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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地球成为有生命的载体是宇宙演化的产物一样，人的生存与发展也要从地球的生态演化中求取……我们并没有其他星球的历史资料，有人说是因为各行星的智慧生物在它们能到达另一个星际文明之前就被自己星球的技术所毁灭了（如人造星球的核技术）。就我们星球的现文明而言，似乎也不是唯一的历史，如创造埃及金字塔、希腊-罗马城邦、印第安金字塔等等的文明及其种族都消失了或没有可持续的发展起来。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文明是已知文明里唯一历久弥新的特例，或许这跟它的地理条件（为沙漠、高原、海洋所围）、生态条件（有一个足够规模的核心中央平原可以平衡或者容纳草原、山地、岛屿、绿洲的冲击）有关。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人的统一产生于自然土地的共同生活（行星的统一）与唯一时间的共同存在。 “推动力来自外部，而每一文明国家皆不完全是其自身文明之产物。否则它至多只能创造有限的文明，恰如时钟，走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停了下来。为了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它必须接触更加广阔的世界，外部世界能以它自身的东西来充实该文明区域，并为其注入全新的营养成分。”（吕西安·费弗尔《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引Ibid）从这个意义上说，印第安文明、非洲文明从反面，东亚文明、西欧文明从正面，伊斯兰文明从中间，从而构成一个世界文明的织体。 中原体系是以中央大平原为中心，由北方草原、东方岛屿、西方绿洲、南方山地所构成的东中亚盆地；地中海体系是以地中海为中心，有东南绿洲半岛和西北山地半岛所构成的欧亚非岛链；先后相对而出的分别是周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当然也不是机械的两分法，如春秋战国时的中原世界有合纵与连横，希腊时的地中海世界则有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只是侧重点不同；相较于美（海）、苏（陆），东亚与西欧是不同比例的综合。处于两者之间的是三大通道（草原、绿洲、岛屿）：草原因为季节流动性的特点是早期人类史（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主要通道，先后涌现了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一体化和丝绸之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或者说绿洲成为丝绸之路的替代线路是对抗草原游牧部落的产物，绿洲通道在生态上类似岛链、在生活上类似盆地，是个过渡性的环节，西域、大夏、波斯虽然各代名称有别，但种族构成及文明形态则相对稳定；岛屿的价值是欧亚大陆外化的产物，西欧对东亚的优势是以北美殖民为腹地的近代现象，是欧亚体系的再平衡，英国、美国、日本存在一个传导过程。扩大了的中原体系是亚非拉美洲，扩大了的地中海体系是四大洋岛链。 德约也在《不牢靠的平衡》中评论兰克的《论列强》时指出，后者忽略了“反拿破仑起义”胜利的关键是欧洲的侧翼国家（英国和俄罗斯），及其海外领土和欧亚地区的影响。海洋国家实际是岛屿、半岛屿国家，更易受大（岛）陆国家或其他半岛国家(欧洲半岛)的影响，而大陆国家只有受到相当体量的大陆国家或周边岛屿国家的联合施压时才会造成整体性的变动。这是18世纪以来，从西欧的沿海殖民向纵深的陆心革命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的历史地理背景，这也是英—法矛盾进而俄—德矛盾\中—日矛盾，最后美—中—苏三足鼎力的全球化版块构造过程。八国联军、苏俄反击、欧陆大战、欧亚冷战是一个链式反应，阿拉伯半岛、朝鲜半岛是最脆弱的环节，也是延续至后冷战时代的热战。
中原体系：五服联盟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盖此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系武事之方面者，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系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 由于水运的利益这么大，工艺和产业的最初改进必然出现在这些便于向全世界开放成为各种劳动产品市场的地方。……在地中海沿岸的诸多国家中，埃及好像是最早在农业和制造业两方面都明显开发和改进的国家。埃及北部的繁盛地域都在尼罗河两岸数英里内……在中国东部也有几条大河，通过各个支流形成众多的河道，彼此交叉，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或恒河甚至比两者相加更为广阔的河运网。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古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但是他们似乎都从这种内陆航运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国富论》一） 正如“龙”是各种地方图腾的集合一样，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南北朝之后连为一体。柳宗元的《封建论》是“血缘”时代向“地缘”时代（费孝通语）过渡时期的产物，或者说是土地从“领主”时代向“地主”时代（王亚南语）过渡的产物。 土地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根本（人地关系），郡县制是对周代分封制的鼎革（针对部族），继之以汉代的推恩令（针对家族），唐代的均田制（针对外族），使得土地从家族世袭制转变为国家流动制。继之而起的是税币的改革，两税法使得国家的经济基础从人头税向所得税转变（直至摊丁入亩），而一条鞭法则真正统一了货币（银本位制），为从物物交换（实物税是其残余）向商品经济的转变铺平了道路。在社会建设上面，如基础设施：从城墙到长城，从水利到运河，可谓破家成国，“中国”的本义只是诸侯国的中央之国，诸侯的北境城墙连为一体即为长城，诸侯国的水利枢纽连为一体即为运河；如人力资源：从《史记》的统一家谱于“黄帝”，乃至科举制度，使得人才的标准从种族向文化转变，从而确立了社会的文明标杆；如政治制度：从皇亲国戚（血缘）到内阁制（阶级）再到八旗制（民族-阶级）。 由此整个文明体系完成了由种族向民族及其有机构成的转变（“大杂居、小聚居”），周代的五服制完成了从中原到中国的集成。到清代，旧宋之地是秦的郡县，满蒙是汉的诸侯，藏疆是唐的藩镇，大理是明的土司，东洋西洋是化外朝贡之国。 近人所热议的“唐宋变局”被认为是中国史的转折点，但是也有相当人士认为是殖民体系更为关键。但是相较于至今还未完成工业化的南亚、南非、南美来说，仅就殖民来考虑是不够的，或者可以说是很多因素凑合的结果，并且各有不同的路径；进而言之，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化因为能源、生态的不可持续性正处于不断否定自身的道路上。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强大的王权，法国和英国一样早，产业革命却未发生于法国（固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因素，不过，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贝主义，即国家出资办国营手工工场，也是发展不出产业革命来的）。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 而“唐宋变局”的第一大公案莫过于王安石变法，“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朱子语类》）其间，遂间杂党争，但变法是时势使然，个人乃至一集团直至一国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南宋李椿年的经界法是“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的沿袭，朱熹也做过改正，终为世家大族所阻，以致国破家亡，直至明初的“鱼鳞册”。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则有朱熹、陆九渊等人的社仓之设，其中贷放、平粜之法，又有“青苗法”之讥。范成大的义役法则是变相的“募役法”，“募兵法”的成效则要到明代的戚家军才明显见出。（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 宋代的技术革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人口爆炸（稻作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使得人地关系及城乡关系发生转型，形成了商业形态、货币体系和都市化的进程。但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原始工业化仍受到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通常所说的“小冰期”影响了宋明时代的工业化进程。契丹、西夏、女真（金至清）、蒙古（元至明）与宋明中原王朝因为气候扰动，扩大了在农牧交界带的冲突，使得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转化不能可持续的进行。而西欧方面，则一方面因为蒙古草原帝国的主力牵制于东方而得到了喘息之机，另一方面也由于中间地带的穆斯林世界的冲击转而向大西洋沿岸的“新航线”开辟（类似于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之旅，是一种汉武帝式的战略迂回）。 汤因比《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 “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两个非游牧的但又是流动地建立其帝国的民族在阿穆尔河流域较量之时，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发现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些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帝国——土耳其、波斯和印度，从来就没有任何重大的公共灌溉工程，而拥有大型灌溉系统的帝国——中国，反而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宋明理学的时代性贡献在于乡村建设（族田、义庄）的历史策略，在当时保存了女真（满）蒙古反动（领主制、工奴制）之下的文明火种，在未来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内在根源。 与西方的领主经济相比，中国的地主本人没有足够飞专横手段可以施诸佃农，这同法律依附关系的缺乏有关。马克思在谈到西方历史时说：“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这种领主在领地内有“特恩权”，成了毫无限制的统治者。（国内法与国际法）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可以买卖和转手，又没有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地主的经济身份无法永久固定在个人身上，因而行政权、审判权、军事权也就不能交给某个地主永久掌握。……通常情况下，地主无法在行政上、法律上亲自直接强制佃农，所以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自然就显得比较缓和。（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关于此种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现代化，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模式以及温铁军的“三农问题”研究在田野调查方面有更细致深入的分析。相对于西方的殖民-生化能源式现代化（资本有机构成）的特点，乔万尼·阿瑞吉在《从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一文中做了比较： 在总结中国相对于南非而言的发展优势的时候，吉利恩·哈特同样强调了乡镇企业在当地范围内进行利润再投资和再分配，以及将之用于学校、诊所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消费等方面的贡献。此外，在家庭之间相对平等主义的土地分配，使许多乡镇企业的当地员工能够通过在极小的地块上精耕细作以及做工业的和其他形式的活计来谋得生计。 《东亚的复兴》一书则从国际体系的东亚转型方面指出，先是朝鲜战争使得美国走上了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此后的越南战争则迫使其“重新接受”大中华贸易圈的正常商业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美日之间于是产生的一种新的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先是日本企业、而后是中国企业取代美国政府成为东亚经济体系的核心，于是“本土模式”重新复兴了。而就世界范围的人口比例而言（全球民主），只有中国、印度等国也实现他们自己的现代化的时候，“全球化”才能显示出它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意义。
地中海体系：殖民累积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的《中华、贵霜、安息与罗马》提到：“汉朝儒家文官机构，在当时仍然是最好的。如同长城远远胜于建在德意志和不列颠的罗马帝国的小土墙一样，汉朝文官机构也大大优于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文官机构。和公元前后一千年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城邦一样，罗马是由每年选出的一小批非职业政府官员统治的。……罗马政府补救这一行政管理不足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公民的私人团体承包军需品和征集赋税”。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很能说明他们的总体特征： 这些文明把它们无数的岛屿散布在外国的水域里。如果这些小岛互相接触，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观。……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 在每一个拥有领土的社会里，事物总会根据自然进程，遵循着这样的顺序:资本首先投入农业，然后是制造业，最后才是对外贸易。与农业自然先于制造业的理由一样，在利润相等或接近的条件下，资本投入制造业也自然先于对外贸易。（《国富论》三）与之类似，乔万尼·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提到国家与资本、资本主义与地主阶级、市场与计划的辩证关系。 纵观当时（后罗马时代）的欧洲，没有一个君主有能力保护他们部分弱小的臣民不受大领主的压迫。为了得到保护，这些臣民要么成为某个大领主的奴隶或农奴，要么成立互相包围的同盟，彼此共同保护。领主们鄙视市民，他们嫉妒市民的财富，在任何时候都会予以掠夺，这种攻守同盟的建立，可使单个的城市居民能够进行不容忽视的抵抗，国王也憎恨和畏惧领主。共同的利益促使国王与市民同盟，共同反对领主。因此，尽其权力之所及尽可能保护城市居民的安全和独立是符合国王利益的。如果没有这种强迫居民按某种计划或制度行使权力的正规政府，任何攻守联盟都不会获得永久的安全，也不能给国王更大的帮助。 因此当时的法律偏袒城市居民，并削弱领主对乡村居民的权力，如果一年内，他们不被领主找到，那么他们会获得永久自由。因此，城市成了乡村勤劳居民手中积累的资产的唯一避难所。位于海滨或通航河道两岸的城市居民比内陆居民的活动领域要宽广得多，他们可以通过加工产品或者从事国家间的贸易，获得生活资料以及劳动所需的全部原料和工具，而并不仅局限于从邻近的乡村获得。这样的城市发展和繁荣更加迅速。单独某个国家或许只能提供有限的生活资料和就业机会，但综合起来就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国富论》三） “深究之，西方民主主义源于法学世界现，即将国家与法规视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这和它从封建社会产生的条件有关。”（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这恰好跟毛泽东在《 中国 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的分析形成映照。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现代殖民理论》中所说：“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体系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物质货品的分配是通过非经济动机来保证的。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自我调节的市场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野。（布兰尼《大转型》）沃勒斯坦则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中提到： 边缘区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中心区是雇佣劳动和自我雇佣，……半边缘区是分成制……世界经济体正是建立在下述的居高临下地位之上，即当时存在三个不同区域，每个区域确实有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确保剩余产品流入西欧以保障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 在欧洲人的家园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的平衡，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的北海沿岸的国家，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汤因比《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在欧洲只有意大利通过对外贸易和供远方销售的制造业而使所有国土都得到了耕种和改良。（《国富论》三）地主都爱好发号施令，当一切条件满足时，他只愿意使用奴隶而不是自由人。但是现在只有食糖和烟草的种植能支付奴隶耕作的花费。在以谷物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自有人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国富论》三）殖民地的垄断，打破了所有英国产业资本应有的自然平衡……伤害的是国家整体的利益，从中受益的却只有一个阶级（东西印度公司）。这种盲目增加顾客的政策，非常适合于政府受小商店主影响的国家（英国）。（《国富论》四）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就指出，西欧能够从原始工业（相对于东亚手工业）转入现代工业，关键是新大陆的开发（奴隶种植）解决了它们的初级产品问题。这一点陈其人在《世界体系论的肯定与否定》中也有所提及：“自由人手”的数目，要由农业劳动者在他们本人消费额以上能够生产的农产品的总量决定，“一定高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然基础”。这个我们可以概括为“农转非”的一般规律。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英国棉花进口的80%仍然来自美国南部各州，基于奴隶制运作的种植园经济是美国制造业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当时世界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殖民地剥削对于头三百年阶段世界资本积累进程的贡献集中在欧洲宗主国，曼德尔在《第三世界的原始积累与工业化》中做了估价： 这笔偷盗来的资本对于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积累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这项积累在1500-1750年间创造了对工业革命的有利条件。……总额超过10亿英镑，或者说大于1800年左右欧洲所有以蒸汽机运转的工业企业的资本。……在1760-1780年期间，仅仅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获得的利润，就比（英国）新兴工业所需的积累货币多一倍以上。 我们在比较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后会有更深的体会： 难道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 陈其人在《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中提到，15、16世纪美洲白银（矿石）流入欧洲（成为货币），引起物价在70～80年内持续上涨了3～4倍，使得租地农场主大发其财。从“价格革命”中得益的当然也包括企业主和商人，但是对于“契约规定的货币地租额几十年不动”的封建领主却造成一个反向的推动，即东欧的“农奴制再版”。农奴制再版的过程略如： 这些地方的领主和贵族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重新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大规模的庄园，并用无地农民的徭役劳动来耕种。然而它们生产的目的又主要是为世界市场的，即他们生产的主要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外放分工制度。（何顺果） 这个过程与奴隶制在美洲的移植是前后相继的过程，是殖民的内化。土地占有的形式占据了人们注意力的中心位置，因为正是它们才是社会组织形成的直接基础。看起来属于经济冲突的现象——高昂的税收和租金，低廉的工资——几乎完全是种种伪装而已，殖民者的实际意图是引诱土著人放弃他们的传统文化，并由此迫使他们去适应市场经济是生存方式，即为工资而劳动，并从市场上获取他们的生活所需。正是这个过程中，一些部族，诸如卡菲尔人或者那些移居城市的部族，丧失了他们世代相传的美德，变成了好吃懒做的庸众、“半家养的动物”，在他们中产生了流浪汉、小偷和妓女——后者是他们之前闻所未闻的职业——这种状况与1795-1834年之间英国那些被赤贫化的人口中的多数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布兰尼《大转型》注) 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战争，可以说是欧陆外向殖民受挫后的第一轮大规模内应力；到19世纪中叶，包括德、意资产阶级革命，美国、日本、中国的“南北战争”，几乎同时爆发，造成一个全球性的回响。如果说苏联是世界性殖民战争（对人的狩猎）的第一大反殖民成果的话，这也是此后制衡德、意、日法西斯（殖民主义的内化）的关键陆心（社会有机体）力量。二战以后，南北问题是这一以殖民体系为基础的欧美资本主义矛盾的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则是世界殖民体系全面崩解的标志。拉美之于美国，非洲之于欧洲，一方面固然反映出殖民国家内斗后的衰落及被殖民国家主权自立对殖民体系的震撼，另一方面南方国家的发展也不可能离开“世界市场”而单独发展、正如北方国家一样。于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民主，在政治民主独立运动之后更加凸显出来，我们在金砖国家、G20峰会等组织中看到了对G7等老牌殖民宗主国的经济革命。
双螺旋：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内陆海，没有潮汐，通常很少有巨浪，岛屿众多且靠近邻近的海岸，所以非常有利于世界最初的航运事业。那时候还没有指南针，造船技术也欠发达，所以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洋的惊涛骇浪之中。（《国富论》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区域间贸易的贡献中得到类似的印证。 在全球化的早期，从生产条件上说： 大量的著述明确地指出前工业时期的欧洲，“陆地运输仍然极为昂贵，那些最能控制海上贸易的国家获得了最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如同克里斯托弗•格拉曼认为的那样，由经济互动而造成的不断扩大的周期理论也特别适用于沿海贸易。事实上，他说：“国际贸易（经由水路）在很多情况下比国内贸易廉价且容易建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但是另一方面从地缘政治上说，中国同欧洲存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差异： “商业化的农业、广泛的贸易、帝国的征服以及反对欧洲竞争强国的战争相互补充，促进了对海军力量的投资以及动员陆地力量用于海外军事行动的准备。”（查尔斯蒂利语）这对于中国是南北朝及宋明时期的阶段性状况，但是这在东方并不足以导致持续的海外扩张及地理大发现，因为最终都以东亚列族的农牧大融合（近代叫“五族共和”）而消解。“尼德兰北部和英国的自然地理优势使其得以顺利实现这种目标（最大限度的利用海路），法国的政治表现为海路发展派和陆路发展派之间不甚明确的紧张关系。”（沃勒斯坦语）欧洲与中国之间对于大洋贸易的态度（如哥伦布与郑和）也庶几类似于英国与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时的情况。而马立博在《虎、米、丝、泥》一书中提到： 即使是在唐代和宋代的移民过程中，汉人向珠江领域的迁入，也是受沼泽地带和人们对热带疾病尤其是瘴气的恐惧所抑制的。汉人为克服这些困难所付出的努力，创造出了岭南最肥沃的耕地（珠三角），而这一移民进程在蒙古人入侵南方时被到达加速了，因为相对于生活在入侵者的征途中而言，沼泽和瘴气的危险要小得多。 当然历史是辩证统一的，海上力量毕竟是大陆的衍生，正如麦金德对“欧亚铁路”发展的预见，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 在一个世纪以前，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相对于陆上强国的机动性。但是现在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象在没有木材或不能得到石块修筑公路的广大地区所发挥的这种效果。……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了铁路。在俄罗斯帝国和蒙古境内的空间如此巨大，一个多少有些分隔的广阔的经济世界将在那里发展起来，远洋通商将被拒于门外，这是必然的。 “那个国家的历史不仅是在威尼斯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历史之间，（是）在强制密集国家和资本密集国家之间的一个折衷（甚至综合）。”我们可以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的这段话加以推演，世界体系的构成是欧洲体系的历史和中华体系的历史的一个综合。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的结论部分提到欧亚交界带的情况：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这似乎是对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回应：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 在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二战后扩展到柏林墙和38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世界大战到冷战，是社会国对资本国的一种胜利与制衡；而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 “所以法西斯也罢，国社党也罢，苏维埃更逃不了，所谓五年计划、四年计划，都是一种农业文化的表现，这不是一定说农业文化的优越，可是商业文化的破产，是决定的了。英国人听见法西斯国社党苏维埃都有些头痛，其实许多事情，还是他自身先进国家开辟出来的。消费合作社在英国最先创办，成绩也最好，这不是废商的先声？基尔特明明是古时代手工组织的遗产，英国就首创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这就可见我所谓“演变”。大陆农业统制精神，乃孕育于商业自由的海国，这是因为商业顶发达的国家，感受痛苦最早，因为商业扩充同当年地中海文明一样，受了天然的限制！”（蒋百里《国防论》） 皮尔·弗里斯则在《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里总结道： 大幅度的无产化是工业机械化崛起的有利环境，否则大规模、社会范围的工业化将更加难以实现。中国的家庭生产模式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羁绊。……在许多重要的工业分支领域，例如纺织品、瓷器和漆器的生产中，中国的技术水平并不落后。而且在这些方面，18世纪的英国还赶不上中国。然而从另一方面上看，当论及制造机器、钟表和大炮，以及采矿和煤炭的使用时，英国在这时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可以比较中、苏发展的成败，即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问题，实行现代意义的农业（农工）集体化需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从西方输入所需的民用技术。我们可以参考杉原熏在《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中的观点，西方道路是一个“生产奇迹”，东亚道路是一个“分配奇迹”；前者是资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工业革命，后者是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的勤劳革命。从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西方道路是以化石能源和殖民体系为基础的，因而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只有促使“生产奇迹”向“分配奇迹”的趋同，才能实现全球化的共同富裕和集体民主。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场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 我们以《资本论》中的这段话，作为对陈其人先生重提“农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呼应。原始经济是“一个社会事务，相关的是一个相互连锁的整体中一定数量的人”。财富、工作和交换都同样如此。“原始财富的性质并不是经济的，而是社会的”。劳动能够产生“有效率的工作”，因为它“被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到一个有组织的努力之中”。“货物和服务的交换通常发生在持续的伙伴关系之间，或者与明确的社会纽带，或者与多种多样的非经济事务相伴”。（图恩瓦尔德《原始社会经济学》） 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一方面要克服欧洲-北美中心国家的约束，另一方面则要加强集体协商能力，并通过它们的区域组织（非洲、阿拉伯、拉美和东南亚）来巩固第三世界区域。如果做不到这点，世界就会重返过去，现实和想象的共同体就会充满冲突。
多元文化与“发展的悖论”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倘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受到抑制和调节，它将耗尽、并最终破坏自身财富的两个源泉——劳动者和土地。（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来，我们一方面看到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的消减，另一方面则是不发达国家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今天的贫富分化或者今天的联合国“新千年计划”只所以不能落到实处，其根源在于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成本在不断被转嫁（钓鱼岛），转嫁给弱势群体（山民、渔民），当弱势群体不能再承受时转嫁给资源环境（赤潮、雾霾、洋流里的核泄漏、沙漠化）最后资源环境反过来惩罚全人类（火星化），泥沙俱下，玉石俱焚（温铁军） 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生物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不仅是可变投入与不变投入的关系，物种与生态以及物理宇宙是在协同共在中不断前行的。范家骧《报酬递减规律与农业发展》： “一般说来，投入量开始增加的时候，边际物质产品是增加的，而且是以递增的速度增加。因为这时可变投入量和不变投入量的配合比例愈来愈恰当，可变投入量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所以边际物质产品是递增的。过了这个界限以后，边际物质产品也是增加的，但是以递减的速度增加。这是因为可变投入量只能和越来越少的不变投入量在一起发生作用。超过这个阶段，再增加投入量，边际报酬就变成负数。” 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生态危机交相进逼的情况下，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似乎更加紧迫了。正如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所指出的： 人类的需求开始超过了维持经济的生物系统的产量……（然而）一年（1979）的世界军费开支的千分之五就足够为增加粮食生产和使粮食不足的低收入国家在1990年前达到自足所需要的全部农业设备的费用。……（最终）各政治共同体生活在全球共同体的生态环境之中。 王亚南曾提出一个命题:“社会越发展受自然的影响就越小，共同性就越大，差异性就越小”。民族学者张海洋认为：“国家的单数历史文化大传统次生于复数的民族民间和地方文化小传统”。横向（民族）分类及和而不同是人类史的一般过程（费孝通所谓“大杂居、小聚居”），社会纵向(阶级)分层则是私有制时代的产物，“纵向分层属于是社会公平问题，应该缩小和消除；但横向分类却是社会开放和政治文明的标志，应该给予承认、保护。” “横向分层”在国际社会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具有历时性与地域性的特征；“纵向分层”为国人所熟悉的就是“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种种“社会各阶层分析”，具有共时性和全球性的特征。或者套用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里的话说：纵向分层的每一部分都有横向分层，沉积的横向分层也都会表现为纵向分层；横向分层最终会加入纵向分层，构成其分子。 民族问题固然与宗教、文化问题息息相关，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决定“文明冲突”的究其根源还是经济问题。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手段，不但决定政治文化，也影响生态环境，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各民族、宗教的差异，就其社会经济形态而言，是由地理条件及其比较优势决定的；而全球经济殖民体系下的超民族（阶级）剥削是造成冲突激化的国际环境，不但各民族、国家互受其害，最后也会通过弱势民族及自然环境的薄弱环节，影响到人类的整体生态。欧美等国近年频繁发生的恐怖事件，在其国内是殖民时代奴隶贸易和民族剥削的后遗症，在国际上则是仍然存在的经济殖民体系所造成的不合理分工和定价权（包括暴力/利）垄断的反作用。 张海洋在《多元文化与“发展的悖论》中谈到： 发展的悖论”警示我们，在试图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特别是横向分类和谐问题的杠杆时，我们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综合平衡”的理念，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保证文化弱势群体以主体身份来参与发展并分享成果。如果说文化相对单一的中国东部在过去20多年创造了成功的经济模式，那么民族文化多元的西部地区则有可能创建政治文明建设的成功模式。 环境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背景，欧洲人与美洲、澳洲和大洋洲土著民族的遭遇可以和汉族进入岭南以后与少数民族居民的遭遇进行比较。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比试图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欧洲人与“新欧洲”（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地区人口之间的生物交换都是单方面的，欧洲的疾病、杂草和动物压倒性地占据了殖民地，而不是相反的情况。但是在岭南，并不是土著的傣族人惧怕汉族带来的疾病，而是相反。当然，汉人最后取代了对疟疾有免疫能力的傣族人，但这一进程用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与汉人对疟疾的适应和通过水利设施改造了当地的环境有关。克劳斯比指出欧洲人曾试图在欧亚大陆和非洲进行扩张，如十字军东征时占领的“圣地”和黎凡特，以及非洲的热带地区，也都遭遇了疟疾和其他“微小的敌人”。汉人和欧洲人在热带遭遇的区别在于，汉族人保持了原本有害的环境并最终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而欧洲人则必须等到奎宁的研制成功才最终征服了热带地区。……而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历史和其他物种的历史联系起来，并且意识到物种是可能会被灭绝的，如果其他物种在我们的手中灭绝，那么这不仅会贬低我们的人性，而且会枯竭我们的历史。（马立博《虎、米、丝、泥》） “人造系统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碳、氮、磷、硫以及其他废弃物危害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空间不断缩小）发挥服务功能。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垃圾遍地的工业化社会，面对物理以及化学反映的交相侵袭，自然生态系统是唯一能让我们免于被埋葬、被闷杀、被焚化的载体。” ——《最后的能源危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有机土壤是可持续的矿藏 游修龄说：“生物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建立起相互制约的食物链联系，形成了分级利用自然资源的高效率的系统。现代把这种自然生态中高经济效能的结构原理应用于农业生产，称之为生态工程。生态工程中最基本的一种就 是能量的分级使用。” 以”中”国来比喻世界： 中国是华北平原，欧洲是新疆，中亚是四川盆地，俄罗斯是蒙古，美国是东南列岛 西南是伊斯兰世界，澳大利亚是海南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3-10-29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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