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乱” 乱的不只是体制更是文明

雲飛揚

摘要：《论语》中有一段话，说孔子与弟子在经过一座城邑的时候，孔子不由地感叹“人真多啊”，学生就问他，人这么多，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即让他们富有，生活充裕。学生又问，然后呢？孔子说“教之”，也就是说，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帮他们形成社会的文明。最终，只有好的“文明”，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从深层讲，现今社会最需要反思、解决的，其实不是经济问题、体制问题，而是文明问题。
　  砚青 北京媒体人


　　相信不少人一定有这个感觉：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乱”。而且，这种乱不是一般性的、偶发的，而是普遍的，甚至影响深远的。从突尼斯的“花花革命”到整个“阿拉伯之春”，再到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再到现在的伦敦骚乱（或许称“英国骚乱”更准确些），一个接着一个，让世界越来越感受到真实的骚乱、动乱、紧张不安，而不是在欧美大片中。而且，在这一系列“乱”中，一直有一个贯彻始终的质疑，即对当今政治体制的质疑。


　　可以说，对体制的质疑，是“质疑界”声音最大而且人数最多的。质疑什么体制呢？“阿拉伯之春”质疑的当然是“专制”与“独裁”，希望建立更“民主”的政体。欧债危机、美债危机，甚至伦敦骚乱，受质疑的自然是“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债危机，被很多人当成了西方民主造成经济恶果的反面教材。


　　伦敦骚乱虽然未必像“阿拉伯之春”那样是指向政体的“革命”，然而，国际上形成的“幸灾乐祸联盟”（《环球时报》语）却对英国进行了类似的“反击”。“反击”中，有人甚至大呼让英国首相卡梅伦下台，认为他对民众太残暴了，竟然镇压。这些“幸灾乐祸联盟”，包括伊朗内贾德和正在饱受战火的利比亚卡扎菲。


　　之所以说他们是“反击”，是因为他们之前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甚至更残暴，曾被西方及英国反对过。现在好了，他们终于找到了“报仇”的好时机。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还特意刊登了一张内贾德此时开怀大笑的照片，据说笑得满脸都是皱纹，看来是太高兴了。


　　可以说，从“阿拉伯之春”到伦敦骚乱，其实人们质疑的政体对象在转变。从最初的质疑“专制”而向往西方民主，变成了质疑西方民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貌似是在质疑“体制”，实则是在借助“质疑体制”，来为自己辩护。就像内贾德、卡扎菲之流，如果他们本身已经做得很好，在遇到国民骚乱时也会“手下留情”、“爱民如子”，那么，他们绝对有充足的道德依据来批判英国。然而，他们自己却连这个道德都没有，即拿这个道德说事儿，暴露出的，只是想借此机会报一己之“仇”而已的狐狸尾巴。他们很多时候会赢得世界的同情，但那不是因为他们“正确”，而是因为他们“弱”。同情，并不等于尊敬。


　　其他质疑西方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的媒体、学者、评论家也是不计其数。


　　然而，人们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假设那些社会的骚乱、动乱的确与他们的政治体制有关，那么，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思维来看待他们呢？是像内贾德、卡扎菲之流那样一味“攻击”而不是真正认真地思考吗？那样的话，显露出的也只能是我们的自私与狭隘。


　　可以说，现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骚乱、动乱，及金融、经济的动荡，以及举世对“体制”的质疑，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世界舆论氛围，这种氛围或许就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个体现。


　　现在，乱的是英国，尽管他已经用武力极快地压制下去了。但是，会不会出现下一个呢？程度又会如何？


　　目前，整个人类社会都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状况与生活状态的矛盾，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通道，得到了空前普遍而深远的传播、加剧，甚至放大，而且，由于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国家社会都表现出相近的社会矛盾。所以，现代社会变得非常脆弱，小小的事情都会引发较大的动荡。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想，但凡一个积极、热爱生活的人，都应该冷静而且理性，最主要的是真诚，真正地用心去探讨真正的出路，而不是狭隘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相互攻讦。


　　说白了，政治体制只是社会文明的载体，我们探讨的重点不应只放在体制这个层面上，更要反思我们目前的“文明”状态。现在，人们很少论及“文明”，似乎它是无关紧要的，只论“经济”，似乎它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然而，不要忘了，我们生活的一言一行，我们的习俗、思维习惯，都是由我们的文明决定的。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明状态，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状态。目前世界的“乱”态，表现出的不只是体制的“乱”，更是文明的“乱”。


　　从深层含义上来讲，我们现今社会最需要反思、解决的，其实不是经济问题、体制问题，而是文明问题。如果一辆汽车，它的发动机是坏的，无论外表涂得多么漂亮，都不能顺利驾驶，何况是长途旅行。


　　《论语》中有一段话，说孔子与弟子在经过一座城邑的时候，孔子不由地感叹“人真多啊”，学生就问他，人这么多，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即让他们富有，生活充裕。学生又问，然后呢？孔子说“教之”，也就是说，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帮他们形成社会的文明。最终，只有好的“文明”，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就像现在，简单地说，二战之后，世界已经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和平，在此期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多数国家都在循序渐进地致力发展经济，可以说大部分国家做到了“富之”，那么，眼下的种种“乱”则暴露出了整个社会“教”的缺失，即文明的缺失。文明缺失导致的是社会不公、功利主义、竞争主义横行等一系列问题，最终演变成新的“弱肉强食”、贪图私利享受而忽略道德责任的社会现状。


　　眼下，我们的确应该考虑并着手重建我们的“文明”了。应该有一种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到了近代我国一位被称为“文化怪杰”的思想家辜鸿铭曾做过的一段描述。


　　辜鸿铭在《尊王篇·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的道德困境》中说：“在新的文明中，受过教育的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而是自由地干公正的事情。农奴或未开化的人之所以不去作恶，是因为他害怕今生的皮鞭或警棍以及来世的炼狱。处于新的文明中的自由人，对他来说，皮鞭、警察或炼狱再也没有必要。他之所以公正行事，是因为他喜欢这么做；他之所以不去作恶，并不是由于自感卑下或胆怯，而是由于他讨厌作恶。在人格修养方面，他并不是服从外在的权威，而是服从内在的理性与良心。”


　　辜鸿铭所处的时代，是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清末民初时期，那时的他，即放眼未来，构想将来人类文明的状态。现在来看，是不是让沉浸于一味追求经济规模、国际地位、军事实力等一系列外在实力的我们汗颜呢？


　　当然，文明重建之路必然是崎岖而艰难的，然而，相信它也是最值得人类花精力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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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文明冲突，还有种族冲突这个西方挑起来的刺。

huaxm

“阿拉伯之春”质疑的真是体制吗?埃及、突尼斯、也门不都是民主体制产生的政府吗？
“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突尼斯和之前的体制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