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

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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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全才——彭雪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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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如夜月圆时少，人似流云散处多。这是战争年代他们夫妻生活的生动写照。
　　陈毅的夫人张茜很关心彭雪枫的家事。她问：“雪枫，你经常给林颖写信吗？”
　　彭雪枫老实地回答：“经常写。”
　　张茜又问：“她呢？”
　　“不算很多。”彭雪枫有些难为情，还为此生过林颖的闷气，但林颖就是不改。
　　“为什么？”
　　彭雪枫敷衍道：“大概她工作忙吧。”
　　“她的工作比你还忙？”张茜感到好笑。她特地将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托彭雪枫转交给林颖。
　　林颖收到书，明白了张茜的用意，回信变得及时了。彭雪枫大喜，经常通过鸿雁传书寄托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和关怀。从1941年9月到1944年7月，他写给林颖的信件共达八十余封，解放后曾被编为《彭雪枫家书》出版，受到读者的喜爱。
　　军部明令给师级干部开小灶，彭雪枫抗命不遵。双沟镇酒厂的老板把陈毅当作彭师长的随从，殷勤敬酒，彭雪枫安之若泰。与军长赛马，彭雪枫把陈毅拉得无影无踪。陈毅说他喜欢的就是彭雪枫霁月风怀，一身傲骨。
　　“雪酿寒石苍皆白，枫竞霜后叶先红。”这是淮北名士李耀庭送给彭雪枫的对联。这副对联不仅把雪枫的名字嵌进了对联中，还点化出彭雪枫的人格形象。
　　像白雪一样纯净，像红叶一样火热，这纯净和火热既不是稍垢即污的初雪，也不是随风凋谢的秋叶，而是经过风寒霜冻的白玉红枫，是没有任何雕饰的天然本色。
　　彭雪枫给林颖的家书最爱用的署名是“白雪红叶”。他给人的感受也是这样，真诚，坦荡，自信，亲和，同时棱角嶙峋，刚硬至猛。邓子恢说他身上找不到一丝媚态。彭雪枫听后，高兴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邓兄。”他们后来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搭档。
　　在根据地，人们经常能听到彭雪枫的诙谐故事。彭雪枫能文善诗，又重视宣传工作，亲自把机关报抓在手里，《拂晓报》成为他的“三宝”之一。但是，他常为报纸上的错别字头痛。一次，有个编辑编稿时将“欺骗”字误写为“欺驴”。
　　彭雪枫找到这位编辑，劈头就问：“同志，有人报告说你将老乡的驴揍了一顿，为啥？”
　　编辑吓了一跳，忙说：“没有这事，你听谁说的？我们可以对质。”
　　“还要对质吗？这事我自己也亲眼看到了。”彭雪枫表情十分严肃。
　　“彭师长，我冤枉啊，真的没有揍驴。”编辑感到浑身长嘴巴也说不清楚，汗都下来了。
　　彭雪枫拿出《拂晓报》，指着其中一处文字，一本正经地说：“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不是你自己写的‘欺驴’吗？”
　　这个故事很快流传开了，自此以后，报纸的编校质量大为提高。
　　彭雪枫对下级战士随和，对上级领导和同级干部真诚。他经常把“做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这句话挂在嘴边，这是抗战初期毛泽东送他到山西做统战工作时的一句赠语。遇到有同志对他产生误会或不理解时，他坚守三个原则：“一不辩驳，二不迎击，三不伤神”。这种“敞亮豁达”的处事之道得到陈毅的高度赞赏。
　　陈毅特别欣赏彭雪枫不卑不亢、傲岸自许的风骨。他常说：“君子如水，小人如油。与雪枫相处，如浴春风，如沐清水，令人神清气爽。”
　　陈毅第一次视察四师时，就发现彭雪枫与众不同。当时，新四军为保护干部，决定给旅以上的干部开小灶，伙食从优。各师都认真地执行了。惟独四师抗命不遵，原因是彭雪枫认为，官兵一致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越是条件艰苦，干部就越应该与群众打成一片。陈毅到四师司令部的第一餐就是吃的大灶，照例是白菜、萝卜、土豆丝和烧豆腐。
　　“小鬼，你们师领导每天吃啥子饭哟？每餐都和今天一样？”陈毅来到炊事班了解情况。
　　小战士说：“我们吃什么，师首长就吃什么，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陈毅找彭雪枫谈心：“雪枫同志，你和战士们同生死、共甘苦的精神是好的，但是，你要考虑军部党委决定旅以上干部吃小灶为的是什么？是为了照顾老干部的身体健康，是为了克服平均主义。你们师领导在过去的战斗岁月里都受过伤，目前斗争又这么艰苦，你们身体的好坏，不是你们个人的事。”
　　彭雪枫如实地说：“接到军部通知，我没在意。邓子恢政委也对我说了，我也没有执行。我觉得官兵一起吃大灶还热闹些。”
　　陈毅很严肃地说：“这不是什么热闹不热闹的问题。军令如山，你要马上执行。”
　　彭雪枫只得遵令开小灶，但他还是想不通。他对妻子发牢骚：“我现在很矛盾。师部开小灶，这在别人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对我却是一件压在心头的大事。陈军长来，非要这样做不可。司令部只有四人，每餐都是大米饭、白面馍，有时甚至还有饺子，两菜一汤，可谓舒服，但是，除了把人养胖养骄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呢？”
　　陈毅走后，一到吃饭时，彭雪枫便端着空碗来到战士们中间。其他首长一见这种情况，也都下到大灶，小灶名存实亡。陈毅听说后，只好自我解嘲：“这彭雪枫是个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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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全才——彭雪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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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去春来，洪泽湖春意盎然。陈毅再次视察淮北，彭雪枫设宴双沟镇。泗南县双沟镇是淮北名镇，紧靠淮河，岸边樯桅林立，风帆如鳞，十里青石长街，两侧店坊挤挤挨挨，透出千年古镇的繁华、质朴。这里是全国闻名的酒乡，双沟大曲就出自该镇。
　　镇上最大的酒厂——全聚德酒厂厂长是开明绅士、县参议员贺子谟，听泗南县县长张太冲说来了贵宾，亲自迎接。一身戎装的彭雪枫、邓子恢和衣著随便的闻名记者范长江，贺子谟都认识，他只对陈毅感到陌生。陈毅当日头戴西瓜帽，身穿深蓝色的大褂，手提一根文明棍。
　　“张县长，这位是……”贺子谟朝陈毅一拱手，问张太冲。
　　张太冲张口就报：“这位是陈……”。
　　彭雪枫不等张太冲“陈军长”说完，便截住了，说：“他是陈大队长，特务大队的。”
　　贺子谟本来就觉得陈毅一身绅士打扮十分抢眼，又有点别扭，听彭雪枫介绍说是特务大队的，也就不再怀疑了。
　　彭雪枫本意是为陈毅着想，谁知这位贺子谟听信了他的话，真的把陈毅当作了随从。宴席上，贺厂长拿出几瓶珍藏多年的双沟陈酿，殷勤地给客人敬酒。他开口彭师长，闭口邓政委，顾不上照顾陈大队长。“陈大队长”虽然敬陪末座，主人不去搭理，但自酌自饮，倒也逍遥自在。
　　筵席上，总是贺子谟敬彭雪枫、邓子恢，彭雪枫、邓子恢敬陈大队长。一顿酒下来，贺子谟总觉得有点不对头，心想：“陈大队长虽然谈吐不俗，又是特务大队的，但水平再高，总还是彭师长、邓政委的部下吧，怎么彭、邓二位如此恭敬？送走客人后，他问县长：“那位气度轩昂的陈大队长到底是什么来历？吃什么，喝多少，都是他说了算，他的谱怎么比师长还大？”
　　“他管七个师长，你说他的谱大不大？”
　　“开什么玩笑？哪有管七个师的大队长！”一语甫出，贺子谟马上醒悟了，惊叫道：“这陈大队长原来是陈毅。哎呀，刚才太失礼了！”
　　乘着酒兴，陈毅一行来到淮河与月牙河之间的冲积沙洲——大柳巷。这里俨如世外桃园，家家梨树扬花，处处柳丝吐烟。望着郁郁葱葱、宽敞平直的十里长堤，陈毅豪情大发，主动向彭雪枫挑战。
　　“雪枫，听说你在蒙古练过马？”
　　“我在蒙古大草原上练的是没有鞍子的裸马。三个月下来，屁股上生了一层硬茧。策马越山跳涧，如履平地，那才叫功夫！”彭雪枫说完嘴里还“喳喳”地回味。
　　“听说你吹牛皮，说新四军中你赛马无敌？”
　　“不能说全军无敌。”彭雪枫脖子一挺，朗声答道：“只能说没有输过。”
　　陈毅问：“你敢与我比试比试。”
　　“比就比。”
　　两人牵马来到堤上，并排站着。“开始！”邓子恢一声令下，俩人翻身上马，挥鞭奔驰。陈毅骑的是匹枣红马，膘肥体壮，撒开四蹄，像一阵风似地从堤上飘过。彭雪枫骑的是匹青白马，越壕跨沟，像飞一样，彭雪枫称它为“火车头”。俩人较起劲来，顾不上客气谦让，心里只想战胜对方。枣红马与青白马交替领先。他们的赛马引起河中游客的注意。堤上八蹄翻飞，尘土飞场，堤下观者如堵，喝采声入云。
　　开始，陈毅还能和彭雪枫一较高下，时间长了，便渐落下风。最后，竟被彭雪枫拉下一大截。
　　赛马虽然输了，但陈毅兴致仍然不减。傍晚回城，看见夕阳斜照，满河跃金，无数江鸥时而低飞，时而高翔，心潮起伏，他口吟《试马》一诗，送给彭雪枫：
　　淮水中分柳巷洲，
　　平沙绿野柳丝抽；
　　春郊试马优游甚，
　　难得平生似白鸥。
　　陈毅虽然与彭雪枫只数面之缘，但俩人却像老朋友一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陈毅的诗作中，竟有二十余首与彭雪枫有关。彭雪枫牺牲后，他和着血泪，写下了《哭彭八首》。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长的悼亡诗。
　　大捷之后的一粒流弹击落了璀璨的星座，全党全军同悲。毛泽东亲题挽联。为彭雪枫遗腹子安全降生，邓子恢将死讯隐瞒林颖四个月之久。淮北百姓设灵祭祀时，祭品是一碗清水和一面明镜，敬重他“清如水，明如镜”。
　　彭雪枫生平最大的耻辱是被汤恩伯挤出豫皖苏。四师大部分官兵都来自豫皖苏，指战员最大心愿就是尽快收复失地，重返家乡。
　　1944年8月，复仇的日子终于到了。经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分会同意，彭雪枫亲自指挥四个主力团和一个骑兵团执行西进任务。在誓师大会上，彭雪枫心潮起伏，声泪俱下：
　　“同志们！三年前，我们忍痛撤出了豫皖苏路西阵地。从撤离路西的那天起，我们就发誓一定要收复豫皖苏边。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现在，三年的时间到了。我们是豫皖苏人民的子弟兵，豫皖苏是我们的家乡，那里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室家小，我们的兄弟姐妹。三年来，我们日夜盼望着早日恢复失去的根据地。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为了路西倚门东望的父老乡亲，我们就是血染黄沙，战死疆场，也是心甘情愿的。”
　　从8月15日到9月10日，彭雪枫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路西广大地区，歼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数千人，夺取萧县、永城、宿县。9月10日，部队准备攻打距夏邑县城三十华里的八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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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全才——彭雪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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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雪枫决定亲率三个团攻打八里庄。
　　参谋长张震提出异议：“八里庄之敌李光明部装备精良，官兵多是老兵、惯匪，而且八里庄地形十分复杂，敌人碉堡、壕沟、暗堡三位一体，可攻可守。师长负有统辖西进兵团的重责，不必亲临一线，还是由我到主攻团去指挥。”
　　彭雪枫决心一下很难改变。
　　晚上，十一旅旅长滕海清也来劝驾。“师长，听说你要让我带三十一团到王白楼休息，而你自己亲自出马打八里庄。杀鸡焉用宰牛刀，派我和张参谋长去不就行了？”
　　彭雪枫一摆手，把滕海清的话截住，半开玩笑地说：“在小朱庄，你们三十一团立了汗马功劳，可功劳不能老是你立呀！那样，别的团就要说我偏心了。你还是抓紧时间把三十一团整顿一下，大仗有你打的！”说完，他就到前沿部署战斗去了。
　　彭雪枫走后，滕海清跟张震嘀咕：“西进以来，我总觉得师长有点心急。前些天，我还看见他挥刀上阵与骑兵团一起作战，这次又亲临火线指挥战斗，危险呀！”
　　11日凌晨4时，总攻开始，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仅用一个多小时，就歼灭了李光明两个营，余兵退缩到小圩子，凭险顽抗。小圩子工事颇为坚固，圩外有壕沟围护，易守难攻。彭雪枫来到二十五团，指示停止强攻，采取围三缺一的战术，佯攻三面，网开一面，将主力预伏在敌人逃跑方向。
　　从部署战斗到指挥追击，彭雪枫已经一连工作了好几天，眼睛布满血丝。张震和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劝他小憩一会。正当彭雪枫准备和衣而憩时，警卫员一阵风地从外面跑进来：“师长，真神了，敌人按照你的安排突围了。”
　　“走，咱们到前沿看看去！”彭雪枫一翻身，掂起左轮手枪，与张震、吴芝圃来到圩墙上观察敌情。根据敌情的变化，他命令炮兵向开阔地前沿轰击，阻止逃敌逸出伏击圈，命令二十五团从后面发起追击，命令预伏部队收网，命令骑兵团投入最后的战斗。陷入重围的敌人像昏了头的苍蝇胡冲乱撞，盲目射击，散弹、流弹、冷枪，满天飞，彭雪枫全然不顾这些，仍然站在墙上高声呐喊：“同志们冲啊！不要放跑一个敌人！”
　　警卫员看彭雪枫目标太暴露，劝他注意隐蔽。彭雪枫不肯下来。二十五团团长徐体山回头看见彭雪枫站在圩墙上向他招手，吓出一身冷汗，赶回来一把将他拉下圩墙，叫他到散兵坑去。彭雪枫从高处下来，在散兵坑还未站稳，就听远处一记冷枪破空而来，彭雪枫的身子微微一颤。警卫员以为师长没站稳，上前搀扶。谁知彭雪枫抓着警卫员的手紧抠着不放，稍顷，听他轻轻地哼了一声，颓然倒下。
　　“师长出事了！”警卫员和徐团长惊呼起来。
　　张震、吴芝圃闻声赶来。彭雪枫朝他们看一眼，瞳孔的光芒消逝。他俩赶紧撕开彭雪枫的上衣，没查到什么伤痕。医生赶来抢救，指着他左心房一个好像被小刺扎破的伤痕，说：“师长中弹了。”吴芝圃一边让医生打强心针，一边安慰自己：“师长命大，不要紧，不要紧！”
　　由于事出突然，张震、吴芝圃急忙电告正在后方的邓子恢，请示善后事宜。祸从天降，令邓子恢十分震惊。他的勤务员宋德功回忆道：
　　“9月11日深夜，邓政委刚入睡不久，机要室就送来了一份急电。他看后沉思了很久很久，抑制不住热泪滚滚，用手帕轻轻地擦着眼镜上的泪水，自言自语地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当时我们心里都明白，前方出了问题，但谁也不敢问。”
　　邓子恢冷静下来后，作出了秘不发丧的决定。原因有两条：一是为了不影响士气，二是为了已经身怀六甲的林颖。
　　根据邓子恢的指示，滕海清派人到王白楼一户大地主家，用五百块银元买了副上好的棺材，将彭雪枫入敛，悄悄地用船送回路东，安放在成子湖边的柴滩上。
　　女人的直觉是最灵敏的。彭雪枫牺牲的第二天，淮北区党委正召开群众工作大会，各县、区党委书记和工青妇负责人参加会议，情绪非常热烈。林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惊异地发现主持会议的几位领导目光黯淡，心里一沉，感觉可能出了大事。她不敢往深处想。当晚，她在梦中大哭大叫。
　　同屋的泗南县妇救会主任推醒她：“林颖，怎么回事？”
　　“雪枫可能出事了。”林颖惊魂未定地说梦见彭雪枫满身血迹站在她面前。
　　“梦都是反的。”妇救会主任安慰她说。
　　林颖正要找有关部门打探消息时，又接到了彭雪枫给她发来的电报。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彭雪枫都要向她报平安，并询问腹中胎儿的情况。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战事动荡夭折，彭雪枫特别希望第二个小孩能平安降生。1944年12月23日，林颖在新四军军部黄花塘医院生下一名男婴，取名为小枫。
　　1944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公布彭雪枫的死讯，并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亲率延安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来到会场，向彭雪枫的遗像鞠躬、默哀。礼堂门口，高悬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挽联：
　　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
　　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

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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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全才——彭雪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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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在延安的陈毅含泪挥毫，写下《哭彭八首》，随后又为淮北举行的追悼大会发来挽联：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赢得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大英雄。
　　2月2日清晨，淮北各界七千余人前往洪泽湖畔，恭迎彭雪枫灵柩。同日，邓子恢亲自将林颖母子接回到半城。林颖此日仍蒙在鼓里，她到岸后看见人们悲痛的表情，又不见彭雪枫来接她，既失望又疑惑。
　　邓子恢不忍也不能再瞒下去了，鼓起勇气说：“林颖同志，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务必保持冷静。”
　　“什么不幸的消息？”林颖声音有些颤抖。
　　邓子恢继续说：“雪枫在去年9月11日八里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林颖头“嗡”地一声，身子摇晃一下，又硬自支撑：“不！不可能，不可能！你说他五个月前就死了，可是这几个月来，我总能收到他发来的电报。”
　　邓子恢只得告诉她残酷的事实：“这是张参谋长和吴主任的好意。他们怕你悲哀过度，怕伤了胎儿，所以想出这个法子，以雪枫同志的名义发电给你。希望你节哀，保重身体。”
　　林颖这下才彻底相信了，大叫一声“雪枫”，昏倒在地。
　　从洪泽湖到半城，沿途数十公里，无论部队机关，还是平民士绅，都在灵柩经过之处设案致祭。他们不约而同地摆张桌子，上面放着两样东西：一碗清水，一面明镜。这是淮北人民的最高礼节，表示彭雪枫一生清如水，明如镜。
　　灵柩运往墓地时，百姓成群结队地尾随在后面，哭声震天。不少年迈的老人拄着拐杖，在子孙的搀扶下，一步一哭。彭雪枫下葬后，淮北根据地各县群众自发地来到墓前拜祭。
　　中共中央华中局代表曾山看到这些情景，感慨地说：“一个领导同志牺牲后，出现这样动人的场面，过去是很少有的。可见彭雪枫多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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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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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许绍周，字谨生，安徽省六安县人。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团党代表、团长，在北伐战争中立下功勋。1930年春，奉调前往鄂豫皖边区，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兼任中共皖西北委军事委员会主席，为统一和发展鄂豫皖根据地作出突出贡献。1931年11月被张国焘诬以“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等罪名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新集，年仅三十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最早蒙冤遭难的一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
　　才华出众，是一柄双刃剑，既能因聪慧卓越脱颖而出，建立一流的业绩，同时也可能因锋芒毕露，招来非议、嫉妒或阻力。如果加上嫉恶如仇、耿介直言的个性，在错误主张占据统治地位时就更加容易受到攻击。
　　许继慎既具有过人的才华又始终坚持正道直行。由于这样的品行，他获得了正直人们的称赞，周恩来赞许他“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称颂他为鄂豫皖红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样是由于这种品行，他得罪了像张国焘这样的奸邪之徒，备受打击与诬蔑，最后罹难于“左”倾黑手之下。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最早蒙冤衔屈的一位。
　　性格即命运。许继慎像一块洁白的美玉，通体晶莹，不容许沾上半点污垢，不愿意与奸佞、伪善、邪恶为伍，他用短暂的生命捍卫了灵魂的圣洁，高尚的人们也用怀念和想往来延续他的生命。
　　同门曰朋，同道曰友。许继慎与蒋先云、曹渊并称“铁军三杰”。他们同为黄埔一期的同窗好友，同是叶挺独立团的主要战将，同样具有过人的才华和高洁的品质。对于这批从东征和北伐中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将领，周恩来寄予无限期待。
　　像国共两党众多名将一样，许继慎的军旅之路从黄埔开始。
　　1924年春，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致力培养军事人才。中国共产党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各级党部立即派遣党团员报考黄埔军校，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军旅热。当时，国民革命政府在上海设有考区，负责招收北方各省的学员。
　　许继慎早就有从军的念头。从五四运动开始，他就一直从事学生运动，担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联络部长，参与领导了驱逐段祺瑞在皖爪牙的斗争，先后发动群众赶走了两任文官（省长李兆珍、许世英），当驱段斗争把矛头对准武官时，遇到了很大阻力。1921年6月2日，安徽督军倪嗣冲、旅长兼芜湖镇守使马联甲开枪镇压示威学生，打死两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惨案发生后，安徽各界群众纷纷发表宣言、通电，举行集会、示威，一时间，愤怒的声音响彻云霄。可是，无论愤怒的吼声多么强烈，无论社会各界如何联合，倪嗣冲、马联甲的地位在声讨的浪潮中稳如磐石，依然杀人放火，胡作非为。这件事给许继慎很大刺激，促使他思考一个问题：赤手空拳能否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军阀？经过思考，他认识到要打倒军阀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从这一天开始，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便成为他心中的梦想。
　　听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后，许继慎兴奋不已，连夜收拾行装，买票上船，从家乡赶往上海参加考试。
　　黄埔军校应考的条件和手续颇严。据在上海考区同时参加考试的徐向前元帅回忆：
　　政治思想上要“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学历上要“旧制中学毕业”或相当程度之中学毕业；身体条件要“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及无肺病、花柳病、眼疾等。既有口试，又有笔试。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口试则观察学生对于三民主义的了解程度及个人志趣、品格、判断力之类。
　　许继慎、徐向前等人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黄埔军校设在四面环水的广州黄埔岛上。6月16日，军校举行开学典礼，许继慎和四百七十多名学员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孙中山素有“大炮”之誉，演讲精辟有力，富有感染力。他有两句话给许继慎留下深刻印象，日后经常用来警示自己：
　　“黄埔同学们，你们应该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在不怕死。”
　　军校的课程很多，主要可以分为两类，政治教育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军事课主要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许继慎学习了从单兵动作到排连营协同等各种战术，成绩优异，教官经常让他给其他同学作示范。在军校，他与曹渊、蒋先云相识相知，成为最好的朋友。这三人都具有才智过人、政治上活泼和组织能力强等特点，日后同时成为叶挺独立团的主要战将，因此，人们称他们为“铁军三杰”。
　　1925年底，许继慎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军校留在新编教导第二团担任排长，负责训练新兵。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在两次东征中露出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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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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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东征打击的对象是叛军林虎，战场在广东东江一带。东征军名义上以许崇智的粤军为主，讨伐主力实际上是由黄埔军校一、二期学生组成的教导一团和二团。这支新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尤其是斗志高昂，视死如归，常常一个冲锋就能把对方成团成营的部队冲得七零八落。许继慎在淡水、阿婆两次战斗中，指挥少量兵力打退数倍于己的敌军攻击，因功升为连党代表。在棉湖战斗中，林虎亲率一个师的兵力，突袭至二团团部附近，将指挥作战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二团团长钱大钧团团围住，形势十分危急。许继慎一面派人向友邻部队求援，一面紧缩防线，扼守要道隘口，坚守不退，将林虎所部死死地拖住。不久曹渊带领一个连增援，经过数小时激战，终于将敌军击退，保证了团部的安全。战后，许继慎和曹渊都因作战英勇被擢升为连长。
　　第二次东征打击对象是陈炯明。这时，黄埔军校学兵扩大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许继慎担任一军第三师七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由于七团党代表蒋先云被周恩来任命为前线特派员，到一军其他部队督战，由许继慎代理七团党代表。兴宁之战，他带领七团两个连奉命增援，未到前线，就看见负责阻击任务的主力团团长骑马向后狂奔，一边跑，一边脱军装，样子十分狼狈。由于主官弃阵，主力团的官兵也纷纷后撤，敌军则趁机发起反攻。
　　许继慎策马迎头拦住团长，一把攥住缰绳，喝斥道：“你这是往哪里跑？”
　　“许党代表，是你呀？”团长惊魂未定，气喘嘘嘘地说：“正面之敌至少有一个师，根本顶不住，快撤吧，迟了就没命了！”
　　“不就是死吗？你忘记黄埔‘不要钱，不怕死’的校训了。我已经带领增援部队上来了。”许继慎劝道。
　　“你带了多少人？”
　　“两个连。”
　　“这点兵力有个屌用？放手！”团长听见敌军的冲杀声越来越近，抡起马鞭，抽在许继慎手臂上，手臂上顿时抽出一道血痕。
　　许继慎忍住火辣辣的疼痛，强行扭转马头，拖着团长并驾齐驱，朝前线奔去，边跑边喊：“我后面还有大批援兵！”
　　主官重返战斗位置，加上许继慎带来两个连的生力军投入战斗，很快稳住了阵脚，此后援军陆续到达，敌军转而惊慌失措，最后被击溃。
　　战后，主力团团长因战功晋升少将，他对在关键时刻立下逆转之功的许继慎只字不提。许继慎也缄口不语。当事双方都保持沉默，但亲眼目睹他们战场表现的七团官兵则抱打不平。蒋先云将兴宁之战中的情形向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在党内表扬了许继慎“机智、勇敢和谦虚”，赞扬他有“金子”一样的优秀品格。
　　为尊者隐，为长者讳，许继慎宁可埋没自己的功劳。但是，当政治上的毒箭向共产党袭来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戳破那些“尊者”、“长者”虚伪的面具。1925年，蒋介石在潮州西湖公园召开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授意国民党右派分子挑起事端，攻击共产党员不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许继慎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
　　在缪斌、贺衷寒等右派分子大放厥词之后，许继慎沉着镇定地走上讲台发言：“对革命忠实与否，不能光看他怎么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做，特别是在生死关头能否英勇无畏，舍身成仁。蒋先云党代表，是共产党党员，在第一次东征时，他两次负伤，至今伤口未愈，人所共睹。唐在刚营长，也是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壮烈牺牲，现在忠骨未寒。在历次平叛战斗中，共产党的连、排长大量牺牲更属常见。即以我本人来说，攻惠州时，我不但立于城下指挥，而且亲自爬城。但是，攻城指挥官某团长却在敌人猛烈炮火下，从阵前逃走。这不仅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革命忠实不忠实的问题。”
　　掌声像惊雷从会场响起。在许继慎严密的逻辑和犀利的词锋面前，右派分子无言以对，败下仗来。蒋介石本想借这个机会打击共产党人的影响，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他气恼地对缪斌等人说：“你们打仗不行，斗嘴也不行，一群人拿许继慎没有办法，真是窝囊！”
　　周恩来非常欣赏许继慎，说他军政兼长，作战勇敢，而且善于说理。1926年3月，蒋介石炮制“中山舰事件”，将共产党员赶出第一军，周恩来主办政治干部训练班，点将要许继慎到第二中队担任队长。三个月后，共产党决定加强叶挺独立团的指挥力量，周恩来派许继慎带领三十多名营、连级干部赶往湖南浏阳军中。叶挺任命许继慎为第二营营长。
　　在战火纷飞的战场，许继慎脱颖而出，他善于捕捉战机的机敏和悍于攻坚撞硬的骠悍，令军坛为之一惊。北伐两湖的几次著名的战役中都闪烁着他智慧的光芒。
　　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叶挺独立团击破守桥之敌，衔尾急追。出击不到片刻，就接到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的一道命令：“对敌追击不得超过15里！”
　　当时敌军全线处于慌乱之中，整个指挥系统和部队建制被打散，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叶挺不愿意失去大好战机，命令部队大胆追击。部队追至咸宁县城外，又遇到类似汀泗桥的地形，三面环水，只有一条铁路桥可过，守桥的直系军阀部队构筑了坚固的阻击阵地。

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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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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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还是不追？”前头部队停下脚步，向叶挺请示。
　　叶挺也正在思忖。
　　“机不可失，冲过桥去！”许继慎主动请缨：“咸宁之敌甚为混乱，铁路桥可以通过，请速令机枪连掩护我营冲锋！”
　　叶挺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兄弟部队火力掩护下，许继慎亲率二营官兵，冒着敌人交叉火力，一直向前冲。二营不顾伤亡，拼命拉近与溃兵的距离，最后终于与溃逃的敌军相接。负责阻击的敌军桥头部队不敢扫射自己的人，发挥不出火力优势，遂被打败。二营乘胜占领咸宁县城。
　　四军军部接到叶挺已追往咸宁的报告后，副军长陈可钰破口大骂：“好胜鲁莽，过于急进。”等到他得知吴佩孚正全力赶往咸宁城，又转而大赞：“真是军事天才，能够见机进取。如果咸宁城被敌军先机占领，我们又要打一场‘汀泗桥’战役。”
　　机敏灵动的许继慎还擅打恶仗。对手越强，战局越乱，他越生龙活虎。1927年春，叶挺调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许继慎担任七十二团团长。4月，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成立了与武汉政府对立的南京政权。5月17日，在他的收买和唆使下，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发动叛乱，冒险奔袭武汉。当时，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集结在河南境内，正进行第二期北伐，武汉驻兵极度空虚，仅有3个团，而且处于分散状态。叛军从宜昌出发，沿途未遇任何阻拦，势如破竹，直抵距武昌只有30里的纸坊镇。
　　三镇震悸，武汉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料定空城难守，携带家眷和细软，纷纷逃亡。危难时刻，叶挺赶到七十二团，找到团长许继慎、副团长廖运铎：“时间很紧迫，你们团为先头部队，立即紧急集合，投入战斗，一定要守住纸坊一线，等待增援部队上来！”
　　“请师长放心，七十二团保证人在阵地在！”许继慎立下军令状。
　　七十二团奔赴前线，发动逆袭，将叛军驱出纸坊镇，并占领纸坊车站。叛军毕竟人数占优，侦知正面只有许继慎一个团后，集中三倍兵力进行反扑。双方激战一夜，第二天拂晓，叛军在巷战中步步推进，突破多处防线，七十二团团部遭到合围，形势岌岌可危。
　　“同志们，现在已处在生死关头！退也是死，进也是死，与敌死拼，还能杀出一条生路！大家跟我上！”许继慎手执团旗，率领所有的预备部队——机关枪连、特务连、步兵连和团部工作人员、勤杂人员迎着叛军攻击方向冲去。在火红的团旗引导下，数百名战士像一股奔涌咆哮的洪流，杀入敌阵。
　　攻击与逆袭，包围与破围，两股人流撞在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厮杀声。锋线上不断有人倒下，又不断有人填上，七十二团官兵抱着必死的决心，踏着血迹和尸体冲锋，所有的人，包括死去的烈士，都是面向敌人。在战斗中，许继慎始终冲在最前头。
　　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不计生死的勇士，叛军胆怯了，开始动摇，出现溃退的迹象。许继慎当机立断，命令号兵吹响冲锋号，带领官兵发起全线追击，叛军阻击部队凭借预设阵地企图以密集火力掩护溃兵撤退。许继慎在追击中两处负伤，左右胁各中一弹，鲜血将军衣染透，成了一个血人，但他仍然坚守岗位，指挥作战。
　　就这样，他用一个团的兵力打败了夏斗寅一个师的进攻，再次上演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他像一颗冉冉升空的将星，以惊人的速度、眩目的光芒和不可抑制的活力登上军事舞台。他的同志和敌人都相信许继慎今后的军事生涯将更加辉煌。
　　在销声匿迹三年后，许继慎突然崛起于大别山之巅。他将三支各自为战的小股红军煅造为一支铁师劲旅，为红四方面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和徐向前默契配合，在一年的时间内，指挥二千余人消灭一万五千余人的正规军，创造小蛇吞大象的军事神话，部队也扩大七倍以上。
　　出人意料的是，在创造最初的奇迹后，许继慎仿佛从世界上蒸发了。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他无声无息。
　　1927年8月，他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但是，在主官序列表上，没有他的名字。
　　1927年12月，他的老上司叶挺组织了广州起义，也不见他的踪影。
　　1928年到1930年，他的恩师周恩来在上海指挥中央特科，麾下聚集了一批黄埔师生，里面也没有许继慎。
　　反常的寂静，引来许多猜度。有人说，他赋闲了，心灰意冷了，退出了国共争斗的是非圈。
　　从表面上看，许继慎寓居上海，的确过上了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他经常访朋问友，与安徽籍留居沪上的社会名流来往密切。由于仰慕他的才能，国民党派人拉拢他，邓演达的第三党争取他，他都婉言谢绝，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
　　对于他的这种处事态度，党内有些同志不理解，指责他交游过广，敌我不分，还提出要对这种背景复杂的人保持警惕。
　　其实，许继慎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平生最讨厌虚伪、奸诈，不习惯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他渴望生活在金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军旅之中。可是，人生中有许多事情，不由自己作主，因此也就生出了许多抱憾和无奈：
　　南昌起义前，许继慎虽然重伤未愈，仍然追随部队来到南昌。前委为保存干部，作出凡受伤人员一律撤离南昌的决定，许继慎只好转赴上海养伤。两个多月后，他又接到叶挺令其火速归队的急电，立即乘船去汕头，希望能赶上南下潮汕的起义军。船到汕头时，该地已被粤军攻陷，无法登岸，只好暂栖香港。后来，他又听说叶挺在香港指挥广州起义，于是在港九各处寻找线索，希望能与老上司取得联系，结果还是劳而无功。辗转半载，许继慎只得回到上海，向中央军委报到，然后按照组织的指示，在政治上采取灰色立场，以个人交友的方式，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统战工作。这种工作性质与方式后来给许继慎招致杀身之祸。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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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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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最了解许继慎心思的莫过于周恩来。他一直在为自己青睐的战将选择用武之地。1930年春节刚过，他就把许继慎找去，笑吟吟地说：“中央军委决定任命你为红一军军长，前往鄂豫皖边区指挥作战。”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许继慎喜出望外。
　　“你的担子很重。”周恩来扳着指头，列举了一系列困难：
　　以大别山为依托的鄂豫皖边境地区，创建了三小块根据地和三支小股红军，他们都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统一指挥，自身发展较慢，这与他们处于中原腹心的战略地位很不相称，要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目前影响三支红军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地方保守观念，这些主要出身于农民的士兵具有强烈的排外心理，把土生土长的子弟兵称为自己的部队，把其他红色区域的部队称为外来的部队，拒绝与友邻部队合作；
　　三支红军部队之中，豫东南红三十二师战斗力虽强，但政治上比较薄弱，多次发生抵制党的组织领导，驱逐甚至枪杀上级派来的党代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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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介绍情况后，周恩来对边区的发展方向、党的建设、红军改编、战略战术、组织领导等重大问题一一作了指示，鼓励他尽快完成统编红一军的艰巨任务。
　　中央军委的同志摆酒为许继慎饯行。席间有位同志关切问道：“你的家乡不是在皖西根据地吗？这次可以见到亲人了！”
　　“早已家破人亡，到哪里找亲人！”许继慎苦笑一声。他的弟弟许希孟组织农民暴动被捕，在皖西独山镇被国民党砍头示众；他的老母亲遭到地主保安团的迫害，背井离乡，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家乡六安正处在苏区与白区的交接地带，不断遭受“清剿”部队拉锯式扫荡，十室九空。想到家乡人民的苦难，他悲愤地说：“此去大别山，我必为党、为革命、为死难受害的人民，同蒋介石、国民党决一死战，不获成功，决不生还！”
　　仲春四月，正是大别山的杜鹃含苞怒放的季节。烂漫的山花铺满群山，给苏区带来一抹嫣红、一缕喜庆。许继慎一行风尘仆仆地来到湖北黄安，在七里坪召开根据地党和红军干部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统一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决定，成立以郭述申为书记的特委和以许继慎、徐向前为正副军长的红一军军部。红一军统辖三个师共计二千一百余人。
　　这是根据地军民盼望已久的日子。早在1927年11月，黄麻暴动胜利后，当地领导人就提出从西到东逐段割据大别山脉的计划。第二年，中央巡视员曹壮父在听取鄂豫边特委意见后，向中央再次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创造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建议。上述建议虽然被上级否决，但执著的大别山人民并未停止尝试，他们在黄麻暴动的基础上，创建了鄂豫边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首先在大别山西端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接着在商南民团暴动的基础上，创建了豫东南根据地和红三十二师，点燃大别山中段的烽火，最后又发动六（安）霍（山）起义，创建皖西根据地和红三十三师，大别山东段也响彻了土地革命的风雷。至此，一个纵贯大别山脉的战略根据地已经隐约可见，它就像一个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巨婴，急需催产、接生和成长。
　　许继慎的到来，引起军民的极大兴奋。他们急切地盼望许继慎能顺利地捏合三个山头的武装力量，同时也担忧这个困扰边区几年的难题会再次压垮新来的领导人。
　　许继慎十分幸运，他在这里遇到了老同学徐向前。
　　这是一对闻名不知面的老同学。他们都在上海报考黄埔军校，都在黄埔第一期学习，都参加过东征战役，由于分编在不同的连队，两人并不认识。对于在军校和北伐中名声大噪的许继慎，徐向前十分尊重。特殊的黄埔情结和共同的抱负，把他们这两个素未谋面的“老同学”变成了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
　　红一军军部成立后，前委决定分头行动。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传达中央关于整编工作的指示，徐向前则带领由红三十一师改编的红一师向京汉线出击。
　　在出发的那天早晨，徐向前踏着露水来为军长送行，在他身后跟着五十名装备精良的彪形大汉。这是红一师最精锐的师部手枪队，徐向前最钟爱的“尖刀部队”。
　　许继慎诧异地指着手枪队，问道“这是……？”
　　“东去商南，要经过灰白区和白区，沿途会有民团和敌军袭扰，红三十二师情况十分复杂，过去发生过杀自己人的事件，我看军部都是文职人员，带点精干武装，以防万一。”徐向前解释道。
　　平淡的语言之中蕴藏着关心和细致。许继慎和政委曹大骏都十分感动。
　　东行非常顺利。许继慎利用他在家乡的巨大的威望，经过细致、周到的说服工作，先后在南溪和金家寨将红三十二师和红三十三师改编为红二师和红三师，接着，又根据实际情况组建了一个独立旅和两个归地方领导的独立师。随后，他率领红二、三师向六霍地区进攻，首战流波潼，次战麻埠，三战霍山城，四战英山，连战连捷，特别是英山之战歼敌一个整旅，这是鄂豫皖红军从未有过的空前大捷。过去，红军从来没有攻击过整团的国民党正规军，更不用说成建制地消灭成旅的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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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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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奇迹的宝匣打开之后，一个又一个的令人振奋的胜利接踵而至。
　　8月中旬，徐向前带领红一师遭到国民党戴民权师的追击，双方在黄安西北四姑墩一带展开激战，红一师顶住敌人猛攻后发起反击，正在拉锯较劲时，突然在敌军后面涌出两支红军部队，形成夹击之势。这一变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很快，红一师战士清醒过来，纵声欢呼：“许军长回来了！许军长带着部队回来了！”
　　其实，许继慎根据侦察员的情报，早已获悉四姑墩的战场形势。为了取得更大的战果，他匠心巧运，没有正面增援兵力吃紧的红一师，而是挥兵迂回至敌阵后侧，形成夹击之势，一举夺取战场的主动权。两人指挥部队前后用劲，一夹一挤，就轻轻松松地击溃敌军两个旅。
　　四姑墩之战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过去存着严重隔膜的三支红军第一次实现了协同作战。
　　消息传开，军中士气高涨。战士们俏皮地说：“军中又来了许神仙，什么敌人都不怕了！”在此之前，徐向前由于善打游击被指战员誉为“徐神仙”。
　　许继慎、徐向前都是追求一流成绩的人。他们仅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不仅组建了统一的红一军，还使红军部队在战略战术上出现了质的飞跃。徐向前有一段精彩的语言总结了许继慎给部队带来的变化：
　　从六月到八月，红一军三个师分东西两线出击，连战皆捷，先后共歼敌七千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五千余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特别重要的是，红军的战术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过渡。过去只能跑圈子，伏击、袭击小股敌人，消灭国民党正规军的个把排和连；现在不同了，能主动调动大股敌军，在运动中整团整团地歼灭。过去只能攻打小的民团据点，缴获也少；现在不同了，能打下县城和重镇，缴获大批枪弹和轻重机枪、迫击炮，武装自己。战术多样，机动灵活：英山战斗，攻占据点与打援相结合；杨平口战斗，诱敌伏击；花园战斗，远距离奔袭；四姑墩战斗，诱敌深入，迂回包围。战斗中，并能注意开展政治攻势，战场喊话，瓦解敌军。总之，部队战术思想有了新的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标志着鄂豫皖的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一片喝采声中，许继慎心中潜藏着一层隐忧。三支红军虽然名义上合编了，但组织系统基本上没有触动，地方主义意识还影响很深。从抵达根据地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主张将部队打乱建制进行混编，但是，多数同志认为条件不成熟，迟迟未能实行。他担心地方主义的毒瘤一旦释放出来，会影响整个部队的团结。
　　会师不久，许继慎的担心成为事实。8月末，红一、二师奉命奔袭广水。敌军早有准备，凭坚固守，袭击变成了强攻。根据许继慎的命令，徐向前率一师从北面仰攻，部队前仆后继，死伤惨重，而按照计划应该同时出击的红二师却按兵不动。
　　徐向前被迫撤出战斗，闯进军部，大声质问：“这打的是什么鸟仗？红二师为什么不遵守命令？我最好的营长高汉初就这样冤枉牺牲了？”
　　许继慎正为红二师保存实力的做法而恼怒，也在气头上，脑门一热，两人吵了起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吵架，也是最后一次吵架。
　　事后，两人冷静下来，忍不住笑了：他们吵架找错了对象。
　　在前委会议上，许继慎再次提出混编的建议。他说：“鄂豫皖根据地已经被中央确定为全国六大战略根据地之一，而部队还未完全融为一体，这是非常危险的。从半年的实践看，只有从组织上打乱部队建制，才能从老根上铲平山头。混编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利于打破地方观念。三个师过去来自三个地区，基本上是按地区系统形成建制的。有人动不动就说：‘这一师是我们的，那一师是他们的。’甚至相互瞧不起，闹矛盾，妨碍部队的团结和统一。二是便于形成拳头。三个师建立的时间有先有后，实战经验、战斗作风、武器装备都不一样。红一师成立早，底子厚，人多武器好，战斗力最强。相对说来，其他两个师就显得弱些。混编后把红一师的干部和武器多调些给二、三师，就能进一步加强这两个师，使全军的力量相对平衡，形成有力的拳头。同时通过混编，各部队亦能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许继慎说服了大家。在徐向前的支持下，前委通过混编方案，红一师由三个团合编为两个团，红二、三师合编为第二师，将军部直属的独立旅与黄麻补充营、皖西独立第一师合编为第三师，其中第一、二师各抽五个连进行对调。与此同时，在部队中大力健全各级党组织，军部设前委会，师、团设党委会，营、连设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另外还组建了士兵委员会和各级俱乐部。经过混编，全军实现了统一领导、统一意志、统一作风、统一纪律，形成了“狠、硬、快、猛、活”的战斗风格。
　　对于许继慎开创性的工作，周恩来给予很高的评价：“许继慎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他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也在回忆录中反复强调许继慎“把三个师捏在一块，他有很大功劳”。
　　更为难得的是，许继慎主管红一军军事期间，还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抵制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中央和长江局不断发布命令，要求红一军切断平汉路，进逼武汉。边区特委决定组织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总暴动，提出了“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前委讲论上级指示时，许继慎尖锐地指出：“三年前，我打过武汉。当时集中了三四个军共计十多万人，花了一个多月才拿下武汉三镇。要攻克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没有几个军是不行的。这样的军事常识都没有，还作什么决定！作计划，给任务，不审时度势，不掂量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一味地叫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不是雄心壮志，而是主观主义、冒险主义！”

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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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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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委多数成员也认为：“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几千人，就这么点力量，怎么个打法？我看，能打到外线上去，搞一两千条枪就不错了！”
　　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许继慎没有率部向武汉进攻，而是出击平汉线，在遭受几次小挫折后，又改变行军方向，把注意力放在巩固根据地上。为此，他遭到地方负责同志的责难，军中也有人指责他屡次违背上级命令。10月中旬，红一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按照“立三路线”的标准衡量军队的工作，批评军部在进攻敌人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时“作战不力”，存在着消极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许多人把火力对准了许继慎，在改选红一军前委时，把他排斥在外。
　　许继慎不为所动，仍然执行稳妥的军事战略。11月，他率部奔袭新洲，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国民党郭汝栋第二混成旅包了“饺子”，缴获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这时，中央关于纠正“立三路线”的指示传达到红一军。前委成员听了传达，不约而同地把钦佩和愧疚的目光投向军长。
　　新洲之战后，许继慎考虑到由于主力出击平汉线，皖西根据地大部被敌侵占，约有二百余名干部和万余名群众遭到杀害，于是果断决定回师皖西。12月上旬，部队夜袭金家寨，歼敌四十六师一个团，然后进逼六安，诱使国民党重兵出援。12月30日，援敌分三路向红一军驻地麻埠进逼，被红军包围于东、西香火岭，共歼敌三个团。在恢复皖西根据地后，许继慎又率部赶往鄂豫边地区，在二道河击溃敌三十师一个旅。
　　在二道河，许继慎率领的红一军与蔡申熙带领的红十五军会合，两军根据中央指示正式合编为红四军，由中央派来的旷继勋任军长，原来的两个军长蔡申熙、许继慎分别改任红十师和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没有因为职务上的下调而影响情绪，依然全身心地投入战斗。1931年春，他和蔡申熙带领红十、十一师密切配合，在广水双桥镇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三十四师，生俘师长岳维峻以下五千余人。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歼敌整师的胜利。
　　新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任曾中生十分看重许继慎、徐向前、蔡申熙过人的军事才能，把他们视为主要助手。这四人都是黄埔军校出身，日后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军事家，但每个人都独具特色。曾中生大局意识强，善于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许继慎心思敏捷，机智果断，遇事有魄力，关键时刻善于决断；徐向前厚重慎密，作风踏实，既能独当一面，又乐于做副手和高参；蔡申熙长于进行战略思维和协调工作。曾、许、徐、蔡的搭配本是难得一遇的黄金组合，但是，命运多乖，他们刚刚联手写下第一页辉煌，就被张国焘的黑手折断。
　　耿介、直率的许继慎多次揭穿张国焘的老底，率先向“左”倾错误开火。在伸出的橄榄枝被拒绝后，张国焘嫉恨丛生，组织了一系列的围攻和诬陷，但仍然折不断硬汉子的脊梁。一场军事战略上的分歧愈演愈烈，将党内斗争推到摊牌的境地。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
　　夫为灵修之故也。
　　屈原是许继慎心中的楷模。他不仅对三闾大夫的千古名篇《离骚》倒背如流，更崇敬屈原正道直行、九死不悔的性格。
　　坦诚，直率，不平则鸣，有话直言，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践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准则，这是许继慎的禀性。他深知“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的道理，但是，他不屑去做违背良知的事情，更不愿意戴着假面具做人。他的这种耿介、狂狷的性格使他很快与新任“钦差大臣”——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发生激烈冲突。
　　1931年春，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为了推行其“左”倾政策，中央先后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根据地，成立中央分局和省委，进行所谓“改造党和红军”的工作。当时，许继慎正指挥所部在皖西作战，与先行入皖的沈泽民发生激烈争论。
　　沈泽民比张国焘先到苏区一个月。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省委书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左”得历害。徐向前对他有个准确的评价：“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连与他交情密切的张国焘也说：“他也许是受莫斯科影响太深了，往往拿联共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山区的‘土共’。他是缺乏工作经验的书生，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而当地游击好汉却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懂得甚至不多理会什么马列主义，所以这两者间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
　　1931年3月下旬，沈泽民进入皖西苏区。所见所闻，与他的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标准”大相径庭，这里的老百姓甚至连苏维埃的准确含义都不清楚。一次，他与普通党员讨论这件事时，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以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道：“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苏维埃是他的儿子。”沈泽民费尽口舌，解释说“苏维埃”是俄文翻译过来的，不是人名，与苏兆征同志也没有关系，它的意思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但是听的人仍然一头雾水。
　　沈泽民拿苏联的模式去套正在创建之中的苏区，就发现许多“惊人”的所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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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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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区弥漫着“立三路线的残余”和“调和主义”倾向，整个工作自上而下陷于无秩序状态；
　　苏区党组织指导机关形同虚设，集体领导完全不能存在；
　　苏区政权内钻入了大批富农、地主和豪绅残余分子，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红军行动方针不是由政治任务决定，而是被筹粮左右；
　　…………
　　他的结论是：皖西根据地目前的发展状态，纯粹是群众自发斗争的结果，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和红军组织”，现有的组织要么充斥着大量的“阶级异己分子”，要么是些没有觉悟的农民，因此，需要推倒重来。
　　这个结论点燃了皖西特委的怒火。他们拒绝与沈泽民讨论问题，也不邀请他参加特委会议。
　　许继慎从没遇到过像这样下车伊始、非批即训的“中央领导”。他几次找沈泽民交换意见，指出由于处于反“围剿”的作战时期，根据地有经验的干部基本上都集中到了红军中，地方干部有许多是新近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对他们要耐心地帮助。他还好心地建议沈泽民多同驻军商量，因为根据地主要是红军开创的，这里的地方干部对红军十分信赖。他的这些建议根本不为沈泽民采纳。
　　1931年4月中旬，张国焘由鄂豫边专程赶到皖西与许继慎见面。他到根据地十几天，发现许继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许继慎是红四军中最能干的师长；曾中生指挥军事工作，非常重视听取许继慎和徐向前的意见，其信任程度可以用“言听计从”四个字形容；在皖西根据地，许继慎的威望高于党和苏维埃之上。为了取得许继慎的支持，张国焘伸出橄榄枝。
　　许继慎与张国焘相识已久，最早见面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当时，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广州，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强迫在粤中央委员接受蒋介石所有条件，强制周恩来、许继慎等几百名共产党员从第一军退出。许继慎对张国焘的印象很坏，经常私下揭他的老底，说他是“老机”（机会主义）。
　　接风的宴席上，张国焘有意提起两人的交往：“继慎同志，你还记得南昌暴动吗？你有伤在身，是我作出的决定，在暴动前夕将所有受伤人员全部转移到外地。起义军南下后遭受大失败，两万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下千把人，十死九伤。能够保住性命的寥寥无几。”他的意思是说，许继慎能够活到今天，应该感谢他的照顾。
　　“不能参加南昌暴动，是我终身的遗憾！”许继慎坦率地说：“军人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何况是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你当时如果不把我送走该多好！”
　　张国焘换过话题，继续给许继慎戴高帽子：“我一路从鄂东北过来，边走边看，发现皖西比鄂豫边繁荣，沿途农舍和茶园没有遭受严重的毁坏，各个集镇生意兴隆，粮食也很丰裕，特别是还能保持与外面的贸易往来，真是开了眼界。这里的情况，就像民谚里唱的：‘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就是金銮殿’。你是这里的主要领导人，功劳不小，我听说你在军事上能力很强，曾中生指挥打仗主要靠你们许（徐），我希望你像支持曾中生一样支持我。”
　　两人就全局性的问题交换意见。随着交谈的深入，两人的神情都起了变化。
　　许继慎认为边区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苏区根本不存在所谓“立三主义残余”或“调和主义”的问题；根据地党政军和群团组织都是土地革命过程中诞生和壮大起来的，是纯洁和可以信赖的，不存在“从头做起”或进行“彻底改造”的问题；中央代表应该尊重和团结根据地的领导人，不能盛气凌人，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红军部队要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根据地面临的问题，不能固守不出；土地政策要切合当地情况，要对地主、富农采取给出路的政策……
　　张国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许继慎虽然批评的是沈泽民，但锋芒却深深地刺痛了张国焘，因为张国焘与沈泽民所持的都是相同的观点，他们的使命就是贯彻执行许继慎所反对的政策。
　　令张国焘反感的还有一点，就是许继慎爱谈政治问题。不仅爱谈，还十分在行。张国焘最欣赏的将领是埋头打仗、不插手政治的军官。
　　失望的张国焘意识到许继慎不仅不是可以倚重的同路人，而且还是坚定的反对派。他对沈泽民等人说：“许继慎是个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他的观点要不得。”
　　张国焘、沈泽民虽然都把许继慎视为推行“左”倾政策的主要障碍，都想削弱其权威，但是，两人的策略完全不一样。
　　沈泽民虽然“左”得出奇，但为人正派，希望通过正常的党内思想斗争，采取辩论、说服甚至是交锋的方式，公开地纠正他认为不正确的行为或倾向。他的问题主要出自教条主义上。
　　张国焘坏在人品上，他在党内的资历老，他“不老实”名声和擅耍权术的特点也是人所共知。他早就盘算过了，自己和沈泽民一样，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如果在军事方针、行军作战、部队训练上攻击许继慎，那是自取其辱。在政治上寻找突破口同样行不通，许继慎是老党员，经历过历次党内斗争，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他所坚持的一些观点代表了苏区大部分干部的意见。张国焘出人意料地把攻击方向定在了许继慎的所谓“个人生活作风”上，因为这是最容易败坏一个人形象和最说不清的事情。他有意将一些子虚乌有的所谓“事例”通报给沈泽民，要求沈泽民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带头“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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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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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张国焘导演的总攻击在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达到高潮。
　　1931年6月下旬，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全区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军队连以上干部和地方负责人共有九百余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实际是张国焘到根据地后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区干部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同志们，不要把视线全部集中到军事战略和政策、法令这些所谓大问题上。其实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毛病，如果不及时解决也会酿成大错，比方说，部队中的游击习气、生活作风等。”张国焘有意抛出话题。
　　沈泽民推上炮弹就开火：“说到部队中的军阀作风、土匪习气，许继慎同志应当反省自己。别的方面不说，单就对待妇女的态度，你就做的不好。”他逐一转述张国焘说的那些“事例”，然后厉声质问道：“有人反映，你有许多姘头。在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是否有被强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做一个中共党员和苏区的高级将领吗？”
　　对于突如其来的攻击，许继慎始料未及。他一一驳斥所谓的“事例”，反复强调：“我是老党员，又是北伐老战士，对于党纪军规向来是严格遵守的。说我强奸妇女或乱搞姘头，纯属诬蔑，我要求组织澄清这些问题，如果证实是我所为，请给我处罚。”
　　在党的大会上以虚假的事例公开指斥高级将领，这在鄂豫皖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会议像泼了水的油锅，顿时乱成一团。
　　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纷纷发言，提出批评意见。会议“揭批”的对象越来越广，许多师级干部被点名，军委分会主席曾中生和军政委余笃三被指为有纵容之责。
　　这正是张国焘的意图。他就是要打击以曾中生、许继慎为代表的党内抵制“左”倾政策的反对派。
　　与此同时，沈泽民等人随意诋毁高级将领的做法，也引起了绝大多数主持公道干部的义愤。他们向张国焘提意见，要求公开说明许继慎等人被冤的实情、公开批评沈泽民，纠正党内斗争中这种极为恶劣的先例。
　　挑起事端的张国焘在整个批斗过程中始终保持超然的姿态。他让沈泽民、陈昌浩等人打头炮，而自己默不作声。在初步打击许继慎之后，他又出来做好人，拉着蔡申熙找许继慎、曾中生谈心。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曾中生一向态度鲜明，这次也不例外。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会议出现了很不好的苗头。沈泽民闭着眼睛念经，根本不了解苏区的实际，他所提的见解都是照抄照搬的教科书，特别是他在党内动辄给人戴帽子、打棍子，已经引起本地干部的强烈不满。他脱离这次会议的主题，收集道听途说的传闻来攻击许继慎，应该公开批评。党内不能开此先河！”
　　张国焘见曾中生批沈泽民偏离会议主题，也拿会议主题做文章：“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立三路线’和‘右倾政策’，不应当转移目标去批评沈泽民。他最多不过是缺乏经验，说话有时不完全恰当，这是可以谅解的。目前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希望继慎同志不要心存介蒂。”
　　许继慎心里明白，把炮放得山响的沈泽民只是书生意气，而不动声色的幕后主使则是这位“钦差大臣”。为了红军的事业，他决定忍辱负重，表态说：“自参加革命那天开始，我就将个人的生死荣誉抛在脑后。对于泽民同志、国焘同志，有意见我还是会提的，但组织的决议我保证无条件地执行。我现在只想一件事，就是上前线，打胜仗。”
　　1931年夏，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正处于最紧张的时期，中共中央要求各战略区域的主力红军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援助中央根据地。7月上旬，鄂豫皖苏区军事委员会在商城余家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军行动方针，史称“余家集会议”。
　　会议在余家集一个祠堂举行，十几张条凳围着一张八仙桌。张国焘坐在正中的一张太师椅，发表“高见”：“援助江西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是我们当前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大的任务定下来后，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如何援助。我考虑了几天，可以说忧心如焚、寝食难安，我想起了孙子的一句名言：‘击敌之所必救’，也就是说要想办法让围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回撤。怎么才能迫敌回撤呢？攻击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我的计划是这样，红四军先打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打下安庆，再进击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
　　他的建议令红四军将领目瞪口呆，曾中生、徐向前不停地摇头，许继慎更是按捺不住地发出冷笑。
　　“继慎同志，你笑什么？”张国焘恼怒地问道。
　　“张主席，你看过皖西的地图没有？”许继慎直接戳到张国焘的痛处。他一边在地图上比划着，一边说：“从英山到安庆，仅直线距离就有四百多里，其中大部分都是白区，沿途还有两个旅以上的国民党正规军需要扫除。杀敌一万，自损三千。除去战斗减员外，我们从英山东出，每攻一地，都需要留兵镇守，这样逐次减兵，还能有多少兵力可以攻击安庆？根据我的计算，即使红军能够顺利冲到安庆，手上能够运用的兵力也只有两三个团，用两三个团去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大城市，能有多少成算？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东出计划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冒险计划，纯属纸上谈兵。”

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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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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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辣的语言，像鞭子一样抽到张国焘的脸上，平时看不出春夏秋冬的大方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说：“既不能光听我的，也不能光听你的，还要听听大家的，都说说吧。”
　　曾中生、旷继勋、刘士奇、徐向前、周维炯等红四军将领都不同意东出计划，他们一致赞成曾中生提出的南下老苏区——蕲春、黄梅、广济的计划。只有沈泽民、陈昌浩极少数人维护东出计划。
　　张国焘被激怒了，为维护自己遭到挑战的权威，动用所谓“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拍板决定红四军立即执行攻英山、出潜太、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东出计划。会后，他改组了红四军，任命徐向前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为政委，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分别担任红十、十一、十二师师长。
　　7月下旬，红四军集中三个师共五个团的兵力从商南向皖西开拔。8月1日，兵抵英山，向县城发起攻击。英山城虽然只驻有国民党一个团及反动民团一部，但依山建城，城墙高陡，易守难攻。从拂晓到午后，红军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围攻，只占领了几个城外据点，进展不大。这时，许继慎来到军部指挥所：“三面用兵，不如一面用强。我建议把攻城兵力集中到城西北，只要能打开一个缺口，敌军就会土崩瓦解。”
　　徐向前眼睛一亮。县城西北方向有船形山和凤形山，居高临下，距城又近，只要攻下这两个制高点，就可以控制大半个英山城。于是，当即调整兵力。下午四时，红军以一部佯攻城北，集中主力从西北突破。许继慎率领红十二师冲在最前面。这个师的战士大半是皖西子弟兵，熟悉这里的地形。仅用了两个小时，红军即消灭守城官兵一千八百余人。
　　首战告捷后，军部不见一丝喜色，反而气氛凝重，冒险的东进计划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人反复交换意见，觉得不能明知东进是火炕还往里跳，为了红军的前途，应该改变行军计划，向地形、民情都更加适宜作战的蕲黄广地区前进。根据多数红军将领的意见，曾中生作出决定，红四军停止东进，转而南下。8月2日，曾中生、徐向前令许继慎率十二师留守英山，巩固后方，自己带领红十、十一师向南进击。南进途中，红四军将改变军事计划的情况及理由向中共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作了详细的报告。
　　战事证明，实施南下作战是英明的决策。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横击浠水，回扫罗田，突袭蕲春，进驻广济，连下四城，兵临长江，不仅歼敌五千余人，而且还将蒋介石准备派往中央苏区执行“围剿”任务的徐源泉第十军钉在长江北岸，动弹不得。但是，张国焘却为红四军公然违抗他的命令而暴跳如雷。他迅速召集中央分局成员开会，指责曾、徐“公开抗拒分局命令”，“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就在这时，一位随军出征的省委委员从前线捎来密信，毫无根据地告发曾中生南下蕲黄广的真正目的是准备将红四军拉过长江，带往中央苏区。
　　“他们好恶毒呀，这是想叫我们变成孤家寡人当国民党的俘虏吗？！这是通敌行为！”张国焘急得直跳脚，深悔将兵权交给曾中生：“在这次反d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军事上可以，但政治上不坚定。目前的燃眉之急是撤销曾中生的职务，把部队拉回根据地。”
　　暴怒之下，张国焘还不失冷静。他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名义命令曾中生：“信到三日必须立即北返，曾中生同志全盘负责其事。至于是非曲直，待北返后面商。如果继续踟蹰不返，后果将由曾中生全部承担。”
　　接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命令，红四军被迫北返。在英山城外，许继慎率部迎接军部时，诧异地问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曾中生掏出中央分局的指示信递给他。在信中，中央分局指责红四军南下行动是对上级领导“公开的抗拒”，“把红军行动与土地革命隔离”，“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红四军与中央分局的分歧不是军事策略上的分歧，而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
　　“张国焘还讲不讲道理？他凭什么颠倒黑白？大路不平众人踩！我建议，召开红军中连以上干部公开地讨论分局的信，看广大指战员同不同意他张国焘的看法？”许继慎气愤地说。
　　处在义愤之中的曾中生觉得有道理：“我接受你的意见，开会让大家说自己的想法。”
　　徐向前也感到胸中郁闷，需要统一全军将士的看法，不能任凭张国焘往红军头上泼脏水。
　　9月4日，红四军在英山鸡鸣河召开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军事行动和讨论张国焘以分局发出的指示信。与会干部一致反对张国焘对红四军的无理指责，通过了全体将士致分局的《申明书》，列举事实，逐条反驳强加的罪名。申明书起草后，许继慎第一个签名。
　　鸡鸣河会议后，军部派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一步，赶至新集，将申明书交给分局，并口头陈述全军将士的意见，明确表示南下行动是正确的，要求将东出与南下之争上交中央裁决。
　　红四军指战员全部倒向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这个结果是张国焘没有想到的。他意识到，摊牌的时候到了，如果不能扳倒和消灭以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为代表的反对派，他将威信扫地，无法执行“左”倾政策，无法控制根据地的红军，无法实现进行家长制统治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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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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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把申明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申明书的后面几页纸是红军将领的签名，几乎所有四军团以上干部都签了名。许继慎的签名特别引人注目，三个大字银钩铁画，虬劲有力，足足占了五个人签名的位置。张国焘突然联想到不久前已经结案的一件事，顿时计上心来。他主持召开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曾、许发展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除了撤换之外，别无其他办法！而且还有迹象表明，红四军可能正在被国民党特务、叛徒所控制，他们的头目可能是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等人都被蒙在鼓里。这里有我们查获的一封国民党特务头目曾扩情写给许继慎的亲笔信，从信上的内容看，他们早已勾结，正准备拖枪外逃。”
　　信件在众人手上传阅，分局和军委成员非常震惊。他们同意张国焘提出的两条决定：
　　1．派陈昌浩赶赴红四军，取代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之职；
　　2．在红四军中立即进行“肃反”，采取果断措施，扑灭特务企图组织叛变的阴谋。
　　1931年9月中旬，陈昌浩奉信赶赴皖西，在麻埠追上红四军，勒令曾中生立即离开部队，返回中央分局接受“审查”，同时将一张“肃反”的大网罩向许继慎。
　　一桩失败的策反信竟然演变为成功的“反间计”，许继慎离奇地惨死在张国焘与蒋介石联手上演的“双簧”上。政治保卫局用尽酷刑，得到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是改组派好了。”十年后，国民党特务头目对陈毅夸耀地提起旧事，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
　　王明掌控的“左”倾中央对出身黄埔的许继慎并不信任。一次，倪志亮从上海开会回来，悄悄地找到徐向前，神色古怪地问：“你觉得许继慎这人怎样？有什么异常情况？”
　　徐向前略加思索：“他是一个老党员，作战身先士卒，指挥果断、灵活，不怕死。我和他在红一军、四军一块工作，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活动。”
　　倪志亮说：“我也是这样认为。可是，这次到上海，中央打了招呼，说许继慎这个人关系复杂，要警惕。”
　　“社会关系复杂点算什么大问题？”徐向前不解地说：“他只不过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这有啥？在军队里，他并没有拉拉扯扯，培植个人势力，或是企图把军队变成自己的工具，大家也没有发现他同国民党有什么勾搭。军人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睡觉、行军、打仗，都在一起，谁有什么心思、动静，很容易被大家看破。我认为许继慎很正常。”
　　中央的招呼传达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给张国焘打了一针强心剂。他早就对许继慎恨之入骨，现在腰杆更硬了。出于好心，徐向前私下劝许继慎：“你不要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事，他很讨厌你，近来瞧你的眼神都变了。有事说事，不要老提旧账。”许继慎听后，笑了笑，但是，遇到情绪激动时，他还是用“老机”来称呼“张主席”。
　　中央说许继慎社会关系复杂，要保持警惕，主要指两点，一是许继慎是黄埔一期出身，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特务头目有同学之谊；二是许继慎在沪“赋闲”时与安徽籍各派政治人物交往甚密，曾经是国民党、第三党竭力争取、拉拢的对象。
　　从事情的发展看，中央的招呼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1931年夏天国民党的确动过策反许继慎的心思。
　　首先提出策反计划的是许继慎黄埔一期时的同学、国民党特务头目曾扩情。他在解放后的一份材料中写道：
　　不久以后，我认为：在安徽红军中，任军长的第一期同学许继慎，有争取回到蒋介石领导下的可能。我经蒋的特许，写了一封很短的文言信给许，开首写的是“继慎兄无恙”几个字。信中的大意说明：蒋介石之怀念他，有如父兄之怀念子弟一样；望幡然改图，回到南京，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云云，交由第六期同学钟俊设法派人转交。
　　这本来是一封单纯的策反信，但是，蒋介石、曾扩情为了迫使许继慎就范，又特意加了一手，在信中谎称两人早有联络，还夹杂了一些诸如“来归”等模糊语言，仿佛已就某些事情达成协议。
　　蒋介石、曾扩情算盘打得绝。这封信诈称许与蒋已有勾结，先泼一盆脏水让他百口难辩，然后一箭双雕：成功则可胁迫许继慎反戈，失败也可让共产党内部生疑，造成内讧。这样一来，“策反信”同时还暗套着“反间计”。
　　蒋介石与曾扩情苦心设计的策反信全文如下：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佩服至极，此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匍匐来归之子，父母惟有热泪加怜或是自伤其顾之不周耳，宁可加省难于其子哉？苍苍此天，于孝行后，分无再见，乃后来归，虽忧千里，心实谨喜，只所领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以给。
　　校座返京百务等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也，愿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龙命，并颂
　　戎安
　　弟曾扩情志
　　根据曾扩情的安排，钟俊派钟蜀武携带策反信到英山找到许继慎。许继慎看了，拍案而起：“瞎了他曾扩情的狗眼，想向我下套，做梦！”他下令逮捕钟蜀武，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和磊落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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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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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中生和徐向前亲自审讯特务。审讯后，徐向前说：“这明摆着是反间计。如果许继慎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处理吗？”
　　他们联名给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写信，提出自己的判断：“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
　　“策反信”给了苦于打不开党内斗争僵局的张国焘最佳突破口。他立即大做文章，将党内斗争与对敌斗争搅在一起，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曾中生、徐向前在东进与南下问题上与分局唱对台戏，是偏信许继慎，误上“贼船”。这样一来，本来在军队内处于劣势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为拯救红军的“英雄”，他对党内反对派的打击、镇压甚至屠杀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阴霾笼罩着红四军。陈昌浩接任政委后，每天通过电台与张国焘通话，按照他的命令进行所谓的“大肃反”。在麻埠，陈昌浩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多人。
　　徐向前跑去问陈昌浩：“他们有什么问题？”
　　陈昌浩说：“八月初红四军南下作战时，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破获了一个叫‘AB团’的组织，成员多是被俘的国民党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在九月十五号暴动，抢走岳维峻。同时，我们还在一些县委发现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改组派’。他们交待柯柏元、潘皈佛等人计划策动兵变。”
　　“你知不知道，我也是岳维峻的旧部。他1925年任国民二军军长时，我是他属下第六混成旅的参谋、团副。”徐向前的话外之音是问陈昌浩，为什么不把我也抓起来。
　　“张主席叫你管军事，我管肃反。”陈昌浩听出了徐向前的不满，没有接茬。
　　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对于大肃反都有一个将信将疑到不能理解的心理过程。徐向前客观地追忆过当时的心态：
　　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震动。
　　到黑手伸向许继慎时，徐向前终于发出了抗议。一天，部队走到河南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突然发现队伍中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
　　“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徐向前准备上前探视。
　　陈昌浩一把扯着徐向前，冷冷地看了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
　　“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叫我怎么指挥打仗！许继慎、周维炯有什么问题，要逮捕他们？”徐向前心中的怒火忍不住要喷射出来，他实在不明白，昨天还在与国民党浴血奋战的勇士，一转眼就成了“反革命”？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柯柏元、潘皈佛等人供认许继慎是兵变的总头目，他与蒋介石秘密勾结，有信为证。”陈昌浩态度十分强硬。
　　“那是蒋介石施的反间计，难道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和曾中生同志不是在给中央分局的报告里面说清楚了吗？”
　　“你问张主席去。”
　　10月上旬，红四军抵达河南省        光山县白雀园地区。6日，张国焘从新集赶到白雀园，亲自主持所谓“整肃”，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令许多老将军不忍回首的“白雀园大肃反”。
　　张国焘在审讯中普遍使用了肉刑。据当时参与审讯的杨克武将军回忆：“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红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人也是‘反革命’。”
　　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屈打成招。但是，许继慎尽管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仍然像一只囚禁在牢笼之中的猛虎，发出阵阵怒吼。他当着张国焘和全体审讯人员的面，列举事实，揭露张国焘品质不端，是臭名昭著的老机会主义者，坚持认为张国焘的东进计划是痴人说梦，绝不承认张国焘强加给自己的一切“罪名”。
　　张国焘恼羞成怒。为了避人耳目，他玩阴的，以谈心为名，将许继慎领到偏僻的河滩，令人鞭打逼供，恶狠狠地嚷道：“不招供就往死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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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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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蘸水的皮鞭打在许继慎身上，一抽一道血口，一卷一片皮肉，许继慎痛苦得在地上滚来滚去，鲜血染红了河滩上的沙子。他的惨叫声引来一些战士在远处观看。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红军班长在一篇回忆录中悲愤地记下了当时的场面：
　　漕家河（白露河）水流湍急，冲击着平浅的河滩。河滩上却出现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情景：许继慎同志被捆在那里，遭受鞭打。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血流满面，皮开肉绽。为什么要打我们的老军长呢？他是打了败仗，还是违抗了军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应该军法从事，也不兴这么毒打呀！
　　张国焘通过逼供信对部队进行整肃的做法，引起了徐向前等红军干部的怀疑和抵制，却得到了“左”倾中央的支持和喝彩。“左”倾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要求“坚决地进行”“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严厉地处置首领”。信中还写道：“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
　　拿到中央的“尚方宝剑”后，张国焘更加肆无忌惮，决定组织革命法庭公审许继慎。会场设在白雀园火星庙。许继慎被打得无法行走，只好用担架抬进会场。会场四周贴满了“打倒改组派许继慎”的标语。
　　大会开始后，张国焘宣布许继慎的“罪行”：“在去年和今年，苏区中的反革命派别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共有九人，其主要阴谋是制造兵变，将红四军拖过长江，投降蒋介石。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许继慎，阴谋兵暴的主脑人物也是许继慎。他与蒋介石早就有联系，与曾扩情、钟俊等特务头目更是打得火热……”
　　许继慎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逼视着张国焘，两眼冒火：“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昂。他关于“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的话印在许多战士脑海里，几十年后还能记得。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下令处死许继慎。遇害时，许继慎年仅三十岁。
　　关于他被害的地点和方式，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勒死在新集政治保卫局总局机关。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被活活拖死在曹家河滩。
　　肖永正，一位老红军，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的心嘭嘭地跳。只听得一声吼叫：“绑到马上，拖，拖，拖他！”发出这种残酷号令的不是别人，就是那光头秃脑、贼眉贼眼、心狠手辣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的吼叫中，几个惟命是从的打手，把许继慎同志撂倒在河滩上，牵过一匹高大的战马，将许继慎同志拴在那马的两只后腿上，此时，我们红军前任军长、现任的师长，已经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听凭张国焘一伙摆布。我的心房颤动，泪眼模糊，但听得一声鞭响，那战马便飞奔在河滩上，许继慎同志的躯体被拖过去，河滩上留下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迹。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我鄂豫皖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王明的“钦差大臣”张国焘下毒手，活活拖死在曹家河滩上。
　　与此同时，许继慎的夫人王望春也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
　　许继慎之死，令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感到痛惜。将士怀念他，除了崇敬这位战功卓著、肝胆相照的老军人外，还有一层因素，就是追念与许继慎一同在大“肃反”中遇害的数千名将士。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遭到逮捕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园，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团长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对于许继慎之死，老战友徐向前一直耿耿于怀。在大“肃反”中，他的夫人程训宣也同时遇害。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时，徐向前找到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问：“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
　　当时，张国焘已经在分裂党和红军失败后投降了国民党。政治保卫局负责人没有顾忌，直言相告：“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徐向前强忍悲愤，又问：“张国焘为什么要抓周维炯、许继慎这些人，他们有什么口供？

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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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悲歌——许继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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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回答：“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
　　徐向前向党中央如实地反映了这些情况，要求为冤死在张国焘屠刀下的死难人员恢复名誉。
　　与此同时，陈毅也向中央反映：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头子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在许继慎的问题上，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许继慎之死引起徐向前的深思。他不止一次总结过其中的教训，把白雀园死难者的悲剧归结为四个原因：左倾中央的错误政策、品质不好的一把手兴风作浪、一些领导同志害左倾幼稚病和逼供信。对于张国焘的责任，他尖锐地指出：“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这是第一条教训。”
　　“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1945年，中共七大为在错误肃反中死难的烈士平反，许继慎的名字列入《革命烈士英名录》第一册第一名。1981年，中共六安县委为许继慎修建烈士陵园，徐向前亲自题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同志之墓”的碑文。1989年，中央军委确定的军事家中，赫然列入了许继慎的名字。
　　烈士泉下有知，也当笑慰平生。他用短暂的三十年，写下了一个天才军事家璀璨的人生篇章。他高大伟岸的人格形象将永远闪亮在共和国将星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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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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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七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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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国名将——左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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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七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
　　力量再大，也不能头顶巨石奔跑如飞；技艺再高，也不能拖着镣铐翩翩起舞。可是，左权却在军坛上创造了身负羁累却驰骋如故的奇迹。
　　左权的一生都笼罩在所谓“托派”的政治阴影下。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七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
　　力量再大，也不能头顶巨石奔跑如飞；技艺再高，也不能拖着镣铐翩翩起舞。可是，左权却在军坛上创造了身负羁累却驰骋如故的奇迹。
　　左权的一生都笼罩在所谓“托派”的政治阴影下。他是我军学历最高的将领，却始终被控制使用，“怀疑”与“审察”像两把利剑高悬在他的头顶上。他才冠三军，但很少出任主官，他担任最多的职务是参谋长，从总部参谋、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到总部副参谋长。
　　王明打击、迫害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信任他、重用他。在打击与保护、贬责与重用的双重奏中，左权建立了惊世伟业，成为人民军队“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兼通兼长的全才。
　　农家子弟，弃文从武，入黄埔，进伏龙芝军校，饱读兵书，韬略满腹，却遭遇“莫须有”，一夜之间被撸掉军长兼政委职务，险些报国无门。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蹒跚学步时，祖父及父亲便在贫愁潦倒之中相继去世。母亲含辛茹苦，拉扯着一家五口煎熬度日，左权不得不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不满六岁时就上山打柴，下地干活，饱尝了人间辛酸。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童年时的左权很要强，七岁时，见邻居的孩子进了学堂，拉着母亲的衣襟，嚷道：“我也要读书！”
　　“读书是要钱的，我们家锅都揭不开了，哪有钱交学费。”母亲为难地说。
　　“我自己想办法。”左权每年正月跟着成人到四乡耍狮子、玩龙灯，自己筹措一笔钱进了学堂。他八岁开蒙，后来交不起学费，几次辍学。辍学后，他就拼命地干活，再攒钱上学。普通的孩子五年就读完高小，而左权却用了九年的时间。他的执着终于感动族人。他的叔父资助他完成了学业。
　　左权读书是为了探求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出路。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述袁世凯秘密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左权听罢，义愤填膺，即席挥毫，写下了“勿忘五七国耻”六个大字，让人将纸贴在自己的背上，走到村里父老兄弟姐妹中间，声讨袁世凯卖国的丑恶行径。
　　1921年，左权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县立中学。在学校，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踊跃参加本校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他不仅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而且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有时，他邀同学好友探讨各种社会问题，感慨地说：“创造社会农人有责，改造社会农人亦有责，我是农人子弟，其责任更重大。”
　　这位农民的儿子起初没有想到当兵，一个偶然的机遇促使他投身军旅。1924年初，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程潜派人来醴陵招生。程潜也是醴陵人，看重三湘子弟重气节、尚诚朴、贵实干的乡风，派人到家乡招收学员，以期培育整军经武之才。左权与蔡申熙、张际春等一批醴陵学生奔赴广州，考入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军人生涯。
　　在黄埔，左权潜心钻研军事知识，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中。在《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等科目考核中，门门成绩优秀。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政治修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被人称为“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受到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注意，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左权随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因冲锋陷阵，英勇作战，很快由排长提升为副连长。6月回师广州，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之后，左权调到以程潜为司令、林伯渠为党代表的攻鄂军，任司令部卫队营连长。同年10月，左权作为学习、战斗表现出色的优秀军官被选送到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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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国名将——左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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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山大学，左权刻苦学习俄语是出了名的。他把要记的单词写在一个自备的小本子上，会前饭后，抓紧一切课余时间默读硬记，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与邓小平是同班同学。邓小平曾留学法国，有法文底子，学习俄文比较快，左权就常常向他讨教，邓小平也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他闯过俄语关后，上课时能直接听懂苏联教员讲课，还自己阅读了许多俄文书刊，其中不少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两年后，左权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最高军事学院，院长为爱迪曼上将。一进校门，迎面就有两条标语赫然入目：
　　一条是：“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瞎理论。”
　　另一条是：“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和指挥也要随之改变。”
　　左权非常欣赏这两条标语，将他抄录在笔记本上，作为自己治军作战的座右铭。
　　军事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战略、战史（第一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左权的学习也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无论是课堂学习、图上作业，还是野外演习，左权表现得都比别的同学扎实细心，受到教员的重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左权与同班同学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伯承是著名的川中名将，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共同的理想把这对憨厚、直爽的汉子连在一起，他们不仅志同道合，而且在学习中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特别是对军事理论问题，二人更是兴趣十足，既一起学习研究了《战争哲学》、《当代集团军战役特点》、《现代战术》、《军事学术》等军事理论著作，又系统地译读、掌握了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司令部组织指挥以及正规战、游击战等战术理论。他们还共同浏览了十八、十九世纪世界著名军事家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名著。
　　在军事学院，左权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刘伯承回忆道：“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他是得到战术指导员表扬最多的学员。
　　左权常说：“要革命，就要抓枪杆子，光有叶挺、贺龙远远不够，我们都要争做军事人才，回国后学以致用，做出一番成绩。”
　　军校的生活既紧张也活跃。在学习之余，左权常与同学们聚在一起吃中餐，聊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一顿普通的聚餐，会惹上一生的麻烦。
　　有一天，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准备前往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蒋经国，听说老同学孙冶方当翻译每月有收入，就开玩笑说他是“大富翁”，约了几个同学去敲他的“竹杠”。左权也应约来到孙冶方的住处。于是，十多名新老同学在孙冶方的住处，一边动手做菜，一边说说笑笑，气氛非常融洽。哪知道从窗外经过的人听到房内说话声叽哩呱啦，多为江浙口音，便向其他同学们说董亦湘、俞秀松等江浙人正在孙冶方房间里，好像在开“江浙同乡会”。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同学的话立即使有的人“革命警惕性”大发作，忙去告诉王明。王明一听，联想到俞秀松、董亦湘、孙冶方、蒋经国这帮江浙人不买自己的账，此时正好一网打尽，于是一方面添油加醋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大校长米夫汇报，一方面指示几个亲信到处散布流言。米夫让王明告知中共莫斯科支部局和格别乌（克格勃前身），派人会同学校审查。
　　天降大祸，左权被王明诬蔑为“江浙同乡会”的“卫士”，莫名其妙，急忙找组织说明原委。然而，他越辩解，那帮人越认定真有这个组织，越认定他是其中一员。1928年4月，已内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前去中山大学讲话。他以工人阶级大老粗自居，听信王明一面之词，破口大骂“江浙同乡会”是“反d小组织”、“与蒋介石有勾结”，提出要消灭小组织，对核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左权等人遭受不白之冤，不断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申诉，要求调查。1928年秋，上级经过审查，确定不存在所谓“江浙同乡会”组织，但在作结论时还是挂了个尾巴，说是部分同学有感情的结合，“这种结合发展下去是对党不利的”。结果，在1929年底苏联清党运动中，王明以此为口实向斯大林进谗言，把俞秀松等人抓起来了，一些人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左权被批评为“行为不检”，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左权百口莫辩，决心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清白。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他写信给大哥：“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养赡，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回国后，左权被党中央派到闽赣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央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后又担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1931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成功后，左权被派去整编起义部队，先后担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
　　正当左权以充沛的精力大显身手时，一团阴云向他袭来。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依仗米夫的支持，夺取了党中央领导权。他上台伊始就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对内大搞“肃托”、“肃反”，左权被人告发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文件，组织部、保卫局先后找左权去谈话，左权苦不堪言。其实那份文件是“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给别人的，左权为防止扩散才取出文件交专人保管，不久自己调走，文件的下落也就不知道了。可是有些事就有这种魔力，只要沾上身，就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了。王明的代言人进入苏区后，左权的问题立即升格为重大“反革命”案件，组织专案调查。审查左权的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为了证明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那个子虚乌有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重新被人搬出来了。左权的辩解没人听，反而当作他心虚的表现，认定他参加过“托派”组织。好在左权自从进入苏区以来作战一向勇敢，几乎每仗皆捷，国家保卫局才没有把他当“反革命”从肉体上消灭，但却给了他留党察看八个月的处分，撤消了他担任的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去当教官。后来又担心他在学员中申明是非曲直，就调他到红军总部当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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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国名将——左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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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职务上削职为兵，但磨难仍没有结束。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一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就恶狠狠地质问：“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个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彭德怀当时没有理睬他。回到前线彭德怀跟左权谈起王明的质问时，左权紧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一直到牺牲，左权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赤胆忠心地工作着。
　　他辉煌的军事业绩是在头顶巨石、身拖镣铐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经毛泽东、周恩来力荐，左权来到红一军团担任参谋长。敌人出动飞机炸飞了林彪、聂荣臻为左权接风而准备的团年饭。左权率部夜战山城堡，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打得黄埔老同学丁德隆从此只谈佛经，不论军事。
　　左权的学识全军皆知。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左权同志是我很熟悉的老首长，我很敬重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2年。他是五军团十五军政委，我是一个团的团长，才二十二岁。年轻人好奇心很大，听说他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留过“洋”，是个知识分子，经得多见得广，便请求他给我们团上一堂课（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人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学问的同志是很尊重的）。特别要他讲一讲苏联红军的情况，因为同志们都把苏联看作是革命的榜样。左权同志欣然同意了。他还和我开玩笑：“别人请我不行，你杨得志可以，我们都是醴陵老乡，而且两村相隔只有三十里路嘛！”那天，他手头一张纸片也没有拿，滔滔不绝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讲到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红军，既通俗又生动，既有理论又结合实际，大家都听出了神。从那以后我们便熟悉了。因为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我感到他特别亲切。
　　1933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前方战事紧张，指挥员大量伤亡，人才奇缺，左权却被搁置在后方。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最先站出来为他说话：“左权这么年轻，会有什么问题？应该让他到前线来指挥部队！”
　　恰好此时，红一军团参谋长被派往别的根据地，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深感军务繁忙，没有一个好参谋长，向中央要人。于是，毛泽东亲自向中央军委建议，要左权接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12月底的一个早晨，左权骑着马来到红一军团驻地报到。林彪当时是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对于左权，他俩十分熟悉。左权是黄埔一期的，林彪是黄埔四期的，而聂荣臻则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和政治教官。说起来他们三人既有师生之情，也有同学之谊。
　　在一方面军中，林彪素以挑剔著称，很少有人能和这个性情古怪的人搞好关系。可林彪却对左权有很好的印象，他以“忠、勤、笃、实”四字评价左权，说：“我第一次认识左权是在一个办公室内，他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是那么谦虚，毫无一点骄气。1932年红军东征打下彰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在工作中他显出了良好的品质，不谈空话，专干实事。他完全有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神气十足、鄙视别人是狭隘经验论者的习气，然而他在国外学习的成绩都是很好的，在黄埔一期学生中也是卓越的。”
　　聂荣臻对左权的印象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对左权的到来十分高兴，为了表示欢迎，聂荣臻特意通知伙房准备几个好菜，做顿年饭招待左权。
　　当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红军根据地民困地蹙，除了前线部队能吃饱饭，后方人员只能吃定量的“包包饭”：先把米用秤分好，再用小茜草袋子装着放在锅里煮，一天吃两顿，一顿只吃一小袋。伙房接到命令后，好不容易搞了四五个菜，在临时充作军团首长休息室的农家小屋里摆了张桌子，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来。左权与一军团其他领导你推我让，还未入席，敌人的飞机就嗡嗡地飞来了。左权耳尖，立即拉着身旁的聂荣臻，招呼大家往门外冲。大家刚疏散到门外，敌机扔下的炸弹不偏不斜地落在小屋上，辛辛苦苦准备起来的这顿年饭，被敌人的飞机炸得不翼而飞了，聂荣臻气得骂道：“龟儿子的技术倒不差。”站在一旁的警卫员、参谋、炊事员们为军团首长的安然无恙感到庆幸，也为这难得的年饭没让左权吃上一口而感到十分惋惜。左权笑了笑，说：“这顿年饭没吃到，可也看到了嘛！没有什么关系。”这顿年饭就这样成为他们友谊的象征。
　　左权上任之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最艰苦的阶段。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参谋部门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左权竭尽职守，与军团指战员一道，努力挽救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不利形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顽固坚持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使许多应该打好的仗没有打好，个别的仗虽然打胜了，却不能挽救整个军事的被动局面，最后，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左权和红一军团指战员只得踏上茫茫长征路。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遵义。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当聂荣臻把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左权时，左权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不住地说：“中国革命有救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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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国名将——左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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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红军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把蒋介石和云、贵、川军阀拨弄得晕头转向。1935年5月，敌人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前有天堑，后有追兵，大渡河沿岸山势高耸，地形不利，红军处此狭长地带，若能抓紧时间渡过大渡河，则可将敌人的追兵远远地甩在身后，如耽搁时日，敌人形成包围，后果不堪设想。为迷惑当面之敌，左权奉命率领少量部队从泸沽出发向大树堡前进，发动佯攻，钳制和吸引对岸守敌，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在安顺场渡口抢渡大渡河。22日，左权指挥佯攻部队大造声势，攻占越西县城，在城内到处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使敌人产生主力红军到来的假象。接着，出敌不意地率部急行军一百四十余里，追歼了从越西溃逃的敌人两个连，活捉了国民党越西县长，并一举攻占大树堡。从泸沽到大树堡，四百余里崎岖山路，左权率部一路斩关夺隘，仅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他们到达大树堡后即大摇大摆沿河勘察渡河地点，修工事，备粮草，又召集民工大造竹筏木船，摆出北渡攻打富林的架势。四川军阀杨森上钩，急忙调兵遣将，前去堵截。红军主力乘机夺取泸定桥，浩浩荡荡通过泸定桥北上，将国民党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不久，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红一军团在左权、聂荣臻率领下参加西征，打了许多好仗，尤其山城堡一仗，打出了威风。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自然震动了蒋介石。他急欲乘红军长途远征、部队疲乏、立足未稳之际进行一举歼灭，连电催促前方部队抓紧作战。可他哪里知道，尾随红军的“马家军”遭到过红军的打击，心有余悸，不敢放肆逼近；在陕北驻扎的东北军也吃过红军苦头，不愿意打内战，行动消极；只有从湖南回防陕西关中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第一军，立功心切，对红军穷追不舍。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追剿”计划，毛泽东、党中央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打一个漂亮仗，以稳定和发展三大红军主力会合后的陕北新局面。
　　战前，左权因与胡宗南以及他手下的两个师长丁德隆、李铁军都是黄埔一期同学，尤其是跟丁德隆，还是湖南同乡、大本营陆军讲武堂同学，便以同学名义给他们三人都写了信，劝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泯息内战烽烟，携手抗日，以免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可惜这三个同学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效命，他们仗着上有飞机，下有汽车、大炮，自以为不日即可将疲弱的红军生擒活捉，对左权的好言劝告置若罔闻，反而回信左权，要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卷起苏维埃旗帜。左权只有与老同学在战场上较量了。
　　胡宗南不顾友邻部队的迟疑，从豫旺堡分三路向定边、盐池一线追击前进，孤军突出。丁德隆七十八师贸然急进山城堡，见地形不利，便抢修工事，企图倚仗精良武器和空中支援，准备死守不退。
　　山城堡一带川原相交，六水汇流，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土寨子比较多，便于部队隐蔽集结，也便于发动攻击，是个理想的设伏地域。
　　左权仔细权衡敌我态势，分析说：“敌人有大炮、机枪、轰炸机，打正规战、阵地战有火力优势，我们吃不消，攻坚也不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我们擅长奔袭、夜战。黑夜里打仗，敌人的优势火力就会有劲无处使，我们可以趁夜取胜，趁乱取胜。”于是，左权指挥所属部队向山城堡地区运动，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11月21日晚，战斗打响，敌人的机枪、大炮成了摆设。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四面受困，懵里懵懂，不知往哪里打，不知往哪里跑，混乱不堪。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敌我难辩，对红军战士来说，这个仗也不好打。后来，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师长的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战士的智慧无穷，不知谁喊了一声：“以帽徽为准，打！”因为胡宗南的官兵帽子上都有“青天白日”帽徽，战士们抓住人先摸帽子，有帽徽的便用手榴弹砸。因为在这种场合，枪不能开，刺刀也拼不起来。“砸！砸！砸烂敌人的头！”这就是战士们的战斗口号。这可以说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但它的激烈、紧张程度却超过了炮火连天的战斗。
　　这个仗一直打到东方发白才见分晓。我赶到阵地时，只见山坡、山沟、大道、小巷全是被砸死的敌人的尸体。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牺牲了许多好同志。不少同志是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有的手里紧攥着手榴弹，胸口里却插着敌人的短刀；有的身下按着敌人，背后却立着敌人的刺刀；有的和敌人紧紧相抱，看起来干瘦的手指，却牢牢地掐着敌人的脖子……这就是我们的战士。
　　在山城堡夜战中，胡宗南的七十八师除一个团在混乱中逃脱外，主力部队全部被歼，其他部队也仓皇西逃。这是胡宗南从军以来，第一次遭受的沉重打击，过去他参加东征、北伐、新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多是扮演战胜者的角色，好像“天下无敌”。这次整旅整旅地被歼，更是他升任第一军军长后遭到的当头一棒。他视之为奇耻大辱，给丁德隆以撤职处分。
　　狂傲一时、自以为文武兼资、堪与晋朝名将杜预相提并论的丁德隆，被老同学打得落荒而逃，虽保全了性命，但带兵的人，一旦丢了兵，其价值不如敝屣一只。苦闷之余，他只有潜心佛学，常与卫士上山打坐，诵经参禅，不再妄谈军事，或作《易经原理》，图解阴阳八卦，以寻自我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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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国名将——左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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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城堡之战在军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聂荣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斗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是我军在历史伟大转折中的战斗。”
　　这次战斗体现了左权深谋远虑和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正如刘伯承所说：“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可惜的是，他担任主官的时间太短。他一生中担负的主要角色是“参座”。
　　在八路军总部，左权是最忙的人。三十四岁还没成家，朱老总出面做媒，对刘志兰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曲求‘权’了。”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中国大地，中华民族面临被日寇灭亡的危险，全国抗日战争终于爆发。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怀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和拯救民族的大志，挺进华北敌后，奔向杀敌的战场。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历数“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表示“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随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来到太行山区，指挥整个华北前线的抗日战争。
　　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里，左权是最忙的人，指挥军队作战，发电报、打电话，布置通信、侦察，准备伤员运输，筹划粮草，什么事情他都事必躬亲。
　　司令部的作战科是八路军作战的神经中枢，工作十分紧张。作战科的人都是左权的助手。他们轮流着每隔二三天就值一次夜班，来协助左权工作，可左权却是天天值夜班，从来也不肯休息。情况紧张的时候，他更是夜以继日，昼夜不停地泡在作战室里，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能看完各战场拍来的电报，并起草好下发的电报稿。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屋里后，他还要坐在小油灯下读书翻译、写文章。1940年，朱德总司令奉令离开太行山，回延安去了，其他首长也先后分赴其他抗日战场指挥作战。前总只留下左权和彭德怀、罗瑞卿等人。由于干部少，事情多，工作更忙了，左权每天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情况紧张时，就整夜整夜地不眠。随八路军总部转战数月的作家刘白羽曾这样写道：“在这掌握半个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了。”
　　在敌人发动秋季攻势、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日子里，左权每天除处理华北抗日战场的来电、文件和书信，部署整个华北战局外，还得守着地图，提着电话机，指挥眼前的战斗。因为过分劳累，又加上营养不足，嘴唇干得裂了缝，可是他全然不顾，一心只是考虑着如何粉碎敌人的“扫荡”。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总是挺得很直，走路的步子坚定有力，说话的音调沉着果断。有一天，冀南、太岳、北岳等地的我军各部纷纷向总部拍来电报，报告敌人调动兵力的情况，并要求主动向敌人出击。左权拿着红蓝铅笔站在地图前，布置部队的行动，他已经接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眼睛上布满了血丝，警卫员把饭端进来，放在桌子上，再三催他吃。他刚端起来吃了两口，值班参谋送来一份电报，左权就马上放下碗筷看电报，接着就走到地图跟前，认真研究敌情，具体布置战斗。警卫员把他的饭热了几次，一直到天亮，他也未能吃。警卫员心里十分难过，心里老是想着如何让首长既能吃上饭又不耽误工作的事，想出了把馒头切成片烤干的办法。从此，警卫员每天就烤些馒头片，随时给左权的口袋里放一些，让他在工作的时候吃。打这以后，战士们就经常看到左权一手捏着干馒头片“咯嘣、咯嘣”地吃，一手拿着铅笔在地图上划来划去，研究部署歼敌计划。
　　朱德后来在纪念左权的文章中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工作高度责任心、积极性和耐烦与细心。他是一个沉静寡言的人，十余年如一日，永远集中了自己的全副精神于工作，就在日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意、疏忽、放任与暴戾，他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叮嘱部属，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
　　左权一心扑在工作上，三十多岁了，还未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的朱老总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巡视团二十多人来到晋东南巡视工作，他们曾在屯留县寺底村逗留，这里离八路军总部驻地北村只有十来里路。朱总司令早就存心要为左权做媒，他很注意巡视团中的刘志兰。左权也曾应邀到寺底村作报告，与刘志兰有些接触，彼此都有好感。
　　刘志兰是北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与几位同学一起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在延安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中央巡视团来到山西前线。
　　朱老总亲自找刘志兰谈了一次话，有意向她介绍左权的情况，说：“他把全部身心都扑在革命工作上，结果把个人的事情耽误了，都三十四岁了，还打光棍。这单身的生活要到什么时候才画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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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国名将——左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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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兰两颊绯红，她爱慕这位威镇华北的副参谋长，又见总司令有意做“月老”，便低着头表示：“愿意听从总司令的安排。”
　　朱老总摆摆手，笑着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曲求‘权’了。”
　　朱老总风趣幽默地为这对有情人牵上了红线。
　　1939年4月，左权和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北村结婚。
　　左权和刘志兰结婚后，彼此互敬互爱，感情笃厚。1940年5月，刘志兰在总部医院驻地生了一个女孩。左权得讯十分欣喜。但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刘志兰在月子里奶水不够，娃娃饿得直哭。左权整天忙于军务，有时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更无暇顾及妻子，就连孩子出生时，也没有时间去看一看，妻子很有意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孩子出生一个多月后，左权抽空回到窑洞去看母女俩，一进门就高兴地抱起孩子逗了起来。妻子绷着脸，背对他坐在炕上一声不吭。见此情景，左权走过去，妻子冷不丁从左权手里夺过孩子，冒出一句话来：“你还记得有我们娘俩？”
　　左权心里明白，好长时间没来看孩子了，鬼子频繁“扫荡”，她这样刚生孩子不久的女同志，一个人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在山沟里东躲西藏，吃不好，睡不安，担惊受累，怎能没有怨言呢！左权又轻轻地把哇哇直哭的孩子从妻子手中接过来。
　　坐在妻子身旁，左权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又不知从何说起。夫妻相对，一时沉默无语。左权打破沉默，就说：“志兰，你知道吗，最近刘、邓指挥一二九师又打了个大胜仗，消灭鬼子两千多！你担心会被鬼子糟蹋的庄稼，一粒也没让鬼子抢走，全都保护下来了。”
　　丈夫一开口就三句话不离本行，刘志兰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不好意思地望着他：“真的？”
　　左权考虑到百团大战马上要开始，刘志兰和女儿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有许多不便，就和刘志兰商量，让母女俩随一部分同志回延安。
　　临行前，左权抱着不满百日的爱女合了个影。他请了一位挑夫将她们母女一直护送到黄河边，自己却因工作繁忙，只送到村口就转身返回了。
　　刘志兰回到延安，先后在保育院、中央研究院和党校三部等单位工作和学习，左权总是注意从政治上勉励她。对于她因孩子拖累、担心影响自己进步而心情不好迁怒于他的事，没有一句责难的话。他给她写信，多次说到：“自北北在你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有经验，看得简单。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实爱莫能助，你当能原谅我。”
　　在左权的帮助下，刘志兰心情逐渐舒畅起来，学会了正确处理工作、学习和家庭的矛盾。后来，她曾说：“向你发牢骚，刺激你，使你难过，但你体会到我的心境，除去解释与安慰之外，没有一句责难，使我惭愧。”“你眷眷的难忘的心，使我负疚更深。”
　　百团大战后，彭老总送一条“洋烟”犒劳左权，总部其他工作人员都说彭总“偏心”。为解决左权的“托派”问题，彭老总直接上书毛泽东。掩护总部突围，抗日名将血洒太行山。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军把注意力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们在华北地区实行“囚笼政策”，竭力强化交通，“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将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装入他们的“囚笼”之中，以利随时调兵“扫荡”，实行各个击破。
　　彭德怀和左权经过精心思考，计划沿正太铁路发动空前规模的破袭战。左权来到一二九师司令部：“彭总设想，这次破袭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而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你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担任主攻，除你们之外，一二○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敢死队都将参加作战。”
　　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听完预案后，禁不住连称：“大动作！大气魄！大手笔！”
　　一二○师师长贺龙等将领均同意总部的设想：“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因为唯有切断日军交通动脉，华北敌后的局面才能改观；也只有狠狠痛击日军，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才能有所收敛。”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向一二○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左权还根据实际参战人数，给破袭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称——百团大战。
　　后人讲起百团大战，首先想到的是彭德怀，对左权所起的作用似乎知之不多。他们在战役中所起作用，打一个比喻，前者是总导演，后者是执行导演。
　　聚三军之众，战必克，攻必取，说的是霹雳大帅彭德怀。
　　运筹于帷幄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是对左权的最好描述。
　　左权按照彭德怀的意图，拟定作战方案，亲赴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一二○师等参战部队驻地商量协调，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苦心策划，周密部署，完成了对地形敌情的侦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选择、爆破器材的准备、对敌宣传品的印刷、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兵站的建立、粮食的储存等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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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国名将——左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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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总部设在武乡县王裕村，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整整覆盖了左权住处的一面墙壁。左权每天晚上端着蜡烛面对着地图，细心安排，捕捉每一个战机，他把整个身心都沉浸到这个伟大战役中去了。小到部队的一次具体战斗，大到上下左右一个战役的配合，他都久久酝酿细细思考，然后又精细地在地图上标明我军的路线和消灭敌人的箭标。在那些日子里，左权每天都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缜密的作战计划，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战后，连日军大本营也不得不承认：“此次华军出动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
　　8月20日20时，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八路军在总部统一指挥下，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向华北地区的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展开总破袭战。由于各根据地军民吃尽了“囚笼政策”的苦头，大家踊跃参战，捷报频传，实际参战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达到一百零五个团共二十余万人。
　　战役打响后，左权经常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关家垴战斗是第三阶段的关键战斗，左权协助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分四路将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围困在关家垴地区。总部指挥所设在距前沿阵地不到一里路的山坳草棚里。有时子弹就在草棚上面飞过，敌机向草棚投掷大量炸弹，一次竟然将草棚炸掉了半边。
　　警卫员恳求道：“实在是太危险，炸弹只要再偏两米，总部就报销了。指挥部后撤吧！”
　　左权也帮助做工作：“彭总，他们说的有道理。我们的性命不要紧，要是总部被端了，战役会受大的影响。你还是往后退一点吧。”
　　在将彭德怀转移到安全地带后，警卫员又来做左权的工作。还只开了头，就被左权打断：“传我命令，指挥所的全体同志推进至前沿阵地。战士离不开我们，他们在浴血苦战啊！”
　　在左权的直接指挥下，八路军集中三八五旅、五八六旅、新十旅以及敢死队一纵队、总部特务团等部，在关家垴全歼日军三十六师团片山旅团冈崎大队以下八千人。
　　至此，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在这三个半月的战斗中，八路军参战的各部队，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毙伤日寇二万多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余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破坏敌铁路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拔除日军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鼓舞和动员了敌后军民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地位，对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战斗，全国许多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评论，给予了很高的赞誉。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报告中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巨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
　　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给朱德、彭德怀打来电报：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日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
　　毛泽东也给予很高嘉奖：“百团大战实在振奋人心。”
　　左权与彭德怀并肩战斗，艰难与共，彼此既加深了了解，也升华了革命情谊。
　　彭德怀知道左权每天十分劳累，全凭抽烟提神解乏，有时抽起来一支接一支，不熄火地打“连发”，消耗很多。一次，他从友人处得了一条苏联烟，准备送给左权。由于工作繁忙，他一时没有送去，就用纸在外面加了“掩护”放起来。这事被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侦察”到了，悄悄地扒开“伪装”，摸走了好几支。
　　彭德怀发现后，摇摇头，赶紧拿着烟送给左权，指着那包被拿空了的烟盒子说：“我不抽烟，却不晓得被哪个打头抽税了。再不送来，恐怕只有形式没得内容了。”
　　左权接过烟，让总部的工作人员开“洋荤”，见人发一支。
　　彭德怀有些生气地说：“我晓得你是杆烟枪，才给你送‘子弹’。看来我这个运输队长算白当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说：“彭老总太偏心。”
　　彭老总不光在生活上对左权“偏心”，政治上也是关心备至。
　　左权因“托派”问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不断向中央申诉。1941年12月，他在太行前线给中央写信汇报事情的原委，请中央讨论答复。彭德怀当日以他个人的名义致电中央说：
　　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使左权对此事时存苦闷。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他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的，这些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对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报告递上去了几个月，仍无动静，彭德怀深感不安，又于1942年春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张闻天，再次呼吁：“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
　　然而，就在这封信发出不久，左权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这年2月，日寇对太行山的“扫荡”失败后，便在太行山周围加紧推行“蚕食”政策，派遣汉奸四处活动，建立特务情报组织和反动据点，收集情报，加紧掠夺，妄图袭击八路军指挥机关。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日寇华北指挥部下达了“晋冀豫边区C号肃正作战计划”，调集三万余人的兵力，并以空军配合，再次扑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阴险的日本鬼子还抽调两个联队组成“特别挺进队”，全部着便装，化装成农民或八路军战士，随军搞偷袭作战。

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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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国名将——左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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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根据地主力部队大部分都已转移到外线，整个后方兵力极少，只有司令部警卫连、野战政治部保卫连、后勤部警卫队、北方局警卫排，除此之外，大都是非武装人员。彭德怀、左权与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北方局党校副校长杨秀峰等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在敌人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敌人的包围圈。
　　５月２４日晚，各部按计划开始行动。因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带着辎重车马，转移速度较慢。
　　第二天，敌人尾随总部的转移路线急追直赶。警卫连很快就与日军接上火。他们以一当十，利用有利地形抵御敌人的进攻。日军进攻受阻后，放出信号烟。根据信号烟指示的方向，日军后续部队用山炮和迫击炮一齐向我军阵地开火。警卫连指战员都是老红军，百分之九十是党员，左权派人递了一个纸条上去，上面写着由他签署的命令：“总部正在转移中，誓死保卫安全。”
　　日军在尾追不放的同时，还派敌机在总部机关隐蔽的山沟里狂轰滥炸。供给部门的几百匹骡马惊吓炸群，有的挣断缰绳在沟坡上乱窜，一些饲养员不顾暴露目标，绕上去追赶。被炸死的骡马也堵塞了狭窄的山道。
　　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夜间突围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左权提议立即分路突围。按照他的建议，彭德怀率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西北方向突围到太行二分区；罗瑞卿率野政直属队向东南方向突围到太行六分区；杨立三率部向北突围。左权率部断后。各部均带一部电台，以便联络。
　　日军发现我军突围意图，用各种火炮向我突围部队轰击，并快速收缩包围圈。左权见彭总还在队伍中，便立即跑过去，让作战科长王政柱和另外两个参谋跟彭总一块转移，并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带一个警卫排作掩护。
　　彭总见满山遍野的我军人员尚未转移出去，便站着不动。左权急了，说：“你的安全涉及八路军的荣誉，再晚了冲出去就困难了。”
　　他不管彭总愿意不愿意，下令警卫连长将彭总硬扶上马，向北急进。
　　目送彭总突围而去，左权松了一口气，忙招呼人们整理好队伍，扔掉辎重物资，跑步前进。
　　午后２时许，大队人马转移到十字岭的一个山腰间。这里是敌人枪炮打不到的死角，左权组织部队略作休整。他用沙哑的声音告诫同志们，说：“尽管情况严重，但大家不要惊慌，要听从指挥，只要冲过前面那道封锁线，我们就安全了。”他嘱咐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机要文件，保护好电台和机要人员。
　　就在这时，已送彭总到达安全地带的唐万成，转身回来拉左权先行转移。左权甩开唐万成的手，说：“我有我的岗位，不能走，你快去跟彭总。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枪毙你！”唐万成第一次看到左权发这么大的火，只好含着泪离开了。
　　偏西的太阳越来越低，日军的炮火对准了十字岭东阳坡突围的人群，敌机也在上空盘旋轰炸，子弹、炮弹像密集的雨点倾泻而来，一时间烟尘滚滚，天昏地暗。面对敌人已形成的立体火力网，左权见有人想隐蔽，他就登上一个高坡，大声高喊：“同志们，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往前冲啊！”这时，一颗炮弹打到他身旁爆炸，一声轰响，大家见副参谋长仰面倒下，就冲上来抢救。
　　左权浑身血流如注，抢救不及，壮烈牺牲。警卫战士冒着炮火，流着眼泪，抱着左权的遗体滚下山去，将他掩埋在横岭南坡的树丛中。
　　八路军总部突围成功，敌人连月来费尽心机准备的作战计划落空。
　　彭德怀将突围人员集结拢来，他手挥铁拳，发誓说：“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为左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左权牺牲后，延安、太行山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纷纷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党中央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朱德总司令含痛赋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将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关于左权的“托派”问题，后来解放军总政治部复信左权家属，指出：“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然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实际上已为他平反昭雪了……”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将左权的灵柩从涉县石门山移葬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供全国人民参谒。一年后，毛泽东南巡回京，专程前往烈士陵园。他在左权将军墓前佇立良久，缓缓地摘下帽子，向昔日的战将默默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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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已结束,谢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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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腕

赵尚志  杨靖宇  赵一曼  那帮东北抗联的也应该算  很不容易的

华翔

是啊，不过通常我们都是以红一、二、四方面军为正统。

愛國的人

明将,我们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