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钓鱼岛上钓鱼忙，但是谁才是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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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人而言，美国并不需要一个再次强大的日本，而是需要一个“体质”不是很健康并因此更听话的日本。日本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是可以让美国放手纳入“后院”且死心塌地为美国效命的“盟友”。 2011年日本东部地区发生的“311”九级大地震在瞬间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放手接纳日本除去了心病。
从中国方面看，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目前中国拥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已使日本的军事技术优势大打折扣，而日本的军事技术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优势。今天的黄海和东海——与19世纪90年代的甲午海战时相比——对拥有中远程导弹精确打击技术的中国来说，已属伸手可触的近海海域。相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永不沉没的超级大“航母”而言，任何进入它东面近海的他国航母都无异于儿童戏水轻舟，在对中国具有威慑力的日本潜在核能力因朝鲜的核崛起和“311”大地震的破坏大幅缩水后，日本相对优越的军事技术对中国根本构不成威慑力。
今天的东亚也不是20世纪初日本尚可在此呼风唤雨的东亚。现在的日本——与德国不同——因其对二战侵略罪行的无悔态度，迄今仍未获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感情上的接纳，这使得日本战后投降迄今与东亚国家不能建立信任遑论盟友的关系。2010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在东海至宫古岛东南公海海域组织正常训练，此举令日本感到震惊并表示抗议。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过度反应并没有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任何呼应。这只能说明日本在亚洲没有盟友遑论盟国。日本人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2010年8月10日，时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为了拉住韩国人，在东京“对殖民时期给韩国人造成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 。不料此举却遭到韩国民众更为强烈的不满，2010年10月5日，韩国政府发布《马绍尔群岛朝鲜人抵抗事件和日军镇压真相调查报告》，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日本军队强征至南太平洋的朝鲜劳工因日军欺骗他们吃人肉而反抗，惨遭集体屠杀。同年11月3日，韩国《朝鲜日报》称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南千岛群岛，是“日本帝国主义遭到的报应”  。这说明日本与韩国的“盟友”关系只是美国强力撮合的关系，如果考虑到日本与持不妥协立场的韩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岛屿（比如独岛）之争，不难断定，日韩结盟根本不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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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尚且如此，东亚其他国家与日本的真实关系更是可想而知。2010年11月，第十八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在日本横滨举行。按照十多年来的惯例，与会的领导人要身着会议东道主国家的民族服装并集体合影。本次APEC峰会让东道主日本感到尴尬的是，在拍摄大会合影时，会议不选择日本民族服装和服，认为只要“普通的正装就可以了”。服装的选择其实也是语言的选择。在APEC峰会上用服装表达东亚团结“语言”的惯例始于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茂物峰会。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为每位与会领导人送了一件蜡染印尼衬衣。此后，APEC会议主办国都会依照这个惯例，为领导人准备独具本国特色的民族服饰。这十多年间只有日本主办的会议“没有统一服饰” 。服装的不统一意味着东亚国家与日本没有基本的认知统一，这暗示着日本在东亚仍面临着失道寡助的外交环境。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讲演中分析国家战前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时说：
为了很好地为战争做好准备，这就不仅需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且必须在政治上为战争做好准备。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
显然，日本在政治方面的外交准备——至少与今天的德国相比——是极不充分的。因此，日本近年来尤其是朝鲜成功核试以来的外交战略已有些“病急乱投医”的莽撞，其内阁一年一换宛如走马灯，其对外政策更是东奔西向，自相矛盾。
目前，东亚地区力量均势的天平正在向有利于大陆国家而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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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东海和南海
中国海区按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特征，大类分为黄海、东海、南海三个海区。黄海平均水深44米，最大深度在济州岛北侧，约140米。东海平均水深为370米，最深处是东海海槽，最大水深2 719米。南海平均水深1 212米，最深处大致位于中部，达5 559米。隔开台湾与大陆的台湾海峡，长约370公里，宽约130至409公里，平均宽度约200公里，北通东海，南接南海，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相隔约600公里；南接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隔约300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最窄处为130公里。位于台湾东北方向的钓鱼列岛距中国温州市约356公里、距福州市约385公里、距台湾167～277公里；但台海两岸分离的现实使中国对相当部分的深海区域不具有完全和有效控制力。
黄海历来是中国国防的“命门”，当然也是中国近代海权的“软肋”。黄海关乎东海的稳定和台湾地区的安危。日本近代攫取中国台湾就是从控制黄海制海权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仍野心不泯，而切断日本南取台湾的关键，还是对黄海的控制。这是从制海权的角度考虑。如果从制陆权的角度考虑，黄海不仅毗邻中国经济发达的江苏和山东两省，同时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门户。在此区域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对中国政治安全有着全局性的严重威胁。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湾动，而台湾动则中国从而东亚动。因此，近代以来的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
控制黄海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台湾是西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这大概就是最近菲律宾外交向日本倾斜的主要原因。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汉代贾谊所说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 之势。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顺利解决。
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以至中国台湾的安全，而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控，中国在海南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在台湾南北两段中，台湾以北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台湾尤其是台湾北侧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列岛就接近控制了台湾，而控制了台湾，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1895年日本攫取中国台湾就是当年甲午海战胜利的直接后果；1951年，美国介入朝鲜内战，也从封锁台湾海峡开始。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正是台海两岸分离才使中国在南海的攻势受到很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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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周世钊和王季范谈他对中国抗美援朝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结果的考虑时说：
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在南海方面，中国面临两个战略通道：一是进入太平洋的最近通道是巴士海峡，它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平均宽185公里，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相距大致为500～900公里。但与东海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相比，巴士海峡离中国大陆较远，而且与有岛屿争议的国家菲律宾较近。钓鱼列岛与日本相距近1 000公里，而巴士海峡如与中国台湾平均的话，与菲律宾则相距不到100公里，显然，如果不考虑台湾当局的态度，中国大陆通过巴士海峡的护航条件远不如钓鱼岛。另一就是进入印度洋的必经的马六甲海峡。但马六甲海峡离中国大陆过于遥远，其路途上的纠纷也比较复杂，其矛盾性质也不同于东海，中国当用团结南海国家的方法，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通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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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在“三海”即黄海、东海和南海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是不同的。如果以台湾为中界，在台湾以北的黄海和东海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台海统一，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主要对手是日本。我们知道，台湾回归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要成果，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日本——与美国和东南亚诸国不同——从1972年至今仍坚持不承认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表面上看是挑战中国，但究其实质是在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事实上，自苏联解体及由此引起的雅尔塔体系在欧洲自行消失后，日本就开始着手为颠覆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做前期准备。1999年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和2003年国会通过的“有事三法案” 及其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举动表明，日本已开始为其军国主义立场翻案。对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讲得直截了当：
还有关于宪法问题最大的争论点，也就是第九条的问题，第一项的规定保留着尚可，但对于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内容，就应该进行修改了。
对持续了近六十年的战后体制进行历史性转换的时机已经来临，而且也必须进行转变。不仅自民党，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不能修正自己观点的政党，就是所谓旧时代的政党。这就是至今为止的进展情况。还固守以前被麦克阿瑟占领后二三十年间的观念的政党，在国民中明显落伍。国民正在不断进步，所以遗留在旧体制中的东西就会被抛弃，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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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二战中亚洲唯一与德意法西斯签订同盟条约的国家，因此，日本颠覆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举动，引起的不仅是中日之间而且是日本与整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矛盾。比如，日本与韩国是冷战中以美国为盟主的盟国关系，但近年韩日在岛屿主权争端中所表现出的却是日本挑战雅尔塔和平体系的矛盾。和平体系一定是法权体系，远东的雅尔塔法权体系是以镇压和剥夺日本法西斯及其权利为前提的，而现在日本要利用“冷战”与美国绑在一起来颠覆这个前提，在俄罗斯南千岛群岛、韩国独岛、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等提出所谓“主权”的要求，其结果是日本更加孤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中国索要的只是50年前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中国而中国却没有事实享用的利益，这样的要求有理、有利、有节，因而是得道多助和有胜算的。在台湾问题上，亚洲国家宁可接受一个资源供给丰富且有巨大回旋余地的中国，也不愿接受资源奇缺和生存空间狭小的日本。
在台湾以南的南海地区的矛盾相对比较单一，这里并不存在与雅尔塔和平体系相矛盾的国家。南海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多地表现为雅尔塔和平体系框架之中的包括“冷战”关系在内的矛盾。冷战是产生于雅尔塔体系中盟国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比如中苏之间存废《雅尔塔协定》的斗争、苏美之间在朝鲜半岛势力范围的争夺等，以及由这些矛盾产生的“两个阵营”——不管表现得如何激烈，它们都不出雅尔塔法权体系。比如，美国从不对苏联或俄罗斯在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的占领权提出异议，苏联或俄罗斯也从不对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提出异议。在南海地区，在雅尔塔和平体系中存在着两种矛盾：一种是“冷战”矛盾，另一种是历史领土纠纷。两种矛盾时而泾渭分明，比如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针对中国和苏联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时而混淆不清，比如，最近菲律宾参与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的同时又在黄岩岛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叫板。前者是“冷战”矛盾，后者则是历史矛盾。但不管什么矛盾，它们本质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诞生的国家之间因而不是绝对对立并且是可调整的同一法权体系内部矛盾。正因此，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得到东南亚国家的响应。更由于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有着相互依存的需求，它们——与日本不同——中的大多数国家始终与美国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保持相当的距离，其原因，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 。有鉴于此，目前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积极响应，也正因此，美国更希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冲突，让中国在这冲突中为美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将本不愿紧跟美国的大多数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对此，中国应予以高度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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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一，黄海、东海和南海对中国海权建设而言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相互分立的三个海域，台海两岸的分治是中国三海不能形成一体联动的关键环节，因而台海统一是南海和东海所有问题解决的主要矛盾，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二，南海和东海问题属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可调和的雅尔塔体系内部的矛盾，后者属具有根本性且不可调和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以外的矛盾，其（日本）力量呈现也比较孤立。第三，东海问题的解决应优先于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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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从东海进入太平洋深海海域最近也最便于护航因而必须全力维护的关键地带。通过它，中国海上力量东进深入太平洋深海海域，南折进入巴士海峡的东北口，由此既可对台湾东海岸实行有力保护，也可从外围与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力量相呼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日本相距近千公里，而距中国大陆（温州市）仅有356公里，属中国须倾其全力保卫的核心利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离日本的盟国美国的本土更远，不属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不会——除非出现象希特勒那样对斯大林苏联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的领导人——也不值得在此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太平洋战争后，冲绳为美国所占领并成为美国军事基地至今。这名义上为遏制中国，其实连日本也明白，它还有监控日本的作用：美国要防止日本咸鱼翻身，尤其要防止日本核报复美国。驻扎在冲绳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中国近岸乃至近海的海上力量发挥，却足以遏制日本南下。因此，在美国没有撤离冲绳前，日本海军南下的调门可能很高，因顾忌美国在南方的存在和俄罗斯在“北方四岛”上施加的压力，其步伐可能不会太快。
对中国而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与台湾的“接榫”地带，日本对钓鱼岛的企图本质上是对台湾的企图，因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决定台海统一大业的成败，也决定中国在西北太平洋海权建设的成败。由此可说，中国推进“三海一体”建设的关键在台海统一，而实现台海统一的关键在于实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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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在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考中，台湾问题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打开北太平洋海权困局的破局地带。他告诫在台海统一问题上“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 ；台海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
“战略考虑”就是对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考虑。邓小平同志的考虑是清醒的。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这个“肘关节”得以“痊愈”，那么从辽东半岛经台湾岛至海南岛之间就会连为一体，其间的海上力量就会形成巨大的合力并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构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在此基础上，东海和南海的其他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邓小平同志是从“三海一体”的大格局中把握中国面临的海洋岛屿争议问题而且还将解决台湾问题看做是破解这错综交织矛盾的关键环节，是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早在1978年年底，邓小平就考虑利用中美关系改善的时机，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 。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可以说是小平同志上述设想的政策体现，其间语气真诚而迫切，希望“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我们如果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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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应，邓小平在东海、南海岛屿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暂时忍让政策。其目的是力争在十年内实现台海统一这个战略目标。当时邓小平同志考虑的是从台海统一打开“三海一体”的困局，今天可以设想，如果这个目标即台海统一如期实现，为此而搁置“争议”问题的解决，也就迎刃而解。
这是从中国方面讲。如果从长期遏制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战略对手的角度看，台湾是亚太大国博弈的中枢，它在近现代史中既是西方列强比如荷兰、西班牙从南海北进黄海、日本南下南海的必经之地，又是美国遏制新中国东进太平洋的桥头堡。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 。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命门”，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台湾之于日本的意义，时任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福摩萨在历史上就被（日本——笔者）当作向南部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福摩萨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福摩萨作为日本各种护航船队的中途集结地和补给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驻扎在吕宋林加延湾的军队主要力量是从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岛运来的。支援日本的陆军、海军的空军部队也是以位于福摩萨南部和台中的飞机场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结点。1942～1944年，福摩萨是从日本、经过冲绳和菲律宾、到达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的重要连接点。1944～1945年期间，福摩萨是日本为准备守住菲律宾地区的重要战役向菲律宾部署增援部队和飞机的关键中途集结点。随美国航母舰队开进西太平洋，福摩萨作为空军基地在日本的防御计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945年1月美国占领吕宋后，日本空军撤退了福摩萨机场，占据了主动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用来阻止我们前进的部队。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岛和中国东部的周边后，福摩萨的军事作用便充分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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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美国的远东战略中具有“一石三鸟”即遏制俄国、中国和日本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和48/2号文件。在NSC48/1号文件中提出：
从军事的角度看，如果要成功地防御苏联将来的入侵，美国必须在亚洲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地位。我们认为，这种最低限度的地位至少应包括在亚洲沿海岛屿连线上维持我们目前的军事地位，以及在战时阻止共产党占领这条线。这条线是我们第一道防御线，另外，也是我们的第一道进攻线，从这里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方式，寻求减少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但不使用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这条防御线应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这种最低限度的地位可能控制主要的交通线，它们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地区战略发展所必需的。
1949年12月29日，为了“确切地弄清福摩萨的战略意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召开会议，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在会上“强调保住台湾的重要性，因为它具有牵制作用，并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想争夺或征服福摩萨，他们就不会向南扩张” 。195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的附件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对美国有关台湾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准则的研究》对台湾之于美国的影响作出如下判断：
在地理位置上，福摩萨和澎湖列岛是我们沿海防御阵地的一部分。它们掌握在友好的政权手中，对于我们在防御这些阵地时进行的空中和海上作战，十分重要。单纯将它们中立化不能满足美国的战略需要，因为这样会（1）大大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地位，使他们的防御部队得以缓解，能够同时在其他地方集结；（2）大大削弱我们自己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一旦军事局势需要对大陆上的中国共产党发动攻击，行动自由会受到限制。军事局势的发展可能需要以后使用这些岛屿，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性作战行动的基地。基于这些原因，把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纳入美国远东防御体系会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阻止敌对力量控制它们，即使是冒着爆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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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控制台湾牵制中国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国东进太平洋至今还是美国没有放弃的战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说明的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冷战期间防止苏联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战略目标。1972年尼克松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有人会来填补的。”尼克松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告诉周恩来：“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
但是，与日本的地缘政治需求不同，台湾并不处在美国核心利益的线路上，它只是美国核心利益线上的“编外人员”。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确保从夏威夷经关岛、菲律宾，最终至马六甲海峡这条通往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台湾不在这条线上，只要不影响美国核心利益，美国就不会为台湾动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反攻日本的时候，就没有选择离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从中太平洋发起攻击，因为在这一带有美国必须死保的海上运输线。
可以断定，未来阻挠中国台海统一进程的主要力量来自美国。但与日本相比，由于台湾不在美国核心利益线上，非核心利益就不会动用无限手段，况且美国有那么多的全球问题要处理，因此美国未来用于支持台湾分离势力的资源绝不会大于朝鲜战争，更不会大过越南战争；这是由于美国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台湾，这与美国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鲜一样。美国只能将其有限力量用于保护从夏威夷经关岛、菲律宾至马六甲的海上生命线。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且不说台湾就近于中国大陆，中国有的是时间以逸待劳，而美国为台湾则要劳师征远。对美国而言，台湾只是用于北御日本和俄罗斯、西阻中国的“虚子”。既然是“虚子”，美国就不会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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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美国是海权大国，这话没错。但矛盾是可以转化的。我们战略研究的中心任务不是制造矛盾，而是转化矛盾，将矛盾转化为有利于自己。我们知道，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近代史上英国海权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绝对制海权的实现永远需要绝对陆权的配合，正如19世纪的英国在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正是依托其在印度大陆的绝对制陆权而实现的道理一样，用于支持海上作战的岛屿资源的总量决定海上战斗力持续时间的长短。而中国大陆对其近海的作战力量的资源供给线最短，其资源供给量近乎无限。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其近海的制海权具有美国无法比拟的天然且不可抗的优势。美国无疑是世界海上强国，但具体到中国东部近海海域，美国的海上优势就会在此大打折扣。
美国历史上的两位总统即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前者反对他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年）总统进军东北亚的“金元外交”。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的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认为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后者则在二战后期将东北亚放与苏联并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后放手让斯大林进军中国东北。可以肯定，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活到20世纪50年代，他一定会反对其继任者杜鲁门封锁台湾海峡并出兵朝鲜的政策。事后证明，美国50年代的“对台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国没有料到的是，美国在与苏联和中国对抗并消耗自身国力的同时，欧洲却携欧元快速走向统一。可以断定，随时间推移，美国在今后逐渐脱手台湾只是个迟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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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台湾虽不在美国核心利益线上，但却处于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国东进太平洋的两条核心线路的交叉带上。除了主权因素外，台湾不仅是中国打开中国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它更是中国进入太平洋深海海区最便捷的门户。目前，中国制海权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缺乏对深海的制海能力。而没有深海，中国最具威慑力的海上战略力量就无法充分施展。
从近现代中国分裂的导火索多来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亚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权而陷入内战的经验看，实现从辽东半岛经台湾岛至海南岛的无缝链接，是中国新世纪顺利成长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必须完成的国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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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西南亚
这里的国家分陆海两类，其经济形态各异，版图大小不同，但其经济对西方整体性的依附和版图呈现围绕中国的欧洲式的“对称性破碎”却是其共同特征。这两大特征是历史的产物，前者打断了这些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进程，后者则使之相互牵制。比如，在中南半岛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的相互牵制；在印度半岛有印度和北面的巴基斯坦及南面的斯里兰卡的相互牵制；在中亚有中亚五国之间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相互牵制等；在南海则有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之间的相互牵制等。这些牵制关系大大降低了这些地区整体合力。
亚洲地缘政治的对称性即中国主体板块与其破碎的周边不对称共存的特点，并不是欧洲列强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它们希望的是亚洲出现欧洲那样从中心到外围的全面对称型破碎，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板块的不对称型破碎。这样的多国版图与中国不对称共存特征对亚洲的整体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周边镶嵌的这些碎片小国，保护性地将当时还处于弱势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屏隔开来，比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犹如避雷针将中国屏蔽于西方强犯之外，这有利于中国积蓄力量再次崛起。第二，中国周边存在碎片化国家，这既减少了西方殖民统治的成本，也减少了中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成本。第三，它也因其难以整合的破碎性而更增加了西方遏制中国的成本，这种成本增加的幅度与参与遏制中国的地区对称型破碎化的程度成正比。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认识到这一点，针对当时美国全面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他明确指出：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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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
乔治？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最初的倡导者，可他在20世纪80年代也认识到美国并非无所不能，他在一次讲演中，“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身份告诫年青的一代：
我们的国力还是有限的；为争取自由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有本领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
对称型破碎地区易于由大国牵头串联，但要想整合起来需要的几乎就是无限透支的资源。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即破碎地带——比如欧洲、中东、东南亚等——的国家整合需要更大的资源，这个规律性现象符合合力计算的一般原理：当两分力大小不变时，其矢量相交的夹角越大，合力就越小。
这样一个主要由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制造的地缘政治布局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些破碎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和政治的破碎性弱化了其抵抗西方霸权主义的力量，但也同比地增大了中国在近代反殖和当代反霸的政治风险；另一面，它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列强为了孤立和封锁中国整合这一地区力量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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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对称性破碎现象及其互动规律在东南亚和西南亚，尤其在这两大地区靠邻中国的地区表现得也较为充分。在这些地区的碎片国家根本无力形成与中国长期对抗的力量，因而它们迫切需要借助外来力量以提升自身的分量，从而也使西方比较容易将这些国家碎片串联起来形成什么“C型”或“O型”包围链条，同样也由于它的对称型破碎的特点使它们和西方国家两方谁也拿不出太多资源以回报对方，而那些有能力拉起包围链条的大国没有足够财力来长期“维修”这根链条。比如，巴基斯坦曾是美国拼凑起的《巴格达条约》中的国家，1971年年底第三次印巴冲突时，美国无力担当起保护巴基斯坦的责任，当时美国的表现反不如中国仗义，为此巴基斯坦退出《巴格达条约》反成了中国的“铁哥们”。与美国在亚洲的处境不同，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与对称型破碎的欧洲版图相比——位势有更强的自主性。只要中国的主体板块地位不变，亚洲以中国为主动力的独立发展路线就不会为外来力量所破坏，而维护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位是保持亚洲在世界各大洲中竞争优势的关键。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问题即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亦即亚洲问题。
当年欧洲列强为了达到长期殖民的目的，人为地打断了亚洲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并通过制造一些领土纠纷肢解了亚洲地区的整体性。但在它们被赶出亚洲后，又无奈地看到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不利于西方却有利于亚洲稳定的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形势——这种形势使中国近邻地区避免了欧洲那种因多国对称性力量（矢量）长期对冲而消解其整体合力的历史悲剧，并使亚洲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获得亚洲主体国家即中国的有力支持。作为辩证的结果，这些对称型破碎的亚洲国家也为中国分解了来自西方的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双向互动，亚洲国家才得以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驱逐出亚洲并使亚洲在世界各洲间获得相当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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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讳言，亚洲地缘政治的“不对称”特性有利于西方诸大国的操纵，但由于地理空间距离遥远和中国主体板块的就近存在，西方操纵这些国家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中国周边国家的和平格局不出现大变，亚洲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及由此产生的外交倾斜，不管从空间还是时间来看，都要大于远在天边的西方诸国。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自身版图的破碎性对其国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它处四战之地且在东亚强国的包围之中，其松散岛屿构成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它所持有的马六甲海三个共管国之一的诱人身份使其国防极其脆弱并面临巨大的压力，它因此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需要远交大国以获得帮助，其外交政策亦不会轻易跟随东南亚其他国家。对此特点，中国应有予以充分的关注。
“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这是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对这种关系所做的比较形象又比较到位的概括。只要中国外交政策不要出现那种“围渊驱鱼、围丛驱雀”式的失误，西方国家利用亚洲国家尤其是亚洲与中国邻近的国家以围堵中国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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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伊朗

如果说东南亚国家是一种对称型碎片化且无重心的存在，那么南亚的印度和西亚的伊朗具有地区重心的特点。
与中国类似，印度——尽管在较低即地区级别上————也是被破碎的南亚国家群落所包嵌的国家，这些国家与印度呈不对称性共存状态。但与中国根本不同的是，印度大版图下包裹的只是一个“个大肾虚”即内部社会结构已被完全碎化因此不能有效担当洲际大国责任的国家。
印度国家大版图是英国人根据其控制印度洋的战略需要有意识保留下来的。英国人在其制海权的实践中明白：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为了长期控制印度洋，英国人在占领印度后便尽可能地扩张印度的领土边界；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英国人又用一切手段将印度内部自生型的结构予以碎化，使之变为对称相互掣肘因而必须对外依附的结构。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这几乎是法国黎塞留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据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提供的材料：“其中有15个可以认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特拉凡哥尔、巴罗达、瓜略尔、印多尔、柯钦、斋浦尔、佐德浦尔、比加尼尔、波保尔与巴的亚拉。跟着就是许多中等土邦，最后是几百个很小的地区，有些在地图上并不比针尖大。这些小土邦大多数是在加提雅瓦尔、西部印度与旁遮普” 。这种土邦在英国的严密监督下存在着，占整个印度面积的2/5。英王统治下的印度虽然是一个由英国统治的庞大殖民地帝国，可是，印度其实是分为英属印度和土邦印度两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国中之国的现象。印度版图外观完整而内部破碎的地缘政治结构保证了英国统治地位的稳固。而这种内部破碎又是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前提，正如英国人统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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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英国人对印度的碎化不仅是物理上更是心理上的。它最终表现在对印度人的自觉精神和自主意识的摧毁。英国在印度在无情镇压印度民族反抗的同时却刻意扶持甘地思想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英国人将甘地塑造为印度精神的“圣雄”。甘地不主张——与中国的清末武训的主张相似——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暴力抵抗，这样就彻底抹杀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意识，使印度文化染上了“告别革命”的色彩。而没有“革命”，印度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改造和管理。关于此，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罗斯福与斯大林的一段对话说得很明白：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随后他对斯大林提出一个让今天美国“民主制度”的粉丝们想不到的建议。
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