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历2451年（1972）：竺可桢@中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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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历2451年（1972）：竺可桢@中国@世界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於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尝学於伯夷、尹、惠，且无伯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

竺可桢1972年发表了宏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世界性大范围的气候异动开始引起世人的关注。当此之时，中国已被第三世界国家抬入了联合国（入常），中国外交重心开始从南北向东西拓展，世界性的视野渐趋成型……

1月7日，中国第一枚实用氢弹试验成功。中国民航首航纽约成功航程15800公里。

1月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参加，周恩来致悼词。会前，毛泽东在与陈毅亲属的谈话中对其一生作出肯定评价。他还提出：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即示意将毛泽东的意思传出去。

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并报毛泽东批准。以后，国家计委进一步提出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引进方案，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12月10日，毛泽东：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在上海发表中美双方联合公报。中英、中日随后建交，12月14日， 我国选派16名留学生赴英国学习英语，连同是年派赴法国的留学生20人，共派出留学生36人。

竺氏长文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宏阔背景下，分考古时期（前3000-前1100）、物候时期（前1100-1400）、方志时期（1400-1900）、仪器观测时期（1900-），结合古今中外的多语种、多学科材料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古气候史作了一次成功的鸟瞰与试探，称得上地球古气候史研究领域的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其价值在于：历史纵深（时）和地理广度（空）的大集合第一次具有了全球通观的意味。所谓“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在这里充分的体现了出来，要做人类时空整体观，必须有个相当的时空单元作为“标本” ，而中国的历史跨度和空间范围成为世界的唯一样板。

在长时段上，能与中国史相呼应的世界性物质标本只有格陵兰岛的冰川。而在考古阶段、物候阶段及地方史阶段，中国的每一个数据都相当于世界上其他某个地区的某一历史文明体的区间，但是并没有一个单一时空单体可与之对应，日本的可比数据要到中国的方志时期才出现。

在地理空间上的全球比较直到仪器观测期才出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时代。这也是我们现在对“全球变暖”大惊小怪、怨天尤人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大历史的时空观就无法了解全球史的“历史周期率”。文中关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问题，是否让人联想起古代的星象与农历呢？

按照惯例，文中引用了毛曰：

“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发明、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绕月探测工程测控系统

　　信号强度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也就是说测控距离增加一倍，信号强度就只剩下四分之一。嫦娥一号的测控距离是普通卫星的10倍，信号强度只剩下百分之一。

绕月探测工程测控系统主要由北京航天指控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分布在全国的地面测控站，如青岛站、喀什站，分布在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天文观测站、VLBI中心，以及布置在太平洋海域指定位置的远望二号、远望三号航天测量船，以及国际联网的地面测量站组成，由时统、通信和数据传输系统将所有测控站点联成一个整体。

其基本原理是，通过设在不同位置的天线，接收同一无线电信号，计算信号到达两个天线的时间差，确定射电源相对于两个天线的角度。通过三个不在一条直线上的天线，就可以确定射电源所在的方向。这种测量方法称为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简称为VLBI。它通过无线电波干涉的方法，将间隔数百乃至数千公里的口径较小的射电望远镜合成为巨大的综合口径望远镜，提高了分辨率。两个望远镜之间的距离称为基线，基线越长，VLBI就能获得更高的分辨率，是目前分辨率最高的天文观测技术。

上帝死了

麻烦楼主给俺个《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线阅读的链接，俺比较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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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转移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凭空提出他们的观点的。事实上，他们利用了长期的分析传统。尤其是，他们似乎仔细阅读了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同时吸收了该书的优点和缺点。

黑格尔（1967：148-152, 278）在该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可能是解决他所谓的“成熟的”市民社会之严重的、强大的内在矛盾的手段。一极是财富的日益积累，一极是陷入极度痛苦和绝望的“下等阶级”的形成，这为无法通过任何的内在转型（比如财富的重新分配）解决的社会不稳定和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因此，市民社会因受其“内在辩证法” 的驱使而“超越了自身的极限，并在物资不怎么充足或工业普遍落后的地区寻求市场和必要的生存资料。”它必须发现自己的殖民地，并让它的部分人口“在新地区重返以家庭为基础的生活”。通过这种手段，它“为新地区提供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以满足它们的新需求”。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赢利冲动”的刺激，而这种“赢利冲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风险，以至于工业“不再扎根于本国土地，不再局限于具有快乐和欲望的市民生活的小圈子……它包含了变动、危险和破坏的因子”。这显然已经预示了《宣言》中的一些表述。

在简要地概括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可能是市民社会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的解决手段以后，令人相当吃惊的是，黑格尔放下了这个问题。他使我们无法知道，资本主义能否通过某种“空间转移”获得短期或长期的稳定。相反，他转而关注国家概念，并以此来实现伦理观念（ethical idea）。这可能意味着，通过现代国家——内在转型——来解决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既是可能的，又是尽如人意的。然而，黑格尔并没有解释，他所看到的贫困难题和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难题如何才能够在现实中得以消除。那么，难道我们应该相信，这些特定的难题只有通过帝国主义才能够得以解决？答案是模棱两可的。如阿维纳里（Avineri, 1972: 132）所指出的，“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只有在这里，他才提出了一个难题，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资本主义难题的解决方案存在于福地或视野之外的其他空间，这似乎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日后的思考，这可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恩格斯的确相信，“只有马克思，才可能从黑格尔的逻辑中提炼出包含着黑格尔真正发现的内核”（Marx and Engels, 1980: 474）。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资本主义积累普遍法则时所使用的语言，同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中所使用的语言十分相似。在《权利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写道：

如果大众的生活标准降低于特定的生存水平——一种根据社会成员的必需品的多寡而自动调节的水平，大量的贫困人口就会产生。与此同时，这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会产生出一种极其有利于财富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条件（Hegel, 1967: 150）。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写道，

伴随着资本积累，工人的处境会变得更坏，不管他的工资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与财富的积累相对应，它使痛苦的积累成为一种必要条件。因此，财富在一极积累的同时，就是痛苦、劳动折磨、奴役、忽视、野蛮化和道德堕落在相反的一极的积累（Marx, 1976: 799）。

这两段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证据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甚至能够证明：黑格尔偶然提出的、没有逻辑支持和证据支持的命题，确实是正确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描述的内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倘若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它不可能从内部得以解决。倘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受到抑制和调节，它将耗尽、并最终破坏自身财富的两种源泉——劳动者和土地。这就是马克思的结论，他不仅仅想把这一结论强加给黑格尔哲学的信徒，还想把它强加给所有其他人。但是，为了使其论点能站得住脚，马克思也不得不再次提出黑格尔曾经提出、但并未解决的空间转移问题——某种在别处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

依据这种观点，《资本论》总体布局的另一个特征也很有意思。《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章涉及了殖民问题。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多余的想法，因为马克思在前面的章节中不仅宣布了要剥夺剥夺者，也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灭亡。但是，倘若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来看，这一章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试图表明，在资本的起源和性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如何凭借它在殖民地鼓吹的政策驳斥了自己荒诞的说法。在资产阶级的解释中，资本（犹如一种物）源于生产者自身劳动能力的充分运用，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源于一种可以自由签订的社会契约：契约的一方是可以通过节约和勤俭生产剩余资本的人，另一方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人。马克思大声疾呼，“这个美丽的幻想”在殖民地“破灭了。”“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生产资料的主人，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资本并不是一种物，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依赖于“自给自足的私有制的消灭，换言之，依赖于对劳动者的剥夺。”从历史上看，这种剥夺“已经被记录在野蛮的人类历史中”。同样的事实也表现在了殖民地的土地政策中，比如威克菲尔德在澳洲的土地政策：在此，私有制和国家的作用就是防止劳动者获得自由，以便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大量的雇佣劳动力。这样，资产阶级被迫在其殖民纲领中承认它试图在国内隐瞒的东西：雇佣劳动和资本都是以劳动者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这就是“原始的”或“最初的”资本积累的秘密。

所有这一切与黑格尔悬而未决的问题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作出解释。如果劳动者能通过海外移民或边缘地区返回真正没有异化的生存状态（建立他们的乌托邦），那么，资本主义对劳动供给的控制就会受到削弱。这种形式的扩张有利于劳动，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以后的著作中极其关注这个问题。他首先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殖民行为：

诸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殖民地就是这样的。在这里，大规模的农场殖民者并不是资本家，也没有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尽管他们从宗主国带来了一些资本。他们基本上是为自己劳作的农民，其主要目标首先是生产他们自身的生存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存在于第二种类型的殖民地（种植园）中，商业投机一开始就存在于此，其生产是为了世界市场。（Marx, 1968：302-303）

在第一种殖民地中，资本主义霸权随处都与作为自身条件所有者的生产者的抵抗相冲突，因为这样的生产者使用这一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富裕，而不是资本家。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体系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二者之间的斗争。如果资本家有其宗主国的支持，他就会设法通过武力清除建立在生产者独立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和剥夺方式。（Marx, 1976：716）

黑格尔极其重视的新的工业市场和工业领域，只能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及相应的占有他人劳动能力的复兴而获得。因此，产生劳动异化难题的基本条件又出现了。马克思关于殖民的章节似乎排除了任何外在的“空间转移”能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可能性。显然，马克思被迫关闭了黑格尔略微打开的门，并通过否认殖民最终能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强化了他对彻底革命的召唤。

但是，这扇门并没有被关闭。黑格尔的“内在辩证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空间解决方案随处都能以正当的形式被重新提出。马克思借助“现代殖民理论”这一章解决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注的生产问题。当马克思要表明生产要求同产生了积累过度危机的流通要求相冲突时，他在第三卷中会如何做呢？两极分化呈现出了这样的形式，即一极是没有被使用的资本，另一极是失业工人，并随后导致了二者的贬值。这种危机的形成能通过地理扩张和地理重组而解决吗？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所表明的（Harvey, 1982），马克思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对外贸易和外部市场在其他地方的扩张、资本输出、无产阶级通过原始积累在其他地方的扩展，所有这些都能在短期内阻止正在下降的利润率。但是，多长时间才算短期呢？如果它能持续许多世代，那么，这会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市民社会的心脏立即寻求革命转型的政治实践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工人也寻求自身的空间转移，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可见，马克思被迫面对工人运动中日益增加的信念：通过移民逃到乐土，是解决他们痼疾的药方。马克思在1848年致伊加利亚的公开信中（转引自Marin, 1984），他不仅指出，任何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都必须存在于某地，即存在于欧洲，而且，试图逃到一个乌托邦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还指出，移民们“在伊加利亚内很容易受到自身教育之错误和当今社会之偏见的影响，而这些错误和偏见是不可能根除的”。国内纠纷很容易受到敌对的国外势力的利用。此外，通过分工和环境条件中的激进变迁而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压力，急需一定程度的激情和投入，而这种激情和投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注定要减弱。马克思继续敏锐地指出，“仅有几百万人并不能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有的生存状态，如果他们不具有一个绝对独特的和宗派的性质的话”。当然，这些都恰恰是导致伊加利亚移民区在美洲失败的原因（参见Johnson, 1974），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

对于实现了个人自由原则的共产主义者（当然也包括伊加利亚成员），一个公有财产的社区，如果没有一个转型时期，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上没有一个个人财产逐渐转变成社会财产的民主转型时期，犹如要收割没有种植的庄稼一样是不可能的。

对于工人而言，寻求乌托邦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空间转移不可能仅仅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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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地球的癌症

人是一个有机体，它由细胞组成。据估计，人体细胞总数约有1亿亿个，种类达数百种。正是由于细胞们协调有序的工作，我们才生存着，才能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人体每天产生数十亿个完成了工作使命因而不再被需要的细胞，它们会按照基因的指令有条不紊地、富有尊严地死去，并由其他别的数十亿个细胞清扫它们的遗体。

但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细胞有时也会迷失方向。它们不按照规定的指令“自动消失”，相反，它们拼命分裂和扩散，在人体的某个部位形成肿瘤，这种情况叫做癌症。癌症一旦到了晚期，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

大自然也是一个有机体，组成它的“细胞”是一个个的生命体。这些“细胞”按照进化所赋予的生命法则生存、死去，生生不息，努力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为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序作出自己虽然微薄但却非常有益的贡献。整个生态系统形成一个完整闭合的生态链条，物质和能量在生态链条中循环流动，将地球维持在一个远离平衡的自组织状态。

但是，十多万年前，大自然这个活的有机体也发生了“癌变”。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物种，这个物种按照大自然的“设计”原本属于杂食性动物，而且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并不处于生态链条的顶端。但是，他们不按照自然生命法则繁衍和死亡，相反，他们凭借自己超群的智慧优势，“窃据”生态链条的顶端位置，并且高高在上，无情地扩张自己，攻击和吞噬一切“正常细胞”，将大自然这个活生生的生命机体弄得支离破碎，奄奄一息。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人类都是大自然的“癌细胞”，整个人类连同其创造的一切是地球的“肿瘤”。这个“肿瘤”扩散到一定的地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就崩溃、死亡，几乎所有的生命，包括那些自以为不可一世的“癌细胞”一概不能幸免于难。我们确实最有智慧，我们自称万物之灵，但毫无疑问，我们同时也是万物之噩梦。

在地球上，任何孤立的种群都无法存活，人类原本仅仅只是自然界生命系统的一个环节，一个显然不那么重要的环节。要是没有了人类，大自然的生命之链依然牢固，大自然依然欣欣向荣；但如果没有了自然万物的生长和繁衍，人类却一刻也不能生存。如果整个地球生态链崩溃了，人类的末日也就到来了。崩溃了的生态系统最终仍会恢复，但人类将永远湮没在滚滚的历史尘埃中。

仰望苍穹，星辉璀璨，宇宙之深微奥妙令人心驰神往；环顾四野，大地葱茏，生命之摇曳多姿叫人如痴如醉。如此美丽动人的景象值得我们永久地欣赏。然而，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也许仅仅只是“短短”的数千年光景之后，到那时候，夜晚的天空依然繁星闪烁，黎明的太阳仍将光芒万丈，地球上那些劫后余生的生命也还将欣欣向荣，但是，它们都将失去人类目光的注视！

（摘选自《哲学与科学反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