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之言：孔子再解读 | | 2011-03-22 郭文斌 光明日报 |
关于孔子，早在几年前，我就曾不揣浅陋地讲过一个观点:孔子的一生就是教人们如何找到安详。如果我们沿着“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反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这个“学”，就是安详；“三十而立”的这个“立”，就是找到了安详；然后十年“习之”，得到“不惑”；再经过十年，明白“天命”；又经过十年，达到“耳顺”；复经过十年，得大自在、大快乐、大自由、大安详。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即大安详也。
依陋见，安详是我们的“根本快乐”，它不在别处，而就在我们的“根”上。它既是我们的体，也是我们的用，它和我们的本质一体两面，就像你拿到了一百元的正面，就意味着你同时拿到了一百元的反面。现在的问题是，那一百元就在我们的手上，但是我们却无法看到它，因为我们的目光飘荡在远方。
和许多圣哲一样，孔子一生所做的，无非是让我们把目光收回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找到这“一百元”——它是安详、是健康、是和谐、是快乐。它是“一”，不是“二”。在孔子眼里，只有人和病人之分，不存在上人和下人之分，所谓以金做器，器器皆金。他的心里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本性学意义上的平等。有教无类，就是从此而来，“吾道一以贯之”，就是从此而来。
如果说孔子有野心，那就是让天下人全成为无病之人，成为君子。
做一个君子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答案是:快乐。《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幸福指数。孔子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开篇就致力于提高大家幸福指数的学说。
而得到这个“说”的原理是“学而时习之”。“学”是琼浆，如果人们不亲口去尝，是无法变成“说”的，就是说，快乐不在别处，就在行道之中，就在“习之”之中。就是说，这个“说”，你只有在“习之”之后才能得到。说得浅显一些，就是我们只有在安详的实践中，才能体会到安详带给我们的幸福和快乐。
有人说，孔子为愚民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稍微研究一下《论语》，就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他的思想极为民主，极为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科学家，只不过他的研究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的科学”，也即“人道”，探讨的是“根本快乐”的规律。说穿了，他是一个幸福规律的发现者、传播者。他同时告诉我们，杰出的国王也好，出色的大臣也好，优秀的公务员也好……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人，是一个懂得了安详和和谐原则的人，掌握了幸福和快乐规律的人，否则，他做国王也是一个不称职的国王，做大臣也是一个不称职的大臣，做公务员也是一个不称职的公务员，做丈夫也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等等。“绘事后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人说，孔子经历的只是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并没有经历过成熟的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因此，从人的认识论来说，孔子的思维只能局限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说这话的同志，显然忽略了常识，常识告诉我们，智慧是不存在进化论的。试问，几千年前，人们就知道大地是能够生长庄稼的，庄稼是能够养人的，难道几千年后，这个认识就错了吗？几千年前，人们就发现，真正的快乐来自爱，真正的喜悦来自奉献，难道几千年后，这个发现就错了吗？
五谷可以养人，水可以活人，这是几千年不变的常识，难道我们会因为它是古人发现的，就要拒绝使用吗？稍懂常识的同志都会知道，孔子一生都在说常识。既然是常识，那就不存在过时不过时的问题，就像呼吸和心跳对于生命来讲，永远不过时。孔子一生所讲的，就是让我们善待呼吸，善待心跳，让它保持到一个妥善的状态，和谐的状态，健康的状态，安详的状态，因为它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
如果说凡是现代的就是先进的，那么，请问，近现代社会，有谁发明了一种文字，超过了汉字？有谁写出了一部哲学著作，超过了《道德经》？有谁写出过一部军事著作，超过了《孙子兵法》？有谁写出了一部心灵学著作，超过了《六祖坛经》？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和读者朋友分享一个十分重要的常识：“习之”是止争的最好办法。当一个人真正通过“习”孔子的“学”而尝到“说”的甜头，那么再有人非议这个“学”时，他就会翘起嘴角，微微一笑。
当下，有人对孔子产生了不同意见，由此引发争论。细想一下，人们之所以会争，是因为没有见到全象。一个还在山脚下徘徊的人，是永远无法体会已经站到山顶的那个人的心情的，当然也就无法体会山顶之人发出的人生之叹。因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先去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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