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百年人和事

凉夜清

http://epaper.ccdy.cn/html/2009-08/23/content_12140.htm

霍瑞娟

  100年来，国家图书馆馆名几经更迭，从京师图书馆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到北京图书馆，再到国家图书馆；馆舍也几经变迁，从暂借什刹海北岸的广化寺，到国子监南学旧址，到北海河畔的文津街7号，到紫竹院旁的新址。然而，100年来，在这方书籍的天地里，无数学人“为往圣继绝学”的信念却从未改变。

  传先哲之精蕴

  启后学之困蒙

  国图主体业务的

  奠基人

  ——缪荃孙

  1909年，清学部在奏请朝廷筹建图书馆的折子上写道：“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兹者京师创建图书馆，实为全国儒林冠冕，尤当旁搜博采，以保国粹而惠士林。”同年9月，筹建京师图书馆的奏请获准，承载着厚重使命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自此诞生了。

  当时，一向受军机大臣张之洞器重的缪荃孙（1844—1919）还在忙于筹建江南图书馆的未尽事宜，经学部推荐，缪荃孙被朝廷任命为京师图书馆正监督，也就是图书馆的首要领导。当时的京师图书馆暂借在什刹海北岸的广化寺办公，面对京师图书馆筹建和发展的大课题，这位清末著名的学者、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入京赴任后，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了其在目录学、藏书理念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同时结合十多年主持书院、开办学堂和筹建图书馆的管理经验，首抓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他“网罗散逸，掇拾丛残”，收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并促成瞿氏铁琴铜剑楼进书。除了审阅馆员们撰写的图书整理情况报告，他还亲自“操刀”编写了《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8卷，该书目的编制开创了我国公共图书馆编制善本书目的先河。他编纂的《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4卷，也为馆藏方志目录编写的发轫之作。

  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首任馆长，缪荃孙立章、建制，同时还表现出了对国际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视，他组织馆藏敦煌写经赴维也纳参加为奥国皇帝八旬大寿举办的实业手艺博物馆展览，积极宣传中华典籍。他秉承“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的精神，坚持“藏书为著述”的理念，使京师图书馆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闪耀出独特的光芒。他还多次避免珍贵典籍外流之厄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厥功甚伟。从缪荃孙开始，中国古代“藏书楼”逐渐转型为“近代图书馆”，也正因为如此，缪荃孙被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

  国图主体业务的

  奠基人

  ——梁启超

  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由于广化寺馆舍狭隘潮湿，不利于图书的保存，1915年6月，教育部议定京师图书馆迁至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17年，图书馆开始接受国内出版物缴送本，从此确立了国家图书馆的地位。

  1925年，教育部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签订《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正式下达训令聘梁启超（1873-1929）为京师图书馆馆长。然而受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国拨经费无法正常到位。当时梁启超认为经费无着很难实施工作，故未到馆。1926年10月1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决定，财政部以盐余款项每月拨付4000元经费给国立京师图书馆，并将此决定通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梁启超，梁启超遂于10月6日来馆办理交接手续。

  梁启超在推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突出的贡献，为国家图书馆主体业务的奠基人。他提出了基于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思想的十进分类原则，直到今天，新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依然在贯彻和继承。

  梁启超先生虽然担任馆长职务时间不长，但他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组建成立了中国图书馆行业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提出协会的任务是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这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建设的成熟和完善。在任职期间，他不惜将个人积存的人寿保险费押借现款以充馆用，并且在逝世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藏书共3470种41819册刻本、抄本、手稿等全部捐献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他的业绩和贡献世所公认，启示后人，同样也镌刻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历史上。

  开放转型的

  积极推进者

  ——袁同礼

  1926年，教育部通知将“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奉大学院令将“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办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用“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名字，聘蔡元培（1929—1940）、袁同礼（1895—1965）两先生为正、副馆长。因德高望重的蔡先生身兼数职，故虽袁同礼先生直到1942年才正式任馆长之职，但在此之前的十几年时间内，馆内外事务实际都是由他主持的。

  这位从海外归来、受过专业图书馆学教育的图书馆馆长，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长达22年。现在坐落在北海公园西侧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就是1931年袁同礼先生经手筹备组织、设计规划落成的。这座建筑富有中国特色，馆内设备、设施都根据现代图书馆需要配备。面对这一现代化的民族特色大馆，袁同礼兴奋不已：“吾国今日图书馆事业已由火微光日即于黎明之境。然而发挥光大，尚复有待。吾人不悔，愿与全国同仁，互相提携，以期为国家树长治久安之基。”

  袁同礼在任期间，将其深邃、独到的办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他认为“全国缺乏公共收藏机关，实学术不发达之主要原因”，锐意要把国家图书馆建成为中外图书馆文献资料的收藏中心，在妥善保护原有稀世珍品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广泛搜集图书资料扩充馆藏。他着眼于把图书馆变藏书之所为用书之所，不断加强参考工作，促进中外学术与文化交流。他还提出要建立图书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推进平民教育，要技术与知识并重并用。

  他制定了适合国情馆情的图书馆章程，使管理机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开展馆际互借、国际交换等工作。这些举措皆开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先河。袁同礼先生广泛罗致人才，除了选派人员出国进修，还帮助来华研究的外国学者，使北平图书馆成为国际间的汉学研究中心。他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由传统保守型向现代开放型转变的积极推进者。

  袁同礼先生费尽心血，保卫中华民族的无价文物。“七七事变”前，袁同礼承担了善本南运这一重要任务。上海沦陷后，袁先生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到上海挑选善本书的重要部分共2700多种、3万余册，装至102箱，通过多方联系亲自督运至美国保存并制成缩微胶卷，使国宝逃过了侵略者的掠夺。

凉夜清

让图书资料充分

  发挥服务功能

  ——冯仲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恢复馆务，开始了馆藏建设工作，并对原有藏书进行清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图书馆移交文化部，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明确办馆方针，调整组织机构，在业务建设、读者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全面进步，引领我国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

  1951年3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改造北京图书馆方案》。1953年4月，冯仲云（1908—1968）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馆长。冯仲云到任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开展业务工作上来。他大量补充馆藏，特别是外文书刊和善本，亲自领导收集老解放区革命文献和革命领袖、名人手稿等新善本的收藏工作。当时收集到的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丁玲、周立波、闻一多、朱自清等同志的手稿，现在仍完好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库中。他提出要让图书资料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他在任期间，为地质部、燃料工业部、科学院等机构都提供过专题参考咨询服务。

  在行政管理方面，冯仲云创立馆务会议制度，鼓励大家为图书馆发展献计献策；经多方努力协调，扩建书库，后又加盖楼层，解决了多年书库空间紧张和办公拥挤现象。

  冯仲云馆长说：“北京图书馆是社会大学，是亚洲的明珠。”在他的领导下，把一个藏书楼式的旧北图变成了一个为工农兵、为科研单位服务的新北图。

  推进现代化

  图书馆网的建设

  ——刘季平

  1966年起，十年“文革”使中国图书馆事业经历了巨大波折，北图的行政管理不能正常运行。直到“文革”后期，在有关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关注下，克服干扰，北京图书馆逐步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1973年4月，饱受“四人帮”迫害的刘季平（1908—1987）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强调图书馆的社会性和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职能，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蓬勃发展。根据周总理“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的重要指示，1978年3月，刘季平主持召开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录编辑工作会议”，历时十年，《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经部》正式出版。全国善本总目的编辑出版，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此项内容的空白。

  刘季平通过对国内外图书馆的业务考察，认识到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足之处。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在1980年参加政协会提交的提案中提出“加速扩建北京图书馆，抓紧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图书馆网”案。同年5月29日，在中央书记处听取文物工作和图书馆工作汇报会上，他向党中央作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几点说明》的汇报，提出了图书馆的现存问题和困难以及解决问题的原则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直接向中央汇报图书馆界的工作。不久《汇报提纲》获准，决定在文化部增设图书馆事业管理局；设想以北图为中心组成全国图书馆网。

  北京图书馆新馆工程经中央批准后，1983年开始动工。刘季平一边组织领导、研究方案，积极推进工程；一边筹划新馆建成后的发展。但是他没能看到凝聚着他无数心血的雄伟的北京图书馆新馆，就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图书馆事业。1987年7月1日，北京图书馆新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南区落成。新馆的落成并投入使用，是北京图书馆向现代化迈进的标志。

  图书馆界深受

  敬仰的领导者

  ——任继愈

  1987年，任继愈（1916—2009）被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带领着北图的员工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作为馆长，他高瞻远瞩，一直关注国家图书馆的定位问题。他多次谈到：北图作为国家级的图书馆，代表着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水平，应该具备国家总书库、为党政军中央领导机关和国家重点科研和建设项目服务、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功能。在他的领导和实践下，国家图书馆逐步迈向国内外一流图书馆的行列。

  他对图书馆前景的判断非常之深远，他说：“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记忆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轨迹，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宝库。”正因为此，他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呼吁对民族文献的收藏和保护。他亲自督办完成28件巴金手稿的保护工作，由于手稿是用圆珠笔撰写的，他要求制作木箱，把无酸纸逐页分开保存，并一一查验，直到满意为止。上世纪90年代大量文献流失，他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收藏，他说：“今天综合国力日渐强盛，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适宜时机参加竞拍或买断，将流失国宝收归国有，其中包括善本图书。”

  任继愈先生预测，中华民族文化的鼎盛期可能要在20年后到来。他坚持以整理传统文献为馆长不容推辞的义务和责任，先后主持多项大规模文化工程。他主编了《中华大藏经》，整理出版了馆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使这些珍贵的馆藏得到社会的广泛使用。多年来他坚持每日4时起床工作，甚至去世前，还在进行《中华大典》的编纂以及《中华大藏经》的续编工作，积极为文化高峰期的到来打基础。2005年任继愈辞去馆长职务，任名誉馆长，担任国家图书馆领导职务22年。他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图书馆界深受敬仰的领导者。

  北京图书馆基础业务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实现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了履行国家馆职能的水平。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图书馆也面临着管理的改革问题。1992年至1997年，北图在后勤、业务和人事方面推出了一些新的管理措施，开始进行改革的初步探索。1998年又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本馆的实际出发，更新思想观念，理清改革思路，明确改革内容，机制、机构、业务“三大改革”进一步深化，读者服务、网络服务和资源共享取得突破性进展。同年，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北图，向全社会发出“大兴勤奋学习之风”的号召。当时的馆党委书记、副馆长周和平在北京图书馆1998年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讲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亲临视察，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北图、对图书馆事业的高度重视，也肯定了图书馆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社会形势下，为国家图书馆建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98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2003年被列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国家图书馆从劳动、人事、分配三个方面进行内部机制改革，馆领导班子提出“三大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落成投入使用。百年沧桑，弹指巨变，从暂借广化寺的京师图书馆到3个馆区25万平方米，拥有近2700万册书籍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一直在引领和推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搜集和保存中国文献典籍，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诸方面，承担着重任。

  现任馆长詹福瑞说：“把国家图书馆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的图书馆，是我也是我们全体同仁的目标。”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正阔步行进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路上……

凉夜清

　1986年建设中的白石桥新馆工程


　2008年9月9日开放的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


　北海公园西侧的文津街馆


　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开馆


1917年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京师图书馆馆址


　1928年中南海居仁堂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


　4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地图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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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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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继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