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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在迷惘中判断形势、把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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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3 20: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出现过许多重大发展关头,也出现过许多发展的转折。在这些时刻,真正能把态势判断得非常清楚的人凤毛麟角,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凡判断能力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中国共产党应该把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哪里?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没有错,但把它作为革命的具体模式加以运用,就会出现问题,而当时的党中央就是这样做的。“八七会议”后,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迁到了上海,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目标就是要走北伐原来走过的那条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就在“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看是否一块去上海,毛泽东回答说,我要到农村去,和绿林好汉交朋友。这样才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最初也没有自觉地要到农村去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湖南省委命令秋收起义的部队会攻省会长沙,实际上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毛泽东是奉命执行的,但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他很快就发现凭借起义军现有的力量,不要说去打省会长沙,就连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来。于是,他说服大家,集结起义军剩余的部队,来到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有一个主观的或者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预先设定在那里,一切都遵此进行,似乎这就是历史发展规律。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而在于大家都在实践之中,他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找出新的出路。我们判断形势,碰到迷惘之后,也同样需要这样的精神。但是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不要以为事情一来,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到将来会如何。我们的要求是,经过一段实践,力争比较早地做出科学的判断,把工作中的盲目性减少到最小。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的启示。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面临着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十分落后偏远的地方,怎么能够凭借一支弱小的力量在敌人的缝隙中求生存、求发展?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政治影响,使之波及全国?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定。但下一步怎样把这个棋做活?有的主张往新疆方面发展,背靠苏联老大哥,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主张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到山西去,并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完整方案。他指出,东面的华北地区是中日民族矛盾的一个焦点,也是民族抗日呼声最高涨的地方,同时也应当是我们高举抗日义旗、有所作为的地方。但是,党中央内部大多数同志都不赞成这个方案。毛泽东非常耐心地说服了党中央的多数同志。

  为了实现向东发展的目标,毛泽东派刘少奇到北方去重新恢复力量,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刘少奇不负众望,很快就掀起了全国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高潮,同党中央在陕北的发展遥相呼应。

实际上,东征是一个战略试探。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又坚信一条,国民党的营垒内部是可以分化的。东征不久就有了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这以后,西北逐渐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盟的新局面。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实现了以发展求生存的目标。

  通过西北抗日大联盟,又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有力量做到逼蒋抗日。最终是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爱国将领帮助我们实现了逼蒋抗日。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迅速建立。

  这又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在社会大变动、大转变的时候,在出现一个新的变局的时候,就要看你有没有迅速地判明形势、当机立断、果断行事的能力。光判断形势还不行,还要善于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助上一臂之力。西安事变是突发事件,但是它的酝酿确实是沿着一个历史的轨迹在发展,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它的推动者。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驾驭形势、驾驭局面的能力,这对中国革命、建设来说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独立自主外交,也有一个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问题。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极格局下,像新中国这样的弱国怎么办?毛泽东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做出了“一边倒”的决策。依据这一决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紧紧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确保了我们的国际地位,使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有了外部保障。中苏交恶以后,我们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依托,这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的继续。后来,毛泽东把这一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我们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依托,到20世纪70年代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又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从这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再加上抓住发展中稍纵即逝的机遇,就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发表于 2013-9-23 21:06 | 显示全部楼层
大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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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3 21:07 | 显示全部楼层
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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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3 21:10 | 显示全部楼层
永远崇拜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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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3 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太祖八七前后离开中央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不忍对恩师陈独秀落井下石,这是他第一次对苏式党内政治斗争手段表现出厌恶,他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这个决定对太祖对中国的影响比遵义会议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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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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