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左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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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2-3-15 09:38 | 作者: 甄岩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709 | 回复: 2

[size=1.17em]认真吸取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左派态度的深刻教益
甄岩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始终贯穿着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态度问题。左派的表现如何，是事关文化大革命成败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而毛主席对待左派的态度问题，总是根据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但是关心爱护备至，教育帮助他们健康成长；而且也有严格的要求甚至是严厉的批评。贯穿始终的是，毛主席要求无产阶级左派，在抓好批修的大方向的同时，必须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即搞好斗私。无产阶级左派，如若处理不好批修与斗私的辩证关系，不能在文化大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严于解剖自己，改造世界观，往往要被革命大潮所淘汰，有时甚至导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历史教训！
在文革十年中，在革命的初期阶段，即在发动群众的阶段。毛主席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充分鼓励和依靠他们，发扬对一切走资派和反动派“造反有理”大无畏革命精神，兴起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高潮。即使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也注意提醒革命左派要严于解剖自己，“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一时期明显的例子，如当彭真等人在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中提出，要对“左派整风”，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对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在批判“二月提纲”的基础上，伟大的指导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五一六通知》问世。
又如：1966年7月8日，毛主席写给江青同志的重要通信中，特别提醒江青，要学习鲁迅，“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再如，毛主席在1966年8月1日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讲到你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伟大导师是多么亲切的关怀，热切的期望和恳切地指出红卫兵前进的正确方向！然而，他们中有许多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所谓“红二代”，不听毛主席苦口婆心的谆谆教导，终于走上了反面。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触及到他们的“老子”的时候，他们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挑动下，由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堕落成一个反动组织——“联动”。他们高喊着反动“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同志曾教育帮助他们，并给他们改写对联：“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可是他们当作耳旁风，置若罔闻！——笔者注）；大搞“打、砸、抢、抄、抓”；甚至私设监狱，杀人越货，北师大附中校长的被打死，逼死著名作家老舍，现在已经揭露出来，就是他们的“杰作”。
当到了1967年，即进入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毛主席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赱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毛主席随即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这个时候，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们，也更加疯狂。他们在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甚至指使在军内的代表人物，如青海的赵永夫，打着“支持左派”的旗号，实际是支持右派，向左派群众开枪，竟打死了70多人。
而左派群众，特别是运动初期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击迫害，其后又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支持下，他们解放了。这些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红卫兵小将，掌了权。但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加强自身世界观的改造。而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我为中心”夺权，对不同观点的对立派，统统打成“保守派”，或者“反革命派”，加以排斥和打击。在北京就分“地派”、“天派”，全国各个地方都分两派，开始是文斗，后来就发展到武斗。真是闹得不可开交。
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批修中，不抓好斗私，革命是搞不好的。假如，当时广大革命造反派群众，能够听毛主席的话，“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认真实行毛主席教导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哪里会长期出现两派内战不休，直到发展到武斗呢？即使出现了两派严重对立，要是认真听取毛主席的苦口婆心的教导：“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至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于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对于工厂中的两派群众组织，毛主席也作了针对性很强的指示，“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骗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毛主席还强调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是，当时两派，包括工厂中的两派，没有听，继续打他们的内战，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青少年、红卫兵，大多没有成年，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即使是工人群众，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世界观，在革命斗争中如若不能自觉改造世界观，是不可能由一个自在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转变成为一个自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小资产阶级总是要在阶级斗争中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要他们不表现是不行的。所以，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使然，它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必然要反映到党内、中央来。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经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刘邓理所当然的受到了批判，当时调陶铸任中央常委。而陶铸同样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没有认真领会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而是成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派”。因为他是中央常委，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首先应当在中央常委会议上，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如若陶继续坚持错误，死不改悔，再打倒，也不迟。但是，当时在陈伯达和江青的支持下，把陶铸捅到社会上去，打倒了。这件事在1967年2月6日的会议上，遭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毛主席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2月10日，毛主席继续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又批评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决定：立即举行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其实，毛主席早就告诫过江青的“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因为江青没有时时刻刻记住毛主席的告诫和殷切期望，结果，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这就是，叶剑英等人大闹怀仁堂、京西宾馆，刮起了一股猖獗一时的“二月逆流”。当然，这里有一个界限问题：一个是左派犯错误，一个是维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十年以后，毛主席逝世之后，证明了这一点。——笔者注）。通过这个问题和事件，左派必须要深刻地吸取教训。
此后不久，毛主席曾严肃地警诫革命左派队伍：“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毛主席的警示，无论对上层，还是下层广大革命群众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不论处在下面的广大群众，还是处在上面的中央领导人，都没有认真领会毛主席的教导。
到1967年7、8月，又发生了另外的两个重大事件。一是武汉的“7.20事件”。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武汉，为了处理武汉的两派群众联合问题。毛主席一再指示，对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开始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百万雄师”，他们认识了错误，应该拥护他们，支持他们出面把两派团结起来。即使对保守派“百万雄师”中间绝大多数群众都是好的，也要把他们一起团结起来，共同革命。正在这个时候，王力、谢富治处理完了四川问题，到了武汉。本来周恩来同志已经把处理武汉问题的指导意见，告诉了他们，并且要他们到两派群众中去，不要随意表态，要他们多做团结联合的工作。结果，他们（主要是王力）不听，支持一派，排斥一派；以致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武汉“7.20事件”。
其二，是王力等人作为“英雄”回到了北京，更加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他竟不听中央招呼，于8月7日，擅自到外交部机关，支持所谓的造反派，夺外交部的大权；并且支持焚烧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国际外交事件。这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不认真改造世界观，造成的严重恶果。同时另一件事情，是关锋主持写成的红旗杂志社论，公开提出要楸“军内一小撮”，制造“反军”、“乱军”。这两件事，都激起毛主席极大愤怒。后来，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后面一点）隔离审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不认真改造世界观，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走向反面的典型例子（笔者点评：其实，对左派犯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隔离审查，仍然是教育帮助，同时这也是对是否是真左派的一个考验，等他们有了觉悟之后再重用他们；至于后来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要把他们判刑，打进十八层地狱，那才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严重迫害。之后，他们的表现是，当年跳得最凶的王力，恰恰作了反革命投降派，翻过来跟着邓小平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而戚本禹同志，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列毛泽东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书写历史，关锋同志则以沉默对修正主义的迫害进行抗争，他们仍然受到了广大左派和革命人民群众的敬仰。），这难道不应该使我们今天的“毛派”和“左派”同志认真思考，认真吸取教训吗？！
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阶段，毛主席讲得很多的除了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还有就是正确对待解放干部的问题。毛主席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即上面提到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一封信上就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对于老干部，毛主席指出：“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毛主席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仔细认真领会一下毛主席的这些谆谆教导，并且能够认真去做，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搞得更好。但是，当时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们，自身没有认真改造世界观，当然也就不可能听取毛主席的教导，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就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当然，上面有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以后又有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致使干部政策很难落实。直到打倒林彪反党集团以后，1974年才在全国普遍落实了干部政策。除了极少数确有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破坏分子之外，基本上都解放并且安排了合适的工作，大多都得到重用。实践证明，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当然，也有少数人，诸如邓小平之类走资派，本来，他在1968年和1972年两次向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表面上又很“诚恳”，信誓旦旦地表示“永不翻案”。毛主席信任了他，并委以重任。但是，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当他大权在握，即窥测方向，从毛主席身边那个反革命医生李志绥了解到毛主席重病缠身，此时他就迫不及待，阴谋要对毛主席下毒手。只是因为周恩来同志的严厉制止，他才暂时收敛了。即使在这个时候，他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败露，毛主席仍然对他做到仁至义尽。他始终死不改悔。理所当然地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再一次把他打倒，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然而，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以他惯于施用的韬晦之计，暂时地隐蔽起来，躲在幕后，亲自指挥和操纵，由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胡耀邦打先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976年“4.5天安门反革命暴乱事件”。当毛主席逝世之后，华国锋上台后，为了一己私利——巩固自己的既得地位和权力，竟背叛了毛主席的遗志，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反革命“宫廷政变”——所谓“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即在叶剑英、胡耀邦等人支持下，不费吹灰之力，篡党夺权，成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始作俑者。当然，他必然在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而至今中央领导人紧紧地把自己捆在邓小平理论和路线的战车上，继续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可耻后果必然是和邓小平一样！——笔者注）的心目中，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之后。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到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这一段时间，由于江青等同志没有很好地抓好自身世界观的改造，不能深刻理解毛主席的路线和战略部署，不能很好地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搞好团结。不经毛主席允许，我行我素，自以为是，擅自搞许多事件，有时甚至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样，就被邓小平利用，为他们阴谋否定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口实”。
林彪事件出来以后，毛主席虽然说江青在反林彪的斗争中是有功的，但对江青的缺点和毛病批评得更加推心置腹。1971年9月，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毛主席深沉地对江青说：“江青啊，自古政治家文武双全的不多啊！你能算一个吗？我看林彪不算，他一天只和他那几个金刚们在一起，秀才们全不要，那还不垮台吗？所以，政治家文要能安邦，武要能定国。在这方面，你也有很多片面性。”毛主席还说：“林彪骂你是武则天，我就在许多场合讲过，江青要真有武则天那两下倒好了，可惜你成不了她啊。你有她那个本事吗？武则天文可重用持不同意见者，武能团结反对过她的人。她该下狠心时能下得去，应慈悲时又能掉下泪。这些你能做到吗？做不到，怎么能成好的政治家？”毛主席还说：“你已经积怨很深了，许多老同志对你有看法，新同志是不是有呢？也说不定。别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可以忘乎所以，还要有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多团结一些人。”
毛主席在1975年5月3日夜，他生前最后一次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同志，作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这说明毛主席是很慎重地对待这件事的。毛主席的批评教育，是毛主席晚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可以说，现在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左派同志不敢或不愿面对这些批评。他们有一个思想，怕毁坏了江青同志在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这显然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毫无疑义，江青同志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凛然正气，使山河为之动容；使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污蔑之词，不攻自破。同时，这也为她自己铸造了一个杰出女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但是，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革命战士，不等于没有缺点和错误。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江青等人的缺点和错误，是对文革中整整一代革命派的最大关怀和教育，至今让我们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借鉴。
第一，批评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的错误，是坚持批修的大方向问题。毛主席晚年一系列部署，都是为了坚持和深化文革的大方向，这就是把反修防修的战略思想具体化，让人民群众受到活的教育。批林，毫无疑义是批修；批孔，则是挖修正主义的历史根子。而批“走后门”，则是一个社会问题。批林批孔夹批“走后门”，无疑是冲淡了批修的大方向。同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要弄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也是一个反修防修的问题。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自己却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这就说明这些革命派在理论上也是有缺陷的。毛主席第一次指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对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教诲。他们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上的缺陷呢？归根结底，是对毛主席的战役部署缺乏深刻的理解。这个教训，我们要认真吸取。当然，他们那时对叶剑英、邓小平的警惕和斗争，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错，但是在那时就是错误的。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就是老干部，当时主要还是继续革命的问题，而不是“走后门”和经验主义问题。毛主席这样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讲的都是反修的大道理，我们要深刻理解，吸取教训，学会牢牢把握反修的大方向。
第二，批评搞“四人帮”问题，是组织路线问题。毛主席一再讲，政治路线正确，并不一定就能保证组织路线正确。这里就有一个能否团结大多数的问题。同理，组织路线不正确，也很难保证政治路线的正确。林彪事件之后，江青、张春桥搞“上海帮”、“四人帮”，就反映了他们对毛主席战役部署的严重干扰。他们自己这样搞，就把自己孤立于当时的中央领导层，既不能有效地团结中间派，也不能孤立分化右派即走资派。10月6日的政变，革命派的悲剧内因就是这样造成的。毛主席的批评，恐怕政变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才有所醒悟，但已为时晚矣！我们革命派现在竟然有人很喜欢搞小圈子；这样搞，别人还批评不得。我看毛主席对王洪文讲的“搞宗派，是会摔跤的”这样的警告，应当说给这些同志；不要到摔跤的时候，才醒悟，那损失太大了。
第三，批评“有野心”问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毛主席一再批评江青“有野心”，（当然，毛主席在最后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没有讲这个问题，我理解这也是政治斗争策略的需要。——笔者注）但是，这个问题是江青犯错误的主要根源。毛主席说江青是想要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并且说：“你也是难改呢。”江青等人确实没有听从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竟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急于要华国锋给江青安排工作，谁人不知这是要党的主席。当然，毛主席这个批评是很重的。但是，只要回顾文革初期，毛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文化大革命是对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全面较量，就知道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是完全符合这个精神的。假如林彪事件之后，江青等人不犯这些错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部署行事，那么，即使右派执政，他也不敢翻案；团结了广大的中间派，局面会是另一种情景。这就是说，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所以，左派犯错误，万万小觑不得！世界观的改造，是人人要过的社会主义关，革命者岂能不带头？世界观的改造，要积微成著。人们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越自觉，成效就越大；反之，就会积患成疾，随着地位的升迁，权力的增大，就会膨胀为个人野心。那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毛主席在他生前，曾经十分严肃地指出：“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这些话，毛主席讲得多么好啊！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特别认真地深刻领会和付诸革命实践！否则，革命的悲剧仍然会重演！
谈及当前左派队伍不成熟的问题，一位革命长者说了如下一段话：翻案复辟派以“清查三种人”为名，各省市摧残、毁灭了一大批革命造反派。这个数字一旦大白于天下，将会人人唏嘘不已；文革造反派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分化。从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中，我们不难看出革命派不成熟的历史渊源。对这个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敢于面对，善于吸取。一句话，就是要接受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教育，使文革一代烈士的鲜血成为我们成长的沃土，在社会主义大革命的烈火中，认真改造世界观，锻冶自己，成熟起来。
可是，当年正因为江青同志并没有认真和深刻理解毛主席这些苦口婆心的教导，思想上更加有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的味道。这也是她世界观上小资产阶级思想顽强的表现：好出风头，锋芒毕露，个人第一主义，争权争位；有时甚至根本不把周总理放在眼里；无论对政治局中的老同志还是新同志，都没有谦虚谨慎、真诚平等的对待人家。以她“为中心”，以她说了算，这就必然激起其他同志的反感，人家当面敷衍你，等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等人要打倒他们的时候，那些同志也就不会仗义执言，而是听之任之随大流了。这不能不说是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特别是后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政客两面派，趁机上台，把毛主席经过半个多世纪，领导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奋斗，几千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光辉灿烂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晚年下了很大的决心，在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指引下，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之后，一夜之间被否定了，顷刻付之东流。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啊！
以上是我学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态度的一些重要指示的体会，是否能对今天广大革命左派、“毛派”同志，有所补益呢？！



201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