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都市报》十世班禅圆寂20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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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都市报》十世班禅圆寂20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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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hnews.com 　 西海都市报  2009-07-17 18:15

[/table]　　十世班禅圆寂20周年纪念特刊：第2辑

十世班禅 我党的忠诚朋友

　　班禅副委员长是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事的一位难得的挚友和诤友。——万里



　　班禅副委员长是同党真诚合作共事的一位难得的挚友和诤友。他几十年如一日，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正做到了同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在各种场合一再重申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并且身体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直言不讳地向党陈述意见和观点，对党在西藏问题上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他为人坦诚、豪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敢于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左”的错误，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党和国家其他一些领导人一样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对党和国家的赤诚之心从未动摇过。当中央决定给他彻底平反时，他平静地说，“我早就坚信会有这一天。”
　　(摘自1989.2.16《人民日报》《万里在十世班禅追悼会上的悼词》)

周恩来与十世班禅

　　我是在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等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 —— 十世班禅
　　初见总理
　　1951年初,中央人民政府致电第十四世达赖，欢迎他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同时,中央特别邀请班禅来北京,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大计。1951年4月27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率领堪布会议厅的僧俗官员一行45人抵达北京，实现了亲自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的愿望。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款待班禅一行。
　　初次见面，班禅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伟人,既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又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长辈。
　　在这之前，班禅曾听长期在内地生活、并担任班禅驻重庆(后又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南京)办事处处长的詹东·计晋美介绍过周恩来的情况，对周恩来的杰出才能和高尚人品有所了解。初次见面，虽然双方年龄和经历、信仰悬殊极大,但周恩来以他那让世人为之倾倒的特有谦逊和真诚接近了班禅。而班禅留给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
　　会见之后,周恩来要求有关人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因此，不久达成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凝聚了班禅等人的智慧。
　　同事加朋友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达赖和班禅同时当选为人大代表,同赴北京开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朱德、周恩来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全国政协、全国妇联、北京市党政军等各级负责人以及民族界、宗教界人士共八百多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这两位西藏地方领袖。对班禅等人在京期间的一切活动，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周恩来都亲自作出周到的安排。会上，班禅当选为一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同年，又在二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协内部，班禅与周恩来之间又加上了一层“同事关系”，他得到了周恩来更多、更直接的关怀。
　　1955年3月9日,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西藏，并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和班禅之间的问题，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两份文件，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又规划了西藏自治区的发展蓝图。文件通过的次日，达赖、班禅等人离京返藏。周恩来再次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此时,周恩来与班禅之间已建立起同事加朋友的密切关系。
　　班禅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这种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友好合作、亲密交往的关系,班禅后来在工作中多次提及过。1982年7月17日，他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是在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等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
　　难忘总理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与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一道,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重新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多少年来,每逢1月8日，大师总要早早地起床，做好祈祷的准备,然后在上午10点钟左右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周恩来献上精致的花圈和洁白的哈达，以寄托自己深深的哀思与怀念。在他的心目中，周恩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是自己最亲密、最崇敬的挚友。
　　1989年1月7日,班禅到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检查、布置工作，因为两天以后他将离京赴西藏主持为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而举行的开光典礼，行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安排。在佛学院的事忙完后,有人问及他第二天的安排，班禅深情地说:“明天是周总理逝世纪念日，念完晨经，我还要祈祷祈祷，早上不能安排别的活动。”
　　1989年1月9日清晨,班禅离京赴藏。不幸的是，在西藏活动期间,由于操劳过度，班禅于1月28日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摘自《党史博览》 2004年第3期）

邓小平与十世班禅

　　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
　　　　　　　　　　　　　　　　——十世班禅
　　1980年8月26日，夏末的北京已经不再那么酷热。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班禅大师早早就起来了。在习习晨风中，他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想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大师比往日提早结束了锻炼。吃过早餐，他一边翻阅藏汉文字的文件材料，一边等待着出发的通知。一会儿工夫，杨静仁来了，他高兴地对班禅大师说：咱们走吧，去见一位老朋友。
　　汽车很快地开进一个古朴幽雅的四合院，原来他们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家。邓小平已迎候在门口。班禅大师迈下车，快步走向邓小平，两人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邓小平和班禅大师交谈着走进会客室。宾主落座后，邓小平关切地询问了大师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真诚地对班禅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一句话，说得班禅热泪盈眶。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理解和评价更珍贵呢！邓小平对班禅的评价非常中肯，完全符合实际。
　　交谈中，邓小平再一次肯定地说：“是的，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班禅大师丰满的面容因激动而更加显得红润了。
　　望着眼前这位历尽坎坷却始终如一地热爱党、真诚地相信党的爱国宗教领袖、与党亲密合作几十年的老朋友，邓小平坦诚地说道：过去对你的问题主要是处理重了。
　　今天，面对邓小平给予他的肯定和表露出来的宽广的胸怀，一向刚直、豪爽的班禅大师不禁哽咽起来，他说：“与老一辈革命家、与您所受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大师不计个人恩怨的豁达态度和高尚情操，也同样为邓小平所赞赏。
　　邓小平对班禅在宗教改革方面的努力探索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说：“你的注意力不要局限于宗教，你是国家领导人之一，要注意政治。”
　　班禅大师听后频频点头。
　　邓小平对班禅说：“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他总结历史的教训，感叹地说：“全国1957年反右犯了错误，以后还有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浩劫。西藏人民平叛改革后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日子比较好过，‘文化大革命’和以后几年，政策错了，人民吃了苦。”邓小平告诉班禅，党中央已下决心解决西藏的建设问题，“真正去做，也并不很难。”
　　邓小平对班禅大师寄予厚望说：“你不仅对西藏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
　　邓小平与班禅大师推心置腹地谈历史、谈未来，最后邓小平将话题转向现实，说：“最近看了你的东西，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关于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邓小平如此的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在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要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西藏作出自己的贡献。
　　会见气氛愉快、亲切，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最后，邓小平指了指一同参加会见的乌兰夫、刘澜涛、杨静仁说：“你的反映以后经常地可以告诉他们几位。”又说：“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以后可以再来”。
　　大师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结束了与邓小平这次难忘的谈话。 (摘自《中国民族》 2004年第8期)



　　十世班禅大事记(三)
　　1959年5月1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在一起。
　　1956年11月，应印度政府邀请，与达赖喇嘛一道前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并去印度各地朝拜和参观访问。在印度期间，班禅被授予婆罗奈斯佛教大学荣誉佛学博士学位。班禅在印度严厉谴责了极少数反动分子背叛祖国的阴谋活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严格遵守《十七条协议》，排除各种干扰，先期返回西藏。
　　1 958年，班禅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辩经大会上，考取“噶钦”学位。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
　　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从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3月29日，班禅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决定，并立刻从日喀则起身到拉萨，主持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
　　4月8日，班禅主持召开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第一次会议，通过贯彻执行国务院命令的决议和健全筹委会各部门机构的决议，坚决拥护平息叛乱，并积极做好支援工作，保证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平叛任务。4月，班禅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4月15日，出席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班禅作了论述西藏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中取得伟大胜利的长篇发言。
　　4月22日，班禅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发言，郑重宣称，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
　　6月28日，班禅主持召开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职权的第二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于7月17日通过了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
　　9月12日，班禅主持召开筹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决议，决定在全区分批分期地实行土地改革，号召为彻底完成民主改革而努力。
　　9月20日至22日，筹委会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关于成立土地制度改革委员会的决定》。
　　9月25日，班禅乘飞机抵达北京，参加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为班禅举行欢迎晚宴。
　　10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次会议，听取班禅关于西藏工作的情况汇报。
　　10月21日，班禅应邀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政协北京市委员会联合举行的会议，作了关于西藏形势的长篇报告。
　　10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班禅。
　　1960年4月22日，班禅主持召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四次会议，在总结中他高度评价了平叛和改革的重大意义。
　　10月至12月，在李维汉、汪锋等同志的陪同下，班禅前往内地重庆、南昌、上海等城市参观访问。 (摘自曲青山《十世班禅大师编年事辑》)

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上)

习仲勋

　　班禅大师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和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始终把藏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同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
　　　　　　　　　　　　　　　　　　　　——习仲勋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忠诚朋友，我失去了一位合作共事40个春秋的知心朋友。
　　40年来，我和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就在这次他去西藏主持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前，还在百忙中来向我告别并献了哈达。出门要告别，回来要谈心，这是他长期同我交往的一个老习惯了。我了解他的性格，热情高，爱激动，工作起来控制不住自己。我对他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他说，这件事办完遂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我说，佛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谁知大师一去，竟成永诀。我捧着他临行前赠我的洁白的哈达，遥望西天，悲恸万分。
　　班禅大师生前一再说，他从幼年起就热爱共产党，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西藏。从我同他长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这种感情是非常诚挚的，他一生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班禅大师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和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始终把藏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同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班禅大师都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正确主张。
　　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班禅大师即派人同中国共产党联系。当时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我负责西北局的工作，同班禅大师有了联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大师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满腔热情地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爱戴之忱”，拥护中国共产党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950年6月，班禅大师派他的代表计晋美等专程来西安见彭总，提出有关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当时我陪彭总会见了计晋美一行，热情支持班禅大师的爱国义举，感谢他对我们党的信赖。我们还致函班禅大师，希望“西藏人民早日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享受平等、安乐、幸福的新生活”。
　　我第一次与班禅大师见面是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那时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赴京途经西安，我代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到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飞机舷梯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动地对我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口转达给毛主席。在欢迎会上，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努力奋斗。“有志不在年高”，他的爱国热情和坦诚豪爽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1年1月27日，达赖喇嘛致信中央，报告他亲政情况，并表达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复电祝贺他亲政，欢迎他速派代表来京和谈。4月22日，达赖喇嘛派出的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到达北京。4月27日，班禅大师率领的致敬团到达北京。班禅大师真诚拥护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表示要团结藏族各方力量，推动这一方针的实现。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等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在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的响应和努力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字。协议签字的第二天下午，班禅大师率领班禅堪厅主要负责官员，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献给毛主席一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大救星”的锦旗。当晚，毛主席为庆祝协议签订设宴，并讲了话。5月28日，班禅大师及堪厅人员以“难以言喻的兴奋”心情发表声明，说协议的签订“宣告了帝国主义对于西藏侵略的失败，西藏民族与中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西藏民族内部团结起来，从此西藏民族开始了自己历史的新纪元。”在此期间，班禅大师还致电达赖喇嘛，“愿竭绵薄”和达赖喇嘛“精诚团结”，协助他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与此同时，班禅大师致电西藏扎什伦布寺政教官员和僧俗民众，希望他们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彻底实现这个协议，积极地援助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
　　1951年12月15日，班禅大师自青海西宁返藏前夕，我受中央委托，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赴西宁为他送行。班禅大师及其堪厅派了喇嘛仪仗队欢迎我。在各族各界一千多人的欢迎大会上，班禅大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激动地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班禅大师这段话情真意切。
　　这次见面，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我说：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我还根据中央的精神，向我们派去陪同班禅大师进藏的负责同志交代了两条：一是西藏一切工作都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条件不成熟的事不要办，上层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不同意的事不要办。二是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回想起来，中央的这些精神直到现在仍然是有意义的。
　　1952年4月间，当班禅大师返藏到达藏北重镇那曲时，由西藏地方政府两个代理司伦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人在拉萨策动了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伪人民会议事件。班禅大师甚为愤慨，致电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以大智大勇之精神，大慈大悲之佛光”严肃处理这一破坏祖国统一，破坏藏族内部团结，尤其是破坏达赖喇嘛政教威信的严重事件。终于，达赖喇嘛出布告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伦职务。4月28日，班禅抵达拉萨。到拉萨后，他同达赖喇嘛达成谅解，互换了哈达。
　　1954年9月，班禅大师与达赖喇嘛联袂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那时，我已在中央工作。自那以后到1962年，我受中央委托，一直负责同班禅大师联系，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友情越来越深厚。

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下)

习仲勋

　　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作为党的忠诚朋友,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把爱教、爱民族和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正是班禅大师一生的写照。
　　　　　　　　　　　　　　　　　　　　　　　　　　　　　　——习仲勋
　　班禅大师作为我们党的忠诚朋友，突出地表现在能主动地向党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乃至尖锐的批评。他刚直、豪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一点我颇为了解，而且认为甚为难得。我总感到，能交上这样的诤友可谓幸事。由于有这样的了解，所以我对他也是以心换心，坦诚相见的。我常对他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我知道他遇事爱性急，甚至动气，但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一生追求真理，弃恶扬善，对正确的意见总是听的，听得真切，做得也认真。我常对他说：直言不讳是对的，但不能急，好事一下做不完，更不要动气。他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你了解我，你是为我好才这样说、这样做，我很高兴。
　　班禅大师一生关心西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积极拥护西藏的民主改革。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即提出在班禅堪布会议厅管辖的地区率先进行民主改革试点，以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到全区。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认为民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宣布“六年不改”的方针，班禅大师听从了中央的意见，没有进行试点。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反对改革，公然撕毁17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鉴于这种情况，国务院下令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大师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并确定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班禅大师致电毛主席、周总理，表示拥护国务院的命令和决定，同时复电西藏工委和军区，说：“我已指示堪厅，现在更应继续和分工委、解放军加强团结，密切合作，做好准备，确保日喀则市的安全，共同粉碎和镇压叛乱。”4月8日，班禅大师主持筹委会，号召平息叛乱。1960年4月22日，筹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班禅大师在总结报告中高度评价平叛、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出：1959年是“西藏人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此后，班禅大师回西藏主持工作，并到其他藏族聚居区视察，1962年5月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七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对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大师的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是过头的。我受周总理的委托多次去看望大师并同他交谈。他火气很大，说了些激烈的话。我充分肯定了他敢于向党直言不讳地提意见的可贵精神，同时劝他不要动气，不要说气话。过了一会儿，他消了气说：你讲的我接受，你从小看着我长大，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又是朋友。你是为我好，我感激，但有些不该说的气话已经说出去了，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说明，我是真心为党好的。班禅就是这样一位心底透亮的大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和班禅大师又得以重逢。老友相见，感慨万端。大师见到我时很不安地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我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班禅大师坚决拥护党中央拨乱反正，不遗余力地协助党中央落实各项政策。党中央对班禅大师也给予充分的信任。1980年班禅大师去藏族聚居区视察前，小平同志约他到家里，亲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班禅大师听后受到很大鼓舞，对党更加信赖。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
　　1980年年底，我从广东回到中央后又分管民族、宗教、统战工作，我们接触的机会更多，友谊更加牢固。班禅大师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他在这个时期的任务更繁重，工作更繁忙。尽管如此，我们见面交往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们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他视察、出国和进行其他重大活动时，我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安全；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他每次回来总是来找我谈谈心，什么话都谈。对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毫不含糊地给予支持。当然对我觉得他还不足的地方，我也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他认为我说的不对时也同我争辩，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
　　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作为党的忠诚朋友，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把爱教、爱民族和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正是班禅大师一生的写照。
　　班禅大师热爱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忠诚朋友，出自对自己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深入思考，出自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深切理解，出自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研究。1982年他在西藏拉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次长篇报告，系统地叙述了西藏和祖国关系的历史，雄辩地得出结论说：“西藏成为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现实来说，西藏和平解放后的30年的发展和进步，超过了历史上的几百年或上千年，这又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才有光辉灿烂的前途，才有民族的兴旺发达；西藏人民只有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汉藏民族之间以及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真正幸福美满的未来。”“历史的教训使我们懂得，爱祖国同爱民族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更不应对立起来。现在有人企图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的残余，用爱民族来否定爱祖国，打着民族的旗号来反对祖国。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并及时揭穿他们所谓爱民族的虚伪性。”他还说：“坚持民族利益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坚持爱祖国爱民族的立场，才是唯一正确的立场，才能成为光明正大的、无私无畏的有益于人民的人”。对于宗教，班禅大师继承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大师的传统，坚持改革，兴利除弊，从有益于人民利益出发，研究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经验，把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教义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普度众生”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协调起来，鼓励信教徒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从这几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我这位亲密的朋友班禅越发成熟了。去年我们曾为大师的“知天命”之年祝贺，祈愿大师为祖国为民族作出更辉煌的业绩。正如小平同志对他说的：“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然而我们的大师去矣！这个损失确是难以弥补的。
　　悲大师之示寂，冀乘愿之再来。我们要完成班禅大师未竟的事业，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永垂不朽！(原载于1989年2月20日《人民日报》本文有删节)

像保护眼珠一样维护祖国统一

　　一、“我们虔诚地信仰宗教，但是坚决反对任何人借着宗教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的活动。”
　　班禅大师坚决反对将西藏问题国际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西藏历史上遗留的许多问题都会得到妥善解决。
　　正当藏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就要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之时，西藏上层中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国外反华势力的煽动下，重弹“西藏独立”的老调，并于1959年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妄图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下，叛乱逐渐平息。后来，一些反华势力又利用宗教问题大做文章，对此，班禅大师义正辞严地予以抨击：“我们虔诚地信仰宗教，但是坚决反对任何人借着宗教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的活动。”
　　班禅大师通过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理性思考，始终认为，藏民族存在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家和藏民族自身根本利益所致。从历史上的互通有无、唇齿相依到现在谁也离不开谁的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都充分说明祖国的命运和利益与藏民族的命运和利益是息息相关不能割舍的，合则两利，分则两损。可以说，这是班禅大师爱国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他曾表白：“我本人一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藏独立’，这是我考虑了历史、现实和未来，深思熟虑后所采取的立场。”“我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坚定不移，对于分裂祖国的行径，我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反对。我愿为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作出最大的牺牲。”并告诫人民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他说：“所谓‘西藏独立’，首先是英国人提出来的。英国侵略者在1904年大举进攻西藏，屠杀很多藏族同胞，武装占领西藏。以后英国不但处心积虑地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不许中国政府‘干涉西藏内政’，而且在西藏内部也制造了惨痛的分裂。在英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毒手之下，前辈班禅被迫出走了，热振活佛被残杀了，格达活佛被毒死了，达赖喇嘛的父亲也被毒死了。这些就是所谓‘西藏独立’给我们的血的教训。”此后，当国内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境外分裂主义分子的支持、策动和唆使下，连续在拉萨制造骚乱事件时，班禅大师在西宁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骚乱“是违背广大藏族人民意愿的，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这一罪恶行径决不会得逞”，并谆谆告诫各族人民：国家乱了什么也搞不成，各族人民要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二、“爱祖国同爱民族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更不应该对立起来。”
　　热爱自己的民族，是班禅大师一生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认为，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如果将爱国主义具体化，那就是要热爱养育了自己的家乡和民族，热爱自己的民族，就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他曾说：“历史的教训使我们懂得，爱祖国同爱民族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更不应该对立起来。”并进一步阐述道：“坚持民族利益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坚持爱祖国爱民族的立场，才是唯一正确的立场，才能成为光明正大的、无私无畏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班禅大师提出，爱民族就要为民族的发展繁荣办实事，就要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自己为了发展广大藏族聚居区的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一生操劳，呕心沥血。他几乎到过所有的藏族聚居区，尤其近十年中，他以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的双重身份对藏族聚居区进行最为广泛、深入的视察访问。所到之处，问寒问暖，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利用自己的影响为群众排忧解难，排解地区间的冲突，维护促进地区的安定和团结。面对藏族聚居区的落后面貌，他充满了忧患意识。
　　1988年初，他在视察西藏工作时曾语重心长地说：“近几年国家各方面发展很快，特别是沿海和一些先进地区发展更快，如果西藏不加强经济文化建设，那么与先进地区之间的差距就会更大。”为了加快西藏的建设步伐，1987年4月，他与阿沛副委员长共同发起，在北京成立“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从各方面筹措资金，加大援藏力度。同时他认为依靠国家的扶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自力更生，不能光靠国家的财政补贴过日子。可以说，发展西藏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他热爱自己民族的最大愿望。
　　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一生虔信佛教，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他继承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法统，为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他一贯强调佛教教义的核心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清净我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广积功德”，作为宗教徒要像历世班禅大师那样，“发扬宗教上净心修持、持护弘扬佛法，在政治上坚持爱国立场，为国运昌隆、人民安乐而努力的精神”，时时处处奉行行善利众、爱国爱教的宗旨。他认为“庄严国土”就是热爱祖国，“利乐有情”就是为人民服务，教育广大僧尼爱教先要爱国，要遵守佛教教规和国家法律，做爱国爱教的好信徒。
　　他说：“一切宗教活动要在爱国的前提下进行。大家首先要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其次要爱教，遵循佛祖的教导，严守戒律，学好宗教知识，多做善事，弘扬佛法。”
　　三、“爱教先要爱国”
　　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一生虔信佛教，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他继承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法统，为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他一贯强调佛教教义的核心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清净我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广积功德”，作为宗教徒要像历世班禅大师那样，“发扬宗教上净心修持、持护弘扬佛法，在政治上坚持爱国立场，为国运昌隆、人民安乐而努力的精神”，时时处处奉行行善利众、爱国爱教的宗旨。他认为“庄严国土”就是热爱祖国，“利乐有情”就是为人民服务，教育广大僧尼爱教先要爱国，要遵守佛教教规和国家法律，做爱国爱教的好信徒。
　　他说：“一切宗教活动要在爱国的前提下进行。大家首先要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其次要爱教，遵循佛祖的教导，严守戒律，学好宗教知识，多做善事，弘扬佛法。”(摘自《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十世班禅大师的爱国思想》 )

拉萨，1959

　　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我们永远不允许外国人干涉我们西藏和我们中国的事情!
　　　　　　　　　　　　　　　　　　　　　　　　　　——十世班禅
　　第十世班禅思想进步，顺应社会发展要求，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发展观，赞同一个民族内部社会制度的改革是这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并积极推动这种改革。
　　1956年4月22日，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他积极主张民主改革，提出要带头在春堆庄园首先进行试点，为如何改革封建农奴制度，解放农奴和奴隶摸索经验。
　　一
　　1959年3月，当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背叛《十七条协议》，在拉萨全面发动武装叛乱后，第十世班禅于3月19日致电西藏工委和军区，愤怒谴责分裂主义分子的叛国叛乱罪行，表示要确保日喀则城区的安全，坚决支持和配合解放军平息叛乱，正气凛然地站在祖国和人民的一边。当时在他领导和控制下的地区及寺庙，绝大多数没有叛乱。
　　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指出：“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次日，班禅大师立即致电中央，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决定。日喀则各界人士于3月30日隆重集会，热烈拥护国务院命令。班禅大师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说：“西藏地方政府的叛乱分子和上层反动集团真是罪恶累累，恶贯满盈，他们一贯阻挠和破坏中央人民政府、西藏人民和爱国人士为了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所作的努力，一贯进行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活动，一贯拒绝改编藏军，一贯反对西藏人民经过民主改革逐步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武装已经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惩罚，这是他们自寻绝路的恶果。他们是罪有应得的。”他坚决地表示：“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决定。我将竭诚努力，和大家一起，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
　　二
　　1959年4月5日，班禅大师从日喀则来到拉萨，主持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班禅大师等西藏代表前往参加。4月14日，班禅大师一行抵京。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设宴欢迎。
　　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班禅大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出席全国两会时郑重声明：“我们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我们永远不允许外国人干涉我们西藏和我们中国的事情!”“逐步进行改革，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我们西藏人民繁荣幸福的唯一的康庄大道。西藏的旧制度，残酷地压迫着广大的劳动人民，如果不改革，西藏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就不可能改变。西藏人民早已积极要求改革，很大一部分上层人士为了西藏的发展前途，也赞成进行改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该通过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协商，逐步实现改革的任务，努力建设民主的进步的新西藏。”此后，他历任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完全同意国务院对于西藏原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1959年3月10日举行叛乱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会议结束后，班禅大师迅即返回西藏。根据中央和西藏工委的指示，第十世班禅于1959年6月28日主持召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了边平叛边改革等有关实行民主改革的具体政策和措施，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定》，并开始在西藏各地贯彻、实施。在这次会议上，他响亮地提出“宪法进庙”，寺庙实行民主管理的主张，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和支持。
　　9月25日，班禅大师飞抵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当晚，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举行宴会，欢迎班禅大师。热烈祝贺西藏社会的根本变革和人民的翻身解放。
　　10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班禅大师、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对西藏的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班禅大师在西藏平息叛乱、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呕心沥血，为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为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积极的有益的贡献。
　　三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61年春，全区完成了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解放了农奴和奴隶，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西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为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写进了有关寺庙的民主改革的决议中。
　　20世纪60年代初期，如火如荼的民主改革运动在西藏深入地开展。运动中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西藏实际的“左”的做法，班禅大师为了有利于搞好西藏工作，使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佛法兴隆，曾多次向中央提出意见。班禅大师不仅关心西藏工作，而且也系念其他藏族聚居区人民的甘苦。1960年至1961年，他视察了西藏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族聚居区。1960年9月，班禅大师到北京参加国庆十一周年庆祝活动，向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了他在视察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1961年至1962年，他继续在西藏和四川、青海、云南藏族聚居区视察工作、调查研究。1962年初，他还到甘肃、新疆等地参观访问，考察民族工作。(摘自《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反对分裂祖国维护民族团结一

　　国外的分裂主义集团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支持下,策动、唆使拉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骚乱,是违背广大藏族人民意愿的,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这一罪恶行径决不会得逞。
　　　　　　　　　　　　　　　　　　　　　　——十世班禅
　　一
　　“国家乱了什么也搞不成，各族人民要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班禅大师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坚决反对动乱，反对任何分裂祖国的行径。1981年春，针对有的地区出现的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有关人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班禅大师在会上历数动乱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指出：国家乱了什么也搞不成，各族人民要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1987年9月、10月和翌年3月5日，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连续在拉萨制造骚乱事件，班禅大师多次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分裂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1987年10月8日，正在青海视察的班禅大师，针对拉萨骚乱事件，在西宁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讲话，指出：“国外的分裂主义集团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支持下，策动、唆使拉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骚乱，是违背广大藏族人民意愿的，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这一罪恶行径决不会得逞。”他强调对闹事罪犯不能宽大无边。“要依照法律严惩首恶，深挖幕后操纵者。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的人民，一定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定团结作出贡献。”
　　二
　　“搞宗教活动要在爱国的前提下进行。大家首先要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其次要爱教，遵循佛祖的教导，严守戒律，学好宗教知识，多做善事，弘扬佛法。”
　　班禅大师殷切寄语藏族宗教界人士，要通过这次骚乱事件，提高识别能力，做到爱教先要爱国。他说：“搞宗教活动要在爱国的前提下进行。大家首先要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其次要爱教，遵循佛祖的教导，严守戒律，学好宗教知识，多做善事，弘扬佛法。”针对极少数人关于“西藏独立”的鼓噪，他严正地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1980年以来，达赖多次派代表前往北京，班禅大师一次又一次地接见他们，郑重地劝说他们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1988年，班禅大师在接受联邦德国电视二台驻京记者迪特马尔·舒尔茨采访时也说：“我对一些海外的藏族同胞讲过，你们不是说在国外培养了许多大学生吗?要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家乡，那就请他们回来参加家乡建设。西藏现在已有4所大学，每年培养出数百名大学生，但仍不够用，欢迎国外大学生回来。”
　　在1988年3月9日部分藏族知名人士的集会上，班禅大师对自己的爱国情怀作了如此坦诚的表白：我本人一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藏独立”，这是我考虑了历史、现实和未来，深思熟虑后所采取的立场。
　　三
　　“西藏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进一步开放”
　　班禅大师热爱自己的祖国，也热爱自己的民族。他常常为自己是藏族的一名成员感到自豪。他也常常称道藏族为祖国所作的伟大贡献。他几乎到过所有的藏族聚居区，尤其近十年中，他以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的双重身份对藏族聚居区进行了最为广泛、深入的视察访问。他不辞辛苦七次去西藏、三次去青海、两次去四川藏族聚居区；他的足迹踏遍了万里高原的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学校，机关和寺院，乃至普通群众的家庭。
　　为发展藏族聚居区的经济、文化和各项建设事业，班禅大师积极呼吁国家给予西藏更特殊的政策，呼吁国家和其他地区给予西藏更多的帮助。1988年初，他在视察西藏时指出：近几年国家各方面发展很快，特别是沿海和一些先进地区发展更快。如果西藏不加强经济文化建设，那么与先进地区之间的差距就会更大。大师认为，西藏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进一步开放。他举西藏旅游业为例说，我们可以利用西藏独一无二的地理自然风光，搞好旅游事业，旅游者从世界各地一来，就会给西藏带来世界各地的信息，这就会促进西藏的发展。所以，要用更加开放、搞活，更加特殊的政策和灵活措施，发展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
　　1987年4月，班禅大师与阿沛副委员长共同发起在北京成立了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大师和阿沛担任筹委会主任。这个基金会的任务是：“联络国际友好人士、国际友好组织、团体、政府、国外藏族同胞、海外华侨以及国内各方面人士，旨在通过各种渠道筹备资金，为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提供辅助性的援助。”这个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做了不少有助于西藏建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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