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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凯托学会网站3月15日刊发题为《美国领导人从中国崛起中得出错误的经验》的文章,作者:美国凯托学会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伊肯森。文章如下:
如果模仿是最真心的恭维的话,那么美中关系可谓充满善意。以这个标准来看,2010年是美中两国互相欣赏和互相尊敬的一年。中国官员努力培养美国式的自主创新,而美国决策者们则在大声称赞产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国家可以从模仿另一个国家的政策中获益——但获益的不是美国。
中国人把注意力转向创新是对的,这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自上而下的命令不可能孕育出创新。除了其他重要条件外,创新需要一个重视标新立异的社会氛围。然而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中,标新立异并不是一个显著特征。只有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才能努力攀登上全球价值链。
但至少中国官员知道他们的经济需要什么,这比美国舆论引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要好得多,后者似乎决心把美国经济送进产业政策令人窒息的怀抱里。“如果产业政策对中国人有用,那么它对我们也有用”——这似乎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信念。
弗里德曼写道:“一党专政无疑是有缺陷的。但当执政党由一群相对开明的人领导时——就像今天的中国那样——它也存在优势。一党专政可以克服政治上的困难,推行在21世纪带领社会向前发展所必需的重要政策。”
这是一个差劲的类比。仅仅因为产业政策可能帮助中国经济迎头赶上、摆脱过去两百年来的颓势,并不意味着它是凭借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获得成功的美国经济的正确发展路线。中国领导人可以从美国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但对一个堪称科技先驱的经济体来说,惟一被证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注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然而在绿色科技已经获得超过1000亿美元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奥巴马总统不这么认为。他坚信美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企业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锂电池等市场的竞争力和成败。谈到这些产业,奥巴马总统表示:“诸如中国之类的国家行动更快……这些产业是未来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我不会满足于让美国在这些领域内排在第二、第三或者第四的位置。”
但奥巴马总统如何得知这些产业将是未来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呢?把赌注放在某些特定的产业上,政府正在罔顾一个为全球最成功的创新机制奠定基础的优胜劣汰进化过程,也让创新思想、企业和产业引领下一波商业浪潮的机会变得更渺小。如果我们采用拟议中的产业政策来应对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日本的崛起,那么今天的大多数科技和医学进步将永远无法实现。
美国政府为什么在去年突然转向了产业政策?那是因为中国几乎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大萧条,且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还在继续;反观美国,美国经济还在和低增长率、高失业率及巨额公共债务(其中中国持有大部分债权)进行斗争。这助长了美国舆论引导者的担忧、自我否定和自我质疑,也改变了他们对美中双边关系的看法。到处都是宣扬太长时间以来中国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发展本国经济的媒体观点。编造中国崛起的故事显然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有着莫大吸引力。
谈到中国不愿满足美国的政策愿望,媒体告诉读者中国自私地遵循“中国优先”政策;谈到中国官员越来越喜欢批评美国的政策,媒体告诉读者中国出现新的“中国必胜论”,结果是美中双边关系中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曾经支持“全球化意味着各国相互依赖”的观点,但现在他认为“中国的世界观威胁到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
中国技术转让和自主创新政策的大爆发——加上声名狼藉的谷歌入侵事件——描绘出一个日益与美国对抗的中国。如果把美中经济关系比作美苏冷战对抗的话,那么产业政策可被视为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
美中双边关系的这种对抗与零和博弈是错误的,它会使双边关系变得愈发激烈,并最终为实施更多产业政策提供政治理由。美国正站在悬崖边上。希望新一代政策制定者能够在美国经济和美中双边关系遭到进一步破坏之前扭转这种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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