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代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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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治废展新图
　　
上海市治理三废领导小组调查组

　　
　　上海近郊的桃浦工业区，方圆不过十里，却有三十多家制药、染化、皮革、化肥、油墨、橡胶等中小型工厂。厂多排废多，废气、废水、废渣，样样都有。一段时间里，三废污染比较严重。近几年来，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针对地处郊区、厂多、三废多的特点，联合起来治理三废，工农协作保护环境，既促进了工业生产，又支援了农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共同作战除害兴利
　　
　　三废集中品种杂，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三废数量多，难以在自然环境中稀释；品种杂，容易发生相互作用，使无害变有害，微毒变剧毒。但是，三废集中是不是绝对不利呢？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厂多废多固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同时也说明变废为宝的潜力大。只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就可以化不利为有利，引出好的结果来。
　　
　　怎样化不利为有利呢？重要的一条是联合治废。桃浦地区有一条界河，规模较大的第二制药厂就在界河旁边。过去部分废水直接排放或渗透到界河里，日积月累，造成了污染。开始，有人认为是第二制药厂造成的，跟自己这个单位无关，对解决界河污染不够关心。第二制药厂单独又解决不了问题。后经化验分析表明，河水中不仅有第二制药厂排放的污染物，还有油墨厂、桃浦化工厂等工厂排放的污染物。由于水网沟通，在离工厂较远的其他河道，也陆续发现了某些污染物。在这些事实面前，他们才体会到，污染是共同造成的，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治理。你三废集中，我治废也集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能化不利为有利，变坏事为好事。工人群众说得好：三废污染没有界限，治理三废为什么不能打破行业界限呢！
　　
　　众人拾柴火焰高，联合治废力量大。要解决界河污染，关键在于不把废水排放或渗透到界河里。为了不让废水进界河，各厂主动把好关口，并在统筹安排下，把原来通向界河的出水口全部拆除，重新整修和铺设了排水管道，实行清浊分流，污水和清水(冷却水)，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分别排进不同的管道系统。这就大大减少了废水量，为回收利用废水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仅第二制药厂每天即可减少污水四千吨。已经污染了的河段怎么办呢？他们决定把这一段河水抽干，污泥挖掉，并筑一道厚达二尺的防渗透的墙。工作量大，时间又紧，各厂组成突击队，集中必需的物资，连续奋战。当地人民公社也主动派人来支援。他们高兴地说。“战三废不仅是工人老大哥的事，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事。”各厂之间你追我赶，工人农民齐心协力，一个多月就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在清浊分流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循环套用冷却水。原来的冷却塔体积大，用料费，效率低。他们依靠集体的智慧，一家厂试制，几家厂试用，在试用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提高。开始，他们把苏修“标准式”冷却塔改为蜂窝状冷却塔，效率提高了一倍，但仍满足不了需要。几家厂又共同研究，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点波冷却塔。和“标准式”相比，体积缩小了一半，效率却提高了二倍，使冷却水得到充分利用。几年来，桃浦工业区的产量翻了一番，用水量却并没有增加。
　　
　　厂际协作变废为宝
　　
　　界河一仗，大家尝到了联合治废的甜头。但是，不让污水排放到附近河道仅仅是第一步。这些污染物依然存在。为了根治三废，他们又给自己提出丁新的变废为宝的战斗任务。
　　
　　经过对本地区三废来龙去脉的认真分析，他们发现：三十多家厂虽然分属于七个局，形形色色的产品不下一百种，但在这些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就是大多是化工产品。在化学工业中，物质化分和化合的方式是极其丰富多样的。在某种化分和化合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可能正是另一种化分和化合过程的原料。如同马克思所说：“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桃浦地区的工厂大多同化学工业密切相关，排放的三废较多，利用三废的可能性也多，这就为实行厂际协作、变废为宝开拓了广阔的天地。
　　
　　染化八厂和第六制药厂只有一路之隔。长期以来，你生产你的染料，我生产我的药品。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冲击了这种隔行如隔山的局面。联合治废的战斗进一步把它们联结起来了。
　　
　　染化八厂有一个合成氨车间。生产中要放出大量二氧化碳废气。而第六制药厂在生产水杨酸时，却需要大量二氧化碳，每天派专车到几十里之外去装运。染化八厂的工人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提出送二氧化碳上门。二氧化碳有个怪脾气：压力一高，它就“寄存”在水中；压力一低，立即从水中“逃”出来，好比汽水瓶的瓶盖一掀，二氧化碳就冒出来一样。染化八厂的工人为了把二氧化碳送到第六制药厂去，在加压和减压上做文章，克服了许多“份外”的困难。第六制药厂接“宝”进门后，只要稍加处理，就可使用，再也不必去远途取料了。
　　
　　一家厂排出的“废”可以变成另一家厂的“宝”。几家厂排出的同样的废，能不能转化为原料呢？第二制药厂、第六制药厂、染化八厂、油墨厂、桃浦化工厂等都排放出相当数量的废硫酸，这曾经成为它们共同的难题。有人说，汤多油水少，在废硫酸上动脑筋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果真汤多油水少吗？“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页）仅仅根据几家厂的情况就断定废硫酸无用是片面的。要真正认识和利用废硫酸，必须全面研究它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联系。
　　
　　长征综合化工厂是主要生产磷肥(过磷酸钙)的小厂，要用大量硫酸来分解磷矿粉。能不能用废硫酸生产磷肥呢？经过试验，废酸浓度低，不能充分分解磷矿粉，而且浓度参差不齐，生产中不好控制。那么，把废硫酸的浓度提高，不就可以了吗？他们先把各厂浓度不一的废硫酸集中在一个池子里，变为浓度相同的废酸，然后掺入适当的浓硫酸，使之达到所需要的浓度。用这样的硫酸去分解磷矿粉，果然得到了质量很好的过磷酸钙。这样，既节约了宝贵的浓硫酸，又使大量废硫酸重新发挥了作用。原来认为汤多油水少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废酸不废，形而上学的头脑才是最大的“废”。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桃浦工业区比起上海的成千上万家工厂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协作治废既要立足于桃浦，又不能局限在桃浦。他们现在已经把联合治废的战场扩大到本市和外地二、三百家工厂。红光制革厂的下脚，含有大量油脂，原来白白浪费掉了，还造成附近水质污染。通过回收利用，成了本市有关塑料厂和肥皂厂的好原料。玻搪化工厂利用南京兄弟厂的废料代替高岭土生产玻璃搪瓷颜料，质量比原来好，而且废渣减少了一半。
　　
　　工农结合促工支农
　　
　　桃浦工业区周围有四个人民公社，每年为国家提供大量粮食、棉花、蔬菜、生猪、家鱼等农副产品。但是，三废排放同农业生产存在尖锐的矛盾。工人同志说，“工农本是一家人，怎能只顾自己生产，不管农田受害！”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三废和农业是相反的两极。但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又有同一性，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相转化，变害农为利农。“056”农药的诞生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056”是第六制药厂的一种副产物。文化大革命前。被称为“卖不出、送不走、烧不着、丢不掉”的废物。有人提出把它密封后扔到东海。但多数工人群众说：“今天它是废，明天可能是宝，不能丢掉！”他们把它一甏一甏装起来。他们根据“056”的成分和结构，认为有杀菌作用，可以合成农药。但当时送到有关科研单位去请求帮助化验分析，却被拒之门外。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厂的工人同志不怕压力，不顾反对，拿了“056”到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搞试验。贫下中农说，稻瘟病是水稻增产的大敌，能不能用“Q56”治稻瘟病？一试，稻瘟病菌死了，稻也枯黄了，原来浓度太高。他们后来又经过多次试验，用乳化的办法解决了问题，做到了既杀菌又保稻。这一新型农药，灭稻瘟病菌的效果，超过了国外含汞农药“西力生”。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新农药“价格便宜效果好，使用方便毒性小。保粮备战意义深，感谢工人同志一片心！”
　　
　　工业生产不仅排放出大量对农业有害的三废，而且会产生一些对农业无害乃至有益的三废。畜产皮张厂的毛皮下脚，就可以直接用来做肥料。但是，工人群众并不满足这一点。他们学习了唯物辩证法，认识到一物可以多用，小材可以大用。毛皮下脚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当肥料用于农田，蛋白质大部分浪费掉了。他们把毛皮下脚加工为水解蛋白，但不知道水解蛋白对农业有什么用场。于是，他们去请教第六制药厂工人请教过的那个科研单位。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科技人员，热情支持他们，和他们共同研究试验，结果发现水解蛋白能溶解除草醚原粉。除草醚原粉原来是与陶土搅拌在一起的，含药量一般只有百分之十左右，而且不均匀。含药多的伤害秧苗，含药少的又除不了草。用水解蛋白溶解除草醚原粉，分布均匀，含药量高。通过反复摸索，制成了一种理想含药量的“除草醚乳粉”，攻克了长期以来解决不了的秧田除草难题。
　　
　　把排放出来的三废转化为农肥、农药，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把三废消灭，这不是更大的飞跃和对农业更好的支援吗？有人说，吃饭总得拉屎，工厂总得排污。但拉什么屎，排什么污却大有讲究。从总体上说，不可能把三废统统消灭掉；从个体上看，又完全可能使某种具体的废物不产生。水有源，树有根，三废也总有个出处。找到了这个出处，改变其化分和化合方式，就能使某种废不产生或不排放。
　　
　　皮革化工厂在生产丙烯酸树脂过程中，每天要排出含氰废水一百多吨，严重危害附近农副业生产，这主要是因为合成丙烯酸树脂的原料一一氰化钠、氯乙醇有毒。能不能不用氰化钠和氯乙醇呢？他们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全过程，发现在合成丙烯酸树脂前必先生成丙烯腈。大家很自然地产生了直接用丙烯腈作原料的想法。但据国外某些资料介绍，这样做会发生爆炸。
　　
　　国外资料应当借鉴，但是不能迷信。他们认真分析了引起爆炸的原因：用丙烯腈作原料，反应激烈，反应锅经不起气体压力。要避免爆炸就要将压力控制在允许范围内。“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在一定容积内，压力与温度成正比，温度与锅内的热量成正比，热量又与反应的激烈程度有关，反应的激烈程度则与加料的速度有关。这个厂经过半年多的实践，用控制加料速度和在反应锅上安装自动防爆活塞等办法，终于使这项革新取得了成功。用丙烯睛生产丙烯酸树脂，不仅防止了含氰三废的污染，而且节省了用粮食制成的氯乙醇。同时，新工艺排放的废渣又可以用来制造硫酸铵，支援了农业。
　　
　　消除和利用三废是没有止境的。“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他们决心进一步学习“龙江”精神，互相支援，密切配合，夺取更大的胜利。
　　
　　(本刊“自然辩证法学习班”协助整理)
　　
　　原载《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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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废为宝无止境
　　
上海燎原化工厂革命委员会

　　
　　我们厂是个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化工原料厂。解放以来，随着生产的发展，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也逐渐增多。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时期，每天约有十几万立方米有害气体上天，一万多吨污水下河，还有大量废渣排放。过去，我们曾经采取过一些防治措施，但是，效果不太显著。一九七一年以来，我们打了一场除害兴利、变废为宝的人民战争，使有害气体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基本得到控制，废水有百分之七十得到回收利用，废渣有百分之九十得到处理。我们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变废为宝的规律，从而在生产中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从“降龙”看多吸少排
　　
　　盐酸是我厂的主要产品之一。在盐酸生产过程中，过去总有部分未被吸收的氯化氢废气，排放高空，随风翻滚，活像一条腾云驾雾的“白龙”。
　　
　　怎样降服这条“白龙”呢？开始，我们想：氯化氢气体能溶解于水，那就来个“遇气水解”吧！于是，就造了一座尾气吸收塔，把废气灌入塔内，用水喷淋，“白龙”果然消逝了。但是，这座尾气吸收塔每天又产生大量含有酸性的废水，排入苏州河，污染水质，腐蚀管道和船舶。
　　
　　“白龙”潜入水中继续害人，我们就跟踪追击。既然水中含酸，我们就来个“酸用碱解”，把尾气吸收塔放出的废盐酸水用废碱水中和。但是，要中和掉大量的废盐酸水，不但要用大量的碱水，而且酸碱水很难达到适度平衡，经过中和处理的废水非酸即碱，仍然有很大的腐蚀性。
　　
　　为什么两次“降龙”都是降而不服呢？毛主席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我们在对废水、废气的性质、关联和它们内部的规律都还缺乏正确的认识的情况下，采用以水攻气、拿碱压酸的简单办法，结果当然要受到盲目性的惩罚。我们从这段弯路中吸取了教训，决心努力认识三废的规律性。
　　
　　事情又回到盐酸生产过程本身。氢气与氯气通过燃烧化合产生氯化氢气体；再用水吸收氯化氢气体得到浓盐酸。在这个物质的分化组合过程中，部分未被水吸收掉的氯化氢气体放入高空，这是“白龙”的由来。盐酸工段的操作工人说：“要降服‘白龙’，关键在于生产盐酸过程中对氯化氢气体多吸少排！”这一提使大家思想开了窍。毛主席有一个深刻的论述；“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吸和排是一对矛盾，它们互相转化的条件是什么，这是有待进一步认识的。当时工人同志根据长期的实践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冬天废气少、产量高，而夏天废气多、产量低呢？这说明，气温的一冷一热，废气的一少一多，产量的一高一低，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为了找到这种联系，许多同志深入生产现场精心观察，发现氢气与氯气在燃烧化合成氯化氢气体时，温度高达800℃。当炽热的氯化氢气体经过自然冷却的管道送到吸收塔用水吸收时，温度还在150℃以上。同时，吸收氯化氢的过程中，又会放出热量，增加吸收液的温度。温度高，吸收率就比较低，部分未吸收的氯化氢气体就逃跑了。这就告诉我们，只要进一步采取降温措施，多排少吸就有可能变为多吸少排。
　　
　　主攻的方向明确了，工人同志和技术人员结合在一起进行了工艺改革。第一，适当加长从反应炉到吸收塔的管道，以便增加冷却时间；第二，变自然冷却为水冷却，提高冷却效果；第三，用水膜式吸收代替喷淋绝热吸收，可以带走吸收塔内产生的热量，提高吸收率。这样一来，氯化氢气体进入吸收塔时，温度由原来的150℃下降到60℃，氯化氢的吸收率从原来的百分之九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以上。最后剩下微量的尾气，通过循环回收的办法，又造成了盐酸，这就使废气基本上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了治理。
　　
　　以废治废可以得宝
　　
　　化工生产是促使某些物质化分与化合的复杂的转化过程，绝对的不排是没有的。那末对吸不尽而排出的“废”又怎么办呢？
　　
　　有一件事给我们启发很大。我厂三氯化铁这个产品是用废铁加氯气生产出来的，而在生产三氯化铁的同时又产生两种“废”：一是尚未完全反应排入高空的氯气尾气，二是放进废铁后结下的炉渣。工人同志说：要是能使两个“废”联合起来，让它们“自己解放自己”有多好啊！
　　
　　有一次，工人同志正在出炉渣，突然雷雨大作，过去要用榔头敲十几小时才能清除的炉渣，被雨淋过后却一捅就碎，哗哗地落下了。这一下暴露了炉渣溶于水的特性。经过化验发现，遇水即碎的炉渣中含有二氯化铁。有一位工人说：“这家伙可是个‘宝’啦，我们生产的三氯化铁就是比它多个氯嘛！”大家进一步作了分析：原来排出的两个“废”之所以叫做废，就是因为一个(氯废气)缺铁，一个(二氯化铁)缺氯，这真是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数学上有所谓负负得正，化学上为什么不来它个以废治废、废废得宝呢？
　　
　　我们决心试一试。当我们把含有二氯化铁的炉渣废水，抽到氯尾气吸收设备内以后，果然反应成了三氯化铁溶液，送到自来水厂使用，受到欢迎。工人同志高兴地说：“以废治废真正好，消灭两个废，得到一个宝。’
　　
　　后来，我们又想拿以废治废的办法来治生产尼龙过程中冒出的废气。这种废气中含有少量的二氧化氮。我们想，如果把它和烧碱液化合生成亚硝酸钠那有多好！谁知这一试却不灵。因为二氧化氮气体和烧碱液在管道内经过化学反应，虽然能生成亚硝酸钠，但是亚硝酸钠是种结晶体，阻塞在管道内壁，连水蒸气排出都发生困难。这真是因废得废！
　　
　　同样是以废治废，为什么两次结果大不一样呢？毛主席说：“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者表面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我们对不同的“废”的互相联系及其内部规律不认识，或者只是片面地和表面地去看，就套用老经验，把二氧化氮和烧碱液凑到一起，这是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前一次以废治废能“废废得宝”，是因为认清了氯气和铁的联系和它们互相转化的条件，找到了它们互相结合的规律，所以成功了，后一次以废治废则“因废得废”，是因为只看到二氧化氮同烧碱液可以结合的一面，不知道亚硝酸钠会阻塞管道的一面，所以失败了。这说明要达到以废治废的目的，不仅要研究废和废之间在化学性质上的联系，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结合以后的出路。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改用废氨溶液同二氧化氮化合，产生了肥效很好的硝酸氨肥。既除了废，又得了宝，一举两得。
　　
　　以废治废的实践告诉我们：不仅要对各种“废”的特性进行具体分析，而且还要努力寻找这一“废”和那一“废”之间的联系。如果静止地孤立地看，“废”就是废，如果找到它们各自变化的条件和规律，把它们联系起来，促使它们结合起来，就能变废为宝。像我们这样多品种生产的化工原料厂，“废”是多种多样的，以废治废的前途也是十分广阔的。
　　
　　从分化瓦解到综合利用
　　
　　在治废的过程中，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废一经治理可以变宝，但同时又产生新的废，废不是“搬了家”，就是“变了形”。这时往往有人说：“反正是治了老废出新废，能把有毒的废变成无毒的废就不错了。”多数同志不赞同这种对三废的“让步”政策，而主张通过彻底革命，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这样两种看法，反映了治理三废中两种世界观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厂对电石渣处理的过程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电石和水发生化学作用生成乙炔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废渣一一电石渣。日积月累，填满小河，堆满场地，象白茫茫的小山丘。
　　
　　电石渣是绝对有害的废渣吗？我们对它进行了化验分析，它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钙。既然生石灰加水能生成氢氧化钙，那么，我们能不能把电石渣中含的氢氧化钙分化出来代替石灰？我们与有关厂一起试验的结果，证明是可以的，而且是一种质量较好的建筑材料。大家又联想到，我厂生产的漂白液也是石灰加水以后同氯气化合而成的。这就说明，电石渣不仅可以代替某些建筑材料，而且另有更好的出路。经过试验，完全可以用电石渣代替石灰生产漂白液。
　　
　　从电石渣到漂白液，这个单纯的分解化合过程可以说是完成了。但是，由于漂白液在我们厂只是生产另一种产品氯仿的原料，当漂白液同乙醛化合得到氯仿的同时，又排出了另一种废料一一氯仿渣。当时有人说：电石渣换成了氯仿渣，此废变彼废，呒啥稀奇。表面看去，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仔细一想，由电石渣到氯仿渣是一个进步，这一变不是“废”的简单重复，而是通过分化发生了质变，包含有新的内容。
　　
　　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认识世界是这样，改造世界也是这样。实践使我们懂得了电石渣是可以分化的，我们不是也可以继续对氯仿渣分化下去吗？通过分析，氯仿渣中含有氯化钙和氢氧化钙，而氢氧化钙通入废盐酸水电可以化合成氯化钙。氯化钙又是有用的工业原料，我们与有关单位一起用它做原料，试制成了质量很好的牙膏。我们还在进一步为它寻找更为广阔有效的用途。
　　
　　从电石渣到漂白液，从漂白液到氯仿，再把氯仿渣变成有用的工业原料，这是一个不断对“废”分化瓦解的过程，也是一个变废为宝的积极转化过程。恩格斯说：“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对“废”的每一次分割，都是一次变化。事物是无限可分的，分割到一定的限度，就由量变的积累发生质变的飞跃。实践表明，对三废从分化瓦解到综合利用，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从整个工业生产来说，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但不应当消极地把这看成是“生产无止境，三废除不尽”的循环，而应当从这个螺旋形上升的辩证关系中受到鼓舞，坚信生产的发展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治理三废也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积极地综合治理三废，这是有着无限广阔的前途的。
　　
　　(孔幼贞、顾舒协助整理)
　　
　　原载《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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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变银丝
　　
上海化纤九厂革命委员会

　　
　　多年来，我们厂纺丝车间的生产中存在一个矛盾。己内酰胺的单体分子经过聚合变成锦纶丝吋，总有百分之八左右不愿走聚合的道路，变做气体逃跑。因此，在纺丝机的喷丝孔里喷出银光闪闪的锦纶丝的同时，还冒出一股股“迷雾’般的废气，污染车间环境，影响工人健康。
　　
　　去年，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终于战胜了这种有害气体，不仅驱走了纺丝车间的“迷雾”，并且从中回收了大量制造锦纶丝的宝贵原料。
　　
　　调风排气
　　
　　怎样对付这种有害废气呢？开始，我们把它往室外赶。谁知赶来赶去，它还是赖着不跑。扫地靠扫帚，排气靠吸风机。废气老是排不走，是不是和吸风机的风量太小有关呢？一检查，吸风机的管道又细又长，七转八弯，废气中的小粒子凝集淤积在管道四壁，造成堵塞。看来，要赶走废气，得想法子把吸风机的风量加大。我们先对藏垢纳污的管道来个清扫，风量果然增加，排气情况好转。但是，风量加大了，喷丝头附近吸风口的风速也骤然增大，急风卷走银丝的情况严重了。
　　
　　赶走废气需要加大风量，保住银丝则要减低风速。既要排废气，又要保银丝，好象是两者不可得兼。而要增大吸风机的风量，又势必增加吸风口的风速。排气与保丝的矛盾同大风量与低风速的矛盾交错一起。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大风量与低风速这对矛盾。如果不能调整好风量与风速的关系，也就不能达到在保住银丝的同时又排掉废气的目的。
　　
　　又要风量大，又要风速低，这究竟能不能办到？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许多同志守在吸风口旁边精心观察，只见风一到吸风口上速度就快起来。大家一边看，一边联系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进行分析：用橡皮管浇水，把管口卡小的时候水流很急；管口一放大，水量未减，水流就慢了。又比如夏天乘凉，有时风并不大，但一到弄堂口，就感到吹的够劲了。这些现象表明一个道理：无论是风的运动还是水的运动，都表现为流量与流速的对立统一。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并不只是简单地表现为“你大我也大”，而是随着通过面积的大小而变化。如果我们适当地把吸风口的面积放大，就有可能在加大风量的同时并不提高风速。
　　
　　工人同志日夜奋战，进行了多次试验。根据试验取得的数据，我们改造了全部吸风管道，放大了口径，把吸风罩从一个风口改为四个风口，加上导风板，使吸风口的总而积增加了近十倍。这时，风量从原来每小时一千立方米增到三千立方米，风速却从原来每分钟二点五米下降到零点七米。调速排气的结果，不仅使“迷雾”般的车间呈现一派“晴朗”景象，也消除了吸丝的情况。经过测定，室内废气浓度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变气为水
　　
　　“迷雾”般的废气被赶出了车间，却又污染了工厂周围的环境。工人画志说。山前的老虎赶到山后还不是一样“咬人”，我们可不能满足把有害气体搬个家啊！
　　
　　怎样继续与废气战斗呢？我们根据己内酰胺单体有自然冷却凝结的特点，搞了一个除尘室，里面排上不同形式的挡板。废气进去后，象走“九曲桥”那样转来转去，流速逐渐减慢，单体就冷却沉降下来。这种方法在冷天还能显点“神通”，一到热天就失灵了，自行冷却的单体寥寥无几，大部分废气前门进、后门出，飞向天空“逍遥法外”。
　　
　　在群众性的献计献策活动中，有的同志提出，己内酰胺原料一碰到水就溶解了，能不能用水制服废气呢？这时又有人提出了疑问说，根据外国技术资料，已内酰胺的固体可以大量溶解于水；气体则不行，即使能溶化一些，浓度充其量不过百分之四。究竟哪一个说法有道理呢？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切经过试验”的教导，先用喷淋法以水攻气：在废气的出口处装上一只莲蓬头，废气一出“门”，就拦住它洗个“淋浴”。一“淋”，小部分气体被溶解了，大部分仍然穿水而过，逃之天天。事情也真巧，测量一下被溶解的单体，浓度果然是百分之四。
　　
　　喷淋法出师不利，这一下议论可多啦！有人说，外国资料也不是瞎编的，怎么可以不信呢？大多数同志则认为，对国外的技术资料要作分析，不应当盲目地相信它的结论。既然己内酰胺的固体和气体的化学性质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固体可以大量溶解于水而气体则不行呢？喷淋法试验失败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那个所谓百分之四的溶解极限。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大家连续进行了许多观察试验，发现己内酰胺的气体有两重性：既可以溶解于水，又不容易溶解于水。为什么气体不容易溶解于水呢？因为“物体的各个分子在气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比在液体状态下大得多，而在液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又比在固体状态下更大。”（《反杜林论》）正因为己内酰胺在气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大，这就决定了它不如在固体状态下那样“安分守己”，喜欢乱跑乱钻。我们采用的喷淋法，虽然也抓住了己内酰胺气体会溶解于水的短处，却没有击败它喜欢飞跑(活跃)的长处。从认识上说，就是只看到它可以溶解于水的一面，没看到它又不容易溶解于水的一面，陷入了片面性。大家又深入喷淋的现场，只见水点点滴滴往下淌，气一古脑儿向上窜，水、气遭遇的机会十分短促。“杯水车薪”当然无济于事。
　　
　　我们找到了喷淋法的弱点以后，决定增加水、气互相接触的机会。工人同志和技术人员一起造了一个密封的泡沫塔，塔里面搞一块筛板，废气进去后，先用筛板分面治之，把它变成几千股小气流，继而再让这几千股小气流到一定高度的水层中洗“盆浴”。这时，塔里好象烧开了的粥一样翻滚，大部分单体都溶解了，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突围”而走。怎样才能形成严密的封锁线，不让废气“突围”呢？我们联想到沙漠中的防风林带，当大风沙通过一道又一道的树林时，风吹过后，沙被一层一层地“过滤”下来。受到这个启发，我们把泡沫塔里的一层筛板改为四层，每层筛板上都设置一定高度的水，形成四道严密的封锁线。原来一冲而过的废气，通过这四道封锁线，打了四次“消耗战”，废气中的绝大部分单体都被溶解掉，漏网而逃的气体为数就板少了。
　　
　　水中捞“宝”
　　
　　废气被制服了，新产生的废水却又污染了水质。工人同志批评这种办法是治标不治本。他们说，治“三废”不能搞改良主义，面是要彻底革命。况且，这种“废水”并不废，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己内酰胺单体，不能让这个宝贝白白逃掉。
　　
　　按照平时处理普通溶液的经验，只要把废水弄到蒸馏釜中蒸馏一下，去掉水和杂质，雪白晶莹的己内酰胺的单体就可得到。这本来是“三只手指捏田螺，笃笃定定”的事，但是我们这样蒸馏提纯出来的竟不是己内酰胺原料，而是废渣。
　　
　　为什么老经验会不中用？原来，己内酰胺的沸点是262.5℃，但当温度还未到达沸点时，废水中的单体就蠢蠢欲动起来，特别是到了230℃C，更是它们四出活动、自由“结合”的好时机。这时，如果让它们“结合”，出来的东西就成了废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要从水中捞到“宝”，一定要过好230℃这一关！
　　
　　要过好这一关，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跳过230℃而达到沸点；二是力争把沸点降到230℃以下。哪一个更现实呢？通过230℃达到262.5℃C是自然的规律，要一个筋斗翻过去纯粹是胡思乱想。看来，力争降低沸点才是唯一出路。工人同志举了烧水的例子：水在地面上的沸点是100℃，而在“世界屋顶”珠穆朗玛峰，烧到72℃时水就沸腾了，气压高低同水的沸点有直接关系。
　　
　　“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了给降低沸点创造条件，我们把蒸馏釜改装成真空蒸馏式的，随着釜中真空度的提高，也即是气压的减低，己内酰胺溶液的沸点也下降到230℃以下，废渣赖以产生的“温床”终于给挖掉了。这样，己内酰胺单体还来不及变成废渣就“束手被擒”，雪白晶亮的己内酰胺原料从水中捞出来了。
　　
　　我们同废气作斗争，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的过程，在行动上则相应地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比较主动的过程。通过这场斗争，不仅收到了化害为利的实效，而且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使我们比较深刻地懂得；自然界没有绝对的废物，过去不少东西被当作“废物”任其从空中飞掉或水中流掉，主要是我们对它的性质和用途还缺乏认识。掌握了变废为宝的规律，就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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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垃圾利用垃圾
　　
上海市废旧物资公司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消耗着各种物质，也要产生出一定数量的废旧物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生活垃圾”。
　　
　　一提起生活垃圾，有人往往会感到是一种讨厌的负担，是应当抛弃的废物。可是，当把它收集起来，加以适当处理，就能够重新变成有用之物，甚至发挥重大的作用。仅一九七三年，我们从全市回收到的一部分生活垃圾中，就提取了各种原材料十二万吨，价值二千四百多万元。举个小小的烟头的例子来说吧，它经过水浸，能成为一种高效无毒的农药，用来防治稻飞虱、蚜虫等一类害虫，效果相当好。黄浦区废旧物资商店，在广大群众配合下，不到两年时间，就收集了二万三千多斤烟头，可供近万亩农田使用。
　　
　　生活垃圾，分散在一家一户，零星点滴。孤立地看，是无用之物，从全体看,把它集中起来，就成了有用的物质资源。就拿流失在阴沟里的油脂来说，它是在饭店、食堂等烧饭做菜、洗汰碗碟时随水流入阴沟的。一条阴沟里的“油水”很少，但全市有很多这样的阴沟，捞一勺就多一勺，日积月累，就能滴水成河，积少成多。我们有一家油脂化工利用厂的工人，三年来，踏着三轮拖车，坚持从一条阴沟到一条阴沟，一勺一勺地捞取浮在阴沟水上的油脂，就回收了六百多吨，从中提炼出的净油脂可供生产肥皂三百多万块。可见，多是少的积累，我们的回收工作，就是不断地促使少转化为多，使无用成为有用。设在全市专收和兼收废品的二千多个网点的广大工作人员，通过穿街走巷、挨家逐户地把一口破铁锅，一块碎玻璃，一张废纸，一双破皮鞋，一缕头发丝，一撮鸡鸭毛，一块肉骨头，一只汽水瓶盖等等废旧物资回收起来，经过加工，成为工农业生产需要的原材料。
　　
　　对回收拢来的废旧物品，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它由少积成多，就自然都能利用起来。一度，我们就为处理涂有蜡的废纸伤过脑筋。大家知道，废纸可以造纸，可是，一部分涂有蜡的包装废纸，却因为不易吸收水分，同其他废纸混在一起作造纸原料，就影响质量。这样看来，蜡纸是无法利用的，只好把它丢弃或作燃料烧掉。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不应当把对立的事物看成是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废”与“宝”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纸涂了蜡，成了蜡纸，反其道而行之，设法把蜡取下来，岂不又可还原成纸。工人们用一口大铁锅，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成功地把蜡和纸分离开来，除了废纸可供造纸外，每年还可提取白蜡二百多吨，蜡纸终于由“包袱”变成了宝物。同样的道理，过去认为不能利用的重油墨纸、蜡光纸等多种废纸，也都得到了回收利用。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千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我们对生活垃圾的综合利用有一个逐步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认识了某些生活垃圾，就能为我所用，有些新出现的生活垃圾，你一时没有认识它，还会成为“包袱”。废旧塑料制品的利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几年来，塑料制品越来越被广泛应用。开始有的同志感到，塑料品种多，成分复杂，有的还含有毒性，觉得难以利用。大家回顾了收旧利废的历史，讨论了“为什么熟悉的废旧物料能利用，还不熟悉的废旧物料一时用不上”这个问题，才弄清楚，世界上只有没有认识的物质，没有不可认识和不能利用的物质。废旧塑料制品利用难，这是因为我们还投有认识它的特性，只要勇于实践，掌握了利用它的规律，难可以转化为易，复杂可以转化为简单。经过不断摸索，反复试验，弄清了各种塑料的成份、性能，终于初步掌握了废旧塑料再生复制的规律，又为综合利用开辟了新的领域。
　　
　　可供利用的垃圾品种不断扩大，这还只是在收旧利废的广度上作出了努力；能不能对已经得到利用的垃圾继续把文章做下去，使它一用变多用，或一用再用、小材大用，在利用废旧物品的深度上作出成绩呢？实践告诉我们，这也是完全可以的。
　　
　　有一年，外地有批耕牛因突然遭受寒流袭击，受冻得了病，严重地威胁着当地的农业生产。这时，从上海运去了一百多吨叫磷酸氢钙的饲料，既作饲料，又当药用，病牛吃了，真是药到病除，很快恢复了健康。这个“妙药’是从那里来的呢？它就是从人们平日吃剩下来的肉骨头里，经过一用再用，然后才提炼制成的。
　　
　　起初，我们回收来的猪、牛、羊等骨头，除了一小部分去做牙刷柄、钮扣、烟嘴、骨筷等日用品外，大部分用来熬制骨油。骨油是肥皂、甘油的重要原料。熬去骨油的骨头就把它烧成灰当作肥料处理。看来，这样似乎已经“小材大用”了，其实不然。骨头里含有的丰富的蛋白质是炼制骨胶的好原料，现在却被我们一把火烧得精光，而骨胶又是印染、建筑等行业非常需要的粘合剂。这说明，对骨头不是“小材大用”了，而恰恰是“大材小用”。于是，我们在熬取骨油后，又提炼出了骨胶，才把剩下来的骨渣作肥料处理。这时候，又有人说了：对骨头的利用算是“猴子爬到树梢尖一一到顶了”。我们感到对骨头的认识是进了一步，但并没有就此完结。骨渣之所以能做肥料，是因为含有大量磷和钙的成分。骨渣作肥料，是一种利用，但是不是还能从中提取一些别的产品，使对骨头的利用提到更高一级的程度？当时，有家制药厂正在使用黄磷矿制取一种磷酸氢钙的产品，可作高级饲料，又可作食品和药品的辅料。能不能用肉骨头代替黄磷矿制取这种产品呢？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教导，根据事物是无穷尽可分的道理，进一步开展了对骨头综合利用的研究活动，终于在熬油、炼胶后的骨渣中，又提炼出了高级洗涤剂三聚磷酸钠和制造钙片、牙膏、糖果等用的原料磷酸氢钙。经过这样一番综合利用，剩下的渣滓仍是农作物很好的有机肥料。
　　
　　在广泛利用废旧物品中，我们还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当利用了一种废物的同时，又产生了另一种新的废物。比如碎镜子、破保温瓶胆，原来我们只用来提取玻璃，采用了加温熔解的办法，去掉玻璃上的涂层红丹和银光粘附物。加工后，留下的红丹被当作废渣，越堆越多，下脚水也看着让它白白地流失。当我们对这部分废渣、下脚水作了化验分析后，发现红丹废渣中含有丰富的铅，下脚水中含有白银。这又启发我们对这部分“新废”进行再利用，从中提取到了纯度很高的白银和青铅。几年时间，从破碎镜子和保温瓶胆中，就提炼出白银四万五千多两，相当于可用来生产七百多万只五磅保温瓶胆的用银量。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综合利用生活垃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十多年来，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生活垃圾的认识，使它的利用范围不断扩大。事实雄辩地说明，辩证法使人聪明，辩证法教人识宝。然而，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利用是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只要我们坚持实践，不断总结，就一定能够向生活垃圾索取更多的物质资源，使它既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部分有用的原材料，又能有效地化害为利，改善城市环境卫生。
　　
　　原载《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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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环境污染
　　
袁任平

　　
　　近年来，工业生产中排放出来的废气、废水和废渣(以下简称“三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成了一个议论纷纷的世界性问题。在某些国家或地区，黑雾弥天，臭水横溢，垃圾如山，环境污染成为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公害”。
　　
　　环境污染是和现代工业伴随在一起发生的。工业生产的发展，使人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届性，大大地扩大了原材料的使用范围，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新的污染物质。在十七、十八世纪，工业生产还主要是对自然物进行机械加工，改变物体的物理性能，这时就有金属屑末粉尘等废物。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化学工业发展了，人们学会了改变物体的化学性能，于是又山现了许多以元素或人工合成物质出现的废物，特别是汞、铅、砷、酚、氰化物等毒物。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人们的视野深入到了原子核的层次，实现了人工重核裂变和轻核聚变，产生了现代化的原子能工业，这就有了放射性污染。此外，工业能源利用范围的扩大，也使“三废”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蒸汽机烧木炭，烧煤，放出大量烟尘。内燃机烧汽油、柴油，放出二氧化硫。人类从地球深处唤醒了沉睡的自然力供人类驱使，但是也同时招引来了毒渣秽气和污水。
　　
　　工业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可能，但又包含着战胜和克服环境污染的可能。废和宝，害和利，是对立的统一。废，无非是人对这一部分物质还没有认识，还不能改造。因此，它就成了祸害。但是经过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使“自在之物”成了“为我之物”，废就变成了宝，害也就转化为利了。
　　
　　一部工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的历史。煤和石油最初埋藏于地下，是百分之百的无用之物。人把它挖掘出来了，可以取暖，可以烧饭，可以炼钢，其中的化学能变成了热能，无用变成了有用。但是，用煤炼钢要先干馏成焦炭，在炼焦过程中会产生煤焦油．它不但无用，而且有害。后来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了从煤焦油里可以提炼出多种化工原料，于是，无用变成有用，一用变成多用。二十世纪以来，从煤焦油中可以提炼和合成的东西越来越多，从颜料、药品、炸药一直到合成纤维和建筑材料，人类的衣、食、住、行几乎都和它有关。这样一来，原来的废物竟成了今天的至宝。恩格斯说得好，人类总是一天天地“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愈来愈能支配“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自然辩证法》）愈来愈学会支配自然界。这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不断地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环境污染会越来越严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取决于工业生产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取决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生产。从表而上看起来，烟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囱多了，烟当然也多。但同样是一个烟囱，既可以冒污染大气的黑烟、黄烟和白烟，也可以少冒烟或者不冒烟。烟囱冒什么烟，不是取决于烟囱，而是取决于占有或支配烟囱的人。环境污染，不仅是工业自身的问题，还有人和人的关系问题，生产关系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烟囱属于资本家，生产是为了赚钱。只要金钱到手，管你冒什么烟，“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它从一开始就不仅污染着社会环境，也污染着自然环境。自从资本主义大工业建立以来，在车间里，在矿井里，历来都是粉尘飞扬，毒雾弥漫。早在一百年前，就已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过的，无产阶级住在“黑暗，潮湿，污秽，发臭的窑洞”（《资本论》）里，生活“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家历来只认钱不认人，根本不管劳动人民的死活。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工业发展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的一极积累了财富，另一极积累了贫困；一面是资产阶级耸立云霄的高楼大厦，另一面是工人区的臭水、垃圾、传染病。要清除那些垃圾、臭水并不困难，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
　　
　　公害是资本主义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性脓疡。十九世纪的挪威作家易卜生，曾经写过一个名叫《国民公敌》的剧本，说的是一个医生由于揭露了当地厘革作坊所排出的污水污染了当地浴场的事实，结果遭到了皮革坊主、浴场主和市长们的一致反对，被宣判为疯子，是“国民公敌”。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家们，不仅是公害的制造者，并且是公害的保护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资本家对利润的争夺更加疯狂，这个先天性脓疡迅速恶化和蔓延开来。他们明知废物有毒，却以邻为壑，嫁祸于人，从高空中把毒气放到别的国家里，或者是把脏水泼到别的地区内。这样做究竟会对生活在那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有什么后果，对不起，他们是一概都不管了。再拿污染大气的二氧化硫来说，明明可以回收用来制造硫酸、硫黄，技术问题也已解决了，资本家却偏偏因为设备投资成本高，或者因为硫酸价格太低，利润少了，就是不干．这能说是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吗？能说公害就是“工害”，即工业发展之害吗？
　　
　　公害是“私害”，是资本主义制度之害，私有制之害。从现象上看，是工业的“三废”污染了环境；从本质上看，其实是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所散发出来的腐恶气味，是铜臭熏天。归根到底，它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的反映。资本主义私有制挡住了人们的眼睛，使人们鼠目寸光，看不到或根本不愿去看生产的社会后果。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人类，扩大了人在自然界的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却又捆住了人们的手脚，剥夺了人在自然界中的自由。说到底，资本主义制度是万恶之源，也是造成公害的根源。
　　
　　西方和苏修有些报刊大肆宣扬：“环境污染无法制止，最后势必毁灭人类”，惊呼“人类正在走向地狱之门”。这完全是资产阶级临近灭亡的无可奈何的哀鸣。他们在自然界面前的这一副奴隶相，是因为他们是金钱的奴隶，资本的奴隶。工业污染是毁灭不了人类的，毁灭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公害引起了公愤。公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推到了极其尖锐化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广大人民同一小撮剥削者之间的矛盾，以最明白、最具体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资产阶级为了缓和矛盾，稳定自己的统治，有时候也可以局部地、暂时地解决一些环境污染问题。但是，脓毒不去，恶臭不止。不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公害是决计断不了根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的目的。它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是为广大人民和子孙万代造福。它消除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做到了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它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他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为消除环境污染提供了最大的潜力。
　　
　　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这种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性。社会主义工厂也冒烟，也排污。如果不是自觉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真对待和处理“三废”，弄得不好，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环境也会污染，甚至可能在局部地区造成严重危害。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存在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千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因此，在对待环境污染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教训值得注意。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十分重视保护环境。早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就颁布过环境保护的法令，成立过水质保护的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也提出过一系列消除污染、保护环境的措施，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但是，自从苏修叛徒集团窃取政权以后，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全民所有制蜕化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变质为社会帝国主义。在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统治下，这些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工厂企业，不顾一切地追求产值，攫取奖金，使苏联的环境污染愈来愈严重。历时未久，黑海名副其实地变成了黑水潭，伏尔加河不少段的河面上浮满油污，只要抛下一个香烟头就能变为一片火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地正在成为一个公害“发达”，污染“超级”的“大国”。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解放前的上海，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派的压榨下，工业基础虽然可怜得很，工人居住区却是黑烟弥漫，污水横流，垃圾成山。解放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工业迅猛发展，环境大为改善，工人居住区域出现了大片绿化地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群众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之流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除害灭病、改善环境、综合利用、治理“三废”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的许多工厂企业组织了社会主义大协作，大搞群众运动，仅仅几年时间，就使近三分之一的烟囱采取了消烟除尘措施，使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渣回收利用了百分之七十四。各个工厂企业大搞综合利用，联合治废，化害为利，变废成宝，不仅保护了环境，并且促进了工业生产，支援了农业。上海工人阶级豪迈地提出了“向‘三废’要原材料”的战斗口号，全市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治理“三废”的群众运动。今天的上海和解放前相比，工业产值增长了十多倍，城市环境却不断改善。可见，污染问题能不能解决，归根到底，是个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按什么思想办事的问题。
　　
　　认真治理“三废”，保护和改善环境，这是关系到保护人民健康和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大事，关系列巩固工农联盟和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大事。我们必须深入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去做，才能使我们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永远绿水长流，碧空万里，红旗飘扬！
　　
　　原载《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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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由来和发展
　　
北京 柯勤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活动对空气、水域、土壤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并给人类以及动植物带来一定的危害。其中，污染环境严重的是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废渣(简称“三废”)。当前，世界很多地区都有环境污染问题．尤其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环境污染造成了社会公害：城市烟雾重重，江湖污浊秽臭，土地浸蚀荒芜，海岸油渍层层，以至食物中含有化学毒物，引起公害病，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环境污染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环境污染为什么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害？这是人民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一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
　　
　　环境污染引起人们注意是从用煤开始的。一三〇六年，英国国会曾发布文告，禁止伦敦工匠和制造商在国会开会期间用煤。英国王室还在煤烟污染严重的时候，搬到外地去居住。到了十七世纪，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伦敦的煤烟污染日趋严重。当时就有人指出：伦敦“由于淹没在煤炭散发出的浓烈的烟和硫之中，出现了恶臭和昏暗”，“有如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好像是火和冶炼之神的法庭，恰似在地狱的旁边一样”。北美的洛杉矶，十六世纪中期也有“烟湾”之称。不过当时的环境污染只是在少数地方，污染物也较少，尚未造成大的危害。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首先是英国，而后是欧、美、日本诸国相继实现了产业革命，近代工业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三废”的排放不断增加，环境污染也形成了。恩格斯指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反杜林论》）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造成新的城市，不断造成新的环境污染。这种“恶性循环”正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环境污染的根源。
　　
　　英国是资本主义工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也是当时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主要的污染物质是烧煤所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废气，以及无机化学工业、印染业排放的含氯、含硫、含酸和含碱废水。由于大量用煤，伦敦在一八七三年发生了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在煤烟毒雾下，二百多人受害死亡。一八八〇年、一八九二年伦敦发生了更严重的煤烟污染事件，夺去了一千多人的生命。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等城市也发生过类似事件。除大气污染外，水质污染也随之而来。当时，工厂大多建在近水的地方，并直接向河流排放污水，特别是纺织和化学工业的污水，严重破坏了水质。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十八世纪还是著名的鲑鱼产地，而到一八五〇年后水生生物就基本绝迹了。英国许多河流都成了污浊不堪的臭水沟。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深刻揭露了环境污染对劳动人民的危害：“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
　　
　　这一时期矿冶业的废气和废水对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金属矿中很多是硫化矿，熔炼这类矿物排出的二氧化硫废气，浓度很高。而且，在采矿和冶炼时有大量的金属粉尘排人大气和河流。美国戈斯特镇炼铜厂的倒闭和日本足尾铜山事件便是矿冶业污染的典型。戈斯特镇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山岙里。十九世纪末，由于附近炼铜厂冶炼废气的污染，周围山上的树木逐渐枯萎，铜矿排出的废水又使河水污染。每当雨季，秃山招来洪水，居民逐渐离去，最后铜矿倒闭，成为一片废墟。差不多同时，日本足尾铜矿排出的二氧化硫、砷化物以及含有色金属粉尘的有害气体，使矿山周围二十四平方公里成为不毛之地。一八九〇年，由于铜矿排出的有害废水流入的渡良濑川洪水泛滥，有害物质广为传播，使数万公顷土地受害，田园荒芜，鱼类毙死，沿岸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是：“二十年前的肥田沃野，变成黄茅白华满目惨淡的荒野”。正是在这肥田变荒野的同时，足尾铜山的采掘量却直线上升，一八七七年仅七万多斤，一八八七年增加到五百零三万斤，一八九二年又倍增至一千零八十九万斤．可见，资本家的发家史就是一部血腥的剥削史。
　　
　　为什么工业“三废”的大量排放会引起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呢？原来，地球上的几百万种生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在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有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物质循环系统。如果把地球比作苹果，那末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只是生活在象果皮那样薄的地球表面层。因为只有这个表面层里有空气、水、土壤等生命活动的条件，生物生存其中的这个表面层叫做生物圈。生物圈的界限包括不到十一公里深度(太平洋最深处)的一切海洋，不到九公里高度(珠穆朗玛峰)的大陆表面和海岛以及较低的大气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大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同生命密切相关的物质，如碳、氮、氧和水等，都不断地循环更新。比如，人和多数动物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氧气，而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动植物死后，构成动植物的各种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在空气、土壤和水中被微生物分解，分解后的物质又为动植物所利用．这样，物质就在循环中净化。如大气不断得到氧的补充和水得到天然的蒸馏提纯，有害物质在水或大气的稀释作用下以及在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得到净化。
　　
　　地球上的物质循环系统自净作用一旦受到破坏，就会产生环境污染。这种破坏，有的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如气候异常、火山爆发、地震等等。有的是人类活动带来的，如盲目砍伐森林、随意排放“三废”等。工业“三废”的排放，地域集中，数量多，品种杂，不仅有原来参加自然界循环的物质如二氧化碳，而且有一些原来不参加循环的物质，如二氧化硫和某些重金属等。这就给物质循环系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因素，日积月累，势必超出自然界本身的自净能力，以致有害物质不能在自然环境中得到应有的稀释和净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得不到及时处理，因而造成了环境污染的恶果。
　　
　　当然，工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污染，同时也增强了人类与环境污染作斗争的能力和手段。恩格斯说：“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自然辯证法》)
　　
　　十九世纪初，制碱工业是污染大气和水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当时普遍用食盐(氯化钠)作原料制取纯碱(碳酸钠)，以供纺织工业漂白等用。在制碱过程中，排出大量氯化氢气体。这种气体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性，严重损害周围农田和建筑物。后来，用水喷淋吸收，废气变成了废水，后果更加严重。受害群众纷纷起来抗议示威，迫使英国当局不得不在一八六三年发布“制碱法规”，限制氯化氢的排放。但是，消极的限制并不能解决问题。后来，通过生产实践，人们发现氯化氢不仅不“废”，而且是用处很大的重要化工原料，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盐酸。同时，制碱工艺逐步改革，利用空气中的氮和水中的氢发生作用生成氨代替食盐作为制碱的原料。这样既促进了制碱等化学工业的发展，又解决了氯化氢气体和盐酸对环境的污染。
　　
　　十九世纪中期，为了适应冶金工业的需要，把煤在摄氏一千度左右的高温下干馏成焦炭。但是，在炼焦过程中又产生了带有恶臭的副产品一一煤焦油，成为当时难以处理的“废物”。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进一步降低冶炼成本，不得不对大量“废物”一一煤焦油开刀。后来，就在这个“废物”中逐步提炼出了葸、萘、苯、甲苯、酚等多种有机化学物质，合成了染料、药品、香精、炸药等产品。从此，煤不仅是重要的燃料，而且成了重要的原料，煤焦油也从“废”变成了宝．现在，从煤焦油中分离和合成的产品已不下数百种。煤焦油的综合利用奠定了合成化学工业的基础，是化学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但是，资本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随着资产阶级竞争和垄断的加剧，污染也越发严重。
　　
　　环境污染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害”
　　
　　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各种固有矛盾更加激化，资本主义大工业、大城市进一步畸形发展。同时，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燃料、原料和产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情况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迅速恶化，环境污染泛滥成灾，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二十世纪以来，工业生产中对环境影响最明显的是能源变化和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能源变化主要表现为石油在燃料构成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一九一三年，石油只占世界总能量的百分之五点二，到一九六八年，已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同一时期，煤却从世界总能量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八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三。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石油年产量即从十亿吨跃升为二十一亿吨。石油的大量使用，带来了石油废气污染、汽车废气污染、石油化工“三废”污染等一系列新问题。有机合成化学工业，如塑料、化学纤维、合成橡胶、某些药品和农药(滴滴涕、六六六)等，使含酚、氰、汞、有机氯化物等的废气废水成为污染环境、危害人类的“大敌”。与此同时，煤烟、有色金属的污染也在继续发展。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环境污染的特点是：数量大、范围广、危害严重。单是美国，每年就要排放废气二亿六千四百万吨，污水一千五百亿吨，还有几十亿吨的固体废物。有个美国人写了首题为《公害》的诗，说：“假如你游览美国的城市，……有两件事必须注意：不要喝这里的水，这里的空气也不能呼吸。”日本人称自己生活在“化学试管”中，“每天呼吸被二氧化硫和粉尘污染的‘七色空气’，十分厌恶那散发恶臭而满是淤泥的浑浊河水，为喷气飞机和汽车制造厂的噪声而烦恼，无可奈何地生活在一天都见不到太阳的房屋和喧喧嚷嚷的拥挤之中。”但是，资本家却大发“污染财”，兜售“郊外空气”，制造“空气罐头”、“瓶装清洁水”，兴建“别墅”等成了赚钱的时髦生意。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环境污染的严重性突出地表现在接连发生的重大公害事件上。其中著名的有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水俣事件、富山事件、四日市事件、米糠油事件等。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英国伦敦连续四、五天煤烟粉尘在浓雾中蓄积不散，居民感到胸闷，并有咳嗽、喉痛、呕吐等症状发生，造成震惊一时的一周内死亡人数增加四千多人的严重事件。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二年，又相继发生了同类事件。
　　
　　洛杉矶是美国西部的滨海城市。从一九三六年开发石油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洛杉矶的飞机制造和军事工业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成为仅决于纽约和芝加哥的美国第三大城市。从一九四三年开始，洛杉矶开始出现不同于燃煤烟雾的浅蓝色光化学烟雾。这是由于石油和汽车废气在紫外线作用下而形成的含有臭氧、二氧化氮、乙醛和过氧乙酰基硝酸酯等刺激性化合物烟雾。它不仅妨碍交通、腐蚀建筑物，而且易使人得红眼病、喉炎等。目前，美国几乎每座大城市都有光化学烟雾污染问题。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大城市也有光化学毒雾发生。一九七〇年，日本东京的光化学毒雾整整持续了一个夏季，使二万人患眼痛。
　　
　　一九五三年，日本熊本县水俣镇发现一个神经失常的“怪病”人。以后又陆续发现了几十个这种病人，成为威胁当地人民生命健康的一个严重问题。一九五九年查明这种病是由该地区化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通过饮水、食鱼进入人体，造成中枢神经中毒而引起的。但资本家拒不认账，还雇用一些人进行反“实验”，直到一九六七年才在大量事实面前被迫承认。这时“水俣病”不仅在水俣地区蔓延，在新泻县等地也流行了。据一九七三年统计，水俣镇患者五百五十八人，七十二人死亡，新渴县患者三百三十二人，十四人死亡。
　　
　　一九五五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下游出现一种全身骨痛的病人。直到一九六一年才有人查明这种病与神冈炼锌厂排放的含镉废水有关。镉通过大米、饮水进入人体后，进入肾脏，并取代骨胳中的钙质，发生病变。一九七二年，日本骨痛病患者已超过二百八十多人，死亡三十四人。
　　
　　一九五五年以来，日本四日市因石油化学工业废气和燃烧重油产生的废气，重金属粉尘污染大气，造成哮喘病患者达五百多人，名为四日市哮喘病。现在，日本几十个城市蔓延这种哮喘病．据日本官方统计，一九七二年这种哮喘病患者高达六千三百七十六人。
　　
　　一九六八年，日本还发生了米糠油事件。一家食用油工厂在生产米糠油时，作为载热体的聚氯联苯混进了米糠油中，使一万多人中毒，十六人死亡。
　　
　　“公害”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祸害。在资本主义国家，反“公害”的斗争不断兴起，劳动人民发出了“还我蓝天红日”的强烈呼声，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害其实是私害，私有制之害。现在，反公害的斗争已成为反对垄断资本集团斗争的一个方面，也是当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
　　
　　在环境污染曰益严重，反“公害”斗争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散布种种谬论，竭力掩盖环境污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有人声称，公害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而出现的“共同问题”，与社会制度毫无关系。只要现代工业存在，公害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和发展。还有人断言公害的出现是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说什么人类的“敌人”就是人类本身，环境污染是人类“自己毁灭自己”。他们危言耸听地鼓吹，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环境污染将越来越严重，从而破坏地球上的生态平衡，使整个人类“毁灭”；并且煞有介事地预言，这种情况将在本世纪末至迟在下一世纪发生，说什么“世界末日为期不远”，“人类正在走向地狱之门”。他们提出，保护环境，使人类生存下去的唯一妙法就是减少人口、取消现代工业，退回到刀耕火种、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去。十分明显，这些谬论是妄图开脱资本主义制度的罪责，把反“公害”斗争引到歧路上去。
　　
　　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其反动统治，也不得不做一些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工作。六十年代以来，美、英、法、西德、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和加强了专管环境的部门，设置各种研究机构和监测系统，制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令和排放标准等。更重要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同环境污染斗争中，发明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技术、新方法。为了解决燃煤和燃油排出的二氧化硫废气污染，出现了在煤和石油燃烧前先行脱硫的技术，如微生物脱硫、气化脱硫等。对已经产生的二氧化硫废气，则用干、湿二法排烟脱硫。浓度较高的二氧化硫废气还可回收利用，是制造硫酸的好原料。在废水处理和回收利用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方法，如物理处理法、化学处理法、微生物处理法等。同时，不少无害或少害的新工艺、新材料也涌现出来。
　　
　　人民群众同资本主义制度斗争，同环境污染斗争，使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污染严重的地区情况有所改善。以英国伦敦为例，几次严重的烟雾事件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公愤，迫使英国政府采取了改变燃料成分和燃烧方法等措施，一九六二年后未发生严重烟雾事件。污水处理后，又有一些鱼回到了泰晤士河。
　　
　　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做了一些防治污染的工作，但往往是以邻为壑，搞‘污染出口’。英国、西德等国利用建造一、二百公尺以上的高烟囱，把废气排放到瑞典等北欧国家，使这些国家降酸雨、落黑雪。据观测，每年有一百万吨硫酸降落在瑞典国土上。美国、日本等国以“援助”为名，把一些污染环境严重的企业建在国外。莱茵河是欧洲的一条国际河流。沿岸诸国早就成立了联合防治莱茵河污染的组织，但形同虚设，这些国家照样把未经处理的废水倾泻到莱茵河，致使它成为“欧洲最大的下水道”，水质一年不如一年。
　　
　　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控制，而是越来越严重。这主要不是由于这些国家缺少防治污染的科学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而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要从根本上消除污染、改善环境，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反杜林论》）
　　
　　资本主义复辟导致苏联公害严重
　　
　　苏联国土辽阔，森林面积大，河流湖泊多，保护环境的自然条件本来是很好的。十月革命后，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自从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修叛徒集团窃取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在国民经济中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一个厂矿如果超额完成产值指标，一般可得五千到一万卢布的奖金，而污染环境只需付五百卢布左右的罚款。何况奖金进私人腰包，而罚款出自“全民”基金！厂矿企业如果完不成生产计划，管理人员要受到指责以至撤职处分，而有没有保护环境的净化设施，上级却不予过问。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导致厂矿企业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任意排放“三废”，完全无视环境的严重破坏，使苏联的自然环境迅速恶化，成为仅决于美国的另一个公害“超级大国”。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九年苏联排放的废气近一亿吨，污水近四百亿立方米。许多城市上空笼罩一层厚厚的烟雾，许多河流湖泊受到严重污染。苏修官方供认，仅水质污染每年就要损失六十六亿美元以上。
　　
　　被称为“俄罗斯母亲”的伏尔加河，据一九六六年调查，每小时就要接纳三十多万立方米的污水。特别严重的是由于炼油厂的排污和油轮漏油，使河面到处漂浮石油。有一次竟因小孩玩火引起河面燃起大火。可谓今古奇观！苏联伊谢特河也发生过起火事件。此后，苏联内河航轮上都竖起了“严禁向河面抛烟头和未熄灭的火柴’的牌子。一九七。年，伏尔加河口的重要城市阿斯特拉罕爆发霍乱，其主要原因就是伏尔加河水质污染严重。
　　
　　地处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是世界著名的淡水湖，贮水量占全世界淡水贮量的四十分之一。沿岸大片森林构成了天然绿化带。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之下，因工厂肆意排放污水，已使洁净的贝加尔湖受到严重破坏。一九六六年，造纸厂在湖边投产后，工厂排水管附近的水生生物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贝加尔湖的名产白鲑鱼减产一半以上。同时，滥伐森林使沿岸多次发生地崩，土地迅速风化。
　　
　　此外，由于盲目垦荒，滥伐森林，“黑风暴”经常席卷苏联广大地区。在哈萨克、乌拉尔、西伯利亚、北高加索等垦荒地区，每年春季，当狂风大作时，松散的表土经常被刮起而形成巨大的“黑风暴”。一九六三年，“黑风暴’使哈萨克受灾的耕地达二千万公顷。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至七日，几天之内克腊斯诺达尔、斯塔夫罗波兰和罗斯托夫等地又有八十二万公顷冬小麦完全毁于“黑风暴”，有六十三点四万公顷其他庄稼受到严重损害。在中亚，受风蚀的土地而积竟达四千五百万公顷，比苏联欧洲部分全部耕地面积还大。这些事实有力地戳穿了苏修所谓“一贯忠实地执行保护自然界和改善利用自然资源的路线”的无耻谰言。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苏修《哲学问题》杂志专门召开了一次“人及其居住的环境”的圆桌会议。在这个会上，苏修科学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百般掩饰苏修公害的严重状况，另一方面大肆鼓吹环境危机、污染恐怖，妄图对发展中的国家实行“污染讹诈”，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在环境问题上争夺勾结。他们说什么环境污染是“全球性的危机”、“爆炸性的惨祸”，由于人类都住在地球这幢“公共住宅”里，因而“应制定人道主义公共住宅的规则”。什么是这幢“公共住宅”的规则呢？据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际合作”、“国际监督”。而这些国际措施“可能与个别国家的民族利益发生矛盾”。这就泄露了他们的天机。原来，他们抹杀阶级界限、取消制度差别，图谋在“国际监督”的旗号下阻挠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的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公共住宅”里称王称霸。然而，“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也必将被人民革命、民族独立的历史车轮辗得粉碎！
　　
　　************
　　
　　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环境污染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清楚地说明，环境污染虽然要有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是，环境污染造成公害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修正主义路线。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方针，就一定能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不断保护和改善环境，保证劳动人民的健康，为子孙万代造福。
　　
　　(本文发表时，编者略有修改。)
　　
　　原载《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1期

LANDER

但是  大炼钢铁！

hong_hai_er

回复 7# LANDER

大炼钢铁是1958年， 这里讲的是1974年

华翔

当时化学课本其中有的章节就叫治理三废

kuntas

文革时大家都阶级斗争去了，确实污染少了。

st★punk

全民强烈的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改开全改没了！

rodrick

有点怀旧的味道，不过结论不正确。
70年代到过中山北路化工厂、桃浦化工厂、真如化工产、鉴臣香料厂或是上海油脂厂么？小时候路过那些地方，公交车在几站地之外就可以问道那股刺鼻的味道，说文革期间更环保，说不过去吧？当然如果以总污染来讲，当然是现在的污染多，工业产值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吧。

断腕

五讲四美嘛

coldwarj

不要一棍子打死一个时代！

hong_hai_er

说文革期间更环保，说不过去吧？
rodrick 发表于 2011-5-20 12:19

不是说文革时代更环保， 而是展示社会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对环境污染治理手段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环境污染会越来越严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取决于工业生产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取决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生产。从表而上看起来，烟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囱多了，烟当然也多。但同样是一个烟囱，既可以冒污染大气的黑烟、黄烟和白烟，也可以少冒烟或者不冒烟。烟囱冒什么烟，不是取决于烟囱，而是取决于占有或支配烟囱的人。环境污染，不仅是工业自身的问题，还有人和人的关系问题，生产关系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烟囱属于资本家，生产是为了赚钱。只要金钱到手，管你冒什么烟，“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公害其实是私害，私有制之害。......在环境污染曰益严重，反“公害”斗争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散布种种谬论，竭力掩盖环境污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有人声称，公害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而出现的“共同问题”，与社会制度毫无关系。只要现代工业存在，公害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和发展。还有人断言公害的出现是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说什么人类的“敌人”就是人类本身，环境污染是人类“自己毁灭自己”。他们危言耸听地鼓吹，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环境污染将越来越严重，从而破坏地球上的生态平衡，使整个人类“毁灭”；并且煞有介事地预言，这种情况将在本世纪末至迟在下一世纪发生，说什么“世界末日为期不远”，“人类正在走向地狱之门”。他们提出，保护环境，使人类生存下去的唯一妙法就是减少人口、取消现代工业，退回到刀耕火种、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去。十分明显，这些谬论是妄图开脱资本主义制度的罪责，把反“公害”斗争引到歧路上去。

工业革命

文革时大家都阶级斗争去了，确实污染少了。
kuntas 发表于 2011-5-19 11:11

    无知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