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使命：社会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

佛罗里达

陶双宾
在现时代的背景下，社会学学科和它的言说者社会学家，将如何作为，将持何种价值，将体现何种关怀，不仅是一个科学知识规范的，而且是一个关乎道德与良心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讨论“社会学家角色”，必然需要揭示其依托的现实与背负的使命，即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和大众对之抱有的期望。
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美国社会学本土化道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意志，到清教徒的田园小镇理想，到芝加哥工业城市嘈杂的繁荣，再到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稳定与和谐，一直充满了新大陆的乐观主义情绪。滥觞于欧洲的社会学传统遭遇繁荣发达的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时，为社会学家带来哪些新的启发与思考呢？

一、社会学家的原典使命：来自欧洲的传统
古典时代的社会学在欧陆背景下是一个边缘地位的严肃话题。现代性于西欧滥觞之际，滕尼斯所怀念的传统社区开始逐渐消亡，民族-国家逐渐对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进行集装式的垄断。以彼岸为终极的宗教在与世俗政权和科学的战斗中节节败退，宣讲伦理、终极、虔诚的宗教知识系统受到世俗生活的猛烈冲击。涂尔干晚年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工业社会的发展，摧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失范现象。他断言，宗教缺失下的话语空白应该由社会学填补，而社会学家则相应地承担原本萨满、先知和牧师的角色。这个在社会学真正奠基者语言中的教化者、拯救者，甚至殉道者的形象，无疑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原型。
在社会学萌芽与初步形成的年代里，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在上升阶段。不过，社会学这个缺乏妥协精神的学科，并没有切合时宜地盲目献出热情洋溢的赞歌。反而，它透过丰富的社会历史与现实，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人与社会”关系命题，保持了得体的克制与冷静。而在后期，则聚合了一个容纳不同程度的不妥协甚至是批判精神的理论体系。首先是自命不凡而又曲高和寡的社会学始祖孔德，将社会学想象成为最高形式的科学，并幻想社会学“宗教”能够完成它的人道拯救义务；接着斯宾塞在英国作为一个兼职的社会学家，酝酿不太成熟的功能主义理论，用以说明不断进化、不断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以及向高级社会迈进中令他感到苦恼的某些退步。同时代，并没有自我认同为社会学家的卡尔·马克思，在德国构建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阶级斗争以及社会革命的严密逻辑体系。
此后不久，同样在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一个“看不到一点自由的希望”的“真正的悲观主义者”，[i]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理性的充分发展持有相当高的警惕性，并且警告人们陷入科层制铁笼的危险。他一方面对理性和科学的无往而不胜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他想象现代化的高级阶段类似于古代东方缺乏效率的帝国：科层制度支配了公共生活，而在私人领域则遍布虚伪的迷信与自私的功利主义生活方式。与韦伯同时代的齐美尔看到了冲突作为社会互动形式的存在，而有些怀旧的滕尼斯将他的“社区”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型。在意大利的帕累托，发现社会运行中存在的共同体与其个体之间最优化的不一致。即便是“明显忽视了压迫的呼声和阶级斗争”[ii]的涂尔干，终生关注的也是现代性拓展带来的社会动荡与失范。
与之相应的是，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也没有公正地赋予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以应有的地位。严肃的社会学和它的主人社会学家一样，处在抽象理论世界与社会现实世界的边缘。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顽固的学术传统或充满敌意的文化精英”，它“被认定是自由主义方案，因此它在意识形态上受到左翼和右翼的两面夹击”。[iii]

二、社会学家的美国世界：发达市场经济社会的样板

社会学家如何“进化”，以融入实用的现实生活，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时髦社会的样板。美国社会学并没有经历非常痛苦的历史与现实检索过程，而是近乎轻松地继承了古典社会学欧洲理论中比较喜欢的部分，在飞速发展的大学中谋得了有利的生存条件。社会学理论很快就成为中产阶级的精神消费品，因为它“能帮助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阶层抵御各种激烈的社会潮流的侵袭”[iv]，能够给不断遇到新麻烦的中产阶级提供关于社会未来的信仰（或者“暗示”更加恰当），即“目前的紧张只是暂时的，社会必将回到安宁与进步”。[v]从这个角度上看，美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无非就是借孔德与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为中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进化意志宗教，该宗教暗示了一个社会的生存法则，即通过不断改良社会就会进化、进步，并最终导致安逸与和谐。进化意志同样赋予了美国早期互动论者如库利、米德等人强调和谐互动的思想内核，这种思想内核竟然和库利清教徒式的小镇生活理想，和米德一生贯之的安逸谦和的道德操守如此完美地一致。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城市芝加哥，与进化论不同的形式社会学思想得到了斯莫尔与帕克的改造。在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解决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学的全部宗旨，但是却成为社会学系得到政府与公众、学界、学生认可甚至欢迎的原因。在斯莫尔缔造社会学系的时候，就“明智地意识到理论上的早熟会限制社会学的发展”。[vi]虽然帕克本人并不情愿拒斥理论，但是他不得不接受包括学生和学界在内的阅听人的兴趣引导。因此他在理论上，仅限于在斯宾塞进化论的基础上发展形式社会学思想，研究城市社区互动中的竞争、冲突、顺应、同化，以及社会控制、社会秩序。在这种经验主义氛围下，社会学系昙花一现的神学色彩[vii]迅速被经世致用的经验研究取代，《美国有关妇女的工厂立法》、《芝加哥的垃圾问题》之类的题目越来越成为社会学系关注的话题。[viii]这种注重经验的作风，已经完全与欧洲式的哲学思辨与理论关怀相区别。在生机勃勃的新大陆工业社区里，以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完全放弃了批判能力，转而成为一个甚得政府、公司、学界、学生欢心的学问。虽然我们可以在血统上辨出欧洲的本源，但是，在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统领下，社会学并不承担那种幻想统领一切学科，成为社会科学霸主的那种无比痛苦的不可能任务。社会学像经济学、法学等一样，是美国人日益富裕后的精神消费品之一。
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经济萧条与战争引起的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蔓延成为世界性的浪潮，原本洋溢着乐观主义的中产阶级信仰在美国受到威胁。志于为自由主义辩护的美国社会学，需要生产新的理论以对文明危机进行解说，以从根源上杜绝马克思主义带来的足以颠覆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更大麻烦。生当其时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完全意识到他为创立一门抽象理论的新体系所作的理智而艰苦的尝试应视为那个时代严重社会危机的一部分”。[ix]
与其大多数前辈有着同样的欧洲学术经历的帕森斯，后来成为结束芝加哥社会学独霸局面的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学术领袖。他糅合了欧洲思想宝库中诸多完全二元对立的观点，建立了庞大的结构功能理论。虽然在此后的30年内，帕森斯的文本能力为阅听者制造了无数的麻烦，在他离开人世之前，留下了270余个缀连不断的难懂的篇章，但是，在他的诠释者（如默顿、亚历山大）和他的批判者（如米尔斯、加芬凯尔）那里，人们还是发现了他自始至终以一贯之的本意。他的结构功能主义体系，不仅在于创造一个可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理论体系，还在于创造一个强调和谐、稳定的新进化论。这也是为什么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帕森斯又回到他曾经拒斥的斯宾塞的原因。在他的进化论中，这个理想化的中产阶级主导的当代美国，乃是历史进化的终结。
帕森斯之后，美国由世界社会学的边疆变成了中心地带。结构功能主义体系是如此的庞大，以至于几乎遮蔽了同时代欧洲社会学的发展。与同期美国社会学的发展相对照，此时的欧洲社会学在主导思想上，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累托等已经完全取代孔德与斯宾塞成为欧洲社会学的主干，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几乎齐头并进，各领风骚；对欧洲历史与现实的检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批判精神，激进思潮、悲观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并存；大部分社会学家作为主流知识分子与社会保持着充分自由与游离的地位，在社会理论与实践各个层面中充分自由地穿梭迂回，不至于过度地沉浸于局部经验层面的现实；深邃的哲学思辨与社会学理论相互交融；对国家、民族、权力等问题始终保持充分的敏感；等等。这种杂合的传统，使欧洲社会学一直保持了最持久的张力。

三、赖特·米尔斯的呼唤：社会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

自60年代开始，帕森斯与他的结构功能主义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与批判。在坚决反对帕森斯的阵营中，米尔斯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米尔斯将欧洲古典社会学解释为一个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向公众宣讲民主与自由价值观的话语载体，力图将社会学建设成为一个欧洲式的富于历史与现实使命的“公共社会学”。米尔斯将锋芒对准帕森斯，但是被批判的不仅是帕森斯，还有帕森斯所代表的社会学家，种种实用主义，科层制气质……我们前边曾经说过，帕森斯之前的美国社会学是一种处处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白种中产阶级精神消费品，它可以提供类似宗教性质的暗示。到了帕森斯时代，这种风格一直左右着整个美国社会学理论界。帕森斯开创的社会学，将激进批评家及社会运动的各类主题与观点完全排除在外。这种放弃社会问题意识的学术风格仍然旨在为中产阶级提供关于问题认识与解决的暗示，即社会问题包括失范在方向上仍然是趋于和谐的。按照他的理论假设，美国社会仍然是和谐的，稳定的，我们有理由满意和快乐。
米尔斯认为，美国原本自由主义的根基，如自由竞争，小城镇民主等等正在随着科层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与国家权力的扩张而消失。在科层中，多数的新生中产阶级并不拥有公司与机构的所有权，他们只不过是权力精英决策中各种权力的传达者与执行者，其所拥有的只是消费文化带来的满足感。这是一个建立在后殖民时代经济基础上的更加庞大的中产阶级政治盲从的社会，中产阶级在“独立的中产阶级期望规范”[x]形塑下，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精神生活上，包括在高深学术领域见风使舵。他们随波逐流，观望，然后支持看起来会赢的一方。这种实际“无权”的状态决定了一个更加专制的社会的降临，中产阶级所热衷的选举程序于是变成了批准精英统治的程序，权力精英们在不知不觉中掌握着美国的未来。这才是对民主与自由观念的真正威胁。
在米尔斯看来，帕森斯们显然辜负了社会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的责任。美国社会学的迅速制度化带来了受制于科层的问题。到了帕森斯时代，美国社会学家应该庆幸自己拥有收入不菲的科层下的工作，而在欧洲，这几乎还是难以想象的。制度化的副作用就是史无前例地为大学书斋中清高不凡的社会学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供其选择并从中获利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学者愈加追求名誉权力利益，愈加被科层雇佣。研究者个人很难脱离科层统治下的生活。个人无论其是否宣告独立，都难以摆脱现代科层的控制，其本质是被雇佣的，因而发出的声音是代表科层利益的。由于社会学家被科层雇佣而使社会学家丧失了批判能力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本分。美国社会学被实用主义左右，“不关心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坏男孩、放荡女人、移民工人和尚未美国化了的移民。相反，它们幻想，实际也在与社会上层相联系，尤其是与开明的商业经理和掌握大笔预算的大人物相联系。”[xi]“学者自身的叛逆性渐趋削弱，而在行政上却更加实用。”[xii]面对共产主义威胁时，他们便抛弃对美国的批判，转而恭维美国的民主。在充满实用主义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没有市场利润的刺激，就不会有任何一个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存在。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为了学术信仰而勇敢地进行批判与否定了，这恐怕是米尔斯所看到的美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他说，在西方，知识分子“从道德上毁灭自己”，[xiii]最通行的角色，就是成为“国王的幕僚”，“蜷入专业化的逼仄空间”。[xiv]

四、新问题与新挑战：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在消费社会的未来

科层是社会学家毋庸置疑的现实世界根本。科层是理性化的成果，而统治现实世界的政府机构、公司、民间组织、大学等等，则是科层的现实原型。在经历了韦伯所揭示的“世界的祛魅”过程后，“世界的世俗化使得人们不再受神秘事物的困扰，人们用大量的时间来谋生并发展自己，而用极少的时间来祈祷和从事宗教活动。”[xv]当社会学家获得科层中的职业与职位之后，生计就成为学术研究的保障，而身处安逸的科层化生活，社会学家能有向庇护他的科层开战的勇气么？社会学家作为知识分子在美国走向发达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演变，为我们思考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在消费社会的未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美国社会学拥有一个稳固的乐观主义的多元文化传统，却一贯缺乏那种对于自身历史的欧洲式的痛苦检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米尔斯洞察了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社会的致命的所在，试图将社会科学建设成为面向公众的具有启蒙与批判意识的传统。然而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并非米尔斯的梦想的实现，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场景，即学术家群体不断巩固与科层的亲密关系。这正是当年米尔斯所强力反对与批判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社会学是不思进取的，它在享受着不断从欧洲出现的幼芽，它等待着这些幼芽移居美国之后，在多元的土壤中将其养大。
由于批判能力的匮乏，在不久的未来，美国社会学即便仍然极度繁华，恐怕它只能延续它在整个20世纪的角色与命运，即当代的美国社会学家塞德曼所做的经典的界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80年代，欧洲继续大量孕育出社会学理论方面的一流创新者，但美国却是这些理论的生产与全球传播的中心。[xvi]这个论断，应该说，至少现在还是正确的。至少在米尔斯的时代，他已经察觉了一个中产阶级主导的发达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的来临为社会学家带来的新的挑战。这些稍稍带有预言色彩的明智之见，为那些以美国为市场经济发展样板的社会带来了诸多警示。社会学是永远不能放弃它的批判精神传统的。社会学家如果过度依附于科层，追随利益与权势，必将辜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从道德上自我否定与毁灭。(正文5487字)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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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美]亚历山大著 贾春增等译：《社会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ii] [美]塞德曼著 刘北成等译：《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iii] 同上，第55页。
[iv] 同上，第57页。
[v] 同上，第57页。
[vi] [美]科瑟著，石人译：《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26页。
[vii]当时芝加哥大学大概为了保证基督教在社会学系不被忽视，任命了有神学背景的社会学系第二教授查尔斯·R·亨德森。在早期的硕士论文中神学问题占有重要位置。
[viii] 参见《社会学思想名家》第423页。
[ix]《社会学二十讲》，第17页。
[x] [美]米尔斯著 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8页。
[xi] 同上，第101页。
[xii] 同上，第102页。
[xiii] 同上第206页。
[xiv] 同上第195页。
[xv] [美]彼德·布劳  马歇尔·梅耶著，马戎等译，《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学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页。
[xvi] 《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