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抗战时期的鸦片问题
首先说明,我认为一个地方政权想禁鸦片是不可能的
因为当时鸦片已经蔓延全国而且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重要或主要经济作物,共产党控制区里有,国民党控制区里也有。而这些地区本身粮食产量很少,许多鸦片种植地区就是靠输出鸦片换点粮食吃,已经形成了专门的贸易网络和种植习惯,要转产鸦片没个3-5年不可能恢复正常的粮食产量。这些人难免说无辜,但总归不能说有罪。事实上,种鸦片的普通农民一般都很穷,利润都在贩卖环节。
如果你进驻一个地区,立刻宣布鸦片种植违法,铲除鸦片。你固然爽了,可能还有道德优势,但成千上万的烟农和加工者今年的口粮从哪里来?你这个政权有能力给他们分发口粮、种子并指导系统的种植庄稼吗?这不等于制造灾荒吗?你别说这种地区不存在,我老家是原热河省的,那里成村成乡种鸦片的非常多,这里有日本人强迫种的影响,但共产党来了也暂时没办法。只能承认鸦片的通货地位。收税也收鸦片,有人经常以李运昌签署的一份文件说事情,那份文件说的没错,共产党的财政储备里是有鸦片,但共产党有别的选择吗?难道宁可饿死几十万人也要立刻禁毒吗?这根本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如果说是道德问题,没有道德的也是指责共产党在只控制少数农村的情况下不禁毒的人。
另外,内战的一个特点是无法阻断物资流通。国民党控制公路铁路和飞机,人多势众,尚且阻止不了共产党从国军占领区弄药品弹药甚至粮食,共产党也同样阻止不了鸦片流入根据地。你禁止本地种鸦片,其实是刺激了其他地方的鸦片生产,从全国来说,哪怕只有一个省不禁鸦片,其他地区都禁止也白搭。因为鸦片会都转移到这一个省种植。而且这还导致本地硬通货外流,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共产党不必干那些既造成灾荒又对自己不利,还没任何实际效果的伪善事情。
对了,等到东北平定,平津战役差不多开始,共产党可以通过铁路调运粮食,我老家那边一个月就禁了鸦片。彻底铲除,直到80年代才有人又种。(专门圈地种给药厂的除外)倒是国民政府,可确实是控制了好大地盘,也在名义上统一过,为什么不禁鸦片或指责共产党不禁鸦片呢?可别告诉我国民党内部派系多,非蒋系的不算数,那么杂牌军抗日的战绩也不要算给老蒋。
前面说的是共产党控制区确实种鸦片,而且共产党在没有取得胜利前征收鸦片税。但共产党自己是否种鸦片呢?这确实是个道德问题了。对于无法改变的现实只好承认,但如果自己去主动种鸦片,其中确实有可指摘之处。
可到现在,真正拿的出手的文件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苏联人的《延安日记》,虽然日记最终修订出版是在中苏关系最差,几乎开战的时候,不过总归是个资料么。里面八路军种鸦片的时间地点人物俱全,只是有一个问题很要命:鸦片加工总厂设在茶陵!
茶陵在湖南,共产党不去已经好久了,除非国民党和日本人一齐配合,否则原料和机器是运不过去的。估计是老毛子当年回国纂反华材料,一时想不出料,回忆了几个当年在中国红军中听说过的地名充数,不料当年的红军虽然老谈茶陵,但那是因为茶陵是他们老家,而不是黄土高坡里的某个地方.....
日记里还有一句话“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也经常被拿出来说事。不过,依我看,日军仓库里老百姓能用的东西还真不多,日本真的会用宝贵的工业生产能力造东西和中国人换粮食或原料吗?以二战日本的动员情况,直接抢更合理。另外,八路军的军需相当部分来自缴获是不错的,如果缴获的民用品用不了,拿到市场上卖也没什么不可能。只是不知道延安日记的作者是如何辨别缴获物资和日军主动交货的物资的。
还有谢觉哉的日记,里面确实提到过共产党用鸦片当通货。但还有自己生产的“特货”、链接出处这个帖子说的很清楚了,“特货”是陕西定边县出产的花马池盐。
又有人说张思德种鸦片,死于提炼鸦片,我很奇怪共产党居然穷到了用中央警卫团种鸦片的地步。许多军阀种鸦片,但最精锐的卫队恐怕不会用来干这么低档的事情吧。至于那个30年代的南泥湾是鸦片产地的说法,拜托他们读读中共自己吹嘘的史料,起码要知道大生产运动在哪年,开垦南泥湾是哪年。不要一错错10年,太不专业啦。
最后说一下,我老家那里,禁鸦片其实很简单,就是把鸦片地铲平,鸦片收缴销毁,发一些口粮,明年种粮食。鸦片上瘾的人统统集中起来干活,干活非常重,但吃的也管饱,3个月下来,每个县死了几个,其余的脱胎换骨,都是满面红光的好汉子。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会指责共产党禁鸦不人道,居然累死了几个鸦片鬼,让他们活活累死而不是在大烟中逍遥死,太残酷了...........
第二年,再被查到鸦片就是大罪了。
补充几句,当时除了财政需要鸦片外。鸦片也有药物作用。当时共产党穷的叮当响,中央机关的青霉素常备只有1支,一般情况下,野战医院(如果有的话)没有任何麻醉药。
有的时候能做手术而无麻醉药。鸦片是唯一可用的替代品,所以随军有鸦片绝不希奇。
可以让人吸一点,甚至可以直接用鸦片烟熏伤口都有点作用,疼不疼的其实倒也罢了,关键是手术时总不能让伤员老是抽搐,扭动吧。 第三部分: 以下摘自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所著《黄金武士:二战日本掠夺亚洲巨额黄金黑幕》。全书阅读链接如下——http://www.xhbs.com/book/web_read/book.jsp?bookid=83
日本人也参与到这些生意以及其他合法生意中。1932年,日本宪兵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妓院。在整个长江流域,这个曾经是英国独占鳌头的地方,日本企业家控制了棉纺厂、钢铁厂、铁路、造纸厂、电厂和银行。日本的汽动船把沿江的港口和中国内陆地区连接起来,而且随时可把这些港口变为军港,这使得法国人感到紧张,他们决定加强对法租界的控制,要求杜月笙把毒品生意迁出去。杜月笙又一次显示了其才能。他与国民政府达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书面上的协议,麻醉品由国民政府独家控制。{18}但这只是一个托词,杜月笙仍然全面控制着毒品交易,只是现在他是与蒋介石而不再与法国分享毒品利润,国民政府还向其颁发了“营业执照”,这使得国民党能够假装自己正在进行大力打击鸦片的运动,那些未经“授权”的毒品交易———实际上是杜月笙的竞争对手,受到了镇压。{19}缉毒局把大量没收的鸦片交给青帮,用来提炼海洛因和吗啡,{20}毒品交易的利润通过农民银行支付给蒋介石,农民银行为杜月笙所有(被戏称为“鸦片农民银行”),蒋介石用这笔钱的一部分提高他的军队现代化水平,这使得日本很生气。
日本开始通过大量走私进口毒品来破坏国民党的鸦片垄断。从满洲来的大量廉价毒品是使中国人丧失意志的最好方法。它们包括带有海洛因的香烟和销量巨大的海洛因片剂,这些片剂在劳工中很受欢迎。这使得国民党和青帮感到不安,日本在满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种植鸦片,同时还从伊朗用船进口鸦片。这些鸦片在天津和台湾的日本工厂里被加工成吗啡和海洛因。根据美国缉毒局的资料,日本宪兵、黑社会和财阀相互勾结,使他们在中国的毒品交易利润最大化。{21}大部分毒品都是从台湾走私进入大陆的,他们用机动船把鸦片、吗啡、海洛因运到中国大陆的日本租界,储藏在三井和其他大公司的仓库里。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因此,这些设备和雇员不会受到中国警察和司法的干预。朝鲜是另一个日本加工毒品的地点。汉城一家由日本军队管理的工厂,1938至1939年间,生产了2600公斤海洛因。当时日本在满洲、朝鲜、台湾以及在中国内地各个城市的日本租界里拥有数百家这样的工厂,如汉口,有3家这样的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海洛因。{22}在太平洋战争的高峰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产并销售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东亚最大的毒品销售中心。{23}日本一直隐瞒其毒品销售,直到1934年,鸦片顾问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时,才听到美国代表团指责日本操纵着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贸易。{24}
日本销售的毒品很便宜,与其他毒品的差价很大,以至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时期,蒋介石命令他手下人员从日本人那里购买毒品,加价后,在完全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销售这些毒品。{25}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36年,蒋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购买者,而且是从他死敌日本人那里购买的。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巡官评论说,政治之争落到“中国和日本对中国毒品交易的控制权的竞争上”。{26}对日本来说,在军事进攻前,这是削弱中国抵抗力最简单的方法。1936年底,东京已准备好在中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先是在北京郊外制造一个事件,然后以此为借口,攻占这个北方的首都。1937年7月7日,驻丰台卢沟桥附近的一名关东军的连队长命令士兵向中国军营开火,以报复一个虚构的“对日本军队的侮辱”。{27}裕仁天皇开始不愿意派更多的军队到中国,因为他更关注列阵于满洲和西伯利亚前沿的苏联军事力量对东北日本军队不断增加的威胁。但是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向他保证:“与中国的战争可以在2~3个月内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