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真相：国际一流投行路漫漫 人才流失之困

静云2008

发布时间： 2011-3-1 11:03:00      来源： 环球企业家     　作者： 刘建辉
“它开创了一条什么样的路，中国的投资银行就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事实上，这条路既没有传言中的绝对权势，也没有最近外界质疑的那样岌岌可危。它离国际一流投行还有多远？

　　在中国经济高速运转了三十年后，似乎每个行业都有了几家可以被视作是“标签”的企业：它们规模巨大、业务全面、收入堪与国际同行相比，其名声也往往更为外界所熟知。然而在投资银行这一近十几年中从无到有的行业里，能够承担这一角色的却只有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以下简称“中金”）一家。
　　自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纷纷登陆海外资本市场以来，荣耀的光环便随之一个个套在中金公司的头顶——它拥有最重量级的客户名单，它可以吸引最顶尖的业界人才，它能够赢得来自国际竞争对手的尊重，它是业内品牌最知名的中国投行，甚至，有传言说它几乎可以在中国拿到任何想做的项目。
　　一个可以为这些定义做出完美诠释的例子便是去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的A＋H上市项目。在这宗总融资规模高达221亿美元的史上最大IPO中，中金是唯一一家担任两个市场总协调人的投行。而农行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中实力最弱的一家，在上市之际恰逢全球资本市场表现极为惨淡、投资者信心严重不足之时。
　　“农行的销售非常困难。”在这笔大交易结束近六个月后，一身黑色职业装的中金销售交易部联席主管梁红对《环球企业家》回忆说，当时农行海外销售的承销团集中了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全球顶尖投行，但从最后的下单总量、高端客户量等数据来看，中金“不比任何一家国际投行差”。而1月中，中金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董事总经理韩巍强更进一步对《环球企业家》证实，2010年中金公司的毛收入达到了8.4亿美元，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创下历史新高。
　　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中金在过去数年里也一直是中国最受争议的投资银行—成立后不久，便与原外资股东摩根士丹利公司曝出管理矛盾；在很长时间里，被外界认为其技术能力不足，多是凭关系拿项目；而最近，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再次将这家从1995年成立时便被视作中国投资银行业的“范本”推到了风口浪尖。
　　最先出现变动的是中金研究部，去年9月，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转投高盛，随后，中金策略分析师高挺被瑞银证券挖走。到了今年1月中，另一位在业内颇有名气的策略研究员郦彬也辞职而去。同时，中金的投资银行部门也出现变动，先是董事总经理贝多广离开，随后是在去年12月底，中金投资银行部负责人丁玮表示自己因想“休息一下”提出辞职，之前，丁玮在中金公司已工作8年，被称为投资银行部“三驾马车”之一。
　　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对其未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去年12月摩根士丹利出售所持有的34.3％的中金股权之后，中金接下来要描绘的是怎样的图景？新股东德太集团（TPG）和KKR公司将怎样影响中金？而最关键的，是这家公司的竞争力究竟有多强？
　　最宝贵的资产
　　“外界只看到有人离开中金，但却不知道有多少人新加入中金。”对市场上将中金员工的离开炒得如此沸沸扬扬，梁红略带惊讶地对《环球企业家》解释道。
　　的确，这不是中金第一次因为明星员工的流失而受到猜疑。与大多数在华外资投行一样，中金公司90％的中高级别员工都有海外工作或学习的背景，可以熟练使用英语，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而中金与大型中资企业之间多年的良好关系，更使其员工成为那些希望得到更多中国客户的外资投行“挖人”的首选。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2004年高盛在中国组建高盛高华时，整个团队都是以方风雷为首的前中金员工为班底。从2004年到2007年，不断有中金的员工被外资投行挖走，甚至有人怀疑中金将会被外资投行疯狂挖人的釜底抽薪行为所击垮。
　　然而在梁红看来，这只不过是因为“外界对加入中金的很多人并不熟悉”。两年多以前，这位高盛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来到中金资本市场部，后转至销售交易部，自她离开后，高盛便再没有新的替代者。“人们知道我，是因为之前的职位。”梁红说。而极少被外界所知的是自金融危机以来，中金从海外其他投行“挖”来的董事总经理、执行董事等高级别员工已近四十位。如今，这些“空降兵”已成为中金在销售交易、高端理财、新产品设计开发、大宗原材料分析，以及海外业务的领军人物。
　　尽管在投资银行业，明星银行家的流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中金对其目标却可以算得上是“挑剔”。在中金的高管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曾有在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等顶尖银行工作的经历。吸引这些人前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金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上升空间。多年来，中金的“大项目”源源不断，中金的业务部门也从最初的几个扩展到如今的十几个。
　　在这些人看来，中金的文化氛围显然比外资投行更容易获得归属感。金融危机期间，外资投行在中国大幅裁员，甚至有些投行的业务部门裁到了只剩下一两个人，同样没有太多生意的中金却没有裁员，而是摊薄薪酬，共度时艰—这恰恰曾是30年代高盛所做的事情，而此举为当年的高盛留下了业界最为顶尖的团队。“金融危机时恐慌性的裁员对于公司的品牌以及员工的忠诚度造成的影响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但这也给中金的人才‘抄底’创造了机会。”梁红说。
　　除此而外，另一个能够让人动心的便是中金的“国际化”定位。从成立时起，中金便是以欧美投行为样本，无论从部门设置，还是薪酬体系，都直接向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国际大行看齐。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中金在人才上能够与国际大行相竞争，而这种机制上的优势在短时间内还很难被国内同行所赶上。
　　“其他的国内投行要超越中金并不容易。”中金的客户、悦容资本董事总经理张力如是对《环球企业家》评论说，“这一方面是中金已经具先发优势，另一方面则是其已经拥有一套成熟并适应中国国情的运营机制。”
全能选
　　多年以来，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核心地带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始终是大型跨国公司最喜爱的写字楼之一，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物业服务，以及并不张扬的装修格调，让人觉得舒适而方便。而对中金公司总裁朱云来来说，这座咖啡色大楼正符合公司的风格：行事低调，但却不容忽视。
　　一位中金公司的前高管曾经自豪地说，中金开创了一条什么样的路，中国的投行就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一个业界所公认的事实是，中金公司是含着金匙出生的，这家由国务院特批成立的公司从一开始便是要做“中国的”投资银行。1995年，大量的国有企业需要重组改革、融资，但把如此大量的机会全部让与外资投行来做显然并不现实，如此情况下成立的中金便天然被赋予了这种历史使命。
　　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外界认为中金能够拿到众多大国企项目是因其独特的身份和高管背景。但中金员工和多位曾在中金工作过的业内人士却一致认为这纯粹是“外界的误解”。在成立初期，中金只有投行部一个部门，没有专门的销售人员、也没有研究团队，与外资投行相比没有任何优势。直到1997年，中金才完成了它的第一单业务—中国电信（现“中国移动”00941。HK）的海外上市。据中金的老员工回忆，当时关于中国电信的研究报告都是由投行部的人撰写，而销售则是采取最原始的办法：用笔抄下对方的地址，然后挨个登门拜访，因为此前中金几乎没有任何海外客户资源积累。
　　其后的十六年里，随着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铝业等一系列大国企的海外上市，中金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初创公司变成了中国最知名的投资银行—在绝大多数年份，与中国相关的股权融资以及并购排名中，中金都是第一名。
　　然而在近年中，人们开始日益担忧中金这种过分依赖大型国企的模式，会不会因为国企改革的日渐结束而造成后续乏力。不过在梁红看来，实际情况根本没那么悲观，“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增强。”梁红表示，诸如“大项目已经做完了”之类的断言过去就被证明过是错的，而未来中国资本市场还会有国际版的加入，大型民企的回归，同时早年与中金一同成长的大型企业在上市后仍然有再融资的需求。
　　这正是中金所擅长的—多年与国企打交道的经验使其更加了解客户，也更善于抓住新机会。去年11月，大秦铁路165亿元A股公开增发，中金公司为其独家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此前，在2006年大秦铁路A股上市时，中金便是其保荐人。但与其IPO时的大牛市不同，此轮增发赶在市场形势不好的时候，这对于投行的定价、销售能力都要求更高。
　　更体现其价值的便是农业银行的上市项目。与工商银行长达六个多月的发行准备不同，农行从启动上市程序到最终IPO完成，仅用了三个多月。当时的市场环境亦十分微妙，全球经济正陷入欧债危机的恐慌之中，投资者对新发股票极为谨慎。他们对于农业银行这一政策推动的项目则更是疑虑重重：这家资产质量最差的国有大银行在上市后，能否真正以市场化机制保证股东利益？
　　同时，农行是国家力保的战略项目，而且融资规模要超过工商银行，中金作为总协调人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中金不牵头，恐怕没有任何一家外资投行敢去接农行项目。”一位来自农行承销团的人士表示，仅以农行两万多个网点的规模，要想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完成尽职调查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整个IPO项目的完成。而中金敢于接下这一棘手任务，所依赖的则是对农行的了解—在此之前，中金帮助其完成了上市前的重组工作。
　　“在重大的单子上，我们的客户和他们的没什么区别。”对此，梁红极为自信地表示。农行的发行在方方面面看来都是成功的，尤其是H股的发行对中金来说意义更大：其承销份额和高盛及摩根士丹利旗鼓相当。如今，中金在海外市场上对中国企业的销售能力已经不输于任何一家国际投行。
　　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金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从2008年开始，中金先后在新加坡、纽约以及伦敦成立了分支机构，搭建其全球销售平台。去年，中金所做的IPO项目也首次不再局限于大陆和香港，而是扩展到新加坡、纽约以及法兰克福。在美国，中金参与了通用汽车的IPO项目；在新加坡，中金联合承销了新加坡普洛斯公司的IPO；在法兰克福，中金将中宇卫浴带入当地市场。而今年，中金还将参与更多的海外项目。
　　除了传统投资银行外，中金在最近几年中正试图让自己的业务线变得更加完整，去年，来自其投行部的收入已经下降到公司总收入的一半以下。在海通、中信等国内券商具有长期优势的经纪业务领域，中金正迅速推进，其营业部由北京、上海、深圳的“老三家”扩展到了如今的11家，另有4家正在筹建中。同时，中金还获得了股指期货、融资融券以及管理人民币基金等业务资格。
　　“中金公司的实力让人印象深刻。”1月18日，哈萨克斯坦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萨姆鲁克－卡泽纳”理事会主席Kairat Kelimbetov到北京拜会了朱云来后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表示，有意请中金帮助该基金控股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并且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开展合作。
路漫漫
　　如同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一样，中金也同样拥有成长的烦恼。尽管把中金看成主要的竞争对手，但一些外资投行的银行家们仍然认为中金的优势主要是在国内和亚洲市场，那些需要面向全球投资者销售的项目仍然是中金需花很长时间来补足的“短板”。其中一位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的美资投行执行董事特别提到，中金的定价能力和大宗交易（Block trade）能力与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老牌外资投行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金都是唯一的具备海外发行能力的中国投资银行，但现在这种“舍我其谁”的情况已经大大弱化了。过去一段时间里，中金所面临的市场形势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三年前，中金还是国内仅有的两家证监会评定的A类AA级券商之一，现在则变成了十二家之一。仅过去一年中，便有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三家外资行的在华合资投行获准成立，中金的竞争对手陡然增加。
　　随着国际投行加大对中国业务的投入以及本土其他投行的崛起，中金海外业务遇到了更为严酷的竞争环境—除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深耕中国多年的外资投行外，野村证券、麦格理、巴克莱等都在中国加大马力。
　　在大型项目中，中金的传统优势领地也不断受到侵蚀。2010年中金承销了中国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的IPO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中金公司长期跟踪的客户：中金从农行重组开始，为其服务了5年，为光大银行服务了8年。但有些投行却是靠关系才在上市前硬挤进承销团。这种白热化的争夺让中金在一些项目的收入比例上有所下降，可以比照的是，2005年工商银行A＋H上市时的承销团中仅有5家投行，到农行上市时已经增加到了10家。
　　中金的研究业务也面临着新挑战。且不说中金研究部的人事动荡以及其2010年在《机构投资者》的综合研究实力排名的下降，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如果不了解美国经济，几乎无法对中国经济做出正确的判断。但在这方面，中金的研究能力仍然有所欠缺。而在海外，刚刚成立不过两年多的分支机构，也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向机构投资者证明中金的能力，并借此搭建其全球的销售网络。与拥有百年历史的外资投行比起来，中金的品牌知名度也欠缺很多。
　　不过，中金正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其品牌的海外影响力。在去年最后两个月中，中金在几个海外分支机构分别举办了规模宏大的15周年庆典：在香港庆典当天，两任特首及众多商界名流全部到场；纽约庆典上，除汇集了数百位华尔街的各大投资机构的负责人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亦到场祝贺；而中金的伦敦庆典设在了金融城市长官邸。
　　在大多数业内人士看来，中金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补齐短板，将其在投资银行业务上所积累的品牌优势延伸至各个刚刚起步或潜力未被充分发掘的业务领域，尤其是目前在其业务构成中占比不大的资产管理业务。
　　“中金仍然需要扩展投行以外的业务，投行的增长空间在下降。”一位刚刚从摩根士丹利手中买入中金股权的PE高管对《环球企业家》表示，目前的中金具有良好的团队，很多新业务也开始起步，这也正意味著“它很有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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