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谣言

antimf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
　　芦笛


　　前言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一个从未受过西式军事教育的文人，靠自己看看《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就真能变成诸葛亮、吴用一样的神人么？我觉得很难想象。
　　现代战争是西式战争，是一种系统工程。用刘伯承的话来说，它需要专业人员组织，并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描绘的原始活动，也不是《孙子兵法》的笼统原则可以具体指导的。军事指挥分为战略与战术的指挥。所谓战术指挥，一般是指组织和指挥战斗。指挥大一点的战役，特别是诸兵种协同参与的战役，需要专业训练，靠看旧小说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能获得这种专业技能。
　　尽管红军刚起事时面临的不过是民团和地方武装，从事的是小规模的原始战斗，与《三国演义》描绘的也相去不远，但《三国演义》并没有教你怎么看地图、用指南针，更没有晚清讲武堂里传授的“学科”与“术科”，甚至就连所谓“内线”“外线”的概念都没有。若是对付民团，不懂起码的专业技术倒也不是太大问题，但若与职业队伍交战，现学对方的本领，“学费”恐怕是自己的脑袋。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学会打仗的？

　　陆定一在毛死后说了实话。记得他说，我党最初是靠军阀教会打仗的，是他们教会红军怎么组织参谋部，怎么看地图，怎么利用地形地物，怎么部署兵力，配置火力，安排预备队，等等。他只是没有点出具体的“军阀”的名字来。其实这也不难想见，无非是朱德、刘伯承、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罢了。尽管他们受的粗浅专业教育用西方眼光来看不值一提，但在内战中也就够用了——李宗仁不过就是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么？那还算是高学历了。他还很看不起黄埔将领，说黄埔军校学制也就只有半年，什么都学不到。先总统蒋公只上了个士官预备学校，连士官生都不是，居然也就成了全军最高统帅。学历比老蒋高得多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做毛泽东的西席老夫子，当然绰绰有余。在很大程度上，国共双方的将领都是自学成才。既然双方都是边学边唱的票友，当然学习的危险就不是那么大了。

　　我想，毛就是这么“从游泳中学会游泳的”。他不是职业军人，在起事之初当然不可能具备指挥战斗的能力，而且，以他粗放浪漫的气质，也没有那耐心去详细规划兵力部署，组织后勤，因此很可能终生都不具备实际指挥战役的能力，只能作战略决策。初起事时不过是拿民团练刀，等到朱毛会合后，自然也就有人代他去具体策划战事了。他真正精通的还是韩信说的“将将之道”，亦即控制将领的才能。不过此人造反作乱的天赋毕竟很高，看来看去，也就看出门道来了。因此，尽管他在后期可能仍不具备战役指挥能力，只能给出大战役的大致设想和基本要点，但能做到这点，也就算是一个称职的战略家了。
　　以常理度之，这应该是毛泽东学会打仗的过程。党神话在几方面捣了鬼：第一，忽略了毛的学习成长过程。第二，隐瞒了毛直接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惨败，甚至“反败为胜”，将它们吹成是什么“得意之笔”。第三，抹杀了集体的贡献特别是职业军人的贡献，把一切胜利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它特别符合《史记》、《三国演义》塑造的传统思维定式，于是国人也就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种天生就能神机妙算的神人。

　　最近粗读了一点党史，觉得可以大致看出毛作为自学成才的军人的成长过程。为破除神话，兹不揣浅陋，撮举几个他在不同时期的失误。因为党史是最难治的史，必须从大量神话中刨出星点线索来，过来人的回忆又未必准确，我的阅读范围又严重受限，因此写得很无把握，还请识者教正。

antimf

一、井冈山与江西苏区时期


如所周知，领导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的第一桩功劳。毛原拟在发动起义后攻占长沙城。但起义组织得乱七八糟，指挥毫无章法，遭到惨败，从一个师5千多人损失到六七百人。毛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撤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上去落草。

根据官方报道，秋收起义的计划是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制定的，攻打长沙乃是毛的主意，并不能赖到中央头上去。后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也是毛自作主张，并没有遇到来自中央的阻力。那阵子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残部都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中央惊魂未定，也实在顾不上管。

毛之所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完全是他的陈腐知识结构使然，他不懂马列主义，却把《三国演义》与《水浒》当成了毕生钻研的经典，走投无路时上山落草再自然不过。稍知马列基本教义或思想略微新潮的文人都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这道路也只可能由他来开创。

毛上井冈山后，手下大约六七百人，与早就落草的土匪袁文才、王佐的兵力大致相当。井冈山历来是土匪盘踞之地，易守难攻，但资源贫乏，人口稀少，没有发展潜力，只适合宋江一类没有抢天下野心、只求安身立命的土匪存身。毛初期的作为也与绿林好汉差不多，其战略是“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亦即以井冈山为安身立命之处，若山下风头缓了，便分兵下山抢给养（美其名曰“打土豪”）并扩展地盘；山下风头紧了，官军来剿，便将兵力收缩回来据险抵抗。如此一涨一缩，便称为“波浪式”。这基本还是山大王的套路，谈不上什么现代战略。其与传统土匪的区别，只在于他在部队里建立了党组织，以此控制部下，并在控制的地盘内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清算屠杀当地的富户罢了。

正因为毛的“工农革命军”的作派与传统土匪外表太相似，因此并未引动地方政府的注意。朱毛会师前，官军只有过一次动用营级兵力的“进剿”，战斗规模很小。此后朱德在湘南暴动，大肆烧杀抢掠，激起成千上万的农民暴动（详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又被官军追剿，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军民联手痛击之下，朱德立足不住，便逃往井冈山落脚，井冈山从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朱德带来了上万人马，与毛的队伍编为3个师9个团，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是抄袭北伐“铁军”张发奎所部第四军番号。这9个团中，朱德带去7个团，毛的秋收起义残部有一个团，王佐、袁文才的绿林武装编为一个团。虽然都是团级编制，但兵力并不一样，井冈山的两个团每团也就几百人，而朱德带去的部队每团有上千人。井冈山只适合小股土匪安身，本来就已人满为患，现在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人，根本就不可能养活。据龚楚回忆，当他们初次见面时，毛讲到经济粮食困难，“立即便愁眉苦脸”，在第一次军政会议上的讲话中，毛就指出“今后经济问题最为严重，应请省委及中央设法接济”（《龚楚将军回忆录》，150，152页），可见那地区完全是死地，没有什么发展前途。

因为养不活那么多兵，部队便不能不一再缩编，先是从9个团减为6个团，后又遣散了湘南暴动农民组成的第30团与第33团，只剩下4个团约6千余人，其中28团是朱德的老班底，也是红四军的主力部队（林彪就是该团的），第29团由湘南农民军组成，第31团是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第32团则是袁文才的绿林武装。这些部队中只有朱德的28团算得上是职业作战队伍，29团次之。毛的31团和袁的32团兵力和战斗力都不强，在后来反会剿中都只承担守山任务。主要作战任务由朱德的两个团承担。因此，如果井冈山真是革命摇篮，保卫那摇篮的主要还是朱德，他才是正宗的红军之父。

游击战也是朱德开创的，朱德后来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采访，在史氏所著《伟大的战士》中只字未提毛泽东的贡献，却自称他将游击战引入红军，而这一手是他当年当军阀在滇南剿匪时向土匪学来的。他的另一军阀经历更加生死攸关：当初云南军阀自相倾轧时，他和几个军阀从云南逃回四川去，走过的路恰好是二十年后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于是他便轻车熟路地做了红军的向导。

朱德的自称与龚楚的证词相一致。据龚楚说，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乃是朱德提出来的。此说有一定可信度，盖十六字诀并不见于毛给中央的报告或其他同期著作，只在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上有“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的政策”的相当简单粗糙的战术思想。据官方报道，毛首次使用十六字诀，是为1930年12月25日的军民誓师大会书写口号，有可能是掠人之美。

当然毛也不是毫无贡献，据龚楚说，毛虽是文人，对军事问题的理解却很敏锐。他的独特贡献是发明了“乡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战略，亦即以军队配合赤卫队，控制住县城外围的所有乡村，不准一切物资以及人民入城，并以红军一部控制交通要道，袭击国军运输与通讯部队，断绝城内一切接济和通讯。国军只好派兵出城采购粮食，一出城便遭到红军与赤卫队袭击。给养断绝后，国军只有撤出城市，在撤出时又会遭到红军伏击或追击。在整个国共战争中，这是我党全面使用的战略，称为“控制面，截断线，包围点”，亦即控制乡村，截断交通线，包围城市。如此即能充分发挥我党组织控制群众的优势，避免我军缺乏重武器、不善于攻坚的劣势，确实是一种天才发明，其最辉煌的表演，便是长春围城。

当然，真正要打仗，还是得靠革命军阀们，朱德来后，红军首次打下了永新城，让伟大领袖找到了压寨夫人——当年永新城的大美人贺子珍，更打败了几次会剿，主要承担作战任务的都是他带来的两个团特别是28团。但朱德和毛有分歧，他看出井冈山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并不赞同毛的“波浪式推进政策”，他更无法忍受毛的专横跋扈，因此总想向外发展。

这其实是对的，井冈山的致命缺陷是地瘠民贫，无法养活多兵，虽有天险，但缺乏回旋余地。毛的“波浪涨缩术”再折腾也成不了大气候。而且，若敌军长围久困，红军无法下山去白区“打草谷”，朱德的扁担用不上，迟早要给饿死。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发生的事。

不光是朱德看出这点，中央和湖南省委也看出了这点，很不以毛的偏安思想为然，屡次要求毛离开井冈山向湘南或湘鄂赣发展。于是朱德便趁湖南省委干预时，带那两个团离开井冈山去湘南打郴州。打下郴州来后，由湘南农民组成的29团思乡心切，便逃散了，招致所谓“八月失败”。此事被毛当成借口，在给中央的报告（后选入毛选第一卷，题为《井冈山的斗争》）中大肆攻击，谴责为“流寇思想”，其实他才是山大王思想。如果井冈山道路就这么走下去，那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央苏区了。

待到国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道路便走到了末路。朱德眼见无法守住井冈山，便决定“跳出外线”，让毛泽东和袁文才留守，这似乎是历来的规矩。但这次官军势大，毛看出了凶险，便提出要随大队转移，大家也只好答应了（此据《龚楚将军回忆录》，但他领导的29团逃散后，他本人便被派往湖南，半路遭到伏击受伤，辗转逃到香港，最后转到广西，并没有参加第三次反会剿，可能是他听老上级朱德讲的），于是守山的任务就交给了恰在此时来到井冈山的彭德怀率领的第五军，以及袁文才的32团。

朱毛下山后，原拟在外线配合守山部队，打破国军会剿，但在江西大余、南康等地被尾追的国军谢文彬旅追上痛击，只好逃入闽西南，把彭德怀扔在井冈山不管了。彭德怀死守了三天，天险被打破，只好率部突围，转战各地，最后创建了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彭德怀在逃下山后总结了教训。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巩固的后方”，只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前者是指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后者则是指敌军能打进来，但我军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井冈山那样的，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来的”（《彭德怀自述》，网络版）。正因为没有巩固的后方，即使是巩固的根据地敌军也能攻入，因此不宜像在井冈山那样，建立医院集中医治伤兵，只能把伤员寄在群众家医治。

愚以为，这才是创建根据地的正确指导思想。毛的宋江战略的假定，是井冈山如梁山泊一般，始终不会被攻陷，但这只能发生在章回小说中。如果红军始终以井冈山为“波浪涨缩”的中心，把它当成攻不破的后方，那就势必给栓死于其上，既不利于寻找权力真空，大刀阔斧开拓苏区，势必错过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天赐良机，也无从实施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无论是攻还是守，都是消极被动的战略。待到天下粗安后，红区仍然只会是疥癣小疾。老蒋不必动用中央军，只调地方武装即可一鼓荡平。事实上，无论是红四军还是红五军，都是离开井冈山后才创出点基业来，最后合成了所谓中央苏区。

据彭德怀说，他是对中央巡视员潘心元说这番话的，但这是重大战略主张，他在跟毛再度会合后，肯定也会说起。不管他是否跟毛说过，毛确实也吸取了教训，放弃了从旧小说上抄下来的呆板战略，把“建立巩固后方”改为“建立巩固根据地”，由此才发展出了“诱敌深入”的运动战原则，不再搞宋江式死守天险了。

彭德怀还在其自述中委婉地暗示，指挥中央苏区头三次反围剿并不是毛一个人的功劳。例如第二次反围剿确定阻击和伏击的地点其实是彭作的决定，毛还问他是否有危险，云云。在歌颂毛的英明伟大的同时，他还是忍不住披露：“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披露了这些战事其实是毛向革命军阀学艺的过程。

然而中共党史却从来不提这些事，似乎天下是毛这个天生的神人一手包揽打下来的。

【未完待续】

最爱中国心

如此“野史”，此时出炉，其心可诛

antimf

三、张国焘眼中的“军事奇才”毛泽东


毛泽东在一、四方面军分裂与复合过程中所犯的战略错误，我已在《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中介绍过，这儿值得介绍的是张国焘对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的观察：

“毛泽东……这个军委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迳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脚戏。

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召集有关人员并征询政工人员的政治意见，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总政委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或径由军委会主席审定，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命令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

毛这种独断独行的作风，似已成为积习。在这点上，他和蒋介石一样，不唯紧紧握着裁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特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毛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苏区时就曾因此和周恩来刘伯承以及德籍军事顾问李特闹得不可开交。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想象力，反应也很灵敏；他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张’作辩护。

他也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腔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所拟具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负担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

一般说来，我们当时都是一些游击专家，多少与毛泽东有相同的气质，不过他在这方面发挥得最明显，连我们都觉得他太离谱了。我曾经多次和他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觉得要与他沟通军事上的见解极不容易，特别是想形成有组织的统一指挥，更是困难。”（张国焘：《我的回忆》，252-253页）

老张这番话是他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后说的，出了记忆错误：那时毛并非军委主席，连副主席都不是。他对毛专横跋扈的评论不可能是那时的感受，只可能在他到延安以后。但这细节错误并不妨碍他观察的准确。看出毛的专横倒没有什么了不起，毛天性喜欢独裁，把一切权力都死死捏在手里，这不光是张一人的感受，龚楚也这么说，朱德当年就是为此跑下井冈山的。但其他评论则针针见血，於我心有戚戚焉，不能不承认老张确有过人的洞察力。毛的智力构型特点确如他说：富有想象力，思维常常大胆而离奇，甚至荒诞不经，志大言夸，好大喜功，喜欢大手笔，却又缺乏组织能力，痛恨受到约束，讨厌刻板拘泥地行事，喜欢“打破框框”，天性与细针密线、一丝不苟的计划工作格格不入，因而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去“作精确的计算”，作出战役的具体的组织与规划，只能向将领提出提出笼统的要求，以训令的方式下达军事命令，指望将领们去八仙过海，发挥主观能动性，完成他布置的笼统任务。

国焘没说的是毛为何会如此，其实那是他的智力构型与知识结构决定的。毛是个活在现代的古人，全部知识积累基本是劣质旧小说、《资治通鉴》等古史，以及各种烂报纸上的每一个字。他彻底缺乏西方知识，也鄙视此类知识，认为中国既有的学问便已经囊括了全人类智慧在内。他之所以知道毛奇，还幸亏一次大战那阵子他正在读师范，天天在图书馆看烂报纸。其实毛奇根本算不上什么伟大的军事家，毛知道的也不过就是此人的名字罢了。对现代战争该怎么打，他老兄连最起码的概念都没有，其实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意无意地扮演《史记》乃至旧小说上那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传统神人角色。

这就是为何恩来要说，“解放”战争时期共军总参谋部是世界上最小的参谋部。毛不需要参谋部，也不需要参谋人员，盖他不知道怎么使用那些人。他打的是一种旧式战争，当的是曹操、曾国藩、李鸿章式的旧式统帅，以手工业方式指挥战争，不需要专业人员分工合作，甚至连古代的幕府都不需要。

总而言之，在毛身上，最突出、最集中不过地反映了东西文明的差别。西方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便将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原则推广到一切领域之中，使得专业化（professionalism）成了整个社会的组建原则。不管在哪行哪业，分工都越来越细化。而中国直到晚清新政时期才开始这种专业化过程，此前的社会组织不管是在哪个领域中都极为原始。

这儿说的可不光是工农业生产，而是所有社会领域。例如医学连医、护、药的分工都没有，内外儿妇可由一个大夫包揽，从未听说过有开办各种科室、由不同专科大夫给人看病的医院。哪怕直到今天，中医仍未完成这种专业分工，似乎只有一个骨科分了出来，好像也没有药剂师，而护士其实是从事西式护理的西医护士。类似地，教师也是万能的，从无由专科教师分门别类传授知识的学校。军队则直到甲午战争时，仍未如日本那样，效法西方建立陆军部、参谋总部等专业机构，统帅李鸿章靠的还是远古的幕僚制度。在毛泽东手上就更出奇，他好像连幕僚都不需要，一个人即可包打天下，这才是鬼子说的one man’s war。

吊诡的是，这恰恰歪打正着。盖抗战以后，中共的根据地由各种“山头”组成，分散于华北、华东以及后来的东北各地，根本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由总参谋部进行职业化指挥，只能由各地将领根据自己的情况各自为战。中央军委的职能不是组织指挥战役，而是“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负担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这种“模糊统帅”恰好符合那种战线犬牙交错、各重兵集团彼此远隔的特殊需要，使得将领能最大限度地因时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才能。如果毛泽东也是蒋介石那种拘泥刻板的职业军人，实行从白山黑水之间直到苏北那情形千差万别的“有组织的统一指挥”，只怕要输得一塌糊涂。一言以蔽之，中共革命战争的特点，使得毛的天生缺陷反而成了一种主观优势。

以辽沈战役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如所周知，毛对该战役的最大贡献，也是他真正的平生得意之笔，就是提出“关门打狗”，攻占锦州。他的全部贡献就在于这一点。但那不过是个idea，对于怎么实现这idea，他根本就心中无数，不信请看《毛选》四卷所载《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的两份电报：

“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九月七日的电报）

我攻读这文章乃是高一的事，当时是狂热的毛主义分子，对伟大领袖无限崇拜。但我当时小心眼里也有点不敢细想的疑惑：伟大领袖这战略设想是否也太伟大了些？听他老人家的意思，若在打锦州时，长春和沈阳的敌人倾巢来援，则我军就该转过身来，趁机将卫立煌全军（甚至还包括长春守军）全军消灭！他还生怕沈阳驻军不来援锦，特意要林彪把主力放到锦州附近，以便将沈阳守军引诱出来！那锦州守敌趁机与援军夹攻我军怎么办涅？伟大领袖似乎毫未考虑这问题，认为只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就够了，似乎那只是一个有无胆量的纯意志问题。

就连外行都能想出来：如果林副真的依计行事，恐怕战役结局就不是后来那个样子了。很明显，作为职业军人，林彪无法执行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他大概上书指出了它的不切实际，而且可能还提醒毛他忽略了锦西守敌，只想到了沈阳驻军，并提出必须阻击援敌，在攻克锦州之后才能考虑消灭援军，否则饶是我英勇的东北野战军再英勇，腹背受敌也吃勿消。伟大领袖不是教导过么：“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他怎么连自己的话都记不住？

这就引出了伟大领袖的第二份电报：

“按照我军攻击锦州的进度和东西两路援敌的进度，决定阻援部署的方法。如果沈阳援敌进得较慢（如果长春之敌在你们攻锦过程中突围，并被我十二纵等部抓住歼击，则沈阳援敌可能被麻痹，进得较慢，或停止不进，或回头救援长春之敌），葫、锦援敌进得较快，则你们应准备以总预备队加入四纵、十一纵方面歼灭该敌一部，首先停止该敌之前进。如果葫、锦援敌被我四纵、十一纵等部所钳制和阻止而进得很慢或停止不进，长春之敌没有突围，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十月十日的电报）

即使有了林副的提醒，伟大领袖的思维仍然不改其粗放。锦州东西面都有国军，西面是锦西，东面是沈阳。在正常情况下，攻打锦州势必要引来两地的向心合击，而这“心”内又有锦州城内的守敌。在计划这战役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锦西与沈阳的敌军同时东西对进，夹击攻城的共军。这是最恶劣的情形，统帅必须考虑万一出现这种情形，我方将如何应付，起码要保个攻城不下也能全身而退的结局，不至于引来敌人的东西向夹击以及锦州城内守敌“心脏开花”，里应外合，围歼我军。

然而毛泽东却根本没考虑这最恶劣的情形，他只假想了两种情形：either锦西援敌进展快，沈阳援敌进展慢，or锦西援敌进展慢，沈阳援敌进展快，给了我军各个击破的机会，然后在此理想情形下开出连白痴都知道的配方：在第一种情况下，增兵堵住锦西援敌。在第二种情形下，则等锦州守敌已经基本被歼灭时，让沈阳援敌尽量靠近我军后，再转过身来包围该敌。那么，若这种好事不发生怎么办涅？如果一打锦州，东西敌军便同时疯狂地扑上来，突破我军阻击，将我军团团围住，锦州守军趁势反攻，内外夹击，我军岂不是要玩完？

即使是第二种理想情况发生，我军仍然岌岌可危：就算锦西的敌军给堵住了，但若沈阳的援军来势凶猛，锦州的守敌虽大部被肃清，但我军激战未歇，还来不及调转炮口，遑论作好战前准备，敌军就扑了上来，岂不要遭受重创？到时西面的敌军又加紧进攻，我军陷入两线作战中，您说到底是顾哪一头？

所以，毛泽东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完全是弄大险，实际上给国军提供了一个捕捉共军主力、将其全歼于沈锦一线狭窄地域之中的绝佳机会。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当我军发起锦州战役时，蒋介石当即作出正确决策：东西对进，消灭共军，锦西的国军倒是立即出动了，林彪投入了8个师，在塔山阻击国军11个师的进攻，打得惨烈异常，然而卫立煌却拒绝派出沈阳驻军西进，与锦西援军夹击共军。他坚称共军的战略意图是围城打援，因此不能上当，必须坚守在沈阳城中，致使毛泽东的第二种理想情况终于发生了：锦西的援敌在塔山一线被堵住了，锦州顺利攻下，而沈阳的援敌却迟迟不来。其实林彪只在黑山放了一个纵队。若沈阳驻军与锦西援军同时出动，向锦州快速挺进，则共军相对单薄的阻击部队根本就堵不住。可惜直到锦州失陷后，沈阳驻军才出动，让共军得以从容各个击破，转过身来全力对付廖耀湘兵团。该兵团不过10多万人，怕被占绝对优势的共军围歼，便掉头撤退，被共军轻易包围歼灭，当真是人类历史上输得最莫名其妙的一仗。

所以，看来也不能指责伟大领袖计划粗疏，卫立煌大概早跟他拍过胸脯，保证不出动救援锦州友军。否则无法解释心思细密的林副为何也会跟着伟大领袖粗放起来。据官方宣传说，对打锦州，他一度颇为动摇，因为锦西和锦州相距不过几十公里，他怕遭到两地的内外夹击，却居然不担忧驻沈阳的大军加入夹击，到后来也只放了一个纵队在黑山、大虎山阻击沈阳来的西进兵团，而且还是在锦州攻陷之后才用上的。这种咄咄怪事，只能用卫立煌通共来解释。其实现在连《新华网》上的文章都承认了，卫立煌是“辽沈战役最大的卧底”（http://mil.mop.com/jm/gn/2008/0425/104174901.shtml）。

由此看来，毛之所以会想到打锦州，恐怕还是老卫通敌引发的灵感。即使有了老卫的帮助，他最初提出的计划也是扯淡，毫无可操作性，竟然提出不加阻击，待敌军倾全力来援时“敢于同他作战”。全靠东野司令部的具体组织，才使得伟大统帅一个非常笼统的idea变成了可操作计划。即使如此，它也赢得非常侥幸：万一老卫是假投降，诱骗我军上当，则辽沈战役就会变成共军失败的转折点。

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西方统帅的区别：以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为例，这俩战役都是苏军最高统帅部通过总参谋部仔细规划组织的，并不是由斯大林或朱可夫或华西列夫斯基给方面军司令部一个大致的想法，然后再由该方面军司令部去组织战役。作为军事统帅，伟大领袖更像个看棋支招的人而不像下棋的人。就连支招也不是告诉棋手该怎么下，而是告诉他：左下角还没落子，上那儿碰碰运气去！

antimf

五、西安事变前后


在此期间，毛泽东犯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上的战略策略错误，分述如下：

（一）顾头不顾腚的西征

红军刚从山西渡河撤回陕北根据地，伟大领袖又立即发动了西征。据彭德怀回忆，约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以东地区开了全军干部会议，“组织了西征军及其指挥部，任务是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以彭德怀为司令（1）。

所谓“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乃是鬼话。“抗日”不必说——往西边抗日完全是笑话，正是《说岳》上疯僧说的“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去”，接应二、四方面军也是胡扯。二、四方面军是八月间才到达甘南的，五六月份跑到甘北去干什么？要接应也该南下，怎么会跑到西边去？真实目的还是打通苏联，那才是伟大领袖自从跳入陕北死地后一直念念不忘的中心任务。陕北苏区北部是无法穿越的沙漠，要打通苏联，只能要么向东取道山西进入绥远，要么向西取道宁夏、绥远或取道青海、甘肃、新疆。东边既然走不通，那就到西边试试去。伟大领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得很明白：“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二是甘、凉、肃三州。”（2）无论是走哪条路，都得先占领甘北。这就是西征的由来，它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宁夏战役。

如东征一样，这个军事决策最能暴露伟大领袖的性格毛病：急功近利，过于操切，以致不顾主客观条件限制，想入非非，再加上赌徒气质太重，便常常为了宏大目标不惜孤注一掷，所谓“敢想敢说敢干”。早在执政前他就充分暴露了这气质，用我党的行话来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或曰“左倾盲动主义”。他老人家从来就是“左”的，哪怕在当国前也如此。所谓与李立三、王明等人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云云，除了反对李德的“短促突击”这条，基本是后来虚构出来的。只是在当国前他毕竟还受客观条件制约，而且也能听进反对意见。在当国后这些束缚统统去除，他的“左性”便一泻千里了。

西征就是这不顾实力急于求成的“左性”表现。其时我党和张学良等人勾结上了，正在策划肢解中国的所谓“西北大联合”。这计划的关键是“打通苏联”。这事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便去干，只能由红军承担，遂有红军西征之举，一方面军两个军团由彭德怀率领，分为左右两路，进攻甘肃北部。主力出动后，苏区便由红29军与30军负责保卫。这两支部队可不是红四方面那两支具有相同编号的主力部队，刚由地方独立团扩编而成，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如所周知，我军的编制从来是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赤卫队（民兵）三级结构。主力部队承担重大作战任务，地方部队则用于守卫根据地。当时中共已与东北军秘密达成停火协议，在此特殊情况下主力部队远出，全靠地方部队守卫苏区，按说也无关系。问题是伟大领袖刚刚东征归来，而东征的伟大成果就是把中央军引进了阎老西原来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山西，此刻正跟着撤退的红军前来，而伟大领袖居然也就忘了那茬。

这结果便是备受李德嘲笑的瓦窑堡（今子长县）的陷落。上文已介绍过，据李德说，瓦窑堡是当时陕北根据地内唯一的县城，因此自然也就成了所谓“红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京城。中共自恃东北军不会来犯，再加上红军主力倾巢西去，也实在没有什么兵力，于是该城一带极度空虚，而驻扎在该处的中共机关人员也非常麻痹。不料亲共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适逢有事离开军部，西北剿总内的亲国民党军官趁机给67军两个师长下了命令，令他们北上进攻瓦窑堡。东北军107师当即攻占瓦窑堡南部的蟠龙镇。中共设在该地的医院、党校等若干机关都落入该师手中。东北军117师也攻占了瓦窑堡东南的永坪镇。

蟠龙镇距瓦窑堡只有20公里左右，而永坪距瓦窑堡还不到此数，中共自然极度震动。周恩来急忙致电王以哲，请他下令制止部下前进，王以哲倒是同意了，奈何107师师长刘翰东坚持要向瓦窑堡挺进，请红军“给予方便”。前去交涉的李克农火烧眉毛不顾一切，为了说服刘翰东，竟向他出示了周恩来与王以哲的往来密电，令王以哲过后得知极为不满。不料刘翰东见了密电后仍不买账，他告诉李克农，中央军汤恩伯部正从山西大举前来，瓦窑堡反正是守不住的，红军不如假作抵抗，将瓦窑堡暗送给他们算了。全靠王以哲直接下了军令，东北军才退出了永坪和蟠龙。

此时瓦窑堡已经三面受敌：南有东北军，北有高双成的86师（原冯玉祥西北军系），东北方向的绥德有中央军汤恩伯部，而红军主力远在甘北，鞭长不及马腹，该城注定要陷落。于是毛泽东便下令驻扎在该城的中央机关悉数撤往西部的保安（今志丹县），并决定将瓦窑堡当成人情送给东北军。王以哲便按中共建议，向西北剿总谎报67军攻占了伪都瓦窑堡。

不料瓦窑堡尚未移交给东北军之时，周恩来发现从山西攻入的中央军汤恩伯部只有两个团，于是将防守瓦窑堡的全部红军调往绥德方向，准备抗击汤军，瓦窑堡彻底成了空城。驻守在该城西北约20公里处的石湾镇的高双成部两个营便乘虚而入，于1936年6月19日轻松愉快地占领了该城。周恩来只好赶快把准备抗击汤恩伯部的红军调回去，围攻瓦窑堡，却又因缺乏攻城重火器，只能望城兴叹。

可怜王以哲（Oops，屡次想打“王希哲”）白白通共一场，到手的人情又飞了，还害得他向西北剿总虚报战功，声称攻占了瓦窑堡，最后却让国军86师的两个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其烦恼可知。那位攻占了蟠龙镇又不得不撤出的107师师长刘翰东更是暴跳如雷：当初在蟠龙时，他就劝李克农把那人情送给他，可惜中共不干，最后却落到了高双成手中。为了安抚他，李克农建议他赶快去增援守城的高双成部，红军再撤围，以让他挣个“解围”之功。但这岂能抵得上攻占伪红都之功？刘翰东乃回信大骂：“弟在蟠龙与兄见面时，曾再三声明：‘要送人情，必须干脆！’而贵方一再延迟，竟将良好机会，坐送他人！……此事乃贵我双方最大之损失也！！！”（3）

这些吃醋吵闹也不去说它了。瓦窑堡之失，虽然负责防守该城的周恩来要负直接责任，但根本原因还是毛泽东顾头不顾腚的“空城计”战略。当初他率红军全师东征，只给周恩来留下两三千人防守根据地，幸亏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没来打，只有民团窜扰，堪称侥天之幸。但天才军事家总不能把走运当成制定战略计划的前提吧？这次红军主力又倾巢西向，瓦窑堡本该是战略后方，却成了三面受敌的前线凸出部。若汤恩伯不是只派出两个团，而是将进入山西的30团兵力全部集结起来，渡过黄河，扫荡红军空虚的战略后方，则西征军前有黄河，后有敌军，进退失据，必将陷入绝境。毛主席用兵真如赌，于兹可见一斑。

然而毛泽东为了打通苏联，什么都能豁出去。中央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改称红一军团，与原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合编为新的一方面军，总兵力只有一万三千人左右。兵力如此单薄，难免顾此失彼，按理说本该耐心等到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再合力去打通苏联。但伟大领袖等不及，竟然将此任务交给一方面军，在给彭的电报中明确规定：“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全军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者。”甚至要彭德怀考虑在七月下半月即开始抢夺船只，准备西渡黄河（2）

区区一万三千人，要在半年内完成这任务，抢渡黄河，进入宁夏绥远，甚至可能走毛开出的第二条路，即沿“甘、凉、肃三州”（今张掖、武威、酒泉）河西走廊，挺进到新疆去，除非个个是大罗金仙。就算能办到，那根据地谁来守卫？

这计划之荒唐，使得彭德怀不能不再次犯颜直谏。他回电指出，红军现有兵力无法兼顾打通苏联与保卫苏区的双重任务，若贸然渡过黄河，陕北苏区却落入敌手未必妥当，因此他建议，先巩固西征新占领的甘北地区，过后再考虑打通苏联、接取军火的问题。

这本是常识范围内的事：若按毛泽东的计划，红军不待巩固新占领的甘北地区，便贸然渡过黄河，就算东北军西北军不来打，已经进入山西的中央军跟进陕北，抄了红军的战略后方又该怎么办？那时红军困在黄河西岸，就算能立下足来，新占领的地区总不如老根据地有地利人和，更容易保卫吧？更何况黄河西岸极为荒凉，又是回族地区，居民都在“土围子”里聚居，红军缺乏重武器，根本就打不开，只会活活饿死。伟大领袖的名言是“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他为何终生无法实践这自己总结出来的人生哲学涅？

这妄想到底太荒唐，以致连伟大领袖自己后来都意识到了，不能不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承认：

“目前，关于接运物资的困难尚须解决，新疆、外蒙出兵并解决运输路线，即拟向远方提出交涉。非达到这一层，我们即使到达了宁夏或甘、凉、肃，也是没用的，因为我们不能向新、蒙去搬东西。”（4）

毛泽东是说：必须由新疆的盛世才或是外蒙发兵，长途押运苏联提供的军火，将其交给中共，否则即使中国红军打到了宁夏或是张掖－武威－酒泉一线，也是没用的，因为红军并没本事从那儿出发去新疆或外蒙，把大批军火搬运回来。

这段话最能彰显伟大统帅顾头不顾腚、“革命者顶天立地勇往直前”的特点，非常非常搞笑：既然明知红军没本事前去新疆或外蒙把军火搬运回来，必须或由外蒙、或由盛世才发兵武装押运，那起码得先落实了这档子事，再考虑自家发兵攻占宁夏或张掖、武威、酒泉一带吧？否则冒着丢失根据地的危险，万里征战打到了那些地方，苏军不把军火运来，那又有什么意思？这应该是凡智力正常的庸人都能想到的事吧？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但伟大领袖没想到落实这成功前提，就连整个中央似乎都没想到。毛泽东先后发动东征与西征，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恢复之前，唯一的依据就是被苏联空投入陕北的林育英带来的口信：“主力红军可向西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直到1936年8月21日，洛甫才正式向莫斯科汇报了红军向宁夏和甘肃西部扩张，以接运苏联军火的作战计划，9月11日获得国际回电批准（5）。但双方竟然未在电讯中敲定军火交接的具体问题，而毛泽东居然也就不提这请新疆或外蒙发兵押运的请求，便匆忙发动了旨在攻占绥远定远营的宁夏战役。张国焘不明就里，以为苏联人已经把军火运到了定远营，令四方面军大部渡过黄河，忙着去该城领取飞机大炮，却因胡宗南部抢占了渡口，致使四方面军被黄河隔为两段，这才有西路军最后的覆没。

迟至10月2日，中共中央才向共产国际提出请求，要苏蒙军队押运军火，尽可能深入中国境内，但共产国际于18日才电告中共，外蒙不能派兵押运，“否则将等于对某国战争的开始”。为此莫斯科特地找了一家外国公司，负责卖货并运送到外蒙边境，但不能超过外蒙边境一百公里。因此中共必须派出足够的军队去外蒙边境接收货物，并承担沿途保护的责任（6）。

因此，即使胡宗南没有夺下渡口，全部红军顺利渡过黄河，打到了绥远省的定远营，斯大林也没有变卦，红军能否挺进到外蒙边境，把车队接回来还在未定之天。更可笑的是，11月间，日本人指使伪蒙军侵犯绥远东部，中日关系更加恶化，绥远抗战即将爆发，这让本来就害怕“某国”的斯大林更怕引火烧身，便于11月4日令共产国际给中共下令，“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对汽车及红军有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来接收？并请通知接受办法以及你们将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7）

这些技术问题，应该早在事前就敲定，哪有战役发动之后才来讨论的？然而伟大领袖那伟大而空洞的脑袋中不乏浪漫幻想，却从来装不进技术细节去。在他看来，需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接近苏联”即可，至于怎么挺进到国境线上去，飞机大炮到手后又怎么把它们搬运回来，谁去操作那些高科技产品，这些琐碎细节从来在伟人视线之外。

正因为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整个西征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蠢动，白白把四方面军贴了进去。幸亏中央收到莫斯科11月4日的电报时，宁夏战役已经失败，否则若红军按计划挺进到了定远营再挨这当头一棒，那滋味可是够受的。好在这“学费”也没白交，中央总算发现了那些技术问题，于是电告莫斯科：“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8）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如果早在发动西征之前，毛泽东便想到后来遇上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告诉莫斯科自己没本事去国境线上取货，要求苏军将军火押运到中国内地，最好直接送到陕北来，那莫斯科就会及时告诉中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须避免任何可能招致与“某国”冲突的事件，这样不是就可以省去后来种种瞎折腾了么？

当然，出于权势崇拜或成功崇拜心理，国人未必能接受这是伟大领袖的智力缺陷使然，多半会用阴谋论来解释这西征蠢动。伟大领袖也确有此嫌疑：徐帅已在回忆录里说了，西路军之所以覆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军委不可理喻的瞎指挥。而且更可疑的是，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后，陈昌浩提出由一方面军在甘北，四方面军在甘南，同时向静宁、会宁一带夹击胡宗南部，毛泽东先是同意，后来又变了卦，说一方面军兵力有限，必须固守现有根据地，因此决定只派出红一师配合行动，使得战役完全落在四方面军一家身上（9）。这非常不符合伟大领袖顾头不顾腚，动辄准备扔下根据地作惊天一博的一贯性格，令人不能不怀疑他是否看出了徐帅看到的问题，亦即预定作战地域处于西安－兰州大道上，容易受到敌军东西夹击，因而故意让四方面军跳进那陷阱。

然而这看来还是个智力问题而非心术问题，盖伟大领袖发动西征早在红四方面军北上之前，他甚至还一度想让一方面军独力完成这任务。因此，看来整个西征蠢动，都是他急功近利的性格促成的。当然这也能理解：在陷入陕北那种毫无发展空间的死地之后，“靠近苏联”便成了他乃至整个中央能死死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了。在这种情况下，利令智昏几乎是必然的。

然而这蠢动却让红军陷入危境。顾头不顾腚，则屁股难免要让海风吹。宁夏战役失败后，胡宗南乘胜分三路向苏区挺进。据彭德怀自述，红军在山城堡（今甘肃环县境内）伏击了胡部一个旅，歼灭其大半，“但胡宗南并不死心，率四个旅为左路向盐池、定边前进；王均、毛炳文两军为中路，向吴起、志丹（保安）前进；东北军为右路向华池方向前进。我军转移至洪德城与盐池间，位置于沙漠边缘埋伏着，拟待胡敌通过沙漠疲乏和饥渴之际，给以打击。胡部是主力，也最积极，我如能再歼胡敌两个旅，即可将敌人这次进攻打退”（2）。而据张国焘说，未及渡河的红四方面部也在这一带（10）。因此，整个红军的主力都集中在苏区西部，离中央所在地保安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而保安作为红军的“战略后方”，距中央军汤恩伯部占领的瓦窑堡只有五十多公里，成了前线。因此，蒋介石只需让汤恩伯部自东向西平推过去，即能重演86师两个营便攻占瓦窑堡故事，弹指而下空城保安，扫荡红军空虚的“战略后方”，与胡宗南东西夹击红军，则红军纵是大罗金仙，也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然而西安事变不久就爆发了。因此，看来吉人自有天相，天才军事家就是可以把走运当作制定战略计划的前提，顾头不顾腚毫无关系，自有上天照看他的宝臀。


参考文献：

1、《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2、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51-55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3、《西安事变新探》，115-119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53-554页。
5、《西安事变新探》，224-226页。
6、同上，236-238页。
7、同上，244页。
8、同上，246页
9、《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书。
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19页。

lsmj

楼主煞费苦心！你举了很多例子，请问没有主席的共军是不是就”用兵真如神”了呢？还有，没有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共军能否战胜国军？

dongfangmeiwen

不管那啥……反正用兵用滴老蒋龟缩到湾湾啦！{:soso_e128:}

antimf

（三）万里奔袭狂想曲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常会与政治会议紧急召集联席会议，议决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查办，并令军委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调动指挥军队事宜（1）。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大军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国军飞机轮番轰炸渭南与赤水车站。大战即将爆发。张杨叛军所处战略态势极为不利：讨逆军正自东向西推进，驻守甘肃的胡宗南随时可从西向东推进，叛军腹背受敌。此外中央军汤恩伯部早就进入陕北，随时可能扫荡空虚的陕北苏区。

在此严重情势下，张杨集结兵力，准备抵挡讨逆军的进攻，把延安等地让出，请红军接防。毛泽东先给红军前敌指挥部发电报，集结于甘肃西峰镇（今西峰市），为张杨“壮其胆而振其气”（2）。但他又觉得这个战略不过瘾，旋即改了主意，令红军改到延安、甘泉集中，准备扔下根据地，迂回到敌主力之后的郑州一带，并发展到直逼南京。

此令一出，将领哗然。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与政委任弼时致电中央，指出若野战军出河南取进攻态势，则很可能丢掉固原、兰州与陕甘公路，来不及回援西安，若胡宗南部南北夹击，则很可能隔断红军与西路军及苏联的联系，无法取得苏援，因此应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刘伯承则建议趁机发国难财，尽量控制全甘肃，并完成宁夏战役计划，乘黄河结冰渡过黄河，攻取宁夏，接通外蒙（3）。

此时斯大林命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密电尚未为其他人知晓，所以彭德怀刘伯承辈尚在做打通苏联取得苏援的梦。但即使忽略斯大林来电不计，早在11月4日，共产国际也已来电通知中共“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那会为日本提供开战口实，决定改由新疆送货，要我党去哈密领取。然而直到此时，刘伯承尚在指望打通外蒙，我党内部信息流通之不畅，以致连高级将领都蒙在鼓里，还在根据过时信息构思战略，可谓荒唐之极。

虽然彭、刘等人不知道莫斯科已经变卦，但他们都看出了毛的战略计划的危险。然而毛泽东还要坚持这计划，回电教训彭、任：

“无论军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敌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4）

这可是比李立三当初制定的攻打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战略计划疯狂一万倍，绝对是只有疯子才会制定的伟大战略。

略去隔在黄河西岸的西路军不计，当时红军全师也就四万人左右。就凭这支队伍，要扔下根据地，毫无粮秣弹药补充，毫无休整余裕，持轻武器万里奔袭，不停息地流动作战，先打到郑州那“四战之地”去，进而南下“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红军连宁夏回民聚居的“土围子”都无法攻破，曾为此特地向苏联请求提供飞机大炮，凭什么去攻取郑州城和南京城？就算这些大城市用轻武器就能打下来，那从陕北打到南京，就算沿途丝毫不受阻拦，步行起码也得几个月吧？要是还没走到那儿，我方的“头脑”就被敌军击破咋办？让红军赶快往回赶？跑得过火车么？

更何况西安事变已经引起了全民极大愤怒，红军一旦打到河南去，立即就要变成过街老鼠。郑州一带一马平川，连古人都知道那儿不是用兵之地，到了现代就更是如此，盖陇海线与京汉线在彼交叉，国军无论从哪个方向调兵都极为方便，很容易就将远道而来、已成强弩之末的红军包围起来，而伟大领袖却想入非非，想以那儿为出发地，去“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

所幸张学良还有点人类常识，他知道红军主力一旦远出，则陕北只剩下东北军三个师，根本无法抵挡胡宗南与汤恩伯的两个军，因此要求红军布置在环县、豫旺地区，一部放在甘泉－延安一线，以掩护东北军后方。毛泽东还要试图说服他，说胡部与汤部不过是支队，只需各以一部钳制即可,“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的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性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5）！

此时刘峙率四个师围住了华县，进逼渭南，距西安只有约40公里了。周恩来将此严重敌情电告毛泽东。毛才决定先救燃眉之急，于19日回电周恩来：“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 （6）此后他又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让红军主力集结于庆阳、环县一带，配合王以哲部打击欲从海原南下天水、再东进西安的胡宗南部，守住叛军西线。20日，华县被讨逆军攻破，西安危如累卵。张学良又准备把红军调往东线。同日，宋子文飞抵西安，代表宋美龄调处。23日，周恩来谒见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接受国府7月间提出的和平方案，换来了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飞往洛阳，战云被和平之风吹散，毛泽东那个万里奔袭的伟大奇计也就始终没用上。

吊诡的是，毛泽东这奇计，因为过于荒诞离奇，彻底脱离了现实，因而绝无实现可能，反倒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即使宋子文和宋美龄不来西安，事变得不到和平解决，毛的计划也不可能化为现实。盖当时红军主力全在甘北，即使立即南下东进，也得几天后才能赶到西安一带，而此前西安早就成了危城，红军即使赶到西安附近，也肯定只会被张学良投入东线作战，抵挡讨逆军进攻，哪还有余裕从容迂回到河南去，实行伟大领袖“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的伟大计划？因此，毛这一伟大计划的唯一意义，就是向后人显示此人的脑袋确实有点不正常，喜欢陶醉于宏大然而绝对脱离现实的妄想之中。


1、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76-77页，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326-327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网络版，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jswj/1/2005/0913/5576.html。
3、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331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网络版，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jswj/1/2005/0913/5577.html。
5、《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332页。
6、《毛泽东军事文集》，网络版，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jswj/1/2005/0913/5579.html

最爱中国心

楼主美分党，你在anti 做人的底线

重甲与巨槌

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是“煞费了苦心”啊。既要洗白一些人，又要抹黑一些人，玩的溜啊。

小桦林

毛主席把蒋介石打服了，过了几十年后，蒋介石的徒子徒孙们不服了。

antimf

确保伟大领袖新型内战成功的第二个客观因素，乃是蒋介石死硬的爱国主义。这死硬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得抗战成了他一个人力排众议、一意孤行的战争。

我党指控国民党内部有庞大的亲日派势力，此话不假。国共两党都有深厚的外国背景。我党的苏俄背景就不必说了。国民党虽然后来比较干净，早期也好不到哪儿去，要人都是日本海龟。同盟会本是日本右派组织黑龙会扶植起来的，其中甚至有日本会员。日本右派一直大力支持孙中山与清廷、袁世凯捣乱，以使中国处于永恒内乱中。而孙氏的梦想，便是中日合并，实行“大亚洲主义”。

孙文这一卖国思想对党徒们影响至深至巨。记得90年代初台湾《中央日报》登载过张群访谈录。记者说，有人指责他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那其实是受国父“中日联邦”设想的影响，国民党内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云云。确实如此，许多国民党人都受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影响，认为中日应当联手对付西方白人的侵略，而这正是日本人在二战中的口号，所谓“日中亲善，互相提携”、“大东亚共荣圈”、“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等等，其实都是孙文当年一直在向日本人拼命兜销的陈货。日本人建立满洲国，就曾以孙文多次向日本叫卖满蒙的事实为据，声称他们是实行中华民国国父的遗愿。

卖国父孙文为他的忠实信徒的留下的遗教，使得他们在中日战争爆发后，都觉得这是兄弟相残。对他们来说，此乃错误的战争——同文同种的黄人不去打白人，却自相残杀（有趣的是，留日大贤林思云先生至今有此想法，可见这种谬论蛊惑力之持久）。因此，国民党人的反帝激情其实集中在白人头上，与英美结盟完全是形格势禁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这种中日亲善之情，在抗战胜利后立即就流露出来，看一眼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就够了：

“9月某日，为做好接收准备，中国总司令部派某中将到津浦线南部各地视察。该中将对所在地日军将士作了如下的谈话，使我将士大为感动：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16）

“新编第一军是蒋介石嫡系美式优良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加尔各答受过美式训练，军纪严明。其年青将校擅长外交，态度明朗，对与日本作战，深以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们黄色人种之团结，乃亚洲当务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鸦片战争！’当夜，两国军官在当地饭馆举行联欢会。中国第一师司令部除师长外全体军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参谋及守备队长以下全体军官出席。两国军官携手进入饭馆。这一情景使麕集的人山人海的群众和士兵，投以惊奇的目光。 ……

以战争结束为转机，中国方面特别是上层人物之间，掀起加强日、中合作之热潮。……各地接收中也到处可见。中国甚至有将日本的高级技术、军事技术及技术人员等，引进中国之意图。但因美国对此不满，此风遂被扼止。”（17）

南京大屠杀就发生在昨日，竟能忘记得那么快，而无足轻重的香港，却当成不能或忘的深重国仇；对美国的高科技没兴趣，却对日本那二流国家的科技羡慕不止。这种奇特的感情错位，在在提示了国民党“打错人了”的遗憾。前去受降的何应钦向冈村宁次充分表示了这遗憾：

“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18）

这就是为何孙中山的传人汪精卫为何会投降日本，让我党讥为“降兵如潮，降将如毛”。其实若不是蒋介石当家，战争恐怕根本也就打不起来。就算是打起来，国军遭受重创后也很快就会屈服，何至于苦撑八年之久？

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深知中日实力的天壤之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当时我党势力正在恶性膨胀，“和平接管”了大量土地，更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觉得抗战只能让中国化为焦土，让共党坐大，什么好处都没有，汪精卫就是为此最后决定投降日本人的。

必须指出，唱“低调”者，并不都是出于孙中山哺育出来的“日中亲善，互相提携”的深厚阶级感情，其中不乏与日本并无渊源的老成谋国之辈。胡适曾被指为“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虽然他只是为那伙人取了个诨名而已，但不能不说他的思路与他们有共通之处。1937年8月5日，亦即七七事变后不到一月，胡适和陶希圣即联名向蒋介石上书，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19）。

窃以为，不能用“卖国主义”、“投降主义”等国产标签，去对这种思潮作简单的道德批判。自鸦片战争以来，一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就是“蠢动——挨打——再蠢动——再挨打——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蠢动失败史。开头是朝廷的“清流”祸国，死不承认国家极度孱弱腐败，根本不是鬼子的对手，越打吃亏就越大。直到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老佛爷才算醒了过来，学着鬼子搞新政。民初的统治者也算清醒。可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国共两党在20年代把列宁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理论引入中国，为老毛子火中取栗，挑起了一系列涉外事件之后，全国知青便统统成了排外“清流”。

这结果便是梁任公观察到的那样，国力和民气出现了“二律背反”：国力因国家陷入无穷内乱而日益下降，与此同步发生的，却是民气变得越来越躁狂嚣张（芦按，这不是他的原话而是我的表述，原话出处已不能记忆，无从查到。如果记错，就算是我说的吧），“反帝”激情日益高涨。如杨杏佛所说：“但知是非，不顾利害，不计成败”已经成为“‘五卅’后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20）。任何一个略有常智的人都看得出此中荒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夫去侮骂武功高手，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忧心忡忡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蒋廷黻指出：

“中国国力和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不能相称……我们坚决要求国际地位平等，但是我们没有支持此种要求的国力。”

为国立下大功的资深外交家顔惠庆说得更直截了当：

“当时中国负责任的、明白事理的人对此采取保留和沉默的态度，而那些主张武力外交的鲁莽的政客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简直是在玩弄导火索，迟早会引爆炸药桶。这种兴师动众的宣传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看起来很成功，而给国际外交斗争带来的却是灾难。在处理棘手的外交问题时，必须考虑我国军事力量不足，其他方面准备不够，以及所处的不利的国际环境。采取冒险蛮干的做法，虽说动机是爱国的，但效果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22）

颜老先生没有指出的，乃是“那些主张武力外交的鲁莽的政客们”之所以要这么干，完全是出于个人野心，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以抗日为倒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则是“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

所以，政客们不是“鲁莽”，更不是不是不知道玩弄导火索的危险——毛泽东不是在洛川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警告过全党，不要小看日本人的武力，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么？看出中国绝非日本的对手，并不需要什么过人的聪明才智。

这世上，大概也只会有中国愤青才会神智错乱到以为光凭本国的力量即能打败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席卷整个南洋。区区3.5万日军在两周内即攻陷新加坡，迫降了将近14万英军、印军和澳大利亚军组成的联军。13万日军在菲律宾登陆，五个月后就全歼了15万美菲联军（迫降10万，余者打死或打伤）。连西方强国都不是对手，让中国那内部四分五裂、毫无国防能力的东亚病夫上去，当然只能是我党笑骂的“一触即溃，一溃千里”。

所以，在“爱国”政客们，“抗日秀”的原意是供内销的，并不准备出口。爱国主义本是西方发明，但中国人在引入时作了实质上的改进，把它变成了一种所向披靡的内战法宝，此即所谓“以夷制华”，乃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不幸的是，蒋介石却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何尝不知以中国之积弱，与日本交战完全是自杀？可惜他不是真正的独裁者，不能罔顾民意，更何况麾下还有冯玉祥、李宗仁等“以抗日为倒蒋”的野心家们。他要真是为了顾全国脉民命而忍耻媾和，内战立刻就要再度爆发。强敌窥伺在侧，再与西南西北军阀大打内战，亡国无日。而且日本人欺人太甚，东北沦陷后又在觊觎华北。如此蚕食下去，究竟伊于胡底？

在这种情况下，取胜的一线希望全在于友邦的支援。就是为此，蒋介石才在战前就采取了容共政策，指望把苏联拉来作盟军。可惜他连毛泽东都玩不过，又岂是斯大林那厚黑学祖师爷的对手？1937年10月22日，蒋介石电令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杨杰向苏方询问，如中国武力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23）。11月，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答应，苏联在紧急关头将参战（24）。然而当南京危急，蒋介石要苏联兑现诺言时，斯大林却声称:“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善。” (25)

国际支援既不可得，蒋介石就只能实行和战两手，在竭力抵抗的同时，也希望战争能因日本人的让步而迅速停息下来，为此曾在早期通过秘密使节与日本“民间人士”有过一点接触。终因蒋介石死硬的爱国立场与日本陆军的骄横而以毫无结果告终。

据杨天石教授的研究，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秋山定辅等日本“民间人士” ，在抗战中曾与国民党高层的密使秘密接触，企图迅速解决“支那事变”。这些烂人都是孙中山当年的密友，鼎力协助孙氏将中国搞乱，其中萱野是兴中会会员，同盟会会员，曾应黄兴之召参与辛亥革命汉阳之役，1915年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顾问，协助居正在山东起兵反袁。小川则在辛亥期间与头山满，内田良平、犬养毅等人组成有邻会，援助孙文。头山满就更不用说了，一直在孙氏生前积极赞助他“唱衰”中国（26）。因此，从革命辈分来讲，他们可算蒋介石的父执辈。蒋介石自命孙文传人，不能不对这些烂人十分恭敬。

老蒋设下的停战前提，是日本必须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他在给萱野的密电中将这说得清清楚楚：

“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辛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27）

杨天石教授的研究表明，蒋介石一直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双方停战谈判的前提。无论是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是答复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还是与日本“民间人士”的秘密接触，国府代表都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坚持了这一立场。用蒋氏的话来说便是： “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谋停战。”（28）

抗战初期我军迭遭惨败，并未影响蒋介石的决心。就连在1941年，抗战进入了最艰苦、胜利希望最渺茫的黯淡时刻，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决心仍然毫不动摇。其时苏联践踏了过去对中国作出的种种保证，与日本订立所谓“中立条约”，相互承认并尊重伪满与外蒙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中断了给中国的军火援助。英国对日妥协，竟在公开文件中将满洲当成一个独立国家，并表示尊重日本在该“国”中的经济权（29）。就连美国似乎也靠不住了。蒋介石得到情报，谓美日达成妥协，美国已同意日本占领中国的华北与满洲（30。芦按，此情报看来有误，美国在与日本谈判中态度始终很强硬，似无同意日本占领中国华北一说。相反，国务卿赫尔最后提出了著名的《赫尔备忘录》，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日本从中国撤退，被日人视为最后通牒，由此触发了太平洋战争。但即使是在该备忘录中，美国也并未特地指明必须从满洲撤退。由此可见，美国人当时对早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满洲国的态度相当暧昧。如杨天石教授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若不是蒋公坚持，满洲和台湾都未必会在战后回归中国），他仍然向国内外庄严宣告：

“我们非完全驱逐寇军于我们的国境以外，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我们的抗战，是决不能停止的。我们若非使东北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东北的失地完全恢复，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亦决不会停止的。”（31）

就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一天，他还让拉铁摩尔转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32）

如果说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态度死硬还能理解，在我军一再遭受毁灭性打击，华北和沿海大城市相继沦陷，国脉如丝，西方列强隔岸观火，漠不关心，内外交困之际，还如山西骡子一般倔强，死挺下去，那就只能用个性来解释了。

须知愤青的“肾上腺爱国”与理性爱国的区别，是前者其实是一种病态，与意淫一般，是在想象中获取某种满足欣快，因此势必不能持久，在现实露出狰狞面目来后就会迅速消散。因此，蒋介石若要在百姓吃够苦头后与日本媾和，绝不会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就连愤青们也不可能像抗战爆发前那样，慷慨激昂地起来示威，恐怕要反过来欢呼蒋委员长英明也未可知。如果他充分利用国民党内深厚的亲日派资源，与日妥协，起码不会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别有用心的共党不计，但他们的反对无济于事）。

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内外，除了汪精卫一派以外，主张与日妥协的大有人在。日军进攻武汉时，孔祥熙的心腹贾存德向萱野等人表示，共产党正积极发展势力，汉口陷落将导致赤化蔓延，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拟由孔祥熙、居正、何应钦、李宗仁出面会谈，由日本提出议案（33）。然而蒋介石通过早期的试探，已经知道日本人绝不会答应撤出中国领土，严令禁止再进行此类接触：“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 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34）此后他又多次制止孔祥熙的秘密活动，甚至以“杀无赦”警告孔祥熙及其密使萧振瀛（35）。

对于那些并非亲戚的国民党元老，他可就不是那么客气了，不但派军统在越南谋刺意图投敌的汪精卫而误中曾仲鸣，而且还派军统在上海干掉了被日本特务土肥原说服、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的唐绍仪。可见他破釜沉舟的决心有多决绝。

蒋介石的决心，来自于他通过早期秘密接触后，认定日本人绝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占领的大片土地，中国不可能以和平手段收回失地，就连让日本人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都无可能。中国别无选择，只有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

事实证明他对日本的认识是正确的。倭陆相板垣征四郎就曾骄横地说：“按照原来的估计，汉口陷落时，国民政府将无条件投降，日本方面没有必要发表规定撤兵的声明。”（36）

蒋介石当然知道共党趁机崛起的祸害，但在两个魔鬼之间，他选择了与他认为危害较小的魔鬼结盟，去共同对付他认为危害较大的魔鬼。在这点上，他非常像邱吉尔，后者也是认定苏联乃是危害性较小的魔鬼，因而与苏结盟去对付危害性更大的纳粹德国，到快胜利时才发现苏联势力空前膨胀而后悔不迭。蒋介石与邱吉尔相似的另一点是，两人都因个性强悍而都在毫无胜利希望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坚持下去。如果没有邱吉尔，很难想象英国会在敦刻尔克撤退后独自坚持对德作战。更难想象的是，中国若无蒋介石，怎么还可能与日本血战八年，苦撑不倒，宁死不屈。换国民党任何一个人去坐他的位置，都势必要走上汪精卫那条路。

因此，似乎可以说，抗战乃是蒋介石一个人的战争。没有老蒋，中国也就不会有抗战。人民的好总理在洛川会议上的预言完全是正确的，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估计完全错了。吊诡的是，毛的伟大胜利，恰来自于其基本估计的错误。若是他的估计正确，老蒋如汪精卫一般及时投降，就地停战，掉过头去痛剿共军，则我党也就绝无上台的希望。

这其间的是非功过，实在是难说得很。我在英国时，跟那儿的人说，你们把邱吉尔当成大英雄，我看实在是哭错了坟头。如果他在敦刻尔克撤退后听了哈利法克斯爵爷的话，与德国媾和，让德国人心无旁骛地去结果老毛子，世界今日恐怕要光明得多。你们和德国人死扛，最后是丢掉了自己的大帝国，从超级大国变成了个二三流国家，这种英雄到底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即使是理性如英国人，也难接受我这奇谈怪论。由此看来，评论先总统蒋公的功过是非，确实超出了我的能力。

最爱中国心

搞了半天，原来是对面派来的，那就不奇怪了

qlg80137

lsmj 发表于 2013-12-21 21:18
楼主煞费苦心！你举了很多例子，请问没有主席的共军是不是就”用兵真如神”了呢？还有，没有主席，”用兵真 ...

qlg80137

重甲与巨槌 发表于 2013-12-21 22:13
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是“煞费了苦心”啊。既要洗白一些人，又要抹黑一些人，玩的溜啊。 ...

哈…………………………

LI5367

又长又臭！

antimf

国府决策的第三个致命错误，李宗仁已经在其回忆录中痛陈过了，那就是在接收沦陷区与整编国军中作出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李宗仁指责，国府未能及时从峨眉山上跑下来，及时抢摘桃子（“峨眉山”、“摘桃子”云云，是伟大领袖的诬蔑性指责，不是老李说的），让共军着了先鞭，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没有听取他的忠告。他说，1944年春，他曾向蒋建言，现在便要考虑到战后的接收问题。他认为胜利后，苏联和中共将变成最头痛的难题。他建议，准备与苏联向东北作进军竞赛，并隔离中共和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敌人一旦宣布投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以待我接收部队的到达。他还主张用“后浪推前浪”方式接收沦陷区：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如此不出一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皆为我大军所有，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

他说，可惜蒋介石没听取他的忠告，战事刚结束，中国统帅部立即命令日本驻华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日军向数点集中，听候缴械。例如长江以北敌人便奉命于短期内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徐州、蚌埠、石家庄、济南、北平等重镇。而日军集中后所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的各交通线的防务，国军却未能即时一一接防。因而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线，胜利后顿时交通断绝，直至大陆易手都无法恢复。当时他曾一再警告何应钦，要他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草率从事。但后者却说，奉蒋委员长面谕，如今抗战胜利，如不将敌人迅速集中缴械，将有损于国家威信。谁知后患便因此造成，云云。

至于向收复地区进军，中央也没采纳他提出的“后浪推前浪”的办法。主要是因为，全付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共四、五十个师，此时尚集中于滇西、缅北一带。如以后浪推前浪方式向华北前进，则原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这在私心自用的蒋先生看来，显然是对他不利的，所以他只要原驻鄂北、豫西的刘峙部队和原驻皖西大别山的李品仙部队，分别开进陇海线上的郑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后即不得再向北方前进，至于华北、东北的接收，却要等留在滇、缅一带的部队调去辩理。但是四、五十个师大军要自西南山区开往华北，谈何容易。大军尚仆仆在途，东北、华北的版图大半已再度变色了（56）。

李宗仁是否提过这些建议，从史学考证的角度来看，是无从落实的孤证。这其实也不重要，关键看他说的是否事实。我尽可能地（当然是在本人极受限的阅读条件下）查对了一点史料，觉得他说的有如实之处，也有夸张的地方。

要说清这个问题，先得知道华北和华中为何会落在共军手里。一般人的错觉，是以为敌后只有共军，这在战争后期的华北确实如此，但据国内学者唐利国先生研究，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已经考虑到在抗日战争中要采用游击战术。如参谋本部1936年底拟订、1937年3月定稿的《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曾明文规定：“作战时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1937年秋，国府已在山西、河北留置了游击部队。1937年冬，国府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57）。因此，说只有中共才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乃是我党欺骗宣传之一。

由于中日战争战线犬牙交错的特色，抗战期间长期或一度滞留敌后的国民党军队曾经非常多，其中广为人知的当数国军在中条山以及大别山区留置的重兵集团。军委会要求各级国军普遍编组特种出击部队，经常袭扰敌军，并定期上报出击战绩。在大的战役、会战前后，国民党军各部更要派遣一定数量的搜索队、土工掘路队、便衣队、突击队、快速队等到敌后执行侦察、搜索、破坏交通、扰乱对方等各类游击任务（58）。随着沦陷区扩大，从事敌后游击战的地域也跟着扩大，几乎每个战区均包含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敌后游击战，涉及范围达十余省，游击队数量成百上千，作战次数成千上万。据何应钦军事报告，从事游击战的国军，1938年底达80余万，1940年底有60余万，以后经过整编，逐年减少，至1944年4月仍有27万（59）。

然而国军的敌后游击战并不是很成功，个人认为原因很多，首先是国军没有掌握共军那种军民操控术，无法化整为零融入人民，因而也就无法在占领军面前有效隐蔽自己，成了日军眼中的明显目标；其次是国军始终无法摆脱正规战的观念，日军打来了总是和敌人硬拼，不会效共军游而不击；最后则是受到日军和共军的双面夹击，成了敌后共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我党在敌后的地盘基本是从“顽军”那儿抢来的，这就是官修党史上所谓“反摩擦”，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得清清楚楚：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

这就是说，百团大战乃是一种“政治秀”，其主要目的，是向广大中间势力表明共军“反摩擦”有理，证明国府的指责“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是无耻谎言，而不是为了把日本人赶出去。共军“反摩擦”的结果，便是使得所谓“顽军”受不了两面夹击，纷纷投降日本人。“顽军”长官们作此选择倒不是出于其“阶级本性”，而是共党不给他们活路：投靠日军还能保存实力，投靠共军则只会被我党将其部队彻底消化后，把他们当作粪便排出去。

据冈村宁次说，他在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了解到防区内的国军没有中央军，都是地方军，乃是各派系旧军阀，虽接受中央政府军饷，但对蒋介石未必忠诚，只求保存实力，因此他要求部下对这些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有效。从1942年春开始，那些将领陆续投降，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日军。据他估计，到战争末期，投降日军的地方军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约30万。他说，这些将领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初次见到他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道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60）

如所周知，除了个别例外如何键外，抗战前还真没有几个地方军阀对我党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都对剿共毫无兴趣，更对共党本性毫无认识，因此多与我党密谋倒蒋。陈济棠、蔡廷锴、陈铭枢、李宗仁、刘湘、杨虎城、张学良、阎锡山等人，都曾与我党有过勾结。抗战爆发后，许多杂牌部队开头还打得非常勇敢顽强，然而滞留在敌后的军阀们到后来却与我党成了仇人。这仇恨竟然大过了国仇，以致连在台儿庄战役中拼死杀敌、死不后退、因此立下大功而被举国爱戴的名将庞炳勋都投降了日本人，您说我党“反摩擦”的威力大不大？

就是这新型内战的无穷威力，使得华北大片地区沦共。我党在停战时成了华北敌后最主要的武力，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抢起桃子来格外方便。苏联出兵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全军向日军反攻，主要的作战行动竟然是在日军投降以后进行的，这与东北苏军如出一辙：日本宣布投降后，苏军竟然不停止进攻，仍然实行“大纵深作战”，尽最大限度地占据中国的领土，以便掠走最多的中国财产（61）。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应对有正有误。正确的是，在日本投降后，他充分利用了国府为同盟国承认之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与中国作为盟国重要成员的合法身份，援引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坚持除了东北之外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都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62），拒绝了十八集团军的非法要求：

“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63）

他还通过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规定日本陆海空军只能向蒋或何指定的部队指挥官投降（64）。冈村宁次自称，他努力执行了这一命令，拒绝向八路军投降。据他说，停战后，日军在华北与苏北对共军攻击实行自卫战斗，共死伤7000多人，“从这一情况可以推知，共军非法要求及非法攻击次数之多。”（65）这大概是我党八年以来唯一一次大规模向日军作战，可惜那是在战争已经结束后，对士气彻底崩解、只是暂时代替战胜国维持治安的降军作出的。

如国内学者汪朝光教授指出的，老蒋这一决定相当关键。我党因此被迫放弃了夺取大城市的原定方针，下令：“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66）

在向收复区进军一事上，蒋介石也未曾如李宗仁所称那样，私心自用，提防杂牌，故而没有采取他建议的 “波浪式推进”。早在8月12日，侍从室就提出了“发动全线部队从速推进，并特别派遣部队进据各重要据点”、“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推进”，以及请求美国帮助空运海运部队等建议（67）。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很快就分别进占了太原、郑州、归绥、大同等战略要地。只是由于刘少奇命令共军“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彻底破坏所有铁道”（68），政府军才未能顺利全面接收华北。

傅作义、阎锡山都是所谓杂牌，然而蒋介石并未让他们停留在原地不动。北上接收平津的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部三个军（曾崇义的三十军，高树勋的新八军以及马法五的四十军）也都是杂牌（69），并未如李宗仁所言，是被胡宗南所部胡博翰掺了沙子（70）。可见李宗仁的指控有挟嫌报复之嫌。蒋介石犯的最大错误，还是如前文所述，未能及时抢占南满，阻断关内外共军交通。

不过李宗仁其他指控倒确能成立。例如他说，蒋介石命令日军集中在几个点听候缴械，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则听任共军抢占，更使得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重要交通线被共军截断，直至大陆易手时都未能恢复，这倒基本是事实。

蒋介石关心的似乎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日军缴械，并迅速将他们遣送回国，以致一面求美国人帮助运送国军，一面又动用本来就很落后的运输力量去忙这不急之务。据冈村宁次说，“中国政府动员全部水陆交通部门，为此甚至影响了一般交通，造成了经济恶果”，使得200万军民在战后10个月内即全部撤回日本（71）。

此乃老蒋最大的昏招。那时的当务之急，是让日伪军严格维持现状，打退共军的非法进攻，直到国军前来接防。当时英国人在东南亚就是这么做的，否则马来亚等地早被共党游击队接管了。蒋介石这么做的结果，是使得国府对华北只进行了空洞的接收，广大乡村、中小城市乃至重要的交通线都落在了共党手中。

李宗仁的另一指控也基本是事实，那就是国府在战后整编裁军，削弱了自己，壮大了八路。

他说，陈诚就任军政部长后，第一项重要命令就是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有功抗战的游击队一律解散。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40万伪“满洲国军”被强行遣散，“此举直如晴空霹雳，数十万伪军顿时解体，林彪乃乘机延揽，伪军的精华遂悉为中共所吸收” 。其他地区的伪军和抗日游击队也是这样，他们奉命集中解散，原有防地却无国军接防，让共军乘虚而入。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措给养，走投无路便投向共党。李目击陈诚这样无理蛮干，劝告陈诚说，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陈却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

李还说，陈诚借裁军和整编军队，消灭异己，大量裁撤杂牌部队，或是将杂牌与嫡系“混编”，不仅制造了大量的失业军人，而且打乱了原有的指挥系统，使得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大为下降，云云（72）。

这些指控基本属实，战后国府裁军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这并不完全是李氏指责的“蒋先生私心自用，消灭异己”。该计划的考虑因素很多。首先是残破的国家实在难以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其次是美国人的影响，陈诚认为美国只有90个师就能打大战，国军裁到100个师又有何不可（73）。本来，近代军队编制就是从西方引入的，国人一直在仿效西方强国。等到老美成了最强国，老蒋和陈诚当然想按美军模式改建国军。最主要的，还是老蒋想解决历史遗留难题，在军事上实现国家统一。

当时所谓“国军”，实在是五花八门的军阀部队的大杂烩，编制和指挥系统异常混乱，政出多门，军令和军政分为两个独立系统，各军兵种之间更谈不上什么协同配合。此乃自辛亥乃至晚清传下来的背时遗产，一直未能清理。抗战前蒋氏每次想解决这问题，都要触发军阀大战。抗战使得军阀们除桂系外基本失去了枪杆子，他当然要在战后借机整顿。否则若还是战前那个各自拥兵自雄的乌烟瘴气模样，谈何国家统一？

既然要整编，自然要汰弱留强。《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

“鲍尔及其他德国军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赖。”（74）

的确如此，无论是在抗战还是戡乱战争中，中央军都是主力部队，更忠实可靠，也更有战斗力，投降的多是杂牌部队。杂牌部队在抗战初期倒是打得很英勇，但后来受不了共军的挤兑袭击，便纷纷投降日军了。中央军倒还不曾出过大规模投敌的事，冈村宁次就承认他当初决定诱降防区内的国军，是因为那些部队不是中央军，可见连敌人都知道国军不同派系的忠诚度区别。既然如此，新编国军当然只能以中央军为主力，李宗仁再吃醋也没道理。桂系逃过了整编，也逃过了三大战役，但在中央军主力被基本消灭后，便成了配合我党颠覆国府在江南的统治的决定性因素。为免离题，按下不表。

因此，如果没有我党，老蒋这么干倒是应该的。但在我党取代军阀成了最大威胁后，他还刻舟求剑，隧道眼中只看到军阀的威胁，看不到我党的可怕力量，不顾内部反对一意孤行，那就是亡国昏君的干活了。就连著名匪谍郭汝瑰都说：

“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粹性。……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75）

就这样，从1945年初至1946年初，国军陆续裁了110万人，编制减少了约三分之一。1946年初，军政部还计划在18个月内进一步裁军208万人，将全军缩编为50个师。就连地方保安团队也要复员三分之一（76）。虽然这个宏伟规划因全面内战爆发而不得不在7月份终止，但此前的裁军任务已经如期完成。国军至少裁减了150万人。而共军则在此期内疯狂扩张，只是为了应付美国人，从地方部队中裁去了11万老弱病残，而且他们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并无生计问题（77）。

这结果便是李宗仁说的，将大量无谋生技能的职业军人推向社会，撒手不管他们的死活。据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回忆，仅重庆一地即有登记失业军官4千多人（78）。1947年5月12日，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失业学员500余人，至孙中山坟前痛哭流涕，表示若不能按目前待遇发给编余者，将继续向行政院请愿，史称“哭陵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79）。

由此在失业军人中产生了那个著名的歌谣：“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运动吧。

20130922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一个从未受过西式军事教育的文人，靠自己看看《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就真能变成诸葛亮、吴用一样的神人么？我觉得很难想象。
　　现代战争是西式战争，是一种系统工程。用刘伯承的话来说，它需要专业人员组织，并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描绘的原始活动，也不是《孙子兵法》的笼统原则可以具体指导的。军事指挥分为战略与战术的指挥。所谓战术指挥，一般是指组织和指挥战斗。指挥大一点的战役，特别是诸兵种协同参与的战役，需要专业训练，靠看旧小说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能获得这种专业技能。

如果你认为现代战争是西式战争，那么为什么在遵义会议前举行的每一次起义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每一次起义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西式战争方式，而后为什么采用毛泽东的战争方式都会取胜，你思考过吗？战争是没有具体方式的，它只要适合形势就可以了。西式战争有其优越性，但也有其弱点，它的主要弱点是由于高度统一导致战术运用灵活性不够，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个明显例子。运用西式战争的优点是可取的，但盲目完全照搬照抄崇拜西式战争是非常不可取的。

dongfangmeiwen

毛主席那啥……用兵用滴牠丢盔卸甲图样图森破！{:soso_e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