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以上的文字,不是教人不爱父母和子女,而是说对上帝即绝对精神的爱,要超过对物质血缘利益关系的爱,超过君君臣臣物质世俗权力利益关系的爱,超过狭隘民族主义利益的爱,有了这种超越,才有普世价值的真理存在,才能做上帝精神的门徒,否则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民族关系不会是真正人道主义,而是充满自私物质利益的偏见。但是不顾甚至挑战世俗物质利害偏见,是要被世俗偏见文化当作异类,因此要背上十字架,作好甘受被迫害的准备。 以上基督精神不是反人道,恰恰相反是崇高的人道主义,我用文化对比,说明这一点。 比如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三年守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都是扼杀人性的反人道,使人四面八方的永远处于种种的奴役他人和自己被人奴役的状态,使人的精神创造力永远被物质利害关系压迫,每个人都斤斤计较眼前的一点点功名利禄。 基督精神确立了上帝绝对精神的信仰,因此西方文化道德伦理关系的爱,包括父母对子女的爱、君臣关系的爱,要比中国健康理性的多,一个有力证明,就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一呼百应、贪图富贵,因此争权夺利而骨肉相残、君臣相残的血淋淋例子是屡见不鲜、前赴后继,诛连和诛族酷刑尤令人发指;在西方、特别是形成基督教信仰后这种人性的同一信仰文化自相残杀是鲜见的。中国文化最近还发生极端不人道的文革政治迫害,邻国朝鲜最近煮豆燃萁政治杀戮的例子,也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黑暗的部分,仿佛就是中国古代宫廷发生的恐怖故事。 信仰物质的文化、即信仰血缘关系亲情的文化,最终常常是亲人反目的文化、君臣背叛的文化,因为他们彼此最终价值标准是物质权益性的等价交换。 比如宰我问老师孔子:为什么要守孝三年?孔子回答的硬道理就是人出生后不能离开母亲的怀抱三年,守孝三年是对此的报答。再比如《论语》中说:父亲偷了羊,儿子不能揭发,因为父亲对儿子有养育之恩,“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再比如中国文化流行:父不慈,子就可以对父不孝,君不义,臣就可以不忠,先君子,后小人,等等一系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价值文化。 中国人情文化立足于物质权益的等价交换,事实上物质权益交换文化由于天然的差异和主观标准的不同,是不可能平衡和谐的,于是中国的人情物质权益交换文化崇拜变的特别的人际关系复杂,朝廷里经常是“指鹿为马”的杀气腾腾,家庭里是理还乱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因此背后相互抱怨、搬弄是非,总认为自己吃亏了,对方欠自己的,成为中国文化一大特色,就如《红楼梦》探春说的:即使亲骨肉,一个个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于是一辈子都是在相互的算计当中,《红楼梦》的王熙凤是个很典型例子:“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物质利害关系和血缘关系是靠不住的,《红楼梦》“好了歌”无情的揭露了这一点,因此中国文化最终是虚无主义大行其道,鲁迅把它定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为什么不能把物质关系、血缘关系、权力关系,作为绝对精神信仰?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要求子女绝对听父母,如果父母很无知呢?比如要求臣忠于君王,如果君王十分昏庸呢?况且再聪明的父母、再贤能的君王,比起上帝无限的智慧,是要相差十万八千里的。 因此把一个全能的上帝作为绝对精神崇拜,就给个人耸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目标,一个人追求目标越大和他的能力发展和贡献越大是正相关,信仰上帝,就把一切世俗偶像远远地抛在一边,就敢于怀疑一切、挑战世俗权威的发展精神的自我,因此上帝精神就是真正的个人自由解放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个人就能像上帝那样有创造性,西方文化的科学创造精神的秘密就在于此,犹太人的人文、法律、商业、科学精神对全人类巨大贡献的秘密就在于此。 上帝精神必然是世界公民的精神,为什么犹太人被各个国家迫害?因为他们立足于世界精神,他们独立精神最强,不会去信仰国家的世俗权力,他们自我精神发展的很优秀,因此越容易成为民族文化物质利害关系迫害的牺牲品,因此他们要背着十字架随时作好牺牲的准备。 知道了上帝精神文化是如何能够把个人的创造精神发掘起来,就知道了中国文化的个人是如何的因为形形色色的各种亲人、领导、熟人、老乡、高考、权力晋升等等利害关系的偶像,而把中国人的精神捆绑的不能自由喘息的无所作为。 这就是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一百年了,但是精神上还是没有什么重大贡献的原因。 中国文化对世界精神是多么的误解!马克思也是彻底的世界精神代表者,是彻底的反对偶像崇拜者,但是中国文化在把马克思作为偶像崇拜的道路上是走的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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