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要求每一位党员必须襟怀坦白,敢讲真话。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主席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多次倡导 党员干部要讲真话。在他看来,所谓“讲真话”,就是讲实事求是的话,实事求是地讲话。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讲真话不仅关乎文风、话风是否清新、求实,更 关乎党风是否端正、严肃,甚至关乎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受湖湘文化影响,提倡“不说大话”“实意做事”
青年毛泽东受湖湘文化影响,重视对“实事和真理”的研究,强调办事情和做学问要从实际出发,主张“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 究实事和真理。”他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和对实际用处不大的研究,提倡“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实意做事,真心 求学。” 在早年办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就十分注意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1919年,他就如何改进《湖南通俗报》发表意见说: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 谈空洞的大道理。1925年12月,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他就鲜明地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 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 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 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在这里,毛泽东反复强调“用事实说话”,并把它作为《政治周报》的工作原则,实际上 也是所有革命报刊的原则。 可以说,自青年时期开始,毛泽东主席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就始终洋溢着一种“不说大话”“实意做事”的求真精神。这种人生精神和品质的养成及其发扬,对毛主席后来的人生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追求更切实的党风,要求“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延安时期,党内有些干部在思想上主观主义问题比较严重,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中一大表现就是不爱讲真话,讲起话来“假、大、空”。例如, 有的人想问题、做事情,总是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喜欢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有的人写文章、做演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喜欢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毛泽东 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有鉴于此,在毛泽东的精心部署下,一场“反对主观主义以 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全面展开。 经过几年的整风,我们党的学风、党风、文风都有很大改观。但“讲真话”的问题,在毛泽东内心总有言犹未尽之感。虽然他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要求我党干部要讲真话,但总觉得这个问题讲得还不够,讲得还不透,还未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很有必要在正式场合格外强调一下。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隆重开幕。翌日,毛泽东主席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在谈及党内的几个问题时,毛主席专门提出党内要讲真话。这既是对整 顿“三风”题中应有之义的适时概括,也是对我们这个“准备胜利的党”在作风方面的及时提醒,因为“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列宁说过,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在毛主席看来,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讲真话呢?毛泽东言简意赅地归纳为三点----“不偷、不装、不吹”。 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所谓“偷”,有这样几种情况:有的人做演讲、写东西,不愿意讲自己对客观现实的真实看法,不愿意 讲自己愿意讲的话,常常借用别人的话来讲;有的同志就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对事情不做思考,喜欢抄袭文件,说套话,抄袭别人的东西;更有甚者,甚至将别人 整本书的内容,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发表出来。对于这种不诚实的“偷窃”行为,毛泽东坚决反对,他也注意到在党内也有这样 的贼。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教条主义理论家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对马列主义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对其思想精髓的理解和掌握只是一知半解,甚至 不求甚解,但又喜欢把文章当作“吓唬工农干部”“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的工具。于是乎,自己不愿意动脑筋,写不出思想深刻、观点鲜明、内 容深刻的好文章来,只能去抄袭、照搬那些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将自己包装成为似乎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这种做法,不仅卑鄙拙 劣,而且贻害无穷。因此,毛泽东大声疾呼:“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哪个同志讲的就 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要想写出好文章来,关键在于“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 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这里,毛主席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写按语就很能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 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1941年8月,毛主席读完这个稿子,很是兴奋,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还主 动写了一个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 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来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 那些党八股。”通过推荐一篇调查报告,反对主观主义、促进党风转变,提倡新文风、批判党八股之意,跃然纸上。 我们党内不允许装----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就是说,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但是,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装样子 的现象却十分普遍,当时在我们党内也概莫能外,党八股就是最好的例证。早在整风运动之初,毛泽东就鲜明地指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是党八股的一大罪 状,其中包含着很坏的毒素,不但幼稚,而且无赖。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但不能反映真理,而且反过来妨害真理。我们党决不允许这种装腔作势 的作风在党内上空飘荡。 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员不是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列主义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因为真理从来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所以,毛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列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 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人喜欢装腔作势,原因就在于自己的胆怯,而这种胆怯,究其原因在于对马列主义 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但这都不要紧,关键在于要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去学习、钻研马列主义。 在中共七大上,经常向全党提倡多读马列著作的毛泽东主席再次向全党提议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教程》等五本书。在毛主席看来,“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 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只有读懂了马列主义理 论,才能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融会贯通,实现自己的理论突破与创造。他曾对曾志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 不要吹,要报实数,“实报实销”----所谓“吹”,就是吹牛皮,在宣传上喜欢弄虚作假,言过其实,报喜不报忧。例如,向上级报告工作时,感觉 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有的部队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喜欢虚报战绩,以壮声势。毛泽东感觉到,这种习惯甚或风气,有百害而无一利。他 明确反对这样的做法,多次三令五申,教育全党全军要老实,不要作假。早在1931年,毛泽东主席就对红军的《时事简报》怎样做到尊重事实提出具体要求,其中就 谈到:“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只说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1944年,他还 与朱德一起,致电八路军总部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均发表实数。”1945年,他在《时局问题及其他》一文中谈到:“如果 只讲壮气话,只讲光明、光明、光明,而事实上有缺点,有困难,那也不行。所以要告诉同志们:不要只说丰衣足食、新式武器,不要随意开支票。对同志、对战 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在中共七大上,他再次明确要求,不仅要客观反映自己的成绩,而且也要敢于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出来,让 大家来参观,看看有无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毛主席关于“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的讲话可谓循循善诱,语重心长,说到了与会者的心里,引起了大家深刻思考。1945年5月2日,张闻天 在七大上发言,畅谈了他的体会:“牛皮是万万吹不得的!过去我们那种以不知为知,以假知为真知,以人知为我知,以小知为大知的,不做精密的调查研究的夸夸 其谈的作风,实在不但害己,而且害人。我们必须以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指示的‘不偷、不装、不吹’的老实作风,来代替我们过去的那种虚浮与空谈的作 风。”
不遗余力改进文风,强调“把心交给人,讲真话”
文风关系学风、党风,不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世界观和党性修养的问题。作为文章大家的毛泽东,一生对文风问题都十分看重。新中国成立 后,毛主席发觉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与延安整风前期一样,仍然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疼,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 古,好像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他感叹道:“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疼的党八股呢?”为了改进文风,毛泽东可谓不遗余力,经常在大会小会、谈话批示 中提倡写文章要讲真话,反对党八股。 写文章要从生活、实践出发,实事求是,不要夸大,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里话。1955年6月,毛主席曾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等人,其中谈到: “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他称赞列宁的著作,特别是 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因为列宁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而且列宁很少引用别人的话,是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 写文章如此,在实际工作中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毛主席主张宣传工作要“做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析,应该是好的就是好的,坏的 就是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点,不要夸大”,讲话发言也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登到 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 写文章不能装腔作势、拿大帽子压人,要有分析,才能有说服力。1957年3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告诫同 志们: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 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他曾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中批评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这样的写法,认为这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 的货色。而“四对比、五算账”这种“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的方法就很有说服力,是一种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很好的 方法。 写文章,要去掉空话,分清条理。针对有的公文冗长、杂乱、空话多的文字缺点,1951年2月,经毛主席修改,中央曾向全党发出《关于纠正电报、 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主席分析认为,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根本原因是未经压缩,说了许多无须说的空话,或者没有 分清条理,把杂乱无章的草稿随便往上送,为此,他特别要求所有起草和批阅文电的同志,对于所发公文,必须以负责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条理,压缩文字,去 掉空话,然后发出,否则应受批评。 写文章要不怕得罪人,不怕受批评。针对当时有的人不敢写文章的问题,毛主席分析指出,这些人主要是怕讲了真话或心里话,从而得罪人,遭受批评。 他认为这种顾虑可以消除。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而“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 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 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搞建设,“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真实了解各地方、部门的实际情况,毛主席总是希望能够听到真话。他要求各级干部汇报工作时,不要照本宣科地念稿子,最好能够原汁原味地把真实想法、真实情况告诉给他。这样有两点好处:一是实话多,套话少;二是可以防止虚与委蛇。 1957年9月5日,毛主席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为了能够听 到真实情况,他开场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没想到大 家一发言,只讲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而对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或一掠而过。对此,毛主席有点不耐烦了,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 的传统。”他宣布休会并派人转告王任重,明天再开会要畅所欲言。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规划问题。第二天上午再开会,大家畅所欲 言,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迫切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毛主席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 经济发展的规律。由于要求过急,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从而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等不良作风的滋长。对此,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比较早地认 识到“大跃进”运动已经背离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下决心予以纠正。 1958年11月23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针对“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主席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 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 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 他还谈到:“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 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 1959年,在全党开始纠正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的大背景下,毛主席连发六篇《党内通信》,来探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存在的 问题。在最具影响力的第五篇《党内通信》(该篇写于1959年4月29日)中,毛主席向干部群众推心置腹地谈了讲真话问题。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 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捅到最基层。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干部:“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 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在这里,他也认识到“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他还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两句“讲真话”的 至理名言,一句是“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一句是“干劲一定 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讲真话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生产建设的要害问题之一,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为了彻底纠正党内当时盛 行的“浮夸风”等“五风”,也为了摸清地方的实际情况,剔除掉那些假情况、假信息,毛泽东主席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的主旨讲话,倡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他讲到“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 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毛泽东主席重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谓切中时弊,直指要害,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随后,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分赴各地进行集中、深入的调查,听到了 基层干部、群众真正的心声,这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不懈倡导我党干部要讲真话,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我们党搞好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郑重提出“空 谈误国,实干兴邦”,其用意还是在于倡导全党讲真话,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在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头下,当前我们全党正在求真求实改文风、改会风、改话风。只要我们党员干部把讲真话作为一种崇高精神、一种优良品格、一种人生追求,真 正体现在日常一言一行之中,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就一定能取得风清气正的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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