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说“赤脚医生”就是好？

只代表自己说话

renhuadiaoling 发表于 2012-3-31 12:03
什么叫常见病，很多病的症状都是一样的，但病是不一样的。不用说1年，很多医生医生也没搞清楚。少 ...

呵呵，你学吃饭要多长时间呢？春江水暖鸭先知，你不是赤脚医生，也没有发过志愿，怎么知道不可能？读过《为学》吗？

为此而来

爱民者，民恒爱之。

只代表自己说话

星星火炬 发表于 2012-3-31 12:06
赤脚医生虽然知识文化技术设备不如现在的医生，这与当时的国情有关，历史欠账太多总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吧？但 ...

他们其中有极少的人是这样的，但是树立了坏的榜样，就如同笑贫不笑娼

只代表自己说话

为此而来 发表于 2012-3-31 12:27
爱民者，民恒爱之。

诚如是言，我为人人，也会人人为我

renhuadiaoling

只代表自己说话 发表于 2012-3-31 12:25
呵呵，你学吃饭要多长时间呢？春江水暖鸭先知，你不是赤脚医生，也没有发过志愿，怎么知道不可能？读过《 ...

呵呵，本人学医的，知道医学深奥和严谨性。中国本科可以行医，美国要博士。培养医生不可以像工厂的徒工那样培养的。

只代表自己说话

不要当真 发表于 2012-3-31 11:50
真的崇拜他老人家。

是的，雷洁琼曾题：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无耻之耻

只代表自己说话 发表于 2012-3-31 12:07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直言

“六二六指示”，是不是英明决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必要一个声音

没啥。你这段话我完全同意。
最可怕的就是非得强加的思想。
现阶段医疗的确有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靠文革那样所谓的统一思想，崇高觉悟来实现。——人是有独立思想的，换句话说，一个为了挣钱的医生和一个为了救死扶伤的医生，并不能以此来判断二者的医术高低。当然，理论上只为挣钱的医生其黑心的可能性大。只有建立一种制度，只要有水平的都可以得到机会，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都可以治病，治好。这才是真正应该进行改革的方向。

星星火炬

只代表自己说话 发表于 2012-3-31 12:11
主要是国家的决策和政策出了问题：偏面强调了物质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没跟上，一句过于向钱看 ...

政策还不是有人定的吗？这种人还有这样的人能为群众制定好政策吗？看一看老电影《红雨》《春苗》《雁明湖畔》一切都懂了。说到底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资产阶级占了上风，医生伺候起官老爷.富老爷.太太.小姐.公子.像‘哈巴狗儿’一般围着团团转，对待工农群众横眉冷目.厉声厉色.像损儿女。

只代表自己说话

                         《纪 念 白 求 恩》
                                                                     

                                                                                      毛泽东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事情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只代表自己说话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星星火炬

只代表自己说话 发表于 2012-3-31 12:07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直言

“六二六指示”，是不是英明决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必要一个声音

问题就处在上面。一切向钱看，黑白猫在今天还在作为治国纲领，陈词滥调依然大受吹捧，大多数群众不满意也就不奇怪了。司法腐败群众尚可接受，但是医生教师道德沦丧了，那么社会就要崩溃了。

pipixiyi

爱民者，民恒爱之！
时刻以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为服务对象的方针，是中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的永远宗旨！

寒铁

renhuadiaoling 发表于 2012-3-31 12:03
什么叫常见病，很多病的症状都是一样的，但病是不一样的。不用说1年，很多医生医生也没搞清楚。少 ...

经常看我们村80%的病都找赤脚医生，很多病相识是没错不过辨别不是什么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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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之耻 发表于 2012-3-31 12:32
没啥。你这段话我完全同意。
最可怕的就是非得强加的思想。
现阶段医疗的确有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 ...

     

人是有独立思想的，换句话说，一个为了挣钱的医生和一个为了救死扶伤的医生，并不能以此来判断二者的医术高低，其实是可以的，看病人花了多少钱，是不是满意就知道了。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都可以治病，治好。这才是真正应该进行改革的方向。你能让一个熬夜打牌、闯红灯、飙车族没有职业操守的人给你当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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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之耻 发表于 2012-3-31 12:32
没啥。你这段话我完全同意。
最可怕的就是非得强加的思想。
现阶段医疗的确有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 ...

        鲁迅先生早年也曾学医，也是因家中有病人，痛感庸医害人才发志学医。但后来他发现医愚更为重要，才弃医从文。

        作为一个医者首先要医掉自己的愚，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要一身正气，才不易被病人的邪气所侵，“打铁还要自身硬”，如果不是那块料，别从医，想发才，别从医。对一个从事于医疗行业的人来说，树立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正确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庸医杀人不用刀，如果不能追求在业务上的精益求精、专心致志，那和马路杀手有何区别？

        古人非常强调一个医生的道德，常谓：医者天心，医者仁心，医者父母心。医疗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古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说法，做为一个医生是治病救人，误伤一个人没有多大关系，做一个国家的领袖呢？他的一言一行是不是至关重要？所制定的政策方针是不是要为大多数的利益着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不是要统一思想，这个思想没有高度，也即你所说的崇高觉悟怎么实现？赤脚医生的出现，算不算，是不是一个制度的建立，从上到下，从南到北，遍及全国？

        制度是人制定的，谁制定，谁执行，人是关键，没有觉悟，光靠纸上的制度吗？怎么约束？法律条文多不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你能怎么样？是不是还是要人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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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huadiaoling 发表于 2012-3-31 12:31
呵呵，本人学医的，知道医学深奥和严谨性。中国本科可以行医，美国要博士。培养医生不可以像工厂的徒工那 ...

其实你说的那都是文凭，文凭不代表能力，中医是传承：思想和技术，讲的传道，授业，解惑；西医除了医学技术和南丁格尔外，人文的东西不多，可能剩下的是法律条文了。

只代表自己说话

                                                                    被毛主席接见的赤脚医生

　　作者：王振庄《世界博览·中国卷》
　　我是河北省深泽县城关公社东关大队人，1942年生，1965年毛泽东主席“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学的医，“六·二六”指示就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石家庄省三院的医疗队来农村培训，那时叫半农半医，实际是全天学习，不过每个星期抽出两个半天勤工俭学，筹集了资金，老师用来买资料。
　　当时让谁去学医是大队党支部定的。条件是在村里威望比较高的，有点文化的，年轻的，出身好的。我家是贫下中农，我初中毕业，当时在上水库机关的业余夜校，大队领导觉得我比较符合条件，就让我去了。
　　半农半医
　　我们是边学边实践，比如村里有了特殊病人，比较重的病人，就跟老师说了'老师就带着学生来，确切检查，确定这叫什么病，学生们在旁边看着。比如我们村的一个心脏病人，我们原先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从书本上看到这个“心脏瓣膜病”，“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但是没听过，一听我们村这个病人的心跳，老师说，这就是二尖瓣狭窄，就记得特别清楚。
　　我记得1966年，正是学习紧张的时候，有时候晚上也上课，因为城关离县医院近，我去得比较多，晚上如果不上课的话，我就跑到县医院去，跟着值班的医生学习，为的是能多学点东西。我自己入了门以后，也爱好这个，千方百计的多学点东西，不能白耽误时间，我们是记工分的，不能白学，全村人看着你学习，你要是不好好学，说不过去，所以，从自己的业务方面，就提高的比别人快点。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在班里边，我是副班长。那时候家里也比较支持我。家里什么事也不让我管，包括自留地，完全由家里人做。我是一心扑在这上头。在这方面也得到了社员们的好评，大病小病都找我。我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嘴勤、腿勤、手勤，直到现在还是。
　　那时对业务虽然认识一点了，但是有时确定不了，还得叫上老师。使我特别感动的是石家庄医疗队队长遇俊清老师，他对病人的那种关心，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遇老师在业务上给深泽医务界起了个好的带头作用。我记得那时流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深泽大流行，城关公社当时还没发现，附近的大直要(村名)发生一例。流脑传染速度很快，发生一例也不得了，就得赶紧看。那天下了半尺深的大雪，我记得是晚上6点，遇老师叫上我一起去。雪太大，不能骑自行车，我们就走着去，他在前边趟着道，让我在后边跟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到了病人家，人家给我们倒了点水，我们也顾不上喝，先得看病人。我对遇老师敬佩得不行，心里想一定要把老师的精神学到手，所以我在行医过程中，完全按着我们老师那个思想去做。
　　我们培训期间，各村都通气，哪个村有病人，赶紧报，老师就带着学生去了，那年的流行病，一个是流脑，一个是麻疹，比较起来麻疹更厉害，特别厉害，光我们东关村就有38例。我们就自己结合成小组，东关、小杜庄、大杜庄三个村的医生合作，每个病人一天要打4次针，我们就骑着车子转，走着忙不过来。我们三个村的3个医生互相帮助，又能互相学习，因为治疗及时，那年我们这三个村没有一例死亡。
　　在医风医德方面，当时都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时可不是唱高调，我们实际就是这么做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讲金钱啊，那时不讲这个，那时讲怎样把病人作为自己的亲人。我们除了抢救本村的病人外，还有外村来赶集的，突然得病了，也要抢救。有一次，大集上，在我们这个十字路口再往西100米左右，突然有一个人发病，我被叫去以后，那人已经没呼吸了，也来不及往医院送，就先做人工呼吸，这样先抢救过来。当时是大集上，有人认出病人，就通知家属，家属后来给我送了个匾。
　　我还有个特点，不论冬夏，把门一关，没事了，就把今天看过的所有病人，哪怕就是个感冒病人，我得在脑子里“过电影”，查处方，思考病人明天会出现什么情况，或轻或重，应该怎么处理。每天都得总结。为什么东关那时比较出名呢?主要是药品准备得比较齐全，我夏季就准备秋季的药，到了秋季准备冬季的药，到了冬季准备春季的药，到了春季准备夏季的药，总是走在前头。有时外村的病人也来我这里找药。
　　文革期间，几个外地的老医生被下放到深泽改造，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处方权了，我们给了他们东关卫生室的处方，都不敢用，只能用白纸开方，或用烟盒纸的反面写，比较典型的是下放到冶庄头的那个老“反革命”，人们叫他“老反”，他在村里看了几个病人，他开的药有些是特殊药，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后来找到东关，我把药给他配齐了c病人吃了好了。那时我在东关卫生室是主管，还兼职民兵指导员。我就建议冶庄头民兵连长，让他给人们看病，后来民兵连长采纳了这个建议，就连县级干部都来找那个“老反”看病。
　　合作医疗
　　我们村是深泽县第二家举办合作医疗的。1969年正月县里组织现场会，要求三级--筹款，大队、小队、个人各出一块钱，共三块钱。回来后经过大队党支部讨论，支部书记特别支持，虽然我们大队离县医院近，但半农半医更方便一些，因此跟支部一商量，就成了。接着召开社员大会，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99％参加。只有一户，家里只有娘俩，觉得自己没病，没有加入，但是第二年她家也加入了。
　　合作医疗基金是到户里收钱，到人家家里，先问；“你加入吗?”加入就掏钱，一人一块钱，一户有几个人就掏几块。我们大队是报销80％，个人拿20％。比如看一次病，花—块钱，就报销8毛，自己掏2毛，到县医院看病报90％。那时是花得多就报得多，确实能减轻人们的负担。我本人就是一个受益者，我父亲得了胃病，胃穿孔，需要做手术，那时花了560多块钱，回来马上就报了。当时报销还得经村卫生室批，那时出去看病，不管是谁，干部也好，社员也好，只要到外边看病，就得经过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如果急症来不及批准，住了院，家里就得来报批。
　　当时我们卫生室三个人，一个司药，两个医生。我是卫生室负责人，另外那个医生是我培养起来的。那时东关人们的思想比较好，参加合作医疗后也是有病就吃药，没病就不吃药。我们卫生室开药，最多是三顿的药，到现在我也是这样。我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有时有人问我，“你怕把药卖了?”我说不是，如果病好了把药扔了，浪费了钱。如果吃了一天没好，再来看，该调整就调整，不需要调整就再拿一顿的。到现在，拿两顿以下的药，我一般不收钱。因为突然肚子痛，或脑袋疼，看看没什么大毛病，临对的神经疼，也是给两顿的药，不收钱。
　　就我们村来说，那时的合作医疗比起现在的合作医疗，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好。那时东关有点副业，经济条件比较好。有时一年下来，有得大病的，钱不够，就大队里出。一般一年下来都够，因为有时一年没大病，就有结余，积攒下来。当时东关大队里的出纳管账，账目原来是大队里统一管理，后来分开，单独设了个会计，一个月弄回账，我们卫生室有时一个月，有时一季度盘点一次，整个都得盘点，包括中药西药。司药员负责记录每天看多少病人，收多少钱，免多少钱。从处方上说，比如这个药品应该是10块钱，实收2块钱，司药每天报一次，钱也每天交一次，交到大队。卫生室有20块钱的流动资金，放在药房的抽屉里，药房里亏不亏，就是药房的钱刨去20块钱等于实际收入。如果钱账不对就要查药方，就是差几分钱，也要把所有药方账目查一遍。药房是一天一算，会计是一个月一算。我们去进药，在出纳那支钱，回来账目落在卫生室，比方说青霉素多少，氯霉素多少，安痛定多少，花了多少钱，钱和药碰了，把进货单交给大队。
　　东关卫生室在当时是比较正规的，有单独的房子，是大队给的。后来实行合作医疗后卫生室二次改建，都是上边支持的，那时是计划经济，凡是物资供应都得经计委批。砖、木料，都是深泽县计委批的，然后大队自己再掏一部分钱。
　　那时看病中药和西药用得差不多。中药也是从医药公司里进。自己也采制一些，比如大戟小蓟，马齿苋，都是自己采，有时也自己种，那几年我们自己种，就利用村里的闲庄基地种药材，当时东关种药材也多，种点红花、薏米等，除了自用以外，就卖给城关公社医院和县医院，按国家医药公司的价格卖给他们，有时也可以换药。
　　自采自种自制的药在整个用药量中基本上占20％左右。主要还是靠从医药公司进药，那时就是独家经营，药材的质量也好，价格全国统一，你到上海、到南京也都是这个价格。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今天这个价，明天那个价。同样的药，这个厂子出的就贵，那个厂子出的就贱。过去药品质量好，我总觉得现在医疗方面不太理想，这个价格掌握不了，失控。
　　新型合作医疗跟过去的合作医疗确实有差别。可能深泽从报销比例的封顶数额上有些问题，现在封顶数是1.5万，应该是越花钱多报销比例越大，这才对。平时花十块八块或百几十块钱，自己能拿出来，按深泽讲能拿出来，问题不大，所以应该是得病大，花钱多，报得多才对。也可能今年是头一年的原因，属于试验阶段。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合作医疗比较好。根据东关的情况，那时报80％，越病大去县医院，越报销多，现在，去县医院才报30％，在城关医院报60％，在本村就是花完8块钱，超过了再掏钱。这8块钱全家可以调剂共用。
　　和毛主席合影
　　我是半农半医的典型，要到各公社开会汇报思想。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从开始学医后，为了学习方便，我身上没离过听诊器，出门也带着。在走亲戚的时候，我还救过一个病人。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我是深泽县唯一一个出席地区、省—直到华北地区的代表，到北京军区参加过第五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出席证，笔记本。
　　我们这一片属于华北军区，每县都有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各行各业都有，也包括部队上的，共1700多人。我们首先到了石家庄，在省军区待了三天，然后统一出发去北京。去北京前，军区司令员就传达了：咱们河北人，尤其石家庄人，不能当“采购员”。那时候什么东西都紧张，都是凭票购买，但在会议期间，凡是买东西不凭票，可以随便买，但是我们不能当采购员。
　　到北京后，北京军区接待，分散居住，有在西山的，有在八大处的，我们石家庄去的住在总参招待处。那时候会议进行得比较神秘，有的是在总参礼堂开，有的是在军区礼堂开，去的地方很多，可能出于战备考虑，不提前通知，开完会后才对外公布。只是有些遗憾，那次会议的照片还没发下来就收回去了。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原计划给每个人配发的枪支没给发下来，本来北京军区要每人发半自动枪—支，连枪号都是自己的。
　　会议期间出了点事，原会议议程中安排的毛主席接见临时取消了，毛主席飞到了庐山。周总理接见后，人们不干，各代表团在底下都说好了，我们完全听部队的指挥，要求毛主席接见，本来就安排接见的。
　　各代表团给参会代表分发稿纸，有写一份的，有写两份的，要求毛主席接见。那时候谁不想见毛主席呀。北京军区组织的，部队的头头让这样做的，下边有人打着手势，早先部队上不是有拉拉歌吗?我们就听他指挥，哒哒哒、哒哒哒，踩着点，一起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总理没办法了，下不了主席台了’黄永胜发火了，第二天，毛主席又飞回来。本来第二天这个时间是个会议时间，却要求在住地待命，也不说要干什么去，就是谁也不许出去，半个小时后，接到通知，凡是有铁器东西的，如剪指甲刀等，还有火柴完全上交。如果穿的是皮鞋，就给双便鞋，你穿多大号的，报了接着就发，凡是穿着有钉子的鞋的、皮鞋的，挂鞋掌的，都要换。大家一寻思，这就是主席要接见了，但谁也不能说，谁也不能问，接见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但是怎么到达人民大会堂的，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讲备战嘛，我们坐的车，布帘整个都是拉上的，看不见外边，下了车，就已经到大会堂里面了，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上去的。
　　到了大会堂后，按座位号坐下。我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主席台上也没有会标，那时候人们思想比这会集中，说不让说话就谁也不说话，我们等了27分钟，当时的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陈毅、黄永胜、吴法宪、林彪都出来了'我们甚至都没有看见人家怎么上的主席台。毛主席就只说了三句话，“同志们好!”“祝大家健康!”“我还有任务，谢谢大家!”就完了，就这么三句话。我们就在部队的指挥下(有军人站在主席台下一角，打手势，要不然达不成一个音，得有指挥)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接见时间就这么短。拍照是在接见的头一天，我们排列以后，被要求不能动，眼睛平视，就不知道领导人是怎么站到那的，因此尽管照了合影，但根本没见到主席，甚至都不知道有谁参加拍照了。整个过程十分神秘。因为当时讲备战，首长出去，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出去的。照完合影后，才公布，跟主席合影了，全体领导人都有。本来闭会时领导人应该都在，但是都没有。我们此前就在那开过一次会，开幕式在那开的，以后会议地址就转移了，老是转移，一天一个地方。我们一共去了15天，其中包括几天的参观时间，参观战备，包括地下工程等。
　　回来后，在石家庄又待了一天，然后回县给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民兵连长等汇报会议实况。说实在的啊，现在我还是说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单纯，好!
　　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对我没什么大的影响。我现在也不收注射费，一次性注射器收钱，5分钱的利润，1毛5进的，收两毛。我还是服务于群众，让群众少花钱。能花一块钱的不花一块一，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比方说两年多前，北冶庄头有一个胃病病人，花了好多钱都治不了，花了三块多钱在我这就治好了，他敲锣打鼓给我送了匾来。我今年66岁了，只要谁家有病人，电话一响，不管是半夜里还是什么时候，都起来接，问清是谁怎么回事，就赶紧去。现在有新型合作医疗定点，但人们还是找我，因为人们信任我。

无耻之耻

只代表自己说话 发表于 2012-3-31 13:45
人是有独立思想的，换句话说，一个为了挣钱的医生和一个为了救死扶伤的医生，并不能以此来判断二者 ...

熬夜打牌不是目的。
应该设立好的制度，让这些司机熬夜了就不能开车、设立末位淘汰制。而不是把人的思想剖开，看看是不是崇高，不崇高的不许干。

只代表自己说话

渐行渐远的赤脚医生

    策划人语：
    “背上药箱去行医，脱下鞋子还劳动”，这是过去对赤脚医生的描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赤脚医生们跋山涉水、走村串寨，用一种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广大农村群众的健康，温暖着几代乡村人的心。然而，随着乡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赤脚医生的身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本期深度报道以两个曾经的赤脚医生为关注点，希望通过对两个老人的经历观照历史和生存现实。

过不了多久，方有光就将被年轻的乡村医生取代。

    玉溪新闻网讯（记者 张家春 文/图）
    卫生所里的乡村医生
    2009年8月6日上午，峨山县岔河乡文山村委会宝石小组的方有光打开了村卫生所的大门，卫生所是有些年月的两排成“L”形对接的砖瓦房，虽然房顶的瓦片整体发黑并已见破损，但墙体、房间显然重新经过修缮，石灰墙、层板顶、水泥地，倒也整洁。扫过地后，65岁的方有光坐在医务室窗口的办公桌前等待病人。
    上午8时到10时是村卫生所最忙的时候，这期间，分布在附近四山八岭的村民纷纷到卫生所看病买药。方有光看病没有城镇医院医生的做派，既不穿白大褂，也不戴口罩，就着他那套稍显油腻的衣装就给人看病、取药了。来的都是当地说彝话的熟识人，方有光问诊、打针、取药，全部用彝话应对。一位老人到医院看病买了些感冒药，顺便向他要了几个腾空的纸箱，药钱照收入账，纸箱方有光欣然送之。
    方有光给人看病时，当地人并不太习惯称他为“医生”，年纪大的直呼其名，年纪小的称他为阿公、阿叔。方有光的正式角色是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聘用的“乡村医生”。而更远一些年，方有光则是广为人知的赤脚医生。
    下午4时30分，眼看又到晚饭时间，几个输液的病人已经回家，估计一时不会再有病人上门了，方有光理了一下账，这一天下来，他接诊了8个病人，6人在上午打了吊针，两人在下午开了药，工作量与平日里大抵相当。理完账，核对好“新农合”登记记录，方有光拿出一支烟惬意地抽了起来，就等村委会煮饭的招呼吃饭了。
    按照卫生所的制度安排，从当天开始，他得在村卫生所住上5天，吃则在村委会食堂搭伙。5天后，另外一个医生就会回来值班，他回家里做上几天农民，轮到他时再回来值班。对方有光来说，这种亦医亦农的状态已经持续了45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按照他的年龄，过不了多久，他和卫生所另外一个62岁的女乡医就得回家专做本分农民了，到时候，他们就将告别从事了一生的医生职业。
   那年，他背上了药箱
    上个世纪60年代，18岁的方有光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初中毕业生算是难得的知识青年，他的许多同学纷纷拿起教鞭，干起了教书匠的行当。同许多刚刚毕业的同学一样，方有光也梦想着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然而，一件事情却让他改变了这一理想，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可因为家乡地处偏远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的现实让母亲的病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医治。眼看着母亲长期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方有光一咬牙放弃了做教师的理想，选择了学医。在经过短期的培训之后，年轻的他背上印有红十字的硬牛皮药箱，成为了一名半工半农的“赤脚医生”。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赤脚医生”是个光荣而崇高的职业。当时，赤脚医生们并没有固定的行医场所，按照当时的规定，赤脚医生必须每天到各村进行巡回问诊医疗，哪里有病人，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在家里，方有光是农民，挎上药箱，他就是治病救人的医生了。平日里，方有光这些半工半农的赤脚医生们就在既定的辖区范围内行走，跋山涉水，走村串寨，方便群众就近就医，户里户外，田间地头甚至沟边路垴都是他们的行医场所。
    当时赤脚医生出诊行医送药收费极低，这让居住在山区农村的群众着实受益不少，也让赤脚医生方有光收获了不少的光荣和尊重，走到哪，山区群众那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笑容就在哪开花，遇上谁家有个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方有光定是当仁不让的座上宾。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相对干净的衣服，抽的是“金沙江”香烟，干的是治病救人的技术活，那时的方有光意气风发，步履轻快，优越感十足。“连说媳妇都不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年过花甲的方有光脸上绽开了幸福的笑容。
    在当时，赤脚医生除了给广大山区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外，还承担妇幼保健、预防接种等职责，有时候也扮演接生员的角色。在文山一带，30至40岁的群众中，有不少人是经过方有光的手呱呱落地的。因为总是打针、用药，这也让当时的许多儿童闻“医”色变。棚租坝32岁的倪志华说：“那时候，谁家小孩哭闹不听话，一听大人说‘赤脚医生来了’就会马上收住哭闹，变得乖乖的了。”
    装上听诊器、体温表和一些基本药品，背上木制或硬牛皮药箱，走村入户，虽然辛苦，但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收获着广泛的尊重。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方有光一干就是45年。
    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

乡村卫生医疗条件越来越好，赤脚医生在人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

    在岔河乡的另外一个村委会——棚租坝，58岁的村卫生所医生李文富与方有光有着相同的经历。1968年，小学毕业后的他被推荐参加了县里组织的短期基本医疗培训后，成了一名让人羡慕的赤脚医生。“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巴香。那时候，虽然工资不高，但贫富差距不大，干起活来干劲十足。”回想着过去赤脚医生时的经历，李文富这样描述。
    而如今，面对现实，李文富难免生出些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惆怅来。
   
    上个世纪80年代，“赤脚医生”的称谓被正式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医疗卫生投入体制的变迁。曾经一度在村寨间频繁出现的赤脚医生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一些经过考试取得从医资格的医生自立门户，开起了诊所。李文富和方有光等大批文化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赤脚医生则成为了村卫生所的乡村医生，干起“坐医”来。
    对李文富来说，自1985年后，他的转变绝非仅是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那么简单，自从做了乡村医生后，他们再也用不着每天下村了，自然清闲了许多，但这种清闲代价不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明显感觉到他用了多年时间在当地群众中经营起来的相互间的信赖感正逐渐消逝。因为下村巡回医疗制度的取消，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家里的耕作，而更多的群众则醉心于发展家庭经济，到卫生所找他看病的也少了过去的许多人情味。
    另外一个更让李文富难受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行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眼看着许多行业工资收入成百上千地涨，而直到自己将老去，一个月也仅拿着100多元的补贴。即便是与普通的农民家庭相比，当年干赤脚医生时的优越感和尊崇感也是荡然无存。“猛一回头，原来自己早已不是当年的赤脚医生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钱是一切的衡量标准。”李文富不无伤感地说。
    如今，李文富在村卫生所干乡村医生，每月领140元补贴。由于看病卖药的收入少，他已不太愿意伺弄看病的活计，大部分时间，他在与卫生所一墙之隔的村委会煮饭。文山村的方有光景况相对好些，每月看病卖药的收入加上政府补贴有七八百元，在当地也算是笔不小的收入。
    他们即将面临的一个共同现实是，考虑到他们年岁已大，政府已经着手培养年轻的乡村医生取代他们。到时候，他们将被辞退，从此结束持续了40多年的半医半农状态，回家彻底地做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农民。
    深度观察
    向赤脚医生致敬！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句俗语虽然太俗，太缺乏觉悟。但现实却往往如此往俗里走，放在方有光和李文富两位老人身上更是现实可鉴。在采访中，方有光和李文富两位当年的赤脚医生在心态上出奇的相似。谈起过去做赤脚医生时的经历，他们都不无怀念，而在谈起现状和将来时，他们又都同样无奈和惆怅。
    方有光后悔当年一念之差，选择了做赤脚医生。如今他当年那些选择做教师的初中同学大都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每月领着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而自己即将被辞退，什么也得不到。李文富则后悔自己选择了当“人医”，他曾经一度是可以选择学兽医的，但他没有去把握和实现。尽管乡村兽医和他一样都不是国家正式编制内的人，可现今那些兽医不仅每月领着比他多得多的补贴，而且凭手艺还可以赚取不斐的收入。
    但雅也好俗也罢，既为体制外身份，又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草根，就必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普通人的思想和诉求。但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毕竟他们用了几乎一生的时间来履行了一名乡村卫生工作者的职责，点燃了赤脚医生在民间的美好形象，也让几代人因他们心存暖意。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在他们行将远去之时，向他们——曾经的赤脚医生们表示致敬！

只代表自己说话

无耻之耻 发表于 2012-3-31 14:16
熬夜打牌不是目的。
应该设立好的制度，让这些司机熬夜了就不能开车、设立末位淘汰制。而不是把人的思想 ...

而不是把人的思想剖开，看看是不是崇高，不崇高的不许干。

人的思想是内在的，但有表现形式，别人可以看出来的，不是有听其言，观其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