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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奈何苍苍 于 2012-3-17 12:32 编辑
作者：穆林 来源：民声网（）
在宋鸿兵等国际问题专家眼里，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以及布鲁金斯学会、三边委员会、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等组织，其本质都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事实上，伊朗等反抗美帝霸权的国家及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安全机构都持类似观点，详见《资料18：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资料17：索罗斯们如何推动中国颜色革命》。苏联亡党亡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情报机构通过类似组织控制了苏共高层身边的智囊，也就影响和控制了苏联高层。
苏联前克格勃高官什罗宁将军曾在《克格勃X档案》（译者赵云平，新华出版社2003年6 月出版）一书中披露中情局本世纪最大的秘密是如何影响别国总统：
【70年代末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反侦察人员们得以解开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大的秘密，它在于这个部门制定，仔细准备并在80年代着手实施所谓深层掩护的专门计划。
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材料已知，该项计划的作者是中央情报局的前副局长比谢尔，他还制定了‘双重谍报网’的观念。根据这一观念推测，中情局将把在美国境外工作的外国人中最有价值和可靠的间谍用于侦察目的。】《克格勃X档案》–p42
【给小组规定的任务是满足侦察届向主导的国家机关、政治领袖周围、代表及其他机构和组织进行谍报渗透的需要。即说得是“培养”自己的影响谍报员，使他们向权力机构推进。
影响别国总统，影响其国家机构？难道这种事有可能吗？按照美国专家的断言，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这是保障全国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对总统可能用三种途径去影响。第一，直接通过高级会晤。第二，通过他的班子，要往里面打入影响谍报员。第三，间接地，在大众传媒中组织宣传运动，赞扬总统那些对美国有利的行动。】《克格勃X档案》–p45
在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影响的三种途径中，【通过他的班子，要往里面打入影响谍报员】，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渠道。而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等组织机构，执行的就是这样的任务。
比如，索罗斯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了大量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高尚全、吴敬琏、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茅于轼、张维迎、邹至庄、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胡祖六、王岐山、海闻、周其仁、周小川、易纲、楼继伟、荣敬本、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吴晓波、张军、赵人伟、刘小玄、哈继铭等。以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骨干力量，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鹤的组织下，形成了一个严密组织【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中国经济50人论坛】彻底主导了中国经济改革。而布鲁金斯学会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关系极其密切。
据完全公开的资料统计，中国目前很多高层智囊与上述组织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受其培养而成并长期资助，有意思的是这些智囊其理念主张都是反对和仇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政经制度代表了人类普世价值。除了以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外，还有郑必坚、吴建民、龙永图、江平、贺卫方、蔡定剑、梁治平、于建嵘等人，他们和以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共同主导了中国经济政治外交政策。比如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就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关系密切，该会刊物《战略与管理》因为离间中朝关系被停刊，而郑必坚则随后出任该会会长。
当然，除了这些学者和官员外，培养南方系这样的媒体也是他们的重中之重。福特基金资助南方系搞的“中国调查式新闻记者研修班”，仅仅是一个小案例。
这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全球统治的恐怖之网，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是金字塔的顶端及网状中心，中情局等西方情报机构是第二级执行机构，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布鲁金斯学会等组织是第三极执行机构，以上这些组织机构是第三世界如【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样的智囊团和南方系等媒体的真正控制者。
据英国《泰晤士报》2010年1月6日报道，伊朗当局禁止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右翼企业研究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发展署等60多个组织机构在伊朗的活动，因为这些机构都是中情局的傀儡。要知道，当今社会形形色色的基金会、NGO很多，有些不是中情局的傀儡，有些受中情局影响较浅。伊朗政府单禁止以上这些机构在伊朗的颠覆活动，这说明，以上这些机构深受中情局控制且危害极大。苏联亡党亡国，以上组织机构居功至伟。当今俄罗斯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以上这些机构的活动，但是自普京上台以来，这些机构在俄罗斯活动已经遭受到很大的警惕和限制。见《资料16：索罗斯们如何推动颜色革命》。
放眼当今全世界的大国，这些基金会及这些基金会培养的智囊和官员对中国的控制是最厉害，他们已经深入到中国权力的核心。下一个被肢解的，会是中国吗？
详细资料如下：
资料1：“苏共意识形态专家” 毁灭苏联
资料2：“苏共意识形态专家”布尔拉茨基仇恨斯大林
资料3：布尔拉茨基简介
资料4：俄罗斯历史重大揭秘：中情局隐性控制苏共高层
资料5：宋鸿兵：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
资料6：三边委员会亚太会议召开 郑必坚 吴建民参加
资料7：周小川与“三边委员会”
资料8：龙永图及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资料9：郑必坚、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战略与管理》离间中朝关系被封
资料10：布鲁金斯学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
资料11：郑必坚与布鲁金斯学会
资料12：刘鹤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布鲁金斯学会
资料13：中情局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资料14：福特基金会与共济会
资料15：触目惊心--受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的中国智囊
资料16：南方系控制中国互联网
资料17：索罗斯们如何推动中国颜色革命
资料18：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
资料19：中情局加紧渗透中国高校、学术机构、政府机关
资料20：恩道尔：1989年天安门鲜为人知的故事
资料21：案例解析：一个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
资料1：“苏共意识形态专家” 毁灭苏联
【本书试图按顺序阐述信息心理战进程中的种种事件。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导致苏联解体。战争并没有使用坦克进攻，也没有进行空袭，而是对社会意识展开了不间断的攻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完全是“存在决定意识”了。更大程度上是意识受到的直接影响对意识的操纵控制在发挥着作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P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派往各国的间谍也被称为第五纵队。战后时期在苏联的第五纵队的基干，是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人，他们通过潜移默化直接影响社会意识。1948年以后，这些人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到了50年代终于站稳了脚跟。本书使用的专有名词“苏共意识形态专家” 指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正是这批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力量有意或者无意地参与了反对我们国家的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P2
资料2：“苏共意识形态专家”布尔拉茨基仇恨斯大林
曾经担任过赫鲁晓夫顾问的自由派人士布尔拉茨基为了说明斯大林影响的扩大，在他的一篇长文中写道：“应当承认一个很难解释的事实：一个幽灵，斯大林的幽灵，在俄罗斯徘徊。”〔俄〕1997年5月22日《独立报》。
资料3：布尔拉茨基简介
《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作者 (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
*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作者简介：:作者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是苏联哲学博士，人民代表。他于50年代中期获法学副博士后，进入了前苏共中央机关智囊班子，充当谋士，长期为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在国内外政策的制定方面为其出谋划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他离开了中央机关，到《真理报》社、科学院等单位工作。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政后，他又复出。布尔拉茨基曾6次陪同赫鲁晓夫、4次陪同戈尔巴乔夫出访。因此可以说，他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坛风云变幻的重要直接见证人之一。
资料4：俄罗斯历史重大揭秘：中情局隐性控制苏共高层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M.戈尔巴乔夫、A.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Б.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
该书披露大量事实，讲述了共济会秘密组织以及中情局（CIA是隶属美国共济会体系的情报和行动机构）斥巨资在苏联寻找和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详细内幕，以及这些美国利益代理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现将该书有关内容摘编如下：
一
一些苏共领袖与共济会建立联系，并非始于80年代改革时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60和70年代。
戈尔巴乔夫与共济会的最初联系，可能是发生在他在意大利休假时期。А.Н.雅科夫列夫与共济会的联系是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出任大使的期间。
有关戈尔巴乔夫作为“自由石匠”（即共济会员）身份的消息，1988年2月1日 首先在德国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杂志《光明普照》（“Больше света”）上被透露。类似消息也披露在纽约的报纸《新俄罗斯言论》（“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1989年12月4日) 。该报甚至得意地刊登了一幅照片，图中美国总统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互相做出典型的共济会密语手势。
但关于戈尔巴乔夫共济会身份最有分量的证明，是关于他与世界共济会高层代表的密切接触，和1992年所披露的戈尔巴乔夫是共济会最高国际机构“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据西方透露，戈尔巴乔夫和三边委员会联系的中间人是著名的犹太金融家、共济会高级会员、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的著名间谍索罗斯。由于与“摩萨德”的关系，70--80年代索罗斯曾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
共济会资金供养的美国情报机构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招募了一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苏联实习生，其中包括未来的“改革”领导人A.雅科夫列夫以及O.卡卢金。
前苏联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指出：在克格勃档案中至今保留着50年代雅科夫列夫、卡卢金留学时代与中央情报局基干人员的合影。（《青年近卫军》，1992年10月）但克格勃当时并没有弄清中央情报局是否招募了他们，还是只限于一般性接触。
早在80年代，雅科夫列夫就在《文学报》发表的文章，抨击俄罗斯民族复兴活动。雅科夫列夫号召对俄罗斯民族复兴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行政镇压。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这一镇压被付诸行动了。
70年代初，雅科夫列夫被苏联外交部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在那里，他与加拿大总理、著名共济会员特鲁多建立了特殊的关系。看来，正是在那一时期，他加入了与世界共济会秘密组织成为“兄弟会”的一员。众所周知，正是雅科夫列夫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新思维”的核心思想人物，这并非偶然的。
20世纪60和70年代，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周围，出现了一个改革思想家集团，该集团成员包括：Ф.М.布尔拉茨基（1964年前），Г.Х.沙赫纳扎罗夫，Г.И.格拉西莫夫，Г.А.阿尔巴托夫，А.Е.鲍文。这些党的意识形态顾问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下，贩卖亲美主义的新思维。他们推动国家政治领导人采取了导致苏联灭亡的第一批措施。
在这些改革智囊人物中，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Г.А.阿尔巴托夫是代表和典型，当时，他积极推销亲美国的政策。苏联解体后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表彰说：“自70年代起，阿尔巴托夫先生就是美国在苏联最好的朋友。”
二
70年代共济会资助的未来学组织”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的数据表明，全球资源正在以灾难性的速度随人口增加而急剧减少，西方国家正面临着不得不削减福利水平的威胁。
在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上，共济会关于必须谋建世界新秩序的古老纲领再次被强调。根据这一纲领，必须掌控整个世界的控制权，为西方少数国家的利益制订专门的计划对地球资源实施管理和控制。苏联是建立这一全球秩序道路上的主要阻力，必须摧毁。而与此同时，苏联国土上又存在着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
为此目标，70—80年代，美国加速在苏联推进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计划。
1980年代克格勃获悉这一计划并就此向苏联政治局提交了专门文件，其名称是《关于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的计划》。该报告指出：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准确材料，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其专家关于苏联今后发展道路的分析和预测，正在制订加强瓦解苏联社会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敌对活动计划。为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情报部门提出任务，从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对他们进行培训，之后把他们输送到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管理部门。
中央情报局还制订了对利益代理人单独培训的计划，以使他们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技能，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政治和思想工作。除此之外，培训这类代理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教授国民经济领导层管理方法。
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计划有目的地和坚定不移地寻找具备担任管理机关行政职务人品和业务素质，并能够完成（苏联的）敌人确定的任务的人员，不管花费多大。
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考虑，一些执行破坏（苏联）国民经济政策和扭曲（苏联）领导指示任务，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个别利益代理人的活动，将由在美国情报机构框架内建立的统一的中心进行协调和安排。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意图，利益代理人有针对性地活动应促进：为苏联内政制造某些困难；遏制苏联经济的发展；对苏联陷入绝境的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在制订上述计划时，美国情报机构已考虑到，苏联与西方日益增加的接触，为计划在当前条件下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根据直接在苏联公民中从事招募利益代理人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的讨论，目前美国特工机构实施的计划将促使我国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发生质的变化，首先是经济领域。而最终将导致苏联接受许多西方的思想。”（《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3月3日发表了上述报告）
秘密的犹太共济会组织制订了针对苏联的具体计划以及细节。根据拉脱维亚外交部提供的材料，仅在1985-1992年之间，西方（首先是美国）为“苏联民主化进程”（即消灭俄罗斯）投资900亿美元。这些钱包括购买官员服务，培训利益代理人和为他们活动支付报酬，购买特别的技术设备、资料和聘请教官等。
共济会用大量金钱支付苏联利益代理人的费用，包括：支付他们出国的旅费，国际消费以及各种基金会为书籍出版和文章的发表而提供高额稿酬，演讲和讲课费等。正是在80年代中期，这些代理人的活动特别活跃。尤其是在莫斯科。
三
克格勃情报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上述培训美国利益代理人的机构，揭露这些机构培养的“毕业生”名单，但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变者的活动。
不仅如此，他还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共济会“教父”A.H.雅科夫列夫打掩护和辩护，尽管来自情报部门的有关雅科夫列夫的揭露铁证如山。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悲哀地指出：
“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根据西方特工部门的评价，雅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场，可靠地抵御着苏联的‘保守’势力，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坚定地寄希望于他。但看来西方认为，雅科夫列夫应有更加坚决和积极的表现。一个美国代表受委托与雅科夫列夫进行了一次相关的谈话，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早与犹太共济会组织融为一体。未来的历史学家还将揭示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变为国际共济会活动家的具体细节。
可以有把握地说，存在收买和行贿问题。 比如，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承认，苏共中央总书记接受过贿赂，包括接受来自韩国的贿赂。有消息称，1990年美国侵略伊拉克期间，谢瓦尔德纳泽因执行亲美政策而得到300万美元的贿赂。普里马科夫也得到了美国的巨额金钱奖励。还有关于进行讹诈和利用苏联领导人中人性弱点的信息。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终将会真相大白和公诸于世，包括细枝末节。在所谓改革时期，苏共的管理体制，几乎全班人马地改变为两套相互补充和相互交织的秘密权力机构：国际共济会机构和黑社会式的企业家机构。正是这些机构逐步控制了国家的政权。
四
索罗斯于1987年建立了所谓“索罗斯基金会——苏联分会”，该基金会又派生出苏美“文化倡议”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有著名的Ю.阿法纳西耶夫，《旗帜》杂志主编Г.巴克拉诺夫，思想家Г.扎斯拉夫斯卡娅，著名律师马卡罗夫，宪法法院法官Э.阿梅基斯托夫。
利用索罗斯的资金支付了一些政治家的解体苏联的政治活动，他们在解体苏联的过程中扮演了可悲的角色。特别是Ю.阿法纳西耶夫。1990年索罗斯资助了以Г.亚夫林斯基为首的“500天”计划制订小组，该计划旨在搞垮苏联经济。之后又资助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盖达尔计划”的成员——盖达尔后来成为总理，推行了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500天”萨克斯休克“计划。索罗斯基金还资助了大量新闻记者和电视主博的反苏活动，培训了一批“独立的电视媒体”专家。
1989年，索罗斯在苏联《旗帜》杂志发表文章，号召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斗争，称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新世纪和全球化运动的最大威胁。
索罗斯基金会代表机构网点的发展，在苏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索罗斯基金会的大部分人员是共济会积极分子和西方特工机构间谍二合一人物。由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
根据媒体报道，“索罗斯80——90年代是莱茵河畔到乌拉尔山脉广阔土地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国外》，1993年38期，10页）。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旨在用共济会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灌输西方的生活方式，将俄罗斯的大批知识精英输送引流到美国。
观察索罗斯基金会多方面的活动，人们不仅为它们的规模，也会为计划的缜密性而感到惊讶。不能不意识到，索罗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影响力超强的组织。
只是经过若干年后人们才得知，威力无穷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只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托儿”的组织——这个基金会后面的真正主体是共济会。
五
戈尔巴乔夫成为共济会”彼得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确切时间是在1989年1月份。苏联变革的这位主要设计师，在这一年与作为“新世界设计师（石匠大师）”和“新世界秩序”构建者的“兄弟会”国际高层成员们的在莫斯科举行会见。
其中包括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共济会"圣约信徒"会的领导人），Ж.贝尔特朗，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及中曽根康弘。
而作为为秘密犹太共济会信仰另一方的出席人，除М.戈尔巴乔夫外，还有А.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Г.阿尔巴托夫、Е.普里马科夫、В.梅德韦杰夫(编者注：一般为了区分翻译为迈德韦杰夫或麦德韦杰夫，为当时苏联第一副总理，并非目前苏联领导人)及其他一些人。通过一系列秘密会谈，制订了绝密的联合行动协议，其性质当时很少为人知道。
但这一年底，当戈尔巴乔夫率领曾参加与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会见的原班人马在马耳他岛与布什总统会见时，一切就完全揭晓。
“许多专家认为，马耳他是戈尔巴乔夫与布什达成根本性协议之地，该协议不久就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剧变”。正是在马耳他——马耳他”圣殿骑士团“的首府，他们签署了重要的历史性协议。
而戈尔巴乔夫作为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也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勋章获得者——这象征着共济会与同意背叛祖国的苏共领导人之间关系进入一种新阶段。
1990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年。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国家管理制度的变化。利用过渡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政治局战友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
如果以前政治局中有所谓保守势力，那么，在新的条件下再没有人能够限制他们。许多国家防卫机构被有意识地撤除和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秘密的影子权力机构——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和组织的大规模建立。
六
苏联国土上出现的第一个正式的共济会机构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分会"圣约信徒会"。该分会是根据共济会领导人之一亨利·基辛格的请求建立，得到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批准。
1990年4月法国共济会大东方社主教拉加什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许多俄罗斯人加入了他领导的大东社。
晚些时候，拉加什又表示，在前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建立共济会的过程中，“在俄罗斯我们不得不采取特别谨慎的措施”。
根据拉加什的说法，他首先与俄罗斯驻巴黎使馆一等秘书Ю.鲁宾斯基建立了联系。Ю.鲁宾斯说，在原苏联地区重建共济会现在已完全可能，虽然不会没有来自社会舆论的阻力。
“我们不怕冒险”，拉加什说，“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必须极度保密。”（《苏维埃俄罗斯报》，1993年9月9日）
其他共济会分会领导人也在叶利钦掌权之后也公开地谈到如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培养共济会的骨干力量。
一位目睹者称：听他们讲述后不难想象，共济会成员对在西欧，特别是在巴黎出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进行秘密招募工作已经多年。当然，回国之后，他们决不会无所事事。实际上，每一个分会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这些精神叛逆者进行工作。
1989年5月，巴黎的犹太月刊杂志"L'Arche"刊登消息称，1988年12月23-29日，以马克·阿伦会长为首的法国"圣约信徒会"分会21人组成的代表团造访莫斯科。在访问期间组建该会的第一个分支机构，5月份成员已达63人。当时，还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建立了两个分支机构，之后，在彼得堡、基辅、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市也建立了分支机构。
自1989年开始，共济会会员们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开的宣传共济会破坏性思想和在俄罗斯招募新成员的运动。进行所谓“外在化”运动，在这一运动的框架内，共济会会员在大礼堂、报刊、广播和电视上举办讲座，做报告。
1991年3月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电台号召苏联居民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加入共济会分会。进行转播的Ф.萨尔卡扎诺娃通知了共济会地址。按该地址，苏联公民可以加入共济会巴黎分会。该分会不是普通的分会，是专门为“加速俄罗斯共济会发展”和重建那里的“共济会机构”而建立的分会。为了使该分会更有吸引力，共济会弄虚作假，称该会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尽管他们完全清楚，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从来不是共济会员）。该分会的成员们发表讲话号召以美国为样板对社会进行道德和精神的完善，而美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共济会原则”（《俄罗斯通报》，1993年）。
响应“自由”电台关于加入共济会号召的信件纷至沓来。向法国共济会投寄的信件来自维尔纽斯、巴库和基辅。而后对候选人进行了单独的工作。通过挑选和检查后，为候选人举行入会仪式，成为共济会新会员。
七
法国共济会大东社团长拉加什1991年9月曾说：法国的共济会员们竭尽全力“为在东、中欧民主化建设增添砖瓦”。
根据他的讲话，大东方社为此拟增加必要的物资和财政力量（《消息报》，1991年9月13日）。经过一段时间，大东方社团长来到莫斯科，之后又造访了彼得堡，以规范地组织共济会的工作。
同时进行工作的还有共济会法国大民族分会。1991年4月，该会发展了两名俄罗斯公民，他们成为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北方之星”的组织者（《莫斯科真理报》，1993年9月2日）。
1991年八月政变开始前夕，俄罗斯共济会分会“普希金”会的一位会员来到莫斯科，他是1922年从敖德萨侨居国外的犹太人（其名字对外保密）。随同他来莫斯科的还有该分会8个会员。这位共济会特使在8月30日开办了新的分会“诺维科夫”。共济会《苏格兰宗教礼仪期刊》对“法国大民族分会推动的”这一事件表示欢迎。该期刊写道，“这意味着，在东方集团人民中，蓝色分会和苏格兰宗教礼仪最高委员会的逐渐恢复，前进了一步。”（《天主教研究》，1992年7月）
由于1991年8-12月政变，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的计划实现了。大批共济会成员成为叶利钦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叶利钦政权的政策提供指导和顾问。
在美国，共济会为这一计划开办了一个新的活动中心，取名为“俄罗斯之家”，由俄罗斯共济会代理人Э.洛赞斯基领导。当然，这个中心所有将在俄罗斯推行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国际犹太共济会中枢和中央情报局所设计的。
（注：以上资料系根据马维先先生译文摘编）
资料5：宋鸿兵：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6.18]
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１９７４年４月
1992 年7 月16 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6.19]。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 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拥有3600 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 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极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P 摩根国际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切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1962 年和1973 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克林顿在1989 年加入外交协会，１９９１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6.20]，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１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6.21]
戴维·洛克菲勒1991 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Prince Bernhard）于1954 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 Society）、圆桌协会（Round Table）、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6.22]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
但没有网站。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 年。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William 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
纪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 和卷2 讲述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Etienne 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 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 Montbrial）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 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会上不提出任
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 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 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恩达尔（F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 Century of War:Anglo 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书中详细讲述了1973 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１９６９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１９７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Walter Levy)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４００％，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８４名成员参加了是次会议。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 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著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6.23]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１９７２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１９７２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１９７０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 ，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
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
１９７５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 and 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２００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资料6：三边委员会亚太会议召开 郑必坚 吴建民参加
2005年11月28日 中国青年报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 (本报记者 王冲) 1981年“三边委员会”在中国举行会议时，大家谈的是如何对付苏联的威胁；24年过后，这个声名显赫的委员会再次回到北京开会，“中国和平崛起”成了讨论热点。
11月25日～27日，“三边委员会”亚太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唐家璇设宴款待，外交部长李肇星到会发表演讲。国内知名智囊人士郑必坚、胡鞍 钢、王缉思、秦亚青均发表演讲，向美欧前政要、智库人士解答了“中国崛起为什么是和平的”这个问题。
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评价说，这次会议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召开的一次会议，有助于各国了解关于中国崛起的第一手信息。与会的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认为，虽然通过一次会议未必就能改变别人的看法，但交流一下总没有坏处。
吴建民：2005年是“中国崛起年”
2005年，西方媒体史无前例地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大篇幅、立体式报道，中国问题研究也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点。
“2005年将作为中国崛起年被大家记住。我参加了不少国际学术会议，无论主题是什么，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吴建民说。
对中国的崛起，有人欢呼，也有人害怕。在吴建民看来，中国的崛起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实现的。面对来自各国的智囊人士，他解释说，中国崛起最重要的特征，是和世界其他国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200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3.6%，美国的贡献是35.7%，但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7倍。他的结论是：中国崛起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而是对所有各方都有贡献。
郑必坚：“中国龙”不是“北极熊”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告诉与会的各国前政要，中国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不是人均消费25桶石油的“美国梦”，不是近代以来曾经有6000多万人向海外移民、到处建立殖民地来实现自身发展的“欧洲梦”，也不是搞军备竞赛、输出革命的“苏联梦”。“我们只输出电脑，不输出革命。”郑必坚被视为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分析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演讲时就提出过和平崛起的理论。
郑必坚引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的话概括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而是要用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主文化，去点燃人类文明之光。郑承认，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一些干部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出现了心态膨胀，必须予以引导，使中国既成为政治、经济大国，又使人感觉可亲可近。
郑必坚演讲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文明的复兴”。“‘中国龙’决不会成为冷战时代的‘北极熊’。既然这样，人民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有什么可担心、可忧虑、可害怕的呢？”他问道。
世界担心中国什么？
当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时，当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遭遇政治瓶颈时，当中国纺织品出口规模被迫收缩时，中国国内有些人不理解：世界到底担心中国什么？
外界担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会耗尽世界能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 钢在题为“中国崛起的五大规模效应”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能源需求给一些国家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会给一些国家带来挑战。他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减少对外界的负面影响。“中国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同时也在重塑世界。”胡鞍 钢说。
郑必坚则提醒各国政要注意一个细节：中国在人均消费石油不到1.5桶的情况下，还提出“十一五”期间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20%。
中国崛起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中日摩擦问题，也被外界所关注。“三边委员会”亚太组主席小林阳太郎认为“中国不是威胁”，他告诉记者：“中国不应该被看作威胁。没有中国经济的增长，没有中国接纳这么多日本公司，过去几年的日本经济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增长。”他认为，中日摩擦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只不过最近几年表现得特别明显罢了。
“三边委员会”北美组主席托马斯·福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不愿看到中日政治关系冷却，亚洲的未来应由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决定。
对于复杂的中日、中美关系，郑必坚开出了O＆P药方———O代表大局意识(OverallSituation)，P代表务实精神(Pragmatic)。他说：“有了大局意识和务实精神，就可以促进各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三边委员会
“三边委员会”是由洛克菲勒、布热津斯基等人于1973年发起成立的著名政策协调机构，其成员包括北美、欧洲、亚太地区的350多位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该委员会每年都会就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问题进行研讨，形成政策建议。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机制，就是在“三边委员会”倡议和推动下建立的。 (王冲)
资料7：周小川与“三边委员会”
《商务周刊》2007年11月
十七大召开之际，《华尔街日报》最关心的人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外，恐怕就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署名《周小川或将离任，未来平添变数》的分析文章中，《华尔街日报》高度评价了这位清华大学博士的功绩：“5年前担任中国央行行长以来，周小川不断推进对银行业的整顿，对希望更多参与中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放宽了限制。”
文中列举到，“在美国政治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时，他主持了10年来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升值行动”，“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批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到海外上市，因积极推动银行系统的发展而赢得了尊敬……”
无独有偶，英国《金融时报》十七大前也对中国的央行行长不吝赞誉，强调他是“一位异常敢做敢为的央行行长”，“在这个领域(金融)极富经验，而且在全球投资界赢得了尊重”，最后甚至指出，如果周的位置被盛传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取代，“会让很多外国政府感到失望，因为尚缺乏国际经验”。
现年59岁的周小川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受到美国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的关注，被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可以用英语发表讲话，并同其他国家央行官员自由交谈。尽管华尔街的观察家对“顶住强大的反对压力推动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周小川未来仕途判断较为保守，但在他们看来一个无法改变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逐步走向金融市场开放”。
通过深刻观察中国高层领导今年以来对金融安全的高调宣传，詹姆斯·彼得拉斯得出判断，“中国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成为激烈讨论和反对的目标”。但他认为，目前自由改革派逐渐占领了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虽然暗藏风险，但自由化的进展循序渐进，步伐也越来越快”。
尽管金融自由化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例如1990年的日本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开始于今年7月以来的欧美次级债危机，但中国的银行家们有充分的理由赞美它，比如：
“外国银行的进入将改善金融服务效率，减少腐败，让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带入新高度”；
“外国银行资本要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因此它将服从于中国法律，并为中国利益服务”;
“中国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比其留在国内会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
“在投资海外市场的同时，中国可以确保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等供给链的完好无损，并缩小贸易顺差和消除欧美政策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金融部门的开放，中国将获得华尔街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方面的支持”。
所有这些有力的观点，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发挥影响了。
中国扩大了外国资本进入证券市场的通道。5月，中国政府批准合资券商进入中国，并扩大了它们的业务种类。现在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经营信用卡业务，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也从原来的100亿美元上涨到300亿美元。
资料8：龙永图、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会顶尖精英云集 中国仅2人曾被邀
时间：2010年06月07日 中财网
6月4日~7日,世界上最神秘的精英阶层聚会--彼尔德伯格会议（Bilderberg Conference）在西班牙小城希特格斯（Sitges）举行。这座安静的小城距离巴塞罗那20公里远,一向以同性恋者聚集而著称,现在它迎来了100多位政界、军界、商界、金融界和学术界的世界顶级大佬,整座小城顿时戒备森严。
秘密聚会
英国《卫报》记者查理·斯盖尔顿（Charlie Skelton）在专栏中饶有兴致地描述了他的见闻,他跟其他彼尔德伯格会议的"追踪者"一起绕过盘查,在会议举办地多尔斯旅馆对面架起高倍望远镜,偷偷窥视着会场内的风吹草动。他看到了巴克莱银行董事长Marcus Agius、德意志银行CEO Josef Ackermann、前美国陆军副总司令杰克·基恩将军、奥巴马总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Richard Holbrooke,以及ING集团主席、芬兰财政部部长……与会者背景之复杂、地位之高,任何其他的国际性会议似乎都无法与之相比。
就在一个月前,另一个世界精英集团"三边委员会"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了年会,来自北美、西欧、亚太地区的政府高官、学术界领袖、跨国公司老总以及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负责人齐聚一堂。在"三边委员会"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查到会议举办的日期是5月7日~9日。几个月后,我们或许还可以花十几美元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买到这次会议的论文集。
然而彼尔德伯格会议却与"三边委员会"截然不同,它的参与者背景更加复杂,也更加神秘。它既没有官方网站,也不发表任何声明,甚至禁止一切新闻媒体拍照或采访。去年《卫报》记者查理·斯盖尔顿在希腊雅典追踪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时,就曾被当地警方逮捕。有时连举办地政府都不知道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存在。2000年,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小城Genval举行,当地市长被追踪者们的电话吵醒,惊讶地说:"你们在开玩笑吧,如果荷兰女王和亨利·基辛格来了这里,我怎么可能没接到通知？"
最近两年情况有所改观。《卫报》、《泰晤士报》等媒体开始对彼尔德伯格会议进行有限篇幅的报道,全世界对该神秘会议的关注也与日俱增,这一切应当归功于那些专业彼尔德伯格追踪者的不懈努力。有些追踪者已经研究彼尔德伯格会议长达数十年,拥有独特的情报来源和追踪方法,他们能够提前数天准确报出会议举办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获得部分与会者名单。
谁在聚会
在追踪者获得的名单中,不难看出这个精英俱乐部的构成。据传参加过彼尔德伯格会议的部分重要人物如下: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从1957年开始,基辛格几乎参加了每一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不过今年没有参加;大通曼哈顿银行前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作为彼尔德伯格会议所剩不多的元老,比亨利·基辛格的出勤率还高;前美联储主席、现任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克尔:从1982年开始,沃克尔参加了几乎每一届彼尔德伯格会议;爱尔兰政治家、BP、高盛等多家跨国公司董事彼得·萨瑟兰:萨瑟兰是彼尔德伯格会议组委会成员,参加了1989年之后的历届会议。
在政界,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1991）:当时克林顿还未当选总统;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1993）:当时还未当选首相;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1991）:当时还未当选首相;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1997）;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据传2008年曾与奥巴马一起参加。
在金融和企业界,有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2008、2009）;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2008、2009）;美国前财政部长、美国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萨默斯;世界银行现任行长罗伯特·佐立克:最近几年每场必到;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总是与他的老朋友保罗·沃克尔同时出现;戴姆勒·克莱斯勒前CEO Jürgen E. Schrempp:参加了1994年后的历次会议;前巴克莱银行CEO 马丁·泰勒;IBM总裁郭士纳;曾任壳牌石油和诺基亚总裁的Jorma Ollila,等等。
《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专业财经媒体每年都会有1~2名编辑出席,不过从未写出过任何一篇报道。据称,1998年,《经济学人》的幕后老板伊夫林·德·罗斯柴尔德爵士正是在彼尔德伯格会议上邂逅了美丽的女记者琳恩·福瑞斯特,二人后来在美国白宫举行风光大婚。
中国人曾经两次被邀请参加,分别是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2004）和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毅（2006）。
追踪者的情报
目前最著名的彼尔德伯格追踪者,当数畅销书《彼尔德伯格集团》作者、俄裔加拿大作家丹尼尔·埃斯图林（Daniel Estulin）,以及美国资深记者吉姆·塔克（Jim Tucker）。他们或是收买会场服务人员,或是通过其他更为神秘的内线,经常能得到不少独家信息。这些信息固然缺乏足够的可信度,不过还是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一些情况。
2006年,大佬们在加拿大渥太华聚会,此时美国次贷危机已初露端倪。2007年,彼尔德伯格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就在会议召开前一天的5月30日,多年来从未缺席彼尔德伯格会议的罗伯特·佐立克刚被提名为世界银行行长。气候问题是2007年彼尔德伯格会议的焦点之一,既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也不肯为碳减排作出承诺的美国成了大佬们批评的对象,据追踪者爆料,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给会场酒店房间挨个打电话,承诺将在2008年年底前出台碳减排相关法案。
2008年度彼尔德伯格会议选择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小城Chantilly召开,一些外国政要借访问华盛顿之机参加了盛会。这其中包括荷兰首相Jan Peter Balkenende,在荷兰驻美大使馆的公告中,坦承首相将借访问美国之机顺便参加一年一度的彼尔德伯格会议,这或许是这个神秘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官方通告中。这次在美国召开的会议得到了更加周到的安全保护,一些追踪者被逮捕。人们注意到,民主党当时两位竞争激烈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几乎在同一时间"失踪"了,有消息称他们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某个地方举行了会晤,而彼尔德伯格会议的举办地正是在这个地区。
2009年精英俱乐部在希腊首都雅典聚会,金融危机是其讨论的热点。美国财长盖特纳、奥巴马总统特使Richard Holbrooke等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今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发生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当口,根据丹尼尔·埃斯图林获得的一份议事日程,欧元危机不出意料地成为了头号议题。今年会议,大卫·洛克菲勒和他的朋友保罗·沃克尔再次出现在了参会名单中。
而大佬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西班牙,正是欧洲债务危机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追踪者们开玩笑说,去年彼尔德伯格会议在希腊召开,结果那个国家险些破产,那么今年西班牙也得多加小心了。
"飞上彼尔德伯格的墙头"
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由荷兰女王的丈夫贝恩哈德亲王（Bernhard）出面,邀请各国精英到荷兰的彼尔德伯格旅馆举行会议,以弥合欧洲与美国之间日趋扩大的裂痕,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后来这个聚会固定为每年一次,虽然地点变化,但还是保留了最初举办地的名字以示纪念。
从成立之初,彼尔德伯格会议就没有把亚太国家包括在内。1972年,大卫·洛克菲勒提出让日本加入会议,遭到拒绝。于是他另起炉灶,成立了"三边委员会","三边"指北美、西欧和亚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三边委员会"盛极一时,成员中包括大量政界要人,有"影子政府"之称。随着2005年该委员会亚太区论坛在北京举行,"三边委员会"对于中国来说已不再神秘。去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应邀到东京参加2009年度"三边委员会"年会,会议的第一项议题就是宣布接纳中国和印度为正式会员。
年会结束后,"三边委员会"把会议发言整理成册,将与会者的真知灼见公之于众,"三边委员会"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学术论坛。
很多人猜测,更具私密性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表达的观点会更没有拘束。在本次彼尔德伯格会议前,英国《卫报》网站搞了一个投票:"你渴望飞上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墙头一窥究竟吗？"结果有90.6%的人选择"是,他们应该被监督"。(.第.一.财.经.日.报 .乐.平)
资料9：郑必坚、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战略与管理》离间中朝关系被封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大事记
2008年 5月 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出任我会会长
2006年 5月 我会代表应邀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加拿大举行的第54届年会
2009年10月 2009年10月22日至23日，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首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中美双方官、产、学界代表400余人与会，共同研讨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战略关系与务实合作方面的重大问题。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对论坛盛况、会议成果及发展我新能源启示作了专题综合报道。不冷总理接见了参会主要代表，李克强副总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刊物《战略与管理》离间中朝关系被封
香港成报报导，在北京出版的双月刊《战略与管 理》，因为批评北韩领导人和政府，引起平壤方面强烈抗议，结果被勒令停刊。 该杂志一名负责人接受成报查证时，证实停刊消息。据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于 九月十日访问北韩前，杂志已被有关方面勒令停刊解散，作为对北韩的见面礼。 据称，天津社会科学院某研究员在该杂志今年第四期上发表题为《以新视角审视朝鲜问题 与东北亚形势》的文章，尖锐批评朝鲜的内外政策。 文章表示，"朝鲜置本国人民生死于不顾，不去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去片 面发展核武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为维护家族世袭统治，大搞极左政治与政治迫害 。对我国以往的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毫无感激之情，在关键时刻不能给以充分理解和全 面支持"。 文章又说，"朝鲜不顾国家财力极为拮据，置国际社会一片反对于不顾，肆意妄为，执意 发展核武器及远程战略武器，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国际社会的蔑视和挑衅，是对日韩两国 的实际威胁，也是对我国和俄罗斯的潜在威胁，是破坏东北亚局势的不安定因素，必须坚 决反对"。据报导，文章刊出后，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高层分别向中共和北京政府的相关单位提出强 烈抗议，北京高层十分紧张。由于恰逢北韩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问题上表现出退缩意图 ，为了照顾大局，稳住北韩，北京当局决定给予《战略与管理》最严厉处分：停刊、解散 。 报导指出，九月十日至十三日，李长春代表北京政府前往平壤进行游说工作，曾就《战略与管理》的文章向平壤方面表示歉意。
关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停刊的声明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关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停刊的声明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在此就《战略与管理》杂志停刊事宜声明如下：
一、《战略与管理》杂志已于2004年7月1日起停刊，截止于2004年第3期。
二、《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已于2004年8月31日解散。
三、各订户请直接向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办公室声明办理2004年下半年订费的退款。来函请说明：订阅单位、数量、交款额、应退款额、联系人，并请附交款凭据。
四、新的联系方式：地址：北京市景山前街20号北楼410房间。联系人：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办公室王剑，电话：66736129转410房间，传真：66736129转410房间，邮编：100009。
五、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向《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全体订阅者、读者、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各位过去一直对《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支持和厚爱。
以上特此声明。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二00四年九月二十日
资料10：布鲁金斯学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
“奥巴马总统找情报官员谈事时，屋子里常站着24个人。这很说明问题，为什么总统找不到一个可以掌控一切情报机构的人来谈？多并不意味着好。”这是美国前中情局官员、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里艾德尔对美国情报机构去年年底接连出乱子的点评。
美国中情局借人才拉拢破坏伊朗核能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成员布鲁斯·里德尔先前是负责伊朗和中东情报事务中情局高级官员。他说，经过多年磨砺，伊朗反间谍机构如今办事效率高，反外国谍报记录颇佳。
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6日报道，伊朗当局昨天宣布，禁止与60多个谴责伊朗当局的西方国际组织有联系，并列出一张黑名单。
这份名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声(VOA)和其他有波斯语业务的国外传媒机构，禁止他们的节目在伊朗境内采访或播放。还包括一些智囊团、学术机构和其他来自欧美的非政府组织，具体的有耶鲁大学、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右翼企业研究所、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会、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一些与伊朗的大学和民间机构有联系、并被认为对伊朗不友善的西方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
伊朗情报部表示：“伊朗个人或组织与这份黑名单上的组织的任何联系都是非法和被禁止的，市民应注意防范敌人的阴谋和陷阱。”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分析家表示，此举这将极大地削弱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仅存的通讯渠道；有人表示，伊朗当局偏执地相信这些组织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有意诋毁伊朗，破坏伊朗政权。
资料11：郑必坚与布鲁金斯学会
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主办介绍
2011年01月04日 新浪财经
主办单位领导简介
郑必坚，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
中国著名理论家、战略家，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是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现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外交学会高级顾问等官方和社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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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7 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