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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声明,那些给我划左右的人,告诉你们,这才是我的目前的立场,哈哈。
华夏民权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我认为是有很大区别的,最主要四点:
1、权能分立还是权能不分?
2、有无成熟的士人群体?
3、有无根深蒂固的民生(民本)思想?
4、有无统一传承的民族伦理传统?
1、权能分立还是权能不分?
西方民主思想有两大重要人物:卢梭、洛克。
卢梭主张社会契约论,重在“主权在民”,意思是每个人应该无条件服从“公意”,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公共”,结成一个社会契约。这其实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由来。但在民主实践上,导致了法国革命的十年血腥,罗伯斯庇尔为了推行“主权在民”,平均一天杀五十个无辜。
洛克主张自由主义,重在“小政府大社会”,意思是每个人有一部分不可侵犯的私人空间,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边界,政府只做守夜人解决公共纠纷和保境安民。这其实是市场经济的理论源头之一。但在民主实践上,导致了弱肉强食的垄断资本主义,英美尤其印度拉美菲律宾就是典范,英美虽然在二十世纪推行了工党执政和罗斯福新政但依然无法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带来的经济危机。
为什么如此呢?为什么在卢梭和洛克的两极徘徊呢?因为西方人缺少“权能分立”的理论和实践原型。
权能分立,起源在华夏。华夏在三代以前是全民政治,羲黄尧舜是真正为民众服务的公仆,没有特权更没有剥削压迫奴役可言,以帝君冠之不过荣誉性尊称,他们受氏族部落大会的限制,当战事结束就没有了过多的生杀予夺之权。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说的很精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以为贤者矣。”
转折就在大禹以后,天下人之天下,变成了一人之天下,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私有。我们祖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从汉朝开始,宫廷归宫廷,政府归政府,宫府分立,权能分立。典型就是刘禅和诸葛亮——刘禅有权无能,诸葛亮有能无权,刘禅的权可以限制甚至罢免诸葛亮的能,诸葛亮的能可以专业性地运作刘禅的权。这种权能分立,在我国古代典型表现为皇权和相权的分立。
这个权,我们叫做政权,表示国家权力的起源,“谁有”;这个能,我们叫做治权,表示国家权力的运作,谁治,到了唐朝以下,这个治权更是向全社会的专业人才开放,所以我们的治权又具有中国特色,叫士权。与三代以前不同在于,三代以前政权属于全民,治权属于专业人才——比如与公卿大臣没有任何区别的尧舜,一团体之首领;而三代以后,政权属于宫廷皇室,治权依旧属于专业人才,且经过秦汉废封建、隋唐废门阀,这个治权又再次向全社会的的专业人才即“士人”开放了。
辛亥以后,确切说是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就提出了,“政权”应该重新正本清源,回到全民手里,所谓君主只属于专业人才,掌握“治权”。辛亥建立共和,在实践上正本清源,政权再次回到全民手里,治权依旧托付给专业人才,体现为一种完善的权能分立:
国民掌握政权——直接民权——选举、罢免(对人两权)、创制、复决(对法两权)。此所谓权,从宫廷回到全民。
政府掌握治权——间接民权——立法、司法、行政(从汉之三公、唐之三省演变而来)、考试、监察(从汉唐延续而来),此所谓能,从士人继承到士人。
西方没有这个权能分立的理论和实践,所以西方总是在卢梭、洛克两个极端摇摆——要么政府万能,民权无法控制它,造成法国革命的血腥;要么政府无能,任由资本弱肉强食,造成英美的贫富悬殊,和一小撮垄断资本精英掠夺大部分工农。
为什么西方民主有这个权能不分的缺陷呢?因为它没有华夏从母系氏族到父系社会这样一个天下为公的起源,仅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点点原始森林中的全民政权,但是,它也没有经历汉唐那样的宫府分立、士人开放,而被希腊罗马的僵化体制、尤其是中世纪神权的千年奴役所耽误。因此至今,西方都没有权能分立、政权治权阴阳平衡的办法,它就像一个两轮不在一处的自行车,怎么能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呢?所以它不断摔倒。
这是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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