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保留意见只转发】明朝经济轶事二三

抹大拉

最近在看一部背景在明末的小说。作者很用心的写，我也很用心的看。里面几个明末的经济现象很有意思，挑出来在这里和大家说说。

1. 制度成本

明末的东林党颇有内阁责任制的样子，而且思想相当先进，放在当今，这帮清流应该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但是由于不知变通，和阉党浙党决裂，最终不仅自身惨遭魏忠贤的清洗，国家也因为党争元气大伤，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衰亡。

其实在一开始，浙党虽然和东林党人的政治理念不同，但是和东林党人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即虽然他们追的东西不同，但是追求的目标并不冲突。浙党追求地方乡绅自治，东林党人追求解除管制，促进商业发展。

东林党人其实只是和阉党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的——例如，解除矿监，但是和浙党并没有本质上的利益冲突。然而可惜的是，东林党人的不知变通和排除异己的手段，彻彻底底将浙党逼上了和阉党合作的道路。

另外，本来可以避免的和阉党之间的党争，也因为东林党人的自诩清高，结果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魏忠贤曾经派自己的干儿子给高攀龙送礼问候，旨在调和党争，坐下来谈谈。可惜东林党人过于迂直，将魏忠贤的儿子仗出府门，彻底断绝了协商的可能性。

夏允彝也评价说：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矣。

制度成本高昂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社会中的不同利益代表谁也不愿意和谁谈。阻断了交流，制度成本就要高到天上去。

2. 卖身为奴

很有意思的是，明末有一种现象，很多农民都是争着抢着卖身为奴，将土地并在地主名下的。当时的地主，如果家里有个举人，那可是就要光宗耀祖了，这些有功名的人有一个特权，就是不用纳税和劳役。所以一说中举，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四面八方的有农民拿着田契要献给举人老爷，然后恨不得搬到举人老爷家，成为正式的家奴。

我们听起来很奇怪，怎么还有这样上赶着当奴隶的呢？我们先不谈伦理问题，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这些佃农为什么希望成为地主的家奴”。

首先农民有两个选择：1. 照日常一样，耕种自己的土地，纳税服役；2.将土地以一定价格（可以使零）转让给免税的地主，然后卖身为奴。

那么到了这里，很多人都会说，那一定是税太高了。可是，即使税再高，也不可能达到100%啊！自己耕种至少收益是正的，但是如果土地给了地主，种出来的不就都是地主的了么？

其实，关键还不是税，而是风险选择问题。明末天灾连连，农民的收益无法保证。但是如果将土地转让给地主，其一：可以更好的耕种（地主家的农具更好）；其二，这种不确定的收益转换成了地主每年给农民相应的粮食和消费品。如果这些农民在当家奴期间，有良好的表现，还会经常得到地主的赏赐。其三，明朝纳税服役经常要和官员打交道，常被难为，但是卖身为奴给地主后，地主会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家奴。所以在明末，更有甚者经常看到有很多官员的家奴在外横行霸道。

不过问题来了，如果土地不是农民的，那这些农民成为家奴后，怎么有内在的激励去耕种呢？地主也不傻。地主会衡量，如果一毛不拔，那么每年平均有多少收成，如果给这些农民一部分收益——或是固定的，或是分成的，都会激励农民认真耕种。所以，事实上的奴隶，因为土地的财产权利界定的清晰，自然会有衍生出这种名义奴隶实际佃农的现象。另外，这些家奴农忙时在种地，农闲时还可以在地主家里帮衬，养一些鸡鸭或者织布。地主都会给予一定的奖赏——其实就是变相的工资。

明末很多官员虽然自身廉洁，但是家人却没那么高觉悟，收了很多这种卖身为奴的农民。结果这些农民仗着官员的名声横行乡里，让很多官员在官员考核中很是不堪。所以有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官员，就会告诫家里不要收奴隶——即使是免费卖身为奴的，而是直接雇佣。这样两者的劳资关系很明确，少了很多事端——虽然没有成功卖身为奴的农民很是不情愿。

3. 地方的乡绅自治

这点上，南北方很是不同。当时旱灾、蝗灾频频。南北都有农民成为流民，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北方乡绅缺乏自治传统，尤其是山东河北等地。由于靠近京城，明朝官方的武装力量很是强大，所以北方乡绅认为自己的财产安全可以托付于官方力量，无需自己担心。这样的想法最终导致了大量的农民形成流寇，不仅抢劫地主，而且还截断运河，抢劫过往船只。对南北经济交流产生的极大地影响。

但是南方不同，尤其是两广和江浙一带。由于明朝南方军力薄弱，乡绅自治传统非常明显。各地乡绅一般都会团结邻里，兴建义仓，甚至组建一些武装力量——这是倭寇之乱之后留下的传统。大部分乡绅也从不干涉官府诉讼，甚至有些农民有了纠纷，会直接去找乡绅裁判而不是官府。盖因要找官府断案要有讼师帮你写状子，而这请讼师是有费用的。这些乡绅自治的传统，使得地方有一定的保险机制和产权的自我保护能力。一旦发生天灾，乡绅兴建的义仓会出借一部分粮食给农民度过难关，来年收成好，农民再将粮食连本带利的还回来。这样乡绅既保证了农民不会成为流民作乱，还在乡里赢得了一个善人的称号。所以，南方的农民成为流民的机会比较小，而且很容易得到救助。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一些外来入侵者或者乡里的流氓聚众作乱，基于共同的财产保护意识，当地乡绅和农民常常能联起手抵抗外敌，保护乡里的安全。

4. 千奇百怪的产权界定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产权的界定就千奇百怪，甚至很多流传到今天，成为了传统。明朝最具有代表性。古人都注重这么几种关系：师生、同年、同乡。在考试的时候，房师和监考官就是考生的座师——这是有知遇之恩的。在政治斗争中，师生的关系非常紧密。如果你是一个东林党的座师提拔起来的举人或者进士，那么一入朝廷就必定被打上烙印（当然，也可能由于在考试中，考官比较喜欢那些政治理念和自己契合的考生试卷）。最后即使你的政治理念和东林党人不合，也不会被其他党派接受。如果你敢反抗座师的安排或者有异议，则是大逆不道。当然，作为回报，座师会不遗余力的提拔自己的学生。朝廷之中的政治权力就通过师生关系分配好了。

同年更是如此。两个人同年中秀才、同年中举人、或者同年中进士，都会成为不同寻常的关系。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两个官员谁都不认识谁，但是其中一位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嘉庆多少多少年中的进士，对方只要一说哎呦，我也是。两者的关系立刻就亲密了起来。如果还是同一个总裁点中的进士，那关系就更近了。两者之间处理起公务，甚至进行某些决策的时候，都变得异常的迅速。相互帮助间，甚至能建立起很长久的友谊。当然当时的上级官员怕下级官员串谋，所以会刻意避免安排同年的两位官员负责同一件公务。

（p.s.总裁是指主监考官，他最后负责点解元。房师则是某一个科目的主考官，例如春秋房的主考官，就是春秋房的房师）

同乡就更不用说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异国他乡，来自同一个省份或者城市的人有更大可能变得亲近。在各个大学中，同乡会也随处可见。同乡之间信息交流、利益诉求和收益分配相比那些其他条件相同但不是同乡的人之间的交流要迅速有效率的多。

通过种种特殊的因素，人们之间可以建立起很多种关系，从而衍生出众多千奇百怪的产权界定方式。这些东西，不多翻看一些历史记载或者到现实世界中去看看，真是想破脑袋都想不到。据说巴拿马的海关官员利用日期的单双数来界定腐败权利，你能想到么？

xievasily

有意思。好文章

myww

我对明朝很感兴趣，有这样的贴总会参合几句。
关于转帖说到的第一段，明朝先进的内阁制，再怎么威猛，都只是个政治代理人，背后是需要和利益者结盟的，是需要被代表者的支持的。从儒教的社会治理观来看，在平衡皇帝为代表的国家利益与百姓利益之间的兼顾上，东林党人更多的是将自己定位于代表百姓利益的一边，和皇帝一方包括阉党对抗，以平衡利益，确保社会的统一，维持中央集权的稳定。儒教的君、民、天的关系，需要卫道士来维护。
所以，东林党人与浙党，具有天然的合作性和代理性。我曾一度认为东林党人就是代表了浙党。那么，和浙党的决裂，才是关键。
浙党搞地方乡绅自治，这就动了政治大格局，当然是与东林党维持中央集权的目的，背道而驰。所以，不能怪东林党人的坚持，而应该思考为何浙党要这么做？实际，浙党的做法，很可能就是迎合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导致的必然结果。对资产阶级来说，自由民主分权，才有自己自由的发展空间。而东林党人起初对发展商业的支持，解除管制，发展商业，都是为了扩大民权，促进民生，无形中起到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效果，也增加了追求民主分权的思潮。
但是减低税收的后果，就是国家财力受限。实际明亡，正是东林党人后期得势，矫枉过正，使得国力大衰，一遇天灾人祸就难以为继导致的。

关于第二点，卖身为奴大行其道，关键看为奴前与为奴后的变化。看这种为奴，国家法律是否有禁止奴隶赎身成为自由民这一条呢，这才会涉及政治，更像是农业合作社，投靠主子之后，可以背靠大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真正的农奴制，与这种卖身为奴是有本质区别的。

关于第三点，这个问题更复杂些，前面第一点提到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党争引起的行政缺位问题，中央集权受损问题，政权的受损导致的财产面临盗贼的威胁，恐怕是相辅相成的，谁是主因，有因有果，自然可以推测个明白。

关于第四点，实际讲述的就是与儒家文化必然相应存在的宗法制。在今天的日本，以及当下的中国的人才机制上，都能找到足够多的痕迹。不足为怪。

总之，明朝的制度本质上还是中央集权制的典型社会，统治者，被统治者，以及社会的三者关系，是整个政治的主题内容。到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这个关系问题。

赛欧

其实明朝真是宋以后最有可能更进一步强大的朝代

myww

明代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明太祖与明成祖的创制时期，二是明仁宗至明武宗的守成、经济大发展和腐败时期；三是嘉靖至万历初年的变革时期；四是张居正死后至崇祯自杀的失控衰败时期。
　　第一阶段，朱元璋，建文帝，朱棣（永乐帝），主要是确立了政权的大的制度。一开始就存在帝位的争夺，包含建文帝的失踪，朱棣的夺权，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大事件。朱棣的作用最大，包括设立东厂，确立厂卫制度，开永乐盛世，标志着明朝走向正轨。
　　第二阶段，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的仁宣之治，明英宗朱祁镇因蒙古瓦刺入侵，以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与明代宗朱祁钰之间，再次经历帝位争夺，这期间出了个历史名人于谦。而宦官的起步，源于明宪宗朱见深。建州女真人的崛起和威胁也由此开始出现。随后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弘治中兴。最后是历史上有名的正德帝，武宗朱厚照，此时期蒙古鞑靼的袭扰又加剧。
第三阶段，继承了伯父皇位的明世宗朱厚熜，嘉庆帝，因非要尊生父为皇考，而将伯父武宗称皇伯考，引发大礼仪事件，开启皇帝与士大夫对持的先河，并成为明朝第一个连续不上朝的皇帝，让另一个历史上名人严嵩掌朝二十年。这期间倭寇开始海侵，出了戚继光等民族英雄。随后是明穆宗朱载垕的隆庆新政，张居正就是穆宗时期暂露头角。其后，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帝继位，张居正得到宦官支持，成为内阁首辅，执政十年，带来万历中兴。张居正的改革，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内容，所以把此阶段称为变革时期。
　　第四阶段，张居正死后，受到因变革而利益受损的藩王以及豪绅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官僚的清算，万历帝成了第二个连续不上朝的皇帝。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党争开始。期间出了两次大的战争，一是支援朝鲜抗击倭寇获胜，对女真一战失败，转入战略防御。
　　随后是明熹宗朱由校，天启帝时期，魏忠贤的阉党与东林党人之争，再随后就是末代崇祯帝，先是罢黜魏忠贤，后又对党争失望，转而为改革加强集权，任用宦官。无奈天灾人祸，为时已晚。

myww

纵观明朝，外患内斗不绝，围绕着中国，蒙古瓦刺，鞑靼部落，女真，倭寇外扰不绝，内部皇位争夺，官僚之争，党争，官宦之争，各种政治斗争贯穿始终。有什么客观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
　　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孤立的去看，而应该放在历史发展的背景下，有因有果去看。
　　比如，首先就需要关心，张居正改革，改的是什么？
　　明朝第二阶段，是经济大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腐败最盛行的时期。明宪宗时期的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称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买官卖官，权钱交易，舞弊成风，还出了个宦官汪直乱政。虽明孝宗朱祐樘严加节制，带来了史称弘治中兴的大发展，但到武宗正德帝时期，发生了另一件有代表性的大事：土地兼并盛起，大量土地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兼并。还先后发生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直隶刘六、刘七起义、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

　　所以，明朝第二阶段的经济大发展时期，商品经济得到大发展，经济虽然得到大发展，更多利益的争夺，各种矛盾也加重。已经有大乱而大治，再乱再治，波动起伏的趋势。
　　而武宗时期，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就是地方势力加强，地方割据争利，商业势力争夺话语权，伤及集权。

　　因此，得到宦官支持的张居正的改革，政治上主要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整肃了吏治，整顿了贪腐。以皇权政治为核心，经济上以农商并重为发展方向，力求把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国家整体体系之中。张居正推崇“遵守成宪，效法祖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毁书院、禁讲学”，实际上是压制地方政治诉求，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利益。张的改革，说实质，得罪了广大代表地方的政治势力，既得罪了皇亲官僚也得罪了儒士。
　　所以张居正身后被清算，也就代表着中央集权被反制，国家政治开始失控，才有后来的阉党与东林党人等党派的党争。

　　张居正的改革，实际上是重申了明朝的建制，平衡了皇帝，百姓和社会的关系，从而取得万历初年的太平盛世，万历中兴。
　　也说明，明朝中期的大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农商矛盾开始冲突，引发的矛盾和政治冲突，颠覆了明朝的建制，成为影响后期明朝历史的主要现象。

　　既然得罪了大多数人，后人说张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包括神宗给的“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实质只能说是人亡政息的表现，包括所谓腐败的事实，实际经后人考证，远未得到证实，并不排除为化解内部矛盾的需要。

　　政治人物，关键的地方，就是加入了政治因素。作为政治需要，没有什么不可以做。同时，政治人物权力之下，有所私心，也是难免。所以对政治人物，历史人物，只能历史地评价，看主流，轻小节。有所争议，在所难免。

myww

中国的老百姓最厌恶的就是腐败，对腐败不作为，也十分在乎。
　　历史上嘉靖帝朱厚熜因大礼仪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宫变”后世宗即不视朝，此后宠臣严嵩专政20余年。而这20年，也是腐败最盛行的时代，对腐败的容忍，也使严嵩成了历史有名的大奸臣，也才有紧随其后的张居正改革的尖锐矛盾冲突。
　　借某个爆料，挑动中国民众的反腐败意识，实际在当前，就是搞乱中国内部稳定。犹太资本干这种事，并不稀奇。比如国际贸易基金组织前总裁法国人卡恩在美的性丑闻，就是一个例子。商人无信，无商不奸，在明朝就被界定得很清楚。

中国当前也是经历了一次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权贵官僚，资本，与底层百姓之间的矛盾，各种政治诉求，都在加剧。
　　晓史通今，把明朝的历史粗略整理出来，也是为了便于大家，包括我自己清楚明朝的因果，找到主要问题的成因。

　　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本身就是一个平衡的过程，难免会在历史发展中，经历起伏和波动。小乱小治，大乱大治，贯穿明史始终。有人说是制度化不够，认为人治不如法治，但是任何制度，都必须面临新生事物的冲击，不只是制度化的问题，还有本身就需要具有适应变动的能力。西方的法治社会，实际也同样需要人治去规范纠错，去设立新法新规。
　　明朝经济上的新型资本主义萌芽，冲击了旧有的中央集权下的政治建制，与当今的社会，存在相似性，可比性。中央集权下的市场经济，同样出现了类似当年党争的，各种政治倾向的尖锐冲突和对立。

　　以史鉴今，必须坚决杜绝党争对整个社会稳定的影响，必须控制党争只存在于言论中，而不能扩散到社会生活中。同时，必须尽快建制，法制，依赖法治规范各派言行，不至于危及中央集权和整个国家政治和利益。否则，明朝的后期党争不断将很可能重现，大乱大衰，国将不国。
　　希望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既应该有加强法治，放开市场环境的实际举措，也应该有加强集权，维持国家，百姓以及社会的平衡的约束机制，起到当年张居正平天下的功效。
明朝社会毕竟是农业社会，交通闭塞，通信传播不畅，文化思想进步也赶不上形势的变化。矛盾引发的争论，党争与政治斗争，往往必须依靠实际的发展，才能得到对与错的反思和总结，必须导致产生出影响以后，才能纠正。
　　但是当今的信息时代就完全不同，网络信息随时能将各种观点信息，传播开来。历史经验教训，可以通过争论来辨识。
　　所以，中国要重蹈明朝历史覆辙，是比较困难和不可想象的。

　　但是，舆论的确是复杂的，同样一个历史，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凤凰网就有专门的重读张居正的综合网页，里面坚持以张居正改革为例子，引经据典，否定专制，否定集权，为资本主义谋空间。
　　需要对此有个清醒的认识。一丁点的模糊，都会被人利用和引导，走向歧途。

抹大拉

楼上的兄弟真专业啊·····

抹大拉

myww 发表于 2012-10-30 16:44
纵观明朝，外患内斗不绝，围绕着中国，蒙古瓦刺，鞑靼部落，女真，倭寇外扰不绝，内部皇位争夺，官僚之争， ...

兄弟研究这个的？

xixilai

好文章，myww也很好;P

cslz

学习了！{:soso_e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