抢占机会，破坏社会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规则，底层知识青年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会被破坏，引起对社会的对立情绪。
　　近年来，于建嵘多次去沿海省市工厂调研，发现“第二代”农民工对于“将来会在什么地方”、“将来干什么”等问题的回答非常悲观，“他们每天都工作，却感到对未来没有希望，没前途。”
　　于建嵘说，“蚁族”大学生面临的问题，和“第二代”农民工有相同之处，还是一个“希望”或“绝望”的问题。
　　于建嵘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战略中的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配套改革研究”的首席专家。他在学界，是有名的用脚做实证研究的学者，常年在底层行走。2001年，伴随着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的出版，于建嵘开始成为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2004年下半年，他主持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危害》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一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并引起高层关注。
　　近几年，于建嵘以观察性访谈为基础，结合制度文本和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相继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工人和农民工的著作，包括《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漂移的社会：农民工张全收和他的事业》等书。
　　户籍改革只做了表面文章
　　户籍制度背后的东西仍没有破题，附加在户口上的择业、薪酬、医疗、教育、住房待遇、社会保障、福利等没有剥离。现在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不是着眼于解决问题，而是谋取农民手中土地的利益。
　　东方早报：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战略中的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配套改革研究”的首席专家，请你谈谈课题目前的进展。
　　于建嵘：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课题，目前是第二年。这一年多来，我们对全国许多地方的相关政策和实践进行了调查，对一些经验进行了总结。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全国各地在在户籍制度改革上仍没有破题。
　　东方早报：你指的户籍制度的破题是什么?
　　于建嵘：目前很多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做很多表面事情，比如户口本上，不是农村户口而是城镇户口了;外地人通过买房或者工作等，可以在本地落户或者变相落户了，但是户籍制度背后的东西没有破题，附加在户口上的择业、薪酬、医疗、教育、住房待遇、社会保障、福利等没有剥离。如果城乡一体化中间不能把很多问题解决，而只是给农民一纸户口，可能什么用都没有。比如说，获得城镇户口的农民的社会保障以及原来农民的土地问题尚未很好解决。
　　东方早报：请举一些相关的例子。
　　于建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张户籍制度改革要让农民得到实惠。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的改革不是着眼于解决问题，而是谋取农民手中土地的利益。
　　比如近年来深圳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即“模糊”城乡户口差别，凭居住证享受一些政策和福利。有些官员就对农民说，你们全是城镇户口了，是城里人，怎么还能像农民一样要地?它改革的目的是拿农民的土地，改革的动机不是促进社会人员的自由流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很多地方在户籍制度改革上的动机不纯，很大问题是想拿农民的土地。
　　还有一个例子，甘肃有个县为了完成城市化指标，县领导头脑一发热，把14万多农民的“农村户口”变更为“非农业户口”，说“我们这里没有农村人了。你种不种地没关系，大家都是城里人”。这一改也出现了新麻烦。当地农民发现，农村户口的时候，可能还能得到一个农村的补贴，但发现这次家电下乡，“怎么没有我们的份了?”于是有关方面解释说“你不是农民了，是城里人了”。但是农民说“我每天还是种地啊”。这种改革是有问题的。
　　盆景式改革在“造隔膜”
　　城镇化道路必须进行配套的战略性改革，而非盆景式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很大背景的社会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是有问题的。
　　东方早报：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是什么关系?
　　于建嵘：在国内一些地方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也不能解决农民生活变化问题，还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离开农村、进城了，地要不要交出来?怎么交?
　　中国城镇化道路，必须进行配套的战略性改革，而非盆景式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很大背景的社会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是有问题的。
　　户籍制度要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目前缺乏一个城乡统筹，缺乏能让所有人自由流动的社会保障，目前农民不能享受城乡均等的社会福利。所以需要推进社会的一体化，给农村居民起码的公平公正。
　　东方早报：改革户籍制度需要配套战略性改革是指什么?
　　于建嵘：战略性改革要下决心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建立城乡统筹的、每一位居民或公民都能享有同等公共服务的体制。
　　第二，中国不可能把所有农村都变成城市。中国的农村还是会存在的。怎么在城镇化过程中建设好农村，是当务之急。
　　第三，所有的改革都应尊重人，让人享受到幸福和平等，但很多改革还在“造隔膜”。比如建房子，要建成都是给农民工住的地方。这是不行的。比如上海宝山区一公立学校，把本地户籍学生和并入的农民工子弟，用各种规定分为东部、西部，互不往来。再比如北京大兴区将一些村庄封闭管理，来隔开外地人口。这都是在人为制造等级差别。
　　不知未来的第二代农民工
　　第二代农民工对农村没有认知感，也不想回去。推进城乡一体化，不考虑他们的特点是不行的。但第二代农民工的工资不足以支持他们落脚城市的梦想。
　　东方早报：专门给农民工的建房是很强的身份属性?
　　于建嵘：对。这是不行的，牵涉第二代移民的问题。第一代出来打工的农民工，有对农村的认知，打工赚钱最后想到的问题是回农村家乡盖个房子。第二代农民工完全对农村没有认知，没有要回去的想法。现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户籍制度，不考虑第二代农民工的特点是不行的。
　　我前些年访问过大量第二代农民工，主要问一个问题，“你将来会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继续问，“会不会回老家农村?”他们的回答是“不回去”。他们认为将来最好的打算是在小城镇买一个房子、开一个小铺子。这种回答是对未来非常悲观的。
　　东方早报：能不能谈一些在调研第二代农民工时的具体例子?
　　于建嵘：2008年我们在深圳调查的时候，在一个做纸箱的工厂遇见一家三口人，父亲带着女儿、儿子，三个人都在那里打工。我问父亲将来会做什么?父亲说再做几年工就回老家去。我接着问他女儿，“将来干什么?”女儿回答说最大的希望是遇到一个合适的老公，“老公最好是县城的，将来不出来打工了。”我最后问他儿子“将来干什么?”儿子说“没想法”。
　　这家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儿子说“我怎么知道将来做什么呢?反正我不回去(农村)”。这家人已经在老家建了房子，我继续问他儿子，“未来在不在老家讨老婆?”他回答，“那怎么能在家里讨老婆?不能。结婚可能在农村办个喜事，但是肯定不会待在农村。我又不种田，而且家里也没地。”我继续问，“你想不想在深圳待下来?”他说“想”。
　　比较而言，一个在城市里有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对生活是有预期的。通过这个工作，你能预期通过工资买个房，在这个地方生活下来，结婚生子。比如在上海已经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房价再贵，还是想办法买一个房，工作下来再说。但第二代农民工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资不足以支持他们的梦想。
　　漂移的社会
　　现在整个社会在漂移，人在漂移，心也在漂移。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对待农民工的方式，是缺乏人性的……把人当机器来管理。
　　东方早报：从你的调研来看，第二代农民工面对生活没有远景、缺乏事业感的问题，对社会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于建嵘：针对第二代农民工的问题，我几年前提出了一个概念“漂移的社会”。这最早是我写的《漂移的社会：农民工张全收和他的事业》一书的标题。
　　现在整个社会在漂移，人在漂移，当然心也在漂移。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对待农民工的方式，有一些是缺乏人性的。
　　我在深圳采访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每天都工作，却感到对未来没希望、没前途。这很重要的原因是工厂管理缺乏人性化。
　　富士康事件暴露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这一点。比如说住房，不管有意或无意，工厂偏偏把河南人、广州人、江西人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彼此生活习惯不同，甲爱吃辣椒，乙爱吃大蒜，方言不通，互相之间话都不讲一句。
　　这种把人当机器来管理的方式，是缺乏人性的。在这种居住条件下，第二代农民工和原来的生活是断裂的。假如让几个老乡在一起住，他们互相之间能有一个交流，把习惯吃馒头的都安排在一起住，有什么不可以呢?有“组织”有“群体”是否一定不利于管理?目前却是一定要把吃馒头的、吃面条的、吃面粉的、吃大米的人都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住。这个过程中间，不仅仅是一个户籍的问题，而是第二代农民工怎么从农村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
　　东方早报：请你总结一下，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遇到的困境是什么?
　　于建嵘：目前第二代农民工遇到的困境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没有钱，工资不足以支持融入城市。
　　第二，不能融入社区的生活。所以每天工作就像机器，每天最大的盼望是放假能够回去，每年最大的盼望是过年回家。哪怕放假三天，哪怕春运一票难求，还是要回去，过几天再回来又变成机器。一年重复一年。这样还有前途吗?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由于户口等制度性原因，他们没有可能成为城里人。第二代农民工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不仅会遇到土地和户籍的问题，还有人性的问题，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城市的碎片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不能只是会操作某种机器而已。政府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计划，而不是将他们隔绝在城市的“孤岛”中，或者像碎片一样游离在城市主流生活之外。长期看，住房也是必需的。
　　东方早报：你觉得通过技能培训和职业学校，能否有效将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于建嵘：这种培训只有培训工作技能的职能，没有帮助融入城市社会的职能。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不能只是会操作某种机器而已。政府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帮助他们了解城市、融入城市社会，帮助他们过上城市化的社区生活，而不是隔绝在城市中的“孤岛”中，或者像碎片一样游离在城市主流生活之外。另外，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长期看还需要住房。现在社会对第二代农民工的转移，没有一个住房的支持。比如我采访过一个工厂的两口子，他们都是工人，但是工厂的规定是不允许他们住在一起，又租不起房子，所以两口子一见面更愁，没有地方在一起。我在深圳调查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夫妻在同一工厂打工，厂里人为地把夫妻割裂开来，要不有些厂子提供“夫妻房”也上不了新闻了。
　　我也访问过这些工厂负责人，他们觉得自己有道理，工厂宿舍不是解决家庭分离的地方，“我们这里只是打工的地方。”而工人的工资却承担不了租金，政府也没有住房方面的帮助。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
　　东方早报：你的建议是在工业化发达的地区，政府建立保障性住房时要多考虑农民工的需求?
　　于建嵘：这首先能避免农民工家庭的隔离，使他们能够有办法融入城市社会。要让他们能够感觉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比如两口子在这里打工可以拿到3000元，能租到政府的房子，给政府500元一个月的房租，这样他们可以把小孩带过来，让小孩可以在这里读书。在对城市生活有预期的情况下，这两口子自己就会考虑，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把家里的土地转出去。
　　现在非常明显，农民工从总体来说是没有可能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的。对于一个没有可能性的人，他会怎么想?如果现在跟农民讲，你到了城市里，给你户口，但这有什么用呢?没地方住，孩子没有地方读书。这需要一系列政策性安排。
　　不要光琢磨农民的土地
　　不要天天琢磨农民的土地，而是要使农民自己能够转移出去，那地不就自然能出来了么?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改革，在“老百姓”看来，都是在“通过你的改革，剥夺我的利益”。
　　东方早报：目前城市在为城市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还存在较多不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也面临很多困难。
　　于建嵘：虽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方向一定要明确。你不要天天琢磨农民的土地，而是要使农民自己能够转移出去，那地不就自然能出来了么?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就是在琢磨农民的土地。比如重庆进行的宅基地交易是有问题的。
　　东方早报：重庆的农村土地交易所成立一年多来，舆论认为重庆通过“地票交易”，开辟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途径。
　　于建嵘：重庆的宅基地交易改革，实质就是在国家对农地刚性保护的政策背景下，把一些宅基地进行交易，把宅基地指标集中起来，以突破国家对耕地保护的用地指标。
　　重庆的做法是农地流转的一种形式。很明显，农民的宅基地都可以拿来挂牌，因为不涉及基本农田，并且可以解决一部分用地指标的问题。这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中间也有猫腻。比如你在偏僻的农村，有占地一亩的宅基地，你可以拿来挂牌，但是人家买的不是你这亩地，而是这亩地的指标。把宅基地复垦成农田后，就可以在城市郊区借用一亩农田，这是一种农地的置换。结果，是把郊区的农地变成了宅基地。而一亩熟地变成的农田，亩产可能有1000斤，一亩宅基地变成的农田，产量可能只有100斤，相差是比较大的。
　　对待此类改革，我的意见还是要慎重些。要特别注意这其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不要变成掠夺农民土地权益的一种手段。
　　重庆曾在2007年搞股田制改革，后来被废除。股田制让农民的农田入股，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大的问题是公司不分红，农民又能怎么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云南孟连胶农事件也是一个教训。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改革，在“老百姓”看来，都是在“通过你的改革，剥夺我的利益”。我很担心这个问题。
　　户籍与农地改革四点建议
　　把目前以户口管理为重点转到以人口管理为重点上来。探索“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管人”的新模式。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对不同地区的官员考核分别赋予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和人均增长的不同权重。
　　东方早报：现在地方层面在土地改革方面的经济动力还是很强的。
　　于建嵘：目前的情况是，如果没有利益冲动，则很难触动改革。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是经济人，都是为了寻找利益而改革的。
　　东方早报：根据你们的研究，你认为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于建嵘：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户籍制度的改革首先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上入手。中国的城乡户籍二元，其实际就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二元化，结束了后者，前者便只具有象征意义。真正的户籍制度改革，无论国家层面或地方层面上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是在一体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的两大内涵，一为全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依照相对公平的标准承担各自义务，亦依照相对公平的标准享受服务与保障;二为通过财富的二次分配实现共同发展，通过向弱势群体的适当倾斜实现共同受益、起点公平，以强化保障功能、保持社会和谐。因此，在旧制度向新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应首先淡化城市偏向，使户籍与社会福利逐步脱钩，通过先改内容后改形式的方式来缓和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再经过一系列过渡环节过渡到城乡一元的户籍管理制度，而不宜直接废除户籍制度。
　　第二，科学地制定门槛标准，促进人口合理流动。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准入条件”代替“指标控制”，为实现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提供了依靠市场调节为主的制度前提。靠市场调节的居住和迁徙自由，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
　　由于各地经济水平、社会发展、自然禀赋等条件差异很大，中国必须走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发挥比较优势。例如，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要把县( 市) 所在的城关镇和中心镇作为发展重点，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在西部不发达地区，地广人稀，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则可以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从集约化的规模效益出发，优先发展中心城市。
　　第三，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尽快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现行户籍制度的缺陷主要在于其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特征。当前，许多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上已初见成效：取消了人为的、行政的户口“审报”制度，以准入条件取代计划管理，实行属地化管理和职业登记，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要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渐次推开，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划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加强和完善户口登记制度。把以户口管理为重点转到以人口管理为重点上来。运用现代技术，实现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探索“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管人”的新模式。
　　第四，实施户籍与土地制度配套改革，增加改革的整体性。为了让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增强城市经济增长的潜能，就需要把土地和户籍制度进行联动改革。应允许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同时，获得更多建设用地指标的沿海城市应更多吸纳非户籍常住人口为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具体来说：全国统一规划中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农村由于宅基地整理和复耕而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都可以在地区间重新配置。但在此过程中，土地的再配置要与户籍改革联动，哪里要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就必须相应增加本地新增户籍人口的数量，特别是要接纳那些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非户籍人口。建立地区间土地利用指标的交易机制是效率和平等兼顾的举措。劳动力要和土地指标一起流动，推动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让更多的劳动力分享经济集聚的好处。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对不同地区的官员考核分别赋予GDP总量增长和人均增长的不同权重。
　　公务员考试不公是个很大的问题
　　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一种排斥性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层级流动存在巨大障碍。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
　　东方早报：我们刚刚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中“第二代”农民工遇到困境，您如何看待一线城市城市里的“蚁族”现象?这些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一线城市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被称为“蚁族”。一方面，这些大学毕业生需要大城市所提供的市场化环境来工作，另一方面，当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涨时，他们却退不到二三线城市，因为二三线城市存在有更复杂的裙带关系，缺乏市场化的机会。他们也面临对前景不乐观的困境。
　　于建嵘：“蚁族”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生存。大城市机会相对多，但生活成本也高，刚毕业的年轻人，家庭无能力再支持的话，不得不过上一种艰苦的生活。但创业阶段这样也很正常，根本问题在能否靠自身努力发展事业、有没有机会向上流动。而恰恰这些地方出了问题。
　　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一种排斥性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层级流动存在巨大障碍。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因此，虽然“蚁族”们目前大多还处在希望与忍受交杂并存的阶段，更多地还是对自己提出“努力”、“坚强”等等要求，但如果不论个人如何奋斗也摆脱不了现状，被去利益结构化，很难说他们不会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拷问和思考，进而对社会不满，成为充满“愤青”意识的底层知识青年。面对“官二代”和“富二代”肆无忌惮地抢占机会，破坏社会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规则，底层知识青年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会被破坏，引起对社会的对立情绪。因此，“蚁族”真正的问题，和“第二代”农民工有相同之处，还是一个“希望”或“绝望”的问题。
　　东方早报：公务员考试的面试环节目前出现了一些不公平的问题。比如公务员招录为何屡见“打招呼者”?
　　于建嵘：现在看来，公务员考试不公是个很大问题。国家公务员考试是目前唯一给老百姓带来向上流动进入体制希望的制度。假如不能坚持公平公正，这个社会很危险。这是很重要的底线。假如我是个农民的孩子考上的话，这会给社会带来示范效应，即只要通过努力，就能带来社会地位。
　　公务员考试能否保持公平，在中国不只是个用人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社会的底层社会知识青年，是不是能够感到有希望的底线。假如这个平台还不行的话，就只有反抗了。
　　假如是“我比你考得好，而我没被录用”。这会带来什么?这不是安排一两个人的问题。这关系到对社会的基本信任问题，甚至关系到诚信的问题。
　　一个社会有两个基本信心，一个是司法的公平，是保证我们权力受到侵害时有救济。另一个是社会的升迁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很多底层意识可以通过刚性公平的公务员考试来化解。我们希望，不要打断底层人群向上层流动的最后纽带。
　　社会底层已经形成
　　“官二代”和“富二代”这种以身份而形成的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已基本完成。
　　东方早报：你最近还在研究底层知识青年和社会稳定问题，请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于建嵘：这个课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办课题。今年初，我在接受新华社的访问时，提到了底层知识青年问题。他们把我的观点写成了内参。中央领导看后作出了重要批示，我们社科院就委托我进行深入研究。我们主要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研究一些现在社会的基本情绪，如有关底层知识青年、艺术青年、社会愤青的意识，以及这些情绪对社会判断带来的问题。
　　比如个体的袭击事件，“3·23南平校园凶杀案”很明显是个严重的犯罪，但是网络的评价不一样，很多人认为该杀。新闻评价也有问题，一些报纸写到，记者坐在出租车上，司机说那个学校是贵族学校，非富即贵。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对立的逻辑思维。
　　“南平案”发生之后，我24号到了福建，我感到那是一个反社会人格的问题，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反官民问题。反社会心态和反官民心态是不一样的。比如上海“杨佳案”里，其明确目标只是一种人，即穿警服的男人，穿警服的女人不是他的目标。湖南永州“朱军案”，其明确目标就是法官。但是南平案不同，他把目标定为学生是因为学生好对付。所以这两类案件是不一样的。
　　研究上述社会意识会发现，愤青最大的特点是认为“官民对立”。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愤青一定站在“民”的一边。这还包含了“游侠”的概念，“我主持正义。不管怎么样，只跟“官”唱反调。”
　　关于南平案“该杀的”看法反映了很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我从南平回来之后，有个国家级的媒体请我去给编辑记者去讲座。我很意外的是一个30多岁的编辑，讲了一句让我惊讶的话，“我认为该杀，因为这些当官有钱的人，他们一出生就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就应该为此承担风险”。
　　这是一种新的“出身论”。如果一个国家级媒体的工作人员有这种想法，就说明愤青不只是底层的愤青，而是整个社会一轮新的对立情绪的产生。这样社会将越来越隔阂，也说明社会底层开始产生，上下分层开始。
　　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恨“富二代”和“官二代”。只要有年轻人当官，群众就马上说“他老子肯定是当官的”。为什么?因为这么年轻，很少有“没当官的老爸能当官的”。这是一个我们社会应该密切关心的问题。

孜心

于建嵘：
　　第三，所有的改革都应尊重人，让人享受到幸福和平等，但很多改革还在“造隔膜”
孜心 发表于 2011-1-31 08:12

这是对的。比如说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些人只能生一胎，另一些人可以生两胎，还有一些人可以生三胎。。。这也是人为的”造隔膜”。以前，城市里的人看待农村人是一种优越加同情的复杂心态。自从城里人只能生一胎，贫困地区农村人可以生两胎以后，同情心没有了，只剩下优越感。而农村人的社会保障、受教育条件并没有改善。同样的隔膜，也产生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

zerglord

好文章。出了下集，楼主一定要转哦

senatorcc

楼主，等下中。。。

愚公

　　社会底层已经形成
　　“官二代”和“富二代”这种以身份而形成的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已基本完成。
========================================

communicator

看回帖似乎大家更关注的是地下室？

badiou

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