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重忆王国维

凉夜清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马奔腾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端午节前夕，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跳昆明湖自杀。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学者，他的逝去引起社会各界人们的震惊与痛惜。先生仙逝至今已86年了，但他的不朽成就却一直发生着深刻影响。正如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碑文所言：“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确，正是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塑造了王国维先生的品格、成就了他学术的辉煌。

　　王国维 16岁中秀才，被称为“海宁四才子”之一。他不喜八股文，对世人趋之若鹜的科举考试也不热心。他的朋友陈守谦在《王忠悫公哀挽录》中回忆：“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携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王国维觉得学习西方哲学比学习科技更为重要，所以他1898年赴上海在东文学社学习时就开始接触西方哲学理论。1903年开始阅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因不能理解，转而阅读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自言找到了“通汗德哲学关键”，之后几年反复研究康德哲学，“则窒碍更少”。他在20世纪初的几年里发表了《哲学辨惑》《叔本华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汗德之哲学论》《英国哲学大家休蒙传》等文章，足见他对欧洲哲学花费很大力气，作了系统研究。后来他感到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体味到爱与真的矛盾，而由于性格的缘故又认为自己“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因此王国维转向了文学与美学，以至美的文艺境界安顿漂泊的灵魂。

　　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是其《人间词》与《人间词话》，这两者又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他词作的成就在境界的开拓上，而境界也正是《人间词话》所着力强调的。从具体作品分析，王国维的词作多摆脱了抒写离情别绪、宠辱得失的俗套，重在展现个体的人在苍茫宇宙中的悲剧命运，是对生命与灵魂的考问。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周策纵《论王国维人间词》），诗词中因此每每流露出哀伤的气息。如《采桑子》中言：“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发现人间的苦难，是与因循守旧、知足常乐的人生相对立的境界，是人的觉醒。如此，“境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他的词表达的就是一种哲学境界，而超越了伦理的境界。

　　《人间词话》中“无我之境”的“无我”，即为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教育学说》一文中讲的“无欲之我”；所谓“理想”与“写实”的提法，也是来源于叔本华使用的概念“理想”和“摹仿自然”。王国维将叔本华等人的哲学美学观内化为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并与中国的传统艺术实践进行了完美结合。《人间词话》成为中国美学史上融通中西、承前启后的理论巨著。后来王国维在戏曲研究、历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领域进一步做出突出贡献，也都与其极富创造性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导向有关。

　　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不拘格套、自由驰骋的创新精神相比，王国维的人生态度却要保守得多。他能接受西方哲学并运用于学术研究，能接受属于民国政府的清华大学导师职位，却又不能接受辛亥革命，不愿抛弃小朝廷的皇帝。他与他的师长、朋友、亲家罗振玉也在近三十年的交往中充满了说不清的恩与怨。或许是复杂、动荡的时代给了他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吧！这样一种矛盾竟然最终导致知天命之年的他彻底放弃了生的希望。他在临终遗嘱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到底是什么样的世变，是何种不可承受的侮辱，让他平静地、从容地走向死亡？抑或是他心底里接受和形成的悲观主义哲学的缘故？他要去寻找另一个可信且可爱的世界？而选在端午节前夕投湖自杀，也总会令人想起历史上另一个文化名人屈原。其弟子王力在挽诗中曾言：“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王国维的自杀引发了后世学人们数十年的猜测与争议，因为他的死已超出个体的意义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事件。但毫无疑问，他是以死来捍卫自己的独立与自由，捍卫作为一个学者的人格与尊严的。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被发现和公布，王国维先生的形象正越来越丰富和生动起来。前不久在台湾和大陆分别出版的王国维之女、百岁老人王东明的回忆录（大陆书名《王国维家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王国维先生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如王东明在书中说：“父亲一生清寒，又不善营生，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受人济助，十分无奈。所以，他希望儿辈不要再走他的老路，能自立自强。”

　　而今，在清华园绿树环绕的优美角落，王国维纪念碑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依然静静地伫立，也时有学生或游客恭敬地前往瞻仰。当前国家日益富强，我们不必再有类于王国维先生的悲剧心理；而中西文化仍互相激荡，需要面对的文化问题仍层出不穷，先生应能为知识分子的人性修养、为今日之文化繁荣与发展带来深刻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