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曹征路的新作《民主课》

诺基亚

20


有一天，指挥部里唯一的女性陈医生来找我：走，陪我出去买蟹。陈医生来自八五医院，上海人，把蟹念成“哈”。她说这里的“哈”全世界第一便宜，不吃多少可惜？我说我没胃口。她说阴阳怪气。

我只好跟她走，我明白她特意来找我并不是为了吃“哈”。她比我们迟来两年，却比我们谁都更加清醒。

她说，好来，有啥了不起？垂头丧气。

我说是没啥了不起，是他们把这种事看得了不起。

她说：为了爱情上帝也会原谅。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语言，顿时平和了很多。我说，你真的这样想吗？

她说，人还没有坏到这种程度吧，何必如此失望？

我们买了一串大螃蟹，看着这东西张牙舞爪，我又发泄一通对姜政委和叶三虎的不满，我认为他们是拿我当替罪羊，太不够意思了。从支左一开始我就跟着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她说姜政委现在也不灵了，不是当初的军管会了。

我认为如果这样他更应该保护我们才对。

她说那又何必？你又不是真的有什么大事。即使真的有事，这种风花雪月的事在这里也无所谓，大家彼此彼此。她笑了起来：只是叶参谋认真得太可爱了一点，把老婆拖进来干吗？

我说，我不是无所谓的，我是认真的。

她说，那你刚好上当。

我说，你的意思是有人想让当兵的出洋相？肖明不过是发炮弹？那他们的真正目标是谁呢？

她说，我啥意思也没有。吃“哈”吃“哈”。

细细的姜末拌上糖和醋，蘸螃蟹吃堪称一绝，女人到哪都能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她说，你有没有想过，当初对人家地方干部也过份了一点？革命革得来，私生活也革掉。结果怎么样？把谁打倒了？一个一个又把人家请回来。明知打他不到，当初何必揭盖子揭了个一塌糊涂？

这种看法，是当时支左干部的普遍困惑。只不过她说得更透，她有个高干家庭的背景，知道的比我们都多。

她说，什么“好派”“屁派”，表面上是群众组织，都在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党内斗争的公开化，斗起来了就无所不用其极。57年、59年挨整的当然希望把整人的人打倒，所以他们说“好得很”。那些整人的当然认为整得很对，只是整到自己不对，他们就说“好个屁”。老百姓从来都是跟在后头瞎起哄的，哄啥？替人家哄呀。

我说T市的情况确实如此，没想到上层也是这样。

她说，上上下下还不都是一个病根？从大跃进以后党内矛盾就公开化了。

我说难怪姜政委早就对两派不感冒，他倒是真有战略眼光。

屁的战略她说，他讲起来是个老资格，实际上他这个副师级只是××仓库的一只冷板凳，一解放就坐到现在。他是把文化大革命当做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所以他赖在这里不想走，又是抓农业又是抓工业，连老婆跑了都不顾，想为自己树碑立传呀。树个铜像都没有用，你看了好了……哎呀呀，我们这些小不拉子讲这些做啥？

那时我听到这些，无异于醍醐贯顶。我保证说不把这些告诉别人。她还告诉我一副流行对联：

你上台我上台大家都上过台

你整人我整人我们都整过人

横披：本是同根生。

后来她眼圈也红了，她说，讲来讲去，支左支得忒长了呀。

我忘不了这顿“哈”。陈医生，简直是位哲学家。这位大姐给我的温情安慰，给我的精神滋养，让我在以后的很长时期都受益无穷。与世无争成了我的座右铭，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我说不清。人生沉浮进退得失是个常态啊，真能看透的，不多。

陈医生，她如今在哪里？能看见我的这段文字吗？

所以，当叶三虎一本正经没完没了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本不该对他反感的，他也是个小不拉子瞎起哄啊。

可是我还是阴了他。

诺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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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26号上午，是个无法忘记的时刻。一点不错，就是这一天，在市东方红影剧院，是武装部中队担任的警戒，三十六支冲锋枪和两挺机枪全上了，对着外也对着内，鬼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是姜政委在省里打电话安排的。后来发生的很多重要时刻也都是这样。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追悼大会上，我转业的那座城市也有很多枪口对着悲痛的群众。也可能是为了营造某种气氛吧。总之听传达报告的是科以上的党员干部，三级干部大会，是一个生疏了很久的传达规格。

诺大一个剧场，呼吸居然艰难。没有彩旗，没有锣鼓，没有横幅，没有标语口号，没有开电扇，甚至没有开电灯，更没有人说话。只有一只八瓦日光台灯在高高的讲台上惨若萤火。秩序好极了，安静极了，是属于坟墓的那种，让人只知用呵气来掩饰颤栗的那种。

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连军管会的大多数干部也搞不清。姜政委是连夜赶回来的，党的核心小组是连夜开会的。

九点整，姜政委步伐雄壮地登台。先是在台口，冷峻的目光从左至右慢慢扫过。随着他的如电目光扫射，场内乌呀呀的人头从左至右一排排地垂下去，再一排排地抬起来，就像一阵强风从麦田上碾过。他凝重地走近讲台，把藤椅拉开，咔咔，手指弹了两记。

现在，我宣布中共T市军管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

内容是，鉴于军分区干事宋××于凌晨四时左右泄露党和国家重要机密之严重错误，给予开除党籍之处分。

全场悚然。

接下来又宣布会议纪律，不许记录不许外传不许议论等等若干条。

那场重大事变就这样来到这座城市，空气压缩，时间凝固，地球大有停止转动之势。中央通知念过一遍，冷了十分钟。又念过一遍，又冷了十分钟。

起初是两个两个地，继而是一片一片地互相打听：刚才念的是谁？我怎么没听清？是他吗？有人在手心里比划。

我的毛病就从那一刻开始，我不再相信自己的耳朵。而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个。

当姜政委开始宣讲文件，慷慨激昂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批判林彪，而林彪又是怎样阻挠文章发表的时候，后台出了岔子。那个被开除了党籍的宋干事突然冲进来大吵大闹，声称一定要当场把姜尧的牛黄狗宝掏出来。于是大家一涌而上，将他强行制伏。

在舞台的小休息室里，宋干事泪水鼻涕喷了一脸一身，狗一样四蹄倒攒被捆在拐角。那时正落魄的我，出于何种阴暗心理敌对意识不清楚——也许是天意，反正我过去了，把一颗点燃的大前门插进他歪扭着的尽是白沫的两片唇中。

他渐渐安静，翻着白眼斜睨着我说，你猜，要是林彪现在从飞机里爬出来，你们那个狗屁政委会怎么样？然后他嘎嘎地笑。又说，也不用林彪亲自来，就叶参谋就能把他屎吓出来。

我想了想，也忍不住吃吃地好笑，他想象力太丰富了。

这一插曲尽管处理及时，影响可就太大。本来舞台就不宽敞，他这儿一搅，姜政委怎么都免不了受干扰。他总是回头往背后瞧，平时顺溜的嘴巴也颠三倒四起来。坏事就坏在这里，这一切本来都不碍叶三虎的事，也活该他倒了霉。

实际情况是，叶三虎跟我们一样，听了文件也正惊魂未定呢，就发生了台后宋干事的骚扰。这边骚扰刚刚平定，抬眼就看见政委回头张望。按照惯例，这是报告人要开水或要问话的表示。

我那时鬼使神差般地来到他身旁，我说，瞧，政委叫你呢叶参谋。说完这话我嘴角的阴笑就一直留在那儿。

我转业以后好几年谈不成对象，直到结婚以后老婆才说出我的面像有点特别，总觉着有点不对劲。我再三追问，她就指了指我的嘴角，她说我的嘴角让人不踏实。天理良心，我当时顶多也就是恶作剧，我跟叶三虎没有那么大仇恨。心理确实有些阴暗，但我并不想害他。

于是叶三虎就走过去了，像平时一样。

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行进时挺胸收腹双目平视，两臂垂下绕身体自然摆动，两拳曲起如握鸡卵，步幅不大不小七十五厘米，速度不快不慢每分钟一百一十六步，这些都没有问题。按内务条例规定，军人进室内应脱帽，军容风纪保持整洁，这些也没有问题。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他太军人了，太符合规范了。

但问题就出在没有问题。那么个环境，那么个气氛，正在义愤填膺地说着林彪早年投机革命的问题。当姜政委又一次将头扭过来时，颈部突然僵直，瞳孔突然放大了。

一个人，一个不戴军帽的军人向他走来，这人秃顶，重眉，杏核眼，鹰勾鼻，消瘦的面庞，三角形下巴。这人神色严肃，毫无笑意，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姜政委腰一软，浑身骨节脱榫似的整个儿散了，从藤椅上滑下来。他膝部着地，喉管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咝咝声。最可怕的是那张脸，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恐怖？震怒？谄笑？哭泣？都不是。我看见他颧骨以下的每一条肌肉每一处褶皱每一个毛孔都在挤、在压、在抽动和冒泡，像一锅沸腾烂熟的稀粥。

叶三虎完了。也不过就十几秒时间，这十几秒也足以使他铆在台口表演充分。他整个儿傻了，完全不知所措，甚至不知向后转退回来。

也不知是谁急中生智，吊幕哗一下垂落下来，正好砸翻了讲台上的台灯。姜政委被救了起来……

诺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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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政委不是中风。会议宣布暂停，解释是姜政委连日劳累。我们大家也都估计起码是中风。但他没有中风，只是血压升高过快，需要休息。第二天早上他就坐起来喝稀饭了，从医院传来好消息，政委说了，要打垮我还没那么容易。

只是苦了叶三虎，他整整两天没动窝，不吃饭，也不睡觉，就那么干坐着。这可怎么了得哟，这可怎么了得哟，偶尔一跺脚，就嚎上两句，唱似的，干嚎，却也没泪。

那声音破碎着，钻墙透壁，在小院里跌撞。

都想去劝，却又觉得没什么可劝似的，又都在院子外头转悠。他老婆又打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一次次陪着苦笑来回折腾。我本来是想过去解释安慰一番的，可那时他老婆见我就跟见了流氓似的，她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好货，并且亲自参加了揭发批判。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是那样一种结果，我只能冷眼看着这一切。谁知道呢？谁也无法预知命运啊。

第三天，叶三虎被召到医院去谈话。据说整整谈了一上午。据说两个人都流了泪。他回来时买了一大摞笔记本，大家这才看出事态严重，有点不安起来。

事后我们才听说，他向姜政委作出了保证：为了维护大局，为了支左部队的荣誉，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个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怎么处理他都没有二话，哪怕是粉身碎骨。

这话他能说出来，他的确是那样一种人。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这样一个献身机会，在关键的时刻顶上去，像所有的英雄曾经做过的那样。

然后是他郑重其事归还我的信件。然后是他把机要室的钥匙分门别类装进小纸袋，注明标签。那种沉着，那种专注，那种义无反顾，我永生难忘。

他不止一次和我们谈起过他们的师参谋长，他最崇拜的一个人。那位参谋长有一次给教导队上榴弹课时，劣质的引信居然掉下来，起火了。在无法脱手的情况下，参谋长迅速发出全体卧倒的口令，然后一个后滚翻，把榴弹换到左手，身子钻到一张饭桌下面同时举起榴弹。这一系列动作都在两三秒内完成，这需要何等的准确何等的从容！后来那位参谋长失去一只左手，而在场的官兵无一人受伤……

他说，那才叫做军人！我们算个啥子哟。

晚饭过后，他举家迁徙。当时是说提前回部队。反正是要等待处分了，给什么处分随后寄去。送行是自发的，军分区派的篷布车，好在他也没什么行李。那时也没什么可送的，全是毛选和笔记本。他给我写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给他写着：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

一天星斗璀璨着，没云，也没月。小院整个儿黑着，都没开灯，秋风很紧，有点悲凉。大伙轮流握手，有力，却也没一个字。他仍是军容整洁风纪紧扣，水壶右肩左斜，挎包左肩右斜，一根腰带刹住。车发动了，还啪地立正，敬礼，那一刻只眼角有一点光亮。倒是他儿子，很乖巧很及时地尖尖地嚎了一声，像颗流星，辣辣地划过大家心底的暗空。

不久有消息传来，叶三虎原部队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送回乡，罪名是破坏批林整风。乍听都觉着可笑，仔细想想却都是为了当时那个大局。你总不能说他装神弄鬼。处分确实太狠了点儿，但他本人心服口服，别人还能说什么？

我无法知道叶三虎后来的真实境况。只是如果他还关心时政，或者他的灵魂天上有知，我希望他能明白，他有很多战友曾经为他鸣冤叫屈。

诺基亚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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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脑子已经乱了，我无法把一件事从头到尾一口气说明白说顺溜。事实上八十年代初，好像是1983年，我就去看过一次肖明。只是那次记忆不是太好，对叶三虎也难于启齿罢了。

那也是一次出差，路过。那天从汽车拐弯进站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太好。我一看见那棵桃树，脸上陡然抽搐起来，就好像，冷丁被谁抽了一个耳光，腮帮就错位了。

那棵桃树居然还在！现在它也老了，搭拉着枝干，无精打采。从前这里是一大片桃树林，春天开花彩云铺地似的璀璨。现在单单剩下这几棵，像是为了给我作个历史见证。

我踱过去，摘尽那上头干茄似的树脂，那两个字就现出来：混蛋。只不过字已扭曲，张牙舞爪着，像个纹面的鬼。

这字是我留下的，当时离开车时间还早，我就随手留下了它。那时我偷偷在收缴的武器中挑了一把精致的匕首，我并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只是想带上它。在T市我不可能再有什么想头。情缘已尽，无可挽回，心里太明白了。凄凉中猛然觉得总该留下点什么，一晃四年多了，战争年代早当上团长了。当时正下着雨，树身很滑，一刀一刀刻下去，每一笔都会打岔。不过这不成问题，我有的是力气。

唉，混蛋，混蛋，究竟谁是混蛋？我？肖明？

肖明，你现在好吗？和谁在一起？有几个孩子了？当初为什么那么绝情？现在后悔吗？还能想起我吗？认得出我吗？这些问题，还有另外一大堆与此相联系的其它问题，统统变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

穿过十字街，往南拐，再穿一条小巷，武装部就到了。武装部鸟枪换炮了，门楼改成六层，挂玻璃幕墙。不过这更像一座商场。我一直走过去，我不想停留。我找到一家旅社，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武装部后面的小山。山上已经绿化，隐约还有人影晃动。我已经看见山下的小屋了，灰砖上似乎依然爬着青苔。大门洞开，深不见底，也不见有人走动。

心脏停止搏动了，热血直逼囱门了，一刻也不能停缓。

一个问号跳出来，我是在干傻事吗？这种年纪干傻事还像不像？我不知道，还有很多问题都不知道。但我还是走了过去。

一个小姑娘，约摸六七岁的样子，眼神极严肃，审视着我，然后嘴一撅，掉头大叫：妈，来了个人！

我一慌，也掉头就跑，躲进附近的商店去。忽然想到，怎么着也不该空着手见人家，水果啦，蛋糕啦，给孩子吃嘛，那样就不至于尴尬，师出有名啦。我吃不准她，实在是吃不准她。

是——你？肖明出现在门口。她突然长长吸了口气，脸一点一点白起来，并且久久堵着门，不请我进去。

你，好吗？小……肖？

终于，她记起该干什么了。进来吧。坐吧。丫头？玩去吧。我批准了。她大声嚷嚷着走进里屋。然后就不露面了。

那小姑娘踮着脚走过我身边，乌黑的眼珠转转，又把我审视一遍，然后一溜烟地跑了。

我坐下，打量这间实在变化极小的老屋子，侧耳听着里屋的每一点声响，许久，还不见她出来。她在干吗？换衣服？化妆？这又何必？

终于出来了，并没有换衣服，还是那件宽大的工装。她削瘦多了，皮肤黑多了，眼角已经留下很多岁月的印记。她甚至没有烫过头发，我发现。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她双手一拍。是出差？路过？专门来看我？真是的。然后又笑，尖笑，笑声像从脑门上蹦出来，瓶子似的炸裂。她嗓门还是那么大。

我反到没话了，摸出烟，又看看她。

抽吧，抽吧，男人不抽烟，简直不算男人。她一直在搓手，可惜我这儿没有。她又笑了一下，显得又老又难看。

我终于明白，她这儿没有的不止是香烟，这儿还没有男人的一切。很显然，她过得并不好。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说什么和不说什么，不知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我马上又想到自己，难道我自己过得就好吗？没有她的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呢？怎么吃饭睡觉，怎么上班说笑，怎么打发日子的呢？这么一想，我家庭的安乐一下子就现出不幸福的地方来，顶多不过是幸福家庭的彩排演习罢了。我的脸又开始抽搐，牙关咬得酸疼。

你怎么不说话？我有什么不对劲吗？你说话呀，真是的。

我很想笑一笑，可却含糊得像是呻吟。

我的情况你一眼就能看到，家里就像从前一样，还是母女两个。这丫头的爸爸被我撵走了，我妈一过世他就走了。只不过现在是我在扮演妈妈，女儿在跟我闹别扭。她嘻嘻笑，似乎在嘲讽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她说，你呢？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老实人。他现在的对象还是我介绍的呢。我是奉命结婚，奉命生孩子，不然我妈就不闭眼睛。她拿块破布给身上掸灰，完了又去捅炉子，然后回头一笑：还记得吗？毕竟是妈妈呀。

我哼哼着表示记得。心底里渐渐泛起悲哀，从前那些亲切热烈的场面开始浮现。一刹间我甚至有点遗憾：她看上去并不像有什么悲惨的故事，也没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冤屈，一切都很平淡，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生活就是这样，没有我的生活照样是生活，难道非要人家痛不欲生或者欣喜若狂我才能满足吗？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阴暗？

算啦，你也不必难过。她突然走到我跟前，把手搁在我头上：都怪我不好，行了吧？革命啦，正义啦，真相啦，真理啦，哈哈。

我抓住那只手慢慢移到脸上，让坚硬的茧皮划着，很夸张地闭上眼睛。她居然长着这么厚的老茧！生活已经把她改造了，她已经懂得主动承担责任，这很让我感激，让我在她面前找回了自尊。她知道我其实是很在乎面子的，只是从前她不珍惜，一次次地说自己蹚了鬼。我也只有她不在身边的时候才像个人，像个正了八经的解放军同志。

她哽咽了，背过身去说，我真是像前世欠你的。讨债鬼。

究竟谁欠谁的？天知道。

我发现这双手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小窝窝和宛如美玉的圆润，伤感再一次噎住了我。不过这手很结实，手心里有四粒钮扣似的茧子，很厚也很有弹力。这使我有了想象的资源，我感动得想吻它们。可眼神总往门口遛，大门还虚掩着，我可不敢冒失。这神态一定十分可笑。

过了一会儿，门外果然有黑影掠过，两手触电一样松开了。

她走过去，门口现出几颗脑袋，一律的年轻。

进来吧，这是我的老朋友，她介绍说。干吗鬼鬼祟祟的？那时候你们还在怀里咂妈妈呢。他就是我说过的解放军，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小伙子们推推搡搡，怪不好意思。

噫唏，不坐就算，下个礼拜吧。还有肉？那好，猪肉留下，人肉滚开。她嘻嘻哈哈就把他们打发了，真够可以的。

其中有一个小伙子阴阴地瞟我了一眼，让我有点不自在，立即想到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肖明了。

都是我一个队的工友，每礼拜都来喝酒。她解释说，挺不错的一帮小孩，是吗？

是不错。我说。

大老粗，就这样。她两手一拍，笑了。忘了告诉你，我现在在搬运公司，两百斤的麻包不在话下，我还能上过山跳呢，好玩吧？

过山跳是码头上最危险的活，有的轮船高，跳板是一截一截搭上去的，底下就靠竹架撑着，人走在上面就像表演高空杂技。我想象不出她背着麻包晃晃悠悠走过跳板是个什么样子，不知她摔下来过没有？她也是快四十的人了，为什么不能换一份轻一点的工作？

但很快，突然又联想到当年搬运公司有个外号叫团长的寡妇，当年也这么在家里接待那些有一身黑缎子似的好皮肤的码头工人。武斗时就是这个千人指万人嫌的寡妇，大叫一声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你们都想变成我这个样子吗？于是，搬运公司的妇女们齐刷刷地卧在了土装甲车的轮下，延缓了一场屠杀。于是，私下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女人不再可怕，甚至都认为她还有那么一点点可亲可敬。她没有文化，却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有着比我们更多的直觉……

我不知此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产生这种可耻的念头真让我羞愧。

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了，怎么样？

没说的。我笑着，不过，毕竟到了年纪。

看你，忧心忡忡。其实我干得不多，当个鬼队长，事情古怪多，忙死了。

是吗？当官了？

屁的官，承包嘛。他们非要我干。工人的交易，讲义气，不爱动脑子。

这么说，还是个小司令。

本来我也可以出去的，办个公司，可他们不让我走。今天他们也是来捣鼓我办公司的，我想想，挣钱也没什么意思。东奔西跑挣来一堆花纸，有什么意思？她把头一扬，还是和工人在一起好。他们吃的是力气饭，挣的是血汗钱，只要有活干，大家就像亲兄弟，把日子打发得快快活活。干吗不快活呢？

他们……爱你吗？

爱！噫唏，醋劲还不小！

她淘米，洗菜，切肉，一刀一块斩下去，麻利得很。她大呼小叫地说话，通红的炉火在她脸颊跳动，热气渐渐弥漫了全屋，眉宇间也漾出我曾经熟悉的那种气息，果敢，伶俐，而且思路清晰，尖锐。她还是那个肖明啊。

她父母都平反了，她本人也回城了，而这间老屋很快就要拆了，这一片很快都要盖新楼房了，如果我再迟几个月来，也许就见不着了，这就是生活……我跟在她身后无所事事，却又好像忙得团团转，那种感觉却像回到家里，做不完的事，说不完的话，仔细想想，却又没做什么事没说什么话……

知道吗？那个姓杨的？副书记？死啦！她宣告说：食道癌，活活饿死的。我特意到医院看过他。他还能认出我，可说不出话。那样子真难看。他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屋里摆满鲜花，床头堆满礼品，我心想，你算计了一辈子，还是没当上一把手，就守着这些东西活拉拉地饿死？那也太可怜啦！

我记起那个被我们枪毙过很多次的当权派，那个老滑头，那个使我们不能最终走到一起的家伙。我陪着笑脸说记得记得，不过多少有点尴尬。

想想也真傻，当年为了扳倒你们那个姜政委，我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早知道结果会这样，在家等就是了。她诡秘地一笑，手在身上擦擦，说，你来。

在里屋的橱柜里，她掏出一叠马粪纸，竟是当年的档案袋。那档案上歪歪斜斜爬满了我的字迹，开列着我宣判过的各种判词，如烟往事，往事如烟啊。一阵心酸又接着一阵惆怅。这么多年过去，她居然还保存着这些。

当年为了讨她欢心，我居然还有如此之多的幽默。那小山顶上的游戏，今天看来居然仍是如此有趣。这档案袋实在太寒伧，不然我的字也可以写得更流利更潇洒一些的。

你看这个。再看这个。她像一位导游，领我参观T市梦境一般的故人旧事。念一个名字，就介绍此人以后的变迁、下场、时间地点和原因。然后再请听下一位。她如数家珍，条分缕析，说得脸上泛起红晕，嗓子也有点嘶哑。

我就像在看一部早期的无声电影，这部片子在地下室里存放了五分之一个世纪，故而有霉斑和剪接失当的地方，解说词也不那么高明，听上去尽是些老掉牙的词汇，双料啊，五类啊，三种人啊，似是而非。

你在听吗？

在听。我说，你喝口水吧，你都哑了。

好。她有点扫兴，喝完水便去炒菜，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你呀，还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公子哥派头。不过……当初我喜欢的也就是这个劲头。甜言蜜语啊，花花点子啊，指东道西啊，真够浪漫。

是吗？我笑了，你能这么评价我很满足了。

随你满足不满足，你骗骗女孩子还行。

她把菜碗端上桌，大喊：丫头，丫头？吃饭了。又疯到哪去了？喊着便去找，转一圈回来说：靠住是叫那帮孩子领走了。不管她，吃饭。然后将大门拢上，靠在身后，幽幽地瞧着我。

我咳嗽一声，说还是……找找吧，天黑了。

她咬着唇说，这帮孩子还怪懂事，是不是？

是……是啊。我大喜过望，陡然有了热度，声音也有些发干。

她脱去工作服，红颜色的毛衣紧绷在胸，两颊潮红着，显得年轻多了，也好看多了。到底是体力劳动者，腹部还保持坦平，身材比从前还棒，完全超出想像。可能由于灯光的原因，连眼角的鱼尾纹也消失了。

默默地端上菜来，默默地摆上酒盅和碗筷。一大沙锅猪肉炖豆腐突突地翻着油花，发出心跳一样的轰鸣。她从桌下掏出一瓶酒，咔地咬开瓶盖，斟酒，手在抖，沥沥洒洒淋了一桌。

酒杯端起了，心跳得更紧。

你呀，她叹息道，不用难过了，都是我不好。本该先答应你的，那样就不会犯错误了。我这一辈子都在犯错误，做傻事，我太追求完美追求纯粹了。

我笑，笑得很勉强。

她也笑得挺费力，说，可你后来并没有找我，我一直在等……你看不出来我一直在等你吗？然后她就哽住，笑就留在唇上。

我想辩解，想表白，但立刻明白自己的无力。事实是我没有等她。

一直到我把孩子生出来，妈妈才闭上眼睛，她一直在逼我啊……

我感动着，迟疑着，不知应该先拉手还是先搂腰，我居然忘记了这个动作。于是我的胳膊就悬在了空中。现在我们还有什么隔阂？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我想说，我们或许还来得及改正错误，我们不能永远错下去。我们应该考虑在一起，再也不分开。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难道还要等下去？至于其它的，都是些具体问题。难道我们被那些具体问题害得还不够吗？我还想告诉她，她生活得可不算好。没有我她的生活很不好。她应该重新作一个安排，由我来安排。不要这间老屋，不要这些家具，不要陈旧，不要阴影。她应该过一种阳光充足的生活，跟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要说得话太多，一下子统统挤在喉管上，结果就卡住了。

这样一想，我就坚定起来，一把揽住她。她挪了一步，挨过来。我注意到她眼角飞快地向里屋一瞥，才慢慢靠在我身上。

真是的，兜了一个大圈。她吃吃地笑。

这一圈兜的太惨。

兜了快二十年。

二十年。

我都四十岁了。

四十岁，生活才开始嘛。

来，喝酒。她挣开我，跑过去拴门。

为什么干杯呢？

就为重逢，为这一个大圈子。

我们碰了杯。我喝不惯这种劣质酒，但她是一饮而尽的。

我说，谢谢你，肖明。

好像是因为刚刚叫出她的名字，她眼里一下子溢满泪水。我们再次碰了杯。我终于又看到了那种光，暗红暗红，一束一束，射得我眼皮直跳。

等等！她突然尖叫，端着酒杯跑进里屋。

我诧异着跟进去，看见她对着墙上的镜框，口中念念有词。我心里一紧，又一松，立刻明白那是她父亲和母亲。

他父亲的照片当年我是见过的，是在“有色公司技术干部名录”里，现在是放大了的铅笔画，有一点发黄了。那个时代的画像轮廓都过于鲜明，很夸张，眼神也极不自然。不过出于恭敬，我还是走过去，把镜框取下轻轻抚摸。

小心！她惊呼道，就这一张，都脆了！

放心吧，这我还不懂？我对她说，玩照相机我可是个老手。但就这一瞬间，我碰上了她陡然涨大的惊惶失措的眼神。起初还转不过弯来，笑仍在脸上漾着，慢慢地就感到不对劲，笑意迅速冷却，僵在下巴那儿，像是嘴角贴了块膏药。于是我也紧张慌乱起来，赶紧把镜框挂回原处，并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失手。而她的目光一直跟着我，直到镜框不再晃动，她的脸才开始松驰。

虚惊一场。

我把你的酒也拿来，咱俩在这儿喝一杯。她出去拿酒，一面却又回头看看墙上。墙上是她父亲和母亲并排挂着的镜框。

这些动作令我隐隐地感到不舒服，好像我是存心跟那镜框过不去。

来，为了重逢。现在她又高兴起来。

我昂首把酒扣进喉管，听见结实的一响。

她瞧着，嘻嘻笑着，慢慢将酒抿干，吸尽。

我开始咳嗽，眼前晃着一个影子。是她爸爸。于是我也回过头去，她爸爸仍在墙上，很严肃很冷漠瞧着我。顿时如芒在背。

吃口菜吧，看你呛的。要不要把菜端来？

不用了，我艰难地说，大肥肉，少吃一点好。

看你，还这么娇气。她又喝干一杯，对我亮亮杯底，说我们工人可不像你这样。我只好再扣一杯，我不愿示弱。

现在，我们已完全坐在床上，紧紧挨着。我想不出合适的话来说，她好像也一样。这样过了许久，她猛地捂上脸说，下回你别来了。

为什么？我惊慌地掰开她的手。

她别过脸去：讨债的，你是个讨债的啊。

我嘿然。我轻轻抚着浑圆的肩头，手却僵冷，好像摸在了沙发靠背上。

反正我欠你这笔债！她咬牙切齿，决心已定。她身子倒在我怀里，另一只却手撑着我的肩，然后回头去看看被子，又侧过脸去瞧镜子——那一刻在镜子里的我，竟然也在偷偷地窥视着她，刹那间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

她突然问：你有几个孩子了？

我注意到，她的笑意停留在颧骨以下二分之一的地方，一动不动。

我尴着说：两个，一男一女，大的上中学了。

品种齐全。你就是这样的。什么事都要弄得很周到。跟我想象的一样。她一句一句给我下着结论，仰着脸尽量不看我。

你是说，我太……四平八稳？

她大声叹息：现在好啦，可以当老太爷啦。

哪儿啊？现在的小孩一个比一个难伺候，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都是来当老子的。上学是你替他们上，从一年级开始上！我陡然大声发起牢骚，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委屈。

这倒也是。我丫头也开始烦了。

烦人的事太多啦！我吼道。我来回踱起方步，我饱经沧桑，忧患深重。

她怔怔地听着，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后来我不止一次问过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样没情绪？难道我对她的思念是假的？难道我的激情是装出来的？难道我真是那样一种四平八稳的人？难道我已经失去了年轻时不顾一切的热情？我有病？

你在想什么？

我想……这地方从前有一种面条，很细很细，很长很长，像线一样。

哦，那叫贡面。她瞥我一眼，低头冷冷一笑：你现在就想要吗？

那倒不急。明天，明天……我莫名其妙地做着鬼也不懂的手势，心想这机会倒是找得不错。

她咬咬唇，然后很老练地把头一扬：行，明天你就能拿到贡面了。她见我手在口袋上摸索，又说：钱就不必了吧？你不还带着水果呢吗？

那也好。就算你送我的。特产。

这主意不错。她说，明天你来拿面，然后我可以陪你去码头转转。她始终保持着微笑。她真行。

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她面不改色说，我可以把这些年的日记借给你看，不过看完了你得还给我。

好啊好啊，我也如释重负。我说，说不定我们还来得及去爬爬山？

很好。她说，我丫头也吵吵我带她爬山呢，也许你还带着照相机吧，现在可都兴彩色的。

于是我就提上她的那包日记告辞了。我提醒自己明天一定买个彩色胶卷。我甚至还盘算着怎么能跟她留下合影，然后瞒着妻子给她邮回来。

诺基亚

24


……

×月×日

我找大荣子谈了。我说郭卉贤惠善良心灵手巧百里挑一，如果喜欢就大胆去追。大荣子的表情是错愕，结巴半天问，听说你有一个解放军对象是真的吗？怎么没见盖三角章的来信？我说这不关你的事。

我也和郭卉谈了。我认为婚姻毕竟是个大事，最好能想清楚再决定。郭卉的表情也是错愕，沉默了好几天。她说她是羡慕我，那天发火不是因为妒忌，我说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你发了火，而是大荣子确实不错，有正义感有责任心，人也能干。

但愿我没做错。

做完这件事我好像才轻松了。我是在保媒吗？不是。我是在挑破一层纸吗？好像也不是。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只是觉得坦坦荡荡人才舒服。

20岁，是女人的一道槛，女人在石门关，20岁儿子都满地跑了。郭卉的女性意识太强了，像那棵只开花不坐果的树。性别是爹妈给的，躲不过啊。

可我真的不愿意做女人，太麻烦了。

×月×日

分红了，我分到127·5元，这是我第一次有了收入。

这个春节又不能回家，我得把郭卉嫁出去。郭卉是铁了心要结婚的。转眼插队一年多了，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

妈妈来信说，你一定要阻止郭卉，她妈妈是绝不会去参加婚礼的，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希望郭卉这么快就结婚，这是最直觉的内心感受，起码她走了我的生活就会艰难很多。

她作出这个决定也吓我一跳，她不说明理由我也不能强逼她。她说家里如何如何，显然是不充分的。家里无非是又给她介绍了一个，逼她嫁人，等等。

我劝不了也就不想猜，知青中的很多传闻有真有假，都是这么不负责任说出去的。郭卉是我最铁杆的朋友，她决定了，我只有支持。

明天就去沙河镇给她挑嫁妆。

×月×日

我到镇上才8点，供销社还没开门，就随处瞎逛，没料想被那个老疯婆子缠上了。老疯婆子居然要给我喂奶，说囡囡不哭，囡囡都这么高了，吃奶，吃奶！她举着干瘪的乳房，跳起来喂我。

我走不开，也不敢笑，只好替她把衣服拉上。四周全是嘻嘻哈哈看热闹的人，真是难为情。幸亏她男人赶到把她拉走。她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我做了个鬼脸。我浑身一抖，不知为什么心里特别难受。忽然联想到郭卉将来的样子。

供销社里没多少合适的东西。本想送郭卉一对粉红的枕头，带花边的那种，我见别人送过的，还有铁壳热水瓶。可是看来看去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倒是一架蜜蜂牌缝纫机吸引了我。其实一台缝纫机，对郭卉是最合适不过的，但122，差不多是我的全部所有了。正犹豫着，售货员过来说，那个是要票的，是春节前摆出来做样品的。这话反而让我觉得不买就对不起郭卉。

我就闯进后面办公室找主任，我说知青嫁给农民算不算新生事物？你支持不支持新生事物？那主任倒也好说话，问清楚情况，说缝纫机要票是不假，票已经发出去了也是不假，但如果你愿意多出一点钱，我可以说服那个人先让给你，这不就支持你们新生事物了吗？

将军将到这个份上，我也就没有退路了，我把口袋翻过来，把钱全部摊在桌上，也不足140元。那主任看看钱，又看看我，手一挥说，我作主了，开票！他收了130，还退了我几块钱。知道我是石门关的，还让人用自行车给我送。

我跟在后头当甩手掌柜，像押着一个俘虏，心里特得意。想像着郭卉以后能陪伴缝纫机哒哒哒哒地做她喜欢的手工活，我松了一口气。我为自己欢呼。

×月×日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郭卉今天过门。

胡小泉和刘广勤都留下来，我又喊来王兴元，我们四个算是郭卉的娘家人。我们都不想让郭卉感到孤单，所以郑重其事。

可郭卉还是哭成了泪人儿，早晨起来就收拾屋子，还把窗玻璃擦了又擦，一边擦一边流泪。等他们几个到了，更是哭到站不起来，我是抱着她出门的。我自然也陪着抹眼睛，这种心情他们男的体会不到，只会傻傻地搓手。

王兴元还说，你要觉得委屈，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这傻叉声音都劈了，还真以为是郭卉不想嫁。

到了门外，郭卉突然想起开箱子，拿出一只新买的热水袋。她说，我真是想不出有什么东西能给你，以后天冷就记着灌点水，就当是我在给你焐脚了！

听到这话，想起那些冬夜，想到曾经对我的照顾，想到从前在一起的快乐，怎一个心酸了得。

大荣子那一方也是郑重其事的，整个家族都动起来，可以称得上隆重。新房是老屋的山墙接出来的两间披厦，全队都去帮忙了，也许在他们看来，讨一个城里的媳妇是惊天动地的喜。大荣子的爸爸再三说，这屋子是将就的，等有了钱，一定给他们翻三间大瓦屋！

婚礼上还请来一个公社的老领导，老领导不会说话，只会结结巴巴念语录。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无论到了哪里，都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的队长倪永昌平时老成持重，阿基米德头脑这场合也有点慌乱，居然说郭卉是活的郉燕子，活的董加耕，引来哄堂大笑。

总之，气氛很好。吃得也不错，队里杀了一头猪。

我是目送着郭卉入了洞房，她也瞥了我一眼。大红的新衣，大红的蜡烛，大红的门帘，在一片欣喜中隐去。

郭卉，祝福你！

×月×日

他们都拿我开心，郭卉都“落户”了，你什么时候“落户”？我说我的心早就落户了，人嘛还得等一等。现在他们都知道我有个解放军对象，是个“军婚”。这个招牌在农村很管用，省去不少麻烦。但笑声散去以后，特别是收工回来，一个人烧锅的时候，看着火苗舔着锅底，听着锅里嗤嗤作响，心里还真是抓挠。晚上好办，晚上可以看书，看累了就睡着了。

孤独是一条虫子，慢慢噬咬着时光。劳作是单调的，重复的，乏味的，虫子便慢慢长大了。这种感觉不是难受，而是一种空空荡荡，好像身体被抽空了，变成了气球，飞又飞不起来，沉又沉不下去，只有虫子在里头咬。隐隐约约理解了郭卉，她为什么会那么坚定地选择结婚。

这种时候还真有点想他。不知他为什么一直不联系我？难道还要我主动吗？或许他已有了别人？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随便吧。

×月×日

郭卉告诉我不少石门关的掌故，当然是大荣子的嘴巴里的。关于倪永茂有几次自杀未遂的，关于土改和大跃进时期集体闹事的，关于生产队分红的，关于家长里短的。今天又来说沙河镇老疯婆子一家的故事。我知道她是怕我寂寞，用心良苦。

但今天的故事值得重视。

原来老疯婆子一家也是下放干部。她丈夫姓安，这一带人都叫他安老爹。他比倪永茂的资格还老，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得不到重用，听说还坐过劳改，是文化大革命前下放到沙河镇的。

难怪老疯婆子让我觉得不寻常，不像当地农民。这一带是老区，老革命多不奇怪，奇怪的是老革命也一直不得志。

×月×日

今天队里去卖丹皮，倪永昌安排我跟去结帐。他的意思是，供销社不敢欺负我，上次供销社还派自行车给我送缝纫机，说明我还有点马力。天晓得的事，人家根本不认识我。不过有人赏识我还是挺开心。

结过帐，在供销社门外，又见着老疯婆子在胡闹，要给人家喂奶。她身后跟着一个老者，估计就是安老爹，在装神弄鬼地又是哄又是吓。他说，公安局来了，公安局来了！老疯婆子愣了一下，转眼又笑了，说，骗人。然后又要把衣襟掀起来，去追一个抱小孩的妇女，说囡囡不怕公安局，囡囡要喝奶。那妇女倒也不怵，跟着围观的人们一起傻笑。老爹急了，扑在她身上喊，老娘哎，醒醒啊。

我上去帮了忙，帮老爹一起去拖她。老疯婆子力气还挺大，死活不愿回家，一直弄到快到中午了，没劲了，才弄回来。

安老爹的屋子在镇东头，红砖，大瓦，一看就不是当地居民房。屋子是三间，没有院子，但门前有一块空地，摆着几把小竹椅。家里门开着，可屋里没有人。老爹估计也有七十多了，头发花白，胡子拉喳，累得气直喘。

听我说是慕名来访，他愣了一会儿，说，我得把她安顿好才能跟你谈。原来是老伴这阵子又犯病了，总往外跑。

他服伺老伴吃了药，说了一堆哄小孩子的话，老太太才安静下来。安静以后倒也无事，眼睛直直吐了一个字，饿。听到这话安老爹笑了，扭头对我说，你会烧锅吧？来，我们做饭吃。

安老爹不把我当外人，让我一下子就觉得亲近。我坐在锅灶下，听他有一句没一句地絮叨，那意思分明是夸奖，说他老婆如果不是有疯病，早就死过了，撑不到今天。得亏有病，他说，有病才有盼头，有盼头才有抵抗力，这就叫精神变物质，你给她喝脏水都不拉肚子。

他下的挂面，打了七八个鸡蛋，还放了葱花和猪油。他让我别客气尽量吃，然后自己端个碗去喂老伴。我打量这间屋子，发现他们没什么家具，倒是地上床下堆着不少书，还有报纸。这是我喜欢的环境。

吃完饭我们才开始谈。原来他已经接待过好几批知青了，他说他们没有小孩，特别欢喜小孩。他说他老伴不犯病的时候，一来下放学生就跟过节一样高兴。

我说我们不是下放学生，我们是插队落户，是接受再教育。

他说就是“下放”，别不承认，别以为不拿工资就不叫下放。在农民眼里你们是上边来的，在你们心里是认为自己下来了。我说我们还有同学嫁给农民了，他说那也叫下嫁农民！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评论。他是一眼就看到了本质。他说你去打听打听，有哪个农民认为你们和他们一样？你们比他们高得多，真心来落户的有几个？

听说我是对老区革命历史感兴趣，他严肃起来，目光中还有几分警惕。他说过去的事情他不想再提了。我一再说明我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好奇。他还是不愿意谈。

后来我就说了石门关倪永茂的故事，并且说了我自己的看法。他一直在点头叹气。

道别时，他欢迎我再来玩，说老毛号召学生上山下乡是很高明的，确实很高明。他不说毛主席，他说老毛。

我问为什么。他说，不把自己变成农民怎么能理解农民？不理解农民怎么能理解革命？不理解革命怎么能理解中国？

我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上山下乡是因为城里没办法就业，就把学生骗下来了。

他冷笑道，燕雀安知鸿鹄！

他说，打从孙中山起，中国出了多少能人？共产党里出了多少理论家？为什么别人不行就老毛行？因为老毛身上集中了两千多年中国农民造反的智慧，跟马克思一结合，他就行了！

安老爹，确实是个高人。

×月×日

这几天一直沉浸在安老爹的身世中。

我去了好几次，看我是个老赖，安老爹就开口了。

先从我老婆说起吧，他说，为什么我怕老婆？为什么她一发病就要给人家喂奶？那都是我作的孽呀，是我对不起她呀。她是共产党员不假，可她也是个母亲。

安明远，1923年安庆师范肄业，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党筹集经费，公开身份是青红帮的“白相人”，利用英法租界巡捕房的边界空隙，他成为了“郑家木桥小瘪三”的一个头目。名义上给青红帮收保护费、商务费，实际上是给党组织筹集经费。

那个时代党的经费来源很少，共产国际给不了几个钱，开会要钱吃饭要钱，那些洋学生动不动还要包酒店，进百乐门，钱从哪来，还不是靠我们去搞？他这样说。

1931年的顾顺章叛变是个转折。中央机关被搞完了，来不及撤走的领导都要设法转移出去，那一次基本上把家底搞空了，几个公开经营的商铺也都典当出去。有一天他接到通知，无论如何要在当天晚上送40块大洋来，一位重要领导干部必须离开，等着这笔钱。而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一家人是借住在别人的阁楼上，连吃饭都是靠邻居接济。这样的时刻他到哪去搞40大洋？就是去抢也来不及组织。

他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法子呀，要有一点法子我都不会这么干。那个时候天天都有人被捕，天天都有人叛变，多耽误一天就意味着一批人的生命危险。叛变随时都在发生，谁也不能担保谁不叛变。什么叫紧急？紧急是下一分钟你在哪，是活着还是死的，紧急是被巡捕房的哨子吹出来的。这样目光就落在了才六个月大的儿子身上。有一个浙江来的绸缎商因为夫妇两个不能生养，非常喜欢这个儿子，经常到我家门口来开玩笑，逗一逗乐，让我把儿子过继给他。我儿子确实好玩，能吃能睡，而且夜里从来不闹人，醒了就自己咬手指头，想尿就呀呀叫，见到生人就笑，就拍巴掌。人见人爱，没有人不喜欢的。

他骗妻子出去送信，其实没什么内容要送，只是想把她支走，然后抱上儿子去找那个绸缎商。他说赌钱赌输了，急等钱用，你们真想要儿子，现在就给钱。他们都知道他是个“白相人”，赌钱自不必说，说话不讲理翻脸不认人也是常有的事，就连夜抱着买来的儿子回了老家。

等他把40大洋送出去，领导人安全出境，才明白自己已经铸成终生大错。他妻子那时还在哺乳期，生理压力加精神刺激，一下就崩溃了。见人就说他把儿子卖了，当街扇他耳光，看见人家的小孩就掏乳房……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终生承受。

而她毕竟是个女人，是个做母亲的女人。她家过去家境还不错，生在大城市，女高毕业，没吃过多少苦头，脆弱一些也正常。他们也想过再养一个孩子就好了，再养一个她的心思就转移了。他们还看过名医，可终究也没能养出来，才30岁就闭经了。

他妻子也是共产党员，清醒的时候也能明白那些道理，知道革命是痛苦，斗争是残酷，牺牲是难免，不能从个人角度看问题。然而这些道理对一个精神病人是无效的。那时，他自己也快撑不住了，整天恍恍忽忽，压力实在太大了。他想从帮会中退出来，可是已经找不到上级，后来就自己去郊区做了教员。

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后有人认出了他是租界里的“白相人”，向政府检举他是个流氓头子。解放初期还很混乱，他自己一直从事秘密工作，他找不到上级，也没有人来为他作证。

他说，秘密工作就是这样，还比不得一般的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没有档案，如果被捕就自动脱离了关系，一切责任都要独自承担。这些，都是自己当初向组织上保证过的。所以，法院宣判劳动教养时，他放弃了申诉。

他说，人就是这样啊，共患难容易，同安乐很难。那些年轻人根本不会理解，认为我在污蔑共产党。他们认为共产党怎么会进帮会当流氓，干这种下三烂的事只有国民党。他们根本忘了，上海几次工人武装起义，都有帮会里的穷苦弟兄。他们认为革命就是上马杀敌，妙手著文，是光明磊落气吞山河。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共产党是从血污里站起来的，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从耻辱中煎熬出来的。他们认为我这种人如果是真的，那是给共产党丢人、抹黑，就是有也不能承认。我还有什么话说？

直到1961年全国大规模甄别平反，白茅岭农场来了一位将军，点名要见安明远夫妇，当场宣布为安明远同志平反。当然，此后又经历了一些波折，他才于1963年回到老家，定为17级干部退休。退休了也不认为他有什么光彩，没有过也不等于有功，省委对这件事一直讳莫如深。他从1922年离家出走，整整在外漂泊41年，家中已经没有一个亲人。

但对我，冲击是如此巨大，比倪用茂还要震撼。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真是沸腾。

×月×日

这几天，好像老是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眼前晃，她身着旗袍，头发蓬乱，衣扣松垮，露出雪白的胸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发了疯地乱蹿。她眼圈乌黑，目光已然散了，细看就像两只黑洞，只是见到人家怀里的小孩，才陡然一转眼白。嗓子早就哑了，只能咝咝地吐气，仔细听，方能辨出那里仍有含义。

囡囡，囡囡，妈妈给你喂奶！

她已经三四天粒米未进，可奶水已然汹涌，旗袍的前襟总是湿湿的一片。给她喝水，那水就像是从嘴巴直接通到乳房，眼睁睁喷到了外面，开头还是白的，后来就是水，喝多少流多少。

囡囡，囡囡，妈妈给你喂奶！

她不发烧，体温一直正常，医生也觉得惊讶。似乎她身体里有一个另外的控制系统，在控制着奶水，控制着蓬勃的生命欲望。直到打了针，睡死过去，睡了几天，她才慢慢苏醒。

她说，你不该骗我去送信。

年轻的安明远哭了，跪在地板上哭了。

她说，本来我蛮好可以给他喂最后一次奶，可你最后一次机会都不给我！你怕我没有觉悟，其实我觉悟比你高得多！

共产党员安明远只好给另一个共产党员磕头，把楼板磕得咚咚响，把上海弄堂那个亭子间磕成了一座钟楼。在那个深沉夜，用那个彻骨痛。

×月×日

继续和安老爹探讨。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明明知道革命是暴力，斗争残酷，充满血腥，但就是不愿意承认呢？

因为胜利了呀，安老爹说，胜利者就要打扮自己呀，哪个胜利者都不愿意让人看到血污看到泥巴呀。当初把我捉起来，上海没有人了解安明远吗？军管会里就有，至少他们知道安明远这个名字。但他们不愿出来作证，他们宁愿相信我是流氓小瘪三。就是承认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也是革命在利用流氓小瘪三。

我说，这不是很奇怪吗？共产党没有胜利的时候，一直被人家讲成匪，讲成共产共妻，连骂人都是小赤佬。现在胜利了却要洗刷自己，洗刷的逻辑还是原来的逻辑，我们不是匪，我们不是小赤佬，我们不是流氓小瘪三。

这就是文化呀！安老爹说，这个文化太厉害了，它告诉人们，统治者就要像个统治者的样子，就是要制礼作乐，就是要为尊者讳，就是要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按老规矩来，不能容忍造反，只能鼓励顺从鼓励奴才。如果承认革命就是造反，那不是鼓励人家造自己的反吗？

我说，革命不是抽象的，是有具体内容的。

对呀，他们就是要把革命抽象化！说你是革命人，是说你是玻璃人，透明人。

安老爹说，老毛伟大就伟大在这个地方，他不认为夺权政权革命就完成了，共产党就胜利了，革命还早得很。他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文化的命，要把这个文化颠倒过来，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承认人民有造反的权力，承认统治者不是永远的天生的。人民当家作主，当权派为人民服务，不合格就撤掉你，这才叫民主呀。如果革来革去，不过是老爷又换一副面孔，不过是扑克又换一种玩法，那又何必闹革命呢？

他指着老伴说，她们家上几代人都是举人，早就是老爷了。

×月×日

这些日子，没见着郭卉，猛然一看她竟像企鹅一样走路了。她说怀孕以后，人懒得很，也没来看我。难怪我没见她下地。看着她颟顸古怪的样子，一时竟找不到开心的话说。

记得有一幅苏联的油画，几个青年手拿鲜花逗着婴儿，祝贺刚刚当母亲的产妇，画面明亮笑容灿烂，标题好像是《欢迎开垦区的第一代小公民》。要是能找到这幅画就好了。

其实我这段也忙，当了会计，忙着跟大队核帐。现在我们都是正经的石门关人了，拉的家常话也都是村里那些事。

她说就怪你送了一台缝纫机，害得我现在睡觉睡不安，快都要累死了。一问才知道，家家都有一些针线活要找她。推又推不掉，干又干不了，天天晚上都要熬到十一二点。

我说，家务事针线活什么时候都干不完，身体要紧。

她说她有个想法，生过孩子以后她就在家当裁缝算了，把村里人家的缝补都承担起来。

我说那怎么行？真成家庭妇女了。

可她说，能不能算工分？算工分我就干。

绕了一大圈，落脚在这儿。

我说这话得跟倪永昌讲。但想了一下，我认为是可行的，这也算是一个副业，因为逢年过节大家反正要花钱到外面做衣服，有的队还请裁缝。对郭卉的巧手我有百分百的信心，这也算亚细亚生产方式吧。

问题是，副业和主业，集体和个人，总是矛盾。

倪永昌也认为可行。他说，光一个生产队没有那么多活做，但如果把全大队的裁缝活都接过来，那就真成了一个副业。做衣服给钱也行，换工也行，换柴禾也行，别人也没什么话说。

我问，如果出现矛盾怎么办？

他说，关键是当家人，为公还是为私。外面养鸡养鸭还闹矛盾呢，闹大了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弄得鸡飞狗跳。其实农村没有副业真是不行，靠地里刨粮食刨不到几个钱。

我问，为什么养鸡养鸭能扯上资本主义道路？

他说，还不是因为干部有私心吗？说白了就是公私不分，公权私用。农民最可怜老好，你自己清白谁敢闹腾啊？闹的地方一般都是因为私人家畜跟公家争饲料，有的人还故意把鸭子撵到田里吃稻谷，你占了便宜人家不就吃亏了吗？农民做事实打实的，一个村里住着，七大姑八大姨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嘴巴不讲心里也没数吗？脚跟着走手照着做就是了，那能不打架吗？打到最后，大哥不讲二哥，大家都别干了，就戴个帽子叫资本主义，你叫他什么主义都是那点事。

别看倪永昌没什么文化，真是有头脑，做事也有魄力。

明天就回郭卉，让她挑旗子干。

×月×日

国庆节，这是我插队落户的第二个国庆节了。我以主人的身份把安老爹夫妇接来一起过的节。好在有小秋收，花生芝麻现成的，我买了一只鸡，用板栗红烧的，还算丰盛。

我带他们去看了滴水崖，相思树和老母树，老太太很开心，总是说有照相机就好了。可惜我没办法满足她。

下山时我们又专门探访了倪永茂。倪永茂好像脑子不太好用了，问什么都哼哼。他大女儿小燕还没嫁，妹妹嫁了，她说是决心不嫁了，要把老人送走。我听了心里发酸，无言以对。

回来时，安老爹突然回过身来看着山顶，肃立了半天。我见一抹夕阳从他身上散落下来，满头银发在光斑里跳跃，身后的影子拖得很长，一直拖到马路上。秋风乍起，落英满地，壮怀激烈，仰天长啸，可视作一副老骥风采图。

他回过身来，眼角竟是湿的。

他说，你那天问我觉不觉得委屈，我没答腔，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了。我还真是觉得委屈了，我发过很多牢骚。

我说，那你现在怎么答腔了？

他说，今天看到了倪永茂的样子，真有收获，他比我觉悟高！你看，我不管怎么说，还是个17级干部，还过着比一般人好得多的日子，可他呢？他过什么日子？我还有什么不知足？跟他比，跟死去的人比，我已经活在天上了。

我说，你吃过那么多苦，还能这样说，真是高人。

他说，不对，我是个“矮人”。这里头有个道理，我也是刚刚才悟出来的。你拿什么来判别真英雄假英雄？受难！真正的大英雄，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受难者。革命高潮时期风风光光不困难，水落石才出，上岸两脚泥啊，真正的英雄一定是把那个时代最疑难的问题抗在了肩上，他是心甘情愿去赴死受难，自觉自愿为大疑大难在煎熬。共产党为什么赢了国民党为什么输了？那是因为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心甘情愿去受难的人。受难，是必须付的代价，总要有人去的。

那风风光光者就是不革命的吗？

他说，这个道理反过来对不对我不知道，正面说肯定对的。倪永茂是这样，许继慎也是这样。你知不知道许继慎？

许继慎是大别山的英雄，我在学校就听说过，他的事迹口口相传，只是政府一直没给他平反。但他活在老百姓的心里。

安老爹说，我俩个还认识，在安庆就认识。

真的啊！

他说，他长我两年，我读师范，他读工业学校。那时他就是青年团的活跃分子，经常演讲。1930年他离开上海回大别山，我们几个安徽老乡还摆酒为他壮行。他知道这一去就不能回来，必死无疑的。前不久他弟弟的人头刚被砍下来挂在城墙上，他是决心赴死的，喝得大醉，又号啕大哭。他老婆叫谭冠玉，冷静得出奇，抱着儿子不停地给他擦。谭冠玉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刚强，镇定，识大体。然后他又抱着儿子亲，把儿子也亲哭了，那个场面今天想起来我还心酸，肝肠寸断啊。

他说，谁能想得到？他确实死了，但没能死在敌人的枪口，却死在了自己同志的刀下？一个建立那么大功劳的人，打下一片根据地的人，一个红军军长，莫名其妙就被肃反肃掉了！

我说，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的疑惑，为什么革命队伍里总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是个带兵的人，对付张国焘不是易如反掌吗？他如果有一点点戒心也不至于啊？

他说，这就是受难啊。张国焘王明这些洋学生，在上海我们就知道，不是个好鸟，我们早就在背后议论过。但他是代表中央的啊，谁也不知道他后来会叛变。中央要肃反，打改组派，打AB团，大家都同意的啊。为了节约子弹，听说还是用大刀砍的。也不光是许继慎被肃掉了，鄂豫皖被他们肃掉了一两千干部。连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也被肃掉了，他还在前线指挥打仗，回来一看，老婆没了，他吭都没吭又上了前线！

为什么啊？

你还年轻，还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理解不了。放在今天，我也理解不了，没有人会答应他们这么干。但在那个时代，斗争太残酷了，前途太渺茫了，叛徒太可恨了，谁都希望队伍更纯洁，谁都不能保证谁。许继慎有没有缺点错误？当然有。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没有个性能行吗？但他对革命，从来就赤胆忠心，不叫他当军长，他就当师长，不叫他当师长，他就当兵上前线。那时不少党员都出现过一个奇怪的想法，求死。好像死了，才能证明自己，当然最好能死在敌人手里。死，是一种境界。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的民族是苦难，我没有理由不苦难。这就是受难啊。

好像是一种宗教情绪？

也差不多。那时谁也不相信张国焘要把地方干部搞掉，是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谁也不知道他能叛变，屁股一扭就坐进国民党的轿车里。他们是一批理论家，能说会道，又有国际背景。这几方面因素加在一起，才造成这样的惨剧。老毛说损失了90％，我看差不多。可悲的是，到现在还不敢彻底纠正，还留着一个大尾巴。

为什么不纠正？不是已经总结过了吗？

这就是文化啊，不愿意露丑啊，不敢承认革命的阴暗面啊，不敢承认自己光过屁股讨过饭干过丑事啊。

你说的受难，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因为看不清楚，又要去担当，所以才会把死也看成了一种境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他答，差不多吧。

他说，大别山有一个营长，当时也被打成改组派，审查时候把胳膊都打断了。他也怕疼，疼得嗷嗷叫。他也哭，也想妈妈，想回家。可部队转移时，为了吸引敌人，他愣是一个人向山头爬，最后还是拉响榴弹同归于尽的。他心里最明白，他不是为你张国焘干的，你张国焘算个屁呀。他不是为任何个人干的，他是为掩护革命事业，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赴死受难，受尽委屈，他觉得值。没有这样的觉悟，谁都干不下去，一天都坚持不下去。

听了他的话，看到他的样子，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幸福！

我真想对他说，你就把我当孩子吧，收我做养女吧，我需要你这样一个父亲，一个精神上的父亲。可我知道他会不屑一顾的，这是封建意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不需要回报的。

×月×日

关于文化大革命，安老爹是这样评价的：

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自己的文化，现在的文化都还是人家的。无产阶级夺权政权容易，建设自己的文化很难，所以叫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是准确的。老毛在这一点上既清醒又迷惘，所以他亲手建立的组织系统又要亲手把它打乱，可真乱了他又怕，又想收。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加上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难啊。

那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胜利？你怎么能想到胜利？没有几起几伏，没有正面反面的教训，没有全体党员的觉悟，怎么可能谈上胜利？武装斗争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有多少战死的？还有多少冤死的？最后才能谈胜利二字。我们这代人是看不到了。

安老爹说，老毛是个诗人，他已经把革命诗化了。

安老爹说，革命本来就是一本深奥的哲学诗。

安老爹说，你看着吧，老毛最后也要栽在写诗上。

这话怎么讲？

安老爹说，太浪漫了。

安老爹，真是高人。

×月×日

公社转来一份电报：你父亲刘查理出事故，盼速回。落款是T市革委会筹委会生产指挥组。

我拿给郭卉看了，我说，莫名其妙。

郭卉看看我，把缝纫机踩得咔咔响，没吭声。

我都准备睡了，郭卉领着大荣子来敲门。郭卉说，怕是死讯。过了一会倪永昌也来了，说，还是回去看看吧。他们没说理由，知道说了我也不信。但又过一会儿，来福子和小兰也来了，大家都来了，来了一屋子人。都看着我，不吭声。

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哭了一场，痛痛快快。

这么多年了，我何尝有过父亲？这么多年了，我何尝不希望有父亲？现在他出事故了，死了，却突然告诉我，他是你父亲。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怎么这么关心我？

回就回，没什么了不起。

我得先去看看妈妈，她的心情估计和我差不多，虽是路人，毕竟连着血脉。

倪永昌说得也对，不管怎么讲，他是你爸爸。

×月×日

进了家，一眼就看到了憔悴。妈妈没说话就起身去弄饭。

看着我吃过饭，她才说，你回来也好。

我说，我明天先去看看怎么回事。

妈妈点点头，看来她已经疲惫不堪。她说，生产指挥组的人让我去处理，我没同意，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你不一样。

我问，处理什么？

妈妈说，是后事。要有亲属签字的。

这么说，真的是死了？

妈妈又点头。听说是拉去到处批斗，他受不了，就跳了大遛井，现在连尸骨也没有。

我浑身颤抖，不知该说什么。


第八章


25


1983年在肖明家里那次，我的狼狈表现令自己也不敢面对。

我不止一次反省，为什么相隔那么多年才见一面，情绪突然就变没了，使一桩美事变成了终生遗憾？早知这样，还不如远远地看她一眼，远远地想她一生。我猜她也会这样想的，既无勇气面对，又何必旧情重叙？倘无朝朝暮暮，不如两情久长。

后来我想，问题可能就出在那个镜框上，如果没有那个镜框，结果可能会两样的。

镜框里是她爸爸。她爸爸还不显老，还是我当年见到过的样子，轮廓鲜明，表情严肃，目光畏缩。

想的久了，这个表情木讷的工程师便从镜框里走了出来，眉眼活泛起来生动起来，他甚至轻轻发出声来，像一只老鼠在墙角里窸窸簌簌。

紧张，被动，落后……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紧张，被动，落后……

又过了二十年之后，这六个字像是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那个时代的记忆，让我重新嗅到了那个时代的气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气味，当时我们并不完全懂得，经过历史的尘封、发酵，现在似乎有一点懂了。那是一种逝去的精神，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时尚，那时的时尚是：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

是的，时代的全貌这才徐徐展开，被刻意遗忘的历史这才重新清晰。是的，如果镜框里的刘查理不是那样一种表情，我怎么会如芒在背？怎么会突然间急速降温？是的，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经典表情，重压之下的怯懦，知其不可的犹豫，把握不住的内心冲突。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组成那个大时代的一环，共同构成了历史。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太不习惯体制之外的思想冲击，要么革命要么一统，总是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个性的思想的拯救他人的经历是那么的稀缺，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闪现一瞬大幕又重新闭合，所以他的声音才会那么刺耳。

这六个字是姜政委概括的，他说得没有这么清晰。事实上当时他是嗫嚅着，吞吞吐吐，犹犹豫豫，好像是自言自语说了一段话。但他的意思是不会错的，就是这六个字。

他说：井下开采不能超出矿山设计能力，像这样不顾一切地要产量，只能造成三级矿量紧张，长远发展被动，调度管理落后，总之没有任何好处。

就是这六个字，像六连发炮弹，把有色公司矿山生产调度会议炸翻了，把军管会炸翻了，把T市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炸翻了。它使T市的阶级斗争有了空前一致的新目标，也使好派屁派都觉得自己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

当然，这六个字也把他自己，肖明的父亲，一个反动技术权威，一个新形势下的人民公敌刘查理，最终送进了老虎口。

老虎口是个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它是巨大的一个矿石破碎机械。矿山生产流程是这样的：开采出来的矿石不能直接变成矿砂，都要通过每一层巷道导入一个大溜井，在大溜井的下部有一个破碎装置，它就像一张嘴巴把矿石嚼烂，然后再通过一个竖井把碎矿提升到地表，进入选矿厂，再经过球磨、精选，最后形成精砂。这个破碎机的每一颗牙齿都有乒乓球桌那么大，你不难想像它的咀嚼是何等雄壮威猛，叫它老虎口是低估它的咬劲了。

肖明的父亲刘查理就是让这个大嘴巴咬死了自己。

十几年以后，这个事件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惊心动魄了。是肖明又唤醒了这个梦魇，它是那样残酷地横亘在我们中间。

肖明是无意的，她强调小心镜框，是怕我碰坏，无意中也透露出镜框在她生活里的重要。似乎她是对父母亲有过承诺，而我的到来使她终于有了个交待。似乎她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一味反叛，却在父母死后要加倍地补偿。

而在我，却平添了别一番惆怅。好像刘查理严厉的目光，总是烙在后背上，让人不舒服。就好像一条鞭子在身边飞舞，虽没伤着皮肉，心惊肉跳的感觉却是一样。

刘查理的死当然和我没有关系，和任何人都没有直接关系。他是自己跳下去的，他有权力支配自己的生命。然而真的没有关系吗？好像也不是。是直觉提醒了我，他和我，我们，我们那个时代，都有关系，谁也推脱不了。

那是一个人，一个血淋淋灵魂，顽强地，横躺在那个时代的门槛上，横躺在我和肖明之间。我跨不过去。

直到四十年后，我才想明白。

诺基亚

26


我第一次见到刘查理，是在筹委会生产指挥组的会议上。那时把经济工作很粗糙也很有效地分为两个大口，工业和农业。工业大口是梁参谋长负责召集，他总爱拉上我开会，好让我给他写简报。因为我自己特殊的原因，对刘查理我当然也特别关注特别好奇，总想多知道一点，知道得越多越好。

刘查理也是梁参谋长挖出来的人才。他说，这个人除了名字不好听，其它的什么都不错，你说他爹怎么给他起个洋名呢？不过人家真是实干，真懂，真专家，天天在底下跑，五座矿山几千条巷道，他说起来就跟手掌纹似的。那家伙！

那时，资反路线已经批臭了，人人都明白文化大革命不是针对地富反坏右，而是针对党内当权派的，并不像今天有些人说的那样。运动初期把刘查理吓得屁滚尿流的那股浪潮已经过去了。而实际上有色公司真懂采矿的干部没有几个人，总调度室也一直是刘查理在撑着，他是总工程师，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所以筹委会也就默认了这个刘查理，军管会又顺延了这个默认。他没有职务，都叫他刘工，但他的话却是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矿山生产的具体环节实际上等于他在指挥。

在这一点上，肖明倒是很像父亲。

那天的会好像是个分析季度生产形势的会。梁参谋长当然是个外行，说几句就要问一声，刘工你看怎么样？刘工这样行吗？

刘工点头说行了，梁参谋长的调门就响亮了。事实上刘工很少说话，他只是提供数据，有时候也在黑板上画图。

休息的时候，我就故意跟他开玩笑说，刘工你干脆直接布置任务就完了，省得我们老是开会，浪费时间。

刘查理却嚯地跳起来，连连摇手，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他人比我还高，却因为瘦，两片腮凹进去，颧骨通红，说话声音又尖又细，所以反而显得弱不禁风，好像是身体不是太好，又好像是神经有点问题。

我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觉得您确实是个专家，说话真是精辟。

他低头哈腰说，惭愧，惭愧！

看他那么惊惶失措的样，目光躲闪在镜片后面，生怕刺激了谁似的小心翼翼，我反倒惭愧起来。我想跟他接近，却总是隔了一层，只有无语。

我不方便提他的女儿。更不敢说有可能成他女婿。

后来我不止一次琢磨过这父女两个的个性，一个那么谨小慎微，一个那么激烈张扬，不能想像这是怎样的一种血脉联系。或许肖明的现在就是他的从前？或许肖明的将来就是他的现在？

后来我又见过几次刘查理，没再多说过话。我只是远远地瞧着，琢磨着，这个怪里怪气的采矿工程师，和他那个让我欲罢不能的进退两难的女儿。

他那次著名的发言是在一年以后，好像是1970年的秋季，是一次重大事故以后。他发了言，用他又尖又细的嗓子，嗫嚅着，呢喃着，犹豫着，很少见地主动发过一次言。发过了，他就后悔了，害怕了，崩溃了。从这个意思上说，他又是那样大声地，甚至是毅然决然地，拼尽全身力气发过一次言。

在这一点上，父女两个还真是有点像。固执，而且不顾一切。


27


九大胜利召开以后，摆在军管会面前的任务不再是什么两派平衡。好派屁派都是革命派，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才是主旋律。什么叫更大的胜利？当然是成立革委会啦。支左该结束啦，老这么军管下去不是个事，老这么筹备下去也不是个事，全国山河早就一片红啦。人家两口子吵架，咱就别掺乎啦。

那时绝大多数当兵的都是这么估摸来着。

可姜政委不这么想。他总觉得文化大革命没这么简单，支左还没支出一朵花来。

农村工作好办一些，想政绩就修水利，看得见摸得着，说出来谁都懂，目标明确干起来也痛快。所以利用冬春季节整治永安河，谁都没意见。当权派造反派正愁着没机会表现，整天办学习班也把他们憋坏了，所以劳动和汗水成了那时最受欢迎的东西。

可城市工作就麻烦多多，想造桥修路，没钱，想发展生产，没钱，想按时给职工开工资都得厚着脸皮去要钱。1969年过春节，姜政委通过在内蒙军区的一个老战友搞到一批羊肉，如果把钱凑齐全市居民每户能摊上一斤多，可是财政上愣是拿不出钱来。拿不出来还惹一身闲气。

也是这一年，姜政委去北京参加军队干部学习班，期间有色公司财务告急，就想顺便去冶金部要点钱开工资。那时冶金部也夺权了，所以还领上了好派屁派的头头们，想跟人家“对上口”。谁知冶金部不管是新当权派还是老当权派，对T市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致的。

他们说，你们搞什么名堂啊搞？从50年代开始你们就伸手向国家要钱，要到现在还不能给国家上缴一分钱，简直太过分了。你们没钱花了就想到冶金部，你们搞运动讨论干部怎么就没想到还有一个冶金部呢？你们那座城市从哪儿来的？没有有色公司地图上有你们那个城市吗？那个冶金部的新头头说得更绝：你们究竟还能不能养活自己？

能不能养活自己？这是确实是个问题。

姜政委觉着自己是带着一脸吐沫冲出冶金部的，没想到人家对支左解放军也是这么不客气，他的脸本来就红，是猪肝脸，这会儿就更像酱猪肝。一辆从京西宾馆借出来的红旗吉普就那么一路跟着，从地安门跟到公主坟。

怎么办？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他得出来的痛苦结论。

在动员大会上，姜政委没有痛说这一段北京蒙羞史，相反他是陶醉在一种胜利憧憬里了。长江滚滚翻喜浪，T城人民庆九大，拿什么庆？拿出让敌人目瞪口呆的好成绩！他左手伸出两根手指头，右手伸出三个手指头，我们要在九大胜利召开后就实现“双三万”！也就是要在70年代第一春，实现T市铜矿开采冶炼史上从未有过的铜精砂三万吨，和粗铜三万吨。不是有人说我们养不活自己吗？我们就要干给鬼子看看！我们不但要活得好好的，我们还要创造历史。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同志们，我们不可能去侵略别人剥削别人啊同志们，我们也不可能向别人乞讨看别人脸色啊同志们，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靠苦干巧干来过上好日子！赧郎明月夜啊歌曲动寒川啊同志们，想想那是怎样一副热火朝天的情景！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修路，就可以造楼，还可以建长江大桥，T城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他声情并茂。

姜政委也不是瞎说。那时有色公司在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实现了五座矿山两个冶炼厂的基建目标，刚刚进入可以出大力气的青春期，特别是两座新矿和一家新厂的上马，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按照中央和地方的利润分成比例，如果完成“双三万”，T市财政的困难局面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中央下达的计划连两万吨都不到。

然而超计划的产量从哪里来呢？姜政委说，这就好比树上的果子，一般人伸手就够着了，摘摘不费劲。可你要想多摘就要费点劲，跳起来摘，蹲下去摘，烂果子也摘，它不就多了吗？

这话也不是姜政委自己凭空想像的。而是有人给他出点子。出点子的人叫杨良才。

九大以后，对将来革委会组成人员的猜测很多。有几个版本说的已经很具体，主任副主任，政工大组，生产大组。姜政委对此一直不表态。不表态不等于不思考，只是他的思考谁也摸不透。

那时有色公司这个层级是不存在的，二级厂矿直接对军管会负责，所以原有色公司的头头和原市委的头头要么参加学习班，要么就到生产大组去帮忙。

现在很多人以为文革期间领导干部都是关在牛棚里的，基本是胡扯。除了极端混乱的1966年下半年，出现过短暂的所谓“隔离审查”“群众专政”，1967年支左部队介入以后，这些头头只是被夺了权而已，工资照拿，日子照过，多数人还在积极工作。自然，职务是没有的，批判是少不了的，他们自己也参加造反派组织，也在思考也在观察，有时还提点建议。

那时最低调的一个人就是杨良才，叫他学习就参加学习，叫他帮忙就参加帮忙，印传单也干，拉横幅也干，随便一个小年轻都能支使他。只是有一条，他不发表意见，你说好他也说好得很，你说屁他也说好个屁。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看法的人，谁都知道他是个“师爷”。运动初期就有大字报指出，他是T市真正在背后摇羽毛扇的人，T市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和他有关。不然很难想像一个省委办公厅秘书，只用十几年时间就当上了市委副书记。那个时代抗日干部当科长的多得是。

这个现象当然也引起过姜政委的注意，只是他头绪太多，顾不过来罢了。到了1969年底，姜政委在北京碰钉子出洋相的故事已经不径而走，光荣的九大代表也不管用。一些对军管会有意见的干部还把这件事夸大了，说成是中央的态度。那意思分明是不看好姜政委和军管会，九大都开过了，一切都定局了，有钱也不给他，得留给新班子花呀。有过议论。

就在这个当口上，据说从来不发一言的杨良才有一天突然仰天长啸：T城就是这个命，从来都是端着金碗讨饭，讨点饭还要乱撒胡椒面。

这就有点像怀才不遇的三国人物，良禽择木，泪常满襟，慨叹没有识货的好主公。话是在机关食堂里说的，说话时人也不多，但这个比喻却很快传到了姜政委的耳朵里。

当时姜政委正在开支左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会，听到后眉头一皱，吸了一口长气，立马递条子出来，让人请杨良才。

两个人关在屋里谈了一整天，姜政委还留他吃了晚饭。谈什么内容不清楚，但随后军管会党的核心小组就开了三天扩大会，扩大到原市委和原有色公司党委的全体当权派，让他们畅所欲言。这个会后，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双三万”。

其实提什么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干什么。超出计划外的产量不仅意味着财政收入，更是意味着挑战中央权威。中央计划不是凭空想像的，也是根据生产能力一层一层计算出来的。而且在T市，这样干不是第一次，它还联系着一段惨痛历史。1953年的“三人小集团案”，1957年的“反苏联专家案”，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计划外收入展开的。多搞一点还是少搞一点，都不是进了私人腰包，而是进了地方财政。那时还没有腐败这一说，谁也不认为多搞一点就能进私人腰包。

但围绕着产量计划，前后确实死了八个老干部，打了几十名右派。姜政委不是不清楚这段历史，他是被钱逼急了。他决定这样干，也就意味着他完全站在了前市委领导的立场上，也意味着杨良才们彻底被解放了。

换句话说，搞“双三万”就是和冶金部对着干。

据说在餐桌上，姜政委为了缓解沉重气氛，提了个轻松有趣的问题：你们说说，等我们有了钱怎么花？

这问题显然特别新鲜特别刺激，T城人从来都是过讨饭和撒胡椒面的穷日子的，怎么花钱，而且大把花钱，确实很少有人考虑。餐桌上立马活跃了。

于是有提议建“万岁馆”的，有说盖革委会大楼的，有说要修马路建码头的，只有杨良才低个头，拨拉着眼前的一盘菜。

问到他了，他才说，要建一座冷藏库。他说，T市十几万产业工人，几十万常住人口，谁不吃肉？没有一座大型冷库怎么行？再往后说，还要建纺织厂毛巾厂，咱们有那么多矿工，要谈恋爱要结婚生孩子，没有女工怎么行？

后来，双三万还没有完全实现，T城的肉类联合加工厂就开工建设了。再后来，几乎所有的猜测都指向了杨良才。都认为将来T市革委会主任非他莫属。

诺基亚

第九章


28


岁月是一条逐渐干涸的河，水干了，河床的真相才裸露出来。可惜我们谁也不愿等到干涸的那一天来下结论，我们都是抢答者，我们都想得高分。但谁比谁更聪明？

时间过去了四十年，很多事情细节已经模糊，但生活逻辑是不会错的，大的关节不会错的。我曾经无数次瞎想，如果我早看到这些日记，我们也许不是现在的样子？但我又很快否定了自己，真是那样，我又能怎么样呢？我有勇气反抗时代吗？我有能力改变肖明吗？

生活不会重新来过，你错过了也就失去了。倘若我们有今天的见识，我们真的可以免除后悔吗？未必。作为个人，也许你可以少走一段弯路，但你必须在另一段上双倍补回。作为整体，该付出的代价必须付出，既是规律，就不能超越，既是历史，就不能假设。

日记是肖明让我看的，我看她自己并没有丝毫后悔的意思。她最终也没能如愿上大学，没进入一个像样的单位，个人生活在我看来也是一塌糊涂，她甚至错过了那个时代的每一趟列车。她是那样坦然地面对了自己，她说她永远不做自哀自怜的怨妇，她确实做到了。

今天，当我再一次整理这些日记的时候，当我以一个六十岁老人的目光回望这些历史碎片的时候，那些曾经模糊的，忽然清晰了，那些曾经被故意省略的，忽然显现了。我终于明白，那些珍珠一样的记忆其实并没有散落，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民族伤痕累累的躯体上。而串起这些珠子的红线，是几代人心甘情愿的付出。

这些日记我没有全录，我删去了一些鸡毛蒜皮流水帐，突出了最重要的记忆。我想这不叫篡改，只是为了好读，为了节约时间。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

下面继续。

关于“双三万”，我在前面说过，它是T市在九大以后要实现的头等任务。三万吨铜精砂，三万吨粗铜冶炼，不仅是个生产目标，它更是政治。筹委会的失败，革委会的难产，军管会的尴尬，都需要一个漂亮的大动作来改变。我们对姜政委不愿撤出都很不满，但对打一个漂亮仗还都是充满渴望的。历史与小人物，就这样偶然地走到了一起。

为了埋葬帝修反，以血换铜也心甘！

这是当时工总司喊出来的口号。工总司是好派的造反组织，只要军管会的号召，他们都会加码响应。何况工总司本来就是以矿山为主体，他们的头头本来就是矿工。现在他们不但组织了这次大会战，而且头头们也身先士卒，天天都奋战在掘进采矿现场。有一个头头还经常有喜报传出，不断刷新单人单机掘进新纪录，十米，十一米，十二米！其他的工人自然也有不服气的，就跟他摽上劲干。这样，又创造出单人双机的新作业法。井下掘进作业劳动强度大，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损害。一个迎头要打多少个炮眼，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推进，这是个需要根据岩层结构不断摸索的过程。但为了抢进度，往往在放过炮后粉尘还没有散去的时候，有的工人就进去继续打眼，很多矽肺病患者并非必然的职业病，而是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所致。按照规定，一个迎头放了多少炸药，响了几次炮，必须经过专人审查放行才可以继续操作，但为了速度有时也放松了，因此出过好几次事故。

奋战三百天，夺取双三万，苦干加巧干，旧貌换新颜！

这是联造总的响应口号。联造总是屁派的造反组织，以冶炼运输业为主体，对军管会的某些做法有所保留，然而在促生产方面他们并不落后。不但在会战过程中积极配合工总司，而且在提高效率方面有新创造。那时比较先进的井下凿岩装载设备大都来自瑞典，然而由于矿山设计的不同，这些设备并不好用。于是“改造洋设备”成为了他们的最大亮点，也经常有喜报传出。但是洋设备一旦被改造，原有的配件就不再适用，于是又带来巨大的浪费和混乱。

有一个小插曲：老鸦岭矿是个新矿，选矿厂需要用的尾砂库虽然征地手续已经完成，但由于对农民的赔偿还没有到位，当地农民就在这片凹地上重新复耕，所以产量增加后的尾砂排放就成了一个问题。工总司的头头们听说后就哇呀呀了，组织两辆32吨太拖拉推土机开上去，半天功夫就把那片菜地推成了尾砂坝。谁敢反对双三万，就砸烂谁的狗头！他们为凭什么阻挡双三万？谁在煽阴风点鬼火？是不是有阶级敌人破坏？好好查查！以后这一带的农民再也不敢吭声。

报纸，电台，红旗，锣鼓，整个T城都在亢奋。人们谈论的话题不再是派系争斗，文攻和武卫已经让位于矿石产量。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落实到每一天的生产进度。全市人民都相信，T城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好日子就意味着票子房子菜篮子，T市人民为这一天已经苦熬了十几年！人家姜政委在北京讨上饭啦，还让人啐一脸吐沫！这故事被编成段子，让全市人民感到羞耻。

家属们也都行动起来，成立了“五七大队”，她们去寻找以往废弃的低品味矿石，有些古代矿井的遗迹还被真她们发掘出来，又重新焕发了青春。

全城的中小学生们也都上山了，他们去拣那些在山上散落的“露头”，凡是长有牙刷草花的地皮，全都被挖开了，孩子们有权力为双三万做贡献。有一首儿歌唱道：

红小兵，眼睛亮，

红草花，指方向，

矿石小，雄心壮，

双三万，我不让！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一个没有加班费、甚至不供应午餐的群众运动究竟靠什么持续三百多天？他们困惑地把那个时代指认为激情燃烧，意思是燃烧过后必然是灰烬。其实激情并不都是非理性，当人人都认为某一个社会目标和自己有关系的时候，都认为自己在创造历史的时候，都把自己当成这座城市的主人的时候，他们会思考，他们不是傻瓜。

那时的姜政委经常要下楼迎接报喜的队伍，亲自为这些英雄们披红戴花。几乎每周他都要在电台发表一次讲话，提醒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安全。女将们在挑战啊，小将们在挑战啊，遍地英雄下夕烟啊，他语词哽咽热泪盈眶。他的脸更红了，口气更深沉了，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那时，T市的大街小巷有一个固定节目，就是每到周末听广播，跟今天我们看新闻联播一样。有条件的听收音机，没条件的人们端着碗去听大喇叭。当姜政委略带沙哑的声音出现时，全城都安静了很多，乘凉拉呱的骑车赶路的，都要听一听最新进度，听一听又有什么英雄事迹，特别是要听一听姜政委那种带贵州地方口音的夹杂着文言诗词的富有激情的演讲。

1970年8月，姜政委五十岁生日，几个当兵的悄悄为他摆了酒，算是祝寿。关起门来，姜政委也是性情中人，喜怒皆形于色，开玩笑骂人都是常有的事。当晚喝高兴了，还填词一首：

青玉案·五十岁戏仿贺铸

凌波秋塘弄影去，

悲戚慷慨绝尘处。

锦瑟年华谁虚度？

金甲未解，

革命继续，

重走长征路。

旧烟新旗丹血吐，

半纪风云天地覆。

赧郎笑问情几许？

一碗端平，

三万握定，

遍插英雄树。

这首词发表在当地的《东方红》报上，一时满城轰动，竞相传颂，各种解注蜂起。几十年后，我从故纸堆里读到它时，仍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这个姜尧为支左已经闹到了离婚，为工作已经耗干了心血，家国事儿女情，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新俗故典，尽在这68个字中。不说他的襟怀抱负，单就文化修养，今天的领导干部恐怕没有几个能达到的。

这个姜尧，是不是已经意满志得，踌躇颟顸起来了？实事求是地说，从支左部队介入，到提出对两派“一碗水端平”，再到整治永安河，再到实现“双三万”，他在50岁的那年确实已经到达了他事业的顶峰。

如果他及时退出，人生是否能圆满一些？我不知道。

那时，他已经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了，在报纸上出现的照片，基本上都披着外衣。叉腰巡视永安河工程的，弯腰倾听老工人讲话的，还有站在山顶指点江山的，都披一件军装外衣。焦裕禄是地方干部，披外衣很自然，他是军人，披外衣就出格了。而他刻意这样做，自然别有意味。事实上这个形象在当地已然经典化了，很多地方干部有意无意都在学这个姿势。

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凤凰岭矿，井下一个采空区整体陷落，当时正在剥离矿柱的七名工人全部牺牲。

那个声音嘶哑的采矿工程师刘查理再一次被推上了前台。

诺基亚

29


客观一点地说，刘查理并没有反对过“双三万”，当然他反对也没有用，他的嗓音本来又尖又细，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在T市，每年报计划时都想压低一些，完成任务时都想多超一些，这已经是历史惯性，大家心照不宣，因为财政困难。刘查理也是人，也要吃饭，他不可能不理解。

在刘查理看来，“双三万”不过是个口号，调动积极性而已，完成完不成关系都不大，完不成三万能完成两万也很好。毕竟这五座矿山中的三座他都是亲自参加建设的，从设计到基建他都付出过心血，他怎么会反对“双三万”呢？这话都是他后来交待的，我认为基本可信。

矿山井下开采受到条件限制，是有自身规律的。即使是露天开采，也不是想挖多少就挖多少，但还可以拼设备搞人海战术。可这是在负200米以下的巷道里啊，怎么可以随便乱挖呢？今年挖了明年挖什么？按照设计，井下开采必须保持三级矿量的平衡，也就是掘进矿量、储备矿量、开采矿量要有个恰当比例，这样才会有均衡持续的生产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产生效益，延长矿山寿命。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有色公司人人都懂，所以才会每年定计划，按计划组织生产。现在想多搞一点，多搞一点问题也不大，但不能太过分，过分了就是寅吃卯粮杀鸡取卵了。

刘查理的岗位是在总调度室，这里每天都有各个矿汇总的数据，他人不在现场，但对采掘环节的每一个具体场面他都了如指掌。所以到了6月，时间快过半了任务还没过半，别人心急火燎，他却要求凤凰岭停止出矿。

他找到军代表说，这个地方不能再挖了，要赶紧回填尾砂。一般来说，只要尾砂回填及时，就不会顶层整体塌陷，矿山生产就不会停顿。军代表一听就傻了，赶紧汇报。

可那怎么行呢？别说指挥部不答应，连凤凰岭的工人都不答应。那个采空区的矿柱都是高品味的好铜啊，有那么多矿柱顶着，我们不怕你怕什么怕？人们总想多掏一点，再掏一点，把矿柱剥了一层又剥一层，看看没事还能再剥一层。那都是铜啊，铜就是“双三万”啊，“双三万”就是好日子啊。

这样到了7月，眼看着任务就过半了，有一天刘查理背着指挥部，以总调度室的名义给冶金部发了预警电报。这显然是摸了老虎屁股，姜政委暴跳如雷，拍桌子摔板凳要把刘查理撤下来。只是梁参谋长护着刘查理，事态没有扩大。姜政委说，阎王好过小鬼难缠，不是说危险吗？危险在哪？我们都是瞎子啊？

在伟大的目标面前，一切反对声音都是渺小的。

终于有一天，矿柱扛不住了，矿山扛不住了，一切都到了临界点，转折就开始了。

按说，事故证实了刘查理的预警，分析事故本来应该沿着总结分析经验教训的方向展开才对。领导们当初也许确实是有这个意思的，可是刘查理的声音实在太刺耳了。而且那时候让大家真正心急火燎的并不是事故，而是“双三万”，所以这意思就弄出别的意思来。

刘查理也上火了，见人就发牢骚。早就警告过你们，不听，不听，非要搞出人命来才相信！他又尖又细的声音显得特别刺耳，铁铲刮在锈锅上，每一声都让人不舒服。这让人觉得，这个改正右派又翘尾巴了。牺牲了七个工人兄弟他不心疼，没有一句贴心贴肺的话，反倒好像是非要争个输赢似的。你就赢了又怎么样？证明你正确又怎么样？死人能活过来吗？

这样到了9月，在讨论落实四季度任务和制订来年计划的大会上，刘查理终于“跳出来”。

他说，紧张，被动，落后……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他还说，紧张，被动，落后……

你不要再说了！再说就犯大错误了！

可他还是说，紧张，被动，落后……

其实用不着宣布刘查理停职检查，群众就已经贴大字报了。群众自然没好果子给他吃。你一个破工程师，读书时候就参加过国民党，有什么好神气的？党和人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打右派还拿一百多块，比我们两个人拿的还多！出了事故死了人你就兴高采烈了？工人阶级的生命就这么不值钱？

你反对“双三万”就是反对军管会，反对军管会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紧接着，工总司和联造总都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刘查理从来都不是本组织的成员，刘查理事件是T市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资产阶级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绝不能让刘查理干扰夺取“双三万“的大方向！

再后来，又有大字报揭发出，刘查理不但大头有问题，小头也有问题。他和天官山矿一个家属工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足以证明这个假洋鬼子本来就是流氓。那女人是个矿工遗属，他利用人家生活困难拉拢腐蚀了工人阶级。

这些事回过头一点一滴去想，前因，后果，不同地角度，对立的思维，历史的碎片一点一点聚拢集合，我的心才隐隐作疼。

而在当时，我也认为刘查理是在玩火，在挑战。倒不是因为他的那些观点对与不对，也不是因为他是肖明的生父。事实上肖明也是以他为耻的，从来不愿提起他。而是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怪，好赖不分，阴阳怪气，和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好像一个小媳妇熬成婆了就爱惹是生非。当初军管会提出搞“双三万”，是有点好大喜功，是有点超越规律，可姜政委不是为自己捞好处，没贪污一分钱，和今天的领导干部搞那些面子工程相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他拿着部队的工资，操着地方的心，还不是为了对T城人民有一个交待吗？

研究处理刘查理的时候，记得梁参谋长还为他说过情，他说知识分子，就那么个东西，好面子，小心眼。刘查理说要反思也不是反对，没有恶意，咱们不是也在反思吗？

可姜政委摇头了，他神情疲惫目光迷离，说西瓜葫芦归不到一根藤上去。咱们和他们，能是一路人吗？

姜政委认为刘查理不是要反思事故，而是要反思“双三万”。刘查理是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要把事故当爆破筒，认为我们搞“双三万”是挑战客观规律，是破坏矿山平衡，是方向路线上出了问题，你不反击怎么行？

说这些话时姜政委有没有联想到肖明？那个经常爬到他脸上扇嘴巴子的红卫兵小将？我相信他是心里是想到过的，他曾经很欣赏肖明的文笔的。他认为这父女俩才是一根藤上的瓜。

这一年，终于实现了“双三万”。到了年底，冷库投产，每户都吃上了来自内蒙古的羊腿，全市欢腾。

姜政委却高兴不起来，那张脸一直侉着，更黑了。这是支左部队自介入T市始，唯一称得上正面应对的阶级斗争。在此前，尽管也有批评的声音，但部队始终是站在中间的，反对派性，主张理性，“一碗水端平”。可最后天平还是倾斜了，因为刘查理死了，因为又有一批干部重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第十章


30


×月×日

去生产指挥组居然没碰见一个熟人，我只是一个死者的家属。尽管我知道有熟人也帮不到我，可还是希望见到熟人。

某个熟人已经面目模糊，对面相逢不相识？可能。

等了半个小时，才让我到办公室。又等了半个小时，才出来一个干部，他说，你到车队去找张师傅，他送你去凤凰岭。至于其它的事项，会有专门的工作组跟你谈。我不知道其它的事项是什么，只是觉得那个熟悉的走廊变得空空荡荡，冷风嗖嗖。猛回头，发觉好几个门洞有脑袋探出来，又缩回去。

张师傅很健谈，他说，我经常送你爸爸。他说，我也认识你，你到市委来造过反，还呼口号，红卫兵小将。他告诉我，去凤凰岭矿是领遗物的，签上字就走，真正的谈判是跟工作组谈。

我问谈什么？我诧异“谈判”二字，让我回来居然是谈判。

他说谈条件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你爸爸是总工，不会亏待你的。他飞快地瞥我一眼，话又缩回去。我明白那半句应该是，可惜他是自杀。

两只翻毛皮鞋，一串钥匙。这就是遗物了，沾满铁锈样的黄或许还有血迹样的红，它是我的爸爸的象征。这才明白，所谓处理后事，就是领这个，然后，还可以提要求，谈判。

我不会提什么要求的。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些令人齿冷的记忆也已经离我远去。我不想活在阴影里。我长大了，很健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才一天时间，就想回石门关了。

×月×日

我没提条件，但他们却提了条件。他们说，根据规定，自杀人员家属是不能享受抚恤金的，领导考虑到实际情况，还是决定发给你们。又说现在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每个人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形势。又说你也是个读书明理的人，不要听信小道消息，不要无理取闹，等等。说话的人不像是干财务的，倒像是政治家。张师傅说的谈判工作组，果然厉害。

一头雾水听他讲完，我说，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他这才慌了，让我领钱。

办完手续，我想透口气，就没有走大路，想直接翻山回家。没想到被两个老干部拦住了。他们见我疑惑，就掏工作证给我看，原来都是有色公司的。

他们说，你小时候叫刘敏，我们还抱过你！

这样说，固然可以释疑，但并不能让我觉得亲近。反而令我警惕，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说，你们母女对老刘有意见他们知道，老刘这个人是有毛病他们也知道，但他是个好人！

他们说，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我们希望你多了解一些真相！他们说我们没有其它意思，只是希望你能理解你的父亲。

老刘是个好人啊！ 这声音，悲怆得很，古怪得很。

在山上，风大，他们两个一句接一句地喊，喊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我想，大概是对刘查理之死，有色公司有不同看法吧。

×月×日

妈妈叫住我，问是不是有人找过我。我就说了昨天路上的事。妈妈说，这些天也一直有人在找她。问，你真的不想知道吗？

我说，不想知道是假的，但说想也不是真的，烦得很。

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爸爸。

这话倪永昌也说过。我说，爸爸也分好坏。

然后她就叹气，流泪，眼看着脸色灰白，说着就出溜下去。我扶她躺下，喂了点红糖水，看着她冷汗一点一点冒出来。我知道这是低血糖，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想想心里也酸。

我想把妈妈带到乡下去，至少她可以修养一段时间，石门关的空气好，山水好，人情也好，没有这么多烦人的事。

妈妈安静地听我说着这些，一声不吭。那一刻，她真美，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神态。我想她年轻时候的样子一定很吸引人的。

妈妈说，你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对他一点感情也没有。

我说，可能吧。

其实妈妈怎么能影响我？如果说没有感情，那是我瞧不起这个人，我从心底里以这个人为耻。我都不会喊爸爸这两个字了，我喊不出口，我会恶心。

妈妈说，其实你是应该知道的。我恨他，是他的绝情寡义，是他的自私，不是因为政治。你不一样。他还是爱女儿的。

哈，爱！我说，他交待我参加国民党是因为爱吗？

妈妈说，这正是你应该了解的地方。你不了解他。他是被斗怕了斗烦了，才会胡说八道。

我说我也被斗过，我怎么没有胡说八道？

妈妈说，那是因为斗得时间短，不是因为你特别坚强，你赶上造反了。斗时间长了你也一样，是人都一样。他为什么那样交待？因为他认为那不重要，他以为混过去就算了，人家就放过他了。他不傻，知道有色公司离不开他，这正是他狡猾自私的地方，他从来不考虑别人的。他不傻，但他没想到那些人傻，真的相信了，伤害到你了。说他成心要把女儿推到火坑里，还捏造一个罪名，那不真实。我也不会相信。

我说，妈妈你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

她叹了一口气，慢慢说，现在他人反正已经没了，我就有责任了。这些天我想了很多事，有些明白了，有些还不明白。

我说，你不恨他了？

她摇头，那不一样。但你不应该恨他，他是你爸爸。而且，他曾经很优秀，否则我也不会嫁他。

这么说，我还是爱的结晶？

×月×日

妈妈说她想明白的事情主要有两条：一是当年她听信组织上的话，站出来揭发刘查理，是上当了。尽管她的揭发只是证明他们确实开过会，没有实际内容，但也足以把刘查理打成右派。二是现在看来，刘查理对妈妈的怨恨也是上当了。因为妈妈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五六十人打成右派。

想不明白的也有两条：一是离婚，明明是领导动员的，界线也划清了，可怎么就摆脱不了右派家属的帽子呢？右派都摘帽子了，可家属却比右派还惨，而且牵连到孩子。二是生活作风，因为工作需要确实和苏联专家接触的多，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舞会，刘查理心里也清楚，她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为什么拒绝为自己作证？只要他站出来说句实话，妈妈的工作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家里的条件也可以好一些，他就是不说，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妈妈说的这些事，明白的和不明白的，站在个人角度，永远想不清楚。两年前，我编《大事记》时，基本脉络就已经清楚了，那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那是档案馆里的文件，是众多受访的老人，正面反面都记载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各种揭密的战斗队，它们也许真的永远是个秘密。可幸的是，它被揭开了，被放到了阳光下。

但我不希望妈妈沉浸在这些伤痛里，所以没有多说，我只是劝她跟我到乡下去。青山处处有芳草，何必恹恹葬残花。

对于我，也许真的需要了解，刘查理究竟差在哪里？

×月×日

第一个形象是青年才俊。刘查理那年28岁，牛津大学采矿工程学博士，迷信工业救国，于1946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里效力。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后，刘查理开始偏向左翼，多次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行走，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妈妈。结论是，他有正义感，并非怕事之徒。

第二个形象是技术权威。初期有色公司的规格很高，属于我国第一批大型骨干项目，总经理是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兼的，刘查理也是国务院指名的总工程师，待遇和副总经理一样。结论是，他意满志得，并非唯唯诺诺的受气包。

第三个形象是吃苦耐劳。那时家里不开伙，领导都是吃小食堂。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他是很自觉地要求自己，常年在井下跑，回来也经常去大食堂。吃红薯不剥皮，吃完饭也学人家用开水涮涮喝下去。结论是，他想进步想融入时代，并非拒绝改造。妈妈说，那时他甚至想入党。

第四个形象是变色龙胆小鬼。1953年有色公司“三人反d小集团”被揪出来后，他开始沉默寡言。那三个都是鞍钢调来的老干部，并没有牵连到他，但其中一个对他最关心的领导开枪自杀了，极大地刺激了他，他在家躺了几天。1958年因为“反苏联专家”被正式定为右派，这一事件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胆小多疑、神经兮兮的人。结论是，他只能被人捧着哄着，做不了普通人，从天上降到地下是要他命了。妈妈说，那时他看人的眼睛都垂着，躲躲闪闪，也有过想死的心。他从来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家的。

以上是妈妈的印象。

在我眼里，这样说并不全面，因为个人只能看到局部，看到表面现象。刘查理，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浪花中的一朵，牺牲品中的一个。个人性格中的优点缺点是解释不了历史的。

细究起来，造成历史悲剧的原因有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水。运动中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分析了那么多原因，应该说都有道理，也都不准确。

如果我没有去农村插队，没有去理解农民，我也会这样想。大概这就是当初我失望的原因，对造反派，对军管会，对文化大革命，都失望。他们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一片茫然。

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如果我来概括T市历史悲剧的原因，用一个字：钱。用两个字：缺钱。用多一些字：为了抓钱，就要抓权；为了抓权，就要打击异己；为了打击异己，就要借助各种政治运动和政治力量。至于使用什么口号，那都无所谓。

事实上这些官僚也是没有理念的，左派上台，他就比谁都左；右派上台，他就比谁都右。比如当初刘查理他们，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照搬苏联”，就明显是左派言论，应该把他打成左派才对，怎么打成了右派呢？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反右派。再比如后来为刘查理甄别了，亲苏联的人不吃香了，应该彻底平反才对，怎么还留一个尾巴呢？怎么把责任推到刘查理的妻子身上呢？因为要利用刘查理，要平衡刘查理。这是粗陋的实用主义，连掩饰都不要的。

这一切都和T市的生产方式有关。T市的经济是矿山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铜矿是埋在地下的，开采是需要井下巷道的，而巷道的建设是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这样巷道的走向就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巷道沿着矿体走，铜资源就可以有序开采利用，但见效很慢。巷道直接从矿体走就可以迅速把铜变成钱，但损失太大。按照国家规定，井巷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铜料收入可以作为副产品，不上缴利润。这样采矿工程师刘查理就无可逃脱地成为了政治工程师。也就是说，井巷建设成为一个争夺焦点，争夺的不是技术方案，而是经济利益，后来又演变为政治权力。

那时T市刚成立，地方财政没有来源，急需有色公司作出贡献，这样市委就必须加强对巷道走向的领导。有色公司是中央投资的，干部是冶金部派来的，他们要捍卫国家利益也必须加强对巷道走向的领导。在几场角逐中，地方党委都是最后胜出者，因为党委代表党，公司代表企业。1953年“三人反d集团案”争的是巷道，1957年“反苏联专家集团案”争的还是巷道，这些巷道口水战的背后统统都是一个钱字。

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盖子都揭开了，揭开后造反派大失所望。因为这里面看不到阶级，看不到路线，也看不到走资派，只能看到幼稚和狂热，迫害和冷酷。

至于所谓的苏联专家，更是一个笑话。那时的专家团里居然没有一个是学过采矿的，有两个下过井的还是中专生。他们都是来搞规章制度的，编了一本又一本规章手册，连食堂疗养院都编了。另外，就是跳舞，搞女人。那时候给一个苏联专家的工资折合两万斤小米，而当时一个国家主席的工资才折合3000斤小米，部长级工资才折合2400斤小米。请一个苏联专家计算给苏联的债务折合六个国家主席工资。

这样的专家刘查理当然有理由看不起，所以经常会吵架。而市委要驾驭巷道的主导权，很自然地就要打苏联专家牌。苏联专家都说了，你们为什么要反对？你们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d。

客观地说，地方党委想多搞点钱，也不是为个人，而是有那么多干部要开工资，那么多的事业口子要花钱。牛还没长大呢，就要挤它的奶。1955年实行工资制了，干部差别一下子拉开了，可没有钱怎么办？他们拿什么去体现功劳？

有一张大字报描绘的市委书记有点像土匪：光着膀子，拍着矿山剖面图，就给老子从这里挖！还有一张大字报是揭发省委书记曾希圣的，说中央要在南京建长江大桥，他就带了一个手枪班到国家计委去争，听说差不多就给他抢到手了，结果被周总理叫去，骂了个狗血淋头。

钱，已经让这些共产党员们彻底背叛了自己。他们为了争钱把眼睛都争红了，不惜打杀自己的同志来证明自己正确。

妈妈要的答案大体如此。没什么可想不通的。你能指望他们承认自己错了？即使刘查理能给你证明什么，他们的脸又往哪放？不管你的问题是真是假是大是小，也不管你给谁写信，最后处理你的还是那几个人。只要那几个人还在，你就永远有问题。——这话是妈妈自己说过的。那你还纠缠这些，不折磨自己吗？

×月×日

晚上那两个老干部又找到家里来。妈妈也认识他们，大家坐在一起除了叹气抹泪，也没什么更多的话可说，哽咽无语，最后互相勉励保重身体。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有松岗，尚可凭吊，而刘查理，只剩下一双翻毛皮鞋。松岗？还是免了吧。

×月×日

今天我去了武装部，想见见他，没见着。武装部如今多了岗亭，今非昔比，电话机摇来摇去，威风多了。传话的人说他出差了，可看那种神态，又令我疑惑。

毕竟两年多没联系了，很想跟他说说话。以前是我疏远了他，而现在，竟是相见亦难。

两年，人的变化会很大的，有变化也正常。即使没有那层关系，我也愿意和他谈一谈。毕竟，每个人都有过去。

但是……但是，是另有原因呢？

满大街都是关于“双三万”的标语口号，刘查理自杀，他不可能不知道。我是刘查理的女儿，他不可能忘记了。那么，他在避嫌吗？他不愿见到我？

如果这样的话，幸亏不见。我会呕吐至死。

他会是这样的人吗？他也是新时代的青年，从他的谈吐看，不像。从他的品味追求看，也不像。

但人是复杂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古训如此。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多得是。

忽然明白了妈妈的纠缠不清。明白了那些折磨自己的，喋喋不休的，她并不需要的答案。她其实不需要想明白，她只是抚摸伤痛，是品尝悲哀。明白不明白，重要吗？伤痛还是伤痛，悲哀还是悲哀。

过去的，统统过去吧。对妈妈说，对我自己说。

诺基亚

31


现在，终于要面对自己了，难于启齿也好，羞于见人也好，总是绕不过去的。把责任轻轻地推给了叶三虎，把埋怨重重地留给了文化大革命，真的可以轻松了吗？你真能庄严宣告，那都是他们的错吗？

叶三虎确实过于认真，把鸡毛当了令箭。支左确实时间太长，让神经变得麻痹，让爱情长出白毛。可是你呢？你在冬眠吗？

肖明下乡插队以后，本来我应该去看她的，我也确实想到过。订过计划，甚至去汽车站看过时刻表。她那个县隔得并不是很远，长途汽车五六个小时路程。可最终没去成，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工作忙吗？是因为叶三虎拦在我们中间吗？是因为我对肖明没有把握吗？好像都有点，好像也都不是。

刘查理的问题出来以后，有一度我是真想给肖明写信的，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她，特别是把一直不跟她联系的原因告诉她。信写了几回又撕了几回，那个废纸篓里好像全是委屈，只是扔错了地方。跟她说这些有什么用？我是埋怨她吗？又不是她故意把信弄丢的。是埋怨叶三虎吗？叶三虎是执行任务。那封信始终没能写成，我始终未能跨出关键的那一步，究竟是为什么？

肖明的日记让我有一段日子很失落，经常发呆。坐在桌前，眼睁睁看着阳光从右手爬到左手，一天就过去了。我放弃了早晨出去爬山，一直坚持的习惯令我生厌，自以为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忽然露出了其中的庸常和无聊。

放弃对这个问题的追踪，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不快一些逃避，快一些穿越？谁也没有要求我对历史负责任。但我无法摆脱，无法背叛自己的内心。我怀着希冀，邀请读者一道观察思考别一种人生。不错，我们是小人物，我们谁都不能选择历史，但做一个什么样的小人物真的不可以选择吗？退一步说，当满世界都在重复谎言时，多一种声音不是可以少一点寂寞吗？

当岁月冲刷掉浮尘，当人生进入到黄昏，那个卑琐的灵魂才战战兢兢走出躯壳，开口说话了：前途，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你追求的不正是这个吗？安全，安稳，安定，不是这些吗？难道你曾经反抗过一次吗？张扬过一次吗？哪怕挣扎一下也好，没有。你只配循规蹈矩地活着。你顶多只是偷偷地想像一下，偷偷摸摸而已。你只能跟在别人后头瞎嚷嚷：消灭了法西斯，自由也不属于人民！消灭法西斯有什么错？错的是你没去争，错的是你没长着一颗自由的心。自由会来乞求你，请你自由吧，请？

1970年冬天的那个下午，我正在给叶三虎写倒霉的思想汇报，有个执勤战士喊：曹干事曹干事，有大姑娘找！回想起来我想我的脸色一定是很难看的，失血，或者淤血，脑袋里乱轰轰的。那个兵说，你要不见就可惜了，挺漂亮的。我骂了句什么，去去去，挥了挥手，让他支走。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心里咯噔一下，我并不是没有感应。既然是历史，一定有着某种必然性，不可能误会。我伸头一看，就铆在窗前了，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是肖明！

那个兵对肖明说了几句，肖明舔舔嘴唇，转身走开。肖明比以前结实了，好像也长高了，还是用橡皮筋扎着两只短发髻，穿着一件暗红格子的短棉袄，脚上是一双布鞋。斜背着永远不离身的黄挎包……

她就那么走了，没有回头。

阳光难得那么强烈，从正面直射过来，刺得我不得不闭上眼睛，或者说我没有勇气睁开眼睛。那天好像也没刮什么大风，耳边却莫名其妙有了轰炸一样的爆破音，而且紧跟着一股焦糊味扑面而来。这是一场厮杀，横尸遍野，血溅如飞，残阳夕照，满目苍夷。我是想跑下去来着，可两条腿是那么的沉重！

她是迎着阳光去的，好像直接走进了太阳里，然后消失。她脚下还那么有弹力，两只发髻一翘一翘，像两个不甘寂寞的小松鼠跳来跳去，就这么走了。活力永远在她身上，这很奇怪。而我，似乎已经老了，只能像老人一般左思右想。我很清楚这是最后的机会，她这一去将再也不会回头。

如果她能回头，哪怕是回头再多看一眼呢？结果会怎么样？我能冲出去叫住她吗？我能向她道歉吗？告诉她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吗？向她宣告无论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吗？从现在起直到永远吗？……恐怕不能。

如果我追出去，叫住她，一切都改变了吗？我就能坚持到最后吗？我们还能恢复从前的快乐吗？我们能应付可以想见的种种残酷和艰难吗？……恐怕不能。

是的，我违反了支左纪律。是的，我正在审查期间。是的，我担心给人抓住把柄。是的，我怕了叶三虎。

我鼻子有点酸，眼睛里却没有泪。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强迫。是的，真正的原因，是我胆怯了。那个可笑的叫前途的东西，把我压垮了。在热恋的时候它还很小，在检讨的时候它就猛然强大起来。那是一堵墙，我没有勇气一头撞过去。说起来我还是个军人，其实血管里流着卑怯的血。

我在众声喧哗中徘徊，满脑子都是关于前途的说教。谈恋爱是一回事。真正确立关系是另一回事。喜欢是一回事，能够是另一回事。能应付叶三虎是一回事，能破釜沉舟是另一回事。有太多的前车之鉴摆在那儿，有太多的教训摆在那儿，父母有太多的叮咛响在耳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要因小失大……

我17岁参军，19岁提排长，20岁当副连长，21岁就当上了直工科干事，找一个成分不好的老婆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主动要求转业……

在部队里，也有领导给我介绍过对象，那是一个首长的女儿，在军区医院当护士，唧唧歪歪，令人生厌。肖明，也许真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刚健，纯洁，充满活力……

出来支左，明摆着是让你出来锻炼的，谁都知道这暗示着什么。刚刚不久，就有战友来信，提教导员了……

我的前途，前途……要紧。何况她还有一个刚刚自杀的反动技术权威的事实上的父亲……前途。

他妈的前途！


32


×月×日

我要把这一切都忘记，什么刘查理，什么解放军，统统忘记。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只能自认倒霉，猪八戒投错了胎。而且，还路过了高老庄。

我没有必要生活在阴影里，更没有理由生活在过去里。那只是一个故事，一段插曲，尽管有些凄凉，有点哀惋。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郭卉生了个儿子，粉嘟嘟的一个大胖儿子。他整天呼呼大睡，醒来就要喝奶。而郭卉的奶水就像喷泉，奔流不息。我和妈妈都去帮忙了，给他洗澡，穿小衣服。我们笨手笨脚，大呼小叫，快活死了。但又生怕把他弄疼了，他是那么的软，那么的嫩，实在太可爱了呀。最后还是得大荣子妈来解决问题，她让孩子的头躺在肘弯里，一只手就完成了我们四只手的工作。

大荣子妈对郭卉照顾得很好，床头整天都有火桶，屋里还生着火盆，定时通风，换炭时要把烟吹得干干净净才端进来。队里给的木炭管够，家家都意思了一下。有鸡蛋，有红糖，还有米酒，说是补的。

郭卉说，还没起名呢，你给起个名吧。我脱口就来：光荣，叫倪光荣。我点着小萝卜头的鼻子，你——光——荣！

郭卉眼皮翻了一下，看着我，噙着泪，点点头。她知道我最近的心情，也明白我真实的想法。我们俩，从小到大都在所谓的家庭出身的压迫下，我们自己都觉着低人一等，干什么都要考虑别人的想法，难道我们的孩子还要这样吗？偏不。绝不。

欢迎你，倪光荣！欢迎你，上山下乡的新一代小公民！

妈妈过了春节就回去了，她说放暑假再来。看来石门关给她的印象不错，除了冷一点。但这儿人心是暖的，是她亲眼看见的，淳朴，真执，透明。所以，她完全放心地回去上班。

她问我，为什么我们在城里看见的乡下人不是这样的？难道因为水土？我想想，还真是这样的。他们在城市里，委琐，肮脏，有时还有点无赖。再想想，也就明白了。在城里，他们是异乡人，是漂泊者，是乞讨者，确实水土不服。在这里，他们是主人，这是他们的家。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人有没有自信，精神面貌是不同的。

×月×日

可是安老爹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说你起码要把事情搞清楚。你对父亲没有感情，我能理解。可你连想都不愿深想一下，总是说不过去。他打右派又不是今天，被批斗又不是一次两次，为什么以前不自杀，现在形势稳定了反而要自杀？

去供销社买化肥，又去了安老爹家。这段时间，还是憋闷，还是忍不住要说。说出来好像就轻松一些，关于刘查理，关于解放军，其实都跟安老爹无关。我把这些陈年旧账痛痛快快跟他发泄了一通，还流泪了。我所有的困惑都愿意和他说，好像他真是我的精神父亲。

你在骗自己啊，孩子！怎么可能忘记？

这些道理我不是不懂，我的憋闷也许正是这些道理。

×月×日

今天王兴元来，说了些情况令我警觉。前几天张宇也有信来，他们也知道了，还到家里去找过我。可见这事影响不小。

王兴元比我大两岁，他爸爸出事的时候，他14，又是家里的老大，好像比我成熟得早一些，也胆小一些。大概是我的锐气还没磨掉吧，不喜欢他那种畏畏缩缩的样子。吞吞吐吐了半天，还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不对吧，不是吧，不会吧，烦死。

我说你要不想讲，就向后转吧，我还忙着呢。

他这才开口，说刘查理不像你说的那个样。跟你以前讲的完全是两个人。矿上都在传，刘工就是因为嘴太硬，死不认错。

根据呢？

他说他也没什么根据，只是从常理分析。去年全城都在为“双三万”发疯，哪有时间对付他？不是因为他的影响太大，报纸电台能没完没了？不是因为嘴太硬，群众专政指挥部能往死里整？现在又不是两派在斗，大家都是一派，有那么大仇恨吗？

不能不承认，道理是有点道理。末了他说，是他妈让他来劝劝我的，希望我别记恨刘查理。说刘查理不是我想的那么没出息。

我谢了他，也谢谢他妈妈。

在T市，在有色公司，毕竟有那么些老人还活着。他们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出于某种正义，总之有话要说。而在我，总是觉得别扭，是不是我太自私？总是不能忘记他对我的陷害？

×月×日

安老爹让人带信，让我去一趟。他也是有话要说吧。

昨天做了一个很荒唐的梦，在梦中的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却无法从梦中醒来。因为感到难受和无奈，想要挣扎，却发现能够醒来的梦，并不可怕，可怕是做梦做个没完。死亡，对于相信物质不灭的人意味着什么？对自己，自然是时间消失了，对别人呢？时间还在继续吗？生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时间继续，物质不灭，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为什么死去的人会对活人产生影响，而活着的人却像生活在梦中呢？

我相信科学，才相信人类的渺小。其实我们不可能知道有关这个世界的全部。世界是如此破碎，我们永远生活在世界的一小部分，永远只能理解世界的一小部分。

用心想像辽阔的宇宙，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即便是尘埃，也想活得明白一些，所以才会在梦中游荡吧。

×月×日

安老爹一见我就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说他去查了那段时间T市的报纸，批评是逐步升级的，一开始火气也没那么大。

这能说明什么呢？我问。

说明你父亲不是胆小鬼，也不是见风使舵的人。他不服气。

我说，反正人也死过了。反正他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不是吧？安老爹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心里的疙瘩越结越大，孩子。你瘦了。

我不好意思，一个劲揉脸。我承认这些日子睡眠不好，老做梦。但我坚持认为这件事情无关紧要，而且出身不好在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影响不了什么，我能正确对待。

不是吧？你是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耻的，而且包袱越来越重。

那他也死了，而且是自杀的！

安老爹叹气说，我是个饱经沧桑的人，知道耻辱感很伤人。我在劳改农场，干的活并不重，他们让我放鸭子，单独住湖边，自由得很，还有鸭蛋吃。可是心里不舒服。像有一条虫子，天天爬出来咬你的心。又像是一顶铁帽子，压得你眼珠子都要弹出来。我是过来人，我知道。

我忍不住哭出声来，他说的都对。

可我该怎么办？

至少你该搞搞清楚，他说，前因后果，有没有道理，道理在哪里？弄明白了心里也就顺了，否则老是憋着会憋坏的。

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父亲？没有养育，没有亲情，没有哪怕一点点帮助，连死了都不能让人清净！

安老爹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老毛说的。

×月×日

回到了T城，带着那双翻毛皮鞋，和一串钥匙。

妈妈很奇怪，怎么又回来了？

还是石门关理解我。倪永昌听我讲了一半理由，就说去吧去吧，你不去就不能踏实。他说春忙也忙过了，耽误不了什么。可他的眼神里多少还是有点忧虑。

我问，你担心什么啊？

他说怕你干傻事啊。

我说怎么会？

他说从前倪永茂也是没完没了要搞清楚，搞清楚了吗？倒是把自己搞傻了。世上的事搞不清也没什么了不起，饭照吃觉照困，你年事还轻，天地大得很，非往牛角尖里钻啊？他说倪永茂当初可是这一片大山里响当当的英雄好汉？怎么样呢了？

郭卉抱着她的光荣子一直把我送到关前。她倒没说什么，她明白我不会干傻事的，从前明白现在也明白。我上了公路见她还在关前站着，便挥了挥手。那一刻，还真有点动情。当初我们出去串连，她也是没说什么，只是悄悄塞给我十块钱。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把这事看得严重？我有那么认真吗？

安老爹也陪我到汽车站，说，早点回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我自己没觉着什么他们倒是悲壮起来。

×月×日

这一串钥匙已经变形了，显然不能开锁的。但它在提示我，还是要先找到他的住所，了解他的生活。如果有死神的话，那么死神没带走这串钥匙，显然是一种安排。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一直在搬家。最初的印象是，家里有一个院子，房间很多，因为不能随手关灯，经常在半夜里被罚，去一个一个房间关灯。后来才知道那是给苏联专家盖的别墅区。只到上中学我们才稳定下来，妈妈带着我回到了她的祖屋。祖屋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所以一开始就学会了每天早晨到公共厕所去倒痰盂。后来，又学会了去井边洗衣，和挑水。

而这段日子，也是刘查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月×日

我找到了工人新村刘查理的最后住所。这是在T市最常见的那种工人住宅，一排一排的瓦房，一栋房住着八户到十户人家。自然这里也是没有自来水和卫生间的。

我敲门，一个老工人很警惕地打量我，自我介绍以后他放我进了屋。他一再说明是房管科给他开的条子，不是他自己搬进来的。他说屋里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如果我需要可以搬走。

我说我不是来要东西的，我是想了解父亲以前的生活。他这才松弛下来，说他家原来就住在7栋的披厦里，实在太挤了。我看了看，现在也很挤，一间屋里放着四张床。他说现在好多了。

他姓顾，顾师傅。他告诉我，这一带住户都认识刘工，说那是个老实人，说自己还跟刘工喝过酒。然后重重叹了口气。

我问都喝什么酒？他说地瓜干子酒。井下工人不喝这个酒还能喝什么酒？嗓门很大。

他告诉我，刘工跳了大遛井，大家心里都不好受，那么斯斯文文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我问，大家对这件事都怎么看？

他叹气说，主要是刘工犟嘴。批就批一下，斗就斗一下，过了站你不还是你？你犟什么犟？你犟得过他们啊？

他还说，到底知识分子脸皮薄啊，经不起啊。不像我们大老粗，早就没脸了。你把我脸皮撕下来搁地下踩三天，没事，拿刀剁都没事，我是滚刀肉！

忽然想到，如果当初他们离婚，自己是跟父亲生活的，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我和父亲就是挤在这间卧室里的。家里只有一张桌子，那可能是我专用的，吃饭就在锅台边。那时的父亲也不需要写字台，他和工人新村的任何一个男人没有两样，只需要胶靴和雨衣，那是下井用的。另外，他还需要大量的劣质烧酒。他会说粗话吗？他打人吗？

这样的想像令我亢奋。主要是我以前对父亲的印象被推翻了，我很高兴被推翻。它证实了一个看法：刘查理不是胆小鬼。他们用的字是，犟。今天还算是有收获。

妈妈带回来一些报纸，她说都是那一阶段的。妈妈对我的调查不置可否，但明显是在配合我。

×月×日

我读了报上的批判文章，基本是同一个逻辑：反对“双三万”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军管会，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要砸烂他的狗头。

但究竟是怎么反对的？为什么要反对？不清楚。

今天我找到了那两个老干部。他们很意外，有些不知所措。他们虽然退休了，但很高兴我能回来。见我愿意调查了解刘查理，他们给我开了一串名单，说这些人了解老刘，也了解有色公司过去的恩恩怨怨。

他们说老刘是个好人，自杀归自杀，良心还是要讲的。他们认为自己不方便说话，说你不一样，你是家属。

其中一个说，他们绝对不是出于私心杂念，自己过去还和老刘干过仗，个人感情是谈不上的。但看到一个人这么忍辱负重，死了连亲人都不能原谅他，心里过不去，太难受了。

另一个有点迟疑地告诉我，老刘确实和一个女工有点关系，你和你妈妈可能接受不了。

我说，他和妈妈已经不是夫妻了，而且这只是个生活问题，我要了解的是自杀真相。

但他们也并不很清楚全部真相。他们已经退休了。我猜他们一定是过去有色公司那些恩怨的受害者，不是右派也是右倾，因此内心总是站在刘查理一边。但这毕竟是一面之词。

×月×日

访问了七八个那些名单上的人。他们有的是技术干部有的是领导干部，其中一个还名声显赫。他们都很谨慎，谈的也大都是过去的旧事。

这些旧事不说我也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揭示得很清楚了。无非是中央企业与地方党委之争，巷道走向之争，财政困难之争。

但也有新的信息流露出来，那就是旧事和新事，道理是一样的。过去是巷道走向问题，现在是产量多少问题，都不能改变一个本质：要产量，要钱。只是他们没直接明说。他们怕我不懂，说了个比方：你下乡种过地你就明白，土地上长粮食还要让土地轮休呢，妇女生孩子还要坐月子呢，矿山怎么可能只出不进？

我明白这是指三级矿量平衡，也明白他们认为刘查理不是反对谁，他只是在尽一个采矿工程师的责任。

那些矿都在地下埋着，它能跑了吗？慢一点拿，有计划地拿，拿干净一点，不是更好？他们说，人都是有缺点的呀，刘查理怎么可能没有缺点？他话讲得重一点轻一点，态度好一点差一点，有那么重要吗？

但我的疑问是，巷道走向是一个技术问题，产量多少是一个计划问题，它们是怎么转化为政治问题的？是谁，为什么，怎么变成了政治？问到这个，他们都不愿回答了。他们摇头了，嘿嘿苦笑了，宁愿承认自己不懂，需要好好学习。

其实他们什么都懂，只是不愿说。谁也不是傻子，都在这片土地上吃干饭，都要看天气种庄稼。

我在想，现在我大概已经进入了一个古老的巷道。这巷道深不见底，年久失修，破败荒凉，不留神就会踩上一副尸骨。这巷道五十年代进去了一批人，六十年代进去了一批人，七十年代又进去了一批人，他们进去了就没再出来。刘查理进去了，现在我也要进去吗？

×月×日

妈妈说，他有一个女人，你知道吗？我还没吱声，妈妈又飞快地说，我不会在意的，那是个小脚女人。

我好笑，如果是大脚女人呢？知识分子女人呢？她就在意了吗？这是女人的天性，没什么不好意思，我自己也这样，刚听到心里也别扭，只是注意力不在这儿罢了。

她其实是要说，应该去见见这个小脚女人，可以了解得更多。但她在无意中透露出，对刘查理的这件事还是在意的。对刘查理这个人呢？那就另说了。

不过我还是要尽量去理解妈妈，理解他们那一代人。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妈妈是这样描述的：

其实那个时候两派已经形成了，有没有苏联专家团，两派都是对立的。高扬文走了以后，有色公司这一边一直受压，1953年揪出个反d集团，就更抬不起头来。只是那时这些斗争都在上层，严格保密，谁也搞不清。那时候年轻啊，什么也不懂，领导说批判大家都跟着批判。刘查理是知道内情的，但他回家也不说，从来都不告诉我。讲起来我还是交际处副主任，是机关团委书记，其实一直都蒙在鼓里。1957年省委来了工作组，动员大鸣大放，这样矛盾才公开化了。

那时的刘查理确实瞧不起苏联专家，他们经常吵架，我都夹在中间受气。大鸣大放时确实来过人在家开过会，反官僚反教条，个个都很激动的样子。结果一反右，都瘪了。后来领导就动员我出来揭发，要划清界线，我能不说实话吗？

是谁？谁动员你？

那还能是谁？机关党委书记杨良才啊？

后来呢？你就离婚了？划清界线了？

离婚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这个有一句说一句。领导没让我离婚，只让我划清界线。离婚是他不信任我，他也相信我和苏联专家有关系。当然也有为前途考虑的意思，为你，也为我自己。

和苏联专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主要是吵架吵多了，双方都伤了感情。我又不懂技术，我怎么知道谁对谁错？但交际处就是做这个工作的，自然要去安慰苏联专家，跳舞，旅行，改善生活，就是这些。有个叫安德烈的，确实有这个意思，还动过手，可那又怎么样？开头他还动员我去跳舞呢。谁知到后来他还真信了，还骂我婊子。

后来就打右派了？

打右派也没把他怎么样。房子照住，工资照拿，只是苦了我们娘俩。我带着你搬到机关宿舍，又住过食堂仓库，最后才回到这间祖屋。他真正受苦是甄别平反以后，工资降了，房子收了，真成工农兵了，就那也比我们日子好过得多。苏联专家走了，反修防修了，所有的罪过都落到我头上了，好像是我把他打成了右派，好像有色公司的灾难都是我造成的。我有那么大本事吗？

妈妈越说越气，越说越离题，这些多年的委屈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完全能想像她当年的痛苦，可这些并不能成为怨恨刘查理的理由，她自己心里也明白。

为什么当年打右派的原因消失了，刘查理反而落魄了？为什么右派帽子摘掉了，刘查理反而更加不自信了？为什么妈妈主动划清了界线，结果反而比右派还要惨？为什么苏联专家撤走了，妈妈却成为靶子供人们吐口水？这内里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可能我比她看得还清楚些。

我问，你每次申诉都石沉大海是什么原因？

还不就是那帮人还在吗？只要他们在我就没有出头之日。杨良才最不是个东西，当初就他动员我的，后来又是他把我下放的，反过来又说我不能正确对待！他都正确的，我都错误的。他刚来时跟我差不多，都是科级干部，打了三人小集团他就成机关党委书记了，打了右派他就成常委了，打了四清他就成市委副书记了，我看打完文化大革命他还要当市委书记！

这就对了，妈妈！你能这样想就对了！

这不是一个你和刘查理的个人恩怨，也不是一个你和杨良才的小是小非，而是整整一个官僚统治阶级的文化。这个文化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只能在权力交替时出现一点空隙，然后又迅速缝合，变得无比强大。这个文化千年不变的公式是：你不同意我，你就是反对我；你反对我，你就是造我的反；你造反你就万劫不复。反帝或者反修，反左或者反右，都不过是一个借口，时代特色而已。这是一个鼓励向上爬的文化，这也是个培养小人和顺民的文化，只要能向上爬，只要能坐得稳，什么真相真理，什么人民利益，都可以牺牲，都可以利用。只要这个文化在，官僚主义阶级就在，一切善良和正直都被碾为齑粉。

因为妈妈没有经历过造反有理，没有经历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她才会这样想。而我，早就不这样看问题了。

诺基亚

第十一章


33


批判是从机关开始的。

回过头，仔细想，群众贴大字报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让全市动员起来。那时的造反派也并不真正了解内情。

再往深处想，紧张、被动、落后六个字虽然震动很大，算得上有理论有纲领，但也只是个工作认识问题，不同意不理他就是了。就算刘查理向冶金部发预警电报有错误，事实也已经证明预警是有必要的，也扯不上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开头几天，刘查理还在总调度室上班，还照样要车下矿井，并没有发生多少异常。

可悲剧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仔细回想1970年10月，太阳照样升起，地球照样转动，除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能记住的大事不多。1970年，还有个“一打三反”运动，但在T市，喊几句口号就过去了，因为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搞“双三万”。10月，还有一件大事，是“批陈整风”。好像就是因为批了陈伯达，引起了批刘查理？但刘查理跟陈伯达是怎么联系上的？为什么说刘查理和陈伯达是一个性质？我的记忆在哪儿卡壳了？

当时是姜政委去省里听了传达，回来后党的核心小组又开了扩大会传达……对了，就是在这个会上，有人重提了1953年和1957年的旧账。有人认为刘查理告黑状不是一次两次，他是一贯的。还有人讥讽说，人家是冶金部的专家，不倒翁。结论是，有色公司被刘查理专政的历史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那时摆在军管会面前的最大现实是，1971年的生产计划报不上来，有的矿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如果一定要完成当年任务的话，来年肯定关门。也就是说，现实需要一个新的发动机，新的推动力。揪出刘查理是个现实抓手，抓革命才能促生产。

大概就是在这次会上，刘查理被宣布停职检查的。

那时大家都在运动中，革委会还没成立，刘查理有什么职务？他不过是有点实际影响力。所以就发明了一个新概念，不掌权的走资派比掌权的走资派更阴险。他们是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来反对“双三万”、反对解放军支左、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按姜政委的说法，陈伯达是通过设国家主席来反对毛主席的，他的纲领是“天才论”；刘查理是通过来反对双三万来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的纲领是“紧张被动落后”那六个字。

这些绕口令似的说法谁也不懂，把人搞得稀里糊涂。能懂的就是要把刘查理揪出来批倒批臭，“双三万”就实现了。

开头还比较文雅，贴大字报，开辩论会，把陈伯达与刘查理结合起来，把设国家主席与紧张被动落后结合起来，把革命大批判与实现“双三万”结合起来。机关里组织了一批人天天下午开批判会，报纸电台跟踪报道，声势很大，各个矿还组织参观学习。只是题目很吓人，内容很空洞。

刘查理是老运动油子了，他也批判自己的反动家庭反动出身反动思想，也是帽子很大内容很小。刘查理不傻，他也知道对抗没好果子吃，开头还比较配合，把自己骂得狗屎不如。开完会他还跟着那帮人一起去食堂打饭，饭盒里装着勺子，一路叮当乱响。

也就是说，开头他还不想死。

但有一天他突然不干了，他一屁股坐下地说，我不反对双三万，我反对那个干吗呀？你搞双八万我都没意见。我也不反对解放军不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为什么要反对？这个突然举动把会场搞冷了，就好像他单方面宣布游戏结束，不玩了。

随后斗争才升级的，刘查理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那时我已经离开秘书组，但简报还可以看到的。有一份简报叫《看刘查理的猖狂反扑》：刘查理口口声声说他不反对双三万，请看他是怎么为自己辩护的：“夸大一点说，三座新矿上马简直就像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现在这三个孩子都长大了，能够出力干活了，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对它们呢？”

还有一份简报叫《贪天功为己有》：“刘查理把人民的矿山居然当作他的个人财产。他甚至说，他一生可以引为骄傲的，可以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就是这三座矿山。他一辈子屡遭挫折，迭经屈辱，妻离子散，谨小慎微，守护的也就是这三座矿山。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时报纸上有篇很有影响的评论员文章，《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文章写得诙谐刻薄，一看就知道出自姜政委的手笔。引用毛主席诗词，挖苦刘查理不自量力，很是潇洒。文章说，正当全市人民万众一心、克服万难，夺取双三万的关键时刻，刘查理跳了出来，确实耐人寻味。最后问，刘查理是要造反吗？他要造谁的反？

紧跟着，社论也出来了，《工人阶级不答应》。然后，工总司、联造总纷纷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要求把刘查理揪出来示众，也就是要把刘查理带到各个厂矿进行巡回批斗。有色公司有五座矿山，十几家工厂，二十多个县级单位，一家批一天，一个月就过去了。这个要求显然出乎意外，为此梁参谋长还发了脾气。

梁参谋长一直认为姜政委在小题大做，揪不住耳朵捏鼻子。他说，你他妈逼姜尧你要干吗？你把人往死里整啊？他认为刘查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让一个踏踏实实干活的人受罪他看不下去。他说，不就说错了六个字吗？检讨检讨不就行了吗？我也说错话了，你他妈逼黒良心，七个字！梁参谋长是想保护刘查理的，可他也是当兵的，他不能不服从。

当时的情况是，军管会不可能直接出面批判刘查理，把刘查理交给造反派也不合适，于是让工筹会去统一安排。工筹会是筹备工人代表大会的临时机构，设在原总工会，由于两派造反组织大联合始终不成功，所以实际上是个空架子。T市的局势稳定以后，有人觉得工筹会闲着也是闲着，便从两派抽调文艺骨干组成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配合中心工作，由军管会派一个军代表指导。“一打三反”以后各地都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T市不能没有，这样又抽调了几个基干民兵造声势，只发棍子不发枪。于是工筹会就多了一文一武两条腿，成了一个四不像的群众组织。实事求是说，当初这样安排也有保护他的意思，怕群众乱来。所以特别交待要防止刘查理自杀，夜里都安排值班的。

但刘查理的到来使这支队伍更滑稽了，刘查理也成了一个节目。他们在各个厂矿巡回表演，开头是先批后演，后来觉得吸引力不强，群众都等开完会才来，这样就把批判会插在中间。唱了跳了一段报幕的便宣布：下面一个节目，批判反动技术权威刘查理，批完了再演，最后由民兵押回去看管。

那时的创作节目也不少，文艺骨干都是能人，刘查理也就很自然地被编进了快板相声数来宝。

有个人物真稀奇，他取个洋名叫刘查理……

如果有人喊，问问他，为什么取这个怪名？民兵就把他带回来站在台口，开始他还回答，后来他就干脆眼睛一斜。

树欲静而风不止，洋葱头它皮干肉烂心不死……

明里说三级矿量要平衡，实际是双三万要他的命……

说一千还道一万，他是要跟人民对着干……

那时的文艺生活单调，矿上放个电影二十里外都有农民跑来看。何况刘查理还是个活靶子，不仅对夺取“双三万”有利，还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一个反派角色就这么被各个厂矿争着抢着拉去巡回演出，刘查理开头还能辨白两句，到后来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彻底绝望了。

后来，刘查理自杀以后，我听说梁参谋长在核心小组会上还抡了椅子，他是要砸姜政委的。我想参谋长当时腰里没有枪，有枪他真能掏出来。

再后来，梁参谋长也回部队住进医院里去了，以后再也没露过面。他毕竟是个当兵的，除了服从他还能怎么样？


34

×月×日

我在接近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个叫做父亲的世界。我的生命是经由他和妈妈的结合，才出现的。我没有理由怨恨，更没有理由拒绝了解。

从前我有理由，这个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以莫须有的方式陷害了我。为了表示我对他的轻蔑，也为了表示我对不公的反抗，我多次宣布，我没有父亲。现在他已经死了，这个理由似乎就消失了。毕竟，他是你爸爸，大家都这么说。毕竟，我不是在窥探他的私人生活，而是在寻找他自杀的原因。

我们应当怜悯一切逝去的生命吗？上帝能做到，我做不到。我得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远远地观察到了那个小脚女人，住89栋，一帮小孩子们打架，她过去拉，给一个小的擦鼻涕。他们叫她六号妈。我已经在工人新村转悠了两天，看到这样的场景反倒拿不定主意怎么接近她。

从山上看，她已经很老了，和我的想像相去甚远。她在公共水龙头洗衣服，盆在地下，她是站在那儿，撅着屁股一下一下拎着。年轻妇女不是这个姿势，她们一般是蹲着，我在井边洗过衣服，当然知道这是上了年纪的动作。岁月是雕刻师，更是大导演。

刘查理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个女人？令我好奇。也难怪妈妈说不在意。试想一个留过洋的博士，一个曾经辉煌过的总工程师，和一个并不年轻的小脚女人在一起，挨不上啊。

可是我怎么接近她呢？怎么才能让她开口呢？

×月×日

今天又去刘查理曾经住过的屋子。我直说想请顾师傅帮忙。顾师傅听了我的尴尬，叫起来。说这有什么难的？

我说主要是怕伤了六号妈的自尊心。

他说，嗨！

他告诉我，六号妈是个热心肠的山东大娘，这一带人都知道她。她也不光是照顾刘工，见着讨饭花子她也要给口热的呢。

他告诉我，刘工有一段日子，总想和她办一个手续，可她不愿意，说是不配。刘工也没办法，就凑合过了。谁知道后来就出事了呢？谁知道那就是他最后的日子呢？也许刘工心里明白？她要是知道，怎么着也不能让刘工带上憋屈上路。

我说，顾师傅了解得还挺多的，我算找对人了。

他说，都是家门口的人，谁不知道谁呀？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他说我们这些人，死是不怕的，肚灯一挂就不知道还能不能上来，就怕留下牵挂呀。我猜刘工也差不多。他说，去吧去吧，我现在就带你去。

在路上我问，批判刘查理的时候，没人找她麻烦吗？

他说那还能不找吗？拉去站过台，还打过。

我说她没有揭发控诉吗？

顾师傅站住了，瞪着我，说那是人干的事吗？她是个苦命人，可不贱！你见了她千万别这么说。

几句话就把隔膜撕开了，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些大老粗。

见了面，介绍过了，我们两个都有点拘谨。顾师傅要回，她拉住不放，顾师傅说，女人拉呱我不爱听，她才松手。

从表面观察，她说自己不配是有道理的。我想想也认为不配的，一脸的皱纹，是个半小脚，没有文化，甚至没有名字。她只记得自己娘家姓张，嫁的丈夫姓余，在户口簿上就叫“余张氏”。可就是这样一个“余张氏”，让刘查理带着遗憾上了路。

她一直在流泪，总是说自己拖累了刘工受罪，也让我一直难受，谈话无法深入下去。她说她乱得很，其实我也乱得很。我答应她以后再来。认识了就好办了。

什么叫爱情？这是爱情吗？

经过了世态炎凉，这些年的成长，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理解。一个采矿工程师，一个洋博士，也许那时真正的需求并不是什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仅仅是需要一个能够在身边关注他的女人。这个女人有没有文化，是不是小脚，甚至有没有姓名，是没有什么要紧的。这能解释得通吗？

×月×日

昨天一夜，我没回家，到了工人新村，然后在她的床上睡下了。我说晚上不想回了，陪你说说话，想跟你拉呱一夜。她就坐在锅台底下起不来了，一遍一遍洗脸。

她儿子叫余大庆，劝道：你不是天天嘀咕吗？现在人家来了你咋又这样了呢？她说，老了，没出息了。

我说我叫你张姨吧，你娘家不是姓张吗？叫六号妈不好听，叫余张氏更不好听，女人也是人。

她笑，说随你怎么叫。看得出，她也是乐意有自己的名字的。

其实她没有那么老，比妈妈还小两岁，但已白发丛生，一张脸比核桃仁还紧凑。见着我就踮着小脚跑进跑出，兴奋得不行。

人们都散去以后，我就在她的铺上躺下来，听任她用那只枯枝一样的手替我梳理头发。这个险些做了我继母的人，现在就坐在床头，给我亲娘一样的爱抚。我闭上眼，心里想着她和刘查理在一起的样子。不知是不是也有这个动作？

妈妈如果看到我这样，心里肯定不好受。她会觉得受了伤害，认为我背叛了她。其实不是。我想妈妈也会同意的，这是一个可以亲近的女人。

这些古怪的念头越多，我越不知怎么开头。

她说：遇上难心事了？

我点头，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她叹了一口气，说想哭就哭吧，哭痛快就好了。女人啊，就是水做的骨肉。停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说：其实你小时候不爱哭，就跟男孩儿一样。你从小就是个想当英雄的人。

我问：你怎么会这么说？难道你从前就认识我？

她点头说，机关幼儿园失火你还记得不？当时小孩儿们都围在外头看救火，只有你，把人家都扒拉开，一猛子就跳进去了。那天是个礼拜天，你刚洗过头，把脸上烧起好几个大泡。

我尖笑起来。真的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原来张姨早就认识我们全家。她曾经是机关幼儿园的阿姨，1960年才下放的。她丈夫余师傅是1961年大塌方时去世的，那年，她才29岁。这么说起来，一切都不是偶然。

是的，我隐隐约约记起来了。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幼儿园，像童话书里的古堡，有着很多木制的玩具，我是全托在幼儿园里的，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失火的时候我不在现场，等我赶到，火已经灭了，我实际上是跳进了一堆灰烬里。那天，父亲赶到医院，抱着我回家去，问：你是不是很想当英雄？我说：想。父亲瞧着我只剩下两只眼睛的脸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那是刘查理，是爸爸。那是恍惚中第一个关于爸爸的记忆，他离我是这样近，呼吸是这样重……还有这样的场景吗？再多来几个，多几个就好了。

张姨说，你闭上眼，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你是累的。可是我又坐起来，拉着她的手说，我想知道我爸爸妈妈的事。越多越好。她愣怔着半天，哑哑地说，我知道的也不多啊。

张姨的声音嘶哑着，仿佛从戈壁荒漠中飘过来的风。她说大跃进，说大食堂。你妈妈呀，老漂亮，比你还要漂亮。年轻时候喜欢穿背带裤，有时候也穿布拉吉。你妈妈爱笑，笑起来声音跟小铃铛似的。她也爱唱歌，唱苏联歌，还跳舞，那时候机关食堂一到礼拜六就有舞会。你妈妈作大报告也好听，一套一套的，大学生嘛。那时候我在幼儿园，她在交际处，我们早就认识她，只是她不认识我。那时候啊，人人也眼馋她，觉着仙女下凡一样。你刚来幼儿园时候才这么点点大，是装在一个大旅行包里拎过来的。你妈妈不会带孩子，干部都不会带孩子。你妈妈是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她不也是女人吗？

女人和女人不一样啊。你妈妈是干部。和你爸离婚时候，你妈妈还上台宣布划清界线，是有色公司开大会宣布的，一般人能做到吗？

我心里像是轻轻被划过一刀，起初并不觉得什么，可那痛楚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由心灵到四肢，渐渐手脚冰凉。

我不知小时候躺在旅行包里是个什么感觉，也许那时的我只能用哭泣来表示抗议，也许从那一刻就注定了，我此生必须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我听得出，余张氏对妈妈并没有太多同情，她说一般人做不到，其实是说一般人是不会用离婚的方式来表示清白的。她其实是蔑视妈妈的做法。她是个工人，只能按通常的人伦来评判妈妈。

我冷静下来，她有没有背叛过我爸爸？

啥叫背叛？她犹豫着警惕着，眼睛瞪圆。

我是说，她有没有和别的男人有来往？

那不敢瞎说！她拍了我一下，你这孩子，怎么敢这么瞎想？

我说，我是不明白，既然已经划清了界线，怎么还不待见她？

她瞧着我，瞧了半天说，你是忘记了。

忘记什么？

你这孩子，划清界线有啥用？离过婚就没事了？你咋不懂事呢？她急了，可她又说不清楚。她只能说，你想想？你再想想！

其实我已经明白了。她想说的是，那是一种气氛，一种环境。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白天批判别人，晚上谴责自己，人前人后被议论着，也许还有男性的骚扰，也许还有更无耻的诱惑。

妈妈年轻时候肯定是个爱虚荣爱表现的人，是个渴望走在众人前列的人，她生怕被时代抛弃。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摇摆性从自己身上也能体会出来，我不也是不服气，总在争强好胜吗？在压力面前，妈妈无所适从，看不到前途。她的自怨自艾、阴郁多疑是有理由的。我想想自己就应该理解。

你是忘记了。她又说一遍。

我完全靠在她怀里，呢喃，小时候的事，早就不记得了。

是啊，那时候你还太小。你爸的事，恐怕也都不记得了。你爸比你妈也好过不多少，只不过还用得着他，才给他一口饭吃，他心里清清朗朗。他刚搬来的时候，你顶多十来岁，你怎么记得？

从工人新村出来，我有些头晕。她让我睡一觉再走，我没听。我约了联造总的人见面。这种疲惫不是睡一觉就能弥补的。不过我还是吃了满满一大碗红糖水打鸡蛋，按她的说法，这是俺们山东人坐月子才吃的，老补。

既然感情拉近了，关键的问题可以慢慢问。

×月×日

我爸为什么要揭发我们娘儿俩参加了国民党？今天一见面，我就抛出了这个问题。

张姨没吱声，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说这是你爸的东西。你来了，我都交给你。

我说我不是要东西，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她说，为什么我也说不清，可我想着总有一天你会来的。我就替他收着，替他交给你。交给你，我也就没有心事了。她说的这样沉重，这样坦然，然后定定的瞧着我。

几件换洗衣服，几本技术书，一块矿石，还有一本报纸剪贴。我翻了翻，居然没有一点他本人的文字。这能说明什么？

这块矿石不是普通的黄铜矿，有一个剖面是半透明的，对着灯光能看见里面的像蜻蜓一样的昆虫。

她说，这叫孔雀石，老稀罕了。

她说以前余大庆拿出去给人家显摆过，都说是好东西。

她说你爸走了以后，她就收起来。她估摸着这是留给我的东西。因为刘工心里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小女孩啊。

她哭出来了。

可是我怎么会喜欢这些东西？也许我小时候喜欢过这些小玩意？玻璃球啊洋娃娃什么的。我的心早已经粗糙起来了，坚硬地倔强地跳动着，我不会喜欢这些。

倒是那本报纸剪贴吸引了我。前面是几篇人民日报社论，后面竟然全部是我编的《战地黄花》！我编的刊物写过的文章自己都不记得了，早就飞到九霄云外，现在居然完完整整躺在这里。这些刊物上没有留下字迹，却在文章上画着框框，有的地方留下几个惊叹号和问号。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一直在关注我？说明他的目光一直在追随着女儿？他也许不赞成我的观点，不欣赏我的文字，可是他却像珍藏矿石一样珍藏着它们？

我的心狂跳不已。那些学刻钢板的日日夜夜，那些幼稚的仿宋字体，那些年轻人追求真理的渴望与激情，居然都和一个叫刘查理的改正右派联系着。他离我曾经是那么的远，又是那么的近！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灵魂？既然想着我，为什么不来找我？他知道我怨恨着，为什么不来解释？他受不了我鄙视的目光？还是想保留一点点作为父亲的尊严？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下来。

张姨替我不停擦脸，挨着我坐下，搂紧了我。有好长时间，就这么静静的坐着，想不起说话。她的窗子面对着高高的天轮，天轮早就不转了，可还灯火通明。那些灯光和月光斜斜地投在地下，和着早春的冷风，还有我们的呼吸。

看看天又晚了，我说今天不能再不回家。我说我今天也没有脑子再聊下去了，全乱了。我说明天再来。

她送我到路口，说，你可千万别再记恨，他是没办法呀。

×月×日

我说了这几天了解到的情况。妈妈好长时间没吱声，到吃饭时才冒一句：小脚女人的床干净吗？

我明白这是妒忌，还有歧视。我不想争论。

到了晚上，我回来妈妈还没有平静，说你又去啦？

我说是见了两个采矿方面的技术人员，我还没说完，她就叫起来，说不管到什么时候，这种关系都是不合法的！

见她那么激动，我只能安慰几句。这些道理她也不是不懂，只是她跳不出来。有怨恨，有妒忌。她渴望真相，又害怕真相。

妈妈，你是不幸，你很痛苦，但这不是全部。我们不能总是站在个人角度看问题。那样我们永远得不到解放。

×月×日

以下是张姨的解释。

你那天问，他为啥要揭发你们娘儿俩？我也不知道咋回答。可我知道，他把脑袋都磕破了，在墙上磕的。他悔呀，他要死的心都有，那时候他就想死。是这些老邻居发现了，守着他呀。

后来我问过他，为啥要那么说？他讲，不是我要说的，是那帮人要他这么说的。文化革命一来，他就知道不好了，怕是躲不过去了。谁不怕挨斗啊？他怕呀。他们问，你为啥参加国民党？他说年轻不懂事。他们就说不老实。他就点头是是是。又问还有谁？老实交待。你老婆参加没有？孩子参加没有？他又点头是是是。反正人家说什么他点头就老实了，不点头不答应就不老实。其实他心里明白，明摆着是鬼话，牛头不对马嘴。

这些事，工人新村这一片都当笑话讲，刘工今天又挨斗了？交待他老婆孩子在娘胎里参加国民党了？谁也没当个真。可谁知道真能祸害到孩子呢。知道他就不会点头了。可他不点头又能放过他了吗？

他们从来就没放过他。说是甄别平反摘帽子，其实还不如从前。后来才知道这叫把帽子抓在手里，不老实就给你戴上。其实还不如一直戴着，省得提心吊胆。那时他住专家园，屋里屋外都是大字报，苏联专家早走过两年了，也没人来扫一把。风把大字报吹得呼搭呼搭的，可不就跟招魂幡子一样？住那个坟墓里，还不如工人区。没想着他一提，立马就给他搬家。

他心想，搬到了工人新村，他就跟工人一样了。一年四季在井下跑，吃的穿的都一样，人家眼不见心不烦。

其实跟工人一样也没啥，工人能过他就不能过？他自己也说，这段日子最好过。他工资高，花不完，谁家有难事都找他借。说是借，也没还的，他也无所谓。不叫他写字了，他就学装收音机。那时这一片的收音机都是刘工给装的。谁知后来又成罪过了，说他不是修收音机，是修电台，说他是英国特务。谁知文化革命又来了呢？谁知借钱也成罪过了呢？

然后就造反了。那些整他的人也跟他一样了。然后军代表又来了，又让他去上班了，然后又搞“双三万”了……

这回不同了，这回他不装怂了，他说他装怂装够了。他说他也要造反了。他说反正三个矿山已经完成了，他也就没什么心事了。这一次，他是死都不认罪。在大会上人家说一句，他能说十句。这一片的人都替他急啊，你不要说了嘛，他偏说。

见他嘴硬，就打。后来把我也拉上去，他就更气了，骂他们畜生。群众专政那帮小子毒得很，刘工有糖尿病，还不给他解手，他只好把小便解在漱口杯子里。那帮畜生就逼他把小便喝了，不喝就吊，把两个手指头扣在一起，身子吊起来，只有脚尖够着地。你爸是个知识分子，哪受得了这个？见着他我也劝过，你少说两句不行吗？他说不行，反了就反了，没什么了不起。

张姨说起这些，已经不再激动。两眼白白地翻上去，想起一句就慢慢说一句，说完了就再接着想。像散落在地上的黄豆，她慢慢地拣，摸到一颗拣一颗，她不着急，也不顶真，拣不起来也就算了。那些关于守寡女人的传说里，多少有些轻薄，而现在，她是认真的。

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在她看来就和走路磕了碰了没什么两样，倒了霉而已。这些事如果不是我问起，也许永远就烂在肚子里了。这种漠然，很坚硬。

我问，他说以前是装怂？这是什么意思？

装疯卖傻呗，低头认罪呗。

我问，是不是他心里不服气，要装出服气的样子？

这话他跟我说过的，不装不行啊，不装他们就不叫你干了。他出国就是学这个的，他回国就是干这个的。他一辈子的梦想就是亲手建一座矿，现在他一下子干了三座矿，这在哪个国家的工程师都没这么好的运气。他说有得就有失啊。

你想想，死了那么多人，打了那么多右派，有哪个领导出来承担过责任？这能翻过来吗？好不容易等到苏联专家走了，这可不就把责任推给苏修了吗？这个道理连老百姓都看出来了，他能不明白？他是把牙打碎了往肚里咽啊。

1953年那次，差点就不叫他干了，井巷公司的领导一枪把自己崩了，他才拣了一条命。那时候领导都有枪。1958年那次，差点又干不成了，后来又死了几个，这才缓过来。这一回，怕是他想着，该轮到自己了吧？

揭发你们娘儿俩，他不是故意的，他都后悔死了。听说你在学校里挨整，他把脸都磕破了。但凡是个人，哪有不护犊子的？你们生活困难，他也知道，他也难受，可他不能出来帮你们啊。要怂就要怂到底，怂到天下人都把他当傻子。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恨的是你妈妈，不是别的人……

站在路口，我再次回头打量这座矿山，看着熟悉的天轮，两眼突然盈满了泪水。我看见天轮上隐约有弧光，弧光里隐约站着刘查理，和刘查理之前死去的冤魂。一代又一代，既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他们竟是为了捍卫常识而死。主张合理利用资源，反对破坏性开采，这不是最普通的常识吗？

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和平年代里的故事吗？

刘查理是死在另一座天轮底下的，刘查理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只剩下一双翻毛皮鞋。我呢？会死在哪儿呢？死的时候能想起什么？我闻到了硝烟的气味，它不是从坑口飘过来的，不是放炮，它是从胸中喷出来的。我想，这是一种感召。

我相信这是一个宿命，注定我要还要回到这儿来。我把名字都改了，我把户口都注销了，我想忘掉这一切，可还是不行。不然为什么绕了一大圈，我又站在天轮底下了？


35


反过来站在姜政委的立场想，他当时也确实到了没有退路。他和梁参谋长都是军人，明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道理。眼看到了年底，还剩两个月时间，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双三万肯定完不成。而在T城，在有色公司，已经有人在怀疑这是不是“穿新鞋走老路”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生产指标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方向路线，和整个支左的大局。起码姜政委自己是这么看的，跟六个字七个字的错误无关，甚至跟刘查理的造反也无关。

在姜政委眼里，梁参谋长不过是草包一个，了无全局，走了也就走了。说起这事他摆出的是一副懒得计较的姿态：老梁这个人哪——冲冲杀杀还可以！他的意思是，作为党政一把手，他是不可能靠冲冲杀杀过日子的，他有很多无奈很多远虑。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即使有牺牲他也要把这个家当下去，吃喝拉撒睡，他哪样能不管？

T城这个地方，从唐朝就开始设官建制。那时的官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为朝廷铸币。所以第一座矿山叫天官山，第一枚铜钱叫天官钱。从开采到铸造，工艺复杂涉及面很广，但所有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围绕铸铜钱这个单一目的。那时的老百姓自然也是要吃喝拉撒结婚生孩子的，但那时这个地方似乎连农业都不允许发展。所以大诗人李白流浪到此，地方上竟然拿不出一顿像样的饭菜，连一碗野茭白煮的稀饭糊糊，他都三谢不忍餐，道尽了当年的艰苦。

一千多年里，T城究竟为中央贡献了多少铜钱已经无处可考，然而一千多年过去T城竟然没有一家规模以上的地方企业却是事实。这里有马路有街道有学校有商店，却没有像模像样的市民生活。老百姓谈起矿石品位手一掂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可论做买卖个个都满眼皆白，一脑子糨糊。

解放以后，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这里作为国家的大规模开发项目，战略地位是提高了，可经济发展模式依旧。由于国际封锁，铜资源被看作战备物资，地方经济就更加受到挤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矿山展开的。于是一切政治斗争也很自然地围绕矿山，打得头破血流。

按姜政委的说法，旧社会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少，一个省政府才多少人？警水财文四个厅，加上省长秘书长，吃饭一桌都凑不齐！可你看看T市有多少干部？光正县级干部一个大礼堂都坐不下。我们当兵的是自带工资来支左的，可他们是要开工资的，开工资是要花钱的。我们是新社会，有那么多的事业要办，有那么多老百姓眼巴巴瞪着我们，没有钱怎么行？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政委没有钱只能干瞪眼。

说到底，是为钱。财政没有钱。

如果有钱，能发动“双三万”吗？能有后面的惨剧吗？也许会有别的故事，但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姜政委说刘查理是个蠢猪、糊涂虫、书呆子。他说刘查理也许至死都没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批判他？为什么是他付出毕生心血的矿山背弃了他，为什么是那些他想维护的生命在作践他，为什么是那些矿难家属来扇他的嘴巴子？刘查理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自己！

说这些话自然是气急败坏，听到刘查理的死讯他差不多也是气疯了。在他想来，刘查理稍微有点脑子都应该明白，批判他不是目的，目的是“双三万”。他不过是借刘查理的面子用一下，就像曹操借粮草官的人头用一下。可是刘查理不给他面子，不但不给，还把姜政委的面子撕了下来。梁参谋长只是抡了椅子，如果梁参谋长掏枪，我相信姜政委也不会躲。他们都是战场上爬过来的人，死不足惧。

几十年后，经过的事情多了，我自己也到了他们那个年纪，有些道理才逐渐想明白。我想中国后来发生的沧桑巨变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初现端倪了，我相信T城的故事不过是无数中国故事中的一个片断，不过是必然链条上的一系列偶然。其实我们也都是历史舞台上的过客，历史从来也没有穿衣戴帽那么简单。这个舞台上没有绝对的正面人物，任何正面人物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姜政委对“双三万”付出了太多的感情，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质疑“双三万”，任何批评的声音都被他很方便地看作阶级斗争。由此他自己也失去了理智。

也许那时，他也预感到了，他正在为自己孵化掘墓人？

我不知道。


36



×月×日

今天见了工总司的几个人，请我吃饭，他们说老战友回来了。他们几个要跟我拼酒，一碗对一碗。我说要拼我就跟你们拼饭，也一碗对一碗，他们就怕了。

这些原来都是好派的头头，对“双三万”自然都是支持态度，但说着说着还是吵起来。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只问他们对刘查理之死怎么看。普遍的看法是，批还是应该批的，不批“双三万”就完不成。但批过头了就不好了，出人命就更不好了。他们知道我是刘查理的女儿，也知道我是划清了界线的，多少还有些顾忌。但隔漠还是明显的，产量多总比产量少好，发展快总比发展慢好，头脑简单成这样。

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少进步，仍在派性里打圈，凡是敌人反对的他就支持。他们和联造总的头头一样，对T城的历史，对历史的逻辑，基本还是一笔糊涂帐。他们关心的是左，还是右？然后对号入座。更现实的关注，是市革委会的名额。

当然对我还算客气，他们不在乎我是谁的女儿，和我想些什么。他们知道我是老造反，这就够了。亲不亲，路线分。

我当然也没必要跟他们辩论，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安排我去凤凰岭的大遛井看一看，不要惊动上层。他们打官腔说，这要做点工作，女人下井还是会引起注意的。真是当上官了。

×月×日

我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妈妈的警惕。经常有人来访，也经常夜不归宿。

你要干什么？妈妈问。

我搂她的脖子，跟她撒娇，现在我比从前会做多了。我说，你不也希望我能搞搞清楚吗？

妈妈忽然哭起来，眼泪一串一串。她说，搞搞清楚我不反对，可我怎么看都不像啊。我只有你一个女儿。

你担心什么呢？妈妈？

我怕你胡来，现在不是两年前了，造反派不吃香了。

你是怕我去造反吗？跟人家闹吗？不会。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有那么傻吗？我只是好奇，我只是把他的想法搞清楚。至于干什么，为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她说，把事情搞清楚就算了，他毕竟是你父亲，也算是有了一个交待。人死不能复生，是好是歹你对得起他，就行了。

她说，如果他活着，也不希望你胡来。你一个女孩子，要懂得自己的本分。

她说，到此为止。听见了吗？到此为止！

女孩子怎么啦？我最不爱听这个话。我也生气了。

她居然说，女孩子到这个年纪，就该找个合适的对象，生儿育女。如果刘查理他还是个人，他也会这么要求你。

我不想争下去，我无话可说。

妈妈，我不想让你生气，真的不想让你生气。你是个知识分子，刘查理也是知识分子，如果你们对女儿的要求，不过是生儿育女，不过是生命的简单延续，我宁愿不要来到这个世界。那是一头动物，那不是人。

我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就要对得起自己。我固然不需要用什么远大的不切实际的理想来蒙蔽自己，但至少应该有一点正义感。我从哪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到哪里去。我能做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做什么。

现在我明白她是怕什么了。政治，她是被政治搞怕了，搞糊涂了。刘查理被搞怕了，可他毕竟还有自己的目标，最终没有逃避。妈妈被搞怕了，连逃都没方向逃了，只能逮到谁就咬谁。

×月×日

我问张姨：你们在一起，就没有幸福时光吗？

啥叫幸福啊。她笑，都是苦命的坯子。

我搂她脖子，你跟我说说，你们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们不会总在哭吧，总有高兴的时候吧？

她愣了，脸颊渐渐红了，低低说，你这孩子。

从啥时候开始的？记不清了，反正是洗衣服呗。他这个人生活上差的很，洗衣服也笨。我就帮他。时间长了也做做饭。他常年在矿上跑，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回来有时候不回，后来就到我这来搭伙。日子久了，就那回事了。这一片人也都知道。都是老邻居，也没人笑话就是了。

第一次是他拉我的手，我躲开了，心里突突跳。过些日子，他又倒霉了，好像是为修收音机的事。再回来的时候，他拉我手，我就愿意了。大庆这孩子懂事，还老劝我把事办了。家里屋子小，他一来大庆就去加班。

人啊，怎么活也叫一辈子。非要领一张纸才叫正经？

当然也有快活的时候。他这个人，高兴起来就像小孩一样。也闹，也叫，还做鬼脸。啥样？把腮帮子吸到嘴巴里，还能动，像兔子嘴一样。快活起来就两个手指头翘起来竖在脑袋上，有时候两个手都竖，一摇一晃在家转圈。就这样——

我知道，这是英文V字。他在扮演一只快乐的小兔子，他想逗张姨笑一下。我没吭声。我终于看到了一个生动的父亲。我相信那是他性格真切的童心未泯的自然流露，这个姿势以前在妈妈面前也一定是出现过的。可惜妈妈的记忆过于沉重过于黑白，竟把一切色彩都挤得无影无踪。

她说，他是跟我提过，要办个手续，我没答应。为啥？说心里话，我也想啊，我怎么不想？大庆也劝过我，可我不能。

我跟他不配，真的不配。他说的话，有的我懂，有的我都听不懂。能配上他的，还是你妈妈呀。

有没有手续，不过是一张纸，有它是这样，没它我还是这样。有时候我瞎想，过一阵子也许就好了，他还能像从前一样，他还会去找你们娘儿俩。

他跟我不一样，国家需要他这样的人啊。早知道他这个坎儿没能跨过去，我怎么的也不能让他带着念想上路，怎么的也让他心满意足走啊！

听到这些撕心裂肺的话，心想着，正是这个小脚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甚至没有姓名的女人最懂爱情。她给了父亲最后的快乐，他应该心满意足了，她已经为他在这个简陋的小屋里搭建了一座真正的宫殿。

张姨幸福吗？至少这段日子是幸福的。她已经反复品味过这些，琢磨过这些，不然她不会如此平静地说。她脸上的折子都撑开了，眼睛里放着光芒，我相信这些苦难结出的花朵，早已经在她心里蓬蓬勃勃，长成了一棵大树。

记下这些话，我替妈妈羞愧。

妈妈，我一定会给你解释清楚的，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待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历史待你不公，请你清醒一些，不要迁怒于同样无辜的人。


37


反过来去想刘查理，假设他不造反，假设他能保持一如既往的怯懦，逆来顺受继续装怂，结果会怎么样？

他一定能活下来，而且活得不赖。

1970年“双三万”实现了，姜政委需要他扮演的角色他完成了，他的苦难也就结束了。他会回到总调度室，继续行使他没有职务的权力。

1980年他肯定是有色公司的领导了，他也落实政策搬回专家园了，但他还会比较谨慎，经常说惭愧惭愧。

1990年他肯定是省政协的领导了，他会经常出国，偶尔也做做学术报告，出有车，食有鱼。

2000年他已经是社会名流了，一般不接受采访，只是在特别重要的时刻出现在电视上，控诉文化大革命。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刘查理没能活到今天，他选择了造反。

造反的内容，起初还围绕大是大非，关于沉重的历史和急切的现实，关于三级矿量和客观规律，关于“双三万”和方向路线。但造着造着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态度，他似乎是要故意激怒别人，人家说一句他能顶十句。

他是为造反而造反，已经进入化境，形而且上。后来转入文艺批判以后他的态度也不重要了，文艺宣传队不需要态度，只需要他配合，押上来就上来，押下去就下去，他的角色就完成了。但他连这点任务也完不成，他还要说两句。说两句之前他还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当然是拣那些有利于他的。在公开场合，不让他说话也不行，这样群专队员就要拿棍子捅他两下，有时还把棍子举起来吓唬他。于是他就大喊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据军代表介绍，这个人头太难剃了，你在底下做工作他就翻个眼不吭声，一到台上他就花样百出。只有一次他是老实的，就是在凤凰岭矿几个矿难家属上台来扇他嘴巴，他没有抗议，打了也就打了。他居然把自己当成英雄，他是为祖国在承受苦难的。但你又不能让家属工老打他啊？刘干事说。

后来他还提出了人格问题，他认为宣传队这样搞是污辱他的人格，他说不让他讲话是不公平。这话汇报上来，姜政委还笑了，说他有什么人格？他有人格他能揭发老婆孩子参加国民党？

这样斗争就一步一步升级了，工筹会贴出了一批新的大字报，扯出了运动初期的事，还扯出了生活腐化问题，决心把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刘查理的造反也进入了新阶段，他还问军代表，我能不能写大字报？

1970年的冬天特别冷，11月就飘起了大雪，站在空旷的台上，嘴里喷的是白雾，眉毛上挂的是白霜。就这，要演出要批判还要吸引人注意，不容易。可据说宣传队在天官山矿的一次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

那天是把刘查理拉拢腐蚀的家属工带来的，原本的意思当然是要打击刘查理的嚣张气焰，揭开他道貌岸然的画皮。那年头最能把人搞臭的武器莫过于男女关系，跟今天人们关心腐败分子有多少情妇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个小脚女人被带上台时，是低着脑袋不敢看人的，一头乱发披散下来，谁也看不清她的脸。最显眼的是这个女人是小脚，穿着一双白布袜子，两只棉鞋被绳子拴着挂在脖子上。

她踉踉跄跄被推到台口，和刘查理站在一起。有人喊，抬起头来，她不抬。有人呼口号，刘查理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刘查理举手她也不举手。然而全场忽然静了下来，眼睛全都直了。

人们看见，刘查理突然跪下来，扶着她也坐下来。刘查理把那双棉鞋拿着，要给她穿鞋。可能是觉得她脚太冷，便把那双小脚揣进自己怀里。静了很长时间，人们才有反应。零零星星的，有人鼓掌。然后接着，有人唏嘘，有人尖叫，随后便是电闪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小脚女人也抬起脸来，有人看见她在笑，还说她漂亮，脸上挂着泪花花都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天的演出，观众一律给予掌声，每个节目都拍巴掌。见过批斗的，没见过这么斗的。见过造反的，没见过这么反的。见过表演的，没见过这么演的。在那个年代，两个人公开拉手都很少见，谁见过舞台上有这么亲的？谁见过造反姿势是这么优美的？

这件事影响很坏，机关里议论纷纷。我那个小组有个女同事整天嘀嘀咕咕，问她怎么了，她说，我老头子要能这么对我，哪怕一次，天天挨批我都陪着。

这年年底，又下了一场大雪，整个T城一片缟素。实现了“双三万”，文艺宣传队还在演出，只是没有了那个特别节目。

省里来了贺电，部里来了贺电，只是姜政委没有特别兴奋，连电台里的演讲也取消了。

后来，听说群众专政指挥部撤销了，那几个民兵都受到了处分，理由是他们违反纪律，私自对刘查理进行体罚。


38


×月×日

工总司的老李亲自领我下的井。没有碰见什么人，他们都事先安排好了，头盔、工作服、胶靴，连肚灯都替我领好了。然后乘罐笼，然后坐电车，然后吞吐着铜矿井下特有的硫磺水的气息，站到了震耳欲聋的老虎口前，这一路几乎没碰见人。

老李话不多，本来也许还准备解释点什么，见我一脸沉重，也不愿多嘴了。我告诉他，我学工的时候下过井，只是没来过凤凰岭。他哦哦地点头。

老虎口是俗称，其实就是矿石汇总的大溜井。这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吞吃着每天采出来的矿石。在这里，体积较小的矿石块直接掉进喉咙，而体积巨大的则要被两只三吨重的铁牙嚼碎后才吞进去。被咀嚼过的矿石在下一层巷道里通过漏斗放进矿车，再通过罐笼一车一车提升上去，粉碎，进入选矿流程。

我站在护栏边，看着下面那两只棺材一样的铁牙上下错动，看着那些矿石在刺耳的轰鸣声中一块块滚下去，粉碎。我竭力想像刘查理的样子，穿没穿着工作服？戴没戴着矿帽？或者还留下几句豪言壮语？但无论如何，他脸上应该没有恐惧。我相信他是这么决然这么从容这么干净地走向溜井的，甚至脸上还带着一丝绝决的微笑。

两截矿车隆隆地过来了，老李拉了我一把。我看见电车头把那两截矿车猛地顶进了翻矿笼。然后翻矿笼抖了一下，连着下面的轨道一起开始旋转，然后矿车就底朝上地翻转过来，那些矿石就呼呼啦啦倒进遛井。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两分钟，翻矿笼才又重新翻转回来，空矿车又被电车拉走。

我有点发呆。老李突然说，刘工那天就是趁人不注意，跳上翻矿笼的。

你说什么？我反应过来，这里明显还隐藏着细节。

老李看着我，说你不要害怕。刘工是主动爬上电车进入翻矿笼的。他确实是自杀。

你刚才说趁人不注意是什么意思？

他说，本来有市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民兵看着，他没有机会。是电车过来了，民兵走神了，他才爬上去的。

为什么要用民兵看着？

那段日子不是正批判他吗？他是关在那边的。当时好像副井那边有个什么问题要他来解决，所以才到我们矿来……

明白了！

我似乎已经亲眼看见了这个场面——刘查理被人从昏黄的巷道里带过来，他身后跟着两个拿棍的民兵。他是到井下来处理一个技术问题的，现在问题处理完了，民兵也放松了警惕。突然，他飞快地迎着矿车奔过去，他趴在矿车上进入了翻矿笼。这个动作快得惊人，快得连民兵都反应不过来。他们也许喊叫过，但那点音量在老虎口边算不得什么。

最后一刹间，他是什么表情？他或许扬起胳膊喊了一句什么，他得意的脸上沾满泥土，在锈红和青灰的矿石间踢蹬翻滚。他一定是很得意自己的身手，这个动作跟铁道游击队一样潇洒。他又一次按照自己意愿完成了这个动作，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崭新的特别有意味的殉道形式。这个懦弱的，木讷的，一直被人当作傻瓜玩弄的，用作践自己的方式来获得工作权力的知识分子，最后一定是得意的笑了。他有没有摆出那个姿势？竖起两个手指头翘在脑袋上晃来晃去？一定有的！

撞击和碾压让他来不及后悔，他迅速地然而痛快地肢解了，消失了，只把脑浆和血液溅湿了一小片岩土。在这最后一刹间他眼前没有光亮，他或许看见了什么或许什么也不去看，他已经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是大叫了一声，这是他一辈子都没发出过的最强音，然后听着这声音淹没在惊心动魄的轰响之中。

我掏出那本报纸剪贴，那些曾经令他欣慰过的《战地黄花》，把它们一条一条撕碎，慢慢丢进大遛井。我希望这些小花能追随着一个受难的灵魂，尽可能去贴近他的心跳，去理解那些我曾经无法理解的苦衷，然后，进入天国。

我记起一个可笑的童话：那个姑娘为了铸成一口铜钟和救大家性命，奋不顾身跳进熔炉。可为了讨回她丢下的一只鞋，竟会在世世代代的钟声里发出哀鸣，鞋——鞋——

父亲的翻毛皮鞋是他自己送回来的，是在选矿厂的矿砂里，父亲是要告诉大家，他已经不需要鞋了，他已经把自己完全化在了他热爱的矿山里。

上来后，我问老李，今年产量还跟去年一样吗？

他脸色一沉，半天不吭声。不过他还是承认，能有去年一半就不错了。他解释说，矿山就跟人一样，伤了元气，没有几年恢复不过来。

我问，你以前认识刘查理吗？

认识，怎么不认识？他还跟我打过“通腿”呢，从前矿上没有招待所，他下来就跟工人“打通腿”。

刘工，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迂，不识时务——他说。

×月×日

我发现自己完全沉浸在一段谁都不愿提起的历史中，他们都知道，可谁也不愿说。或者是轻描淡写，或者是粗枝大叶，哦，知道，是那么回事，过去了就算了。仔细想想也不能怨他们，因为他们见得太多，因为说了也没用，因为已经有了现成的结论。

现在的我，与其说是想了解刘查理这个灵魂，不如说是借着与每个历史人物相遇，去寻找一种的真切的方法，进入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如果我不能认识历史，我也就不能理解刘查理。

我想每一个人，如果诚实地面对他的时代、面对他自己，就不可能循着既有的思路和结论，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没有预设什么思路和结论，不管是哪一种。尽管我也有情感也有立场，但总要实事求是。我想在我漫长的一生中，产生困惑总是难免，发现思路不对或者结论虚伪总是难免，如果我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那该是多么痛苦！假如我是错的，那么请说服我，假如连说都有罪，那么我只有把牢底坐穿！人类是在不安和焦虑中探索进步的，不安于任何一套成规，才是进步的前提，恰似进入丛林迷途之中，从无路中踏出一条道来。

鲁迅说，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月×日

这样写，这样写，

我们的日记要这样写。

这样写，这样写，

我们的人生要这样写。

人，应该怎样生？

路，应该怎样行？

——贺敬之《雷锋之歌》

水落石才出，上岸两脚泥。革命高潮时候风风光光不困难，真英雄是那些在低潮时期能把时代的疑难扛在肩上，心甘情愿去赴死受难的人。受难，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总要有人去的。

——革命老人安明远


39


肖明的日记给我看的只有三本，一直写到最后一页的底边。显然后面还有，但她没给我。大概她认为后面的事情已经和我关系不大了，也许她以为我不感兴趣了。怎么回城，怎么结婚，怎么生孩子，毕竟，那是她私人的生活。

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肖明的做法是聪明的。如果她能沉住气，静待时局的变化，或者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岂不更好？当然，谁也无法预知未来。

1971年11月，已经下乡插队三年的肖明突然出现在全省坏头头学习班上。那个学习班本来没她什么事儿，不过是为了稳定局面，把造反派头头集中起来。也没人说她是个重要人物，她是通过造反派关系揣着炸弹进去的。她利用了这个可以接触上层的机会，揭发姜政委是个隐藏很深的历史反革命。

肖明，这个魔女，在这半年时间里一天也没闲着。她没有回去，而是带着自己的猜想，一路做工，卖血，远走贵州，终于把姜政委给挖了出来。

与此同时，一封肖明致姜政委的公开信，通过大字报、传单和口头议论，像病毒一样迅速在全城四处传播。

尊敬的姜政委：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了省城。我不是来学习班学习的，我还没有这个资格，而是来揭发您的。我揭发您曾经担任过三青团区分部书记这一事实。我相信您也不会抵赖，我已经拿到了足够的旁证材料，以及顺义中学的《校务纪事》。我必须制止您，您必须离开T市。

凭心而论，我并不认为您是个坏人。作为个人，您值得尊敬。您的博学与口才，您的智慧与幽默，您的激情与魄力，都曾经令很多女同学为之倾倒，如痴如醉。但现在，对不起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

作为晚辈，我自认学疏才浅，无论是社会经验还是书本知识，我都很幼稚，我是用孩童的眼光来辨别一个人是否穿着衣服。作为革命的后来人，我的斗争经验几乎为零，我是以笨拙然而坚定的方式举起抗议之手。作为一个下乡知识青年，与您这样身居高位的首长对抗，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懂得了小人物也有权造反，懂得了巴黎公社原则的精髓不在于选举，而在于罢免。

经过文化大革命揭盖子，任何一个关心T城历史的人都看明白了，为了地下的宝贵资源，有多少老革命和技术干部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甚至生命。金银铜铁锡，件件好东西，遥看长河红，赧郎大不易！这是您自己说的，在支左初期批判资反路线的大会上，您有过立场鲜明的表达。您为什么背叛了自己？是什么力量让您把批倒批臭的东西又重新拣了回来？您问过自己吗？

是野心。别不好意思承认。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为公还是为私。为公则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勇于进取也勇于纠错。为私则遮遮掩掩首鼠两端，装腔作势拒绝批评。您已经不满足于“一碗水端平”了，您需要更多的辉煌来铺平道路。为什么一定是“双三万”？少五千行不行？少两千行不行？不行！因为您已经一言九鼎了，您已经把自己的脸面看得比工人的生命更重要，把眼下的利益看得比子孙后代的幸福更重要。特别是到了去年下半年，眼看着事故频出，面临今后更加困难，还要硬着头皮，不惜以残酷斗争的方式来保证产量。很多老工人都知道要出大问题，您不知道？很多技术干部都指出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危害，您听不见？您的个人野心已经膨胀到失去了理智，已经给T城造成了严重后果。据初步测算，设计寿命为90年的凤凰岭矿可开采能力已经不足60年，这是一座刚刚投产的新矿啊，您不心疼吗？老鸦岭矿设计寿命为70年，现在它活不过50岁了，这还不叫杀鸡取蛋吗？

至于您的个人野心具体是什么，本来我不关心。可在省城意外得知您已经在省军区活动过一段日子了，大概是想谋一个副军级待遇吧。如果您还算个襟怀坦白的共产党员，您总该有所交待，山城人民有权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本来我也没有打算调查您的历史，我只是出于一时激愤想四处走走，在省城听说了您的钻营，才记起您曾经参加过三青团。我远走贵州，登了娄山关，看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才明白我应该干点什么。我在您的家乡小镇住了一个月，在码头上打过零工，在医院里卖过血，遭遇过各种危险，终于感动了那些乡亲。

我猜您一定会觉得委屈，T市财政困难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财政收入增加了并没有装进姜某人的腰包里啊。不错，这些都是事实。而且，过春节您还让T城人吃上了来自内蒙古的羊肉，这些报纸上都有过广泛的宣传。喝水不忘掘井人，吃肉别忘了姜某人，并且要特别警惕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然而您想过没有，发这种牢骚时您已经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您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了。您已经习惯于听到颂扬，害怕听到骂娘了。

说起来财政困难也是T市老问题，是T市历次政治迫害的根源之一。旧当权派正是这样发牢骚的，新当权派也一定会这样想问题的。然而这样的思维是摆不到桌面上去的，矿产是国家资源，属于全体人民，更属于子孙后代，任何乱采乱挖都是犯罪。如果说这是大道理的话，我还特别钦佩您的小道理，您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去侵略别人剥削别人，要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辛勤劳动。这话说得何等好啊，如果您愿意和人民群众一起辛勤劳动，您就不会不明白，劳动是个艰苦过程，财富是个积累过程，富足的好日子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意，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共同享有社会财富，可你们等得及吗？你们自认为有那么大的功劳，早就应该率先过上好日子了，你们等不及了。你们早就摆上谱登上轿，吆三喝四等着万人抬了。你们已经听不得一点点批评，见不得一点点真实，哪怕是卑微的建议了。

但是你们永远摆脱不了内心的困惑，如果仅仅为个人过上好日子，那你们参加革命干吗？比如您，尊敬的姜政委，您的家庭本来就有好日子。如果革命仅仅是换一批人来当老爷，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人民群众为什么要跟着你们流血牺牲？

下面谈谈我的父亲刘查理。

首先我不否认，以下看法有个人情感因素。但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情感，社会主义也不排斥个人性，由于刘查理之死在T市已经成为了公共事件，所以我有权利把这件事追问清楚。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说过，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可是了解我的很多同学都知道，我是一直在怨恨着自己有这样一个父亲的。倒不是因为他曾经被打成过右派，造成了家境困难。也不尽然是他在运动初期揭发过我和母亲，我被打成过反革命。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居然没有体验过哪怕一丁点父爱，我不知道父亲的胸膛里有没有常人的温暖，我不清楚父亲的任何一种表情，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长相！

然而今天，我要为父亲讨回公道，恢复一个父亲的尊严。

在仔细调查过父亲一生的轨迹之后，我松了一口气，我为T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采矿工程师感到自豪。因为他，是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以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把自己融进了他所热爱的事业，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

一位老革命告诉我，真正的英雄不是那种表面风光的人，而是自觉把时代的闸门扛在肩上的人，是心甘情愿担当起大疑大难的人。本来刘查理也可以风光，假如他能顺从的话。至少他不会落魄，因为T市需要他的知识，因为他有利用价值。然而他没有选择一条“聪明”的道路，在众人都风光的时候他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他不知道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吗？他真的傻到了不知鸡蛋碰不过石头吗？不，他意识到了T市的大疑大难，意识到了自己肩头的责任，意识到了没有流血牺牲就不会有真正的觉醒。正如刘查理在批判会上所言：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自己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国家还有苦难，我有什么理由逃避？当时回答他的是劈头盖脸一顿暴打，人们都认为他在诬蔑大好形势，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有苦难。请您冷静地想一想，这话说错了吗？

1953年，刘查理逃避过一次。因为巷道走向不符合当时市委领导的意图，井巷公司经理梁霄同志以开枪自杀的方式，承担了全部责任。刘查理躲过一劫，为此他深深自责。

1957年，刘查理也想逃避。还是因为巷道走向，还是因为巷道的副产品，还是因为地方财政困难，有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他未能幸免，也未能摆脱自责。

1960年，虽然甄别平反摘掉了帽子，因为家庭破裂，因为苏联专家团的是非，他不得不以指责妻子的方式吞下苦果，以保全工作权力。从此他陷入了更加痛苦的自责。

1966年，他已经麻木了，也已经无法逃避。但他是摘帽右派，他再一次被当作死老虎揪出来做靶子。因为他的一次敷衍，也因为工作组的愚蠢，致使自己的女儿也被打成反革命小右派，此时您能想像是怎样一种自责吗？

1970年，他不想逃避了，他不愿意永远自责下去。因为他亲手设计了参与了三座矿山的建设，因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已经完成，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无论怎样辨白都没有作用。他只能以极端的的方式去提醒人们，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他没有对抗谁，他只是心甘情愿用自己的血肉作一次献祭，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他的灵魂已经随着高高的天轮升华了。

刘查理有没有缺点错误？当然有。他是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每一句话都正确，每一件事都完美？然而他是个彻底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他已经完全融入了工人阶级的生活逻辑中。他工资很高，而他没有积蓄，他一生都在帮助周围有困难的人。他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工人语言，每到一地都和工人“打通腿”，除了上班在机关，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矿工。他还有爱情，他爱上了一个淳朴善良的劳动妇女。请问，您见过几个这样的工程师？

刘查理有没有权利表达不同意见？有没有权利造你们的反？当然有。刘查理和任何一个公民一样，享有宪法赋予他的四大自由，他有权犟嘴有权反驳，即使是在所谓的批判大会上。那些不准阿Q革命的赵老太爷们肯定看不惯他，因为这个人已经唯唯诺诺忍气吞声了一辈子，居然要造反了！

刘查理是不是个爱国者？当然是。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爱壮丽的高山大川，爱悠久的历史文化，爱富饶的物产资源，爱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惟独不爱官僚。这有错吗？有些人总想把爱国与爱领导干部混为一谈，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浑水摸鱼、坐享太平了。然而孙中山那个时代就已经宣示清楚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不能理直气壮？经过文化大革命，那种“反对工作组党支部就是反对党中央”的资反路线不是已经被您亲自批判过了吗？您不是宣布这个逻辑臭不可闻了吗？

尊敬的姜政委，您扪心自问，时至今日您真认为刘查理是反对“双三万”、反对文化大革命吗？您真的相信那些把技术问题、产量问题、财政问题政治化的人是在拥护您吗？您真的以为这些官僚会一直支持您吗？他们不过是利用一切政治口号在保护自己，在利用一切政治风浪获取利益。我可以断言，最终批判您、把罪过推给您、赶走您的，还是他们！

尊敬的姜政委，我知道这封公开信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我更深知自己在将来会遭到怎样的记恨，因为我拆穿了T市一个隐藏了十几年的秘密，一个众人心知肚明的“夹子”。老实说我犹豫过，害怕过，挣扎过。写这封信时我还浑身颤抖，寒流一阵一阵在心头掠过，但我无法回避，我是刘查理的女儿。

一位回乡知识青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再狠，你还能把老子农民开除掉了？对我而言，也许真有可能“开除农民”。我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批斗？逮捕？杀头？我都等着。

我的地址是：××县××公社××大队。

爱国工程师刘查理的女儿 肖明


40


三天之后，1971年11月20日，T市支左指挥部接到命令，就地解散，支左干部全部撤离归队。自姜政委带队“介入”始，T市支左共历四年五个月零六天。

刘查理事件之后，有色公司已经暗流涌动了。“双三万”之后，T市的狂热已经迅速降温了。“9·13”林彪事件以后，部队已经人心浮动了。如果没有这一系列事变，肖明的公开信也许没这么大的力量，也许不过是又一场斗争的开始。但这一切都来得如此迅速，使我们这些天天想归队的人都觉得恍如隔世。多米诺骨牌是近年才听到的新名词，肖明也许并不是第一个推倒骨牌的人。

事实上，姜政委并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形势，别看他把别人玩得团团转，很时尚很理论。不过他内心也许一直在挣扎，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苦苦地撑住那个局面。

承认不承认，结果都一样。

事实上，连军管会主任都没免，就通知他离开了。归队隔离审查，脸色一个灰。

事实上，就算我良心好一点，还去看他。

我说出去走走？他点点头，不知多听话。

出来碰上熟人他连眼皮都不敢抬。穿过市中队的菜地，我们直插江边，江边好骂娘。

这片菜地有十来亩，原是一片滩涂，市中队能够蔬菜自给有余，确实是姜政委的功劳。很远就听见二排长领着几个兵在说荤故事，谁谁玩老二叫人逮住了。正快活着，二排长啪地立正敬礼。

谈什么呐？姜政委硬挤笑脸。

报告政委，正说着：一个人无产阶级政治不挂帅，就短不了犯错误！

狗日的二排长。这个兵是姜政委亲自提拔起来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有点文化，又善于应变，我相信他就是未来的指导员、政委。我也相信，姜政委提拔的，也只能是这种货色。

想到这个，我不能不为叶三虎悲哀。假如县中队有一个叶三虎这样出色的兵，他也绝无出头之日。

好好，接着批接着批。姜政委脸一惨，忙不迭地走开。

我对这些兵们摆手，示意他们不要跟着。好戏不能叫他们搅黄了，我还没登场呢。

我知道你有点看法。他说。

看法嘛是有几毛钱看法，我很优雅地吹吹烟头。不过眼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看法。谈谈吧，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呀。

曹干事……

行啦，我不是干事，你也不是首长。现在平等啦，都是夹尾巴狼。不对，你连平等也够不上。历史反革命，隐藏得这么深，你给我提鞋都不够！

他明白躲开已经不能，他完全暴露在我的有效射程之内，哆嗦求饶也无济于事。我要亲眼看着他散了，化了，变成一摊脓水。为自己，为叶参谋，为所有憋着一口气的人。我这人，顶他妈的善良。

他偷窥我，和我脚下的礁石，他想坐下，可他已不敢，他叫我一榔头铆下地啦。真是老天有眼，下午一听到消息，我就莫名其妙地亢奋。两年多了，我一直在为莫名其妙的生活作风问题抬不起头来，我早就想发作了，我不像那些人一个个灰头土脸，没脸见人似的。我不，我认为看清底牌总比输得糊里糊涂好。从那一刻起，我就琢磨怎么充分享受这最后一顿晚宴。没想到，没想到啊，三青团区分部书记？过杠啦？过杠就好，我还以为你是个打不死的吴清华。

谈谈吧，不谈可不行。我抽出一颗烟，学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的姿势，舌尖横着一舔，慢慢擦着火柴。

我是入过三青团，那时三青团也讲抗日，也讲救中国。

你放毒！讲啊，往深处讲，别怕疼。

他冷笑说，你根本不了解历史，那时所谓的区分部就在学校里，书记就是学校的老师，后来老师撤走了，就让我代理，前后一共四个月。

就这些？你太谦虚了。

这段历史我早就向组织上交待过，我参军时还不到十七岁，这些都可以查到的嘛。当然我是有不少错误不少问题，我接受组织审查。

你太客气了吧？你对别人好像没这么客气嘛。

我相信组织……

我不相信你！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我们不相信你！我们无产阶级不相信你！你的组织是三青团，三青团才相信你！你表演得够充分了，你终于现出原形，现在你该站到你应该站的位置上去了！

他被我奇袭珍珠港般的轰炸弄得目瞪口呆。一张脸赛过黄梅天里的腌猪肉，白喳喳的毛孔上缀满了浓度极高的水珠珠，动也不动。这不过是早操，凭我这些年学来的本领我可以把他操练成傻子。我能让他一层层地蜕皮，一根根地炸筋，然后自己把灵魂血淋淋地捧出来，搁在我的餐桌上。我可以让他记住这一回，恶心一辈子。

他怔着，两眼陡然撑了根棍子似的一弹，呵呵地傻笑起来，笑得两头勾到一头去，卷成一团，肥肉直颤。这家伙还真经打。

我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哈哈，自作自受。他笑着，我没话说，无话可说啊。

你当然没有话说！玩火者必自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是啊是啊，砸自己的脚。

认罪速度过快，反倒乱了节奏，我大喝，你住口！

他不住口，他坐下来了：跟你说实话，你怎么折腾我我都无所谓，你不就那点小事吗？

放屁。我说，无产阶级最大公无私最彻底革命……

叫我难过的是我自己。

当然是你自己，这是一切反革命的共同逻辑。

本来我早该撒手的，可就是鬼迷心窍，死活不撒手，上瘾了！此地话怎么讲？蹚了鬼？对，硬是蹚了鬼。

你跟我演戏？

他古怪地瞥我，两片厚嘴唇错开，眉眼鼻嘴可笑地挤作一团，像只干透的老葫芦。这一瞬间，我泄气了，突然觉着腻歪。我能把他怎么样？把他怎么样我又能怎么样？没意思透了。

江水开始混浊，一团团地扑上岸来。

他说，其实你也该早撒手的。女学生，在哪没有？那个丫头是个疯子啊，你搂着一个炸弹睡觉，你不害怕？

叫当官的说人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打倒，我发现。

肖明那封公开信确实让我害怕。她的疯狂劲头比她的陶醉劲头更加迅猛强烈。可是这么多天我哪一刻不想撒手啊，我做不到。不离开这鬼地方我就无法做到。可你们不放我走。现在哪儿哪儿茅坑都占满了，你又让我上哪儿去？我噢地大叫一声，把带着体温的卵石片抛了出去，那东西在暮霭低垂的江面上划出一条漂亮的黑弧，又跳了几下才沉下去。我躺下，嘴角里渐渐感到苦涩。

你笑什么？

我笑了吗？

笑了。他爬上来和我并排。起风了，江风湿湿的腥腥的，并不觉着冷。我们这样躺了很久。

说实话，这地方是个好地方。他说，有山有水，沿江靠公路，是个好地方啊。就是人阴得很，太阴。

我反驳道，其实这儿老百姓都老实得可怜。

他噎住了。是啊，要是不搞派性就好了。

什么派性？不都是人造出来的吗？你完了。

他怔着：谁造的呢？

我发现他这几年绞尽了脑汁，熬白了胡子，也怪可怜。他得到了什么？其实他什么也得不到。还把老婆搞丢了。隔离审查，恐怕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他说，其实我早就想回老家看看了，那儿的山才叫个山。

云贵高原嘛，是有点味道。

他说，你知道我们家乡逮猴子怎么逮吗？钉个木头柜，柜上掏几个洞，墨水瓶那么大的洞。柜子里放几根木棒，撒上熟芝麻，爆米花，弄得香香的。猴儿来了，伸手就掏，抓住木棒就不撒手，死也不撒手。人来了，轻巧巧就捉了去，很少能逃脱的。

为什么它不抓爆米花专抓木棒？

说不上啊。他呐呐着，不再回答。过一会儿又支起身子问：听说毛主席原来只想搞三个月的，至多半年，有这话吧？

你们的毛病就出在这儿，总以为后边还有什么。后边有什么？毛主席都不知道，我们就能知道了？毛主席自己也说过，他的话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

他把眼睛瞪圆，不要瞎说！是我们理解有问题，执行有问题。

我说，这些日子我天天把最高指示翻来覆去地看，我发现毛主席谈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反驳。不信你自己试试。

你怎么敢这样想？

我说，你试试就知道了。我觉得这还真是我的一点学习心得。叶三虎发现了毛主席画像的奥秘，我发现的是毛主席语录的奥秘。

他想了一下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我说，左派不是自封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我说，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他说，可是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我说，但毛主席还说了，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他说，毛主席又说，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是不清楚的。

我说，所以毛主席才讲，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他说，毛主席强调，团结不是无原则的，要在斗争中求团结！

我说，斗争是为了治病救人！是从团结的目的出发！

他说，党内政府内军队内混进了一大批！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

我说，说来说去，你没学懂，断章取义。

他说，你才断章取义！

毛主席说！毛主席说！毛主席还说！我们义正词严地驳斥对方，都觉着自己掌握了真理。然后突然地，都闭了嘴不再吭声。

几十年以后，当我再次记忆起这段插曲，心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那个真诚的年代里，我们有过多少这样的辩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目的的合理，过程的艰难，道路的逼窄，情感的沉重，还有种种的不得已，都是不必要的吗？不，也许这恰恰是一堂民主课，黑板上写着：自己教育自己。

我们静静地躺了很久。这个游戏使我们贴近了不少。当我们重新平静下来，心里舒畅了很多。一枚朗月，几颗疏星，也变得妩媚起来。

他说，到此为止，绝对不能扩大了。

我瞧他一头雪白的疏毛，一脸大寨田似的沟坎，两只风铃般的眼瘤，忽然明白这才是他收获的全部。他的学问他的智慧他的魄力他的苦斗，连同他的阴暗他的脆弱他的好大喜功在今天上午都已经化作笑料。过若干年以后，人们只会说，当年这儿出过一个能干的小丑……

肖明的公开信里说他一直想在省军区挂个职，哪怕挂个副职，似乎已经有了一点眉目。现在，这个副军级也变成猴子的木棒了。珍宝岛的孙玉国只打了一仗，我们可倒好，比美国兵陷在越南沼泽地还狼狈十分。现在，这个气贯长虹目光如电的人物终于倒下。对于将来，他会比普通老百姓抱有更多的宿命念头，他见得太多。现在，让他重新站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爆发战争。他是个军人，知道该怎么做。

回来时，夜已深了，深秋的月色真是不错，清澈而且纯净。

他说，喜欢女学生，就再找一个。

那当然。我说，你也多保重。我们拍了手，没有说再见。

穿过菜地时他大声嚷：唱个歌吧，当兵的别蔫了巴叽的。

于是我就起个头，两人一起唱——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儿需要哪儿安家！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每当忧郁烦躁，我心底就会吹口哨似的响起这支歌。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可那透着西域葡萄酒香裹挟着大漠风雪的旋律却始终萦绕于内，不曾忘怀。

拉多少米拉多少米啦啦啦少拉稀啦！

1995年夏天，姜政委的小三子自己开了家公司，不知在哪儿打听到我，让我给他找点洋捞。我照办了。

问到他爸爸，这神气活现的小子立马蔫了。现在的姜政委孤身一人在干休所里整天唱戏，而且只会唱一句：

我坐在城楼观山景，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城外确实乱纷纷，城外确实说不清。可这一切，跟他们这一代人，跟我们这一代人，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诺基亚

第十二章


41


我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失去了激情。干什么事都考虑得过于周全，对任何人都保持着警觉，故而也使一切都失去了美感。

这种心情叶三虎肯定可以理解。在一切游戏中，在一切圈套中，他应该有着比任何人更加深刻的理解。不然他自己为什么不回去看看？他那么煽情地鼓动着我，自己肯定躲在哪个角落里偷偷地好笑！

叶三虎，你究竟是个人，还是个鬼？我该相信眼睛？还是相信耳朵？或者我什么也别信？

我们总是宽慰自己，过去的都已过去，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就算是……蹚了鬼！我们一次又一次大气磅礴地宣布：明天总比今天好！

可我为什么还是疑虑重重？叶三虎已经修炼成了诗人，变成了精怪，可我怎么还是傻逼一个？

于是我对叶三虎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只是千万别去动我的孩子。还有，肖明的丫头。

我的儿女们总是嘲笑我落伍了，他们感觉良好，被传媒炒作成“新新人类”。前不久，我的儿子伙同一帮年轻人振振有词地砸了家乐福；而我的女儿呢？不知为什么会崇拜贝克汉姆，把头发染得焦黄，装出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在大街上晃来晃去……

这都是我们玩剩下的游戏呀。假如历史真的重演，我相信他们一定比谁都疯狂。而且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比叶三虎、肖明更加优秀。我真的很担心啊。

……明知早已远离，还是要一遍遍回过头去，那小城早已看不清了，只有江岸那片铁青色的巨崖还兀自忧郁地伫立，像一本我永远读不懂的天书。是的，我无法忘却这片土地，如同我无数次诅咒过自己的青春。我明白远没到总结自己的时候，可还是一回回似乎是无意中与它错过。我无法躲避自己吗？我一定要回头去数清自己的脚印吗？我不知道。

我还是喜欢坐飞机，我只能在九天之上翱翔，让这些故人往事或者云里雾里或者一览无余。我承认自己是个小人物，我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过去的事情全部搞清楚，只是不想背着这个包袱走进自己的黄昏。也许这是江岸那片巨崖的幻影吧？我想多了就占据了头脑吧？它那样忧郁地存在着，做着奇形怪状的动作，不断把你带进它黑黝黝的无法解释的混沌中去。我反复对自己说，这不过是一块岩石，它毫无生命它绝对伤害不了谁，它说不出名堂，它就是它。但没有用处，它还是顽强地填满我的双眼，蚕食我的大脑，让我不得安宁。

有意思的是，想得多了，竟然变成了现实。

2002年有一天，公司楼下说有人找我，问是谁，答说是一个老大爷，还有一位小姐。

我的心狂跳不已，一眼就认出了是叶三虎。

是啊是啊，是叶三虎啊，只不过现在改叫胡治国了。怎么能是鬼呢？鬼有影子吗？怎么叫这个名？胡乱起一个呗，要上户口要领身份证，没有名怎么行？反正从前那个名你们也是不相信，你不也认为是假的吗？他说。

一句笑话，又勾起从前武装部小院的那些误会和猜测，那些让人心酸的快乐和伤痛。我搂着他的肩，摇了又摇，捶了又捶。

他说，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我们还买过你们公司的潜水灯！不跟你联系是有原因的，我们不想干扰你。你的情况我们一清二楚！他一口一声“我们”，好像我早就被监控起来了。

他说，这次是因为她，这丫头一定要见见你！

我这才留心到他旁边的小姐，一个漂亮的颀长的姑娘。我猜这是叶三虎的女儿，不然他不会是这个口气。我说你闺女也这么大了，跟我的那个一样。

可是那丫头居然歪着脑袋叫道：哈，你差点成了我爸爸！

晕了。胡治国，叶三虎，还有差一点就叫我爸爸的丫头。

叶三虎说，你看仔细了，她是谁？

再一看，我的天！这就是一个穿牛仔裤的肖明啊。这身材，这脸庞，这两只眼睛，这眉宇间的英武之气……只不过当年肖明是梳羊角刷的，她现在扎着马尾巴。

叶三虎说，当年，是我搅黄了你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连连摆手。说到底是缘分没到，说到底是我自己混帐，是我自己没长脑子呀。

生命，是这样奇妙地在两代人中间传递。记忆，是这样不可思议地让我仿佛回到了过去。我不是个脆弱的人，可那一刻竟是不住地抹眼睛，这是个光荣的瞬间。我太幸福了，真的，我太幸福了。这丫头居然一定要见见我！

她解释说，她正在做一个重大决定，在决定行动之前她特别想见我一面，所以她求了胡叔叔。她说她读过妈妈的全部日记，她说她一定要见到曾经让妈妈刻骨铭心的那个人。

我问是什么重大决定，是不是关于爱情？她嚷嚷道，跟你们说不清楚！这口气，真的和我女儿一模一样啊。

原来，叶三虎并没有死。他是打算死的，又被一个老人拉回来了。那老人对他说，死有什么难的？活着才难。活着，活着，都活着，他老婆也活着，换一个活法而已。他说，冷尿饿屁穷扯谎啊，所有的故事都是为听众编的！所以叶三虎死了，胡治国活了，从此浪迹天涯。1983年他去探望丈母娘，见过肖明。1985年，他加入了肖明的互助搬运公司，现在是这家公司的监事长。他说那次在火车上的相遇确实是偶然，但他们的互助搬运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大公司却是必然。他说肖明，了不得啊。他说肖明的公司现在发展成了运输行业的庞然大物，手下有几十个车队和船队。他们的朋友遍天下。

很明显，他不死是对的，他没有白活。现在他一个电话，全国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响起他的声音。所以他成了诗人，看上去他很豪迈，比当军长还过瘾。

原来，肖明的丫头，王娅娅同志，还真是有一个重大决定。她说，中华民族不可能向外扩张，中国已经错过了侵略别国的历史时期，殖民主义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那么，只有向内发展。向内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是水，缺水，中华民族不解决水资源问题最后有可能渴死！所以她的志向是，利用中华地貌的三级落差，把青藏高原之水引入中原，再造几条黄河长江。她的重大决定，简单说就是参加一个“西水东调”的民间考察队，为此她辞掉了工作，跟妈妈大吵一架。她是学历史的，现在却要去搞水利了。看上去比她妈妈当年还要疯。

我说，吵架总不是办法，你得说服她。

这丫头说，她神经病！

我说，怎么能这么讲呢？你妈妈她也不容易。

她叫起来，她想参加我们考察队，那怎么行？

原来是这样。我又弄错了。

我叹息，你们母女俩，都是坐在中南海看世界的人啊。

这丫头把眼睛瞪圆说，不可以吗？老百姓就不能谈论国家大事吗？那些尸位素餐的人才够资格吗？只有人人都对国家负责，人人都起来监督政府，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

叶三虎拍桌子说，看看，厉害吧？

看着他们高谈阔论豪情万丈，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学着电视小品中的人物暗自叹谓：人和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我好像看见，又一个肖明在欢蹦乱跳，大喊大叫，指点江山，毫无顾忌。她不梳羊角刷梳马尾巴，不穿黄军装穿牛仔裤，脚下永远踩着弹簧，挺胸快步，活力四射……

临了，这丫头还塞给我一叠复印纸，说是妈妈当年写的，永远也不打算寄出的两封信。她冲我夹眼睛。意思是，机密。

她晃着高脚杯吟诵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啊。啊哈，你知道诗中描写的是什么地方吗？就是今天的黄河流域啊。


42


亲爱的朋友：

对不起，我实在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因为曾经亲爱过，也曾经朋友过，就姑且这么着吧。因为我就要背叛自己了，我要对你有一个交待。

明天，我这间屋子，准确地说是队屋，就要成为洞房了。是的，我要结婚了。对方叫王兴元，你可能没印象，他是我们的高三同学。他在另一个公社，明天就正式来我们石门关落户。我们生产队要为我办一个别出心裁的婚礼，既不是迎新娘，也不是倒插门，而是双生根。他们还要放电影呢。

婚礼是一个男女结合的仪式。别人需要这个仪式，是为了让婚姻更隆重更美满。而我，是把婚礼当作了仪式本身，我需要这个仪式来证明自己落户生根的决心。在别人都把上山下乡当作灾难的时候，在乡亲们都用那种眼光看着我的时候，在一些知青宁愿回城受歧视也不愿当农民的时候，我必须这么做。

理由有三：

首先是来自妈妈的压力。在你们支左部队撤离之前，我曾经因为父亲刘查理的原因，给姜政委写过一封公开信，这件事在T市闹得很大，估计你也是清楚的。过程就不说了。

这件事过去以后，我妈妈的身体垮了，去年医院还发了病危通知。很难说是因为我的原因还是父亲的原因，总之她一直在逼我结婚、生孩子，她希望能看到生命在延续，否则她就不能闭眼睛。我明白这是一种绝望，对自己对女儿都没有信心，只有生命的简单繁衍才是最实在的安慰。她甚至在医院里当众对我下跪磕头，我真不知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事情是因我而起，由于我的固执使她经受打击，她认为我是个不孝女。

可是我又没有办法说服她。她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冤屈，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尽头。我知道她这是把自己还原成一头动物。然而舔犊之情，同样感天动地。如今她快要撒手人寰了，我必须让她亲眼看见，我顺从了她，然后合法交配，然后细胞分蘖。

其次是郭卉的出走。郭卉是我的同学，最知心的朋友，她是全县知青中第一个嫁给农民的。她的突然逃离，不仅令亲人痛苦，令生产队错愕，也令我抬不起头。毕竟，我们曾经都信誓旦旦过，要在这里扎下根来。而且，由于我们的家庭出身，一直遭受歧视的经历，也都让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宁静和快乐。

现在，听着她儿子的哭闹声，我觉得那就是对自己谴责。那些乡亲嘴上不说，眼睛里已经流露出愤怒和不屑。也许他们认为这些城里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清楚最基本的人伦准则。尽管他们的婚姻谈不上幸福，她的丈夫倪大荣也有缺点有过失，但一个抛弃了亲生儿子的母亲，说上天去也得不到同情。

1974年的中美关系改善，给郭卉带来一个从天而降的姑妈。这位姑妈好像还有点地位，一下子就能把郭卉弄走。在她看来，郭卉嫁给农民就是嫁到了地狱，她要拯救郭卉。我猜郭卉一开始也是不愿意的，也是有过内心痛苦的，我了解郭卉，她不是那种心狠手辣无情无义的人。但最终，她是以不露面的方式，通过县政府结束了这段婚姻。而且无论我们怎样联系她，均不回答。

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行为，告诉这里的乡亲，我不走，我要在这里安家。尽管我们最初下乡时，乡亲们仅仅是看热闹，他们认为我们是“下放”学生，甚至还害怕着提防着我们。而现在，他们又是在我们身上测量信任，理解世道人心。他们已经麻木了，不知道上面又会变出什么花样来。你可以责怪他们狭隘保守自私，但你不能不承认，也是他们在坚守着人的底线。

再其次，是我不清楚你的现状。亲爱的朋友，你现在究竟在哪儿？你找到爱人了吗？为什么不愿意说哪怕只言片语？

当然这件事我承认自己有错。我一直认为自己还小，不应该过早掉进爱情陷阱里，我甚至还认为这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虽然激动过，窒息过，刻骨铭心过，但自己始终不敢面对。然而岁月催人韶华易逝，转眼我也27周岁了。按照这里的说法，女过三十三，倒了半边山，我也倒了四分之一的山了。

过多的猜测没有意义，我不相信你是个见异思迁的人，你肯定有你的苦衷。在我写这封信的现在，往事还鲜活着，记忆还湿润着，那些美好的瞬间我永远不会舍弃。那些骤然的心跳，那些灼热的目光，那些不知所指的暗示，那些莫名其妙的笑声，还有那些令人烦恼的小冲突，值得回味的小计谋。这是你我生命中的一次散步，是你支左生涯的一部分，也是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是个秘密，也是个戏剧。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我只能把它写下来，并且不打算寄出去。

妈妈已经睡着了，呼吸正常，她已经放心了。也请你放心，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我有多么委屈。毕竟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会活得很充实。王兴元人挺老实，对我也一直有意思，只是我对他没有那种激情罢了。妈妈对我说，找不到你爱的人，就找一个爱你的人。从他们湖湾公社到我们沙河镇，有三十里地，如果坐摆渡船可以省十几里，船票一毛钱。王兴元这几年每次来看我，都是绕路走山道，他舍不得花那一毛钱。可是为我买书，他从来没有吝啬过。这算是一种证明吗？如果爱情有价，这一毛钱胜过千万。

我们石门关有一景，叫相思树，是两棵跨河相拥的榆树，人们用这个比喻来证明爱情。我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婚姻：扎了根才能相爱，这是王兴元答应我的先决条件。我们要在这里一直坚守下去，尽管心中还有很多迷惘很多苦涩，但总比回城看人家白眼强多了。农村自然比城市艰苦，但农民会打趣说，在城里你看的多得的少，在这里你能看到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农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和快乐，我们凭什么不行？

祝福我吧，亲爱的朋友！我也祝福你和你的爱人！

肖明写于1975年劳动节前夜

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来看我！谢谢你对我的牵挂！到了这个年纪，又经历了沧桑剧变，已经知道了语言的贫乏，懂得了情感的复杂，明白了道路的狭窄和青春的短暂。其实说什么都是苍白的，你来看我就说明了一切。舍此，我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更多，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人了。我已经非常满足。

这么激动，大概是因为来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关口。

你走后，我想了又想，觉得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我已经够饶舌的了，不能让你讨厌。现在把它记下来，只是倾诉而已。当然不会寄给你的，不会给你增加负担。

首先是回城。我曾经下定决心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远离T市这个伤心之地。结婚，生孩子，甚至父母亲的平反昭雪，招工上大学等等诱惑都不曾令我动摇。可最终，我还是回来了，原因是我已经失去了在农村坚持的现实基础。

我曾经那么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农村需要知识青年，而知识青年可以大有作为的前提是集体化道路，扶弱济困共克时艰。离开了集体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是什么？现代文明是什么？不过是个人牟利的工具。当这个前提不存在的时候，当我也有可能成为个体农民的时候，那么坚守就变成了滑稽戏。一个孤独的歌者可以忍受没有掌声，却不能唱得毫无内容。

我们的县委书记屈尊找我谈过话，他很坦白，说如果他不分田单干，他就要下台，换上别人来也还是一样。他出身淮北农村，了解农民的说话方式，知道凤阳是个把讨饭当作艺术的地方，明白用集体摁血手印的办法闹单干是表演是笑话。但当笑话成为行政命令的时候，他劝我顺应潮流。

我知道潮流是强大的。1971年如果不是林彪事件，凭我那封公开信是撵不走姜政委的，那时候我也赶上了潮流。

我们的队长说，散就散吧，别人能行我不行？谁怕谁啊？其实要论能力，他木工瓦工都在行，早就发大财了。他说的是气话，这些年他为队里操了不少心，我们队的集体经济也确实看到了前景，添了不少机械，山林经济正在恢复，我们移植的银杏也让滴水崖上的老母树坐了果。看着这些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他心痛。他对我说，你们也回城吧，你们上哪找不到这几个口粮钱？分一两亩地对你们屁用不管！他说的对。

行前，我们上山给倪永茂和安明远夫妇上了坟。这几个革命老人是我心中的偶像，是我自作主张把他们的坟修在了我们天门山的主峰上，让他们永远朝着日出，永远向着光明。墓碑是大队出钱刻的，碑文是我写的。这是他们一生忍辱负重、追随革命、无私奉献理应得到的待遇。尽管理想正在蒙羞，主义遭遇低潮，可在我心中他们就是大写的人。

接下来就是离婚了。那天我不愿跟你谈这件事，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王兴元是个好人，只是不适合我。他也认为我这个人可以当好朋友，却不能当好老婆。共同生活了这几年，他的体会是真切的。我确实是这样的人，我想的太大，而生活又太小。由此我也想到，假如我们俩成了，结果可能也同样。没有激情，我是无法去爱的。

回城后通过插友的介绍，他进了一家食品厂。因为劳动局有规定，两口子只能安排一个，这样我只有去码头打零工。艰苦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何况我们还有自己家的房子。平庸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本来就是普通劳动者。老实说我还不大看得起那些依靠祖荫趾高气扬的人。真正的考验是昏昏噩噩，看不到目标。

有一天我买了好些吃的喝的慰劳了他，然后提出离婚。我答应一定替他找一个好妻子，一定替他安顿好生活，请他把女儿留给我。他自然是要发几天脾气的，要死要活，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明白这样是一种理智。他更明白，这样对我对他都是解脱。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重新开始。现在他生活得很好，又养了儿子，像个老太爷了。每逢过年我们还有来往，女儿偶尔也会去看看他。当年他为我省下的每“一毛钱”，都见证着爱情，我不会忘记。

这两年在搬运公司，我和工友们处得很好，又学到了不少东西。你来的这几天，正是他们鼓捣我出头办公司的当口。在农村当过会计的经历，也许让我在这个“承包”的时代有一点优势，所以这帮小年轻希望我来领头。可我顾虑的是，公司里的老弱病残怎么办？规模小，养不活这么多人。规模大，又没有本钱。你的到来，让我忽然又有了一种充了电的感觉。当初那种藐视权威挑战成规的劲头似乎又回来了。这一代青年，比我们当年少了许多束缚，也少了许多责任，不变的永远是不安于现状。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眼看就快到40了，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其实我是个真正的无产者，失去不了什么。

亲爱的朋友，请给我力量！

亲爱的朋友，该逝去的已经逝去了，该珍惜的当永远珍惜。在我看来，爱情之可贵，蒹葭之美丽，是可望而不可得。于是它幻化了，变成了一个传说，一种象征。这没什么不好，也许胜过婚姻许多倍呢。

亲爱的朋友，愿我们永葆青春。

肖明写于1983年夏


43


亲爱的朋友：你好！

首先给寿星佬拜寿！没记错的话，今天就是你60岁的生日。祝你健康快乐，长命百岁！日子真是很快，眨眼我也55岁了，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你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经驾鹤西游了。别担心，我是说乘飞机，去青藏高原。我身体还可以。

上次王娅娅和老胡去看你，我并不知情，所幸没给你带来尴尬。这丫头比我年轻时还要疯，我没给她立过规矩，不过看上去还不错，是吧？一代新人已经长成，世界也转移到他们手上，我很有信心，尽管他们做事想问题和我们不一样。她偷偷复印了我的信件，想必你已经看过，我这里索性就彻底谈一次，如果你不爱听，就只当我自说自话。

这是我再一次净身出门，彻底了断身后事。这样做是向王娅娅和她的同事们证明，我是要决心参加考察队的，想拒绝老妈，是不可能的。我做不了专业工作，烧烧饭总可以吧？整理资料总可以吧？高原我去过几次，没那么可怕，5000米以上困难一些，我尽可能注意一点就是了。反正我是要去了，如果把命丢在那里，我甘之如饴。他们的工作，太令我神往。不要说这一代人垮掉了，希望正在他们身上。当我们抱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青年人仍在为祖国的未来寻找出路。他们是哼着爱情歌曲出门的，他们会继承我们的灵魂，刷新我们的时代。

我说的“净身”，包括以下内容：1、辞去一切职务，公司的业务我永远不管；2、我名下的股份悉数变现，有多少算多少，全部捐给石门关村集体；3、这些资金属于全体村民，用于开发石门山的旅游项目，产生的利润平均分配。

我委托了律师在办这些事。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断然措施，他们永远不会放我走的，总能找出这样那样的借口，包括你的战友在内。他们甚至想出一个点子，想以公司投资的方式来参股石门山的旅游。当然这也不是恶意，他们是想拴住我。但我总觉得，这对倪光荣他们是一种不信任，也不是最上策。

倪光荣就是郭卉和倪大荣的儿子，如今长成一条汉子了，出息了。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回了石门山，现在是石门关村的村长。这孩子有志气，有良心，一直跟着他爸爸过。郭卉几次三番要接他去美国，都被他拒绝了。这期间我还做过劝解，毕竟郭卉是他妈。但这孩子犟得很，说去玩玩可以，让我离开石门山，做梦。郭卉很无奈，可怜巴巴，说他倒是像你的儿子。

事实上我也一直是把他当儿子呵护的，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他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结晶，我当然要支持他。这次也是他来向我求救的，我也正好就汤下面，借机会了断自己的事。

如今石门关是个行政村，把过去的关里大队和关外大队合并，统归沙河镇管。这些年农村凋敝，人心都散了，沙河镇也是日不敷出，把中小学校舍都抵押出去。这次是引来一个投资公司，打起石门山美丽风景的主意。我自己是干企业的，当然知道其中奥妙，他一说我就明白了。所谓公司加农户，说白了就是要土地不要农民，所谓城市化说白了就是要劳动力不要市民。这些年哪一个漂亮口号不是为资本设计的？当年毛泽东的忧虑正在一一应验。

光荣子对我说，如果你能来，我们信得过，因为你就是石门山的亲人。如果你们不能来，这次我们要抗争到底。

可是我们公司又何尝不是资本呢？是资本就不能逃脱资本的嗜血属性，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上实现增值。他这样说，还是把希望建立在对个人的信任上。即使我把钱捐给集体，又怎么能保证你倪光荣、和你倪光荣的后代不去公权私用呢？还是不能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啊。我真正的困惑是在这里。

经过商议，我们共同请律师去起草一个协议，怎么使用，怎么公开，怎么分配，怎么监督，怎么罢免。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将来的事只有等将来更聪明的人去完成，我们做自己能够做到的。

做完这件事，我一身轻松。那个马丁·伊登，一辈子都想成为大写的人，他以为自尊、自立、奋斗、成功，和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就叫“大写”了。所以当他进入上流社会以后看到了更多的虚伪和腐臭便绝望。可是他又感到自己“回不去了”，他已经是上等人了，只好一死了之。“回不去”，是个人奋斗者的无望。而我能回去，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劳动，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们。将来我死了，如能长眠在那片土地，是我莫大的幸福。建议你读读《马丁·伊登》，作者杰克·伦敦。

其实毛泽东很早就预见到了这些问题，只是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对。依靠内部斗争只能克服暂时困难和内心焦虑，解决不了长远问题。生产力的问题只能靠发展生产、慢慢积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只能循序渐进，不争一朝一夕。民主的问题只有等待民众的精神自主，拔苗不能助长。看来谁都走不出历史的局限，他那一代人也只能完成那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农民追求平等已经几千年了，人类的大同理想也几千年了，地球上的工人运动几百年了，民主福利制度也一百多年了，都没有找到这条道路。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不可否认，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世界范围陷入了低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以失败告终。然而这不是放弃理想的理由，作为一个历史运动有高潮自然就会有低潮，有高潮才会有投机者，有低潮才会有真英雄，这才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即使失败了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点都不怀疑，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对立，马克思揭示的那些规律就一定会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我更不怀疑劳动人民是真正的历史主体，只要劳动人民有这个要求，他们就一定会组织起来掌握知识，推动历史进步，最终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尽管过程痛苦，方向不会改变。

不好意思，我不是共产党员，谈论这些，你是不是觉得可笑？但我却是个共产主义者，不折不扣。在我看来，今天能解释这个时代的，还是马克思。在众多的主义学说中，能描绘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还是共产主义。之所以没有加入，是因为贵党权势在握小人糜集，并不缺少追随者。

我总是在瞎想，革命是究竟为什么？改革又是为什么？如果革命不过是换一批人来当老爷，革命的意义何在？如果改革不过是再换另一批人来当老爷，改革的意义又在哪里？为什么代价总是由人民付出，而成果总是被少数人窃取？

罗罗嗦嗦写这么多，是因为最近受了点刺激。

一段时间以来，总是听到争论，连你那个沉稳口呐的战友也经常参加辩论了，相信你们那里也是同样。

前些日子郭卉回来，我们大吵了一架。

郭卉这些年常在国内跑，她办了好几家服装公司，每次来也都住在我家里。她现在浑身珠光宝气，俨然贵妇，回回也都带些小礼物，什么lv，什么omega，只是我用不上，转手就给了别人。她听说儿子和我达成了协议，心里有点不舒服是自然的，也能理解，想参加进来也应该欢迎。可她居然说，生活就像被强奸，不能反抗就闭着眼享受。当时听到这话我还笑了，觉得很俏皮很新鲜，确实道出了某些事情的无奈。可是细细一琢磨，就品出那里的奴才哲学来。一问，果然又是美国进口的麻醉剂。

郭卉和很多怨妇一样，总是要把个人的不幸推给客观环境，好像没有文化大革命她就如何如何了，没有上山下乡她就如何如何了，过去只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说她。

假如真的没有文革发生，也就没有苏美争霸格局中的中国，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因和果都不存在，你的今天又在哪里？你连这个逻辑关系都没弄明白还充什么大头鬼？今天的郭卉，已然成了一个民主人士自由战士，开口人性大爱，闭口专制独裁，似乎她才是个热爱自由的人。而我，不过是个可怜的斯德格尔摩综合症患者，她给我扣了个帽子，叫新左派。不用问，又是一顶美国帽子。她现在，已然是某地的政协常委了，她才懂什么叫政治。

我们家丫头说我，早该嗤她了。但说实话我们从上小学就在一起，相似的家庭背景共同的人生体验，使我们整个青春岁月都同病相怜同气相求，我特别珍视这段友情。没想到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竟会为价值观人生观的争论分道扬镳，心里还是痛的。

我们的争论在外人看来也许很可笑，好像是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某一个观点，闹得夫妻反目。然而在我们自己，却是与历史的伤痛、难言的苦衷、复杂的爱憎紧密相连。

对那种以个人浮沉荣辱得失来评判历史的人，以领导人的隐私密闻功过是非来决定个人立场的人，我素来瞧不起。一个没有公心的人，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谈什么自由？可是这样人，据说现在很时髦。你对强奸都不敢反抗了，你何来自由？你都把强奸当享受了，你反对什么专制？

我说：当初的倪大荣是强奸你吗？现在的倪光荣是强奸你吗？你在什么时候反抗过？你在什么地方自由过？你是在最艰难的地方自由？还是在最安全的时候反抗？别以为换件马甲别人就不认识你，占了便宜还不敢承认。如果你向往自由是真实的，为什么不向往工人农民的自由？如果你赞成民主是真实的，为什么不赞成多数人的民主？如果你反对暴力是真实的，为什么不反对殖民和侵略？如果你反对专制是真实的，为什么不反对剥削和压迫？

我说，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可以有毛病可以有弱点，可以害怕可以逃跑，但不可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把丑字当五字写。我见到过太多美丽言辞下的险恶用心，所以我特别警惕这种愚弄人的把戏。要求别人包容的时候，首先得问问自己，你包容过别人吗？你连自己的儿子都包容不了啊。

我说，我不反对民主也不反对自由，我不反对文明更不反对进步，但我们的讨论争论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希望国家好。所谓好，就是主权独立民族团结人民生活安定。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当亡国奴也无所谓，当汉奸也无所谓，民族分裂也无所谓，战争离乱也无所谓，那还讨论民主自由干吗？

我说，其实我这个人，挺愿意讨论这些问题，也喜欢琢磨那些抽象的概念，只是这些年没有时间学习。我从来不认为思想有什么禁区，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更要让全体人民都来参与，把利弊都摆到桌面上，大家一起来讨论，而不是少数人的“代议”。真理是不怕争论的，真理也必须是旗帜鲜明的。你既然认为自己是思想者，那么你就要允许别人思想，要经受别人的质疑。你不是发誓要捍卫说话的自由吗？凭什么我一自由你就翻脸呢？

就这么着，这位民主人士提上包就走，发誓再也不想见到我。其实我能明白郭卉的心思，她认为自己现在也是有钱人了，上等人了，也应该有政治地位了，要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巩固下来。她属于“人一阔脸就变”的那一类，也不是真的想搞什么民主，她也搞不了。说到底，她还不知民主为何物。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一种指点江山敢怒敢骂的自信，一点平等参与说了管用的日常气氛，一份当家做主人的责任感。老百姓如果得不到这个，只能画圈打叉选主子，他们只会感到被捉弄。我自己如果没有为父亲讨回公道的那次经历，我也体会不到。

拉拉杂杂写到这里，时间已是凌晨一点，我还是这么兴奋。

亲爱的朋友，今天就要出发了，今天就要开始新的生活。青藏高原我去过几次，每一次都令我着迷。那种圣洁那种阔大，那种荒凉那种天籁，那种纯净那种野性，还有那些白雪那些冻土，那些羚羊那些牦牛，都太让我喜欢了。也许在我的天性中，更多保留了自然？也许在本质上我是排斥城市文明的？我不知道。

希望我的灵魂能在高原找到归宿。那将是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精灵，无拘无束，自由飘荡。我相信我们的工作有意义的，王娅娅他们已经拿出了第一批报告。我找了一些地质水利方面的书籍，我觉得有道理，至少梯级开发渐次开发是可行的。即使是失败了，那又怎么样呢？至少我们为祖国的未来做过探索。

如果真的有灵魂，我相信灵魂不会衰老，灵魂也没有年龄。那些真诚的灵魂，那些为祖国焦虑，奋斗，奉献，流血牺牲的灵魂，日日夜夜都和我们在一起。过去在一起，今天依然在一起。 这是理想的灵魂，这些灵魂深爱着这片故土山河，深爱着血脉相连的历史文化，深爱着在这片土地上辛苦劳作的迭经苦难的人民。他们不会计较个人恩怨，或者纠缠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因为他们不是为任何个人在工作，他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就在历史中并且创造着历史，困难、挫折、失败、幼稚、误解、委屈和打击都是经常要发生的，他们不会因此怨天尤人放弃担当，所以才如此真实地和我们感同身受。他们才是大写的人，由于他们的存在，人性才被重新度量，推上了极至，动物性和低级趣味才越来越少，高傲奇崛浪漫美丽的花朵才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性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这样的大爱从来都是具体的真切的：它就在方志敏的清贫里，在赵一曼的坚贞中，在渣滓洞的皮鞭下，在刑场上的婚礼时。有这样的人性在前，使我们这些后来人每每自惭形秽。但他们永远活着，我们活着，他们就活着。因为他们活在我们心里，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动，热血奔流。

亲爱的朋友，在你已经活满一个甲子的时刻，我愿意轻轻为你唱一首老歌，送去我的祝福：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冻，

他不摇，也不动，

永远挺立在山颠……

我已经听见大街上扫地的声音，晨曦就要出现，小鸟开始啁啾，我要收拾行装了。再见！

肖明于2004年秋



曹征路完稿于2011－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