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真正的战略高手(毛泽东）

野渡舟横

深切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

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评价历史，看的是结果。评价历史人物，看的是对民族利益的贡献。只有坚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私利”的原则，才能做到如实公正客观，达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识。否则一切评论只不过是少数人谋求私利的鼓噪喧嚣和广告表演而已。

评价毛泽东时代，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又是什么状况。评价毛泽东，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毛泽东逝世时这些根本利益实现得如何。

毛泽东时代发生了那么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战争，发生过那么多那么天翻地覆的变革，所有这一切是对是错，是功是过，同样只能用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为标准来衡量才能弄清。

冷战时期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在“冷战”期间。要评论毛泽东时代决不能脱离“冷战”这个大前提，一切都必须从“冷战”这个基本现实出发。

“冷战”导致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现实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二者必择其一。《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虚弱状况使中国对冷战既无法逃避又无法免受其害。

冷战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冷战的牺牲品。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主权被美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让给了苏联。而苏联坚持要得到这些权益（确保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长铁路）归根到底是出于冷战的需要。1945年冷战开始时的中国，是百年积弱又饱受八年战火蹂躏的中国，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国弱民贫的中国，是对美苏两强中的任何一个均毫无抵抗能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其宰割的中国。作为弱者，夹在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要倒霉：你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劲往自己那边拽，直到把你扯成两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国——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个全的（设想一下两只狼撕抢一只羊的情景）。显然，这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胁。冷战期间中华民族最根本最头号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这种命运。这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国民族利益遭受美苏冷战主宰的命运，不当美苏冷战的牺牲品。

但只要冷战还没有结束，只要中国还不够强大，中国就无法抵御美苏的主宰，就无法避免成为冷战牺牲品的命运。这就发生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

由此可见，衡量冷战期间一切中国领导人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解开了这个死结，是否粉碎了美苏为自己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的一切举措，是否让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左右夹击中突出了重围。一句话，是否使中国摆脱了冷战。做到了这条的就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应该肯定。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应该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废话。

毛泽东时代的序幕

——中国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

蒋介石选择了向美国“一边倒”。在他看来只要傍上美国，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美国强，美国富，美国反共。世界上没人敢惹美国。傍上美国金票大大的，实惠多多的，有美国撑腰苏联就不敢乱说乱动，自己就可以放手消灭GCD，就不用担心东北、西北出问题。

实际呢？

据《蒋经国自述》，斯大林当面明确告诉蒋经国苏联为什么一定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蒋经国问这“第三个力量”是不是美国，斯大林回答说：“当然！”

斯大林更特别警告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斯大林的这番话充分说明苏联的战略图谋和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中国在冷战中的处境。

中国与苏联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边境线。苏联面对中国的部分正是苏联最地广人稀、力量最薄弱、最无险可守的“柔软的腹部”。如果有“军事强国”从这个方向进攻苏联，就可能把苏联横着切开，“大卸八块”。斯大林对蒋经国说的“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并非杞人忧天。“军事强国”即便不进攻，只要沿着中苏边界驻军与苏联对峙，就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让苏联日夜精神紧张，防不胜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苏联向来把来自这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视为心腹之患，从不敢掉以轻心。1941年夏秋苏联在苏德战场那么吃紧，明斯克战役损兵41万，斯摩棱斯克战役损兵76万，基辅战役损兵70万，维亚兹马战役损兵66万，一线部队几乎打光了，预备队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门户洞开了，苏联仍然不敢动用西伯利亚的驻军。直到获得佐尔格的确切情报、得知日本将“南进”而不“北进”、不会威胁西伯利亚时，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亚驻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苏联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战役中就已经把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已经知道日军的综合战斗力比苏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对苏联的威胁跟德军没法比。即便如此，苏联对这个战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轻心，仍千方百计保持重兵。可见确保中苏边界的安全在苏联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苏联视这个方向为战略要害，视这个方向上的军事威胁为心腹之患，那么苏联为对付这种威胁自然会不惜一切，决不会有任何顾忌，受任何束缚。

蒋介石显然没听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就要把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其实仔细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话的内在逻辑就不难看出苏联的战略意图：“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如果要靠“缓冲国”这种办法来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光一个外蒙古够用吗？从中国的东北、西北不照样可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吗？既然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对苏联那么重要，那对苏联而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对此苏联毫无顾忌：战略利益的考量永远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

苏联的这种战略意图自沙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说：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俄国的属国。这就是史称“黄俄罗斯计划”的核心内容。由此又产生了“中国边界不过在长城”之类论调。虽然日俄战争妨碍了沙俄实现这个战略，但从沙俄到苏联都一直没有放弃把中国的东北、正北和西北这“三北”都变成“缓冲国”的战略设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独立，所以有了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满洲国”的承认，以换取日本对外蒙古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大国里只有苏联承认了“满洲国”）。新疆也曾差一点“独立”出去。也就是说，正当中国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奋战的时候，苏联几乎实现了把中国的“三北”全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战略意图。所有这一切都出于苏联极端重视确保西伯利亚安全、防范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可能的军事威胁这一战略总目标的需要。雅尔塔协议使苏联有权在中国的旅大驻军，控制了连通中苏边界和旅顺的铁路。凭这两条，加上苏联二战后巨大的国际政治威望，苏联有能力在东北培植亲苏分裂势力，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独立”。1945年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势力同样不可小视，要制造第三个“外蒙古独立”也并非不可能。

如果苏联真这么干，以中国1945年的国力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那么向美国“一边倒”能阻止得了吗？

白日做梦。当日本制造“满洲国”的时候，美国向日本宣战了吗？美国能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外蒙古当筹码送给苏联，同意苏军占领旅大，本身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当回事，更不用说为此牺牲自己的士兵跟苏联开战了。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是欧洲，中国总是排在后面。二次大战中只要欧洲战场一吃紧，美国总是把给中国的物资扣下转运欧洲方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正赶上“柏林危机”，美国全力以赴保欧洲方向，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与此根本没法比。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顶多保你的政权而不保你的主权，更不会为了保你的主权而牺牲自己。——美国从来只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跟蒋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国主权问题时，比如外蒙古，“满洲国”、麦克马洪线，钓鱼岛，西沙南沙等等，美国何曾为蒋介石“两肋插刀”过？

“冷战”其实就是美苏两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阵，雇别人去卖命。也就是说，让别人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国保卫你的主权，就等于要求美国为别人的主权

而牺牲自己——这是美国打“冷战”的本意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更广义一点讲，国家关系再好不过如此。即便结盟，那也只管政权不管主权。除非蓄意挑起战争，否则决不会因为“友好国家”的主权如边界领土纠纷之类而卷入战争。

比如，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不管跟印度关系有多好，肯为克什米尔这样的主权和领土争端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战吗？中国能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战吗？

苏联把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视为“致命的威胁”，对此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政治影响和压倒的军事实力建立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以应对，决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国。美国把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视为“严重的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威胁”，对此宁愿封锁围堵禁运而不愿直接对华用兵。历史已经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分裂并不在意，只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处在1945年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固然没好果子吃，向美国“一边倒”则只能落得个国家被肢解的下场。这就是当年的现实。

而蒋介石的账却不这样算。他觉得自己跟苏联做成的那笔交易已经解决了一切：“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用外蒙古换得东北和新疆，再加上苏联保证不援助中共——这就去掉了“蒋委员长”最大的心病：美国已经宣布不跟中国GCD合作，只跟他合作。现在连苏联这个世界头号GCD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国境内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妨碍他消灭中共了。他的政权就坐稳了。牺牲主权保政权，这笔买卖划得来——只是为了显得不那么丢人，在宋子文、王世杰1945年8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走了个“公民投票”的过场：“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不折不扣“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

“公民投票”结果：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显然，蒋介石做这笔交易时最优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识形态——反共，是个人私利，是个人好恶，是个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处——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开”的投机本色：聪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见小利忘大义，顾眼前不顾长远，只知算小账，不知算大账。

蒋介石只顾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却把历史的教训、苏联的战略意图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脑扔到了九霄云外。人家早有言在先：“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你既然坚持向美国“一边倒”，还能指望苏联信守承诺？何况条约规定的是苏联“不援助中共”，并没有规定苏联有义务帮蒋介石“取缔中共”、“禁止中共进入东北”，更没有规定苏联不得另起炉灶、就地取材培植当地亲苏势力。蒋介石在国内一贯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把别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跟超级大国打起交道来却如此无能。说他“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真是一点不假。看来他的聪明劲只用在“保政权”上，不用在“保主权”上。

野渡舟横

——中苏分裂
中苏分裂表面上是因为意识形态，实际真正的原因是民族利益——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私利。
五十年代初，中国的民族利益与苏联的冷战需要基本不冲突，加上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所以两国关系很热火。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变美国的战略从“遏制”为“大规模报复”，一切跟核战争挂钩：放弃过去认为在有限战争中不应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决定只要军方认为军事上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包括使用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让“潜在的敌人由于确信美国将以它愿意的方式——首先是核手段——还击侵略而受到威慑，因而不敢轻举妄动”。
面对美国以核优势为后盾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苏联决定“缓和冷战”。1954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布“大规模报复战略”。两年之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便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总路线。这实际是要求已经当政的GCD不要得罪美国，没当政的GCD别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潜台词：既然“一颗小小的火星就可以引起核大战”，那象抗美援朝那样的麻烦今后不能沾，免得惹火烧身，为了你的国家统一把我苏联拖进核战争。
这样一来，中国收复台湾、维护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民族利益就跟苏联的冷战需要矛盾了：要统一台湾就必须反掉美国的干涉。经过麦卡锡主义肆虐、顽固坚持冷战理论、敌视中国的美国坚决拒绝跟中国做任何妥协，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政府，只承认在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代表全中国。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敌视到这个份上，怎么“缓和”？即使中国放弃统一台湾美国都不会答应，更不用说中国坚持收复台湾了。毛泽东面临的问题是：是为苏联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放弃收复台湾的努力，还是为中国的民族利抵制苏联的冷战需要？毛泽东“咬定青山不放松”——咬定中国的民族利益绝不松口。这才是中苏决裂的根本原因。
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泽东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反应那么激烈？因为这两个建议将严重危害中国的民族利益。
成立联合舰队、平分指挥权不仅意味着中国军权旁落，破坏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而且等于要封锁中国海岸线：当时中国海军力量很小。要成立联合舰队，中国的军舰都得填进去。苏联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随便扫扫库底子就行了，自己另外仍然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舰队。联合舰队表面是指挥权一家一半，实际上是让苏联拥有了对中国海军的否决权——只要不符合苏联的冷战需要，那联合舰队就甭想动。中国不管是收复台湾、护航护渔还是收复西沙南沙之类，都得事先经过苏联批准。这样一来，没有苏联的同意，中国的海军等于说没就没了——没了海军，中国的海岸线岂不等于被封锁了？理论上中国对联合舰队同样有否决权，实际那个否决权对中国没什么意思：当时中国没什么远洋权益，当务之急是沿海近海。中国近海的事跟苏联的冷战没多大关系，苏联却要管；远洋的事跟中国没多大关系，中国怎么否决？根据什么理由否决？实际的结果是苏联说了算，让中国当冤大头。而且即便中国行使了否决权苏联也不在乎：苏联除了联合舰队还有得是军舰可用，你联合舰队出不出动对苏联无关紧要。
建立长波电台的名堂就更大了。长波电台是为潜艇作战服务的。而在中国成立长波电台只能是为远洋作战服务——苏联本土的长波电台已经足够苏联潜艇近海作战用的。当时中国有多少远洋权益？这长波电台实际是为苏联海军远洋活动服务。而苏联海军到远洋活动只可能是跟美国较量，百分之百属于苏联冷战的需要，对中国的民族利益没什么好处。当时中苏是同盟国。理论上，一方遭到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参战。但如果一方主动攻击别人呢？另一方就没有参战义务。在陆地上谁遭受攻击一目了然，在海上，尤其在远洋，军舰与军舰之间谁攻击了谁哪那么容易查清楚？这样一来，如果苏联与美国发生了海上冲突，不管是谁攻击谁，只要苏联宣称自己是遭到攻击的一方，那中国就得站在苏联一方参战，自己一点作不了主。当时美国坚持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又把中国苏联看成铁板一块，有了抗美援朝结的“梁子”，恨中国胜过恨苏联。而当时中国的防卫力量又远不如苏联，万一美国跟苏联冲突，十之八九“老太太买柿子——专拣软的捏”，首先冲着中国来。如果苏联想暗中使坏借刀杀人，通过制造个海上冲突借美国的力量重创中国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表面上是个长波电台，实际是一张卖身契，要中国把和、战的选择权拱手交给苏联。
苏联关于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的真正效果是把中国牢牢绑在苏联的冷战战车上，休想摆脱苏联阵营。这跟中国的民族利益完全对立，毛泽东为此大动肝火一点没有错。
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标志着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转折点：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已经不能再兼容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竭力挽救两国关系，试图劝说苏联不要因美国的战略讹诈而改变总路线。赫鲁晓夫说美国现在碰不得，一碰就要打核大战，为小冲突把自己全赔上不值得。毛泽东说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是吓唬人的，实用性很有限。它只立足于正面冲突、全面大打。但碰上小打小闹，特别是不牵涉到美国人的局部冲突就不知所措了——你能因为南越一支GCD的游击队伏击了亲美的政府军就往那里扔原子弹吗？不跟美国正面冲突不等于碰都不敢碰，顶多不正面突破就是了，侧面迂回仍然行得通。
毛泽东如此主张并非头脑发热。美国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后，毛泽东专门针对其搞了两次火力侦察：一江山岛之战和炮击金门。回顾一下这两次战役的大概经过，不难看出毛泽东胆识惊人，独具匠心。
——1954年12月1日，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协防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有“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48天后，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迅速攻占该岛。艾森豪威尔马上于1月24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宣称：“如果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不友好者的手里”，那就会“在西太平洋的岛屿锁链中造成一个缺口”，“中共对大陈群岛的炮击是GCD征服台湾的序幕，美国必须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国会众参两院迅速于1月25日和1月28日分别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军随即先后出动6个航空母舰群、400余架飞机全面封锁浙东海域，掌握了大陈岛——台湾——冲绳三角地带的制空权，控制了台湾对大陈岛屿的运输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毛泽东针锋相对，于1月28日接见芬兰大使时说：“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两天后（1月30日）解放军空军猛烈轰炸大陈岛。当天（1月30日），美国命令第7舰队准备帮助国民党部队从大陈撤退，并通过苏联向中国转达这一信息，希望在美军帮助国民党军撤退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采取行动。中国政府接到苏联转达的这一信息后指示解放军对从大陈撤退的美、蒋军不要攻击。2月5日，美国命令第7舰队和其他部队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2月25日，解放军占领大陈列岛中最后一个岛屿。浙东沿海全部岛屿均被解放，大陈岛至金门数百公里海岸和近海海域全部被解放军控制，国民党军在大陆沿海所控制的岛屿仅剩下了金门和马祖。自1949年以来国民党对大陆的海空封锁基本被粉碎。（毛泽东冒着核威胁的风险发动一江山岛之战，就是为了打破对大陆的封锁。说毛泽东“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的人要脸不要？）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数日后宣布暂停炮击，允许国民党军舰向金门运送补给，条件是美国军舰不得护航，否则立即开炮。美国无视这一禁令，公然为国民党军舰护航。毛泽东立即下令开炮，命令只打国民党军舰，不打美国军舰。但如果美舰开火，则允许还击。炮声一响，美舰立即抛下被护航的国民党军舰而去，一炮未放。
这两次战役说明了什么？
1、美台的“共同防御条约”不适用于大陆沿海岛屿。美国只对台湾本岛感兴趣。
2、美国的原则是让蒋介石替美国卖命，不是让美国替蒋介石卖命，更谈不上“舍己救人”。
3、美国人的决心并没有表面上讲得那么吓人，并不是稍微一碰就当真要“大规模报复”打核大战。美国的战略实际是消极防守的战略，不是主动寻衅找岔子找机会跟中国打核战争的积极作战的攻势战略。美国虽然嘴上很硬，但并不打算主动发起对华战争。
4、美国的那个“大规模报复战略”太绝对，碰上小规模局部冲突这样的“擦边球”的复杂情况就不知所措：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左右为难。这样的战略完全对付不了毛泽东最拿手的游击战。
5、“正面攻不动，侧面迂回”。中国没有力量硬打台湾，但可以在其他地方挑战美国利益，让美国没好日子过，最后逼美国有求于中国。
6、美台的“共同防御条约”既不准大陆进攻台湾，也不准台湾“反攻大陆”。其客观效果是让台湾与大陆彻底隔离，最后势必导致台独。美国压蒋介石放弃金门，把所有兵力全收缩到台湾，让大陆台湾老死不相往来。这证明美国在图谋制造“台湾独立”。而蒋介石坚持保留金门这最后的“反攻大陆”的基地，证明美蒋之间的战略目标并不一致。
7、蒋介石坚持“反攻大陆”就意味着坚持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就意味着反台独。如果大陆收复金门，蒋介石就更难以在美国人面前坚持“反攻大陆”的主张。当短期内没有力量收复台湾时，可以利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主张来遏制台独，办法就是炮击金门，保持适当的紧张局势，给蒋介石以“中国内战尚未结束，不能示弱”的借口顶住美国人要他从金门撤退的压力。金门炮战最后演变成“双日不打单日打”，实际是毛泽东、蒋介石在制止台独这个民族大义面前共同放弃了党派私利，联手上演的一出对付美国人制造台独阴谋的悲喜剧，从不同的立场、用不同的方式遵循了“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高于个人恩怨、高于个人好恶、高于个人私利”的共同原则。
8、美国虽然口口声声“美国利益”，但对“美国利益”的要害所在并不清楚。美军登陆黎巴嫩后，中国大陆向金门一开炮，美国就赶紧把航空母舰从中东调往台湾海峡。等弄清楚大陆并不准备攻占金门，又赶紧把航空母舰开回去。哪里吃紧往哪里跑，证明美国的战略虽然是“守势战略”，但对哪里是要害、哪里是重点心中无数，所以全球到处伸手。这样的对手容易被调动。
毛泽东通过这两次战略侦察基本摸清了美国的老底和真实意图，心中有了底，跟赫鲁晓夫争论起来底气十足。但赫鲁晓夫根本听不进去。他只知道按自己的冷战需要来衡量一切：我这里正跟美国人讲缓和，你那里炮击金制造紧张空气；我正要访问美国谈和平，你那里跟印度发生了边界冲突。全世界都把中苏看成是一气的，你这一打等于让我在美国人面前显成了个一边谈和平一边动手打仗的骗子，美国人对我的缓和呼吁不买账全是你给闹的。你再坚持就要搅黄我的和平共处的总路线。所以你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打，台湾丢了就丢了，印度要边界领土你让给他就是。总之我的冷战需要高于你的民族利益。
要坚持中国的民族利益，就不能不对苏联的冷战需要说“不”。既说了“不”，那就意味着从“一边倒”走向“谁也不向”。当毛泽东坚决拒绝为苏联的冷战需要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时，赫鲁晓夫明白了：中国不再“一边倒”了。一直以为中国除了把自己绑在苏联冷战战车上别无出路的赫鲁晓夫之惊讶恼怒可想而知，立刻开始惩戒中国，再也顾不上意识形态、国家关系了。这就是中苏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
如前所述，处于美苏冷战夹缝的大格局下，中国“向这边‘一边倒’，那边要收拾你；向那边‘一边倒’，这边要收拾你；谁也不向，则两边一起收拾你——除非中国自己足够强”。1949年的中国极端虚弱，根本经受不起“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的局面。然而过了十年，仅仅十年，毛泽东已经带领中国建立起了足以抵御两大超级大国两面夹攻的必要实力，可以向“谁也不向”、“挣脱冷战夹击”的总目标进军了。
伟大的阳谋
——中苏论战+援越抗美
1959年中苏分裂。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从此对美苏“谁也不向”。如前所述，只要中国不够强大，中国在冷战中就始终处于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受欺负的地位：“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中国在中苏分裂之后遭到美苏两面夹攻一点也不奇怪：“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
在一般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毫无希望：外有强敌，内乏粮草，压力空前巨大，处境极端艰难，“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既没有力量对抗苏联，更没有力量对抗美国，又没有办法劝说美苏改弦易辙改变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别忘了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中国除了屈服投降还有别的出路吗？
历史结果是：13年后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敌对走向缓和，从联苏反华走向联华制苏。中国的“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的处境被彻底扭转，从被前后夹击走向左右逢源。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包围孤立从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从两极走向“三国演义”，整个冷战局势彻底改观了。
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突然自己掉了个大馅饼，让中国白拣了个大便宜吗？是美国突然良心发现，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从此跟中国讲友好亲善了吗？是中国运气太好，啥也没干世道就突然之间变好了吗？
如果当真如此，那这个世界就是个童话世界。然而童话不是现实。现实中的这一切变化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来的，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空前绝后大较量的结果。
尼克松为什么访华？因为美国改变了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改变对华战略？因为第一，美国终于认识到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中国；第二，美国有求于毛泽东——帮助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美国为什么会改变对中国的认识，为什么会有求于毛泽东？因为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为什么会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因为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为什么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第一，中苏论战。第二，援越抗美——中苏论战使美国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援越抗美使美国认为越南是中国破坏美国利益的突破口。结论：美国必须在越南跟毛泽东较量。在越南取胜就等于打败了毛泽东，就保住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今天的美国政要精英们一说到越南战争，几乎全部心照不宣地避免提及毛泽东。而整天绞尽脑汁标新立异的中国历史学者“精英”们虽然连“一个章子怡顶一万个孔夫子”这样的匪夷所思的命题都能挖空心思想得出来，但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和毛泽东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却对美国人非常“体贴入微”、“为尊者讳”，绝不在这个方向上做任何研究和发掘。中外“学者”们在此空前一致，千方百计抹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与毛泽东的关系——否认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是毛泽东的杰作，自然也就否认了美国改变对华战略、尼克松访华是毛泽东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普通人以为整个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战略环境根本性改善等等全是美国单方面的恩赐，与毛泽东没什么关系。历史就这样伪造出来了。
判断历史，真正有价值的是当时的事实，而不是“事后诸葛亮”们的信口开河。判断美国当年卷入越南战争的真正目的，看看当年美国政要的们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辩护时的各种讲话、宣言、文件、决定等等白纸黑字的事实就够了。好在这些资料基本都已解密，花不了太大功夫就能查出来。
且看如下事实：
——1959年，中苏分裂。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
——1960年，“中苏论战”爆发。
——1960年，中国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外电纷纷报道评论。10月1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题为《毛想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的文章，称：“毛泽东夺取世界的计划在要赤色中国人民学习的一本新书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公开接见并宴请古巴游击战英雄格瓦拉。顿时，“激进的赤色中国试图用游击战征服世界”的“中国威胁论”风靡一时。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将“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要求部下研究毛泽东著作，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肯尼迪亲自阅读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西行漫记》作者斯诺时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同年7月26日，程思远陪同归国的李宗仁见毛泽东时，也告诉毛泽东，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是要人们研究中国。）
——肯尼迪任命号称“冷战斗士”的腊斯克为国务卿。腊斯克经常把毛泽东、胡志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腊，把和平抗议者比作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分子。
——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刚就职一个星期就向其高级顾问们表示他对越南问题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4月29日，肯尼迪批准在南越建立一个作战发展与试验中心，用以发展反越共的新技术。5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到南越，同时向南越提供财政支持帮助西贡政权推行“战略村”计划。“特种战争”爆发。
——1961年9月9日，肯尼迪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比较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GCD人的手中。”
——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声称：“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
——1961年11月下旬，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处、陆海空参谋长、所有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委员会，对中国的外交意图做了仔细的剖析，认为：“一旦形势适宜，北京就会以常规政治战争形式，支持当地的游击战争和恐怖行动，或充当后盾和幕后操纵者。”
——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务院智囊班子——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罗斯托（Rostow, Walt W.）和泰勒给肯尼迪的报告中认为：“南越的失陷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极度扩张，使东南亚和马来群岛的其他国家处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战略影响特别是在亚洲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美国军事力量没有实质性的介入，阻止南越失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962年1月2日，罗斯托宣布，中苏分裂显然是“史无前例的事件”，美国应该支持共产阵营中铁托那样的右倾分子，而不支持中国那样的“左倾分子”。
——1962年2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在西贡成立，直接统一指挥南越吴庭艳军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作战。
——1962年3月2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所长布热金斯基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文章《和平交战的政策——我们如何能从共产主义的不团结中得到好处》，建议美国政府：因为“中国GCD人对美国的极端敌视”，所以应该“把友好和敌视区别对待的政策应用于中国”，“至少在现阶段继续排斥中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1963年1月14日的备忘录中指出，“因为北京的尚武和强烈反西方的路线，一个单独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共产集团对美国的远东安全利益有严重影响。”
——1963年10月5日，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我们能同莫斯科交易吗？》称：“中国人的立场是不顾死活的，不负责任的，对谁都是危险的（包括中国自己在内）。苏联的立场却表明它开始认识到GCD和非GCD国家在具体的有限的一些方面可以有共同利益。”
——1963年12月1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说《美国对GCD中国的政策》，宣布：“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苏联在核时代的现实面前似乎认识到某些利益——特别是生死存亡的利益——是全人类一致的。但是，北平（即北京）却仍然坚持正统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强调暴力革命，即使将使世界文明遭到毁灭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它不承认什么超越意识形态的界线的共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
——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备忘录宣称：“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1964年3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声称：“中国GCD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1964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的报告结论如下：“南越和老挝落入GCD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GCD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GCD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的GCD人也会受惠无穷。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的大战，可以毫无风险地走向最终的胜利。他们早已将南越视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并大造舆论。相比于苏联比较谨慎的姿态而言，南越和老挝的最后结果，将更为显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立场。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结果对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出现更为积极的革命运动，将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4年12月，约翰逊指定的政策研究小组特别报告称：“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GCD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GCD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
——1965年2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致总统的备忘录说：“GCD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我坚信，如果允许GCD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我还认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击河内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规模扩大战争的风险”。“以谈判为掩护把东南亚拱手让给GCD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
——1965年2月，美国开始大规模地轰炸越南北方。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岘港登陆。美军在越人数短短数月之后已达22万。（1966年达38万。1967年达42万。1968年达52万。）“特种战争”变为“局部战争”。
——1965年5月13日，约翰逊说：“GCD中国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么代价”。约翰逊讲话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南越是东南亚反共斗争的基石，是中共理论的决定性考验的对象。”
——1965年8月，约翰逊在同高级幕僚们讨论是否增派10万美国战斗部队、从而接过地面战争的主要责任时说，若不如此，世界各国会说美国是纸老虎，其威望将受到无可挽救的打击，“最严重的打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打败一小批游击队”。威廉•邦迪在1967年5月说，越南战争在“亚洲人”的眼里是一块试金石，美国的失败或软弱将使他们丧魂落魄。
——美国前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在一篇题为《我们在越南能够获胜》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美国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胜利的。”
——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辩论越南问题时发言说，“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现在指挥中心正在转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因此，“必须在东亚划一条坚定的界线并坚守之”。
——《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说：“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
——1965年11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说：“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其组织整个亚洲反对我们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威胁性极大”“……长期以来，有三条防线在竭力遏制中国（另外有苏联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国）：一、日本～朝鲜防线；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线；三、东南亚防线。”“对遏制中国之事，美国仍需继续给予关注，投入金钱，有时还需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中承认：
“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GCD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
“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
“GCD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
“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GCD人对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备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
“没有人愿意讨论退出越南。我们认为那将使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堤坝出现巨大的裂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全文引述这些段落是因为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集中体现了当时我们头脑中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中国威胁’我国的安全。”
“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和世界上许多地缘政治学家至今仍回答说值得。他们断言：如果没有美国对越南的干涉，GCD霸权——苏联和中国——将会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包括控制印尼、泰国，甚至可能还有印度。”
——1965年4月18日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越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说，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都不会起决定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这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美国必须适应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越南达成一个保全面子的协议；同苏联暗中合作来扶植一个“铁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1967年总统顾问阿贝•福塔斯声称，从南越撤军“这是给中国GCD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著文说：“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自从2月以来的3个月中，我们越来越大力地运用这个理论。结果是什么呢？同预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不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亚洲每个主要国家越来越大的反对。”“亚洲人民中间的所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富有的、强大的、白种人的西方国家对一个软弱而贫穷的亚洲国家进行的战争，是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非白种人进行的战争。”“我们可以随意大谈我们如何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显然主要是一场美国人对一个亚洲国家人民进行的战争。”
……
所有这些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美国当初卷入越南战争确实就是冲着毛泽东来的，就是要和毛泽东“单挑”。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完完全全是因为毛泽东——“中苏论战”使美国认定中国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援越抗美”使美国认定中国的的确确正在通过“人民战争”挖美国的墙角。二者合起来就使美国精英认定：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在越南的丛林中。结果：美国倾举国之力“奋不顾身”地冲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美国几十万大军陷在东南亚的沼泽水网山川丛林中尽情地、无止无休地耀武扬威却又无法自拔。苏联则趁机大举扩张。60年代末，苏联军事力量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在全球到处挖美国墙脚。1967年，苏军进驻中东。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国际主义义务论”。美国精英们此时此刻突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坏了，上当了，上了毛泽东的大当了。原来美国真正的要害利益不是在东南亚的烂泥潭里，而是在中东和欧洲；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好战”的中国，而是美国以为“可以有共同利益”的苏联。美国敢情被毛泽东诱进了越南战争的沼泽地白挨揍，如同老牛掉进井里——有力没处使，进不得退不得，眼睁睁看着苏联坐大而无可奈何。如果还不顾一切继续在越南硬抗到底，就等于自我了断，把世界霸权拱手让给苏联。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走到这一步。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宣布美国从越南撤军，使战争“越南化”，通过谈判取得“体面的撤退”——不再说“打赢”而说“体面的撤退”，这实际已经是认栽了：如果能打赢还用得着谈判吗？还有什么样的撤退能比凯旋而归更“体面”呢？所谓“体面的撤退”真正含义是：不管你南越是死是活，反正我美国得走人了。我走后你南越有本事就靠自己活下去，没本事就听天由命。我真正关心的是别一垮一大片，弄得我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只要美国脱身后只垮掉一个南越，那就谢天谢地，就算“体面的撤退”了。而要实现这“体面的撤退”，就只得求毛泽东：得绕人处且绕人，千万别我前脚走你后脚乘胜追击，来个横扫东南亚。“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美国当初因为你毛泽东才掉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现在只好求你毛泽东高抬贵手，让我“体面”地从这泥潭里爬出来，好全力以赴去跟苏联争个高低。

野渡舟横

只有理解了毛泽东的阳谋，才能够理解并欣赏尼克松访华时中美两国顶级谋略高手直接交锋过招的精彩之处。
片段一：“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作技术安排。黑格此行带来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
毛泽东得知黑格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毛泽东批准的中方答复说：“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当中方把答复稿念给黑格后，黑格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
评论：这一段实在精彩。表面看，美国人真是一片“好心”：“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代价呢？条件不高，一个子不要，只希望来点“面子工程”：“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给尼克松一点“世界领袖形象”就能解除中国的后顾之忧，不用再为“生存能力”、为苏联的大兵压境犯愁。这买卖太合算了。换上认实惠、“拎得清”、“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主早喜出望外一口答应了。然而实际呢？这等于承认美国是“世界领袖”，宣布中国是美国的“保护国”，等于中国“改换门庭”，从苏联阵营跳槽到美国阵营了——从向苏联“一边倒”改为向美国“一边倒”。这样一来，“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的规律立刻就会起作用：苏联将马上感到最敏感的“柔软腹部”遭到了来自中美的直接军事威胁，必定采取激烈的反措施。那时中国能指望美国什么？起码眼前亏吃定了。更进一步说，中国建国以来费了那么大心血，为的是什么？是从美苏冷战夹攻中突围出来，两方谁也不依附，自成一家。只要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一松口，立刻前功尽弃，平等关系变成了不平等的保护国关系，三角政治的格局就算吹了，利用美苏矛盾确保中国安全的整个战略目标就算吹了，胜利者一下子变成了失败者——一言之差，天壤之别。美方实际想摸一下毛泽东的底：你争的究竟是“世界一极”还是眼前利益？同意跟我和解是因为要自成一家还是因为惧怕苏联？如果是因为受不了苏联的威胁而不顾一切，那给你点甜头就行了，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问题就可以强硬一些了。而这么重大的话题尼克松不出面，基辛格不出面，却让一介武夫黑格出面，显然为了留有余地便于下台阶，一旦被拒绝可以往底下推：“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如果是尼克松基辛格出面，那被中国一口拒绝就太难堪，搞不好会危及整个访华计划。可见这是美方一个精心准备的圈套。结果被毛泽东一眼识破，马上做出最强硬反应：宁可你尼克松访华取消，我也绝不答应。——什么叫高手，这就是高手：要害问题心中有数，明察秋毫，绝不含糊，寸步不让，根本不为眼前小便宜所动。美方的圈套水平高，毛泽东的眼力决心更高。尼克松人没到就先亲自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不但再也不提这个话题，而且小心翼翼多了。这次过招的结果：尼克松摸到了毛泽东的底，也向毛泽东漏了自己的底：出了这个插曲之后尼克松仍坚持按计划访华，可见决心之大，可见美国有求于中国之迫切。这等于反过来告诉中国：不用担心美国死不让步。这就为后来的联合公报奠定了基础。
片段二：起草《联合公报》
基辛格：按国际惯例，强调含糊其辞的共同点，用陈词滥调掩盖着分歧。毛泽东：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写出双方的共同点。
基辛格：“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周恩来：“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结果：
基辛格：“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处。”洛德：“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评论：如果按照美方的方案搞出个“强调含糊其辞的共同点、用陈词滥调掩盖分歧”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公报来，那对于中国来说尼克松算是白来了：就算中国浑身是嘴，也没法让全世界相信中美之间是平等关系、中国与美国没有结盟、美国不是中国的保护国、中国没有与美国搞秘密交易、没有出卖别人的利益。美国可以对中美关系做随心所欲的解释放风，在中苏之间来回拨弄。毛泽东的使中国独立于美苏两强之外的战略总目标仍然实现不了。而按中国的办法搞联合公报，则用最明确无误的方式宣告中美之间关系改善但不是同盟关系。防止了美国利用措辞模糊的公报在中苏之间搬嘴弄舌，防止了苏联误判中美结成军事同盟而铤而走险，防止了第三世界国家误解中国。总之不给任何人留下任何猜测怀疑挑拨离间的机会，不让毛泽东利用美苏矛盾确保中国安全的“三角政治”战略目标受到任何可能的干扰。这才是最高明的做法。
片段三：正面交锋（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说：“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基辛格的理解：毛泽东说自己“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不要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评论：前面已经说过，阳谋是虚实结合，可以是“放空炮”，也可以是当真干。既然美国的对华战略从敌视变为和解，那原来实的就成了虚的，变成了“放空炮”。让毛泽东转实为虚的代价：美国人认同“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阳谋厉害不厉害？
尼克松：“……究竟怎样好，是要日本处于中立和不能自卫的状态，还是在一个时期内让日本同美国具有某些关系，这都是属于哲学范围的问题。……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毛泽东坚持美国只有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美才可能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毫不妥协。
基辛格的理解：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承诺，但却有着明显的暗示，而正是这个暗示，“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他说，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前半段，“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在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以及谈到日本和南朝鲜时，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
评论：尼克松费了那么大劲访华、改变对华战略，为的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你美国可以“体面地撤出”越南了。中国不会出兵横扫东南亚。不会站在苏联一边跟你美国交战。也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美国耗费几千亿、几十万大军、无数人力物力在越南拼死拼活了好几年都得不到的东西，毛泽东一句话就解决了。代价：中国成为“世界一极”。台湾问题。撤消封锁禁运。联合制苏……
毛泽东得到了中国需要的一切。作出的让步是什么呢？严格讲，零——没有牺牲中国的主权。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做任何妥协。没有出卖越南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答应美国人的都是中国本来也要干的，比如不向苏联“一边倒”、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不称霸”、不出兵侵略别人、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不输出革命（但并不是说不保留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权利）。美国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实际只是一种保证——阳谋中化实着为虚着的保证。
谁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世界上还有谁能做出这种比毛泽东的阳谋更厉害更精明的买卖？

象牙

深切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

soarinsky

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