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著作《苦难辉煌》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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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十月重庆初版。翻到第１９５页，见一篇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像，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１４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１５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梭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之时，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跛来到十字路口的。
　　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其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日记上：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８年，最后就差了两个星期。８年共２９２０天。两个星期为１４天。８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１０００：４．７。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把这句话一直默念到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农历清明节。
　　该日深夜１１时５０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病逝。
　　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
　　生命不在了，民国三十一年重庆版的日记也化为纸灰，谜底却依旧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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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１、孙中山的困惑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１９５４年４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
　　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
　　其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了。
　　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行走、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溶为了一体。
　　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
　　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以及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毛泽东，中国革命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１８６６年，一人生于１８９３年，相差２７年；
　　一人逝于１９２５年，一人逝于１９７６年，相差５１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么？
　　１８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１９３６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说，１９１１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１８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揉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可见一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么？
　　他年长毛泽东２７岁。１９２５年３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像。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所知道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为一身的毛泽东。
　　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
　　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镜人例行公事对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２０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
　　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讯不畅整整晚了２０天。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被撂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做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喻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么？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么？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么？
　　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相遇么？
　　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
　　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
　　结论是明显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２、孙中山的困惑
　　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判断却截然不同。包括孙中山本人。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１９２３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１９０８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１９２２年８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
　　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中东路和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来中国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要和孙中山签署什么联合宣言。
　　到中国之初也没有想到。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９日，越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像”；提议密切双方合作。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关系，实行以南压北方针。
　　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７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１月２６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两人皆不以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孙文越飞宣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１８９６年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后来他对中国最早的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介绍说：
　　“有德国麦克司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纯真的孙中山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虽然他连马克思、恩格斯与伯恩斯但、考茨基的区别都未弄清。
　　就如毛泽东当初分不清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区别一样，孙中山也分不清马克思、恩格斯与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区别。１９０５年初，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他见到了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向他们说明“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面对这两位泰斗，孙中山大胆预言：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个小人物。
　　小人物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倒不是因为曾经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合中国国情。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３、孙中山的困惑
　　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并不妨碍他崇敬列宁。
　　比驻俄公使刘镜人的电报晚三天，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民国日报》大号标题：“美克齐美（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ｓｔ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
　　“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可惜这封信被耽误了。孙中山没有看到这些必然令他激动不已的话语。
　　但１９２０年１１月，他见到了列宁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１９２０年３月来华，后来有人认为他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但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首要考虑的是苏俄在远东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才考虑如何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孙中山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据维经斯基记述，孙中山直截了当地说，广州的地理位置无法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应该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可以互相联系的大功率电台。
　　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颇得列宁赏识，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发言。“一大”代表们对他印像不错。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但是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乐观和希望，认为它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
　　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
　　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
　　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过来的声音。
　　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孙中山注意到列宁是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注意到孙中山，是通过中国的辛亥革命。
　　１９１２年４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在一篇临别演说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列宁对这篇演说词留下了深刻印像。他说这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迫使我们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列宁把对中国革命的希望，主要地放在了孙中山身上。
　　１９１８年，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帝国主义干涉者压得喘不过气，而通向中国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军团、社会革命党人、高尔察克匪帮切断的时候，列宁就询问过，在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旅俄中国工人中间，是否可以找到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勇士。
　　列宁与孙中山两人，虽未谋面，但息息相通。
　　孙中山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了，但并非不存在一点问题。
　　三大政策中最无问题的就是联俄。
　　孙中山联俄决心异常坚定，来源于他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失败。先败于他认准的敌人清朝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后败于他以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国内官僚政客；到１９２２年６月陈炯明叛变，竟开始败于跟随他十余年的部属了。
　　尤其令他万分痛惜的是，陈炯明把他联德、联俄的三封密函作为缴获物在香港公布，挑起海内外舆论大哗。他心如刀绞般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乘火打劫的不仅陈炯明。国民党内李石曾、吴稚晖等４９人借机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下野。
　　在此紧急时刻，仍然毫不动摇地支持他的，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
　　患难识真金。几十年的选择比较使孙中山终于意识到真正的朋友所在。他叫陈友仁转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马林，“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４、孙中山的困惑
　　三大政策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联共。
　　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他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２００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
　　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印像。
　　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
　　孙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他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但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１９２３年１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
　　联俄大家都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争论的焦点在联共。
　　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
　　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
　　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
　　应该注意一下胡汉民。他的论点十分奇特：“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更要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入党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
　　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这里陷入了两难。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在国民党“一大”前，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呈孙中山一份《检举共产党文》，指责共产党人“此次加入本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党内合作本是孙中山自己的主张。所以他在批语中维护共产党人、批评了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话。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
　　在今天一段我们基本不引用批语中孙中山说，先前共产党人“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看来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和所提的建议，都被孙中山认为是“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故为我纠正之”的表现。所以他对邓泽如等人表示，共产党人“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组织因素之下开始。
　　１９２４年１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１／４。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强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毛泽东还代理了执行部的文书主任。
　　在共产党人表面获得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把共产党人忽略了。
　　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组织松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设监察机构。同盟会的司法部，中华革命党的司法院、监察院，都未真正行使过职权。其实际职能仅是“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长进行党事之责”。１９１２年组建国民党时，连司法、监察的条文也未罗列。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孙中山、胡汉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作说明说：“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执行纪律的操刀者，既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监察委员５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５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１０名中央监察委员，无一名共产党人。
　　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十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
　　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
　　如果不能消化呢？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９日，在一封写给蒋介石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信中，孙中山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
　　孙中山对与共产党人的破裂，并非毫无准备。他认为只有置共产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而北伐军事一旦胜利，纵使共产党人想破坏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
　　“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注上言者姓名，你敢相信是孙中山说的么？
　　国民党的这些底数，当时连共产党人的领袖陈独秀都一无所知。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５、孙中山的困惑
　　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便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向导》报上批评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建立反直系军阀的“三角联盟”，认为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陈独秀的批评十分恼火，他只要求新加入者对他绝对的服从，不能容纳他们的所谓意见。他几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孙中山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的地步。
　　后来虽然没有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但还是通过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这种方式，压迫和警告了陈独秀。
　　陈独秀深感意外。沉思之后，１９２４年７月１４日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
　　陈独秀的这些话当时看偏激、后来看尖锐、今天看深刻。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者。孙中山最终的目标是三民主义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今天我们很多作品把这位国民党总理描写成几乎是共产党的一员，实在是对历史的曲解。孙中山对红色政权后来怎样在中国产生、发展和遍及整个大地，无从知道了。他１９２５年３月病逝于北京。共同签署了《孙文越飞宣言》的越飞也无从知道了。他与孙中山达成联合宣言后便赴日本，回国后受托洛茨基问题牵连，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６日自杀身亡。
　　孙中山临终前共留下三份遗嘱：《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
　　自杀前的越飞，却来不及留下片言只语。
　　《孙文越飞宣言》作为重要的历史文件，今天还放在那里，但实践做出了不同的结论。中国的红色政权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北京成立。当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纪过去，社会生活进入一泓平滑宽阔的缓流时，欢愉地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该怎样理解那些激流跌荡的年代呢？
　　孙中山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与吾党争衡”的“此等少年”，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他也没有“亦必弃之”，而是年年在天安门广场安放他的巨幅肖像。甚至在马、恩、列、斯的肖像不出现以后，他的肖像仍然一如既往。孙中山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亲手设计中山装，后来成为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长期标准着装。
　　在其《政治遗嘱》中，孙中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４０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４０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中他说：“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当年认定“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的孙中山，如果知道最终由他的后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建成了“强盛独立之中国”，难道不也会同样感到欣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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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铁斯大林
　　俄国革命中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普列汉诺夫。他是俄国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１８８０年他第二次流亡国外、在日内瓦创立并领导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时，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才刚刚十岁。
　　年长的普列汉诺夫，无疑对年轻的列宁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后来说，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便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革命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反过来淘汰革命者自身。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起初在很多方面赞同列宁，但后来又很快转向了孟什维克。
　　转向了孟什维克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反过来讥讽不放弃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
　　列宁把这个称呼当作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一个叫做罗森费尔德的年轻布尔什维克立即选用“加米涅夫”──俄语“石头一般的”──作自己的化名；不久，另一个叫做朱加施维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选用了一个更加坚硬的名字：“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
　　布尔什维克党人用一切方法去回答挑战。
　　当然，名称并不能说明实质。例如那个加米涅夫，后来在革命中的表现并不像石头那样坚硬和顽强；倒是斯大林本人，以自己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意志，给２０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烙下了一个永久的印痕。从近年来俄罗斯陆续公布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来看，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期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１２２次会议，作出了７３８个决定，事无巨细地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钢铁巨人斯大林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１９２６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总司令麾下的北伐大军。
　　斯大林这番话还是受国民党人的启发。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３０日，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大会上发言。当时北伐革命在国内进展迅速，莫斯科的报纸上，已经把攻克汉阳的“广东军”的辉煌胜利，与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相提并论。
　　邵力子非常激动，对着麦克风高声宣称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接着他说出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条经验。”
　　邵力子发言不长，但这句话留给斯大林的印像非常深刻。
　　当天，斯大林出席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第二个问题“关于革命武装和革命军队问题”中，他把邵力子的话扩展为：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２、钢铁斯大林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个著名论断由此产生。
　　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是语言大师。指出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剥夺剥夺者”，描述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皆是以极其精炼和巧妙的词汇搭配，完成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完成的概念。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与邵力子“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相较，基本意思相同，但以概念的清晰程度、明确程度、有力程度而论，斯大林的语言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邵力子是说者无意。所以这样讲，依据的是国民党３０年搞军事斗争和武装暴动的经验。斯大林则听者有心。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北伐，正在进入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斯大林用这句话来高度评价北伐革命军本身。
　　斯大林和邵力子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条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据。
　　如同孙中山直到临终也未料到红色政权会在中国产生，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
　　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蒋介石，因为他认定蒋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怀抱如此希望的斯大林，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呢？
　　在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发表的那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中，除了那段著名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外，还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斯大林也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后来把王明推上台的米夫当时认为，应该提出在中国农村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为此受到斯大林的严肃批评。他说米夫在两个方面犯了错误：
　　第一，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
　　第二，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现在还不是迫切的任务。
　　斯大林不相信农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基地。更不用说什么“农村包围城市”。
　　斯大林所谓“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这个“有人”，是指托洛茨基。
　　这是一个在俄国革命中具有相当份量的人。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列宁去世。悲痛的日子到来之时，斯大林首先办的事是口授一封电报：“转告托洛茨基同志。１月２１日６时５０分，列宁同志猝然逝世。死亡系由呼吸中枢麻痹所引起。斯大林。”
　　一些苏联领导人后来被冠以“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重要参加者之一”；托洛茨基从来不需要用“之一”来肯定其历史地位。１９１７年９月，在决定性的日子来临之时，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更担任着关键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即使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人们也能看到，当“面包会有的”瓦西里掩护列宁四处化装躲藏之时，斯莫尔尼宫的起义组织领导没有停顿。若要还原历史真实，电影中在斯莫尔尼宫具体指挥武装起义的人，应该由斯大林换成托洛茨基。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３、钢铁斯大林
　　某些时刻，事物需要从反面获得论证。西方惟心主义历史学家德－阿宁在评价十月革命时，认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成，首先有赖于列宁的百折不挠的狂热和托洛茨基的恶意煽动”。
　　联共（布）党史的一个悲剧：从敌方那里，才能重获从己方失去的公正。
　　所以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仅出任民族人民委员。而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人们称作“红军之父”的，是托洛茨基。其之肖像与列宁并排悬挂。列宁在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至２５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这是那种极其难以被抹杀的历史地位。
　　托洛茨基又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历史地位的人。
　　而且语言又极其尖刻。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６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托洛茨基嘲笑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
　　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１９２７年５月在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
　　当时的情况的确尴尬。莫斯科正在筹备五一节行走，刚刚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模拟像；斯大林也刚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
　　他方才明白那些“坏蛋”，实际并非想像的“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托洛茨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苏联引起了激烈争论。
　　曾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国共合作初期就深刻地指出：先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后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雅各宾党人的危险；“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
　　但斯大林是不承认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有误的。
　　１９２７年５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正确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立即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１９２７年７月９日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
　　斯大林忘记了，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３日他还公开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５月３０日，又对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既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 “现在的军队”，以惩办蒋介石。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连建立一个师的实力也没有。
　　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的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
　　１９２６年“３－２０”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经产生“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陈独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这批军火匀出５０００支枪武装广东农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庭不同意，认为中共应将所有力量用于拥护蒋介石，巩固北伐计划。
　　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５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在华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向莫斯科报告：上海革命形势“非常好”，“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没有钱。急需钱。有５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但莫斯科仍然用什么也不提供的态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继续举行武装暴动。
　　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比中国共产党人还要准备不足。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４、钢铁斯大林
　　１９２７年４月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回电询问蒋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庭“是否属实”？是否可以“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
　　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人立即拥有一支强大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晚矣。
　　当斯大林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的时候，难道把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决定都忘记了？
　　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更通过６个“如果”、而且在每一个“如果”下面都加上着重号，把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归结给中国共产党人。他说：“如果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贯彻，如果土地革命没有受到阻挠，如果武装工农的工作大力进行，如果忠诚的军队团结一致，如果明确的、为群众所理解的政策得到实施，如果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正确执行了，那末武汉的形势就不至于如此危急了。”
　　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种作风，由此开始。所以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西尔格一句话就把布哈林弄得面红耳赤：“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如果’来概括这许多‘如果’：‘如果小资产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话’。”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发出的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作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之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提出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
　　他较早认识了蒋介石。
　　１９２３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在１１月２５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的主席台上，蒋介石慷慨激昂地阐述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概念”。
　　他说，俄国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应该帮助中国完成革命；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俄、德、中三国结盟，开展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最后说：“我们希望在三五年之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民族革命将顺利完成，很快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我们将转入第二阶段──宣传共产主义口号。那时，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很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给蒋介石以热情的欢呼。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请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向孙中山同志转达共产国际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４４岁的托洛茨基冷冷坐在一旁。
　　托洛茨基称病，直到代表团临动身返国之前，才会见蒋介石。面对刚刚呼吁完世界革命的蒋，作为这一革命的狂热信徒，托洛茨基竟然只字不提世界革命。
　　蒋介石是慕名而来。苏俄红军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热的煽动家，甚至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东西方各种评价搅在一起，使蒋介石未见托洛茨基之前，心中就充满一种莫明的激动和冲动。
　　面对蒋介石等待指教的殷切盼望，托洛茨基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他对蒋说，他难以给代表团出什么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如何支援中国革命，他还未考虑好。
　　蒋介石向他转述孙中山的建议：从华南和蒙古兴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
　　谁从蒙古出兵，孙中山没有说，蒋介石也不明谈，却显然是指望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曾经设想过派遣骑兵军横穿阿富汗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能率领军队穿过蒙古进入中国呢？
　　历来偏爱冒险决策的托洛茨基这一次却分外清醒理智。他说明，苏联出兵直接援助孙中山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此前他已经说过，只要孙中山专事军务，那么在中国工、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中就会像北方的张作霖和吴佩孚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军阀；那样，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
　　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的都是凉水。会见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高潮。尤其是托洛茨基说，中国若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若不进行目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仍然会一事无成。”这些话令蒋介石万分气恼，给他的刺激也最大。
　　不知为何，托洛茨基第一次见革命红人蒋介石，就充满戒心。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５、钢铁斯大林
　　中苏两国的报刊和出版物，皆从来不提这次会晤。
　　中国革命问题，后来成为联共（布）党内就世界革命和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争论的焦点。自１９２５年以后，斯大林、布哈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
　　尖锐的托洛茨基和圆滑的季诺维也夫是失败者。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二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一个月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又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以布哈林出任第一书记的共产国际，从组织上确立了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
　　列宁晚年病中一再求助、并决心与之一道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最终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甚至更严重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 的帽子达数十年之久。中国共产党人也长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当那段激荡的岁月像天边白云一样远去之后，这位十月革命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才终于获得越来越趋近历史真实的评价。
　　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这种评价的变化确实来之不易。
　　１９５２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如下：“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１９３７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基本上全盘照搬苏联的观点。
　　１９９１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则修改为如下内容：“托洛茨基（１８７９——１９４０），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已经开始有所节制。
　　１９９９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已经变为：“托洛茨基（１８７９——１９４０），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１９２７年１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１１月被开除出党。１９２９年１月被驱逐出苏联。１９４０年８月在墨西哥遭暗杀。”客观描述占据主要成分了。
　　这是位既才华横溢又矛盾丛生的历史人物。他对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形势作出了比斯大林更为客观的判断，但他的认识就１００％正确而毫无问题吗？他会见蒋介石时装作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其实那时他已经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很大兴趣，后来还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但出了书的托洛茨基就真正弄通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吗？
　　的确是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蒋介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汉的汪精卫，这些无疑皆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又认为中国革命不应分为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宣称中国革命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又有着共同的利益。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任何一种统一战线都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虽然很尖锐，但也很左。
　　很左的托洛茨基陷入了自相矛盾。他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却忘掉了与此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于是他低估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
　　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当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失败以前，提出苏维埃口号才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时没有组织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却提出组织苏维埃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秘密活动是无法组织苏维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更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
　　托洛茨基反对在中国先进行民主革命，否认统一战线，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村根据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根据地，能够夺取政权。
　　他太自信了。自信得以为列宁之后，只有他自己手中握有真理。
　　而真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独占的。
　　嘲笑了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又反过来嘲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
　　当斯大林开始不断修正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之时，托洛茨基却开始偏离原先的正确判断、越滑越远。
　　智慧与谬误，可能永远就像这样，在历史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１、谁人看中毛泽东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爱才如命；
　　其二，挥金如土；
　　其三，杀人如麻。
　　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来说，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蒋。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从１９２６年“三－二○”中山舰事件，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到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１９２７年４月到１９２８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３３７０００人；至１９３２年以前，达１００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
　　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
　　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１２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７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２０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
　　只有极少人能够幸免──例如陈赓，黄埔军东征时救过蒋的性命，杀掉名声不好，捕了以后也只有勉强放走。那是１９２５年１０月第二次东征期间，第三师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蒋命第四团连长陈赓去传令：不许撤退。几个月前蒋介石与廖仲恺曾共同签署连坐法令，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但第三师在敌人压迫下已处全线动摇之中，连想杀的人都找不着。兵败如山倒之间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去，方才脱险。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１９３３年３月陈赓在上海被捕，蒋闻讯，立即命令将陈赓带到南昌，他要亲自劝降。据说那天陈赓闻蒋进屋，随手举报纸遮脸，不见。蒋见陈赓正在看报，便绕到左侧，陈赓复举报纸转到左侧；蒋转到右侧，陈赓又举报纸随着转到右侧。蒋无奈，只有苦笑离去。一个月后，蒋让人“陪伴”陈赓外出自由活动，同意随他走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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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１、谁人看中毛泽东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爱才如命；
　　其二，挥金如土；
　　其三，杀人如麻。
　　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来说，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蒋。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从１９２６年“三－二○”中山舰事件，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到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１９２７年４月到１９２８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３３７０００人；至１９３２年以前，达１００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
　　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
　　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１２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７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２０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
　　只有极少人能够幸免──例如陈赓，黄埔军东征时救过蒋的性命，杀掉名声不好，捕了以后也只有勉强放走。那是１９２５年１０月第二次东征期间，第三师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蒋命第四团连长陈赓去传令：不许撤退。几个月前蒋介石与廖仲恺曾共同签署连坐法令，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但第三师在敌人压迫下已处全线动摇之中，连想杀的人都找不着。兵败如山倒之间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去，方才脱险。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１９３３年３月陈赓在上海被捕，蒋闻讯，立即命令将陈赓带到南昌，他要亲自劝降。据说那天陈赓闻蒋进屋，随手举报纸遮脸，不见。蒋见陈赓正在看报，便绕到左侧，陈赓复举报纸转到左侧；蒋转到右侧，陈赓又举报纸随着转到右侧。蒋无奈，只有苦笑离去。一个月后，蒋让人“陪伴”陈赓外出自由活动，同意随他走脱。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２、谁人看中毛泽东
　　这算惟一的特例。
　　其余便没有那么客气了。连与蒋长期共事、先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本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什么“第三党”，且还有陈诚在一边说情也不能幸免，坚决杀掉。
　　如此腾腾杀气，为何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一次又一次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
　　人人想破解这道近代中国之谜。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破产。
　　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０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在开幕词中说：
　　“至于共匪之发生，则为中国历史上农民失业之结果，加以最近数十年来，经济落后，农村崩溃，失业人数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纵，谋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所为。即以江西一省而论，人口减少至六百万，此等灾祸，真较洪水猛兽为重。本党除了努力治标清除共匪之外，还须努力治本，以解决农民失业问题。”
　　汪精卫风度翩翩，是国民党内口若悬河的雄辩家、“总理遗嘱”起草人、孙中山临终最后呼唤的人物，也是中国现代史中一位颇富戏剧性的人物。
　　１９０９年１１月，他与黄复生、喻培伦从香港潜入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此前有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杀日本重臣伊藤博文，举世震惊。汪一方面正对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失败痛心疾首，见清庭又宣布“预备立宪”欺骗舆论，遂决心效法安重根，刺清庭一重臣，以醒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对保皇党人冷嘲热讽的回应，他们说孙中山等“叫人家去革了命，而自已可以安安稳稳，到处受人欢迎，那有做伟人这么便宜”？在此剌激之下，汪精卫决心以鲜血证实革命党人的决心意志。
　　决心与行动还不是一回事。汪、黄、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却不是行刺里手，也无一人有安重根那样抵近行动的勇毅。炸弹安放地点花了三个多月时间研究，仍然举棋不定。
　　摄政王府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炸药埋设点先选在鼓楼大街，后改烟袋斜街，最后皆作罢，定在银锭桥。选定一深夜三人到桥下掘土，吠声四起，便不敢干下去，约定次日晚上再来。第二天晚上，喻、黄两人刚埋好炸药，就被桥上行人发现。事情败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乱便豁出去为临刑的慷慨。他在狱中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庭，吟诗言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引出多少忧国忧民之士的滚滚热泪。
　　作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个人魅力的激进党人，汪精卫几乎把革命者形像塑造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又在不经意中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面。
　　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自称为“一切都预先看到的”政治家，却不能预见自己最后以“投靠法西斯”罪名，被斯大林处死。汪精卫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预料到自己在抗日战争前终于被刺。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大会刚刚开幕、全体中央委员摄影完毕之际，身穿西装、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枪，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卫连开三枪。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３、谁人看中毛泽东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快速敏捷，决不像汪精卫刺杀载沣那样拖泥带水。
　　警卫拔枪反击之中会场大乱。代表们涌向门口逃生，腿脚不便的张静江被拥倒在地。
　　留在汪精卫背肋骨的那颗子弹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创伤。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其因枪伤复发死于日本。他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刺客开始，以被刺告终。以杀身成仁的著名义士开始，以摇尾乞怜的头号汉奸告终。
　　汪精卫本身就是一个谜。他却以为用农业破产理论，便可解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产生和存在之谜。
　　汪精卫的死对头蒋介石则有另一种理论。
　　１９３１年５月１２日，在国民党政府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何应钦代蒋作“剿匪”报告。在回答“为什么赤匪能有现在的猖獗”时，列五点理由：
　　“第一，自然是由于历年军阀的叛变，散军溃卒，啸集成匪，枪枝遗失的既多，于是他们就凭地势，肆行不轨”；
　　“第二，则是由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它因为想暗中并吞中国，去供给它的原料，销售它的产品”；
　　“第三，是由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以至农村濒于破产，增加了农村里的失业人数与痛苦，因此也有为生活所迫”；
　　“第四，则是由于过去教育制度的不良，青年在学校里头，好的只注意了知的训练，而缺少了德的修养，所以多数的青年只有一时热烈的冲动，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第五，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松懈。中国因为受了几千年专制的毒害，又遭了军阀的宰割，所以社会上简直失去了自动的能力，连保卫自己的愿望与勇气，都不容易实现出来”；
　　“由着这些缘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溃疮一样的烂起来。”“如果我们自身不努力的话，也就说不定唐代黄巢、明末流寇之祸，又将重现于今日了。”
　　五条理由中，第一、四、五条原因在内部，执政的国民党难脱干系，不便多讲；第三条“白色帝国主义者”既英、美、日等，已多变成国民政府的后援，也轻描淡写只限于“经济侵略”，后果仅为农村破产，且还用了一个临界词：“濒于”。
　　惟独对第二条“赤色帝国主义”用语最狠。
　　何应钦说，赤色帝国主义“用种种方法豢养它的走狗以为奸细，同时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胁欧美，得到它外交上的胜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国为牺牲。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的流寇也有许多，但是与现在不同的，就是现在的赤匪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所以更形猖獗了。”
　　于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屡禁不止，红色政权所以屡扑不灭，根子就全在苏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便不过是一场“雇佣革命”了。
　　这是国民党人用了几十年的武器。
　　最常用的武器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国共产党，而且给中国各革命团体都提供了广泛的援助。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给了国民党。
　　１９２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赴日，从日本热海致电马林转孙中山，宣布向国民党提供２００万卢布的款项和８０００支步枪、１５挺机枪、４门火炮、２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
　　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记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３００支粤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３０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８０００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５００发子弹；还有１０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却来自苏俄。正是有了苏俄资助的２００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鲍罗庭和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１９２５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５６万４千卢布。１９２６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４０００千支，子弹４００万发，军刀１０００把；
　　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９０００支，子弹３００万发；
　　第三批有机关枪４０挺，子弹带４０００个，大炮１２门，炮弹１０００发；
　　第四批有来福枪５０００支，子弹５００万发，机关枪５０挺，大炮１２门；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那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４、谁人看中毛泽东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汪精卫在一次答《顺天时报》记者问中，有记者问：“为什么国民党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每月五千金卢布资助？”“为什么广州军事学校靠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经费维持？”
　　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这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资助的责难吧。如果他做不到以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末了孙、汪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他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
　　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１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
　　“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作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１９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２０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
　　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
　　从１９２５年３月至１９２６年７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３８８２８支，日式步枪１７０２９支，德国子弹１２００万发，７．６毫米口径步枪子弹４６２０万发，大炮４８门，山炮１２门，手榴弹１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２３０挺，迫击炮１８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底，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３５００支步枪，１１５０万发子弹，３架飞机，４０００把马刀，１０支火焰喷射器等。
　　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１９２６年３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１１００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并派乌斯曼诺夫（桑古尔斯基）为冯玉祥的军事总顾问，帮助他指挥国民军作战。
　　所以当蒋、冯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５、谁人看中毛泽东
　　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援助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谨慎得多了。
　　１９２０年４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对其他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
　　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仅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党组织最先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１９２１年１月维经斯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１５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
　　连路费都无着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
　　陈独秀就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
　　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有人在报上骂他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在这种压力下，陈更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党人有哪一个不想独立。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不久，与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李达会晤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李汉俊和李达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
　　马林同二李的关系因此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
　　张国焘则取另一态度。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谈成僵局。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６、谁人看中毛泽东
　　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继之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４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５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来，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来了！”
　　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设法营救，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帮忙；孙中山立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
　　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１０月２６日，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１００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像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虽然只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用中共中央的下设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个弯，缓和了陈独秀一直坚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的观点，但从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与国民党接受的援助比较起来，相去甚远。
　　据陈独秀１９２２年６月３０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起至１９２２年６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１６６５５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４０至５０元的比例；但随着１９２５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４０元下降到１９２７年的４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依然异常重要。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９４％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６０％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３０至４０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１９２２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１９２７年１月至７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３０００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１８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一百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量，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共产国际的援助对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帮助。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成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７、谁人看中毛泽东
　　首先是陈独秀。
　　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伏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其所言极是。问题是连从监狱里解救你的钱都要别人支付，还怎么独立于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以后，还想保持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兄弟关系”，只能是书生意气的一厢情愿了。
　　１９２２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人民视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在荷属殖民地求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溶合。
　　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吞并？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
　　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作是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问题，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同样是一种不正确的判断。
　　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出现僵局。
　　但在承认“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之后，僵局不可能持久。
　　马林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动用了组织的力量。共产国际从１９２２年７月至１９２３年５月做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就这样，在１９２２年８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
　　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８、谁人看中毛泽东
　　１９２０年５月，李大钊认为自己和陈独秀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刻，对于俄国情况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陈独秀的想法则不同。他说“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
　　陈独秀以为他的建议要容易实行一些。后来自己真的“边学边干”了，才真正体会到“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不知要难上多少倍。
　　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固然有他的错误，但面对共产国际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大革命失败后他还是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之所在了。《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
　　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１９３０年蒋冯闫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１９２０年４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抛开李立三的设想完全脱离实际、给中国革命也带来了严重损失不说，单是既从国际支取经费、又不愿接受其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要求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等，也的确是太狂妄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并不在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正是在以个意义上，我们说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
　　一纸《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表明他不相信中国能够产生红色政权。
　　找到五条结论，蒋介石说红色政权的根源在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
　　总想“挤柠檬”的斯大林，又怀疑脱离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能否独立存在。
　　托洛茨基则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去农村搞苏维埃运动既不可能，也为时过晚。
　　但中国的红色政权产生了，独立存在了，迅猛发展了，谁来解释这一切呢？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９、谁人看中毛泽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２０天了，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段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
　　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
　　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１８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１９７５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就出版了一本书《ＴｈｅｍａｎｗｈｏｌｏｓｔＣｈｉｎａ》。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
　　“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被仅仅归结为“运气”二字，克罗泽过于轻率。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条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罗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１０、谁人看中毛泽东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１９２８年就作出了解答。
　　该年１０月５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泽东也列出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既军阀混战。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像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像，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在五条原因中，认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是根本一条。
　　毛泽东的五条原因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根本一条。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牢牢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
　　蒋介石在中国实施最严厉的白色恐怖。
　　毛泽东却在这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苏区根据地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黄金，不也应该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么？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像：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不集中在最现代化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
　　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２０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正因如此，更可见毛泽东道路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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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东方之梦

第二章：东方之梦——１、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活，恐怕就是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代过：一衣带水。
　　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
　　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耽心。１８３７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三年以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
　　既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复辙。
　　诗人山田芳谷特赋诗一首：
　　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复是前车。
　　浙江一带惟流水，巨舰泝来欧罗巴。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日本的危机也紧随中国之后，很快到来了。
　　１８５３年７月８日，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４艘军舰：萨斯克哈那号、密西西比号、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打开日本国门。
　　１８５４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为对美通商口岸。
　　１８５５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划定两国在千岛群岛的疆界，并强迫日本开放下田、函馆、长崎三港为对俄通商口岸。
　　１８５６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片面规定荷兰的权益和领事裁判权。
　　１８５７年和１８５８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
　　１８６０年以后，英国也分别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
　　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６４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
　　日本面临与中国同样的命运。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也是一个超凝固、超停滞的社会。１８６４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章节，也不禁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竟有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可见社会的停滞已经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影响。
　　真正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另一个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交待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鸦片战争后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第二章：东方之梦——２、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合上魏源的书本睁开眼睛看世界之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危机四伏的日本也必须做出选择——怎样避免中国的覆辙。
　　于是有了１８６８年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之前６年——１８６２年，中国已经开始悄悄发生一场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既受中国危机及魏源思想的启示，也被日本本身的危机所推动，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效仿中国洋务运动的意思。
　　中国的洋务运动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著名人物作为代表。
　　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所谓“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
　　中国的洋务运动核心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谋求最终摆脱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
　　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驱逐外国侵略势力。
　　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学者玛丽－Ｋ－赖特夫人评价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改革时说：洋务运动“既不是政变，不是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与努力，使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没落过程留下的一个小阳春”；是企图重新建立“中国保守主义的立足点”。
　　１８６８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却并非如此。当时明治天皇以“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和“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为主导，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以“殖产兴业”大力促进资本主义的在日本发展；以“文明开化”在日本社会全面推广现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国强兵”建立新式军队的军制和警察制度。明治维新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度设计与重建。
　　就是这场激进的改革，使日本最终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
　　中日从此分道扬镳。
　　在中日分道扬镳进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日本人，并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所谓“维新三杰”，甚至不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设计者，而是一个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其头像至今印在１万日元纸币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叫作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１８７２年写《劝学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１８７５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转向了，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日本的“战争合理论”。
　　福泽的名篇是１８８５年发表《脱亚论》。这篇文章指导了迄今为止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政治实践，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极大推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在文章中特别提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
　　今天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福泽的思想与日本后来奉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什么联系。但其《文明论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战争正义”观点、《脱亚论》包含的弱肉强食观点，皆成为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
　　日本统治者很快从福泽的理论中尝到了甜头。
　　首先就是肢解琉球。
　　１８７５年，即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号而使用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３万余人，海军４０００人，军舰１５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本无力与清王朝全面抗衡。但当时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
　　１８７８年４月，日本政府废琉球为郡县。
　　１８７９年，日本派出军队和警察进驻琉球，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记“中山国”这个称号，日本政府将地名改为Ｏｋｉｎａｗａ（冲绳）。琉球国就这样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肢解完琉球后，便直接向中国开刀。


　　第二章：东方之梦——３、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２亿两白银。后虽经俄、德、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免除了辽东半岛的割让，但中国又加赔日本３千万两白银。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说：“日清战争的赔款成为确立金本位制的资金，提高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推动日本由一个潜在着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转变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痛定思痛，终于认识到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
　　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的甲午获胜。甲午战败推动了中国的戊戍变法。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将其《日本变政考》呈送光绪皇帝，特别建议中国应该“以强敌为师资”，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由弱而强。
　　戊戍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向日本学习从此成为趋势，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批是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第二批是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
　　第三批则是未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地。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毕竟离中国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
　　正因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１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１９０６年１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１９０４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ｅ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作此称呼；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Ｃｏｍｍｕｎｅ或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方便地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产生。怕它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它“消灭私有制”；未被完全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再去细想了。
　　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翻译它的朱执信于１９１９年去世，无从知晓了。


　　第二章：东方之梦——４、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日本比中国早３６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１８７０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加藤弘治，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书中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学说，……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
　　哲学家西周在《百学连环》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为了向天皇献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虑此等事”，“惟防之于未然”。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日本。
　　明治天皇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空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于是便一发而难收。
　　１８８２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１８９３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１９０３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１９０３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１９０４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１９０７年界利彦等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１９０５年８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陶和胡汉民、朱执信、李汉俊四人合译。这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戴季陶在自述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还说： “要想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惟物史观部分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胡汉民说：“以上所译述，最主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思惟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思自称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作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这位后来的国民党右派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而惟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早期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擦着了几分光亮。
　　所以瞿秋白１９２７年２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如此不遗余力，是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民党新贵们能想像到的么？
　　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 “形而上学”、“惟物主义”、“惟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１８９７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西方有学者说，文化的联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中国获取新思想的来源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匏安、杨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却不是大久保利通和伊博文这样的日本政客，而是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这样的日本学者。


　　第二章：东方之梦——５、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６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当时为了师从河上先生，周恩来特地提出入学申请，想选修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亽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见河上肇教授本人，仍未成。后来周恩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则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成仿吾写信道：“这本书的翻译，使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没有去过日本的毛泽东，对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像。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１９６０年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的野间宏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最初对日本革命的期望，要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的期望。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５日，《真理报》刊载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称“日本是远东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但是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
　　１９０１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宣言中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
　　在日本政府镇压之下，该党只存在了一天。
　　１９０８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个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２４人被判处死刑。
　　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日本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但发展艰难。
　　虽然片山潜等日本革命者与俄国革命先驱普列汉诺夫１９０４年就在荷兰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联系，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论探讨，一直不能进入实施阶段。因为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法西斯主义。
　　毛泽东１９２８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没有任何日本人或共产国际的任何革命者写一篇《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够存在》。进而再写一篇：《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存在并疯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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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东方之梦——１、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２１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北一辉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
　　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日本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并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１９１９年８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三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１９１８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８月２３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在撰写８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７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８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泡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于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惟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像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像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的１９１９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该年５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
　　该年９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是９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
　　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啊！逍遥自在呀！
　　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
　　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
　　啊！逍遥自在呀！


　　第二章：东方之梦——２、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这是一首１９１８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
　　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３２县，７０万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辖范围之外。
　　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
　　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后一块肥肉。连列强都担心争夺这块肥肉时，可能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出于这种考虑，１９２１年８月，由美国出面，邀请英、法、日、意、比、荷、葡以及中国共９国，在华盛顿开会商讨裁军和中国问题。会议达成的《九国公约》规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中国要对各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该公约虽然是利益妥协的产物，同时要求中国必须实施门户开放，让各国利益匀沾，但对当时政治混乱的中国来说，客观上还是限制了列强的殖民活动，对国家保持领土完整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原敬内阁代表日本宣布收回二十一条中的部分不平等条约，交还青岛等前德国殖民地，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这一举动立即被日本国内认为是妥协外交，引来强硬派的强烈反对，纷纷指责原敬内阁软弱、卖国。
　　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方式民主，他的国家却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４日，原敬在东京车站被中冈艮一刺杀。凶手是铁路雇员，１９岁，自称为抗议寻欢作乐的松弛风气和日益蔓延的西方化潮流。凶器是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第二章：东方之梦——３、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派上了大用场：每一次暗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于“脱亚入欧”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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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东方之梦——１、腾空而起的黑翅

　　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国来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议论上司，议论国家，目的与７天后将行动的中冈艮一类似：结束国内的腐败。
　　这三人──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东京陆军小学彼此就是好朋友。该校许多学生来自名门望族或富裕家庭，他们自视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时常结伙欺负别人。为不受欺侮，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小畑敏四郎也结成了自己的团伙。一次冈村宁次在做木马练习时，与一个来自长州高级武士家庭叫做龟田的打起架来，龟田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平时在学校就是呼风唤雨的一霸，身边总有一帮人跟随；冈村宁次眼看就要吃亏，幸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得讯飞奔而来拳脚齐上，才把冈村宁次救了下来。三人中永田铁山与冈村宁次关系最好，彼此相互亲昵称呼“铁”和“宁”；小畑敏四郎则与冈村宁次在同一个学员区队。三人从那时起就玩闹在一起、打架在一起，是性格、脾气都合得来的挚友。
　　后来这三人又一起考进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以训练严酷著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四名、陆军大学第二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五名，陆军大学第一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六名，在陆军大学则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颁奖。
　　这三人皆是陆军中的骄子——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三只乌鸦”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本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
　　这三个人成为了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像征。
　　但在来茵河上游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聚会时，这三个同在欧洲当武官又是陆军小学、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同学的人，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胃口。当时他们紧紧盯住的，是日本国内的腐败。
　　国内腐败在他们眼中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后海军由萨摩藩把持，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休想晋升到陆军高位。
　　三个泡在蒸气浴室里的武官，谈起这些事情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在陆军小学与长州藩后代龟田打架之事，不知是否也在三人议论范围以内？


　　第二章：东方之梦——２、腾空而起的黑翅

　　巴登巴登正值旅游淡季，这个清静的地方正好进行他们规划未来的秘谋。
　　三人的核心留着普鲁士式短发、嘴唇上胡子修剪得像一只海鸥、具有学者风度的永田铁山。他以优异的服务，１９２０年６月起就被授予在欧洲巡回的全权；但既使是他，也不是一个能系统提出自己思想的人。贵族出身的小畑敏四郎人最瘦最精明又最易激动，驻俄国期间正值俄国革命，拼命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除了想通过所谓“部落共产主义”实现与天皇感情沟通这种模糊混乱的概念外，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见解；不修边幅的冈村宁次摘了眼镜就成可怜的半盲人，戴上眼镜又似凶猛的猫头鹰，最崇尚像前线指挥官那样直接行动，也不是思想者。
　　三人在热腾腾的蒸气中闷了半天，仅想出两条：
　　第一，从陆军──长州藩的栖身之处打开一个缺口。
　　第二，走法国的路线以恢复国力。
　　别的就记不起来还有些什么了。
　　作为行动纲领来说，这两条确实有点不伦不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三羽乌”中的幸存者冈村宁次有过这样的回忆：“有一本《昭和军阀兴亡史》的书，提到了大正１０年（１９２１年）我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在德国南部城市巴登巴登点燃了革命烽火。其实，这么说太夸张了。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满洲等其他国家的事，只是讨论了日本陆军的革新问题。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很认真的。所说的革新，其包括的内容是：第一，当时陆军人事有派系，长州派垄断军队人事安排的做法必须打破；第二，因为日本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而使军政、军民关系疏远，这一定要扭转。当时，我们３个人下定决心要改变日本军队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因为我们到欧洲后，看到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状况，认为不这样干不行。那时我们３人都是少佐，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三个发誓拿长州藩开刀以开始他们革命的青年军官，照样秉承了日本军队极强的辈份意识。其实巴登巴登聚会有四个人，第四人是东条英机。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只因为在士官学校中比“三羽乌”低了一年级，他在巴登巴登除了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气浴室门口放哨，便无别的事可做。既不能列入“三羽乌”之内，更不能参加他们的讨论。
　　这两条不伦不类的纲领由谁来实施呢？


　　第二章：东方之梦——３、腾空而起的黑翅

　　除了在巴登巴登这四人之外，“三羽乌”从不属于长州藩且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７人。１１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形成了：
　　巡回武官永田铁山；驻莫斯科武官小畑敏四郎；巡回武官冈村宁次；驻瑞士武官东条英机；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及矶谷廉介；
　　巴登巴登聚会内容浅薄。被日本近代史所视甚高，全在会议的三个参加者和他们拟就的１１人名单。１１人都成为后来日本军界的重要人物。
　　永田铁山被刺前是日本陆军军务局长，裕仁天皇直到最后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时刻，还在地下室里挂着他的遗像；
　　小畑敏四郎为陆军大学校长；
　　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东条英机为日本头号战犯，战时内阁首相；
　　梅津美治郎后来成为日军参谋总长；
　　山下奉文任驻菲律宾日军司令，率军横扫东南亚，被称为“马来之虎”；
　　中村小太郎任过陆相；
　　松井石根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要犯；
　　中岛今朝吾任第十六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最残无人道的刽子手；
　　下村定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接任陆相；
　　矶谷廉介是后来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血战的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
　　这１１人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集团核心骨干。
　　巴登巴登聚会之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这天，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
　　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给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第二章：东方之梦——４、腾空而起的黑翅

　　三个未入日本陆军主流的青年军官为何能量如此巨大？一伙驻外武官如何能够组成一个庞大的令全世界毛骨悚然的军阀集团？
　　既以日本历史相关，又以日本皇室相联。
　　日本自从１５４９年织田信长上台至１９４５年东条英机自杀，近４００年的政治，实质就是军阀政治。完成近代日本统一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重要人物，皆是拥兵自重的军阀。在近代日本，要成为有实权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成为军人。明治时代的长州藩山县有朋、桂太郎，萨摩藩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如此，昭和时代的田中义一、荒木贞夫、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也如此。
　　进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日本军阀政治中出现一种独特的低级军官通过暴力手段左右高层政治所谓“下克上”现像，更与日本皇室紧紧相联。
　　１９１９年，日本大正天皇因脑血栓不能亲政，权力落到皇太子裕仁和宫庭皇族手中。１９２１年３月裕仁出访欧洲。不经意做的两件事对后来影响巨大。一是皇室长辈、明治天皇的女婿东久迩宫带领一大批日本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前来晋谒，裕仁特意为这批少壮军官举行了宴会；一是在法国，裕仁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微服出游中，亲手购买了一尊拿破仑半身像。
　　晋谒裕仁的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后来基本都上了巴登巴登１１人名单；拿破仑半身像则一直放在裕仁书房，一遍又一遍加深着裕仁对武力征服的印像。
　　裕仁刚刚回国，由东久迩宫负责联系的驻欧青年军官集团首领“三羽乌”便举行了巴登巴登聚会。还未上台的裕仁已获得这伙少壮军官的鼎力支持。
　　这是一伙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只缺乏思想的青年军官。他们没有谁能像北一辉那样，对国家未来做出框架设计。要为他们补上这一课。裕仁选中了大川周明。
　　裕仁不喜欢北一辉。北一辉在上海用清水饭团泡制出来的激进思想，甚至要求把皇室拥有的财产也交给国家。但裕仁的弟弟秩父宫却对北一辉兴趣极大。他北一辉身上看到了巴登巴登１１人集团正在寻找的思想。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被秩父宫找人油印出版了。此书一出，影响巨大。日本青年军官们纷纷把它作为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
　　能够阅读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法文和英文的大川周明异常聪明。他和北一辉两人一边喝米酒一边争吵闹了一夜，然后削去了北一辉理论中皇室不能接受的部分。两人最后分道扬镳：北一辉隐匿进智慧寺，大川周明则受命担任了宫内学监。


　　第二章：东方之梦——５、腾空而起的黑翅

　　宫内学监即所谓“大学寮学监”。这是一个秘密去处，连二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都很少涉及。
　　裕仁自１９２１年１１月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摄政后，办的第一件紧要事，便是把以巴登巴登集团为基础的“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集中到皇宫东面围有城墙和壕沟的幽静的宫庭气像台，听大川周明讲课。
　　陈旧的气像台是裕仁小时候放学回来的经常去处。他在这里观看六分仪、星座图、测雨器和１８世纪的荷兰望远镜。现在他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大学寮”，大学生寄宿处之意。几乎全部后来昭和军阀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在这里听过３７岁的法学博士大川周明讲述大和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法西斯主义。
　　１９２２年１月开张的“大学寮”，实际成为日本皇室培养法西斯军官的教导中心。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的。
　　裕仁小时候曾在这里流连忘返。大了的裕仁只需坐在屋里凝视拿破仑半身像，由未来的昭和军阀集团成员在这里流连忘返了。
　　皇室权贵的支持，是法西斯主义在日本获得的得天独厚条件。
　　北一辉虽然没有出席，但他在上海亭子间熬成的思想却通过大川周明，病毒一般流进讲台下青年校尉的头脑中。
　　救国与革命，是２０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影响下，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一伙优秀的中国青年聚集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聚集在广州加入黄埔军校。另一伙不能不说“优秀”的日本青年却聚集在东京皇宫，完成了钦定的法西斯思想改造。
　　《战争呼声》杂志１９２０年７月发表过大川周明等人的“集体信条”：
　　“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的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以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的，但我们必须满意地首先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
　　打着“革命”与“解放”的旗号，一头法西斯怪物在世界的东方出笼了。
　　第一个目标便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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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岩浆

第三章，岩浆——１、领袖－思想－意志

　　中国有句老话，叫时势造英雄。
　　应补充一句，英雄仍须识时势。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孙中山乘火车从美国西海岸往中部东部募捐途中。行前收到黄兴从香港拍发的一封电报。因为密码本已经放在行李中，无法取出译电，所以直到丹佛下车取出行李后，才知道电报内容。
　　黄兴告之，武昌革命党人吕志伊向香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并前往主持。
　　疲惫的孙中山把电报轻轻撂到一旁。他一生不知领导了多少次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起义，但无一成功。一遍又一遍做的，是失败后设法掩埋烈士的遗体，安抚烈士遗孤，然后满腔悲愤地写下一篇又一篇祭文。眼下他正四处筹款，无任何感官使他意识到数十年来牺牲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已近在眼前。
　　既无款可汇，更无法前往主持，这是他看完电报后第一个念头。本想立即回电黄兴，要武昌新军暂时勿动，因夜已深，旅途又十分劳累，便决定次日晨再回电。
　　第二天却一觉睡到１１点。起床去餐厅用膳，在走廊上购报一份准备入餐室阅看。随走随手展开，立见一则令他浑身血液停止流动的醒目黑体大字专电：
　　“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辛亥革命爆发。
　　后来有人说，孙中山看到这条消息时，手中的玻璃杯失手跌落摔碎，杯中的牛奶泼撒一地。不管是否属实，这一点却是无疑：他当时所受震动之大，绝非我们今天所能想像。
　　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从此坍塌。
　　虽然正是他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惟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
　　第三章，岩浆　２、领袖－思想－意志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个如今发展为七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就此诞生。但颇让党史遗憾、颇让后人遗憾、也颇让革命博物馆内那些大幅“一大”代表照片遗憾的是，“南陈北李”这两个中共建党的中坚人物，一个也未去出席。
　　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
　　并非理想、却是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２８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也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也有例外。
　　第三章，岩浆　３、领袖－思想－意志
　　１９１７年６月１６日（俄历６月３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１０００多名代表中，７７０人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
　　社会革命党人，２８５名；
　　孟什维克，２４８名；
　　布尔什维克，１０５名。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１０％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
　　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
　　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１９２４年７月３０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的去革命，究竟从那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蒋介石一直活到８８岁没也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１９３０年１月５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第三章，岩浆　４、领袖－思想－意志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皆对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１９１７年４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列宁言中了。６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
　　“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哔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桔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１９２３年９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病。“闻俄国革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挽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
　　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１日，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了２６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的“列宁之百万党员”；终生对列宁敬仰之至。
　　未见过列宁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又与列宁一样，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办刊办报。
　　１９００年列宁西伯利亚流放结束，立即着手实施在流放岁月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创办一份报纸，让它成为团结俄国地下革命者的组织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编辑部里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两年以后又加入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该报的德国莱比锡创刊号上，用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诗作报头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
　　所以该报命名为《火星报》。
　　俄国十二月党人写给普希金那句诗，今天翻译即是“星火燎原”。
　　这几个办报人后来几经分化，果真在俄罗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
　　第三章，岩浆　５、领袖－思想－意志
　　列宁３０岁在德国创办《火星报》。
　　蒋介石２６岁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自撰发刊词。当时沙皇俄国诱导外蒙自治，蒋甚愤慨，著《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文，称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与军事，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２６岁，也自撰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都全副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政党的核心是领袖。
　　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意志，与思想。
　　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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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岩浆　１、谁人发现蒋介石
　　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依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
　　三人又都是犹太人。
　　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位犹太人：鲍罗庭，米夫。鲍罗庭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米夫在共产党中发现了王明。
　　被发现的这两人，皆因此居于各自政党的高位。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惟惟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
　　“（３月１１日）至晚８时３０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１２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４时３０分，仅呼‘达龄’的一声，６时３０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９时３０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１９２５年３月去世。该年７月１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惟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介石１９０５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就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第三章，岩浆　２、谁人发现蒋介石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
　　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１９２２年４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像。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
　　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孙中山任蒋为许崇智的参谋长。仅月余，蒋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归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无法挽留。
　　１９２３年６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满一月，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
　　１９２４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筹备委员长之职。９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
　　第三章，岩浆　３、谁人发现蒋介石
　　自１９１８年７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１９２４年９月辞黄埔军校校长，６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１４次之多。
　　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独对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创办军校建立革命武装，是马林１９２１年向孙中山建议的。１９２３年《孙文越飞宣言》签署后，越飞又表示苏俄将提供款项、武器和教练人员，帮助建立军校。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伤了孙中山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他，国民党党史上极其重要的这次大会，他连一张入场券都未弄到。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４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蒋介石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２１岁入党的；直到２７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４０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２０年之久……”
　　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
　　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
　　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庭。
　　他第一个把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
　　第三章，岩浆　４、谁人发现蒋介石
　　鲍罗庭也是一个谜。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他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出生于拉脱维亚，先后投身俄国、西班牙、墨西哥、美国、英国和中国革命运动。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１９０３年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２３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伦敦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５７名代表。有表决权的４３人，一个特殊情况是其中８人享有两票的权力，所以大会的实际总票数是５１票。
　　这些数字枯燥乏味，难于记忆，但对２０世纪却有极大意义。
　　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党章草案第一条关于党员的规定时，分裂发生了。
　　列宁的草案建议“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的草案也认为接受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员的条件，但认为只要“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就行了，不必非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分歧由此产生。冗长的辩论之后，列宁的草案以２３票对２８票被否决。
　　是马尔托夫、而不是列宁首先掌握了多数。在随后大会的每一次争论中，马尔托夫都以优势票数获胜。
　　一直到第二十七次会议，一个小组委员会把“崩得”的地位问题提交大会讨论时，变化发生了。五名“崩得”代表因他们的自治权被否决，愤然退出大会。两名 “经济派”代表则认为他们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在大会之后便不存在，没有理由再参加会议，也离开了会场。
　　７名代表突然离去，大会总共只剩下４４票。更富戏剧性的是这失去的７票竟然全部是马尔托夫的！
　　还有一名代表临时改变态度。
　　列宁的票数由２３票上升到２４票，马尔托夫则由２８票跌到２０票；列宁立即获得２４票对２０票的坚定多数。
　　大会进程瞬间发生的逆转，是历史性的逆转。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列宁的二十四人集团”控制了大会。
　　第三章，岩浆　５、谁人发现蒋介石
　　大会之后，列宁一派把自己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把马尔托夫一派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四票之差，两个惊动全世界的政治派别就此产生。各种语言的辞典都不得不根据翻译音，增添上两个崭新的政治名词。
　　一部世界革命史便要重写。
　　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崩得”，来自犹太语Ｂｕｎｄ，即“联盟”之意；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它是俄国早期宣传马克思学说的最大的工人组织。马尔托夫就曾是“崩得”早期组织的领导成员。１９００年，一个叫米哈依尔－马科维奇－格鲁森伯格的１６岁犹太青年加入该组织。１９０３年，因“崩得”的退出而产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那一年，１９岁的格鲁森伯格也退出了“崩得”，投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
　　格鲁森伯格就是鲍罗庭。
　　鲍罗庭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
　　孙中山说他见过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印像最深、最为钦佩的人物，就是鲍罗庭。他称鲍罗庭为“无与伦比的人”。
　　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庭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庭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鲍罗庭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作一个政党。它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也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３００００，注册的却只有３０００。交纳党费又是６０００。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
　　鲍罗庭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
　　第三章，岩浆　６、谁人发现蒋介石
　　孙中山大为震动。此前没有人对他说过这种话。他已经在着手准备对国民党实行改造。《中国国民党党纲》等一系列文件也起草完毕。但以前孙中山多次依靠本党力量改组党，皆收效甚微。这一回他看好了鲍罗庭。他对鲍罗庭说，老党员不行了，新党员还可以。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庭，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
　　鲍罗庭像一部精细严密不知疲倦的机器那样高速运转起来。他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份至关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鲍罗庭亲自起草、中共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人汪精卫润色的。
　　鲍罗庭死去近４０年后，台湾的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西方资深评论家称李登辉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我们很多人听到后颇为吃惊。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几十年来天天喊“**TG”的国民党，竟也用了列宁的模式建党。
　　见过鲍罗庭的人都对他印像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庭能够看到局部现像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而别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却只能感到眼花缭乱。
　　这正是他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第三章，岩浆　７、谁人发现蒋介石
　　他又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习惯和礼节。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长久不忘。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基本都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让人满意而去。时间一长，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个人来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
　　鲍罗庭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的风格深深感染了周围听众。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红色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连宋美龄也为鲍罗庭的个人风采所倾倒。
　　她后来回忆说，鲍罗庭站在听众中间仿佛鹤立鸡群，他一进屋，你就能听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
　　后来蒋介石翻了脸，全国通缉捉拿鲍罗庭，宋美龄仍然说，鲍罗庭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周恩来也有着鲍罗庭的风范。
　　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对棘手问题不动声色的沉着、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全、迅速行动能力与长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见各异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无巨细每每亲自办理的工作风格，与当年鲍罗庭的的作法很像。
　　如此精明一位鲍罗庭，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从一般规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庭。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庭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庭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楼上经常座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鲍罗庭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鲍罗庭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惟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
　　魔瓶最先被鲍罗庭开启。
　　第三章，岩浆　８、谁人发现蒋介石
　　其实此前鲍罗庭就看好了蒋介石，为此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加伦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系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庭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为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７月国民政府成立，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庭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
　　加伦将军不知道，１９０５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庭就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斯大林。当时斯大林还是一个叫柯巴－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的格鲁吉亚青年，与来自拉脱维亚的鲍罗庭一样，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
　　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
　　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提出了颇含政治意义的考虑，而政治顾问鲍罗庭却在关键时刻被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蒙蔽，陷入了个人政治视野的盲区。他亲自把极大的权力交到蒋介石手里。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一失失得太大、太关键了，以至以前导致其成功的“千虑”最终被毁于这“一失”。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
　　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伧徨逃往上海。
　　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半年以后鲍罗庭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
　　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
　　鲍罗庭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４０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１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庭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庭：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第三章，岩浆　９、谁人发现蒋介石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１９２６年１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２５６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２４９张，蒋介石得票２４８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２１岁入党到４０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２０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４０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１００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像。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２４８强于２４９。
　　得票２４５张的宋庆龄在“二大”讲话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１９２６年３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
　　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
　　鲍罗庭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庭架空。
　　共产党人也在“整理党务案”后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苏联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说是陈独秀的对蒋让步“妥协政策”的恶果，但真相是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在鲍罗庭的协助下亲自处理，妥协让步政策是他们强加给陈独秀的。布勃诺夫事后讲了６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怕“吓跑大资产阶级”，否则中共“无论如何不能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事后报告处理 “三－二０”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中，布勃诺夫甚至认为中共只要做“保证这场革命彻底胜利＂的苦力，不要去争领导权，否则“任何过火行为都会吓跑大资产阶级”，“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
　　布勃诺夫的高参，当然就是鲍罗庭。
　　第三章，岩浆　１０、谁人发现蒋介石
　　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对事变情况一无所知，匆忙表态，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认为蒋受右派挑拨中，“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竟然成了帮助蒋“从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的回报只是赶走吴铁城、孙科、伍朝枢等人，虽然这是蒋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庭却在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０日写给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这样的交换“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
　　蒋介石打击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卫对“三－二０”中山舰事件保持着明白和清醒。
　　汪精卫后来回忆：“３月２０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３月２０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怎样也不怎样。
　　４月初，汪精卫以就医为名，由广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马赛，远走高飞。
　　蒋介石就是指汪精卫与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舰劫他去海参崴，所以发动“三－二○事变”。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实实就上了远走他乡的外轮。
　　自此，没有人能够阻挡他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革命斗争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庭恰恰丢掉了这一点。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庭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庭，称鲍罗庭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１９２６年８月９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庭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谋大师了。主持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是列宁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１９２０年３月就来华与中国革命者发生关系，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２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向联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报告：北伐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同时也使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而这种危机是鲍罗庭自“三－二０”中山舰事件后推行牺牲共产党和左派、在国民党上层对蒋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９月２２日，维经斯基再次向莫斯科报告，指出“鲍罗庭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明确提出“撤换鲍罗庭”。１１月６日，维经斯基在继续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
　　第三章，岩浆　１１、谁人发现蒋介石
　　维经斯基的这些报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
　　斯大林于１１月１１日主持联共政治局做出答复：“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同时决定非但不撤换鲍罗庭，反而加强鲍罗庭的权力，“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庭同志领导”，而“鲍罗庭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并给鲍罗庭颁发红旗勋章，“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做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庭同志协商。”
　　戏剧性的场面很快出现了：被撤职的不是鲍罗庭，而是维经斯基。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０日联共政治局改组远东局，任命列普谢为书记，鲍罗庭正式进入远东局。维经斯基还在以远东局书记的身份指导中共筹备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远东局内部却已经被撤职。
　　远东局随后也置于鲍罗庭的领导之下。
　　此时斯大林还不知道：历史给鲍罗庭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５月５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２００人的教官团和提供５０万卢布的决定。但让谁去“组建可靠的部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斯大林语焉不详。５月１３日斯大林讲了另一段话：“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所以５月５日的决定很快不了了之，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令共产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 “保持领导”。
　　５月２１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斯大林得知此讯坐不住了，于５月３０日给鲍罗庭等人发出“紧急指示”：（一）动员２万共产党员，加上５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二）“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
　　斯大林不会不知道，四年来联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装国民党不武装共产党的政策，根本无法通过一份“紧急指示”改变。而权谋大师鲍罗庭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执行武装工农政策的人。他鼓动陈独秀出面给莫斯科一个模棱两可回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本来这个紧急指示是发给鲍罗庭等三个俄国人的，本应由他们回复莫斯科。但是他们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说“不”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于是推给了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让陈一人独自承担了违抗斯大林指示的责任。
　　局面已经完全无法靠鲍罗庭的权谋来收拾了。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在武汉决议“分共”，大革命完全失败。
　　第三章，岩浆　１２、谁人发现蒋介石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暗淡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庭就在１９２６－１０２７一年的跌荡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苍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思维转换。
　　鲍罗庭不像蒋介石想像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庭想像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决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
　　当年反对鲍罗庭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一个月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他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庭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庭。
　　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庭的礼物，是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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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笔杆子，枪杆子

　　说到枪杆子，人们马上想到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著称于世的毛泽东；以为枪杆子理论出自他的天才创造。
　　袁世凯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来了枪杆子。通过对枪杆子的纯熟掌握运用，满清王朝不得不接纳他，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纳他。
　　孙中山则最先给中国革命带进来了军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基本就是对武装起义苦心竭虑的策划与发动。
　　于是中国的革命或反革命，一开始便具有了与别国的革命或反革命截然不同的特色。
　　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还是蒋介石。
　　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首先利用了鲍罗庭提供的机遇，其次便是手中的枪杆。
　　首先也来源于其次。鲍罗庭错以为他是一支革命的枪杆。
　　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他最初并不赞成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１９１９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第一期《创刊宣言》上，即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当时对一切暴力──包括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力──皆表现出极大的忿恨。
　　他１９２０年以极大的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治看作是拯救中国的惟一方法。他说：“胡适之先生有２０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２０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之外，一概不理。”
　　第四章、笔杆子，枪杆子　２、笔杆子，枪杆子
　　７年以后，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毛泽东到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期间经历了怎样由实践支撑的思想历程。
　　真正教会他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一个１９２６年的“三－二○”中山舰事件，一个１９２７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后来描述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毛泽东通过蒋介石对枪杆子的运用，真正看清了他的真面。而从枪杆子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出路。
　　教会的又何止毛泽东一人。
　　１９２６年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陈独秀已经看出蒋介石利用北伐实现个人军事独裁的危险，当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问是帮助蒋还是削弱蒋时，也只有回答：“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面对刀枪如林的蒋介石，手无寸铁的陈独秀认识到其野心也毫无办法，只有采取这种消极态度。
　　另一人是张太雷。他是中国共产党中较早认清蒋介石面貌的人。１９２３年随蒋访苏，他在代表团中就与蒋分歧很大，几乎天天争吵，弄得苏俄方面人人知晓。蒋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清除代表团了事。这样一个对蒋早有认识的人，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还要发表一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自我辩白，回答蒋的质问。他说：“如果我真是说了‘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我自己亦要骂‘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非但我没有这样说，并且不会有这样的事。”并说，“介石同志是不会排斥ＣＰ的，大家都是知道的”。
　　今天的人已经很难领悟，张太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痛苦。没有实力又不得不仰仗实力，即使很早就认清其面孔，但直到屠刀举起之前，还要去陪着笑脸说“介石同志不会排斥Ｃ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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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笔杆子，枪杆子　３、笔杆子，枪杆子
　　最终，张太雷牺牲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共产党人曾经就这样一忍再忍。对蒋的忍让，实际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对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缺乏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谁力量大谁就嘴巴大声音大的社会里，也难于成事。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所以有了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党的紧急会议，有了会上毛泽东激动的发言：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
　　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
　　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也是会攻长沙。
　　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之路。
　　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
　　毛泽东最早将失败的起义队伍转向罗霄山脉。这是在黑暗中面对失败思索的结果。它不是神的选择。是踏踏实实的中国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
　　第四章、笔杆子，枪杆子　４、笔杆子，枪杆子
　　是人的选择。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说是要去搞“土匪工作”。结果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照办。消息传到根据地就变成了开除党籍，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
　　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在罗霄山脉扎根立足，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的根基在井冈山，不在白区，更不在共产国际。不能设想他在大城市租界内外压低帽檐东躲西藏。更不能设想他像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共产国际会议厅里背诵亢长的决议。他属于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装割据的中国农村中，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第一个上山搞起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游刃有余的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
　　仅此一点，功在千秋。
　　毛泽东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袖。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选定必须得到莫斯科批准。“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先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陈独秀以后的负责人瞿秋白，是鲍罗庭一手包办。“六大”总书记由向忠发出任，因为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权，则完全出于他背后的国际特派代表米夫。
　　惟毛泽东无任何国际背景。
　　共产国际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了解毛泽东其人。
　　一直以为共产国际最早系统介绍毛泽东的文章，是１９３５年《共产国际》第３３、３４期合刊上发表的《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结果新近发现不是这篇，是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０日《国际新闻通讯》一篇共产国际官方公报：
　　“据中国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１９２７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
　　第四章、笔杆子，枪杆子　５、笔杆子，枪杆子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国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这篇讣告，就是共产国际最早介绍毛泽东的文章。
　　有人说，讣告表明远在莫斯科勒克斯大厦里的共产国际总部对中国革命实情隔膜之甚，否则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还不能这样简单。中国共产党也曾经为李立三开过两三次追悼会，每次都由他的战友周恩来主持。并非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不了解李立三，而是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随时包含着这种不可预测性。
　　共产国际发表的这份官方公报也是如此。
　　但以一篇讣告作为最早介绍一位著名领导人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极大的遗憾。
　　其实共产国际１９２７年就注意到了毛泽东。
　　１９２７年５月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为反驳托洛茨基所说北伐加强了资产阶级力量、削弱了工人阶级力量，布哈林专门引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批驳。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同月出版的第２２期转载了毛泽东这篇报告。布哈林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很有意义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 “北伐对于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是唤醒了广大的工农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逐渐成为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北伐中群众的力量成长壮大了，从革命发展的观点看，这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同志忽略了这一点。”
　　这位共产国际总书记实用地用毛泽东去驳托洛茨基，颇像后来中国大地上对毛泽东语录的用法：只想去驳倒对手，却并不在意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但从此共产国际也便知道了中共有个毛泽东。
　　知道了，距离承认还有很远。毛泽东当时提出了一种与共产国际传统理论不同的理论，但还没有证实这一理论的实践，也还没有支持这一实践必不可少的实力。
　　后来有了实践了，也有了实力了，国际开始重视，也只是几次致电中共中央，要与毛泽东搞好团结，发挥他的作用和影响，仅此而已。
　　第四章、笔杆子，枪杆子　６、笔杆子，枪杆子
　　就如列宁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是孙中山而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也是蒋介石而非毛泽东。
　　斯大林曾对蒋介石给以长久的信任。开始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１９２６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后，仅把对蒋介石的认识由“左派”调整为“中派”；蒋介石反苏反共面目已经十分明显了，也只承认其是“中间偏右”。最后大家都公认蒋介石是右派了，斯大林还说：“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直至“四－一二”事变之前，还把一张有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了蒋介石。
　　“四－一二”事变让斯大林看到了他以为蒋介石不可能有的“其他作为”，令斯大林伤透了心。
　　被蒋介石伤透心的斯大林，却对毛泽东抱有长久的怀疑。他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仅是一些“土地革命者”；１９４４年６月，斯大林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吗？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
　　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还怀疑毛泽东是否会走南斯拉夫道路，成为中国的铁托。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美军直接作战，这种看法才开始改变。
　　此时离斯大林去世，只剩下不到三年。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认识，这是一张艰难的、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没有答好的问卷。
　　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
　　对蒋介石的选择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而且归根到底超出了鲍罗庭掌控之外，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现代中国猛烈碰撞，用一场又一场生死拚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第四章、笔杆子，枪杆子　７、笔杆子，枪杆子
　　蒋介石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所向无敌。他通过辞职、下野、收买、驱逐、行刺、战争等等手段，使如此众多的对手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地。他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闫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到今那十八般武器，他样样会使，而且每一件都烂熟于心。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
　　１９３０年９月８日，蒋、冯、闫大战之间，闫锡山在北平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给反蒋派打气，说蒋介石有四必败：
　　一曰与党为敌；
　　二曰与国为敌；
　　三曰与民为敌；
　　四曰与公理为敌。
　　被称为“十九年不倒翁”的闫锡山所言极是。很长时间之内，没有人比闫锡山对蒋介石的总结更为准确、更为精僻、更为深刻的了。
　　但蒋纵横捭阖，就是不败。
　　这对众多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来说，此谜也是终身不解。
　　从客观因素看，他们不明白蒋代表着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势力；与衰亡的封建残余更少粘连，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更多关系。
　　从主观因素说，他们也忽视了这个人的精神底蕴。
　　１９０６年，蒋入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有日本军医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块置于案上，说：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停片刻该医官又说：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话音未落，课堂内一学生怒不可遏，冲到台前将土击飞，大声反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１／８立方寸土中？军医教官毫无所备，稍许缓过劲来，发现是学生中惟一不留辫子的蒋介石，便指其光头大声喝问：你是否革命党？该事在陆军速成学堂掀起轩然大波。
　　１９０８年，蒋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而邹容已在５年前被清庭处死；蒋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寢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革命与造反的情怀难以言表。
　　１９１２年，蒋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社，自撰发刊词，并著《征蒙作战刍议》一文。当时沙俄引诱外蒙独立，蒋十分愤慨，“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
　　不可否认，这个人青年时代一以贯之的极强的精神气质。
　　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４日，蒋给黄埔军校学生作《革命军人不能盲从官长》的讲话，说：“十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为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官长权限一大，便可卖党卖国”；又说：“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是叫做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这篇讲话思想甚为解放，后来人们却有不同解读：据称讲话前半部分在说陈炯明，后半部分在说孙中山。因为陈炯明在广东搞军阀割据。也因为孙中山在广东搞个人崇拜。
　　也许当年蒋介石真如所指。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能够这样讲的人，必定具有一些信念的底蕴，和精神的力量。
　　不爱钱，不怕死，是他不离口的革命军人二信条。
　　蒋介石１９２３年访苏，至彼得格勒参观冬宫。五彩大理石建造的金壁辉煌的沙皇宫殿，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印像；觉得“所谓金间、银间、翡翠间者，皆不过镀饰其外表，无足珍贵者”；而“惟新立一历史馆，标树其革命党过去之伟迹血状，皆足怵目悚魂，殊令人兴感也”；后来赴莫斯科城苏维埃参加纪念活动，“听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演说，又见海军革命发难二官长及一水手，登台表述其勋劳光荣，心颇感动”。
　　他胸中曾澎湃过怎样的激情。
　　所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蒋介石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兵力和金钱。这些方面，冯玉祥、闫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皆不敌。
　　苏联军事顾问契列潘诺夫１９６８年在莫斯科出版回忆录《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这样描写蒋介石：“在军事工作人员中，他与我们关系最密切。懂政治，自尊心强得可怕。读日文版的拿破仑著作……能很快做出决定，但经常考虑欠周，于是又改变主意。倔强，喜欢固执已见。他在政治进步中应该会走到合乎逻辑的极点”。
　　这是共产党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对手。
　　第四章、笔杆子，枪杆子　８、笔杆子，枪杆子
　　自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南京解放，蒋介石在大陆统治２２年零５天，三次上台三次下野，可谓“三上三下”，回回依靠枪杆起死回生。
　　第一次下野是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４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夺权位；但不到５个月便被请回来上台。
　　第二次下野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仅４４天就重返南京中枢。
　　下野成为蒋介石一种聚集力量的策略。枪杆子在手，自会有人来请。结果每一次上台都比原来实力更加强大，手段更加老辣。国民党把能够把蒋赶走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离不开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但毛泽东让他第三次下台。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引退”。这第一次是他统治大陆２２年的结束，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遇上了毛泽东，蒋介石便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共产党人。
　　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三－二○”中山舰事件后，通过“整理党务案”被赶出国民党中央的，就有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
　　毛泽东不是蒋介石面对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之前，蒋介石用法庭审判了陈独秀，用死亡压垮了向忠发，用子弹射穿了瞿秋白。对付这三个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他甚至不用亲自出马，部下们就把审讯陈独秀的记录、枪毙向忠发、瞿秋白的照片，规规矩矩放到了他案头。
　　使蒋介石真正认识毛泽东的，是他亲自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和举世震惊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最终也是通过朱毛红军对枪杆子的运用认识了毛泽东。
　　所以不得不于１９４５年在重庆恭敬地请毛泽东吃饭，还举杯互祝健康。
　　对手之间本不用互相尊重。蒋介石从第一次“围剿”起便以５万大洋悬赏毛泽东的人头。毛泽东１９３４年７月在江西苏区写《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也嬉笑怒骂道：“试问蒋介石这个蠢货懂什么？”
　　对手之间又是相互尊重的。
　　第四章、笔杆子，枪杆子　９、笔杆子，枪杆子
　　悬赏了毛泽东人头的蒋介石，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三封电报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两次留毛泽东下榻于自己的林园官邸。抵达重庆的毛泽东则得知蒋不抽烟后，虽然自己烟瘾很大，一天能吸几十支，但只要有他当年骂为“蠢货”的蒋介石在场，便一根烟不吸。会谈连续达四个小时之久，也是如此。以后他对任何政要皆无这种特殊的礼遇。
　　双方通过各自的方式，表达出各自对对方的尊敬。
　　这种尊敬与其说是对个人的尊敬，不如说是对实力的尊敬，对各自历史地位的尊敬。抛开各自信仰的主义、各自行进的道路，有一点是两人共同的：皆具有极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皆以为自己必定且注定要完成某种不可言喻且不言而喻的历史使命。
　　蒋介石最终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前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头一件便是把蒋老先生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
　　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终生不解。
　　蒋之大不幸，在于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时代。
　　蒋之大不解，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何具有如此巨大之号召力，如此坚韧之战斗力，和如此顽强之生命力。
　　从古至今，中国哪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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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围剿”

第五章：“围剿”——1、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中国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搏击，莫过于蒋介石的“围剿”，与毛泽东的反“围剿”。
　　1927年4月12日得手以后，蒋介石没有想到对付共产党人还需要“围剿”。
　　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围剿”。
　　后三次不得不亲任总司令。连“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都无暇顾及。一心一意、专心至致地“先安内而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
　　最后一次不得不动用其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
　　直到被张学良“兵谏”于西安了，闹到如此大之不可收拾局面，还感叹最后就差两个星期。
　　“剿共”不成，对蒋来说确实是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与共产党的对抗最初却颇为顺利。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他屡屡得手，没有费很大的心思。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迫退出第一军、退出国民党中央，接受“整理党务案”，全面退让。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更是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彷徨的、动摇的纷纷脱党。还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战友。
　　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
　　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
　　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她原来做过朱德的夫人，抓捕罗亦农时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部分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
　　也如此昂贵。
　　蒋介石几乎是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掉了。当初他在黄埔军校归劝学生们信仰三民主义的时候也算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现在面对潮水一样的“投诚者”，他连见都不要见。
　　那是蒋总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紧接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又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于是他腾出手来，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张作霖、张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冯玉祥、闫锡山，三年时间用于军阀混战。


　　第五章 、 “围剿” ——2、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湖南总工会委员长、湖南省委代书记郭亮的头颅被高悬在长沙城门口示众之时，鲁迅就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蒋介石不懂这些。所以他万万想不到，在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权势空前膨胀的这三年，那些被他驱赶到偏远山区的星星之火，却成为他真正的、最终的掘墓人。
　　最先惊醒他的，是计划“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
　　1920年初赴法国勤工俭学，干别人不愿干炉前翻砂工，他干，出大力流大汗。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而且情绪激昂，感染力极强。提到反动势力，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留法学生送他个绰号叫“坦克”。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以为他刚刚从法国回到国内，便问:“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事？”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不知道，此时他的儿子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
　　他听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个春节在父子的争吵中渡过。
　　李镜蓉后来逢人便说:“这个儿子是舍出去了，只当是没生他吧!”
　　李镜蓉害怕督军的暴力。几天前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和庞人铨刚刚被赵恒惕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其实李立三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工人保护，李镜蓉的这个儿子也必被舍在了安源。
　　当时安源煤矿总监工王鸿卿探知路矿俱乐部主任李立三是罢工首领，出600大洋找人刺杀李立三。工人们得知，从早到晚把李立三团团围住，必须出面的时候，也总是跟随几十个工人把他围在中间，谈话超过十分钟就动手把他拥起就走，使对方无条件下手。


　　第五章 、 “围剿” ——3、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李立三用暴力回应暴力。罢工谈判最关键阶段，路矿当局完成“草约”十三条后又想耍弄阴谋。李立三站起来说，我们让步已到最大限度，当局接受此条件就复工，否则我就离开矿区，听凭工人们自由行动。路矿当局一听“自由行动”，想必就是暴动。矿长李寿铨在日记里说:“事急如此，设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惟有姑订条件开工以息其风”。
　　安源罢工的胜利，刘少奇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这一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影响巨大。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全遭封闭，被迫转入地下，惟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阶级势力强大，反动当局不敢贸然镇压。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安源路矿是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李立三为中国工人运动做出重大贡献。但他并不以此飘飘然。后来在给要求他留任俱乐部主任的工人们的一封信中，他说:“群众终有力量，团结终有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只要认识了社会主义，就不要认识哪个人了”。
　　成功的安源煤矿大罢工使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1924年末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
　　李立三1926年又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在武汉，船工出身的向忠发只是名义领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当时人们说，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
　　李镜蓉少了一个叛逆的儿子，革命却多了一员不妥协的猛将。
　　这员猛将对中国革命贡献决不仅仅止于工人运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一条中评价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决不仅仅只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回击反革命暴力。

补充内容 (2011-9-7 13:32):
　　第五章 、 “围剿” 4、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陈独秀停职，鲍罗庭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

补充内容 (2011-9-7 13:33):

　　第五章 、 “围剿” 8、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王金钰左推右挡，迟迟不动。直到蒋介石许以江西省主席，才勉强带领其北方部下开拔。一路说

补充内容 (2011-9-7 13:48):
第五章部分内容转到下个分页

补充内容 (2011-9-7 20:08):
补遗转到2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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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外国的月亮圆（一）

第六章、外国的月亮圆（一）——1、外国的月亮圆


　　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发布《战守第二一三号训令》:
　　“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故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吾将士忍性坚心，以完成此革命最后之任务。如能效愚公移山之法，只要自强不息，则天下事无不成功之理也。”
　　蒋介石也提出愚公移山。
　　毛泽东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提出愚公移山，是号召共产党人奋发努力，挖掉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蒋介石1933年10月提出的愚公移山，则是号召蒋军将士疆场效命，挖掉蒋家王朝面前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这两座大山。
　　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蒋介石要部下学愚公，不求几口吞下苏区，只求三里一进，五里一推，构筑碉堡与军队齐头并进，进一步守一步，逐日蚕食掉苏区。
　　据说《战守第二一三号训令》里面，每日进二里，一年吃掉苏区的算盘，就出自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作为这一盘算基础的碉堡政策，也是德国顾问的主意。甚至说得十分具体:主意都出自德国顾问团首领赛克特。
　　这使人想起在苏区红军中也有一个德国人李德。
　　于是有人便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是一场德国人之间的战争。
　　这些人喜欢用白描去图解历史。以为历史脉络尽在几根简单的线条之间。他们把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的反革命“围剿”武装的革命看得过于简单了。
　　中国近代史上，自在战争中使用了洋枪洋炮以后，便多见德国顾问的身影。惊天动地的甲午战争黄海大海战，旗舰“定远”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旁边，就立着个德国顾问汉纳根。
　　比这更早，明末清初就有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夏尔，先帮助明末朝庭制造火炮防卫满人进攻，后帮助清初朝庭制造火炮镇压汉人反抗。
　　德国人以其精于兵器制造、精于军事学术著称于世。
　　也精于顾问之道。
　　所以便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第179条规定:禁止德国国民在外国军队及其学校担任顾问与教官之职。
　　这条规定很快就名存实亡。


第六章、外国的月亮圆（一）——2、外国的月亮圆

　　孙中山很早就请过德国顾问。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10月特意访问当时仍属于德国租借地的胶州，在对大学生的演讲中特别称赞了青岛的建设和管理，并提出应将德国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榜样。1917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炽，孙中山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参加协约国，与德国为敌。一战结束后，1921年孙中山派代表赴德国，表示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发展。德国政府当时基于现实考虑，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此后孙中山以私人名义秘密聘请了多位德国顾问，逐渐开始在广东提供服务。一直到1923年1月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才彻底将其目光由德国转向苏俄。
　　孙中山用苏俄顾问取代德国顾问，蒋介石却反过来，用德国顾问取代了苏俄顾问。
　　1927年蒋介石“清党”、驱逐苏俄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使德国获得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最好时机。从1928年直至1938年，十年间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在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任职。
　　蒋介石很早就对德国颇感兴趣。1923年他率团访问苏联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签署俄、德、中三国联盟:“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比蒋介石的“俄、德、中联盟”建议更早，1907年德国议会就提议建立“美－德－中”三角关系，以便补偿德国在欧洲大陆所处的孤立地位。正是这种地位，迫使德国政府以“和平的”的经济政策取代原先的扩张政策，德国国内媒体上甚至出现了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的言论。
　　就蒋介石而言，当时他不是执政者，所以是个革命者。那时的蒋介石，还主要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待中国与德国结盟。
　　后来成了执政者、扼杀革命者、江浙财团利益保护者，不再想与苏俄结盟了，对德国的兴趣却有增无减。这除了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独裁统治与德国相类似外，主要还是为德国军事化、中央化和工业化所吸引。他要依靠德国顾问的作用，扩大南京中央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权威。


　　第六章、外国的月亮圆（一）——3、外国的月亮圆

　　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
　　鲍尔是德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上校军官，重炮专家，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的得力助手，曾参与1920年3月鲁登道夫策划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帕暴动。暴动失败后流亡国外，在西欧、南美各国出任军事顾问。到中国见蒋介石以前，此人甚至在苏联红军炮兵中干过一段时间。
　　鲍尔也精于顾问之道。1928年来中国，正逢蒋介石下野，他便帮助张作霖设计军事计划。但其本人后来一直否认此事。蒋介石北伐成功，东北易帜进入倒数计时，他便堂堂正正地做起了蒋介石的总顾问。
　　蒋介石与鲍尔关系不错。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深得蒋之赞许。鲍尔此人也很怪。他并不把自己限制在军事事务上，更多地把自己看成一名工业和经济顾问，而不是军事顾问。他说：“除非先建立一个国有化的工业体系，否则根本谈不上建立一支国有化的军队”。但他没有更多时间展现头脑中那些主意了。与蒋介石合作仅仅半年，他便病死于上海。
　　鲍尔死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希特勒啤酒馆暴动的共同参与者和共同入狱者的赫尔曼-柯瑞伯上校继任总顾问之职。纳粹党的活动大量渗透进顾问团。柯瑞伯青年时代参加过八国联军，以中尉军衔在德国元帅、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麾下入侵北京。所以民族意志强烈的蒋介石对他没有太好的印像。柯瑞伯又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军人，连顾问团的军事性质都因他出现一些改变。他一直同自己的部下及国民党官方关系紧张。部下们说他的行为“像瓷器店里的大像”。他对蒋介石的影响远远小于鲍尔。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先派他到武汉地区筹划布防，后又把他带上铁甲列车，上前线筹划对冯玉祥和闫锡山的大战。为此汪精卫1929年底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德国政府指派军事顾问助蒋作战。德国政府慌忙出来声明:
　　“德国为遵守凡尔赛条约，一向禁止输出为战争使用之军火与毒气，且中国军队编用德国军事顾问，系违反德国政府之愿望。”
　　表示汪精卫所指的顾问皆系中国政府私下招聘，不能代表德国政府.


　　第六章、外国的月亮圆（一）—— 4、外国的月亮圆

　　从总体看，蒋介石对柯瑞伯是不满意的。1930年元旦蒋与柯瑞伯等德国顾问一同观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电影，完后蒋说:
　　中国政府为了进行各种必要之改革，不惜以大量金钱聘用德国顾问。但在过去一年来，若干顾问，未曾给予中国政府任何具体建议，且有对于所呈之问题，无法作肯定之答复。现十八年过，十九年将开始，余谨望顾问先生不要再辜负自己所负之责任。
　　蒋介石这番当面指责的话颇不客气，主要还是对柯瑞伯而发。
　　1930年5月，乔冶-魏采尔接替了柯瑞伯。魏采尔中将是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拟定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剿共”方面，他是对蒋介石帮助最大的一个德国顾问，不但参加了中原大战，而且参与制定对苏区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计划。他感到极胜任这种任务，洋洋得意地说过:“在我们德国由诺斯克领导的反共战争中，采取了残酷手段并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而我在中国也做了同样的工作”。
　　尽管帮了蒋的大忙，但他与蒋的关系却很一般。魏采尔对蒋介石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很不客气，激动起来指手划脚，为蒋所厌。当时德国方面解释说他是因为“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同蒋的关系恶化。20世纪90年代，德方又出现新的解释。德国弗莱堡大学的马丁教授认为，当年的魏采泽尔等德国军事顾问，罔顾中国国情，罔顾中国军人思想深处的儒家传统思想，在与中方交往中表现出太多的普鲁士风格，企图按照普鲁士精神改造中国军队，不但树敌过多，还未获成功，影响了顾问团的效率。
　　德国军事顾问也并非个个都不成功。在华期间待遇最高、蒋介石最喜欢、最钦佩的德国顾问，是汉斯-冯-塞克特上将。
　　塞克特为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来华的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之人，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和蔼的外表为其赢得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绰号。英国驻德大使曾这样评价这位“德国国防军之父”：“他的头脑比其拘谨的军人外表广阔，他的见识比其严谨整洁的外貌广博”。德国人则评论说，在塞克特领导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第六章、外国的月亮圆（一）——5、外国的月亮圆

　　塞克特1933年5月访华，6月拟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送蒋介石。意见书中说：
　　“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首在国境之安定；此即谓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有效之军事组织，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
　　此建议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谋而合。此时恰逢第四次“围剿”失败，国民党将领意志动摇，4月7日蒋在临川向各将领训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我们要以专心一志剿匪，要为国家定长治久安的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4月10日蒋又在南昌纪念周上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塞克特与蒋介石不同。蒋用惯了权威。塞克特却能把他充满威吓的讲话，包上一层理论的面纱。
　　在给塞克特的回信中，蒋写下了“拜读之下，感佩无已，吾人于此相别之后，惜相见已晚，而又不能常住一处为怅也”等语句，求教之切，溢于言表。
　　蒋介石下决心用塞克特。
　　但塞克特目标太大。德国政府怕出现麻烦，最初不同意塞克特来华。蒋软硬兼施，威胁说塞氏不来，将聘请法国顾问。当时德、法正是死对头。德国政府出于在华权益的考虑，只有同意。塞克特来华不仅担任总顾问之职，还被委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介石的代理人。
　　在这方面，蒋介石身边的塞克特与博古身边的李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塞克特1934年4月到上海，李德1933年9月到瑞金。塞氏晚一些，但两人“下马伊始”便获得了极大权力。
　　塞克特以“委员长委托人”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南京政府的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塞氏请教；而且规定每星期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还需事前登记，过时不候。
　　李德所处的条件当然比塞克特差得多。但瑞金的中共中央首脑人物也须一批批鱼贯进入李德住的“独立房子”开会，决定大政方针。
　　瑞金有个“太上皇”，南京也有个“太上皇”。皆是国共双方迎菩萨一般自己请进来、供起来的。
　　第六章、外国的月亮圆（一） 6、外国的月亮圆
　　蒋最初不想让魏采尔走。在“剿共”方面魏氏的能力是突出的。其娴熟的规划技巧和作战经验还颇有可用之处。蒋的原意是想具体事务让魏采尔继续负责，全面的军事、政治、外交筹划交塞克特。但魏采尔一付一山不容二虎之势，塞克特刚到上海，他便立即到南昌向蒋辞行，多一天也不待，也许也是一种东方人不甚理解的普鲁士精神。蒋无法，也只好让他走掉。
　　魏采尔与塞克特的交接在1934年4月11日。这一日以前诸事皆归魏采尔，这一日以后，便都归塞克特了。
　　两人交接前一天，陈诚指挥十一个师发起了广昌战斗。
　　所以认为碉堡政策是塞克特出的主意的人们，完全没有根据。塞克特上任时，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发起了七个半月，碉堡政策早已执行，苏区周围的碉堡已经成千上万了。塞克特对蒋介石的帮助主要不在“围剿”红军，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建军方针和思想。
　　他在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出所谓“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
　　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
　　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
　　这三条皆来自典型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军官团为国家核心。
　　这三条影响了蒋介石一生。
　　人们说，在普鲁士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和军国主义精神影响和渗透到整个德国。对德国人来说，军事力量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形式。近代以来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德国那样崇尚武力、崇尚“铁与血”。
　　当时在德国流行一种明信片，上面印着德王弗里德里希、首相俾斯麦、总统兴登堡和元首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再清楚不过地显露德国由普鲁士军国主义演变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全过程。
　　塞克特专门使蒋介石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
　　这些理论，使崇尚铁腕与独裁的蒋介石有茅塞顿开之感。
　　蒋介石很早就想留学德国。1912年，26岁的蒋介石主使人刺杀陈其美的政敌、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孙中山通缉杀人凶手，蒋介石只得避往日本。可叹陶成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曾两次潜入北京，图伺机刺杀慈禧太后而未成，最后竟死在蒋介石派的刺客王竹卿手里。蒋在日避居期间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做准备。第二年春本拟留学德国，因孙中山命其留沪听命，留德未成。


　　第六章、外国的月亮圆（一）——7、外国的月亮圆

　　塞克特这个老师，为他补上了当年遗憾不已的一课。
　　除这些之外，塞克特便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优先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推销德国军火，购进急需的原料等等。他与南京政府做成的一笔大交易，用德国军火换取中国的钨矿和锰矿。1935年和1936年，中国出产的几乎全部钨矿都被拿去与德国交换武器。在塞克特任上，德国很快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则成为德国最大的军火买家，超过1/4的德国军火输往中国。
　　塞克特没有就军事行动的细节为蒋提供咨询。蒋也不对他做这方面的要求。虽然他没有为蒋介石提供碉堡政策，但其提供的独裁理论和支撑这一理论的力量建设，对蒋介石来说比那些砖石结构的碉堡重要得多得多。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时，塞克特一上台便开门见山：“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这个人就是来自人民却又不同于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须是个独裁者”；这一理论揭示确实令蒋兴奋不已。然后是塞克特指导下的建军实践。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基本完成以德国体制为楷模的整军计划。其中，中央军的30个师完全或部分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而第36、87和88师为德制化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则完全按照德国步兵标准编装。此外军火工业的规划、兵役制度的改进、军政军令权责的明确、整体国防体系的建立等等，都出现重大改进。
　　抛开这些后事不谈，剩下的那个老问题还悬在这里：谁提出了碉堡政策？不是塞克特，那么是其前任魏采尔了？
　　为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魏采尔也上了庐山，与陈诚等人一道住在海会寺，其他德国顾问住在附近的龙云寺和华严寺。在此前后，为规划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魏采尔出了不少主意，包括赞成采纳碉堡政策，但他却不是这一政策的提出人。
　　碉堡作为一种无法抵御强大炮火的防守工具，在火炮密集的欧洲战场已普遍弃之不用了。来自欧洲的德国顾问们，不可能对这项业务有多么精深的造诣。只有对中国战场非常了解，对基本无重武器的红军非常了解，知道自己的对手既没有如此口径的火炮，也搞不到这样口径的炮弹，不能摧毁面前仓促建筑起来的砖石结构物，才能把如此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乌龟壳之上。
　　纵然外国的月亮再圆，外国人念的经再好听，就这一点来说，能够提出碉堡政策的，也非金发碧眼的日尔曼人，必定是把握透了中国式战场和中国式战斗的人。
　　他的确是个典型的中国人──朱德的同学金汉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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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第七章、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1、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特别流行的毛主席语录: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还编成了语录歌，唱得颇为豪迈雄壮。
　　那是一个根本不考虑毛泽东讲话的时间、地点的时代，翻开就念，念完就用，而且主要是对别人而念而用。只顾“拿起笔，作刀枪”了，出处在哪里，针对什么问题说的，将语录倒背如流的人并不知晓。
　　直到毛泽东逝去了近20个年头，才在毛选中明白，这段话是针对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碉堡政策而说的。
　　毛泽东说:“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
　　接下去，就讲出了那段著名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34年1月27日，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全面展开。据国民党编年史《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该年1月1日，仅在江西完成的碉堡就达2900座。
　　蒋介石的碉堡政策来自于这三个人:
　　最早提出建议的，是滇军将领金汉鼎。
　　最早实践此法的，是赣军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戴岳。
　　最终将其全面化系统化完善化的，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柳维垣。可称为“碉堡三剑客”。
　　1929年冬，鲁涤平在南昌召开全省“清剿”会议，商讨消灭江西朱毛红军的办法。会上，三省会剿副总指挥、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提出，当年云南少数民族曾用建碉守卡的办法，给前来镇压的清军以重大打击；后来清军也学会采用此法，最后征服了少数民族的顽强抵抗。他建议江西的进剿也可仿效此法，巩固进剿部队阵地，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后消灭朱毛红军和红色根据地。


　　第七章、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2、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金汉鼎可谓一言九鼎。5年后，至1934年10月红军战略转移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密布于苏区周围的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等达到14294座。但谁知晓提出这条消灭朱毛红军计策的金汉鼎，当初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二队内，竟然与朱德是同班同队的同学，且交情颇深。
　　朱、金二人当年一同参加同盟会，一同参加辛亥革命后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后来两人同入滇军第二军，同任旅长：朱德任第十三旅旅长，金汉鼎任第十四旅旅长；朱德为第三混成旅旅长，金汉鼎为第四混成旅旅长。
　　两人在实战中多次默契配合。
　　1916年川滇内争，滇军主力在眉山陷入重围，朱德率部做前锋突围开路，金汉鼎在后卫掩护撤离，部队安全撤到三江镇。
　　1917年秋金汉鼎部与朱德部同守泸州，抵抗川军刘存厚部进攻，激战昼夜，金、朱两旅将川军困于五峰顶，迫其出示白旗投降。
　　同学之情，沙场之义，使两人愈加亲近。川滇一带有民谣说:“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由于骁勇善战，在滇军中有“金（汉鼎）、朱（德）、耿（金锡）、项（铣）”四大金刚之称。
　　由背靠背的战友到面对面的对手，朱、金二人走过了一段历史路程。
　　上海是这两位滇军名将的第一座分水岭。
　　1922年唐继尧率军进袭云南，金汉鼎与朱德同时出走。先入川，后赴沪，与孙中山晤谈于上海。当时正逢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答应付十万元军费，要朱、金去广西整编滇军旧部，攻打陈炯明；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朱德则感于社会黑暗，军阀逞横，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
　　孙中山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朱、金两人从此分手。
　　朱德出国前，金汉鼎以款赠助。
　　他们两人的第二座分水岭，在南昌。
　　1927年，两人在南昌相遇。时金汉鼎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上将军长兼赣北警备区司令，朱德则在第二十军当党代表。地位拉开了，但同是北伐军，且情谊依旧。忆及以往，两人皆不胜感慨。在金汉鼎力荐下，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命朱德出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来还兼了南昌公安局局长。金汉鼎决没有想到正是由于他的力荐，使共产党人的南昌起义更容易举行，朱德在其中也处于了更有利的地位。


　　第七章、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3、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朱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成为他们第二次分手的地点。
　　为了争取驻赣的滇军，朱德在南昌起义中，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
　　但争取第九军的计划未能实现。蒋介石已经觉察。金汉鼎让起义部队由其驻地顺利通过，被蒋介石撤销了第九军番号，降任为第十二师师长。
　　后来朱德上了井冈山。降了职的金汉鼎则提出了那条围困朱毛红军的建议。这是国民党后来用碉堡政策围困江西苏区的最先声。
　　当金汉鼎向鲁涤平提出这条建议之时，不知是否想到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二队内，他的同班同队同学朱德？
　　金汉鼎的意见在会上引起很多人的重视。但出了会场，倡议者自己反到十分消极。身为三省“剿匪”副总指挥，只要与朱德指挥的红军对阵，金汉鼎定要避免主力决战。屡屡如此。蒋介石见他剿共不力，便降他为第三十五旅旅长；后来干脆解除其军中职务，让他去了全国禁烟委员会。
　　云南盛产烟草，这位滇军“金刚”最终被蒋介石弄成了禁烟将军。
　　鲁涤平在全省“清剿”会议结束后，便将金汉鼎的建议告诉了蒋介石。
　　这条建议没有引起蒋的重视。蒋认为朱毛红军那点力量可以一扫而光，不需碉堡政策那样费时费力。
　　将这个建议立即付诸实践的，是张辉瓒手下的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戴岳。他也参加了鲁涤平的“清剿”会议。金汉鼎的建议一下子就打动了他。出了会场戴岳便在赣东实践开来。当时红军没有重武器，此法果然很有点效果。
　　敏感且大胆的戴岳却命运不佳，摊上了一个轻狂的上司张辉瓒，在第一次“围剿”中就把队伍装进红军的口袋里，令十八师全师覆灭。师长张辉瓒被割掉了脑袋，旅长戴岳也好不容易才仓皇逃回。部队没有了，他心不甘，用两天时间写了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呈何应钦，内中特别强调了碉堡政策的重要。
　　戴岳建议:“凡重要的地点，不能不驻兵，而又无多兵可分派，就选择一个良好的地势，用石砌成碉堡，使少数兵守之；并督率附近各村组织联村自卫，使良民或反共的民众得到相当的保障，坚决地反共”；“使红军不能击破，并能以少数的部队击溃多数的红军，同时可以阻绝红军的交通和活动，逐渐把苏区缩小”。
　　何应钦正在筹划第二次“围剿”，看完后大加赏识，亲写序言，将戴岳的意见书印成小册子，大量发给“围剿”部队。何应钦在序言中说:“此书乃戴旅长岳本其平日剿匪清乡之经验汇集而成，知己知彼，洞中窍要，可作剿匪部队之参考。我党政军各界同志，允宜人手一册，细心研究，应时运用，于剿匪前途，当映有裨益。”
　　戴岳的意见书加上何应钦的批示，使金汉鼎的建议开始被广泛推广。


　　第七章、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4、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在对中央苏区久攻不下、国民党军队内不少人开始实行碉堡政策的基础上，1933年6月8日至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剿匪”会议，专门讨论第五次 “围剿”的战略战术。柳维垣等人在会上提出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终于为蒋介石采纳，并由会议“决定其原则”。会后南昌行营第一厅专设第六课，由柳维垣负责，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
　　国民党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碉堡政策，演化到此，便基本成熟了。
　　由于当时红军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这些乌龟壳的确变成了围困中央苏区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怎么知道对手的碉堡政策的？
　　在何应钦主持的第二次“围剿”中，戴岳的小册子落到了红军手里，共产党人开始知道国民党有了碉堡政策。红军长征后，被红军高级将领逐条批驳过的那本小册子又落到戴岳手里。批驳的文字是红色的。不知出于谁的手笔。滇军将领金汉鼎、赣军将领戴岳、中央军将领柳维垣组成的“碉堡三剑客”，无疑金汉鼎为首。
　　风风雨雨过去，提出碉堡政策22年后，金汉鼎与从碉堡中冲杀出来的朱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相会。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听到金汉鼎参加云南卢汉起义消息后，朱德立即指派入滇部队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前去看望。195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之际，金汉鼎赴京参加观礼，与朱德相会于北京。
　　他们二人当年在上海、南昌两度分手，这回终于在北京紧紧握手。当年滇军的这两位“金刚”，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个是起义将领。两双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能唱出那段悠远的川滇民谣:“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
　　不知是否还能记得赣粤闽湘那些漫山遍野的碉堡。
　　还有毛泽东那发问久远的问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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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崛起

第八章、崛起——1、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1932年，日本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再次获胜。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
　　日本政府签署的这些条件，根本不能满足军部正在崛起的一伙少壮军阀的胃口。
　　十天以后，5月15日下午5点30分，东京。海军中尉三上卓带领黑岩勇、山岸宏等海军青年军官，闯入内阁首相犬养毅官邸。来者共有9人，分成两批。一批走前门，一批走后门。警卫官邸的警察在枪口下很快被制服。
　　在官邸餐厅内，三上卓见到了犬养首相。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枪没有响。枪机戏剧般地出现故障。
　　“如果听我说了，你们就会明白。”犬养首相被拉到满是军人的会客室时，力图镇静地解释道。他还想说服这些配带武器的不速之客。
　　“我们为什么来，你清楚!有什么话快说!”三上卓吼叫着。
　　“讲话没用!”“开枪!”
　　黑岩勇和三上卓一齐朝犬养的头部开了枪。犬养毅满身血污倒在榻榻米上，当即毙命。
　　“把皮鞋脱掉吧!”是这位不赞同军部专制的首相说的最后一句话。
　　军官们是来刺杀他的。没有人按照习惯，进屋脱鞋。
　　随着犬养首相的葬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的政党政治，在日本寿终正寝。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才有人出来说：犬养毅被谋杀使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
　　日本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评论说，“五-一五刺杀推翻了两次护宪运动中先辈们费尽心血才粗具规模的议会政治，倒退到在帝国议会中没有基础的超然内阁时期”。
　　军人飞扬跋扈的时期已经到来。


　　第八章、崛起 ——2、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近代日本政界的每一起刺杀，几乎都以中国问题有关。中国是一快肥肉。为了吞下这快肥肉，日本几届首相纷纷跌落。
　　刺杀犬养首相，起因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歧。
　　犬养毅是日本政界著名民主人士，与孙中山关系很深，一生致力于确立政党政治。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列出对中国革命提供有力帮助的22位日本友人，排第三位的便是犬养毅。
　　排第一位的日本革命者宫崎滔天曾经说过:“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党中始终为支那者，惟犬养毅氏一人而已。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犬养氏资助之”。
　　犬养毅为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每当孙中山落难，他就为收容孙中山在日本奔走斡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很快到上海，买力地声援孙中山上台，激烈地反对与袁世凯妥协。
　　犬养的身材十分矮小。他是在既不能控制军部一手操纵的“九-一八”事变、又不能制止国联派出调查团的若槻内阁倒台后出任首相的。与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关系是他独特的优势。甚至蒋介石落难日本时他对蒋也有过帮助。南京政府的很多要人都有与他有私人联系。犬养毅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针应是，承认1922年华盛顿的《九国公约》。公约第一条就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行政权的完整”；日本也在公约上签了字。犬养坚持认为，若按照军部的意思，否认中国对满蒙的主权，即使一时能够使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两者最终仍会合为一体。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犬养决定走一条危险的钢丝:使日本的权益和中国的主权在满蒙都能顾及。
　　1931年12月20日左右，他秘密派遣萱野长知为特使前往南京。
　　萱野是退役军人，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达30年之久，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比犬养毅更深。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对萱野以广东革命军顾问之重任相托。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他是惟一侍奉在侧的日本人。由他来调解日趋紧张的日中关系，再合适不过。
　　萱野在南京活动期间，为了询问犬养首相的意向，拍发了一份很长的密码电报，却没有任何回音。于是连续拍发好几份电报，都杳无音信。
　　犬养毅的秘密活动就是通过这些电报暴露了。扣下电报的是内阁书记官长森恪。他与军部的少壮军人关系密切，森恪先把电报内容告诉了少壮派军官，再通过犬养毅的儿子警告犬养本人。


　　第八章、崛起 ——3、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森恪是一个政治背景十分复杂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代表三井物产，最先向孙中山提出提供财政援助；“九-一八”事件后又投靠日本军部，最先出卖其好友和同党犬养毅。森恪一人就是一部日本现代政治百科全书。为了心目中的日本利益，他可以做任何事，也从不在乎出卖任何人。
　　而且还是几乎完全公开的出卖。
　　当时，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正在与伪满洲国政府谈判，并且在“使中国本部政权对满蒙死心，使之面对既成事实只有加以承认”这一方针上取得一致意见，事实上决定了不与南京政府就所谓“满洲问题”谈判。忽闻犬养毅首相悄悄往南京派去了特使，咄咄逼人的少壮军人无不感到难以容忍、义愤填膺。
　　犬养毅之子犬养健担任其父的秘书官。二战结束后，他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时说:“森恪曾数次警告我，说总理大臣采取与军部和满洲方面的武力政策相对抗的政策，对总理自身是非常危险的。在几次谈话中，森恪都说过，如果我父亲继续采取反对军部的政策，那末父亲的生命必有危险。”
　　在日本，军部泛指日军统帅部。包括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和陆军省、海军省。
　　开始被军人视为眼中钉的犬养毅，其实最初与军部的关系也不错。在整垮上届首相滨口雄幸时，还做过军部的好帮手。滨口内阁是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田中内阁又因皇姑屯事件倒台后上台的。上台半年便赶上要了他性命的伦敦海军会议。
　　说到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必须扯出华盛顿会议。1922年华盛顿会议曾规定:日本海军大型舰只能为英美两国的60%。日本军界长期对这一比率不满，于是伦敦会议前定出方针，要提高十个百分点，将比率调整到70%。潜艇则保持已有的78000吨水平。
　　1930年1月，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举行。美国反对日本提出的修改，坚持华盛顿会议的60%比率，而且要废除所有潜艇。
　　会议陷入僵局。
　　此时正值大萧条波及日本。滨口内阁面对经济不景气现像，决心紧缩财政，协调外交，达成裁军协议以缓和灾难中的国民经济。
　　当然也还有另一面。在皇室和军阀的夹缝中战战兢兢履薄冰、小心翼翼沿政党政治爬到首相高位的滨口，深知必须照顾军部情绪，否则后果难料。


　　第八章、崛起 4——、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滨口内阁在会谈中为日本讨价还价，异常艰苦。终于在3月13日签订了日美妥协案，日本拥有舰只总吨位为美国的69.75%。
　　军部要求上调十个百分点，滨口内阁在美国人那里拿到了九点七五个。日本的主张可以说几乎完全被贯彻了。69.75%与70%，仅仅相差0.25%。
　　但就是这0.25之差，在日本竟掀起轩然大波。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首先发难，大表不满，指责内阁不顾军令部反对而签约，违反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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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军人在日本政治中之蛮横霸道，可见一斑。
　　尚若反对浪潮仅仅来自军方，问题还要简单一些。在野党政友会也立即随声附和，说滨口内阁“明知军令部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却无视这一意见，轻率地决定了有关国防的重大问题”，利用伦敦条约开展倒阁运动。其中最积极、甚至把它上升到“侵犯统帅权”高度的，就是政友会总裁犬养毅。
　　犬养毅因为自己的政党政友会在大选中遭到失败，与民政党的273个议席相比只获得174个议席，便为倒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决定军事力量发展这一最为重要的国政也说成是内阁管辖之外的事，虽然搞垮了滨口内阁，却也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时滨口内阁还硬顶了一会，不顾军令部的抵制和犬养毅的政友会的反对，签订了日、英、美三大海军国《关于限制和缩减海军军备的条约》，即《伦敦条约》。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于1930年10月27日在英国外交部举行。滨口出席。18天之后，他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暴力主义者行刺，身负重伤。刺客佐乡屋留雄与臭名昭著的皇室成员、阴谋家东久迩宫有联系。
　　近代日本发生的多起刺杀事件，都与这位东久迩宫有关。
　　滨口首相1931年8月26日去世。
　　他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却死于无法无天的帝国。
　　1932年5月就轮到指责滨口“侵犯统帅权”的犬养毅了。当血盟团青年军官黑洞洞的枪口开始瞄向犬养脑袋的时候，他不知能否记起自己对滨口的指责？
　　犬养毅是自1890年日本第一次众议院大选开始，连续17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的著名民主人士，议会内打倒藩阀和拥护宪政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日本近代最富盛名的民主政治家，却亲手葬送掉惨淡经营起来的民主政治，这不能不说是近代日本国家发展的巨大悲剧。
　　被刺杀前两个月，犬养毅已经意识到了危险。1932年3月15日，他给青年时代的朋友上原勇作元帅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对军人犯上现像表示十分忧虑，另一方面竭力表白自己的对华政策:“为了在形式上停留在政权分立，而事实上已达到我方目的，我煞费苦心”；“如不迟早改善这种关系(注:指同中国的关系)，一旦俄国的五年计划完成，国家的实力真正得到充实，它决不会像现在这样保持长久沉默的。作为对俄国的防备，本人认为应尽早改善与中国本部的关系。”
　　第八章、崛起 5、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战败后的日本历史学者们，称赞这段思虑为“卓越见识”。
　　犬养毅本人何尝不想吞并满蒙。比起那些狂躁蛮干的军人来，他忧虑的眼光更加精细、长远而已。就是当初卖力地资助孙中山，他也有独特的考虑。在写给派去照顾孙中山的陆羯南的一封信中，他说:“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
　　国民党那些与日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元老们，若知道犬养毅这封密信，知道连孙中山都被称为“无价值之物”却又“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然后“以备他日之用”，对他们心目中那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不知该作何感想？
　　资助孙中山是一张牌，承认中国在满蒙的权益也是一张牌，核心都是为了日本利益。特别是为了躲避日本即将面临的现实危险。
　　犬养毅留给中国的所谓“权益”，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空壳而已。
　　即使如此，军部也认为他在背叛。
　　想走钢丝的犬养毅，是在刀尖上跳舞。
　　1932年5月15日，他终于从刀尖上掉了下来。
　　第八章、崛起 1、大和民族的血祭
　　主持刺杀犬养毅的，是极右翼军人组织“血盟团”。在军法审判中，行动头目、霞浦海军航空兵军官古贺清志中尉对法庭说:“国家的状况到了非流血不能改善的地步”。他的助手、亲手打死犬养毅首相的三上卓海军中尉，则说这次行动是一场革命，意图是要造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一致。三上卓大声在法庭上说:“我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只有开第一枪的黑岩勇略表后悔:“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他在劫难逃，因为他必须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被审讯的军官们收到了110000多封表示支持的信件。有3570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对血盟团人员宽大处理。新泻市竟有9个人把他们的小手指砍下来，泡在酒精里送给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并附信说，虽然被告“犯了法，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竟然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刺客只不过是自卫。后来公布的司法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的联合声明这样说:
　　“本犯罪案件的动机和目的，据各犯人所说，是由于我国最近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和军事诸方面停滞不前，以至国民精神重又颓废堕落。因此，如不打破现状，帝国将有覆灭的危险。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是因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互相勾结、营私舞弊、轻视国防、无视国计民生、腐败堕落所致。必须铲除这一根源，完成国家的革新，以建设真正的日本。”
　　联合声明几乎成了被审判者的宣言书。日本的法律当时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如上所述，审判期间，公众情绪对杀人者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每天都有请愿的人群集在海军军官的交谊团体水交社外，有的甚至彻夜等候在外面，希望与罪犯的辩护律师会面，以表示支持。首犯古贺清志的父亲表示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的许多信件:“信啦、礼品啦、点心啦，另外还有一位秋田县的姑娘来信，说是想作古贺的妻子……”
　　辩护律师介绍，还有很多姑娘自荐到三上卓中尉那里。
　　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受到社会广泛支持。
　　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说，日本进入了疯狂的时代。埋葬了犬养之后，新首相是海军大将斋藤实，美其名曰“举国一致内阁”，举国一致干什么？
　　举国一致走向战争而已。
　　疯狂野蛮的日本战车，被御下了最后一道限速锁链。
　　如此主动、如此积极、如此自觉、如此大面积地转向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今天却振振有词地说这一切是根源于别人。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就当年日本的政治转型提出了三个理由：
　　第八章、崛起 2、大和民族的血祭
　　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日本的压迫、尤其是美国的压迫。美国主张废除日英同盟、在华盛顿会议上限制日本海军主力舰的吨位、废除石井／兰辛协定、限制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制定排日的移民法案等，给日本的前途投下阴影。
　　理由二：西方列强对日本的经济排挤。随着工业化的跃进，日本日益需要从海外进口物资和向海外开辟市场，但欧美国家纷纷高筑关税壁垒保护自身产业，面临人口过剩、资源贫乏、资金不足的日本，逐渐被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生存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
　　理由三：中国的排日运动。中国收复国家权利的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相结合，矛头直指日本，排日政策同时为中国提供了统一国家的手段，抵制日货运动弥漫中国，发展到了叫喊要收复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地步，终于酿成满洲事变的爆发。
　　这就是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提出的日本转向法西斯的缘由。
　　核心其实就一句话：都是别人的错。
　　侵略别的国家，占领别国土地，屠杀别国人民，掠夺别国财富，不但不应由日本负责，日本自己还满肚子牢骚、满内心委屈、满脑袋不服。至于日本应负什么责任？一点也没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珍珠港”事变竟然都是别人的不是，没有日本的不是。
　　这样的书竟然被选定为日本的教科书，看来还不是仅仅用岛国国民性的狭隘来解释那样简单。如果早些把这些堂堂正正的法西斯理由、战争理由炮制出来，当年的日本为什么还要无条件投降呢？
　　日本现在年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那天为日本的战争受害者搞和平祈祷。却从来不为其发动侵略战争死难的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泰国人、缅甸人搞战争受害者的和平祈祷。只记住两颗原子弹，只记住自己受了原子弹之害，忘掉当年雪片一样支持法西斯分子的信件，忘掉主动愿意嫁给他们的姑娘，忘掉剁下来泡在酒精里的那些手指，忘掉当年张灯结彩、扶老携幼为其军队攻城夺地而欢呼、行走、庆祝，能够总结出真正应该铭记的教训么？如果仅仅祈祷把和平和生存留给自己而不在乎别人的死亡和苦难，甚至还要删改教科书中的有关记载、甚至再编篡那些满纸谎言的所谓“教科书”军国主义真的能够在日本根绝么？我们也有一些“胸中有数（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目中无人（国民特质、思维习性）”的学者，认为日本转向法西斯的原因虽然在内部，却主要是少数军人不满现状所至。认为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实行裁军，军费由1921年的7亿3000万日元，下降为1930年的５亿日元以下，减幅达40％，引起军人的强烈不满。“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东郭先生一样善良的学者又为对方想出一条多么绝妙的出路：军费削减竟然也成了转向法西斯的理由。前者说转向法西斯不是日本的选择而是美、英、中迫使日本做出的选择，后者说即使是日本的选择，也是日本军人的选择而不是日本民族和日本国家的选择。
　　第八章、崛起 3、大和民族的血祭
　　法西斯禾苗为什么在日本长得如此茁壮、如此疯狂？其土壤在哪里？养分是什么？根须在何处？仅仅是少数坏分子蒙蔽了广大人民群众？
　　以少壮军官为主的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疯狂，根源于日本社会情绪的疯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热血青年。都想用热血开辟出一条理想的前进道路。但一个人会走入误区，一代人也会走入误区，甚至包括一个民族。导致整个国家转向法西斯的责任，绝不能仅仅归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几个甲级战犯。当俄国的热血青年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实现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国的热血青年推翻了爱新觉罗王朝，实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并在 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日本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1926年12月25日，北伐军正在中国大地摧枯拉朽、莫斯科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正就中国革命问题争辩不已的时候，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即位，改元“昭和”。由此开始了一场以少壮军人为前导、以清除腐败为旗号、将整个日本拖入法西斯深渊的“昭和维新”运动。
　　这伙少壮军人也是日本的热血青年。他们充满了对日本现存社会的批判。但他们批判的武器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
　　青年军人组织樱会在宗旨书中说:“我们必须首先指出作为国家核心的执政者们的重大责任”；“他们无视自己的职责，在施行国策中缺乏雄心，毫无振兴大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只是醉心于谋取政权、财物，上瞒天皇，下欺百姓，政局汹汹，腐败已极”；“社会即将沉于污秽的深渊，高级当政者的悖德行为，政党的腐败，资本家不顾大众利益，华族不考虑国家将来，宣传机关导致国民思想的颓废，农村凋弊，失业，不景气，各种思想派别组织的活动，糜烂文化的抬头，学生的缺乏爱国心，官吏的明哲保身主义等等”。
　　政党行径丑恶，以夺得政权为目的相互倾轧，造成政界和社会的纷扰不安，形成了党贼；财团贪得无厌，操纵金融与市场，不顾国计民生，形成财贼；政府依靠其权势横征暴敛，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形成权贼。
　　“三贼”相互勾结，横行国内，必须将其打倒。
　　怎么打倒？用北一辉1919年在上海用清水米饭泡出来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只有军人奋起，才能打破腐败的政党政治。
　　热血与献身，在日本导致的竟是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整个20年代，在日本以军人为主干的法西斯组织真如“雨后春笋”。
　　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建立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
　　1923年“三羽乌”之首永田铁山回国，建立二叶会。
　　1924年平沼浅一郎发起成立国本社。大川周明成立行地社。
　　1926年赤尾敏领导成立建国会。
　　1927年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组织木曜会。西田税成立天剑党。
　　1928年海军出现王师会。
　　1929年，二叶会与木曜会合流，成立一夕会。
　　1930年9月，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成立樱会。
　　由永田铁山的二叶会开头，整个20年代，日本军队中出现100多个法西斯团体。参加者从70多岁的退休元帅、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直到士官学校刚刚毕业的少尉官佐。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夕会和樱会。佐级、尉级军官中所谓有志、能干的“英俊人物”多集中在这两个组织里面。这两个团体云集了昭和军阀集团的精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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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崛起 4、大和民族的血祭
　　一夕会1929年5月19日成立。
　　成员中大佐军衔的有河本大作、山冈重厚、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小笠原数夫、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渡边久雄、工藤义雄、饭田贞固、山下奉文、冈部直三郎、中野直晴；
　　中佐有桥本群、草场辰巳、七田一郎、石原莞尔、横山勇、本多政材、北野宪三、村上启作、铃木贞一、冈田资、根本搏；
　　少佐有沼田多稼藏、土桥勇逸、下山琢磨、武藤章、田中新一。
　　樱会成立的时间稍晚于一夕会，于1930年7月17日诞生。成员中大佐只有重藤千秋一人；中佐有坂田义郎、樋口季一郎、桥本欣五郎、根本博；大尉有马奈木敬信、长勇、田中清、樱井德太郎、田中弥。
　　名单不短。但对日本现代史、东亚战争史、中国抗战史感兴趣的人，应该记住这些名字。昭和军阀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在里面。
　　现在这些名字，又几乎全部出现在“靖国神社”里面。
　　一夕会的核心是永田铁山。它以打破长州藩对陆军的人事控制为第一目标，对外主张首先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为日本夺取生存空间。
　　樱会的成员则更加年轻，也更加激进。其核心人物桥本欣五郎担任驻土耳其大使馆武官期间，对基马尔自上而下革命颇感兴趣，想在日本也实现这样的革命。
　　这两个少壮军人组织，前者着眼于对外使用武力，完成法西斯扩张；后者强着眼于对内使用武力，完成法西斯改造。
　　两个集团的终极目标都是军部控制日本政治，实现军事独裁政府。
　　日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要向法西斯急剧转向。
　　这一过程从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爆炸事件正式开始。昭和军阀初露锋芒。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8天之后，田中义一内阁在日本上台。
　　田中义一是日本政界的强人，其个人历史与日本陆军紧紧相联。1892年毕业于陆军大学。1894年以陆军中尉军衔参加甲午战争。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18─1921年任陆军大臣，主持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山县有朋死后，他便成为在日本陆军中占首要地位的长州藩的首要人物。
　　也成为日本反藩阀政治、以巴登巴登“三羽乌”为代表的青年军官打击的重点人物。田中内阁的首要命题是所谓“满蒙问题”。他干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在会上拿出了一个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对华政策纲要》；核心就是一句话:“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田中与军部出现分歧。
　　第八章、崛起 5、大和民族的血祭
　　军部主张靠关东军武力解决。田中却认为为避免英美列强干涉，要靠张作霖。
　　田中的如意算盘是，先将中国划分为关内和关外，蒋介石统治关内，张作霖统治关外；再以架设索伦、吉会、长哈三条铁路和联络中东、吉会二线的两条铁路、共计五条借款铁路为由，迫张作霖同意；五条铁路一通，满蒙与关内分离便实质性地实现，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也就水到渠成，无须关东军再去动兵了。
　　若不成，再拿出武力方案也不迟。
　　田中这一设想的核心点是张作霖。没有张作霖作日本在满洲的代理人，或张作霖不甘做这一代理人，田中的设想都将告吹。
　　他却有不告吹的把握。田中与张作霖关系甚深。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马贼张作霖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罪名捕获。要被枪毙的关口，陆军中尉参谋田中义一向司令官福岛安正少将请命，将张作霖从枪口下救出。20多年后，马贼张作霖成了中国的东北王，中尉参谋田中义一也成了日本首相。
　　田中决不白救命。从日本人枪口下逃命的张作霖，也深知他这个东北王一天也离不开日本枪口的支持。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的作战计划多半出自日本人之手；第二次直奉战争，日军全力支持张作霖，使奉军把直系军队赶过江南，张作霖成为北京的统治者。1925年底郭松龄倒戈，率军直扑沈阳。当时东北军的精锐几乎都掌握在郭松龄手里，若无日本方面调遣驻朝鲜龙山的军队直插沈阳紧急增援，恐怕张作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所以田中说“张作霖如我弟弟”。他不相信张作霖会不答应他的条件。
　　他估计对了。
　　五条借款铁路线，条件异常苛刻。连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也发牢骚说“日本人太那个了，到别人地方架设借款铁路，还要18%的利息”；杨宇霆没有说出来的是沿线权益尽为日人所得，日本势将在东北像蛛网一样铺开。张作霖也是爱东北、爱国家之人；他也不想让日本人的势力在东北无限制扩展。
　　但他更爱张家。
　　在国事家事不可两全的那个夜晚，张作霖愁肠万端，忧心如焚，几近心力衰竭。为这五条铁路，一晚上这位也算叱咤风云的人物竟老去十岁。第二天出现在日本人面前的张大帅，是一个完全垮掉的人。
　　他语无伦次，目光游移，躲躲闪闪又含含糊糊，但全部同意了田中的条件。
　　第八章、崛起 6、大和民族的血祭
　　日本人也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兵法的最高境界。田中以为自己达到了这个最高境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在北京回东北的火车上边喝啤酒，边满面春风傲然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田中身后的那只黄雀，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
　　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发现了河本大作的口述笔记，写在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颇似当年事情闹大后的“交代材料”。河本说：“1926年3月，我上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来到满洲时，满州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当时的总领事吉田茂，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如果话谈到对方不利的事，张作霖便推说牙齿痛而溜掉，因此未解决的问题填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氛，实比华北的军阀更浓厚。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赶紧有所作为。”“1927年武腾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该年８月，出席东方会议的武腾司令官主张说，满洲问题非以武力不能解决，武力解决成为国家的方针。在此以前，即1925年12月，发生郭松龄事件时，张作霖因为失去讨伐的自信，而甚至于想亡命到日本。但克服危机以后，张作霖不仅不来道谢，而且也不解决土地问题，更称大元帅，欲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本部”。
　　张作霖还想统一中国，日本人想的却是分裂中国。就这一点看，河本大作参谋对张作霖内心深处的认识，并不比田中义一首相来得浅。
　　河本以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随员的身份，参加了田中的“东方会议”。田中完全没有想到，他在规划占据满洲的计划，河本也在规划；而且这个在会议上根本没有发言权的无名小辈河本，竟然一下子就弄翻了他的精心设计的那条船。
　　河本曾任驻北京的武官助理，回国后出入大川周明在皇宫气像台组织的大学寮，是永田铁山的一夕会的重要成员。对一夕会成员来说，与其说不满意田中义一的大陆政策，不如说不满田中本人。他们改革陆军人事的首要目标便是打倒长州藩统治。而山县有朋死后，长州藩的首领，恰是田中义一本人。
　　在这伙少壮军官的支持下，河本大作独立策划了皇姑屯阴谋：以炸死张作霖为楔机，使东北陷入全面混乱，关东军借收拾局面之机一举夺占全东北。
　　这就是河本在“交代材料”里说的：“中国军队是头目与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其喽罗便会四散。结论是，我们惟有采取理葬张作霖的手段。我们同时得出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惟有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要点才安全。但满铁线在京奉线上面，因此要在不破坏满铁线的范围内行事，实在很不容易。于是我们装设了３个脱线器，万一失败时，要令其脱线，以便用拔刀队来解决。”
　　田中要玩傀儡游戏，少壮军官们便要把田中手中的傀儡砸碎，让他的把戏玩不成。
　　1928年6月4日，沈阳城外皇姑屯方向一声巨响，黑烟飞扬到两百公尺上空，张作霖乘坐的蔚蓝色钢铁列车被炸成两截。田中听到这个消息后，流着眼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一切都完了”。
　　他不是单哭张作霖。自皇姑屯那辆列车出轨之后，日本政治便脱离了田中的控制。想处理这些打乱自己全盘计划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军部坚决反对，自己的政党政友会也不支持。不处理，天皇裕仁又甩过话来，说首相说话前后矛盾，不愿意再同他见面了。河本大作的一包炸药要了田中义一的老朋友的命，也使田中本人成了日本政治风箱里两头受气的老鼠。
　　田中义一后来大骂河本大作:“真是混蛋!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从历史角度看，田中义一等老派人物对夺占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运用，远比河本等少壮军官老辣深沉。但日本军部这台战车已经由一批更加年轻、更加野蛮的军官操纵。田中精心规划的不战屈兵之谋略，随着皇姑屯那股冲天的黑烟，化成齑粉。
　　河本大作也大骂了田中:“田中义一出卖了军部!”
　　日本也有冤假错案。田中当年参加甲午战争占领朝鲜侵略中国时，河本还在穿开裆裤。田中的“意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意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更是日本军部后来实行的战争步骤。此人可以被称为日军中的施里芬。
　　第八章、崛起 7、大和民族的血祭
　　说这样的人“出卖军部”，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田中义一至死不知，不愿与他见面的裕仁天皇，早已定下了用“三羽乌”替换长州藩的决心。
　　一生从事侵略扩张的田中突然之间变成一件过时的工具，孤家寡人，只有下台。
　　皇姑屯事件不单单炸翻了一个张作霖或垮掉了一个田中义一内阁。以一个幕僚军官策划一起国际阴谋事件并导致内阁下台为契机，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在黑烟之中腾空而起。
　　此后日本政治中一再出现的“下克上”现像，自河本大作始。日本军部左右日本政治，则自皇姑屯爆炸案始。这一事件成为日本政治演化的里程碑。
　　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已经是必然的了。只不过时间或迟或早。
　　三年后，它来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第八章、崛起 1、流泪更疯狂
　　记录在“陆军省格纸”上那份“交代材料”的最后，还有河本大作一句话：“.这个事件后，我要石原中校来关东军帮我。这时，已经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河本说到的“石原中校”，就是后来在日军中大名鼎鼎的石原莞尔。
　　如果说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大作的个人活动色彩依然很浓的话，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已经是昭和军阀集团在成熟地集体运作了。
　　谈“九-一八”事变，必谈三个日军军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三个人没有一个是部队以主官，都是参谋。人们若不知道这些参谋具有多么巨大的能量，就很难理解日本军队为何如此凶残与如此疯狂。
　　板垣、石原、土肥原三人，被称为“关东军三羽乌”。
　　巴登巴登“三羽乌”的头子是永田铁山，关东军“三羽乌”的头子是板垣征四郎。
　　板垣身材矮小，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颇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像。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他又是一夕会的重要成员，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军阀的一切特点。虽然身份不过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细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他与石原莞尔一样，都主张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
　　板垣征四郎的特点是大刀阔斧，石原莞尔的特点是深谋远虑。一个是关东军的干将，另一个原则是关东军的头脑。
　　石原是河本大作实施皇姑屯爆炸案后求助的第一人。他长着一付小孩脸，面孔常带忧郁。一旦陷入深思，周围便没有人敢上来打扰他。他还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名声，对部下温和，对长官尖刻。石原给所有上司都起了诨名，而且敢当他们的面使用。这在极讲资历和官阶的日军内部，确实十分反常。石原比板垣小四岁，但比板垣到关东军早半年。1928年10月，他由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而板垣第二年5月才来。
　　“天不怕地不怕”的石原一踏上中国土地，立刻被大豆、高梁和像绿色海洋般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惊呆了。他的眼睛一直贴在照相机上和望远镜上。头脑中帝国扩张的梦想一下子找到了依托的地方。他似乎喃喃自语、又似乎对身边的人倾诉说：“对这样的地形地势，我们也许得采用海军战术。”
　　谁也没有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跟谁也再不解释。同僚们都知道他是个极其刻苦、极其舍得下本的人。到了关东军总部旅顺，一连8个月，他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书籍、研究地图以及和关东军经验丰富的老手谈话上面。一付小孩脸的石原实际是一头凶猛的猎豹。第一眼被他看中的东西，便被紧紧咬住，决不松口。凡是梦想，他就要顽强地把他变成现实。
　　到中国不满一年，石原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攻占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遭遇战等问题，都在他那个不疲倦的脑子中理出了头绪。后来令裕仁天皇赞叹不已、以“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存入皇家秘密档案的《国家前途转折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就是石原莞尔在侦察旅行的路途中，在巅簸不已的火车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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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崛起 2、流泪更疯狂
　　完整的事变蓝图绘制出来了。石原提出的要点是:
　　一、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的惟一途径。只有对外扩张才能消除国内的不安定局面。为了正义，日本应该果断地行动。即便从历史的关系上来看，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民族，莫如说是属于日本民族。
　　二、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由帝国军队掌握。只有日本占领满洲，才能完全解决满蒙问题。对中国外交也就是对美外交。就是说，要达到上述目的，就要有对美作战的决心。
　　他还提出了由七个总督来统治中国的方案:长春为满蒙总督，北京为黄河总督，南京为长江总督，武昌为湖广总督，这四个总督由日本军人担任；西安为西方总督，广东为南方总督，重庆为西南总督，这三个总督由中国军人担任。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以图共存共荣。
　　连集团的最高负责人板垣征四郎也像普通学生那样，热心听取石原莞尔对“解决满洲问题”的讲述。
　　西方人在战后评价说，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少壮派中最有创见的战略家。
　　更是日本陆军中最为刻苦、最为拚命、胃口最大的野心家。看看其“七总督统治中国方案”、“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设计，其战略之疯狂已经无以言表。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1922年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势。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扩张上面。回国后任陆军大学教官期间，起草《日本国防的现在和将来》，说“人类的最后斗争，正如日莲(注:日本和尚日莲13世纪自创日莲宗，为日本独创佛教宗派之一)所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斗争’。从军事上来看，它也已迫在眉睫。当飞机能在全世界自由自在飞行之时，也就是这场大斗争开始之时，也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大战”。
　　历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不论从石原莞尔或是北一辉身上，你都能看到法西斯分子在追求他们理想的时候，是如何之坚忍与刻苦。这些人并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只会狂热地呼喊万岁和砍头那么简单粗暴。
　　他们越是艰忍刻苦，对别的民族就越是危险。
　　关东军“三羽乌”的最后一头鸟：土肥原贤二，后面会专门谈及。这里只提一句:1931年8月18日，事变的30天前，这个玩弄阴谋就像主持正义一样庄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由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事变后第三天，他就公开出任奉天市长。
　　回到先前那个问题：为什么等级极为森严、上级可以抽下级耳光的日本军队中，竟然出现下级军官左右大局、最后甚至越级指挥的现像呢？
　　对日本统治者来说，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是那个直接培植、间接支持少壮军官们的裕仁天皇。从河本大作到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们不是参加过宫内的大学寮、就是反长州藩的驻外武官集团，基本都是一夕会或樱会的成员。
　　天皇乐意与他年龄相仿的这些年青军官在前面打头阵，却不用承担他们失误的责任。所以表面上一切都由参谋们越权直接指挥部队进行，实际一切早已规定停当了。
　　这也造成日本政局出现一种奇怪的局面:所有人都知道马上要入侵中国东北，但见不到任何指示批复或成文的命令。
　　事变的准备，是早就开始且有条不紊的。
　　第八章、崛起 3、流泪更疯狂
　　1930年11月，永田铁山以陆军省军事课长身份到东北与板垣征四郎面商。板垣征四郎正式提出武力解决，永田表面上装作慎重不明确表态，却答应从日本拨两门240毫米攻打沈阳的巨炮。
　　1931年7月，这两门充满神秘色彩重型榴弹炮秘密运抵沈阳。它们先由东京兵工厂用火车运到神户。再由神户通过客轮运到旅顺要塞。为不让人们知道是炮，将炮身、炮架拆开，伪装成棺材和澡盆运入沈阳，放置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
　　安装也是在夜里进行，佯称是挖井或造游泳池。当东北军派便衣侦察时，日军即加以阻止。除关东军外，这两门巨炮的使命甚至对日本领事馆也保密。大炮的安装由松本炮兵大尉为首的几位专家负责，安装时一律伪装，身穿中国服。预定的目标从安装一开始就对准了: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
　　在大炮运来以前，1931年4月，士兵基本出生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的第二师团调来东北换防，以适应东北作战需要。板垣征四郎在该师团大队长以上干部集会上，讲了一段我们中国人今天也应该牢牢记住的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应该承认，此人对中国研究极深，对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了解极深，对中国政治人物和民众的心理把握极深。这即是这些日本侵略者敢于乘虚而入的最大资本。而抗日战争之初我方一败再败，也决不仅仅败在军事力量上。
　　板垣上述讲话两个月后，6月中旬，日本陆军省《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传达给关东军。
　　但临门一脚到来时，为准备好失败和随后推御责任，日本也是慌张混乱的。毕竟是要吞并一个数倍于自己领土的地方。而且日本本身的力量也不是很充沛。又处于各种势力的夹缝之中。
　　1931年6月出现一个机会。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隐瞒身份冒充“农业技师”，前往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地形侦察活动，被东北军关玉衡部逮捕处决。
　　石原莞尔立即致信陆军省军事课长、一夕会核心人物永田铁山，称最好机会已到；应立即行动。
　　因准备不足，日本决策层没有敢利用这个机会。
　　于是板垣征四郎把下一个行动日期定在9月28日。
　　如果不是消息走漏，“九-一八”事变应该是“九-二八”事变了。
　　关东军准备炸毁铁路采取战争行动的秘密计划传到了东京。9月15日，军部召开三长官会议，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所谓“陆军三长官”全部出席。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会议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去中国东北，“要他们再隐忍自重一年”。
　　此消息再次走漏。三封电报、两个特使涌向关东军总部。
　　第一封电报是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发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电函:9月18日晚7点5分乘火车到达奉天。
　　第二封是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发给板垣征四郎的非正式电函，通告建川行程和目的:“其任务系阻止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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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崛起 4、流泪更疯狂
　　第三封电报至关重要。它是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发给石原莞尔助手的。电报上盖着“绝密，私电”印记，电文简明又十分要害:“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
　　旅顺的关东军总部9月16日收到这三封电报。电文内容引起慌张。本庄司令官在沈阳视察，留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家。这两人几乎被电文内容搞糊涂了，但还是决定立即行动。他们把电报扣下，板垣坐火车去找本庄，石原留下来草拟给军队的命令。
　　两个特使解开了板垣和石原的疑团。与皇室关系密切的铃木庄六老将军，在作战部长建川拍电报的时候已经乘上了飞机。当板垣征四郎气急败坏地在辽阳找到本庄司令官时，本庄第一件事就是带板垣去见铃木，并对板垣说，多担负责任，细节自行处理，“不要来打扰休息中的老将军们”。
　　公开的特使建川美次却把时间花在路上。他坐着慢腾腾的火车，好让关东军有充分的动手时间。
　　天皇已开放了绿灯。从参谋本部的建川，到关东军的本庄、板垣，内心明细之致。如果出事了，事情搞砸了，高级参谋板垣替本庄司令官、本庄司令官替建川部长、建川部长替军部、军部替天皇分头承担责任。
　　这是事先默认的承担责任方式。但1948年上绞架时，这种放手让下层去干、再层层分担责任的方式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被绞死的，只是板垣征四郎一人。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守备队制造中国士兵炸毁柳条湖铁路的借口，向东北军北大营开火。当永田铁山调拔的240毫米大炮震颤着沈阳大地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正在旅顺泡热水澡。刚刚到达沈阳的作战部长建川正在和艺妓睡觉。本庄听取了关东军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参谋的意见后，犹豫片刻，断然作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决定。
　　他的命令完全是多余。部队早已在板垣征四郎的安排下行动了。板垣在电话上一遍又一遍向各部队重复同一句话:“我是板垣，立即按计划进行。”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在板垣、石原等人的直接策动下发生了。
　　西方称“九-一八”事变为“一夜战争”。
　　事变第二天，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做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还以为关东军少壮军官的行为是犯上。他给板垣打电话通知不要扩大事态，并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善后。板垣给他一个硬梆梆的回答:“为国家和军部的威信，军部的方针是彻底干下去。”
　　板垣不仅指挥了关东军部队，还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给驻朝日军司令林铣一郎拍报，要求派遣部队增援。驻朝日军步兵第三十九旅团于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林铣十郎司令官连参谋本部的命令也未接到，凭板垣一个电报就采取了调动大部队的行动。
　　第八章、崛起 5、流泪更疯狂
　　板垣征四郎加上石原莞尔，一个大佐，一个中佐，竟然完成了应是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职责的指挥关东军发动战争和驻朝日军的越境出动。
　　当时日本内阁首相是若槻礼次郎。这位虚权首相后来写了《古风庵回忆录》，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洗刷自己的责任。他记叙说:“内阁制定出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责成陆军大臣将此方针下达给满洲军，但满洲军却仍不停止前进”；“驻满洲的兵力大约只有一个师团。为此，满洲军向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讨援兵，林立即派往满洲两个师团。本来，不得到准许的敕令是不能向外国调动军队的。可是，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未经这道手续就调兵了。”
　　军部留给内阁的事情只是办理手续，批准经费。但在内阁会议上，有的成员反对支出军费，以作为对军部无视内阁的惩罚。但善揣摩天皇本意的若槻首相是聪明的。他说:“可是，在未出兵期间，自当别论；如若出了兵还不给其军费，军队连一天也不能生存，因为军队还要吃饭。那么，如果把这些军队撤回，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因为满洲军仅以一个师团的兵力进行冒险。所以，既已出兵却不给其经费，不仅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参谋总长)感到为难，而且连日本侨民也要倒楣。于是，我不顾内阁成员反对与否，马上去觐见天皇，上奏说，政府正在考虑对朝鲜军派兵的问题支付经费。我退出后，金谷来到天皇前面，得到了出兵的敕令。”
　　若槻礼次郎回忆到此，似乎很轻松就摆脱了自己的责任。似乎政府对发动侵略的责任充其量只是软弱无能。
　　身为首相，却忘记了连平民也深知的道理:那拨出的经费可绝不仅仅是用于吃饭的。从哪一个国家的宪法上看，政府首相也不仅仅是军队的司务长。
　　天皇又多了一道发动战争的掩护。若槻心甘情愿用自己做这道掩护。
　　得到充足经费的关东军，其势更难被内阁抑制。
　　若槻自己也说原先“满洲军进入铁路的西侧是为了要守护嫩江铁桥。本来认为到了嫩江总可以停止，不料敌军就在附近不得太平，于是又继续前进。既然如此，就说决不许越过中东铁路线。陆军大臣说，不会叫他们越过中东铁路线，而满洲军却已到达齐齐哈尔，进而直抵黑河。这样就发生了日本军队可以不听从日本政府命令这一令人奇怪的事情。”
　　如此前出的结果，还令那个精于谋划的石原莞尔参谋难受得掉下泪来。
　　当时迫于形势，日本当局还不敢宣布直接吞并满蒙。在关东军参谋机关9月22日只用一天时间就泡制出来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石原莞尔特别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本意见（注:指直接吞并满蒙）为九月十九日满蒙占领意见。陆军中央部对此不予一顾，而且建川少将也根本不同意。所以，我们知道该意见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实行的，吞下万斛泪水，退让至满蒙独立方案，以作为最后的阵地。但是，我们确信良机将再会到来，满蒙领土论总有一日会实现。”
　　掉泪的原因就因为原来设想将满蒙一口气并入日本领土。而现在不得不妥协于建立“受我国支持的中国政权”。石原莞尔以为这是关东军与军部和日本政府的妥协，而不是日本的侵略野心和现有实力的妥协。
　　傀儡政权只不过是个面具。但石原莞尔连面具也不想要。
　　某些时候，泪水比怒吼还要疯狂。
　　第八章、崛起 6、流泪更疯狂
　　“九-一八”事变乱子闹得不小，日本国内方方面面并没有准备好。国际社会也舆论沸腾。但板垣一干到底。他对身边人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为转移各国对中国东北的注意力，他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拍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不会白干，板垣特意给他送去了两万日元活动经费。当时日本陆军因“九-一八”事变大出风头，总想南下的海军也不甘寂寞，想在南面弄出点什么事情来。
　　田中隆吉设计了几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打的事件，1932年初，挑起“一-二八”事变。
　　一部与中国现代史交叉的日本现代史，应当仔细阅看。否则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主持皇姑屯事件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左右“九-一八”事变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什么昭和军阀少壮派军官的皮靴能够踏过田中义一完成第一次膨胀，踏过滨口雄幸完成第二次膨胀，踏过犬养毅完成第三次膨胀。
　　前奏越是隆重，后果越不可阻挡。
　　此后，在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昭和军阀集团对军部的控制、军部对日本政府的控制了。中国成为这些军事狂人的头号目标。
　　当中国统治者蒋介石一心对内，一步一步从动员地区力量到动员全国力量“围剿”各个苏区根据地红军的时候，日本陆海军像一部一次又一次补充动力的军事机器，一步一步向侵略中国的目标迈进。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滨口雄幸首相的文官政治到广田弘毅内阁法西斯统治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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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第五章 、 “围剿” 4、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陈独秀停职，鲍罗庭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
　　开始并没有南昌起义计划。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
　　第一次九江会议举行前，中央已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如何武装反抗，在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上果断提出南昌暴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重大历史功绩。
　　会议一结束，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刚刚到达的鲍罗庭、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鲍罗庭沉默不表态。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成。
　　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那兹到汉口，汉口传来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请准备去汉口开会的瞿秋白将此意见面告中央，请中央速作决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样行动。他7月24日下山后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然后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第二次九江会议，不但起义时间很难说，起义地点也很可能不在南昌。
　　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李立三报告。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但对暴动地点提出另一种意见。认为可将地点选在南浔，而不是南昌；同时派周恩来立即自汉口赴九江。
　　周恩来7月25日周恩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
　　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周恩来最终同意了李立三在南昌、而不是在南浔举行暴动的意见。
　　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李立三等从九江出发奔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暴动。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号的中央常张国焘于7月27日晨到达九江，带来中央最新意见，要起义推迟。30日晨，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举行紧急会议，由张国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
　　张话音未落，李立三蓦地第一个站起来，兴奋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第五章 、 “围剿” 5、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周恩来接着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你的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辞职不干了!”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张国焘看出李立三是门大炮，扳倒他就好说服别人，会后便立即与他个别谈话。说来说去李立三就是一句:“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
　　无奈的张国焘最后只得服从多数。起义时间定到8月1日凌晨举行。
　　下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毅然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也是局势最为黑暗、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日子。毛泽东描述自己当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李立三在此时刻，决然提出并果断坚持南昌暴动，率先实践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
　　敢于一意孤行的李立三，后来却一意孤行出一个“立三路线”来。
　　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他不同意毛泽东实施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大农村根据地的做法，亲自起草《中央致四军前委信》:
　　“你们现在完全反映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你们的错误:（一），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是第一步，城市是第二步的理论……。（二）你们割据的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如像你们认为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
　　他看不起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
　　正是在这一点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脱离了中国革命现实。
　　1930年6月以后李立三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他把舵的船，立即成为一艘即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
　　当时正值蒋、冯、闫展开中原大战，31岁的李立三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一面重新编组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
　　李立三的计划是:
　　以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编为红一军团，由朱德、毛泽东指挥，攻打南昌、九江，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
　　以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编为红三军团，由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指挥，占领大冶，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迫武汉；
　　以湘鄂西地区红军编成红二军团，由贺龙、周逸群指挥，帮助地方暴动，进迫武汉；
　　鄂豫皖地区红一军由许继慎、徐向前指挥，切断京汉铁路，进迫武汉；
　　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由邓小平、张云逸指挥攻击柳州、桂林，进逼广州，然后北上合攻长沙；
　　各路红军的攻击箭头，最后皆指向中国的心脏，“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李立三在上海制定这个空前庞大的军事进攻加武装暴动计划时，一定热血澎湃。
　　如果蒋介石看到这份《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定要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计划”表明，中国工农红军在蒋介石与各路军阀混战的三年之间，已经发展到了十万余人。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袭占长沙。杀共产党不眨眼的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健，在城内贴一张“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布告，便只身逃向湘江西岸。
　　第五章 、 “围剿” 6、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这是工农红军攻下省会的惟一战例。
　　据说李立三嘴巴很大，大到能把自己的拳头塞进嘴里。攻陷长沙更使他声若宏钟。8月6日，他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
　　“同志们!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已经显然表示着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
　　“如果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形的人，他必然以为这是共产党人的夸大狂，或者布浪基主义。假使现在跑到工厂中去，问工友是否需要暴动，工人一定答复需要暴动。许多工人都说:‘暴动的时候，你们要来通知我’”；
　　“这回红五军攻打长沙，红军的兵力只有三四千人，何健的兵却有七团以上，但红军与何健部队接触的时候，何健部队都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道不会遇着这样的形势？假使是可能的──的确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领导红军进攻武汉呢？让红军在远远的等候武汉工人暴动，恐怕只有书呆子会这样想。……”
　　其实敌人并没有“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说，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红军的军事技术也还非常落后。占领长沙前在岳阳缴获了几门野炮和山炮，全军上下除了彭德怀和一名朝鲜族干部武亭，竟然无人会用。结果只好由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武亭亲自操炮。
　　要总指挥亲自发炮的红军，也总算建立了自己的炮兵。有了炮兵的红军攻占长沙，不能不使中外震惊。
　　震惊的副产品便是满天飞的流言。
　　挨了李立三代表中央批评的毛泽东和朱德，只有率领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他们在南昌周围示威而退，并未真正攻城，也误传成南昌被红军占领。
　　1930年8月4日，《国闻周报》头版醒目的大字标题《共产党陷长沙南昌》:
　　“近来中原鏖战，各省军队多征调前方，防务俱感空虚，共党乃乘机大起，于27日晚占领长沙，30日占领南昌。同时鄂北共党，更在花园方面截断平汉路，进占孝感，于是武汉亦感恐慌矣”；“三数日间，陷落两大省会，设武汉再有不幸，则长江上游均属共有矣”。
　　同期《国内一周大事记》则记载:“7月30日，星期三，共党占领南昌，各机关领馆均被焚，又向九江进攻。”
　　子虚乌有之事6天时间不得校正，臆想中之杀人放火也上了堂堂正正的“大事记”，国民党方面也确实慌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战场上对手闫锡山、冯玉祥抓住时机，立刻给蒋介石扣上“放任共匪”、“纵共殃民”的帽子。
　　第五章 、 “围剿” 7、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真真假假的消息和压力渗合一起，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
　　就在李立三沉湎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时，蒋介石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发布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同时嫡系教导第三师首先抽调南下。
　　中原大战尚未结束，蒋介石开始准备“剿匪”战争了。
　　对苏区旷日持久的“围剿”，由此拉开帷幕。
　　帷幕还未拉开，“立三路线”已经宣告结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位要求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准备支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李立三进行了快速而坚决的反击。
　　蒋介石不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在中共中央忙于清理“立三路线”之时，他开始了他的“围剿”。
　　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次“围剿”，兴兵10万，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第二次“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兴兵20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三次“围剿”，用兵30万，蒋亲任总司令，分路围攻，长驱直入；
　　第四次“围剿”，蒋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委何应钦任“赣闽粤湘剿匪总司令”，先以30万兵力围攻鄂豫皖苏区，10万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得手之后再集兵50万进攻中央苏区；军政并进，逐步清剿；
　　第五次“围剿”，则集兵百万，几乎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其嫡系部队倾巢而出。蒋自任总司令，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严密封锁，发展交通；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为了剿共，兴兵不可谓不多，战略战术不可谓不周密。确实是倾注了心血。确实是有十八般武艺就用上了十八般武艺，有十八般兵器就用上了十八般兵器。
　　第一次“围剿”，他便悬赏五万光洋，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同时宣称“期以三月，至多五月，限令一律肃清”红军。似乎仍是当年在上海滩完成一笔期货交易。
　　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亲乘军舰由南京赴九江，指挥“剿共”。
　　样子是做出来了，但内心仍然对朱毛彭黄红军瞧不起。
　　蒋介石收买地方军阀，出手就是数十万、上百万；拉拢闫锡山这样的大军阀甚至一次以上千万元相赠。相较之下，对红军领袖，他的出价是不高的。
　　此时他业已制服拥兵20万的唐生智，压垮拥兵30万的李宗仁、白崇禧，收编拥兵近40万的张学良，又刚刚打败拥兵70余万的冯玉祥、闫锡山；溥天之下，眼空无物，根本不把赣南的3万红军放在眼里。他只到江西草草转了一圈，带领幕僚游了一趟庐山，便将指挥大权交给鲁涤平，返回南京坐等胜利消息了。
　　胜利消息没有等来。等来的是顺赣江漂流而下的“围剿”主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首级，以及总指挥鲁涤平一封悲痛万分的电报:“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归”。
　　何应钦、鲁涤平在南昌泪水涟涟、凭棺哭吊；蒋介石也在南京大叹“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第一次“围剿”在葬礼中悲悲戚戚中结束。
　　第二次“围剿”开始，便想“以生力军寒匪之胆”。于是除原有部队外，特增调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入赣参战。
　　“生力军”却不愿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