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旭：评周恩来“反冒进”与毛泽东“反反冒进”之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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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旭：评周恩来“反冒进”与毛泽东“反反冒进”之是是非非

作者：杨连旭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163    更新时间：2012-2-7          顶    荐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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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周恩来“反冒进”与毛泽东“反反冒进”之是是非非　　

——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毛泽东传（1893―1949）》之相关谬论　　

　　　                 杨连旭　　

　　　                　2012/2/1　　　

　　　　 　

    毛泽东当然有错误。为此，他曾多次公开自我批评。然而却绝不　　

能因此就如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　　

把别人的错误也强加给毛泽东。分清其中是是非非，绝不是为了吧毛泽　　

东塑造成一个全能的神，而是依据“冤有头、债有主”的古训，恢复历　　

史的本来面貌，以科学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实现我国的科学发展，　　

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作者题记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介绍，195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存在着冒进和反对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由于冒进主要涉及计划和预算指标(包括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那些指标)的拟定和执行问题，因此，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自然就落到我们国家的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肩上。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6.html　　

　　　1957年九、十月，毛泽东开始批评反冒进，并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关于周恩来“反冒进”与毛泽东“反反冒进”的问题，本来《杨连旭：他们为什么非要翻脸？》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201/285292.html中已有涉及，但主要是针对《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中的“翻脸”问题而论，并未涉及其中的是是非非。　　

　　　然而，由于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1956年的反冒进。以至于对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之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毛泽东传（1893―1949）》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甚至连仗义执言、秉笔直书的吴冷西也人云亦云。由此，周恩来“反冒进”与毛泽东“反反冒进”之事便不断被文痞混蛋和“八国串”汉奸歪曲篡改，津津乐道成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个人专断”和周恩来的“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之实例。　　

　　　有鉴于此，咱老人家以为，大有必要辨明其中的是是非非，以正视听。　　

　　　若天幸然，作为重要亲历者，薄一波他老人家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提供了系统的相关史实，使后来者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明辨是非。　　

　　　　　　

　　　                    （一）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之第二十一章：反冒进和八大的正确决策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8.html介绍了，(一)冒进倾向的产生　　

　　　　1955年12月5日　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少奇同志向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到会122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　　

　　　当少奇同志传达完毛主席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周总理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他念了新编的一副对联，用来表达对毛主席批评的体会。对联的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12月21日　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把《农业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动力量”，要求各部按1967年产粮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拟定的计划指标。但是，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么做不行，于是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　　

　　　(二)为组织好1956年生产建设反冒进　　

　　　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　　

　　　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总理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　　

　　　　1月20日　，周总理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1月30日　，周总理在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6日　，周总理和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　　　2月8日　，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 “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　　

　　　　5月11日　，周总理在第2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日　，周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　　　6月4日　，在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央开会讨论预算报告初稿，周总理在会上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开支的意见。　　　6月10日　，在少奇同志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同志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修改稿将初稿中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认为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　　

　　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先后经过定一、少奇、乔木三同志修改。社论指出：“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于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　　

　　　(三)为拿出一个实事求是的“二五”建议反冒进　　

　　　6月，人代大会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之后，周总理立即把自己的精力转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是为八大准备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是1956年反冒进抓的第二个题目。　　

　　　周总理在第三次修改“二五”计划草案时，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删掉“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几个字。　　

　　　(五)为编好1957年计划继续反冒进　　

　　　　1956年10月20日　到　11月9日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夕，周总理连续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研究1957年的主要控制指标。在　10月24日　的会上，他提出现在“主要应该批‘左’”。在　11月9日　的会议上又明确提出“必须采取退的方针”。他说：“我们国家很大，很落后，人口多，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在这天的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周总理接着说：“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盲动，右了就投降。”　　

　　　　　　　　　　　　　　　　　　　（二）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之第二十四章：批评反冒进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index.html介绍(一)批评反冒进的经过，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批评反冒进，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会议进行的。”　　1957年九十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是批评反冒进的开端。　10月9日　闭幕会上，毛主席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还说：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毛主席提出要“复辟”被扫掉了的这三个东西。　　

　　　全会后，通过《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逐步公开了。　11月13日　发表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写道：“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2月12日　，又发表了经过毛主席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957年12月，在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在发言中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恩来等同志。　　　1958年1月6日　，毛主席到南宁,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和听取汇报时的插话，都是集中批评反冒进的。毛主席还尖锐地批评了　1956年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2月18日　，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缓和下来了。　　

　　　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六次重要讲话，其中两次谈到批评反冒进的目的。　　

　　　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经过几个月的批评，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恩来、陈云、先念同志和薄一波，又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至此，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已告一段落。　　

　　 　　

　　　                           （三）　　

　　发生在1950年代中期的反冒进和反反冒进、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其中的各自表现，根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及相关史料，即大致如上所述。　　

　　那么，周恩来反冒进和毛泽东反反冒进究竟孰是孰非呢？　　

　　解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关注这样的史实：　　

　　其一、周恩来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　　

　　其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始于1957年九十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终于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　　

　　也就是说，在周恩来组织的反冒进结束了八、九个月后，毛泽东才开始批评反冒进的。　　

　　由此，问题便产生了：　　

　　一是、既然周恩来反冒进贯穿了1956年始终，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当时没有提出批评？　　

　　二是、既然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没有对周恩来反冒进提出批评，可在事后九个月，已是时过境迁了，毛泽东为什么却突然开始高调批评反冒进，且不厌其烦地持续了八个月呢？ 　　

　　　对这个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解释是：“毛主席对反冒进是有意见的。但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1957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各级干部经过整风改善了工作作风；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人心振奋。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建设速度放慢了，阻碍了跃进局面的出现。”　　

　　　既然如此，也就说明：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周恩来反冒进这事远远没有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的分量重。　　

　　　这就奇怪了：一向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毛泽东，怎么反倒置国内事关国计民生的反冒进于不顾，却集中精力关注国外的事来了呢？难道他真如一些混蛋所言：企图成为斯大林之后的国际共运第一人吗？　　

　　　当然不是！那些混蛋从来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么能把他们的话当真呢。　　

　　　其实，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当时就对反冒进提出批评，原因很简单，主要就是因为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　　

　　　对此，不光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予了肯定，而且薄一波他老人家也强调：“总之，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88.htm　　　　

　　　对于反冒进，不仅是薄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毛泽东也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478610&page=46。　　

　　　尤其是，毛泽东还不只是嘴上这样说，而且更是在行动上这样做。对此，薄老介绍得是一清二楚：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主席所采纳。　　9月13日　，毛主席在第三次审定周总理关于“二五”计划报告稿时，发现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300亿斤(这是别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亿斤为宜。”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3.html 　

　　　不仅如此，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也是在主动的坚决反冒进呢！《毛泽东传》之<十三、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上）》记载了就在这一年：　　

　　　　二月十七日　，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⑤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三月六日　、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　　

　　　　四月二十日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75.html　　

　　　正因为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即便有所不当，也完全可控，不至于酿成大祸，且反冒进的组织者又都在兴头上、风头正健、锋芒毕露，当时即便批评，也是效果不好。对此，毛泽东当然识趣、要等待时机。　　

　　　　 　

                                （四）

   既然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在主动、坚决地反冒进呢，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却还要在事后批评反冒进，他的批评一定是错误的吧？　　

　　　不，不是的，绝不是的！以为凡是正确的事物就必定是白玉无瑕、完美无缺，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这是形而上学的思维。事实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往往还是白玉微瑕。1956年的反冒进也是如此，绝不是白玉无瑕、无懈可击的。　　

　　　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并不说明反冒进的一切做法也都是正确的。而毛泽东之所以在时隔九个月之后开始了持续八个月时间批评反冒进，其根本原因是：反冒进的做法不仅有着诸多值得商榷之处，而且还产生了两个副作用：　　

　　　其一、导致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就是1958年4月上旬，毛主席在武汉主持召开一次汇报会议上所说：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1957年劲头不大。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其二、被别有用心之人给利用了，就是一九六○年　二月六日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毛泽东所说：“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03478394　　

　　　两个副作用发生得竟然是如此的严重！这就表明：反冒进已经脱离了业务工作范围，成为了政治问题。由此，也就注定了反冒进的命运。　1958年2月18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既然让毛主席感到不舒服了，那么反冒进也就在数难逃，受到他老人家的批评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了。　　

　　　其实，反冒进作为控制建设速度、保护综合平衡的一项阶段性的业务工作，竟然不仅造成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而且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的一个借口，酿成了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本身也证明了反冒进的做法确实有着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那么，1956年反冒进的失误或者错误之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对此，既然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那么他就必然是有的放矢，具有针对性，指出问题之所在。其中，　　

　　　一是、毛主席在南宁会议第一天(　1958年1月11日　)就批评说：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　1月20日　，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二是、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认为：“当年反冒进是不尊重唯物论，也不尊重辩证法。不讲全面，不抓本质和主流”。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三是、毛主席认为，造成反冒进的另一个思想方法上的失误，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过分强调了平衡，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对于毛主席的这些指责，由于时过境迁且缺乏必要的史料，我们也无从谈起。然而，根据现有史料，我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出，1956年的反冒进确实有问题，而且还是不可小觑的问题呢！　　

　 　

　　　　　　　　　　　　　　　　（五）　　

　　　第一、公开化：口号名不副实，不得人心，人心不服气不顺。　　

　　　所谓冒进，即是指不顾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形，而冒昧进行。那么，1956年初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的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势头，是否属于冒进呢？　　

　　　解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注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提供的这样一个史实：　　

　　　　4月10日　，周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他指定我和计委张玺同志负责平衡工作。鉴于不少地方由于劳动力增加和对“右倾保守”的批判，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为扭转这种被动状况，周总理根据多次平衡测算的结果，提出1956年物资供应计划按钢材442万吨、水泥647万吨方案执行，并下达到各部门和地区。　4月14日　，国务院为此下达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如果只看到施工力量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设计、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情况，采取全面铺开和齐头并进的作法，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险”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5.html。　　

　　　这就表明： 1956年，直到　4月14日　，国务院才将物资供应计划的实际可能向各部门和地区交底的。　　

　　　由此，关于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这是否属于冒进的问题，就要看对谁而言，从哪个角度看。　　

　　　一是、从全局的角度，对主持经济工作的人而言，确实是冒进了。因为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修改原拟定的计划指标、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已经超出了综合平衡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形,这不是工作轻率地开始,急躁地进行的冒进又是什么呢。　　

　　　二是、从局部的角度，对地方和部门的人而言，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根本就不是什么冒进。因为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综合平衡的客观情况的可能究竟如何，自然至少从主观上他们也就谈不上什么超过过客观情况的可能,工作轻率地开始,急躁地进行的冒进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务院出面大张旗鼓地反冒进，不免就有了上级得病却给下级吃药和鞭打快牛之嫌，自然是人心不服、泄劲泄气了。　　

　　　不仅如此，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作出反冒进的方针，没有事先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在国务院系统也脱离了多数的部。因为国务院也是两种意见，只有财金贸系统想少搞，工业部门是想多搞的。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凡此这种，从《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所提供的另一个史实，即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不少同志在小组会发言时也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认为少奇同志的报告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嫌轻，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正因如此，也就难怪：　　

　　　其一、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主席　1月14日　说：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其二、在　1958年3月8日　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六）　　

　　　第二、扩大化：反得那么厉害，反过了头，变异成了另种冒进。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　3月9日　指出：“1956年的反冒进，吹掉了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是方针性的错误。”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596/10556144.html　　

　　　其中，关于“多快好省”，1957年九十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 毛泽东在讲话的第五点谈到：“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做革命的促进派》）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397587.htm　　　

　　　对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解释是：毛主席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本身是比较全面的。可是，好和省的标准，当时没有人提出具体指标，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实现也难。而多和快显眼，在不顾好、省和安全的条件下，做到也比较“容易”。在批判“右倾保守”和开展生产建设高潮的气氛下，人们更容易注重多、快而忽视好、省。而且所谓“多、快”还常常是以牺牲“好、省”为代价的。有鉴及此，周总理在第三次修改“二五”计划草案时，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删掉“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几个字。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3.html　　

　　　显然，这样的理由近乎于强词夺理了！既然“多、快、好、省”口号，本身是比较全面的，那么就理应坚持；既然好和省的标准，当时没有人提出具体指标，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那么就理应组织人认真研究、提出具体指标；既然好和省实现也难，而多和快显眼，在不顾好、省和安全的条件下，做到也比较“容易”， 那么就理应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既然在批判“右倾保守”和开展生产建设高潮的气氛下，人们更容易注重多、快而忽视好、省，而且所谓“多、快”还常常是以牺牲“好、省”为代价的，那么就理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好、省”之上。　　

　　　总之，仅仅是因为没研究、有困难、不容易，就图省事，干脆将 “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笔删掉，这显然是反冒进反过了头。　　

　　　这就如同改革开放后，因为发展集体经济和国有企业必须操心费力，就干脆把农村集体解散、把城市国营企业搞跨一样，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懦夫懒汉思想，极端做法。　　

　　　只是反对工作急躁地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这本是正确的，可把不属于急躁范围内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也视为冒进，同工作急躁和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一起反掉，这就形成了扩大化，走到了反面，使反冒进从业务范围扩大到了政治领域，蜕变成了一种冒进，形成了促退的冒进。　　

　　　这也就难怪，如薄老所言：此事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来批判反冒进时，此事曾一再被提出。　　

　　　也正因如此，1958年南宁会议，　　1月11日　晚　，毛主席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七）　　

　　　第三、分散化：组织程序缺失，自行其是，成为分散主义的典型。　　

　　　从1956年反冒进的过程，不难发现，这样一项事关全局的工作，竟然是由周总理在　1月20日　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开启的。由此，大张旗鼓、轰轰烈烈，都是国务院在发号司令。　　

　　　直到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才有了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至于毛泽东的出场，则是直到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社论，于　6月10日　左右脱稿，先后经过定一、少奇、乔木三同志修改，在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　　

　　　必须注意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就职务而论，既是党的、也是国家的主席；就内部分工而言，至少在　1956年9月15日　到27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还处在一线上，是名正言顺的最高决策者呢！　　

　　　不仅如此，正如毛主席在　1958年5月23日　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原来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道：《高潮》序言、促进委员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论十大关系、多快好省等都是在中央会议上通过了的，“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爆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显然，反冒进如此所作所为是为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要知道，早在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　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此后，不仅三令五申，而且还在1953年开展了反“分散主义”运动。　　

　　　如果说“没有事先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在国务院系统也脱离了多数的部”，这还只是工作作风问题的话，那么“不经合法手续，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问题的性质可就不一般了！　　

　　　说轻，是思想意识和工作水平问题；说重，那就已经涉及到了党纪国法了。　　

　　　这就难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强调：“毛主席对反冒进是有‘气’的。”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1956年，尽管毛泽东“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可他老人家却也不是无动于衷。　　

　　　早在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社论，于　6月10日　左右脱稿，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主席接到此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不满之情已然跃然纸上。正如事后他对胡乔木、吴冷西所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478610&page=46　　

　　　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中，毛主席除了在小组长会议上提出七条外，还在　11月15日　的大会上讲话说：前进不是突然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有退有进，但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这正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所指出：“从这些话语中看得出来，毛主席对这次会议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当时没有提出批评，而且同意1957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88.html　　

　　　尽管毛泽东一再表露不满情绪、发出不同声音，可却就是未见其他相关的人有任何相应反应的记载。解释、安抚、宽慰……，似乎周总理、陈云和少奇同志他们全都无暇顾及，只顾一如既往、旁若无人地反冒进呢。　　

　　　虽然如此，毛泽东对反冒进依旧还是采取了保留态度，当时没有提出批评。从根本上，这固然是因为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但又何尝没有分散主义势力强大的因素呢。　　

　　　　 　

　　　                   （八）　　

　　　“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毛泽东　1958年2月18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的这话，表明了他对1956年反冒进的评价。（《毛泽东传》之《十九、发动“大跃进”(上)》）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69.html　　

　　　正是由于“冒是有点冒”，所以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因此毛泽东尽管有不同意见、是有“气”的，可也采取了保留态度，当时没有提出批评，最后处理时，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正是由于“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所以反冒进的做法发生公开化和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不仅被别有用心之人给利用了，而且造成“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因此，毛泽东必须批评反冒进。　　

　　　《毛泽东传（1893―1949）》之《十九、发动“大跃进”(上)》所指出：“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　　

　　　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69.html　　

　　　这话虽然有股异味，可却也说的是实情。　1958年3月25日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　　

[中学生读书：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69.html　　

　　　所以，必须注意：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并非是批评反冒进本身，而是批评反冒进的方法！ 　　

　　　“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这就是毛泽东揭示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而且，有教训为依据。1955年，由于几次调整计划，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到年底结余资金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材和部分器材减价出售。没有想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多余很快就变成短缺。结果，如毛主席在1958年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项东西(钢、铁、煤、水泥、铝、铜，还有两项)多得不得了了，以致毫无办法，只好请苏联帮忙。苏联是要订长期合同的，好，订，订了，签了字了，过一个月要毁约。”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6.html　　

　　　显然，与其这样，还不如冒一点呢。所以，毛泽东要反保守主义。如其所述：“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由此，自然就是只有冒一点，才能实现“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的发展。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1956年4月28日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就说：全国的平衡还是要的。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没有一点平衡，没有一点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搞不起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当然，如果如改革开放这样，冒得财政赤字向美国看齐，肯定又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　1957年10月9日　，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主席强调：“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做革命的促进派》）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397587.htm　　

　　　这就是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根本所在！一如既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总是促进，以积极的平衡前进。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在同“左”右倾两种极端思想的激烈斗争中脱颖而出的，而每一次极端路线都给他所献身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左”倾路线的做法，更是直接沉重地打击了他本人。由此，他历来所倡导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终生都在防止“左”右这两种倾向的发生，尤其对左”倾做法则深恶痛绝，宁肯经常自称右倾，不惜公然宣传喜欢右派！即便是在经济工作中，他也是如此。　　

　　　正因如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所以，毛泽东早就确立的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强调的八大“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则根本就是在移花接木、欺世盗名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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