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的政绩比赛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的主要原因——浮夸风与包产到户系列之一

工业革命

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商议定出了《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依靠农业集体组织，兴修水利和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在1957年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陶铸的哥们）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
       陶铸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可以说，赵紫阳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这个通过书记处稽核的“千斤县”假典型，给各个省委书记以强烈的刺激，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县搞“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县搞千斤县典型。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赵的典型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虑到不可能每一块田每一个公社的产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任《孝感报》编辑的老魏，亲身经历了王任重的千斤县试验：“王任重说‘千斤县里必定有某产几千斤的公社，亩产几千斤的公社里头必定有万斤田’。”所以，一个千斤县要有说服力，必须经过“高产卫星”的经验。王任重自己亲自担任孝感千斤县的指挥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副指挥长，还邀请华中农学院的白教授作为顾问，在孝感北门立了一块千斤县的大牌子。这样，到了水稻收割季节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王任重在文革初期曾经写过抗辩书，就他在1958年的表现进行辩解，说自己是老老实实向中央说假话的，不承认个人政绩上的迫切需要这个关键的内在动机，他还辩解说每个省都上报增产一倍以上，基于法不责众的道理，所以就不能说各省都一致地欺骗中央，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他是这样进行自我剖白的：“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阳地区参观，根据赵修的汇报，提出了‘一季捞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夸口号。全省各地县区社，经常修改计划指标，层层压任务。这样浮夸风就刮起来了，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块地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麦的假报告，提出了‘低产赶高产’‘翻一番拐个弯’等错误的口号。本来已经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大家比賽搞‘浮夸’，搞形式主义，在技术改革，农具改革中都出现了‘瞎指挥’与强迫命令的现象。对于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要有劳有逸，一张一弛，冷热结合，压缩空气等重要指示，我们也传达了，但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我自己就发烧到四十度，发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靜下来呢？到秋季我们发烧，浮夸到了极点。”王任重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多数省委书记们都参与了浮夸风，正是因为这样，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才被恰如其分地认定为是“向着党的多数进行猖狂进攻”。
      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干部，主要责任在省委书记一级的政绩比赛，这一点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当年在报章上吹得最厉害的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他跟各中央媒体关系良好，能够有效地动员这些媒体的版面为他的政绩需要服务。局部问题饿死人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和安徽北部淮河流域，而作为一个省饿死人最多的则是四川。任何了解五八年浮夸风兴起过程的人都清楚，是各个省委书记应该为高产卫星负责，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1958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
      在高产卫星和瞎指挥过程中间，从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合伙胁迫公社社长（实际上就是千斤县的指挥长和副指挥长们），要求基层干部组织群众搞不得人心的辍秧法，这样的安排除了可以增加省委书记在全国性媒体上露脸的机会之外，不会给基层群众和集体带来任何好处，只能给底层老百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无价值的劳动投入。由于有省委书记以下各级官员的参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往往难以有效抵制。

本文摘录自 老田《以五八年浮夸风中的赵紫阳为例——谈谈“高产卫星”的产生机制与死亡人口数字把戏》

工业革命

“四川要求搞1000万亩万斤田，就是李井泉陪邓小平到贵州视察时打电话来提出要求的，显然这是贯彻小平同志意见。”
“四川1千万亩万斤田，给温江地区分了400万亩，当时温江总的水稻面积不过500多万。”
“我们（整理者注：当时宋是四川省温江地委第一书记，所以这里的“我们”，主要是指站在温江地委角度说话）发现了郫县犀浦乡水稻“亩产万斤田块”有假后，李在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这个问题时就说了：“不要大惊小怪，这块是假的，再搞一块真的嘛!”在1958年郑州会议后，李对我们下面反映搞400万亩万斤田有困难时，他又批评我们是“怀疑派”。后来，当我们对这种做法感到问题越来越多、顶得也比较厉害时，李又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没指名批评我是“二元论，又想跃进，又不敢跃进，前怕龙，后怕虎，坏事不做，好事做不成”。
……我就到省委向李井泉同志汇报。我说：“李政委，你批评我怕，我就是怕，水稻亩产万斤我没搞过，我不敢说行，我也不敢说不行，我们意见今年先搞一百万亩进行试验（一百万亩也是违心的话，实际想取得同意我们不大面积种植，只搞少许田进行试验），成功了明年推广也不迟，失败了也不影响大局，今年就搞四百万亩，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几百万人没有饭吃，几亿斤粮食调不出去，我就是怕”。李井泉同志考虑相当长时间后说：“你们按你们地委的意见办吧”。我回来向地委常委汇报了上述的情况，大家松了一口气。过了几天，李井泉同志又亲自先后给我打来两次电话，第一次是说，他打电话问陶铸同志了，水稻“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窝距二寸，行距一行二寸，一行五寸）增产不显著，没有危险性（陶铸同志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这个密植办法是从广东来的）。第二次是说，他派闫秀峰同志到郫县搞试点，派刘文珍同志（省委常委，主编省委《上游杂志》）到新繁县搞试点，叫我在温江县搞试点，意即搞对比试验。我没在温江县搞试点。我到郫县红光公社看闫秀峰同志的试点，也没看见他搞“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的瞎指挥，我们地委经过三次提意见最后取得省委李井泉同志同意没执行，避免了大面积大量减产的损失。（整理者注：上述着重号是编者加的。）”

工业革命

四川省委召开万人生产

动员大会，提出一九五九年全川要搞一千万亩万斤田，同时缩小耕地面积，抽出

劳力大办工业。《四川日报》刊登农业厅长赵XX的文章说，有充分的根据证明

这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年的实践证明，有了高指标就会创造高产，我们“一

定能够实现千万亩亩产万斤粮。”

在(一九五八年)放高产卫星这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上，温江地委一开始就处

于十分尴尬的被动状态。从行政关系来讲，郫县的一切工作，尤其是农业生产，

应该由地委一手抓，然而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实际领导上，郫县离省委都要比地委

近得多。“李政委”经常办公的金牛坝招待所就挨着郫县；省里的各种工作组如

走马灯似地来来去去，以新华社四川分社、《四川日报》为主的一个庞大的新闻

报道班子常驻郫县；省里的各种指示往往一杆子插到县里，县上的工作往往直接

报到省里。当郫县有什么大事报到地委时，可以肯定省上已经知道；更多的时候

是地委接到省上的信息或看了报纸，方知郫县又生出什么花样。地委一般干部没

人愿到郫县去：人家是通了天的，架子大着呢，谁愿意去坐冷板凳讨没趣呢？

　　但是地委的头头们就不敢这样想，夺了彩地委也许沾不到多少光，出了事可

休想滑脱。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从统购统销征过头粮出乱子，到一九五六年乱

指挥造成的减产，或多或少给他们以教训。　脱离实际是要受惩罚的。他们肩上

的担子很重，很实际，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粮食交出来才算数。单是一个百

万人口的省会成都，一朝没粮，该当何罪？不过，要说谁一开始头脑就很清醒可

是假话。整个国家尤如一个蒸笼，热的、冷的、清醒的、糊涂的都难免被蒸热、

蒸烫、蒸晕。(温江地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曾笳每天拿着报纸心急火燎；连河南

安徽都干出几千斤，守着名甲天下的天府之国居然无所作为！连省上的农业专家

参观回来也这么说，还有可怀疑的吗？

　　为了迎头赶上，地委接连组织一批又一批的参观团分赴河南、湖北、安徽、

浙江、福建、广东、甘肃等省参观考查，结果大失所望：所有的所谓“卫星”

都是假的。

　　当神话被重复一千遍的时候，他相信过神话；当神话被揭穿以后，他更坚信

常识。曾笳清醒了。主管着全区的农业，他感到责任重大，那是几百万张嘴巴，

十来亿斤征购粮的问题啊！虚报浮夸后果不堪设想。秋收开始他突然接到省农业

厅的电话，说郫县已经出现六千斤以上的卫星田，省上准备在那里开水稻生产现

场会，他立即答复，等我们调查清楚再说。他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杨彬前去调查，

杨回来报告，不是六千，是六百，社队干部说，他们根本没报过，是县里报上去

的。

　　曾笳拿起电话告诉农业厅，现场会不能开。没得那回事。接着打电话给郫县

第一书记刘致台，要他说清楚是怎么回事。电话那头口气不小：“这还不算，我

们还有产万斤的田呢！”曾笳压住心头的火气：“那当然好。有把握的，先给地

委报告，我们要亲自验收。未经地委验收，不能向上报。”

　　眼下他正窝着一肚子火。统购统销以来，粮食收割前的估产，收割时的核产，

收割后的清产已经形成了规矩，粮食产量都是逐级核实上报的。今年早稻收割开

始就全乱套了，尤其是郫县，简直就不把地委放在眼里。有一点很清楚，高产最

终要落实到征购上，万一征购完不成，他是担待不起的。地委常委中，对高产卫

星持怀疑态度的占压倒多数，地委发出通知：凡各县放高产卫星，一律先报地委，

经地委验收后才能宣传，否则不予承认。

这一纸通知尤如向燎原烈火泼去一瓢水，根本无济于事。先斩后奏，斩了不

奏比比皆是，地委会刘家大院门口终日锣鼓喧天，报喜的队伍你来我往。接到喜

报：看到报上的消息地委的调查组火速赶到现场，要么已经“收完”，要么子虚

乌有……

　　八月二十三日，万斤卫星从天府之国冉冉升起，巴山蜀水一片欢呼。从报上

得知消息，温江地委的头儿们如同咽下一只苍蝇。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打电

话问曹云生，曹承认是“二次移栽”。八月二十五日，地委再次受到重创，《四

川日报》头版报道，郫县合兴、古城，崇兴三乡接连放出五颗万斤中稻卫星，其

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的一万六千多斤的卫星。地委办公室派龚朝浦、傅正坤

二人立即前往调查，看到是犁过的田。访问了几个老农后，二人打电话到川报说，

我们调查了，这块田实际只产几百斤，你们这样做有损党报威信！报社并不理睬。

工业革命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郫县报告，犀浦乡有一块田可收三万多斤。

　　“不要收，我们马上来验收！”曾笳对着话筒大吼。

　　当地委的干部傍晚赶到时，那块所谓的高产田已是光秃秃一片，县、乡干部
称：“收割完毕。”

　　这回曾笳可真火了，在电话里厉声责问郫县第一书记刘致台：“叫你们不要
收为什么要收？这样做不对嘛……”

　　刘致台似乎并不计较：“你们不要急，还有一块比这块产量还高，估计有四
万多斤呢。”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除主持召开各县农业书记会议的曾笳外，宋文彬率领地
委全部常委赶赴犀浦，一下汽车，他们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但见成都到犀浦
的公路上大小汽车排成了长龙，人流如潮，数以成千上万的人把一块稻田围得水
泄不通，挎着相机，拿着笔记本的记者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电影摄影机吱吱转动。
那块稻田　　不如说是一个稻堆，稻子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从上面看去一片金黄
的谷粒。有人用鸡蛋放在上面掉不下去；小孩在上面蹦跳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
汉拿着洋铁皮做的话筒站在稻子上大叫大嚷；照像机劈里叭啦乱响……

　　县里显然早已将消息捅了出去，单是看几十辆小车，就知道省、市、各厅局
的人差不多都到齐，这种热闹欢庆的场面很快抹去宋文彬对县上又一次“先斩后
奏”引起的不快，他堆起笑脸，和人们握手寒喧，接受种种由衷的或不由衷的表
扬、祝贺和恭维。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贺，　温江地区粮食大
丰收，对这一年多来工业人口猛增的成都市，实在是太好不过。

　　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
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县上的干部在人们的拥簇
下介绍“并秧移栽”经验：他们是在七月十三日将十六亩田的中稻在抽穗前十天
并到一亩田中，进行“后期生长”，放出的这颗大卫星。

　　省委书记阎红彦、廖志高、阎秀峰，以及省人委、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负责
人均到现场参观。第一书记李井泉眼下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
是整个大跃进期间热度最高的一次会议，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高产指标和关于建立
人民公社的决定，就是在这次会上作出的。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
遭到重大挫折。而下达“熄火”令的正是李井泉信任的阎秀峰。四十四岁的省委
书记阎秀峰兼任省委秘书长，主管宣传工作。

　　据阎秀峰当年的秘书岳忠回忆，当他们在田边参观时，他听见有人小声议论
说这是造假，他回头一看，是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岳问，你们怎
么知道是假的？专家扯起一窝谷子说：“这根是死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
起的。”岳随即找到几个熟悉的当地干部打听，证实实际上是将三十二亩成熟的
稻子并到一起。返回成都的路上，岳给阎秀峰讲了这些情况，阎秀峰立即叫岳忠
通知各报社领导和农科所的那几位专家到省政府开会。会上，专家们直言不讳地
指出，稻子是成熟后并起来的，所谓“移栽并秧，后期生长”纯属无稽之谈。阎
秀峰会上宣布：“这样的高产卫星是劳民伤财，各报不要发表这种消息。”

　　一百多人干了一个下午，一亩多田的稻子没有收完。当晚地县两级领导干部
回郫县。晚饭后，宋文彬接到省委书记阎秀峰电话，说省、市机关有人反映，今天
他们参观发现这块高产田有问题，是假的。
　　当天下午，地、县两级关于并秧时间、并秧利弊的争辩继续进行。县里一口
咬定，并秧时间是七月十三日，并让犀浦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和社支书到会作证。

　　当晚，省委通知县委，关于犀浦万斤田的消息“暂缓发表”。

　　宋文彬请省委农工部翌日到犀浦共同调查。二十九日上午，省委农工部长杨
XX、处长史立言、地委宋文彬、县委刘致台共同在犀浦一社召集社长，驻社干
部座谈。当过李井泉秘书，长期在犀浦蹲点的史立言私下对宋文彬说：“查什么，
用不着查，假的！几十亩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块，几百人晚上偷偷摸摸地干，稻子
的根都没长进土，轻轻一提就起来了。”

　　调查结果正如史立言所言，稻子是八月十三日才并的，比县委坚持说的整整
晚一个月。宋文彬咬牙切齿，给县委下了三道命令：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
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作假者以处分。

　　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九月十日，县委终于向省、地作出书面检讨报告。

　　这份所谓的检讨堪称厚颜无耻、强辞夺理的杰作。
   
　　检讨做了，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是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开群众大会公开检讨
，由赵宗福在犀浦进行；处分有关人员-　赵宗福及其有关人员。地委的命令全
部执行。赵宗福后来被撤职，但既没公开检讨更没挨批斗，他只是一个意外的牺
牲品。

　　事实上郫县县委底气十足，眼下“移栽”卫星映红了半边天，其内幕已是公
开的秘密，全国都在这么干，地委、省委几个人反对算什么？何况还有李政委呢！
因此他们敢于在“检讨”的最后理直气壮地宣称：

    　　至于移栽并秧工作，从其措施来说，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它对明年的大
    增产将会发生重大作用，我们决不泄气……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九月十二日，《四
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八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
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报道的标题公然宣
称“并秧移栽经验好　　郫县上空出现万斤以上卫星群”。报道毫不忌讳地说，
友爱乡一社于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出动三百一十个社员，用两天两夜的时间将
三十五亩正在“散子”的秧子移到这块田里，创造了亩产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五斤
的高产奇迹。到九月九日止，全县已放出万斤以上中稻卫星三五颗，其中一次移
栽的十三块，并秧移栽的二十二块。

　　报道进一步说明并秧的好处：“当湖北，安徽省放出万斤以上的卫星后，他
们认为，并秧移栽可以试验一亩田究竟可以密植、高产到什么程度，还可以腾出
田来增种一季，使一年二季或三季的庄稼种上四季五季。”“最近，郫县县委研
究了全县中稻卫星的情况，认为并秧移栽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因为这样就可
以做到，早稻移栽可腾出田来栽中稻；中稻移栽后再栽晚稻。这样，再加上小春
和晚秋作物，郫县明年即可做到一年四熟甚至五熟。县委准备大力推广移栽并秧
法。”

　　不错，我们是并的秧，所有的中稻卫星都是“一次移栽”或“并秧移栽”，
快成熟了并又怎么样？这块八万斤的卫星田就是“散子”（即将收割）时并的。
这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我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准备大力推广。刚刚检讨的
错误全部翻案！而且是在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上堂而皇之地翻案！

　　与其说这是县委向地委的公开宣战，不如说是省委对包括温江地委在内的所
有反对派的公开批评。消息在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上发表，针对性如此之强，
足以表明省委对此事的态度。省委的态度何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因是
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

　　只要李政委在，李政委就是省委，省委就是李政委；《四川日报》就是李政
委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决非
报社可以左右。副总编伍陵一次不慎将他指定放头条消息放在了二条，挨了一顿
臭骂：把报纸收回！损失由你出！

工业革命

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召开有四川各地市州领导参加的会议，布置四川当年继续大跃进。井泉继续支持郫县大放卫星，并安排红光公社第一书记郑XX一月四日在大会上作“红光社水稻亩产一万零六百八十一斤的经验”报告，详细介绍红光管区某地块水稻种植收割情况。郑报告
完毕，李政委带头鼓掌，各地区头头们鼓掌，但曾笳不动手。
　　李井泉问：“曾笳，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曾笳愤怒已极，郫县报告的万斤田，地委逐一调查核实全是假的。
　　曾笳闷不作声。李再次追问。
　　曾笳还是那句话：“这个问题以后再说，这块田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没有那么多还搞不清楚。”
　　这位政治局委员终于忍无可忍，他面色通红，声音发抖：“啊？你还不信？我们这个会场里有怀疑派，秋后算账派！你　　”他指着曾笳：“你要秋后算账吗？”
　　曾笳想，信不信秋后算账可以解决，可眼下冬至已过。
　　李政委破口大骂：
　　“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创
造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d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
同年八月，四川开展大规模“反右倾”运动，在各级干部中揪出成千上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十一月初，曾笳因“右倾错误”被撤销温江地委书记职务。
曾笳此时病倒在床，几个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彻底搞垮了他的身体，脚肿了，多年的肺结核病复发。一次大吐血之后，被送往专区医院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就挨批斗，作检讨。人人都必须揭发。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宋XX也要和她……的丈夫划清界限，
地委副书记职务撤销…….人们熟悉的那位风风火火，口直心快的地委书记从此销声匿迹。

工业革命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朱德到老红光社视察的前几天，公社做了以下的准

备工作：将沿路有碍观瞻的东西清除殆尽，　包括政治上“不干净”、嘴巴不牢

靠乃至饿得形象不佳的社员。当天，他们被集中到离参观路线十多里远的几个大

院子里，由持枪民兵把守，直到朱德离去才放回。朱德见一路人烟稀少，问陪同

的社队干部是何故，回答是“搞大兵团作战去了”。管区的食堂做了够上百人吃

的大米饭，吃饭的只有十多个人，朱德话中有话地问：你们这几个人吃这么多饭

啊？

工业革命

真人（赵紫阳)在广东的先进经验是反瞒产，发动社队干部挨家挨户搜余粮。

追余粮就是这个畜生搞出来的,
当年我们这从来就没听说过一亩地一造能有三百斤,就算今天我们这一般也就是七八百斤为上好.
58年春节前我们这是二十世纪里唯一一次的雪.当能冻种全部绝收,春天大汉,到农历四月才下雨,大部分人春耕绝收!
到夏收后就要收余粮,没有的打,批斗,劳改!如果你把地上交政府的,杀,杀全家!
就是,湛江出了一个伪造余粮单事件,直接杀十几个,判刑达到二百多个,最小的判刑的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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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官僚啊

工业革命

湖北省委把工作重点就放在了红安、麻城两个县。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典型也为树给黄麻起义的首长们看。 王任重找来黄岗地委书记姜一，语重心长地做了一次长谈。王任重告诉姜一：工作说要讲方法，当务之急的领导方法，是抓典型，搞样板田。省委把红安、麻城当全省工作的样板田，你们一定要做好。要特别注意总结经验，有理论，有数据，有说服力。要敢为天下先，眼界不要盯住省报，要盯住《人民日报》，省委配备强有力的理论班子，配合你们的工作。眼前的目标，红安、麻城要成为十年《纲要》，1957年当年达标的样板，拿出来的数字，当然不能忽视工作细节，要经得起推敲，不要出漏子。黄冈地委奉令而动。按照省委的意图，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两个县一碗水端平，红安粮食跨《纲要》，麻城棉花跨《纲要》。10月底，中共黄冈地委将精心编造出来的红安粮食亩产量，麻城棉花亩产量上报省委，声称由于县委领导亲自深入基层，抓样板田，以典型带全局，经过深翻土地，施肥、合理密植，两县粮棉产量当年跨《纲要》。湖北省委抽调省委宣传部和武汉大学的笔杆子，连夜苦战，以“跃进速度”赶出了几篇文章，经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亲笔润色修改定稿，上报中共中央。湖北省为大跃进准备了最好的典型材料。1957年11月29日，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从工作方法的高度，提出干部种试验田、改进工作作风、实现高产跃进。《报告》说，干部种试验田，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最近我省各县已普遍推行了这个办法，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工作面貌。红安共有县区乡社四级干部1470名，亲自动手搞试验田有的1151名，共种水稻试验田646亩，花生试验地476亩，还有棉花、红苕等作物的试验田地。试验田的产量，都高于一般田地。副县长萧林山两亩试验田，获亩产水稻千斤的纪录。七里区区委书记工作中的一亩花生试验地，获为亩产1190斤记录，还有皮棉亩产一百斤，红苕为亩产一万斤的纪录。试验田推动了大面积丰产。全县有313个粮食亩产千斤社，128个花生亩产800斤的社，21个皮棉亩产百斤社，全县15种农作物样样丰产，732个合作社，社社增产。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八百斤，提前十年达纲要。麻城、孝安等县的情况基本上如此。
　　中共湖北省委的高明，就在于并不就事论事，而是从理论的高度，在谈工作方法的同时，就放出了大“卫星”。这也难怪思想家的毛泽东，如此重视湖北的佳作。至于《报告》中提到的“高产”情况，全是编造出来欺骗中央的应景之作。　1958年2月，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通知》中说，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上的统一。我们全党的干部必须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既不要作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不要做空头政治家。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是完成党的任务基本关键之一。当然，湖北省委当年的“杰作”还不止于此，不然就没有了后来的精彩手笔。 还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年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来一个大跃进。”社论认为：自从《纲要》公布以后，已经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全国已有29个县市达到《纲要》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其中最典型的是湖北红安县，“土质瘠薄，生产条件不好，今年亩产平均产粮也达到八百四十三斤。”社论强调，“这些大量增产的地区，有的是十分贫瘠的，在那里能够提早十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革命的指标，那么，条件与它们相同或者比它们好的地方，难道反而不能做到吗？” 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毛泽东激情昂扬地在社论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 ‘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拿到这份《人民日报》，王任重兴高采烈。省委常委当天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这篇社论。会后，由王延春提议，晚上在省委小灶设宴庆贺，几位省委书记频频举杯，喝得红光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