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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系颂扬日本在地震中表现的强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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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记者亲历地震
我从未看到混乱、哄抢的场景
摘要：一路南下，前往最近的重灾区———岩手。晚上7点左右，我终于在岩手县久慈市看到令人惋惜的场面；到处是缺门少窗、扭曲变形、甚至挪位的房屋，在村役所大门门洞里就塞着一座铁皮房。从道路两边横七竖八的木梁看得出，很多房屋是被海啸揉碎撒开。
3月14日，由于担心仙台受到核辐射影响，不少市民开始自发离开仙台，去往山形的公交车站外，市民排起了长队。 南都记者 钟锐钧 摄
一路南下，前往最近的重灾区———岩手。晚上7点左右，我终于在岩手县久慈市看到令人惋惜的场面；到处是缺门少窗、扭曲变形、甚至挪位的房屋，在村役所大门门洞里就塞着一座铁皮房。从道路两边横七竖八的木梁看得出，很多房屋是被海啸揉碎撒开。
在东京亲历地震
偶然到日本出差，竟然遇到9级大地震。震后两小时内，我丝毫没有意识到它的凶残。
“3·11”大地震时，我正在东京中日友好会馆一楼茶室，采访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矢吹晋。地震之初，整幢楼轻轻摇晃，吊灯摆动。日本地震频繁，我以为这次是平常事，毫无惧意。头发花白的矢吹晋教授似乎没注意到地震，连说话停顿一下都没有。
地震断断续续，隔几分钟来一次，茶室服务员和楼上其他公司的职员一边观望一边往外撤退。见此情形，我开始有点担心，问矢吹晋教授要不要出去暂避一时，他连说没事，拿着IPA D边找资料边解答我的问题。
又一波地震来临，啌咚一下，声音很大，好像墙边柜子上有东西掉下来，我真的感到害怕，一边招呼矢吹晋教授，一边抓起电脑、外套、挎包往外退。他犹疑着慢慢起身，仍不愿走。我再三催促，他才抱着IPA D出来。
大楼外马路边，已经站在二三十人。回头看高高耸立的中日友好会馆，外墙完好无损，四周楼宇同样岿然不动。
几分钟后，我惊魂未定时，矢吹晋教授说地震已过，可以回茶室接着聊。他如此认真，我不好意思做个胆小鬼，硬着头皮坐到原位。
因为与多年未见的日本朋友约好5时30分见面，采访提前结束。
见面地点定在中日友好会馆旁的后乐宾馆，我住那里。
后乐宾馆大厅内，前台服务员微笑着迎来送往，前台对面椅子上静坐着十来个人，毫无异常。其间一名男子神情淡定地用中文接电话说，是有地震，不过没事。
约定的时间已过，日本朋友仍未出现，很不像日本人的交往风格，他们一般是提前十来分钟到达。我不停地用手机看时间，发现信号断断续续。
等到5时45分，我决定回房间给朋友发邮件。走到电梯前，发现指示灯全黑。前台服务员说，因为地震暂时停运。
到这时，我仍感觉到，自己在经历一段将载入史册的灾难。
打开电脑，刚上MSN，部门主任即跳出来说，“急死了。”我回复，“没事的。”
主任让就地采写地震稿件，我赶紧打开电视，才知道地震有8 .8级(后来更正为9级)。有四川8级地震的惨烈画面做对比，我终于明白事态的严重性。
一夜忙碌。
向重灾区行进
“3·11”大地震震源均在太平洋海域内，但因震级强、震源浅，距离日本东海岸线近，给日本东部及东北部以重创，尤其是靠海的福岛县、宫城县、岩手县。事发当晚，惨烈的画面陆续出现在电视上，如仙台变成泽国，气仙沼变成火海。
灾情最严重的地方，是我最应前往的去处。如何前往，是个问题。
日本以交通便利著称，各种有轨列车四通八达，如新干线、JR线、火车。机场密布，全岛有100来个，其中福岛县、宫城县、岩手县。
强震过后，从东京直达重灾区的新干线、JR线、航线等全部停运，我只能绕道前往，先坐飞机到重灾区的青森县、山形县、秋田县等，然后坐车进入重灾区。上网一查，东北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机场开放，如青森县的青森机场、三泽机场等，但票已卖完。
东京一位朋友说，只能去机场碰运气，如果有人退票或晚到，也许能买到票。
3月12日一早，出发。先坐地铁，后换乘单轨电车，赶到以国内航线为主的羽田机场。地震当晚，东京首都圈内的公共交通一度中断。第二天，多数地铁、JR线逐步恢复，但晚点、中途暂停等多发。
空座等候券可在售票机上买，为保险起见，我买了两份，一份是12点多飞清森机场的，一份是1点多飞三泽的。飞青森机场，我不抱希望，因为我的等候券编号是112。三泽机场还有可能，我排在27号。排队等候的队伍中，有不少是记者。
1点半，我终于坐上前往三泽的航班。飞机基本沿着日本东海岸线行进，一路上，我不断向下望，想看看一度面目狰狞的它现在怎样。
“3·11”大地震，真正的杀手是地震引发的海啸，人员伤亡，基础设施与民居楼宇的损毁，绝大多数是波涛汹涌之后。
湛蓝的海面已无大波大浪，翻卷出密密麻麻的白色浪花，我不能确定，点点白色证明它还未平静。
三泽机场并无直通重灾区的巴士或有轨列车，我只能打车。日本出租车费用昂贵，而我身上只有7万多日元。所幸同机的朝日新闻记者愿意与我拼车。
一路南下，前往最近的重灾区———岩手。晚上7点左右，我终于在岩手县久慈市看到令人惋惜的场面：到处是缺门少窗、扭曲变形，甚至挪位的房屋，在村役所大门门洞里就塞着一座铁皮房。从道路两边横七竖八的木梁看得出，很多房屋是被海啸揉碎撒开。
村役所是村里少有的透出亮光的房屋。踩着泥浆从侧门进去，发现里面和外面一样泥泞。走上二楼，还算干净，只是冷气逼人，但我和朝日新闻记者一度要在这里过夜。因为出租车师傅说，久慈市区的宾馆，要么停业，要么满员。直到晚上12点多，朝日新闻记者接到同事电话，说订到宾馆了。
3月13日一早，我与朝日新闻记者告别，独自打的前往宫城县，目的地初定在气仙沼市，路程二三百公里。这辆车可以刷卡，不管花多少钱，今天必须走到已为世界所知的气仙沼。
从久慈市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南行。行进1个半小时，走到一个交叉口时，有警察设卡。警察说，前面的路大段大段的被冲垮，无法通行，只能先西行到岩手县政府所在地盛岗，然后南下、东进，绕道前往。
当天下午5点，终于到达气仙沼市，此时，计价器显示是8万多日元。
--> 大地震对日本东北部的影响是全面的，但一路上根本没有四川大地震式的惨状，如房屋倒塌、开裂之类的情形，很少看到救灾车辆往来穿梭，能证明这个地方遭遇意外的现象有两个：一是因为限量供油，每个加油站前的车龙，最长的有排出两三公里；二是因为停水、停电，市区街道两侧的商店，绝大多数以卷帘门示人。好不容易找到看似正常经营的超市或便利店，走入其中，本该摆放面包、便当、饭团、乌冬面、方便面之类的食物货架基本空空如也。
依然微笑着说加油
作为中国记者，我总会想去寻找令人痛心的真情故事。但在日本灾区，这样的预判经常失灵。
地震第二天，东京市区尽管地铁班次减少，且屡屡晚点，但人们并无异动，依然井然有序地排队，不少人还手拿口袋手认真阅读。日本朋友告诉我，这与平日基本没有差别。
在羽田机场等候飞机时，我遇到一个北海道的老年人旅游团。如果正点，他们在头一天下午6点钟即可起飞。地震一来，航班取消，他们只能在机场过夜、等候。聊起这些，老人们并未流露出焦急、抱怨、忧心的情绪。就在我与其中一名老头聊天时，他旁边的老妇人则旁若无物地做着智力游戏题。
车站，商店，宾馆，到任何一个地方消费，仍能享受到上帝般的服务。所有工作人员都展示出日本式的微笑，轻声细语，耐心周到。
停水、停电、食物紧缺日本东北部乃至东部是普遍现象，但我从未看到混乱、嘈杂、哄抢的场景。到达久慈市时，首先去市政府了解该市受灾情况。
到达时，市政府大楼前排了两条队，人们手里拿着大小不一的水桶。队伍前方，各有一辆军车，身穿迷彩服的自卫队队员正蹲在水罐前给人们装水。天很冷，所有人都在安静等待，没有谁探头探脑地朝前张望。
到超市买食物，人们经常是失望而归，但日本人依然安然如常。
宫城县气仙沼避难所内，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们，我采访过的七八个难民，没有谁将重建家园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也没有谁抱怨政府照顾不周。面对照相机，他们举起拳头为自己加油，而不是流下眼泪沉入伤悲。
距气仙沼不远的大船渡市是另一个重灾区，也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支援的第一站。市区内屡现车龙，逆向车道即使空无一车，也没有车摇头摆尾左右乱窜。
在废墟中穿行时，偶遇69岁老人胡口穰。海啸中，他的房子被推到100来米外的山脚下。他这次回“家”，只是想找出几本厚厚的相册，那里存储着他和家人曾经的幸福记忆。
翻开相册，老人眼眶湿润，但泪水始终没掉下来。与我道别时，他微笑着说“注意安全，加油。”
老人佝偻着腰，提着两塑料袋相册渐渐远去。他的身影渐渐远去，那份隐忍却令我无法忘怀。
见证过多国难民的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们感叹，日本人了不起，用平静与微笑展示着令人尊敬的坚强与乐观。
南都记者 左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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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9.0级地震鲜有学校建筑致师生伤亡消息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16日10:02 南方都市报
不倒的学校
摘要：此次9.0级大地震主震区宫城县，地震前全县中小学校舍抗震水平位于全国前四名。“这次不是房子被震塌，而是被大地震后随之而来的大海啸给直接卷走……”3月14日，兵库县建筑师协会长垂山英司说起学校时语气黯然。
学校是承担着日本未来的孩子们托付生命的地方。
——— 日本文部省关于加固校舍的文件
其他房子可以倒，但学校不可以倒。在日本，这是一个常识。在大灾难里，中小学校舍往往是当地人的第一避难所。
此次9.0级大地震主震区宫城县，地震前全县中小学校舍抗震水平位于全国前四名。“这次不是房子被震塌，而是被大地震后随之而来的大海啸给直接卷走……”3月14日，兵库县建筑师协会长垂山英司说起学校时语气黯然。
首选避难所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11大地震发生时，东京观光职业学校正在举行毕业典礼，地震造成天花板坠下，25人被压，1人失去意识，5人重伤。
到目前为止，日本9.0级地震仍鲜有学校建筑致师生伤亡的消息，这是为数不多的一例。
截至2011年3月14日，在大地震过后三天内，整个灾区有2052所中小学校停学，少闻学校在这次地震中倒塌。相反，分布在各市县的中小学校，和近十年以来日本发生的历次大地震一样，首先成为了灾难中人们的第一避难所。
3月12日，主震区宫城县仙台市若林区内，海啸过后留下的海水还未完全消退，远处仍然浓烟滚滚，整个市区看起来一片凄凉。但仙台市各中小学校的体育馆已被临时辟为紧急安置点。入夜后，外面狂风大雪，人们在馆内围炉取暖。
同样，在东京，由于大面积停电和余震威胁，各中小学也作为第一批应急避难所首先向市民开放。单东京练马区、中野区就各开放了10所小学，涩谷区也开放了包括青山学院在内的10个避难所。
“除了附近木楼区居住的市民前来避难外，由于当天交通瘫痪，一些无法回家的职员也在学校避难。”大阪市市民北川之广描述，对避难民众开放的中小学校，一般由校长自发组织学校教职员工，免费发放水、饭团等简单食物，晚上天气寒冷，则还为每名避难者发一床毛毯。
一位在大阪的中国留学生记得，从幼儿园、小学或者中学经过，学校大门边或围墙上醒目的告示牌每每令人印象深刻：“某某街道指定避难所”、“某某町指定震灾避难所”。而这些作为避难所的学校内，往往还有专门的屋子储备着可供上千人食用的防灾食品、防灾物资等。
中小学校成为大灾中的首选避难所绝非偶然。因为在日本，所有的房子都可以倒，但学校的房子不能倒，这已成为一个常识。除了拥有最坚固安全的建筑，学校与外界还有隔离墙，教室、体育馆有较大空间可容纳灾民，紧急时操场还可以供抢险飞机着陆。
事实上，自2001年以来的10年内，日本共发生了里氏6.5级以上地震18次，累计死亡人数113人，但无一中小学师生因校舍倒塌等事故而遇难。2004年10月28日发生的新澙中越大地震中，位于灾区的250多所中小学，没有一栋校舍倒塌，比较严重的也仅是梁柱出现裂痕。相反，位于7级地震震中的181所中小学校舍，地震当日就接纳了4万余名灾民。
2011年3月13日，受灾最严重的宫城县南三陆町，几乎整个城市都被抹平。一幅航拍照片上，志津川高校的运动场上还大大写着“SO SH”(H表示直升机降落的地方)。标明这里曾是人们最后的避难所。
“这一次与其他时候不同，不是房子被震塌，而是被大地震后随之而来的大海啸给直接卷走。”3月14日，兵库县建筑师协会长垂山英司说起学校时语气黯然。
在危机下演习
一位在日本学习的中国学生这样描述最后的逃离：“当地震持续了将近三分钟后，稍稍有所减轻，老师要求我们什么也不要拿，赶紧离开教学楼。老师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并关掉了电源。当我们到学校前面时，震动还在继续，周围的树木都轻轻地颤动着，老师要求我们全部蹲下。”
震后宽阔的街道上，日本小朋友头顶桔黄色帽子，身披防火衣，在老师的带领下，疾步而有序地走过。桔黄色帽子，其实是他们的座椅靠垫，每所学校必备，可随时取下作为防护用品。
一位旅日华人震后通过摄像头看到的保育园场景是：“6个老师围着我儿子，儿子身上盖着被子，老师手拿被子准备着，一旦地震就扑上去……平时18点接儿子，昨天交通瘫痪，我步行18公里到达保育园时，已经是22点。其间老师们就一直这么守护着我儿子。”
大地震发生时，东京旅日华人M O M O站在街头等待从幼儿园放学的女儿。校车比往常晚了一小时，她心急如焚，同时不停给自己打气：孩子在学校多半没事。除了坚固的校舍，学校几乎每月都有的防灾训练，让M O M O多少有些底气。
“地震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准备好了吗？”这是大部分日本国民的心态。为应对地震、火灾等频发的自然灾害，自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除各地免费开放防灾档案馆供人们了解防灾知识外，防灾训练已成为日常必备项目。在各地幼儿园及中小学，除了每年9月1日的法定防灾日训练，平时学校、街道常常也有类似训练。
2010年，早稻田大学教育学博士胡学亮和张梅在调查日本中小学时发现，有高达75%左右的小学生认为身边随时可能发生大地震，90%的人对地震灾害最为担心。而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下来，日本学生大概要接受30多次防灾训练。
一般在演习时，上课期间学校里会突然响起警报声，老师在这个时候立即放下手中的教案，指导学生快速戴上由凳子坐垫“变身”而成的安全头套，然后迅速躲藏到安全的地方。等晃动停止后，在老师的统一带领和班长的积极引导下，学生迅速离开教室，来到操场上的空旷地带。接着，校长给孩子们讲解当时的状况以及应对办法等。
按照日本政府规定，所有学校建筑物必须在楼外安装临时楼梯———非常楼梯，教室里要有紧急出口———非常口。哪个班走哪条线路，都要事先规划好，以避免地震发生后出现拥堵、混乱、无序等状况，保证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能迅速、安全地撤离。撤离的师生，最后到达一个固定的场所，学校操场或大广场等，按班级排队，班长点名确认后，迅速汇报给班主任，班主任陆续汇报给副校长，副校长最后汇报给校长。
这次大地震中，M O M O问平安归家的女儿：地震时害怕吗？小姑娘回答：不怕，平时老师都教过。
堡垒非一日建成
--> 地震灾害学上有这样一句话：杀人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筑。
为尽可能减少震灾损失，除了日常化的防灾训练，更重要一点，日本从每次大地震中吸收经验教训，逐年加固校舍，最终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建成最坚固的堡垒。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就在1967年出版的《激荡的百年史》中说，“日本为了兴邦，大力普及教育，几乎每个村庄最好的建筑物，就是那里小学的校舍。”
日本文部省的一份文件，提及加固校舍时写道，因为“学校是承担着日本未来的孩子们托付生命的地方”。
加固校舍，最早要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说起。当时日本学校的建筑，大多是木结构或砖瓦结构。关东大地震导致不少学校教学楼倒塌，学生集体遇难，这让日本政府深受刺激，决定以“学生的生命维系着国家未来”为最高原则，提高校舍抗震性。
1950年，日本政府又将30年前制定的有关城市规划的《市街地建筑物法》修改为《建筑基准法》，提高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将传统日式木造住宅渐次改造。
此后，每经历一次地震，日本国土交通省都会组织力量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对《建筑基准法》的修改意见。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这部法律又分别在1992、2000、2006年历经3次修改，其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已提高到最高水准，即要求除木结构住宅外，商务楼能抗8级地震，中小学校舍普遍能抗7级地震。
阪神大地震之后，日本文部省在抗震检查中发现，私立学校教学楼的抗震强度，几乎都超过了文部省规定的抗震基准，而公立学校由于经费不足，在抗震设计和施工上，有一半未符合规定。文部省于是要求立即针对学校校舍，进行补强。
校舍补强施工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将4层教学楼(日本政府规定中小学教学楼不得超过4层)的最高一层削减为“屋顶花园”，以减轻整个建筑的重量；另一种方法，是对整个大楼的外墙采用钢管(直径10厘米)穿插进行网状包裹。按规定，日本国库等负担校舍达标加固或改建86.7%的费用，地方政府负担13.3%。“一个学校施工一般需要3年，费用约2亿日元(约1600万元人民币)。”大阪的北川之广日常组织中日学校参观交流，对情况很熟悉。
然而，尽管多年来对校舍补强，在2008年，日本政府发现：由于地方政府经费不足，日本仍有将近一半的公立中小学校校舍处于“危房”状态。
2008年5月16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加快学校危房改造进程。会议决定，由中央财政安排主要资金，争取在5年内完成全国4.5万栋公立中小学校舍的补强施工。随后，日本自民党议员向国会提交议案，要求政府把对学校耐震设施的国库补助从1/2提高到2/3。
2009年，在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力下，60%的日本校舍完成加固，达到了日本政府规定的耐震标准，即在发生震度为强6级至7级左右的强烈地震时，校舍虽然有部分损伤但不会倒塌、不会造成人员死亡的标准。2010年，日本国库再次拨款1086亿日元，用于全国约2100栋校舍的耐震改造工程。
2010年，日本政府还曾发布计划，表示在未来5年内，将使日本全国90%左右中小学校舍都能达到耐震标准———因为在日本，由于政府不作为而带来震灾中教学楼倒塌、学生集体遇难事故，严重的将导致内阁下台。
南都记者 杨晓红 马金瑜
震后4分钟成立救灾司令部
摘要：地震仅过了不到十分钟，日本政府通过媒体宣布：紧急成立首相官邸对策室，首相菅直人已经紧急召集内阁所有成员到官邸开会研究对策。随即，从中央到地方，日本政府的各个系统的灾害应对程序由此启动。
在地震初期，P波刚刚到来时，地震仪就可感应到并自动计算震源位置、规模、假定强度，并且在S波来临前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发出预警，P波到来后，与S波还有一段时间差。
地震仅过了不到十分钟，日本政府通过媒体宣布：紧急成立首相官邸对策室，首相菅直人已经紧急召集内阁所有成员到官邸开会研究对策。随即，从中央到地方，日本政府的各个系统的灾害应对程序由此启动。
地震发生时，日本首相菅直人正在国会开会。日本电视台画面显示，突如其来的地震虽让菅直人和议员们惊慌，甚至部分议员躲在了桌子下，但很快整个政府部门镇定地展开救灾工作。
这个全部国土都在太平洋地震带上的国家，频仍的灾难让其政府早已形成了一套依据法律而成的应对体系。地震来得突然，但所有的政府运作又都在既定程序之中。
此前一位日本内阁参事说：“我们知道有地震，但不知道是何时来，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能否准确预报，而是如何将地震损失降低到最小。”(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数百万人一分钟前得预警
数百万日本人在周五大地震发生前大约一分钟得知了地震的消息。日本有世界上最好的地震预警系统。这个由约1000个地震计组成的网路，覆盖全日本，可以觉察和分析震波，并在地震计预测震动强烈时发出警告。
地震时P波(一种纵波)的传播速度比更具破坏性的S波(粒子振动方向垂直于波的前进方向，是一种横波)要快———距离震中较近的区域，在100多公里的区域预警信号和地震首波几乎同时到达，对于200多公里地区，大约有10到20秒的时间差；对于300多公里区域，大约有30到50秒的时差。
这意味着地震警报有可能会先于地面震动到达，中间的时差或将留给人足够的时间寻找掩护。日本国家电视台从2007年晚些时候开始运用这个系统，并已经发出类似17次警告。
11日这天下午，它再次恪守自己的岗位。在东京，电视上正常播放的节目内容被响亮的警报声打断，代之以日本广播协会N H K播送的早期地震警报。一分钟后，第一次强烈震动撼动了首都东京地区，高层建筑开始摇晃，数百万人逃到室外。
“成熟的地震预警系统可以让民众立即在电视上看到相关预警。”一位在日本气象局工作的工作人员说，“日本能将预告系统覆盖到整个国家。”
但在传播上，它并非无懈可击，对于受灾严重的地区，往往会引起电力和通信的中断，因此，通过媒体发布的预警以及避难警告，可能无法到达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全国瞬间警报系统(J-A LERT)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J-A LERT是利用通信卫星以及市街村的防灾行政无线设备，向居民第一时间传达紧急信息的系统。“从国家到居民最直接而迅速”的信息传达，是J-A LERT的最大优势。
按照日本法律，气象厅监测到地震灾害后，立即向内阁以及消防厅传达信息，消防厅通过通信卫星将紧急信息传达给全国地方公共团体，此时，市町村的防灾行政无线设备自动启动，通过鸣响警笛以及室内外广播向居民传达信息。
此次地震后三分钟，14：49，日本政府通过J-A LE R T向37个市街村传达了地震以及海啸的警报。
为了准确预报随时可能发生的东京直下型地震和东海大地震，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在东京湾和静冈县的伊势湾还投放了高精度的地震感知预警仪，中央防灾会议还和日本最大的电信公司N T T合作，启动了全国地震预警系统。
通过这套系统，诸如电信、铁路、燃气、电力、供水等部门，可以通过智能系统向设备终端发出了指令，从而达到减小损害的目的。东京燃气株式会社防灾课长坂口央一说介绍说，从2001年开始，该公司就引入了一套智能预警系统，如果测到一个地方裂度为5的地震时，该公司的系统就会自动切断这个地方的供气。
日本电信株式会社开发出一套系统，在通过对P波计算出震级后，系统将向用户发出信息，哪儿发生地震了，震级多大，多久能到达用户身边。这种服务是市场化运作的付费项目，企业一般都有定制，个人付费后可以通过电脑和手机接收。
本次强震发生后，大多数的民众通过广播、电视和卫星数据传输系统接收到地震警报。另一些订阅特殊预报服务的人则通过手机和电子邮件收到了警报。日本气象厅地震专家内藤宏人在震后说，这些系统运作良好，“因为全国各地民众都接到了警报”。
半小时内救援队奔赴各地
地震发生时，日本首相菅直人正在国会开会，被指和已辞职的外相前原诚司一样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正受在野党的轮番轰炸。
这一切都随着地震的到来戛然而止。他即刻返回官邸，11日14时50分，即地震4分钟之后，紧急灾害对策总部成立。15时14分，紧急灾害对策总部第一次会议召开；15时27分，防卫相北泽俊美下令，包括陆海空8000多名自卫队员、300架飞机、40艘舰船赶去灾区。
日本现有的《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是1995年7月制定。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了阪神大地震，造成6437人死亡，1000亿美元的巨大经济损失。
日本政府当时应对阪神大地震时一片混乱。当天上午召开内阁会议时，内阁收到的报告称，古城京都发生了地震———而京都距离实际震中尚有80多公里。反而是犯罪团伙山口组成员率先抵达受灾现场，分发食物、毛毯和水，因此颇受赞誉。
正是阪神大地震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教训，让日本无论从政府还是民间，都开始反思现代社会应对地震灾害的对策。重大灾害发生时，日本政府会在30分钟内成立紧急灾害对策总部，其部长由首相担任，副部长、部长助理由首相任命，迅速确定灾害对策，指挥有关机构立即投入救援工作。
差不多就在紧急救灾司令部成立的时候，日本各地方政府几乎同步成立了灾害对策本部。除政府向各地派遣调查团之外，环境省、文部科学省、农林水产省也分别向受灾地区派遣了调查员，积极搜集受灾信息。日本警察厅更在地震发生的14：46就设置了灾害警备本部，15：07就已经开始向各地派遣紧急救援队。
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则更多发挥服务功能，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所有手段向居民提供受灾地区的情况以及避难和生活必需的信息。以受灾严重的宫城县为例，3月11日15点左右，分别向防卫省和D M A T (灾害医疗救援队)申请救援，随后一小时之内，D M A T就派出医疗队，防卫省向宫城县派遣了海上自卫队。
在几小时内，甚至在灾害还在发生的同时，日本的救灾行动实际已经开始有效地运转了。
到东京当地时间12日上午8时30分，首相官邸已经举行了4次紧急灾难对策总部会议，除了首相外全体阁僚悉数参加。此前的7时10分，菅直人已经乘机抵达福岛第一核电站视察情况。
依据基本大法防灾减灾
立法先行，这是很多国内学者对日本防灾、应灾行政组织架构搭建的深刻印象。
据了解，日本的防灾法律制度由基本法、灾害预防和防灾规划、灾害紧急对应、灾后重建和复兴、灾害管理组织等五大类50余项法律构成。
“日本地震之后的各项应急救灾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这主要得益于日本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以《灾害对策基本法》的出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全面和有效的防灾减灾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在《日本大地震与日本防震减灾法律制度》中介绍说。
1959年，伊势湾台风席卷日本，导致5000多人死亡，80余万栋房屋被毁，从而直接促成日本在两年后颁布了被称之为“防灾减灾的基本大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历经超过20次的修改，该法建立起涵盖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普通市民的全国性防灾组织体系，并把防灾工作渗透到商品流通和生活消费等细节，以确保灾害发生后能够迅速开展商业网点恢复等灾后重建和指令性特别研究工作。
事实上，这部“基本法”已成为统领日本减灾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它具体灾害应对法规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包括1978年日本政府颁布的针对地震防灾的《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以及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制定的《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
后二者被认为是日本地震防灾的直接法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介绍，日本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搭建了“以防灾会议为依托的‘防灾计划’体系”：中央层面，在总理府设置通常不超过25人的中央防灾会议，主要掌管“防灾基本计划的制定及实施”，“制定有关紧急措施的计划”。其中，明确规定内阁总理大臣为会长，委员则由内阁总理大臣在内阁官房长官及有学识经验的学者中任命。
而地方防灾会议则主要包括都道府县防灾会议、市町村防灾会议。其会长为地方行政首长——— 知事，委员的组成则更为具体，通常包括自卫队或部队机关、教育部门、警察、消防以及地方公共机关的行政长官。
除了以基本法的形式确保防灾减灾工作有效地组织展开。从历次灾难中不断完善具体的法律制度，是日本防灾立法体系构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比如，1946年南海地震，暴露出了日本灾害救助、农林水产设施灾后重建等方面的缺陷，日本随后于1947颁布了《灾害救助法》；1964年新泻地震后，1965年日本通过了地震保险等相关法。
此次东京地震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安危成为关注的焦点。由于无法确认大地震后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是否外泄，首先菅直人11日当晚就发布了原子能紧急事态宣言，实施这一举措的重要依据，就是《原子能灾害对策特别措施法》。至于这部法律制定，同样是有鉴于1999年的核事故。
1
地震预警
2
灾害发生时至3小时之内：召集职员、设立灾害对策本部、收集受害损失信息、向都民通报和信息披露、请求播放和报道、请求自卫队救援、消防活动、对危险物设施等采取应急措施、防水、诱导居民避难、警备、实施交通限制和管制、救助和急救、收集和传达医疗信息。
3
灾后3～6小时之间：设立避难场所、派遣医疗救护班、确保药品和医疗器材。
4
灾后6～12小时之间：请求相互救援、清除紧急运输道路上的障碍物，确保运送车辆、运送受伤者、开展保健活动。
5
灾后12～24小时之间：适用《灾害救助法》、对市政生命线设施采取应急和恢复对策、对公共设施采取应急和恢复对策。
6(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灾后24～48小时之间：供应储备物品、调配运送灾民的替代交通工具。
7
灾后48～72小时之间：供应生活必需品、开设受灾者生活咨询窗口。
8
灾 后72小时之后：处理遗体、处理垃圾、粪尿、废墟、采取应急住宅措施、发放灾害慰问金和灾害救援资金贷款、分配捐款和捐物、指定严重灾害。
资料来源：《东京都地区防灾规划震灾篇(2003年7月)
南都记者 刘伟 张东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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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一个联动体系
摘要：日本救灾体系的特点在于它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机制，而是一个个人、团体、民间组织、政府等方方面面的力量之间整体联动的体系。
大地震发生后，日本的各界如何协作救灾？
日本救灾体系的特点在于它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机制，而是一个个人、团体、民间组织、政府等方方面面的力量之间整体联动的体系。
各界合力
当地时间3月11日14时45分，地震在日本东北海域发生；5分钟后，日本防卫省便成立了灾害应对部；18时，决定对这场大规模灾害派遣自卫队。地震三天，自卫队救出了15900名难民。
救灾是日本自卫队的日常训练工作，他们早已习以为常。没有人会想到，出动人数最终会达到10万人。
几乎与自卫队的反应同步，日本红十字会和中央共同募捐会等民间组织，很快就在社区、学校、企业、政府部门、街头等设立了募捐网点。
日本职业篮球联赛宫崎Shiningsuns队的选手，3月12日一早就到都城市早玲街为地震募捐。7andi株式会社13日开始在旗下的约14000家7-11店及华堂等店展开募集义援金的活动，共募捐19天。
Y am ato超市在梨山县内的12家店铺很快展开了298便当贩卖活动，将原价为298日元的便当提价为300日元，将这2日元的差额捐赠给受灾地的复兴基金。小林社长说：“一份便当2日元，加上员工们募集的资金，但愿今年内能向灾区捐赠100万日元。”
关西地区的企业也开始利用阪神大地震的经验支援灾区。3月12日上午，关西电力公司5名原子能部门的职员已到达福岛，供电系统的12人也已出发支援东北电力公司，支援队伍约有200人。
大阪瓦斯的职员也会同其他瓦斯公司的职员一起，组成救援队，于12日早晨向仙台、福岛出发。他们都有应对阪神大地震的经验，并携带有检测瓦斯管道、吸水等的装置。
企业、社区、学校等募集的善款，最终都将通过日本红会和中央共同募捐会自己的分配委员会直接交给受灾者。
除自卫队之外，N G O是日本第二大的救灾力量，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全日本的各路N G O组织立即投身救灾行动。
3月12日一早，“和平风日本”(peace w inds Japan)就派出由4名工作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会同“公民力量”(Civic Force)和静冈县带井市政府，向重灾区提供充气避难所6个和紧急帐篷50个。
随后，“和平风日本”又联合“公民力量”、A D R A Japan等四大N G O团体，从东京乘直升飞机前往宫城县名取市进行灾情调查，并在其机构网站、T w itter上公开募集英语及其他语种翻译志愿者，向海外发布灾区信息。
二战后最大规模自卫队行动
据《自卫队法》第83条，日本自卫队的救灾可从两方面同时发动。一个村长就可以直接联系防卫大臣，就具体需要请求救援；防卫队也可以自行判断形势，随时出动。
这一次投入部队的规模极其庞大，总人数将达到10万人，约占自卫队兵力一半左右。这是二战之后，日本自卫队最大的一次行动，还有6500名退役自卫队员也加入了救援。
救灾行动开始后，防卫省网站上专门开辟了专栏“东北地方太平洋沖自卫队活动状况”，分时段滚动更新。这种信息时间精确到每一分钟，救援人数精确到个位，但没有提及任何名字。
12日20时，第6师团发放给灾民5万个面包；14日12时03分，百里救难队用直升机救出了在一所小学校逃生的7名成年人、4名儿童……
防卫省一并发表了数张年轻的自卫队员将难民背出废墟、为伤员敷药的图片。“自卫队员好帅！不管是原子能开发者，还是自卫队、警察、消防还有政治家们，大家都是那么努力，废寝忘食。我向他们表示敬意的同时，也由衷地感谢他们。”日本最大的网络论坛2ch上，一名叫关口英毅的网友如此留言。
台湾军方刊物《陆军学术》披露，日本自卫队的救灾效率并非一开始便如此之高。
1995年1月17日阪神发生7.2级地震，自卫队7个小时后才到达救灾现场，最终死伤人数6000以上。公众舆论对自卫队的反应迟钝毫不客气。第二年，日本颁布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将对大规模灾害等各种事态的因应措施，列为自卫队应担负的任务。
2003年5月26日18时24分，日本本州发生7级地震。1分钟后，日本电视屏幕打出消息；2分钟后，警察厅、日本消防厅、陆上自卫队进入应对状态；6分钟后，首相启动地震应对室，召开救灾紧急会议；21分钟后，首批自卫队便进入灾区救援……最终，此次地震仅死伤145人，民众舆论对自卫队的评价亦随之升高。
“日本自卫队的行事风格过于依赖规则，有时显得死板，但很有效率。一旦有事，马上可以出动。哪支部队去哪里，带什么装备，做什么工作，都很有序。”军队作家、资深军史研究者余戈参加过汶川地震的军队救援行动，他如是评价。
复兴基金的不确定因素
震后，日本银行第一时间宣布投入1亿多美元用于救灾，各企业和基金会也在受灾地区建立起各种救灾基金。
1995年阪神大地震，10天后开始酝酿，2个半月后成立了政府背景的复兴基金。日本高知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部中国籍教授沈洁介绍说，这个中央政府以特殊方式建立的震灾基金，资金量只占重建事业总费用的2%，以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建立，民间捐款也可以注入基金，按照财团法人设立并以民间方式运作，前后持续了9年，但并没有形成法律。
2004年日本新澙地震后，重建复兴基金使这个做法得以延续，它日益成为灾后日本的国家资金迅速转换为民间基金的一个灵活而长期的通道。
可是，至今人们不知道这次大地震后，将投入多大规模的“复兴基金”进行重建，“这次受灾面积相当大，政府应该也难以判断基金规模。”参与过阪神地震重建的日本放送大学教授林敏彦分析。
与“复兴基金”一样，N G O (在日本称为N PO )也是在阪神地震中发展起来的，并日益成为地震、火山等灾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救灾力量。
无疑，N G O组织的力量将是此次救灾、重建的巨大协力。中日间N G O组织“环球协力社”执行主任李凡的“日本N PO支援机构邮件组”里，东京、三重、大阪的N G O组织都开始活跃起来，关西的N G O团体已经整装待发，邻近重灾区的茨城、山形县的N G O团体已经开始组织救援，但截至3月14日，宫城、岩手县等重灾区的N G O组织还没有任何消息。
“以东京为中心的N G O和志愿者组织应该是这次救援活动的主力。”曾参与阪神地震灾后重建的兵库县建筑师协会长垂水英司说，“但这次地震救援力量相对孤立，因为交通和通信都中断了，难以交换信息。特别是北海道那边，N G O的行动可能步履维艰。”
“因为发生海啸，N G O和志愿者都难以进入灾区，参与方式也不能与地震等同。”李凡说。
林敏彦也判断，“这次的地震比阪神大地震受灾面积更广，道路、铁路等交通手段也完全中断了，志愿者们的活跃要在震后一周左右才开始。”
政府与NG O协作
尽管各种因素制约着N G O的参与，但有些人还是行动起来了。
散布日本各地的一个志愿者组织“市民直升机救援队”已经开始了行动。这个组织招募有飞行执照的志愿者，平时训练，灾时可以直接联系地方政府开放机场获得飞行救援的特权。“他们主要在道路交通中断的情况下，到重灾区了解灾情。”李凡说，目前该组织成员已飞赴受灾最严重的岩手、宫城和茨城县。
救灾过程中，政府如何与N G O发生关系，并协调互动？繁忙的、迅速运转的政府机构也立即想到了这点。3月13日下午，地震发生后的第3天，日本政府宣布成立“灾害志愿者首相助理”的救灾机构，任命日本众议院议员辻元清美担任总指挥，负责全国的志愿者资源的组织协调。
“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面成立的志愿者协调机构，过去都是由民间组织自己来做。”沈洁说，“因为核泄漏等技术难题，此次政府还罕见地动员了大批核能源学者参与预防、测量和评估，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为政府提供各种政策建议。”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沈洁的大学导师等学者指导志愿者到救灾现场，倡导民众力量参与救灾，学者的作用和志愿者的涌现让这一年成为日本的“志愿者元年”。N G O的成长也促使政府在震后通过了《N G O法》。
“阪神地震后日本市民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协作一直是日本社福界关注的焦点。”沈洁说，“此次东北部的大地震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就是政府和N G O合作的可能性。”
日本的全国社会福利协议会，是介于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的一个平台机构，既是民间组织，又有政府背景。有总会和各地的分会，网络一直铺展到每个社区。“政府的资金通过社协到民间组织，民间的需求也通过社协给政府。”大地震发生后，这个网络作为政府指定的“窗口”与市民联结。
震后，沈洁也到社区里的社协窗口去报了名，申请到灾区前线去做志愿者。
而李凡所在的“日本N PO支援机构邮件组”正在讨论如何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个支持性的网络。
阪神地震后成立的“日本N PO中心”，网络从全国铺展到每个省和每个市，彼此通过网络邮件组建立联系。和社协不同，它的功能主要在于联系民众和N G O。
3月15日，李凡终于收到在宫城县召开灾害志愿者活动支援计划会议的先遣队伍的消息：仙台市社协的办公地遭受灾害，已经不能开展志愿者活动。宫城县和仙台市的“社协”正在与“N PO中心”等讨论设置“灾害志愿者中心”的事宜。
全国社协也召开了支援此次灾害的N PO信息交流会，以灾害志愿者活动支援计划会议与“推广志愿者潮流”联络会议团体为中心发出了呼吁。
“和过去的地震救援支持性网络相比，Facebook、T w itter等虚拟网络这次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李凡说。
N G O都借助Facebook、T w itter来发布和收集信息，市民也可以通过手机直接登录这两个网络平台来通报和获取信息，在灾后电话通讯不畅的情况下，移动网络平台显现出强劲的联结优势。
日本翻译作家泉京鹿可以通过手机不断刷新G oogle的“网络救援地图”，来了解日本的各个地点到底有多少灾民。此外刚刚发生地震的那天，她还可以登录Facebook查阅“孕妇地图”，来了解东京有多少被市民通报的孕妇需要得到交通优先等援助。
南都记者 吴珊 冯翔 实习生 郭文杰 刘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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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震撼中国网民的日本“国民秩序”，从何而来？除了防灾意识深入人心、政府防灾经验丰富之外，还可以从民族的性格、公共教育等方面找到答！！！案。
“这样井然有序而又全民互助的一个社会，让人非常感动。”尽管已在东京生活了多年，沈洁全家仍对日本国民在大地震中的表现非常深刻。
9.0级强震下的日本，海啸滔天，核辐射危机笼罩。
截至东京时间3月14日19点36分，避难民众已升至55万人。然而从电视画面，从图片，从文字，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国民，却理性而从容，近乎苛刻地遵守着公共规则。
震撼中国网民的日本“国民秩序”，从何而来？除了防灾意识深入人心、政府防灾经验丰富之外，还可以从民族的性格、公共教育等方面找到答11案。
微博里的震撼
微博世界里，中国网民对日本国民在大地震中临危不乱的秩序，表示由衷的钦佩，甚至有网友用“震撼”一词表达敬意。
名为“权静”的网友转发了其在日本的朋友的微博，“几百人在广场避震完毕，整个过程，无一人抽烟。服务员在跑，拿来一些毯子、热水、饼干，所有男人帮助女人，跑回大楼为女人拿东西，接电线、放收音机，3个小时后，人散，地上没有一片垃圾，一点也没有”。
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在微博上记录：看了下仙台超市的价格，4个橙子或者4个苹果100日元(记者注：3月15日，100日元可兑换约8元人民币)，一袋包装好的蔬菜100日元，5公斤米1800日元。
她发的另一条微博描述，仙台大型超市门口的长龙已经看不到尾，超市工作人员把有限的货品摆到门口，提前营业，还推出巧克力和糖果给排队民众。所有物品都没有加价，不过民众限量购买。
在一幅照片里，避难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坐在扶手电梯的两边，自觉留下中间的过道。这个场景，也让中国网民对日本的国民素质大为称道。
而常驻日本的华人，对于日本国民的理性、冷静和对公共秩序的遵守更有着切身的感受。
李晓牧是旅日华人作家，3年前，他在东京买了一栋3层小楼，可抗8级地震。3月11日下午3点46分大地震发生时，距离震源300多公里的东京地震强度也有5级。李晓牧的小楼也在地震中明显摇晃。
随后，他和太太去附近的幼儿园里接孩子，那时，街上到处是救护车、消防车和如织的人流。这是一个周五的下午，如果没有地震，大部分公司职员、公务员等都即将乘搭电车赶赴约会或回家晚餐。
李晓牧在东京著名的红灯区新宿歌舞伎町开了一家料理店，虽然地震发生了，他也要在下午5点前赶过去开业。但这天打不到计程车，他只好随着人流挤向巴士站。
平时，他乘坐电车从中野到新宿只需要20分钟，而这天用了1小时20分钟。
这时候，余震仍不断，巴士也在摇晃。车站、商店、街上到处都是人，但“没有人惊慌，也没有人吵闹”，大家“像过一个正常的周末似的”，安静地在商店、巴士站前有秩序地排队，也有很多人驻足在电视画面前看灾情报道。
黑夜里的感动
因为余震不断，3月11日夜，东京城大范围停电，巴士、计程车、电车等公共交通全部停运，除了公用电话外，几乎全城的手机和座机通讯也都瘫痪了
这天夜里，东京，这座1300多万人口，平日歌舞升平的国际大都市却黑着灯，海量“有家归不得”的人们，需要紧急开辟公共空间来容纳。
震后1小时，东京的学校、中小企业等已经自发开放空旷的场地安置人流避难。甚至东京一个黑帮组织“住吉会”也在互联网上发布公告，开放它的各处事务所作为庇护中心，为灾民提供食宿。有日本民众指出，这些不良分子不但没有趁火打劫，救援效率可能比政府更高。
日本高知女子大学的中国籍教授沈洁，在地震后开车出去接儿子。她看到大规模的人流以车站为起点浩浩荡荡地涌向学校等有大块场地的机构避难。
“不断有人自发站出来疏导交通、维持秩序，然后归入人流中消失。”沈洁回忆。
除了避难的人群，还有步行回家的人们。沿途的便利店、流动店、拉面店等几乎全部免费供应面包、面条等食品和水，还有市民站在街上派发饭团。为了给沿途路人提供服务，商店几乎都彻夜营业。
李晓牧的料理店也留宿了4位有家难回的客人。“没有发生一起商店被抢的事件。”他说，公司、商铺和居民楼都有临时自发开放的卫生间，有人标示出明显的路标。
沈洁并没有接到儿子。她的孩子也在避难的人流里，最后在一所大学的礼堂领到了派发的两条毛毯和水，这都是各个机构为应对地震等灾害的常备物资。
第二天一早，周围的居民做好早饭送到了学校的礼堂。这时候，东京恢复供电，地铁、电车也恢复通车，东京滞留的人群很快得以疏散。
“这样井然有序而又全民互助的一个社会，让人非常感动。”尽管已在东京生活了多年，沈洁全家仍对日本国民在大地震中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
“节电是自发的”
巨震之后，福岛核电站爆炸的消息不断传出，重灾区道路、通讯中断。
泉京鹿也无法联系上灾区的朋友。她是东京翻译作家，曾把余华的《活着》、成君忆的《水煮三国》等书翻译到日本。泉京鹿通过电视关注着灾区的情况，她说，在那里，老人、孩子、女人都会得到优先照顾，所以不会有太大困难。
“我们距离灾区较远，虽然地铁停了，要节约用电，总是排很长的队，但这都是小小的困难，比灾区人民已经好多了。而在灾区的人，他们看到好多人死亡失踪，自己能活下来，就不要说太多了，能有基本的东西维持生命就可以了。”泉京鹿说，“最初，在野党还会批评执政党，但是现在他们又开始合作了。相互指责也没用。日本国民都信任政府的救灾能力，因为日本是个灾难多发的国家，有丰富的经验。但是，作为个体，我们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我们要考虑自己能做些什么，要帮助身边的人。”
3月13日晚，日本政府官员在滚动播放的电视新闻中通告，为保证灾区用电，东京首都圈从14日开始每天停电3小时，日本全国也按地区分为5组，轮流停电，同时号召市民从14日开始节电。
3月14日，东京瞬间变成了一座“暗城”，连“不夜城”歌舞伎町的霓虹灯都不亮了，各大商场的打烊时间从原先的晚上8点提早到6点。歌舞伎町对面的山田电机商场也关灯营业，连电视荧幕也全部关停。
李晓牧的餐厅甚至连音乐都不放了，招牌灯、顶灯、地灯、音响都关掉，厨房灯也都关掉，来了客人，才打开餐厅顶灯。他从这天下午的电视新闻里看到，日本天皇在家里也关着灯，这也让他很感动。
“没有人通知我们必须节电，都是自发的。”李晓牧说，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他已很自然地进入日本人的行为习惯里。
气质何来
在探讨日本国民为何能在大危难当中严格遵守公共秩序时，泉京鹿，这位在中国生活了16年的日本人如此分析：日本自然资源匮乏，灾害频繁，尤其地震频发，这雕塑着日本人的气质，令日本人凡事从最坏处考虑，从不敢掉以轻心。
日本虽是地震多发国家，由此造成的人员伤亡却不多。因为在日本，防灾教育从小普及，除了学校，企业日常也进行防震演练。在公司里，按照人头准备的防灾包，内有面包、药物等等；在家庭里，也有防灾包，配备运动鞋、厚衣物、便携式收音机、手电筒等等。
应对地震灾害的准备几乎无处不在。例如，在只有10万人口的千叶县镰谷市，在3所小学和2所初中建造了5座40吨的耐震储水池和水井，配置了发电机。还设置了3个防灾仓库，长期储存防灾食品、饮用水袋、简易厕所、帐篷、药品、毛毯等等。该市还在16所中小学和3所幼儿园设置了25个避难所和11个临时救护所等等。
泉京鹿认为，日本国民对政府、机构等救灾能力的信任，是能够保持秩序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也与日本民众素质息息相关。
“日本人非常注重公共秩序的维护，以便让别人舒服。而不是仅仅保持自己家里、车内干净，无视公共场合的整洁。”
集团主义被看作最具日本特点的国民性，日本人普遍对同胞有一种依存心理。日本作家加藤周一就将其概括为，日本人在集团行动中发现自我的意义，不承认主张个人主义的心理要求。
而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多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人添麻烦”这句话出现在儿童读物《社会生活教育》第一章第一节内。因此日本人有着极强的忍耐力和自律精神，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插队、乱扔垃圾等等都被视作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为。
地震中，一名网友在微博上如此描述他眼前的情景，“东京街头尽是步行回家的人群，仿佛数百万人都一起走上了街头，但都自动列队默默前行，秩序井然，毫无喧哗，我在开车，路上塞车，但也毫无喇叭声，眼前的一切，仿佛一个场面巨大的无声电影。”
南都记者 吴珊 鲍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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