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感知的哲学传统

凉夜清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赵敦华

　　学术风气的影响是无形的，也是真实的、宽泛的、具体的。中国近代以来大师级学者多是某门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如冯友兰、胡适之于中国哲学史，张颐、贺麟、洪谦之于西方哲学史，金岳霖之于逻辑学，宗白华、朱光潜之于美学，等等。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感受到哲学研究的几个传统方式。

　　一种是用线索贯穿史料的治学路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这方面的杰作。有人说他借鉴了西方哲学史的架构来裁剪中国思想史料，我看未必如此。晚清学术中已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见识，章太炎就明确提出“夷六艺于史”的主张。冯友兰的聪明之处是在古代文献中梳理出了子学、经学、佛学和理学的次序和理路，实与“以西解中”无涉。按照历史线索和具体观点编写内容详实的中西哲学史料，逐渐成为一个好传统。现在，每写一部哲学史教材，都要编写相应的资料选编或原著选读。

　　还有一种是经典释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承袭了考据学的传统，与西方古典学的风格接近。中国哲学中文本注释更侧重于文意解释，而非字词疏通。张岱年在史料的辨伪与证真、区分与会综以及厘定史料的次序、训诂的原则等方面都有精辟的理论。他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对哲学范畴分门别类，而不是按历史线索论述。汤一介主持的《儒藏》编纂和研究是对经典释义传统的发扬。治西方哲学的前辈们，翻译遵循“信达雅”之标准，注重词句格义和文本解释。陈康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德篇》中注释多于译文，“反客为主”的文风体现了翻译者的主体意识。贺麟、洪谦、熊伟、王太庆、张世英等人的西方哲学译作和著述之所以能使西方哲学融入现代汉语的语境，依靠的是对中西思想的双向理解。

　　问题导向是哲学研究者的又一显著倾向。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些作品对主旨的辨析、论证下了深入、细致的功夫，比哲学通史更能激发人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哲学传统在西方被称作“苏格拉底方法”，在中国被称作“道问学”，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冯定的《平凡的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时现实问题相结合，体现了对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

　　还有一些治学传统与上述三种都相关，但又难以归属于任何一种。汤用彤是其中的代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书的宗旨是“文化移植论中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书综合了前面三种类型中的“史料”和“线索”、“考证”和“问题”，不但史论结合，而且论从史出，用通贯的思想史切实解答近代以来所争论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样的学术批评史在国外很流行，不少新理论由此开端。

　　传统是一种活力，也可以成为一个包袱。面对社会上“现在为什么没有哲学大师”的质疑，我们应把哲学传统看作正在进行时，仍处在熔铸、发展、转型、变化之中，在学术传统的大道中流动。

老古拉

个人的忠告：万不可不加思考地接受清末以来那些所谓“国学大师”的言论。
原因：(一)，哲学来自西方的思想方法，中国的思想方法就是<易>，两者差别不小。在我看来，中国的<易>更加完备，精妙。古人云：“易与天地准”，甚为贴切。(二)，清末以来的那些国学大师无一对中国思想<易>有深刻理解，却要以西方哲学的尺度评论中国思想，这不就是瞎子摸象吗。在这些大师的著作中，我看不到对<易经>，<易传>的完整解读，这些大师总是从经典中东抽一句，西拉一句，然后就下结论，他们把经典中与他们的结论不吻合的句子去掉，不提。中国古人是怎样做学问？在朱熹的著作中，常能读到“这个难解”等句子。中国古代大师不懂不会装懂，如果这点都不能做到，还能作学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