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信：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

男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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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彭德怀全传》，彭德怀传记组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人民网上本就有的对此文最初的出处的说明语。

　  “军事俱乐部”里另一个重要成员张闻天，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懂几国语言，受过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领导人之一，还是党内少有的“吃过洋面包”的“洋博士”。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张闻天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是异常曲折的。他的长处和他的弱点，在知识分子干部中是具有典型性的。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这期间，张闻天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王明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1935年，在对党的前途命运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支持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他是为中国共产党立过大功的。10年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这样说过：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关系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犯过错误，也有过功绩，他的错误和功绩都是无法磨灭的。但到后来，他的功绩已经不再被人提起，而他的错误却像希腊神话中那把达摩克利斯剑一直高悬在头顶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在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彭德怀7月14日的信表示大力支持，达摩克利斯剑掉下来了。当他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论点和所据有的大量材料的正确性是坚信不疑的。就在发言之后，秘书曾提醒他说可能会有人对他的发言进行批驳，张闻天还满有信心地说：“我作了很好的准备，他们要反驳也难。”
　　但是，两天以后听了毛泽东那篇怒气冲冲改变会议方向的讲话，张闻天忽然发现自己又陷入危险的漩涡之中去了。他立刻主动从严检查自己，并三次恳请大会不要把他的发言印发下去，但都没有获准。他几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求面谈一次，以便有机会对自己的言行作些解释。他的努力总算有了结果。8月2日毛泽东写给他一封信，就是在庐山会议后期和在不久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及外事工作会议上作为重要学习材料的那封《给张闻天的信》：
　　“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在全信500多个字中，有两句话对张闻天可能是致命的，一句是说张闻天发言中的那些材料“尽是假的”，另一句是指出张闻天“旧病复发”。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话如同圣旨，一旦出口，即成定论。
　　对于枚乘的《七发》，毛泽东历来很欣赏。在庐山他指示将此文印发给与会者。
　　枚乘字叔，江苏淮阴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枚乘生前做过吴王濞的文学侍从之臣。《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讲的是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七件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兴起；再说田猎、观涛，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使他略有起色；最后说要向太子推荐方术之士论述精辟的道理，太子听了出了一身冷汗，霍然病愈。它的主旨是在说明腐朽享乐的生活是致命的根源，以“要言妙道”开通思想是治病的最好秘方。
　　在印发《七发》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很长的批语，借古论今，把道理说活了。批语的前部是用通俗语言为《七发》作注释，帮助人理解原文内容。毛泽东要印发枚乘这篇赋的本意在批语的结尾处。他写道：
　　“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
　　《七发》是作为一种武器，用来批判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具有“泄气、悲观、糜烂、右倾”思想的人们的。
　　但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大力推荐的那篇2000多年前的“妙文”，并没有发挥他所设想的那种巨大作用。由于文化素养和性格方面的原因，批判会上，多数人采用的不是理论和思想的批判，而是抓住一些“莫须有”的问题，进行追逼，让对方交代“军事俱乐部”成员间的接触情况、谈话内容、“秘密反党计划”。
　　张闻天这位造诣颇深的理论家有口难辩了，在8月9日的小组会上他发言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有来源的，从全民大办钢铁，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就开始有右倾思想，其主要问题是：土高炉，那么多人上山，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这应该是指人民公社办大食堂、公共食堂的事），《人民日报》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主观能动性的文章，以及主席、少奇同志与外国人的谈话，我总的感觉是太‘左’了。对毛主席过去讲的一句话：‘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我也有抵触，认为有冒进也要讲……”（冒进就是指跃进、大跃进式的乱定不切实际、拔苗助长的高指标）
　　在张闻天看来，已经很彻底，很真诚了，但距会上人们的要求仍相差很远，震耳欲聋的追逼声仍然一阵紧似一阵。

胡乔木：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转载]

萧扬　整理（曾任张闻天秘书，《世界知识》杂志原主编）

此文同样是转自人民网的文史频道，不过是它的另一个网页：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305/198865/15548678.html
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他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原标题为“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谈他回忆张闻天的文章。张培森、程中原、施松寒（已故）和我参加了谈话。胡乔木拿出一页已写的稿子说，他的文章原已动手，因有眼疾，不方便写长文。另脚也有病，虽是一时之疾，但是在4月份内影响大，而《回忆张闻天》一书截稿在即，所以找我们来救急。他这次谈话的主要部分已经整理进《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并经他本人修改审定，先后在《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发表。没有整理进去的部分主要涉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关系，胡乔木说这些事情“比较难写”。现在时间过去了20多年，大家对于党史上事实材料的披露有了更多期待，也有了更高的鉴别力和承受力，我觉得可以按照当时的记录（主要是未曾发表的部分）整理此文了。记录曾请张培森、程中原两位复核。
　　胡乔木：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

　　1941年我调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一段有些事情比较难写。毛主席曾经问我对张闻天的印象如何。我答，很好。他对冯文彬有过批评(注1)，对我们有帮助。毛主席却对张闻天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做不了什么工作。就在这一年秋天，中央召集会，撤销了张闻天书记处会议召集人的职务。毛主席批评他空、高、怯、弱、私(注2)，没有工作经验，自高自大，不接近人，到群众中去少，对有经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少。他就是开会，议程一、二、三、四。毛主席这些批评也不错。
　　那次撤销张闻天的书记处会议召集人职务，也同他在三次“左”倾路线中有责任有关，虽然他在遵义会议上起了作用。他在政治形势的分析等问题上同博古一致，在苏维埃具体政策上有分歧。那次批评，我不知道，是后来听说的。后来张闻天去了绥德(注3)，回来参加了一段整风，也讲了话。
　　张闻天在延安时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影响大，在国统区影响也大。一般人印象，以为共产党人不讲人情，不讲待人接物之道，这篇文章澄清了误解，为共产党人改善了形象。但是文章在整风中却挨了批评，说没有阶级观点。康生批评最为激烈，毛主席也表示不赞成。其实那篇文章讲了人是分阶级的，讲了要同坏人作斗争。陈云讲的干部政策也受批评。康生说，认识人、用人，只能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是毛主席一生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讲人，就是阶级烙印；一看到谁讲人，就反对。
　　这是当时对他批评的过火之处。
　　七大选举时讲了张闻天的作用，但是主要是讲王稼祥的作用。实际上张闻天的作用至少不在王稼祥之下。因为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而且推举他为总书记。
　　对王稼祥，有一个时期毛主席请他来杨家岭住，什么事情都找他商量。后来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王稼祥说的，毛主席就对他冷淡了。但是，毛主席后来还是比较信任王稼祥。在中联部后期，他们有分歧，王稼祥受了批评。王稼祥认为，对欧洲和平运动不能反对，提了一个折中建议，主张分开处理。他们联名写了信。毛主席很不满意。但是对王稼祥总是好一些，王稼祥解放也早一些。
　　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整风期间写了几篇文章集中批评张闻天，这些文章他也不准备发表。(注4)

       毛泽东：我看洛甫的意见大体也可以

　　1944年，毛主席要张闻天、陈伯达和我三人做他的政治秘书。(注5)我和张闻天同住在枣园。张闻天写了中国革命的大事记，像年表一样，很有价值，今天如能找到，就很好。(注6)其中记了不少外界很少流传的事。例如古田会议，主要是毛主席同陈毅的矛盾。毛主席说，红军要彻底胜利，一定要反对陈毅主义。如不反对陈毅主义，革命就要失败。陈毅比较随便，大而化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毛主席是很严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执行。看起来讲话风趣，实际上处理事情很严格。后来陈毅到上海，周恩来要陈毅坚决服从毛主席领导。陈毅回来，古田会议才得以召开。古田会议主要针对朱、陈二人。毛主席是少数，他认为无法合作，退出前委。后来陈毅去请他，他就写了古田会议决议。所以决议写了很严格的主张。
　　做政治秘书，实际上没有多少事。张闻天就写自己的笔记、回忆，很勤奋。当时他年轻，离所写事情发生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的事情清楚。本来毛主席要我们起草七大的报告，后来认为我们起草的不能用，所以从头到尾他自己写。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我们没有联系。我知道他在1948年到1949年间用心研究经济建设方针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报告。这一时期他就合作社问题写的报告，主张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同少奇同志的分歧很严重。少奇根本否定这类主张。洛甫主张企业要有利润，少奇批，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所以提法不对，把问题提得很高。少奇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说，你的信我也没有怎么看，我看洛甫的意见大体也可以，修改一下也可以用。毛主席很赞成张闻天的主张。
　　1950年，张闻天奉调北京，准备担任我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本来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时，党中央就曾准备派张闻天参加中国代表团，毛主席曾要我为此草拟新闻稿，特别交代在稿中要写明张闻天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后来中央因故改派了董必武。
　　张闻天后来接替王稼祥担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在任时，苏联同我们关系紧张，怀疑我们是第二个南斯拉夫，王稼祥回国时连欢送宴会都没有。张闻天去后，不久赫鲁晓夫上台，情况就不一样。他离开苏联时，苏联的欢送很热情。后来批张闻天时说，王稼祥在苏联受冷遇，你受欢迎。其实是张闻天在对苏联关系方面掌握得比较好。
　　1954年我去苏联治病，到过使馆几次。张闻天勤于调查研究，曾给国内电报，介绍苏联动态，中央比较重视。我劝他多写些电报，介绍苏联的领导方法。当时我感到国内领导经济不上轨道，苏联管理经济较有条理，希望他多写些电报，影响国内。但是后来他写的也不多，可能同中苏分歧有关。
　　张闻天领导使馆，内部工作有条理，很多人信服他，这些人都在。但是这一段写起来措词比较难，一些人同外交部的关系有些复杂。
　　1958年陈毅接替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时，中央曾经考虑是否需要张闻天继续留在外交部。周恩来认为张闻天在外交部工作做得比较认真仔细（例如他曾到我国各驻外使馆做过一次巡回视察，这种工作似乎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外交部领导人员都没有做过），主张把他留下。可见张闻天这一段的工作是得中央好评的。
　　毛泽东：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他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张闻天敢管事，本来这类事可以不管，张闻天的知识分子气太重。还有一次，毛主席在会上交给张一份文件。张闻天说，这事会上不谈。毛主席将文件扔到地上，认为开会不能讨论问题。毛主席讲话海阔天空，一讲可以讲很多，讲了很多道理。张闻天则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毛主席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

      郁达夫：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庐山会议上，我同张闻天的意见比较接近。本来我在苏联时同他谈话，对国内形势的意见就比较接近。
　　“歌特”文章(注7)是张闻天写的，这没有问题。为何作用不大？可能文章写出不久，他就离开了上海，所以在“左联”的实际工作中未起影响。不仅周扬、夏衍没有接受，连鲁迅也没有接受。
　　我们那时办了一份32开的刊物，叫《中国青年》。1941年2月，我们在《中国青年》上登了张闻天早年发表过的小说《飘零的黄叶》。张闻天不赞成再登。我觉得可以发表，对他讲了我的考虑。那时绥米警备区刚刚收复，青年学生多，他们文化程度比较高，我认为发表《飘零的黄叶》会有作用。从张闻天那里我听说，当年小说发表后，郁达夫对他说，你这篇小说像一首诗，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张闻天的《王尔德介绍》是一篇较好的作家论。就对王尔德的评论而言，此后中国似乎没有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问世。张闻天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至今也没有新的译本代替。
　　注释：

　　注1  对冯文彬的批评，指1938年批评青训班逮捕人一事。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中记述了这件事：
　　“同张闻天同志第一次发生工作上的接触，我记得是由于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担任陕西安吴（属泾阳县）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副主任时发生的一件事。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同志当时不在安吴，大概是因工作去西安了。班里有一个名叫陈珍雄的广东青年，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这时在青训班学员中宣传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被如今在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廖季立同志告发。除陈珍雄以外，还有一两个跟他观点相同的人在共同活动。那时正当康生回国后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匪帮》一文以后不久，我和当时也在青训班担任负责工作的张琴秋等同志商量，决定先对陈珍雄进行批斗，然后把他和同他一道从事托派宣传的人逮捕起来，准备送延安处理。正在这时，冯文彬同志回来了，不久他就接到张闻天同志来的一份电报。大意说，青训班是办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是由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那时红军驻在泾阳、三原等地，红军开往山西抗日前线后，除为便于在西安、延安之间的运输、交通和其他联络，在由三原到洛川等县城设联络站以外，还曾在泾阳县属的云阳镇设有留守处，在安吴堡也曾有伤员留驻，两处都在三原以西不远的地方），国民党正在想种种办法要取缔青训班，现在并非政权机关的青训班竟然逮捕人，这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乔木等人的这个错误，立即把人释放。这个电报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自己也认识到确实太幼稚。结果是把陈珍雄等经过统一战线关系转送到长安县政府（那里的县长是党的一位同情分子），由长安县政府放了。”
　　注2  应是“狭、高、空、怯、私”。
　　注3  指张闻天的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之行。绥德是这次调查最先路过的地方，也是调查的最后一站。
　　注4  指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九篇文章”。胡乔木说，这组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毛泽东当时没有准备发表，1965年5月修改时有了重新发表的念头。他对这组文章钟爱有加，1974年6月曾找出仔细看过，临终前一个月还让人读给他听过一遍。
　　注5  关于政治秘书，在最初载于《回忆张闻天》一书的《回忆张闻天同志》文中，胡乔木是说“毛泽东同志曾经要张闻天同志在身边担任政治研究工作”。此文后来收入《胡乔木文集》时，采用了“政治秘书”一语。
　　注6  这本大事记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被称为“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胡乔木说它是张闻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担任党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的耳闻目睹”写成，“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它连同张闻天长征途中的日记、1942年陕北晋西北调查的报告和材料等等，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紧急情况下烧掉了，“这实在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注7  指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1932年11月）。文章批评了排斥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将文艺归结为政治留声机的关门主义错误。据程中原查证，瞿秋白、冯雪峰接受了这一批评，针对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争因而停止。鲁迅1932年12月写的《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同歌特文章反对关门主义步调也是一致的。

补充内容 (2014-1-17 09:30):
胡乔木1941年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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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

谎言专业户

呵呵。

昆仑山下草

注4  指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九篇文章”。胡乔木说，这组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毛泽东当时没有准备发表，1965年5月修改时有了重新发表的念头。他对这组文章钟爱有加，1974年6月曾找出仔细看过，临终前一个月还让人读给他听过一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9篇文章太祖看得非常重，网上只有一些零散的真伪莫辨的片段，但也读得出非常厉害的样子，几乎是对当时一些极端左派或者说假左派（当时所谓的留苏派）愤怒声讨的檄文，这组文章出现的时点是太祖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国运的转折点，极有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太祖几次想发表但是终于没有发表，尤其是65年那个时点以及临终前这个时点想要发表出来，意味深长，很可惜。估计太祖可能还是从保护绝大多数左派的基本点出发考虑的。个人以为这是太祖的一个重大失误，导致太祖离去后左派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低级错误。估计将来如果左得幼稚过头了，或者说被极端左派和假左派忽悠的过头了，这一组文章就会发表出来。

香山红红红红叶

这臭脚还有人捧？张其实就是现实版的公知JY罢了！

男神神

张闻天因不肯诬陷刘少奇被批斗了十六七场[转载]

转自人民网文史频道的这个网页：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7588036.html

摘要：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少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少奇的这条罪名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恼怒之极。6月27日，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

【“六十一人案”】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
　　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月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少奇的名节和61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刘少奇于12月14日报告华北工作时曾专门谈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许的”。康生参加了十二月会议，讨论时还就此事发了言，说“经中央允许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则”。康生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而且康生长期管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康生是一个奸诈小人，这点，张闻天心里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会阴险到歪曲事实、构陷人罪的地步。张闻天不知道，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11月，61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揪住不放。为了配合夺权斗争，1967年1、2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场合，滥扣“叛徒”帽子，挑动红卫兵任意追查，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风。与此同时，所谓61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已经准备印发，借评电影《清宫秘史》批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在炮制。就是这篇文章，提出“八个‘为什么’”，定了刘少奇八大罪状，其中“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就是一条。这时，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少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少奇的这条罪名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么会去查档核实呢？
　　康生不给回复，南开大学的红卫兵2月18日又来批判。他们还提供了若干线索，纠正张闻天关于具体时间和细节回忆的出入，要他立即写一份交代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闻天乃重写一份材料交出，肯定61人出狱事是得到他同意的，独自承担了责任。材料写道：“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的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久，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为避免涉及党中央，张闻天将2月16日所写材料中关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节略去，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谈过什么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将责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从此，张闻天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头。然而嗣后凡涉及此案，他从不改口推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如此!
　　张闻天始终肯定61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之极。1967年4月28日，张闻天又就3月6日、4月26日两起涉及1936年出狱案的调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忆所及，要他帮助回忆核实。
　　康生竟在来信上批曰：“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6月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6人来到经济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向张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张本人澄清事实真相，给他们写交代材料；二、以后不准再对外发表关于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乱。明目张胆地对张闻天威胁利诱，要他“翻供”并作“伪证”。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当天回到家里，张闻天即向刘英谈了审讯经过，并估计自己可能会被捕。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月3日致函康生，回答6月27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七八九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523天“监护”】

　　汉语以词汇的纷繁著称于世。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简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见的事相应的前所未有的词出现，这“监护”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是“监禁”吧，并不进监狱，说是“保护”吧，又完全没有自由。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1．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2．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发、洗澡。4．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风。5．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宣布“监护”之后，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室内亮着日光灯，24小时不灭。门上开一个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休无止。惟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20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站住。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见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与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机会拣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只能苦笑。
　　刘英后来忆述了他俩被隔离拘禁的那一段可诅咒的单人囚室生活。她写道：
　　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
　　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
　　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五百二十三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是的，监禁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可是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关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终独自承担，毫不推诿。对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始终满怀信心。1969年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习党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自己虽已年届七十，老而病，但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革命化。
　　然而在当时，正频频“审讯”，暂停批斗已属宽大，更遑论工作？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作出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理论丰碑】

　　1969年10月20日，在被隔离拘禁523天以后，张闻天和刘英被分别领出北屋小房间。中办的一个副主任向他们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动身。就这样，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10月底被监送到了离广州100多公里的肇庆，安置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里。
　　张闻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要说没有研究资料，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的名字也改成“张普”，人们叫他老张头。但最可宝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这时他已经七十初度了，校正后的视力只有0.2，手也已微微颤抖。但是，他的心没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阅读、思考。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把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思想的波涛在他脑海里奔腾，可是他无法握笔成文，只能作一点观点和材料的摘录。……

男神神

张闻天成为批判靶子的重要罪状：主张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转载]

萧　扬（曾任张闻天秘书）

转自人民网文史频道的这个网页：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298561.html
摘要：1959年，外交上的“左”倾思想终于挟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之威，以张闻天为靶子，大举批判和平共处了。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原标题为“1959年对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批判”

      1959年9月12日，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事会议上的会议总结发言中说，外交政策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做法，另一条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路线和做法。这里所说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以世界革命为宗旨的革命外交路线，所说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张闻天提倡的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
　　1959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军队和外事系统立即分别开会，更加猛烈地批斗彭德怀、张闻天。全国外事会议同军委扩大会议同时举行，从8月下旬开到9月12日。接着又在外交部展开揭批运动，从10月24日大会动员，一直搞到1960年1月中旬。外交部揭批运动（以及以后长期的专案审查）的重点，是“里通外国”问题，因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庐山提意见是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运动中大量时间用于要所谓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揭发交代，也有几天开全部党员大会，集中进行所谓分析批判。大批特批张闻天在外交部的“反党宗派集团”（那时中苏尚未公开破裂，“里通外国”问题不好拿到大会上）。批判的重点之一就是所谓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
　　按照惯例，一个人一旦被打倒，也就被全盘否定。对张闻天的否定要涉及外交，本来已属必然，这次不同的是还有具体的最高指示。张闻天挨批期间，我在他身边工作，曾听他说，毛泽东在某次会上问了一句：在国内问题上右倾，在对外问题上怎么样呀？人们感到，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决心要在对外政策上反右。果然这一意向立即落实到了外事会议和外交部的批判上。
　　在外交部的批判大会上，一些司长分别就外交上的不同问题做专题发言，还有人做综合性的批判。今天想来，批判者除个别人争当积极分子外，多数也是为运动所裹挟，也许并不相信自己所说。不管怎样，两条路线斗争的阵势已经摆开。我当时正在接受严厉批判，正在强令自己“端正立场”，改变认识，因此对所有批判发言都认真记录。这些记录经过“文革”劫难居然有两本（不是全部）夹在极少数被发还的材料当中，倒成为今天写这一段历史可资援引的资料了。
　　一　　对“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批判，关键是说张闻天只讲和平共处，不讲世界革命。
　　张闻天确实主张实行和平共处政策。他认为：“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论和平共处》。张闻天文集，第4卷，226页。）自他1955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以后，推行和平共处政策可以说是贯穿于他全部工作的红线。他不仅在日常外交实践中推行这一政策，而且从理论上多方阐释，力图发展和深化和平共处的进程。1956年他主持外交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着重分析了执行和平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各种认识问题，尤其是带有“左”的倾向的认识问题。对于我们曾经支持当地武装斗争反对其政权的亚非国家，特别分析了必须同它们实行和平共处的根据。1956年8月，张闻天组织人写了《论和平共处》一文，全面论述和平共处政策的根据、内容和执行中的问题。1957年他视察驻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四国使馆，现场了解情况，解决妨碍执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认识问题。
　　本来，和平共处也曾是中央宣布的政策。周恩来1953年12月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中提出了五项原则，毛泽东在1954年7月也认同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334页。）但是，自1957年毛泽东访苏归来，情况有了变化。在访苏归来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批评苏共的和平共处对外政策总路线，认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等问题。（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52页。）大约从此时起，世界革命的旗帜日益鲜明，和平共处开始受到或明或暗的非议。中央领导同志论述中国外交的任务时，开始强调新的世界要推翻旧的世界，代替它，是我们“今天现实的斗争”（周恩来1958年4月15日在全国外事会议上的报告。）。“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要促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外交也正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陈毅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坚决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到了1959年，外交上的“左”倾思想终于挟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之威，以张闻天为靶子，大举批判和平共处了。
　　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确实是同支持世界革命的路线相对立的。第一，从治国理念和方略说，张闻天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应该全力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办好我们自己的事。“外交战线上的任务，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证最有利的国际条件，例如争取和平的环境，发展同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张闻天文集，4卷，270页。），而不是支援世界革命。第二，从革命原则说，张闻天认为，“革命决不能输出。革命与否，如何革命，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张闻天选集，1985年，476页。）“别的国家是否革命那是人家的事，我们用不着管”（在驻印尼使馆党委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6月。张闻天年谱，下卷，1061页。）。第三，落实到外交实践，就要摒弃输出革命或曰支援世界革命的思维和行动，就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四处推销中国革命经验，反对强加于人的革命宣传，对外援助要有节制，就要确认和平共处“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张闻天选集，1985年，474页。），而要确立“长期和平共处的思想”，（在驻巴基斯坦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7年5月22日。张闻天年谱，下卷，1060页。）“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着争取长期友好相处这一总的目的”（视察驻印度等四国使馆的报告。张闻天文集，第4卷，254页。）。
　　批判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有其投鼠忌器的为难之处。因为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提出的，形势也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公开喊出打倒帝修反口号的那一步，所以批判者不好从理论上公开反对和平共处。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其实也已经相当赤裸裸）地做文章。第一，他们说，世界革命是我们外交工作的终极目标，张闻天所说的长期的和平共处，是维持现状，是同这一总的战略目标相反的。一位司长说，“在世界上也要讲不断革命论”，“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根本错误是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或将世界革命推到遥远的将来。”第二，还是这位司长说，“和平共处是用以达到世界革命目的的手段、策略”，“革命不能输出是策略，在一定的时期如果拘泥于这个理论必须遵行而不支持外国革命，就不对。”第三，他们说，和平共处只适用于民族主义国家，不能笼统地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
　　张闻天确实没有中国外交要在当下推进世界革命的思想，甚至对于是否要在遥远的将来促进世界革命也从未涉及。他说革命不能输出，确实从来没有附加任何时间地点的限制。他主张实行和平共处，也没有将帝国主义国家排除在外。但是，张闻天的这些主张，对于今天正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人来说，难道不都是无须论证的公理吗？

　　二　　对张闻天的批判，还集中在形势估计问题上，即对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本来，要批判和平共处，就不能不涉及形势估计：必须证明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才能得出和平共处不可行；必须描绘一幅干柴遍野的景象，才能说世界革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当时批判的重点是说张闻天只讲缓和，不讲要警惕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张闻天也说战争有打起来和打不起来的两种可能性。不同的是，他认为两者的比例不是一半一半，（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299页。）而是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而且“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在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５月22日。张闻天年谱，1060页。），战争愈来愈打不起来。我们对内对外工作的布置，应该从这个基点出发。“争取世界和平，防止突然事变”的方针中，“主要的还是争取世界和平”（战争是可能避免的。张闻天文集，第4卷，258页。）。这显然与主流看法不协调。当时的重点始终放在战争可能打起来上，反复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强调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326页。）“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美国可怕，又不可怕。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6页。），即使“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392页。）这种看法主导党内外舆论，因此1959年6月27日张闻天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提到“大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一天天在减少”，陈毅就对此表示异议。陈毅因病没有参加这次务虚会，后来看了张闻天的发言纪要说，这个发言他看了三遍，他觉得讲得很好，他都同意。唯独对大战可能性在减少这一点，他有不同看法。到了两个月后的批判会上，这便成了张闻天的一条罪状了。
　　张闻天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战争有可能完全避免。这就同苏共的看法纠缠在一起了。他先是在1955年8月批评“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是“主观主义的偏向”（在《关于美国外交策略的新变化》一文中加写的一段话。张闻天年谱，993页。）（用语同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所提“战争不是不可避免”几乎完全一样，时间还早半年），继而说，“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的讲话。张闻天年谱，1013页。），最后说，“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论和平共处，张闻天文集，第4卷，225页。）。毛泽东说，苏共的观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见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4页。）
　　至于世界革命，张闻天不认为存在世界革命的形势，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即使人们最为瞩目的东南亚，他也认为那里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不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形势。那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实在谈不上革命形势，1959年的批判者便将批判集中于亚非拉地区。一位主管亚洲地区的司长说，印度土地问题未解决，工业发展速度减缓，工资逐年下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对帝国主义依赖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国家阶级矛盾尖锐化，统治阶级走向反动，不可避免地对内要反共独裁、对外要反苏反华，放弃和平中立路线，“这使右派、中间派丧失威信，便利共产党上台。”他们批评张闻天看不见那里的革命形势。
　　事实表明，在上世纪50年代，张闻天已经看出，战争和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尽管他还没有使用明确的语言点破这一点），国际战略和外交界的主流也已经感觉到了张闻天持有这种看法，而且不能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急切地批判张闻天，战争和革命的理论果然就愈益大行其道：公开提出了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且“战争引起革命”，世界革命形势已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
　　三　　同世界革命形势估计紧密相连的，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国家应该如何认识、应取何种政策的问题。
　　张闻天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看，不能再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大部分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实行民族改良主义与和平中立政策，具有进步性，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在短时期内，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还不大可能树立起政治上的领导，还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经过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而进入社会主义。因此，不能搬用中国革命的经验。对这些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不能搞共产党领导的通过武装斗争推翻现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应该采取有团结有批评、主要是争取和支持的政策，支持它们走中间道路，争取同它们长期和平共处。他告诫一定要严格遵守五项原则，对这些国家的工作不宜要求过高过急，不要勉为其难和强加于人。他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应结论需要修改。
　　1957年张闻天到驻印度尼西亚使馆视察，发现不少人觉得印度尼西亚形势大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联合苏加诺，力量强大，乐观情绪弥漫。因此他强调，人民民主革命不是印度尼西亚今天的任务，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力量还不占压倒优势。政局如何发展，现在就下结论未免太早。苏加诺如果走得太快，会被人推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离参政还早，离领导政府更远，要安心长期做反对派。他特别强调：不要把中国革命方式搬到印度尼西亚使用。印度尼西亚国内革命力量的发展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要介入，不要受激进华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配。不要在那里搞群众运动，不向驻在国做政治宣传，文化宣传不要过分。我们的计划如偏高了，将来不好收拾。争取让华侨能够长期生存下去，正当的权益得到保护。
　　1958年和1959年，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摇摆。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拉克相继采取了某些反华反共的措施。按照毛泽东“不怕鬼”的方针，中国同尼赫鲁这个“半人半鬼”进行了一场严重斗争。毛泽东说：“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毛泽东文集，第八卷，51页。）在此形势下，张闻天多次发言并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集中阐明观点，认为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摇摆，正是他们执行的中间路线的特点。尽管摇摆，只要坚持中间路线，就不能影响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的总趋势。中间路线还有一个时期的生命力。各国共产党不能太急，既要反右（不划清界限），又要反“左”（急于搞人民革命）。我们对执行中间路线的国家，仍应承认其两面性，不因其摇摆而动摇。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此是怎样批判的呢？一位司长说，应该剥夺民族主义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应该强调他们的民族改良主义没有前途，应该加强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另一位司长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日益尖锐”。还有人说，“民族主义国家不仅是摇摆，而是发展了反动性”（不久这些国家就被列为“反动派”）。张闻天关于印度尼西亚形势的讲话被说成不许人民革命，关于华侨工作的讲话则是提倡卖国主义。随后一大批民族主义国家就被公开戴上“反动派”的帽子而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一同划入应予打倒之列。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被称为“反动派”的国家发生过人民革命而被打倒。相反，张闻天被批判之后仅仅过了六年，就出现了血腥的“九三○”事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千万左翼人士人头落地，苏加诺被逼下台，华人华侨横遭池鱼之灾，印度尼西亚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外交关系中断长达23年。张闻天不幸而言中。

　　四　　张闻天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主张对外保持缓和的理性的姿态，反对一味高调斗争。对于西方世界，他主张接触，争取国际合作，不赞成自我封闭。这些也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表现。外事会议的总结发言就把张闻天“偏重于缓和、和平共处、联合、让步”当做批判对象。
　　从1958年起，中国曾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例如批判南共纲领，中断同日本的一切来往，同赫鲁晓夫争论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金门打炮，同印度“大闹一场”，等等。这些行动都有各自起因，但是结果都使局势更加紧张和动荡。毛泽东认为，“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有利。（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16、409页。）张闻天则主张缓和局势，而且认为我们争取缓和的态度事关重大。“世界局势并不决定于美国一国。它紧张，我们不紧张，也就紧张不起来。”（在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５月22日。张闻天年谱，1059～1060页。）对美国，他也认为“并不是一点妥协可能也没有”（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301页。）。因此，对于所有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行动，张闻天都是消极的。他的一些未被接受的建议，都是倾向于对外表现缓和一些的。例如，对于涉台事件不必事事抗议，对于中印边界采取较易为印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在批判南共纲领以后也尽量同南斯拉夫维持国家关系，等等。
　　有一个释放美犯问题。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建议并转告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意见，希望中国政府提前释放正在服刑的10名美国罪犯。周恩来觉得可以同意，让驻印度使馆电告国内，要外交部提出意见报中央审批。张闻天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也都同意。不料毛泽东大为震怒。他说，美国人一个也不能放，关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愈是印度讲情就愈不放。他还严词质问，你们外交部究竟是北京的外交部还是华盛顿的外交部。在1959年的运动中，张闻天释放美犯的这一主张被提到了崇美、恐美、亲美、讨好美国、对美国有幻想的高度，当做右倾机会主义的例证而大加批判（其实也就批判了周恩来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
　　张闻天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要发展和进步（甚至要生存）都必须同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合作”，“完全的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张闻天文集，第4卷，280页。）他1950年就向中央建议早日同英国一类国家建交，1954年又建议同英国不搞半建交而直接互派大使。对进入联合国问题，他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在驱蒋问题上采取灵活做法。对待西方经济、科学、文化成果，他持积极开放态度，1948年就曾将外资经济规划为新中国六种经济成分之一，1958年又建议举办国际博览会以引进国外设备技术。他还建议加强翻译出版西方国际问题著作。他认为，外交不单纯是国际斗争，而且还是国际合作。
　　张闻天的这一整套主张，显然同“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此前的“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等方针背道而驰，在1959年的运动中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证。
　　五　　1959年运动另一个批判重点，是张闻天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态度。
　　1958年5月中共发动对南共纲领的批判，中南关系骤冷。张闻天努力设法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央外事小组的会上，他反对在国际会议场合采取同南斯拉夫对抗的方针，主张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的会议和活动可以让南斯拉夫参加。1959年运动中批判说，这是混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
　　1958年随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口号的提出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自以为中国在革命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均已领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绪滋长弥漫，毛泽东甚至说，我们即使准备好了也不进入共产主义，以免苏联脸上无光。张闻天认为这是骄傲情绪和大国主义思想，再三给以抵制和批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出版后，国际书店积极向国外发行，在不少地方受到抵制。张闻天批评说，发多了。他要求收缩，严格控制。对于所谓“吹风”，即向外推销总路线，张闻天强调不要“王婆卖瓜”，强调“吹风”不能了解为单方面的，我们也应该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缺点。针对世界革命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之说，张闻天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郑重地说，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认为政治思想中心已移到北京，“为首不是自封的”，“我们也不应当、不需要去争取”。（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304页。）
　　1959年对“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批判，在正式的党史、国史、外交史著作中都没有记载。其实，这次批判是件大事。其意义主要不在于给张闻天个人添加了又一项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的外交路线说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在于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对和平外交路线的首次大规模系统挞伐。它高调树立世界革命战略的旗帜，在理论政策上为“左”倾外交扫清道路，使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在实践中进一步压倒和平共处路线。在这次批判以后，外交部内外气氛紧张。起草外宾（例如古巴格瓦拉）访华公报稿时连“和平共处”这样的字眼都不敢写。（见《外交纪实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121页。）当时内部发行的《辞海》未定稿，也是连“缓和”这样的词条也没敢收。在这次批判三年以后的1962年，又开展了对“三和一少”的批判。从此中国外交加速度地“左”倾，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公开提出，推动世界革命终于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现实目标。

今天去烧香

重启网格 发表于 2014-1-16 23:53
《炎黄春秋》

谎言专业户

男神神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谈他回忆张闻天的文章。张培森、程中原、施松寒（已故）和我参加了谈话。”

访张培森：毛泽东和张闻天[转载]

转自人民网的子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这个网页：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1/2208424.html

　张培森，1931年生，江苏镇江人。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1980年起进行张闻天研究。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组长、研究员。主持编辑了《张闻天选集》、《张闻天研究文集》等。

　　在毛泽东的战友中，张闻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先不论他们的经历不同，单从他们的地位变化，也有不少内涵外延值得探究——话题也正是从这开始的。

　　访问人：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是我们的党领袖人物，一段时间内张闻天曾是毛泽东的上级，后来毛泽东又成了张闻天的上级。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既有很多事业上的接触，也有私人之间的交往，相互间还有些恩恩怨怨。
　　张培森：毛泽东长张闻天7岁，原来两人并不认识，直到1933年张闻天到中央苏区，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但一个偶然的巧合，早年他们两人的名字曾一起排列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表上，原来他们差不多同时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那是建党之前的事情。
　　访问人：但两人并没有因此见面认识。
　　张培森：是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松散的进步团体，两人入会的时间基本相同，彼此未曾谋面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他们两人同时入会的情况来看，表明他们当时都是要求进步、锐意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
　　成长道路的不同特点
　　访问人：从两人青年时代成长的道路来看，您认为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张培森：我认为两人在成长道路上是有不同特点的。当然他们建立的理想都是走十月革命的路，都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个人成长的具体道路两人有很大不同，就这个不同来说，对他们后来一生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从毛泽东来讲，他师范毕业，教过书，搞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过国共合作的经验，最后拿起枪杆子上了井冈山，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道路。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试过，党内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张闻天呢?他基本上是一个文化人。他和毛泽东虽然都是五四时代的先进青年，但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是学者式的道路。五四以后，他写文章，写小说，搞翻译，这是他的主要活动。特别在文学方面，他从歌德到泰戈尔都做过研究，而且还有相当的成就。据研究哥德的专家评论，张闻天在1922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述歌德的长诗《浮士德》的文章，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一篇。一般来说，《浮士德》是很难看懂的，而张闻天那个时候就不但把它翻译了过来，还进行了系统的评述，这很不简单。张闻天写的小说，茅盾备加赞赏。茅盾说他自己1927年才写中篇，而闻天比他早3年就进行创作而且是长篇，对此他自叹不如。如果闻天同志不是全身心投入革命斗争成为革命家，很可能在文化上占据一席之地。所有这些表明张闻天和毛泽东有着不同的经历。
　　访问人：他们两人的活动范围似乎也有区别。
　　张培森：是的。毛泽东的活动范围全部是在国内。张闻天在成长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国外。他1920年去日本半年，1923-1924年到美国一年多，入党后又去苏联5年，回国时31岁。应该说在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像张闻天早年到过美国这样的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只有他一个。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张闻天拥有大量的书本知识和广泛的阅历，眼界很开阔，但他的弱点是实践经验少。
　　访问人：张闻天从苏联回来就受到了国际的重用。
　　张培森：是的，国际把他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对于一个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不甚了解本国国情的同志，必然要照搬国际指示，这样就犯了错误。而从当时在苏区的毛泽东来看，因为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不同意照搬国际的条条，因而遭到打击。张闻天缺乏经验但受到了国际的重用，因而犯了错误。
　　从分歧走向合作
　　访问人：因为两人的经历不同，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那么请问他们在苏区时有过正面冲突吗?
　　张培森：没有。应该说两人是从有分歧逐渐地走向一致。毛泽东无疑当时是正确的。从张闻天来说，他从苏联回来，先在上海，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自然就要盲目服从中央贯彻国际进攻的路线，当他看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贯彻的一套不一样，因而有人说毛泽东右倾，是富农路线，张闻天也这样认为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张闻天本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表示他和毛泽东之间并没有私人成见，更没有仇恨，不过就是不了解毛泽东，不认为他是正确的。后来才看到他军事上有一套。
　　访问人：由于思想路线不一致，两人来往比较少。是吗?
　　张培森：事实上随着张闻天和苏区中央主要领导博古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之后，他和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好。虽然完全掏出心里话是在长征前夕，但这之前他们彼此比较互相尊重。当过毛泽东英语翻译的吴亮平，我曾访问过他多次，中央苏区时他是国民经济部长，毛泽东是他的上级，张闻天也是他的上级，应该说他是毛张关系的历史见证人之一。他对我们说：毛泽东、张闻天两人的办公室就隔一堵墙，我请示张闻天时，他总是说你去问问毛泽东。毛泽东病了，张闻天去看他，用手抚摸他的腹部，很关切他的病情。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所以毛泽东这场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闻天起了救毛泽东命的作用。当然张闻天也从毛泽东那里学了一些东西，比如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张闻天在苏区也搞了一些调查。张闻天说，我是模仿毛泽东。他们的思想是在实践中开始接近起来的。
　　遵义会议合作的历史作用
　　访问人：这么说经过战争的摔打、失败，张闻天醒悟了，他认识了毛泽东的英明，因此在我党历史上才留下了一段毛张合作的历史。那么关于毛泽东同张闻天遵义会议合作的作用您是怎样估计的?
　　张培森：遵义会议是同李德、博古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王稼祥、周恩来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张闻天所起的作用似乎更为关键。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当时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事实上张闻天正是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层中最早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的中央领导人，他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主席。这里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就是中央常委。张闻天这个职务对遵义会议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一件事看出来。过去人们只说毛泽东发了言，但不知道张闻天还有一个报告。事实是这样的，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
　　访问人：反报告是什么意思?
　　张培森：反报告，就是张闻天把博古的报告批了一通，作为代表正确方面的报告。因为在党的高层几个常委里，如果一把手的报告被否了，那常委当中必须有人站出来讲正确的意见，当时的毛泽东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他还不是常委，那么这个人是谁，是谁站出来首先讲话了，正是张闻天。自然这个反报告主要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搞出来的，是毛张合作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洛甫和王稼祥，遵义会议是开不好的。从张闻天来说，这是其作用的表现之一。
　　访问人：我们想是否还有另一面，当时大家最信奉的是共产国际，张闻天是国际信任的人物之一，由他站出来批评是比较合适的。
　　张培森：这正是说明毛泽东的高明，想想看，当时国际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权力很大，过去它让谁当第一把手谁就是，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信任的人轰下台来，国际派来的顾问靠边站，这样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国际信赖的教条宗派集团内部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话，那是很难办的。所以毛泽东团结了张闻天、王稼祥等。
　　访问人：那么您认为在张闻天向毛泽东靠拢同博古错误斗争中，是主动还是被动?
　　张培森：从事实来看张闻天的转变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1931年他回国以至后来到中央苏区，开始和博古的思想是一致的，后来在一些政策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他和博古的分歧，不仅仅是分歧，而且发展到很尖锐的冲突。同时张闻天不只是认为博古推行的军事方针行不通，而且发现组织上博古从党的核心内部排挤他，所以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他把心里的郁闷全跟毛泽东讲了，从此两人接近起来。想想看，张闻天的郁闷为什么不跟别人讲，而是找处于无权地位的毛泽东去讲，说明他信任毛泽东，认识了毛泽东的伟大。
　　毛张合作克服了党的三次危机
　　访问人：毛张合作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遵义会议呢?
　　张培森：不。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我们党实际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机，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军事失败，一次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再一次是1937年王明从国际回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这三次危机过程中应该说毛张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克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在此过程中从确立走向了巩固。
　　访问人：在第一次大危机中毛泽东、张闻天等合作反掉了王明博古。第二次、第三次又怎么说呢?
　　张培森：有的外国学者把张国焘看得比王明、博古还严重，不管怎么说，这应该算做一次大的危机。因为论资历张国焘是党内数得上的老资格，加上当时他仗着四方面军人多，所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包括博古在内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张培森：但张闻天的位置很重要。因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已经被推举为党内负总责，而一个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是否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当时就非常重要。须知会师之后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后军事方针也是否定的，散布流言说是违反五中全会的进攻路线。对此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上作了巧妙的回答，肯定我们在政治上是进攻的，但革命战争则要根据情况决定防御和退守。而张闻天则是在这次会议结论中作了同毛一致的说明，并以负总责的身分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应在四方面军党的支部讨论”。可见张闻天对毛泽东讲话支持的重要。
　　第三次危机是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指责中央的一套抗战方针，鼓吹他的一套右倾投降主义。他这一搅和使很多人一时弄懵了。尤其他当时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加上当时是民族斗争环境，国民党也抗战了，所以就迷惑了一些人。这种情况下，党内首先顶住的就是毛泽东。同时毛自然也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这时毛泽东又一次得到了张闻天的合作和支持。现在找到1937年12月22日张闻天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个“总的结论”，从讲话的口气来看实际是不指名地软顶王明的，而且明确指出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基本原则，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这话实际上就是坚持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原则。而毛泽东在当时困难处境中向华北发出的许多发展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指示就是以“毛洛”联署形式发出的。所以，毛泽东在“九大”时还没有忘记张在这关键时刻的立场，他说：王明回国以后张闻天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边的。
　　毛张合作的历史地位
　　访问人：既然毛张合什么有这样的重要作用，为何过去人们很少知道呢?
　　张培森：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张闻天这个人物长期在党史宣传上是被当成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看待的，而1959年庐山会议又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像这个党史人物全面历史面貌的恢复，应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路线的结果。因此毛张合作这个重大史实一个长时期内是被沉到史海里了，现在是钩沉，这一点也不夸大，就是两人的合作在党史上应该有足够的地位。王震同志1985年就在一个批示中向邓力群、胡乔木、胡绳建议：在修改党史时应该“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
　　访问人：那么请谈谈您的观点。
　　张培森：从遵义会议后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阶段里，毛是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张是中央的总负责人，他们两人的合作应该说是很好的。从这段时期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央100多份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大部分会议都是张闻天主持，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毛或张先作报告，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张作总结发言，毛作结论。我在编辑《张闻天文集》时还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从1935年6月到1938年10月3年多的时间里，仅保留下来的洛毛或毛洛联署的电报就有338份，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央许多重大决定的贯彻。我给邓力群同志写报告时说到这件事，他认为很有价值，要我整理出来。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段毛张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毛离不开张，自然张也离不开毛。
　　访问人：这个合作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否还应该放到中国整个革命发展进程中来评价?
　　张培森：是的。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到1938年10月这3年，应该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阶段。对我们党来说也可以说是困难和机遇并存。现在我们搞建设要抓住时机，那时也有个时机问题，如果不抓住，中国革命的大发展恐怕也是很难的。毛泽东曾经戏言要“感谢”日本人，这句话里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如果没有抗战，没有世界大战，中国革命的道路将是会更漫长的。红军长征虽然找到了落脚点，但毕竟处在陕甘一隅，其生存发展仍然遇到了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日本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民族矛盾这个突出矛盾，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终于推开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面。如果那时对民族矛盾的地位不认识，就很难扭转乾坤，打开局面。而毛张在这个主要矛盾问题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须知这是中央决策核心内两个关键人物战略思想的一致，对于开创革命新局面的我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历史决议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然而单靠毛一个，没有中央集体中其他同志的配合，我想也是肯定不行的。而这段重要时期，张闻天对毛泽东的配合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合作的一个特点
　　访问人：从我们所看到陕北初期毛张的来往电报来看，他们完全采取互相讨论，互相切磋的方式来确定党的大政方针。例如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从前方给张闻天的一份复电，告诉他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同时在另外问题上也有不完全同意的，这就是同意张闻天提出的“红军靠近外蒙的方针”，却不同意张提出的行动时间与路线，还有的问题基本同意又加以补充，这就是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
　　张培森：你说得对。毛这份电报所说完全同意的反蒋抗日策略内容实际上就是后来构成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容。至于电报中所说的红军打出去靠近外蒙在行动路线问题上，张与毛起初是有不同主张的，张的意见是占据宁夏背靠外蒙，而毛则主张先占领山西，后来是张接受了毛的意见，因此便有后来的东征。事实上也有张在重大问题上先出了好主意的，例如，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提出了“尽量争取南京正统”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同毛的想法不一样的。想一想当时谁是南京政府的正统，除了蒋介石没有第二人。当然，后来党内很快统一了认识，最后还是毛做出和平调解的结论。从事实材料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是坚持真理的合作。凡是毛正确的张就帮他论证并加以支持。而张错了的话毛可以指出，毛不正确的张也可以纠正。同时整个中央的民主气氛也比较好，正如林伯渠后来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语：“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的组织生活很严，但怕一句话说错了要斗争。1936年保安的9月会议时，我感觉党是进步了，到双十二时便感觉到党更统一了。”总之这3年多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那么大的局面，首先是因为确立了毛的领导核心，同时也是与洛、毛的通力合作，中央集体领导搞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
　　访问人：据周恩来回忆，长征时博古下来换成张闻天，就是毛泽东提议的。这表明毛泽东对张闻天是好的。张闻天和刘英的红娘也是毛泽东。
　　张培森：这段时间他们的关系确实是比较好，毛泽东也尊重张闻天，认为张比较民主，戏称他是“明君”，刘英是“娘娘”。张闻天与刘英两人在瓦窖堡结婚，毛泽东打完仗回到瓦窖堡还去闹新房，关系比较融洽。
　　关系的变化
　　访问人：从你上面谈的可以看出毛张是从有分歧到走向合作，那么后来又如何从合作变成疏远，以至再发生分歧的呢?
　　张培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明白的，同时有些情况也不完全清楚，尚需要研究。这里只能向你们谈一点已经知道的情况。
　　先说一件事，是毛同江青结婚，结婚之前党内有些同志得知江青过去的历史就认为不合适，他们把意见集中到张闻天那里，张本人觉得个人私事不便干预，但是又感到大家意见有道理。考虑一番之后综合大家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写了一封信。结果毛大为不悦，结婚喜酒也没有请张。这在当时虽说算不了大事，但也多少看出一点两人关系的变化。
　　再一件事，是毛对张领导的马列学院的批评。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院长是张闻天兼任。1942年张响应整风号召去晋西北调查期间接到毛一封信，大意说，有人提出马列学院方针是否错误问题，凯丰、弼时意见待你回来再讨论，我觉得不必等你，即指示是错了。信最后要张回电表态。事隔半个世纪，现在还健在的大部分马列学院的学员都不同意马列学院犯方针性错误的说法，认为张闻天在主持学院期间还是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只能说张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认识当时尚没有达到后来整风认识的高度，但不能简单说是教条主义。何况人不在的情况下就勿忙做出结论，也未免欠公允。张当时对毛发动的整风是衷心拥护的，但认为毛看人有偏向，这是他在整风笔记中坦诚说了的。这件事也多少表现出当时他们二人的关系。
　　访问人：那么张闻天党内负总责是什么时候不再担任的，从党内职务上说张毛党内最高职务又是如何交替的?
　　张培森：这个交替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对于张闻天来说有两点是表现非常突出的。一是他不争权，他在1943年整风笔记中说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曾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毛没有同意，尽管如此，张还是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宣传教育部门工作方面；二是他不计名位自觉地要求到基层去，1942年3月他从基层应召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正是这次会议推举毛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从这次会后张正式离开了书记处。不过张从中央核心中下来，只是工作中毛张的来往少了，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张那时也还都是出席的。抗战胜利后张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去做地方工作，这时毛张地域上已经不在一起，自然也就更加疏远了。
　　庐山会议分歧的探究
　　访问人：众所周知，毛张建国后的明显分歧发生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张因庐山会议发言而遭致打击，中央对于这段历史已有明确结论。那么为什么一向掌握真理的像毛这样的领袖这次却犯了错误，而过去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张却反倒头脑比较清醒呢?
　　张培森：关于毛这段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已有全面分析。这里很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共产党人千万不能与实际脱节。论及这个历史教训倒是用得上张闻天1943年调查回来写的总结报告中的两句话。“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因此，即使 像毛这样的伟人，一旦脱离了实际也同样会犯错误。而张虽然过去犯过错误，然而却真正从思想上吸取了教训，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反倒相对来说站到了真理的方面。历史的遗憾是当时我们党却并没有能够分清这个是非，以至张闻天这样真正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人竟遭受打击而含冤终身。当然从整个党来说就不只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肌体，导致整个国家、民族都遭到了一场严重的灾难。
　　访问人：据说建国后是毛泽东亲自提议张闻天担任外交官的，这对于张可不可以说是人尽其才了呢?
　　张培森：张闻天转外交战线是1950年的事情。那时我们为了争取早日进入联合国，需要很快发表我国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的人选任命，时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亲自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提议张闻天出任此职。由于时间过于紧急，此事事先都未能来得及同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张本人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张虽然感到突然，但还是接受了中央的这项任命。后来由于美国的阻挠，我进入联合国的计划未能实现。而张却从此开始了他10年的外交生涯。先被任命为我驻苏联大使，后又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若要论条件来说，张做外交工作自然也是很称职的。不过从张本人的心愿来说，似乎更愿意从事经济工作。
　　访问人：您是否认为张闻天更是一位适合领导经济的人才而没有得到毛的重用呢?
　　张培森：张闻天很早就对经济研究有兴趣，1923年在旅美期间就写过纵论战后世界经济的长文；1931年从苏联回国不久就参与并领导了与托派在中国经济性质问题上的论战；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又直接能并研究了苏区经济。他1933年在苏区发表的一篇批评“左”的劳动政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苏区经济，这在当时毛的文章中也还没有这样明确。延安时期他深入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张不但一直对经济有兴趣，而且有相当的理论根底，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系统读过《资本论》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前，当毛泽东主要精力还在集中于战争的时候，张已经在东北研究解放后的经济问题，他1948年就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最初蓝图，初步提出了国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受到毛的称赞，并被吸收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之中。因此，张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东北领导经济过程中有不少好的设想，如果不是中央调他去搞外交，他肯定会在经济方面钻研下去。
　　后来据了解，他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还曾提出过回国搞经济工作的想法，但是毛没有同意。意见是由陈云转达的。这当然是个遗憾，但即使让张搞经济，是否就一定能得到毛的重用，充分发挥其作用也很难说，因为看来毛张在经济方面思路是不完全一样的。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不同思路
　　访问人：毛张在经济问题方面又如何表现出思路的不同呢?
　　张培森：要说不同，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毛强调政治统帅经济，搬用战争年代一套群众运动乃至军事领导的办法来领导和管理经济，而张则强调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本身的规律来领导经济。1959年庐山会议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表达得最为清楚。张在庐山会议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是意义深远的，他说：“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 毛认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是对的，但是如果是脱离了或者违背了普遍的经济规律，就不可能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就是证明。
　　访问人：张闻天这里强调普遍经济规律与我们的实际结合，其意义又怎么看?
　　张培森：这在理论上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因为长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普遍经济规律，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实际都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实现突破。而真正在这个问题上突破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张闻天当时虽然也没有完全搞通，但他却是把这个大的思路提了出来，应该说这是不简单的。正是在这个思路之下，他60年代初一方面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大胆运用《资本论》中的某些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则又在调查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开放全国市场的建议。可惜这种可贵的探索不久却被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
　　怎样以毛泽东思想评论张的晚年文稿
　　访问人：张闻天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后写了许多笔记文稿，这些笔记文稿毛泽东都看过没有?今天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说又应该怎样评价?
　　张培森：直到“文革”发动之前，张闻天写成的读书笔记差不多都要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毛起初还批给中央其他常委、书记处同志传阅，后来就连看也不看了。
　　这些笔记文稿不久自然都成为张进一步挨批的罪证。然而今天来看其中确实有少宝贵的思想，尤其是他在私下保存的笔记本中敞开思想写的一些读书笔记更是显得可贵。如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的批评，对社会主义任务是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强调，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混乱的澄清等，这些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和鲜明的针对性的。而今天来看，这些问题也正是毛泽东当时所犯错误的重大理论误区。及至“文革”中张所写的“肇庆文稿”，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人民群众是主人》等则更是他庐山会议以来思想发展的最高升华。
　　张闻天六七十年代的这份理论遗产若是要给予评论的话，我认为至少这样系统地批判“左”的理论错误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说，如果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那么张闻天的许多论述恰恰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并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中一些根本的思想，则是同今天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全一致的。
　　毛张关系的演变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访问人：从毛张关系的演变来看，您认为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吗?
　　张培森：毛张作为中共党的领袖人物，在党的历史上是值得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比如他们的合作是怎样建立的，后来分歧又是怎样发生的，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没有。好好总结对于我们改善党的领导会很有好处。从毛张关系的演变和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党内的民主建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形成从上到下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这从表面上看起到挺顺手，实际上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因为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无论何人都不可能时时、事事正确，如果只听一个人的，必然走向失误。尤其是当第一把手威信不断升高的时候，把主要领导人的权威强调到绝对化，这就是个人崇拜，因此是很危险的。毛泽东最伟大的时候，也正是他广揽人才，注意吸取集体智慧的时候，像张闻天这样原来缺乏经验，但有思想的人，也能跟他很好地合作，并没有因为他犯过错误而排斥他，而是一起共事团结奋斗，开创了新局面。所以党内民主，事业就兴旺发达。但后来不注意吸收集体智慧，不能容人了，特别是听不得反面意见了，因此就不断出现失误，走向了歧途。这是很大的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取。
　　1993年4月27日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摘自《说不尽的毛泽东》   名人学者访谈录　　访问人：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

昆仑山下草

先说一件事，是毛同江青结婚，结婚之前党内有些同志得知江青过去的历史就认为不合适，他们把意见集中到张闻天那里，张本人觉得个人私事不便干预，但是又感到大家意见有道理。考虑一番之后综合大家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写了一封信。结果毛大为不悦，结婚喜酒也没有请张。这在当时虽说算不了大事，但也多少看出一点两人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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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金的应景之说吧
张与太祖的关系开始疏远，是因为延安整风时王明揭发了一件事，博古张闻天等人从上海去中央苏区以后，这几个人隐瞒了中央的决议和那位冒牌军事顾问李德的真实身份，搞了个太上皇和临时中央专门排挤太祖夺太祖的权，这是不合法的。这个事情翻出来后，那些在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被打得落花流水的红军将领们炸了锅，当时就有人高呼要毙了这几个人，被太祖给拦住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张的总负责地位保不住，太祖也不可能在与他站在一起了。

乔峰2005

{:soso__14540544813755412104_1:}批就批了呗，自己不做人家也不能批。胡启立的话就当个屁放了它吧，谣言也不是一次了。{:soso__14540544813755412104_1:}

乔峰2005

南海浪潮 发表于 2014-1-17 11:05
滚你个日本人。日你自己。

又来骂人啦，记吃不记打{:soso__14540544813755412104_1:}重温一下小黑屋

男神神

张闻天如何冲出“左”倾阵营支持逆境中的毛泽东[转载]

转自人民网文史频道的这个网页：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6998992.html

真正触动张闻天跳出“左”倾阵营，应该说是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和红军反“围剿”斗争的现实。由于矛盾的发展，不久，博古想把张闻天“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张闻天外出巡视期间，博古“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散布张的不是。直到长征出发前，才把张闻天从闽赣调回来。博古原想排挤毛泽东，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张闻天到中央政府后，与毛泽东却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本文摘自《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几起几落》，余伯流 陈钢 著，长征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身处逆境、独居云石山期间，“左”倾领导人从不问津。只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常来看望，并嘱咐保卫、勤务人员：“一定要维护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这位中央领导人，乃是张闻天。
　　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就是党内很有声望的宣传家、笔杆子。他早年曾留学美国，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并被派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毕业后留校任教。翌年，他同王稼祥、沈泽民3人考入苏联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洛甫”，就是他在苏联俄文姓的后一个音节。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担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后，张闻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宣部长、农民部长和党报主任。1933年1月底，张闻天随同博古一道到达中央苏区瑞金首府。时年33岁。
　　他，长得高大魁伟，为人却温文儒雅，带着那副度数不深的近视眼镜，俨然一派大学教授的风度。
　　来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兼党报主任，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无庸讳言，他曾经是“左”倾阵营中的重要成员，曾一度推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是有些过失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张闻天显露了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品质：尊重实践，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刚正不阿。他独立思考、分析了根据地和革命战争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开始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转而拥护毛泽东的思想主张。
　　正如杨尚昆所言：“到中央苏区将近两年时间，闻天同志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方面，都同博古、李德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
　　张闻天同王稼祥一样，是从“左”倾阵营中分离出来、觉悟最早的高层人物！
　　真正触动张闻天跳出“左”倾阵营，应该说是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和红军反“围剿”斗争的现实。
　　由于张闻天身居要位、要职，中央苏区的大量军事情报、材料都会抄送给他，有时他还要参加各种高层会议，这就使得他对五次反“围剿”的情况比常人更了解。在实践中，他总觉得李德的本领平平，李德的“拼消耗”主张不大对头；并觉得博古对李德过于纵容、信任，思想也过“左”。由此，逐渐与博、李产生了分歧。但碍于都是莫斯科回来的兄弟，又不便多说。
　　“福建事变”时，张闻天对博古、李德采取不同十九路军配合的错误军事部署，再也沉不住气了，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这一下子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满。到“二苏大”时，博古等人使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让张闻天到政府中去工作，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方面是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让张闻天架空毛泽东，将毛泽东在中央政府的实权夺走。但是，张闻天到政府工作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的旨意去办，却采取了同毛泽东合作的态度。于是，双方裂痕和矛盾更为加剧。
　　广昌战役后，出于对革命事业、根据地前途和红军命运的忧虑，张闻天与博古等人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广昌战役是按李德的布置打的。对此，高层干部呼声日高，不同意这样打下去。博古、李德亲临前线指挥。人们不禁翘首以望，期待能取得胜利。岂知，结果相反，广昌战役一败涂地，博古等人从前线败退下来！
　　博古等人回到瑞金后，开了一次军委会，张闻天也参加了。会上，张闻天公开批判博古等人：
　　“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这样下去，打破五次‘围剿’是没有希望的！”接着，他又对博古说道：
　　“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要有自己的主意！”
　　博古听后，大为恼火。他没有想到，连洛甫也公开指责自己，这还了得！博古怒道：
　　“你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
　　会上，你一言我一语，争得脸红耳赤。在场的没有一个吭声。会议没有任何结果，不欢而散。
　　从这时起，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
　　有一次，博古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思，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很清楚，就是说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闹磨擦。”张闻天听后一笑置之。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不久，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把张“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实际上是想把张闻天“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张闻天外出巡视期间，博古“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散布张的不是。直到长征出发前，才把张闻天从闽赣调回来。
　　博古原想排挤毛泽东，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张闻天到中央政府后，与毛泽东却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啊！
　　张闻天常对人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1934年1月“二苏大”以后，他虽然奉命接任了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但对毛泽东仍然十分尊重。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他相信毛泽东有经验，有智慧，有真理！
　　据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回忆：
　　“那时中央一些负责人歧视毛泽东同志，而张闻天同志却很注意请教毛泽东同志，本来在张闻天同志来政府工作之前，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同志管的，我有事都请示毛泽东。张闻天来政府工作之后，这方面的工作，他还是要我去请示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同志住在瑞金下肖区沙洲坝。他的住处围墙旁耸立着一棵巨大葱葱的樟树。张闻天同志就住在毛泽东同志住处旁边的另一个院子里，每当我有事去请示张闻天同志时，他经常要我再到隔壁去找毛泽东同志，听取他的指示。这样，我就成了两位主席院子里的常客。”
　　吴亮平还说：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他们两人一些观点和主张也都比较接近。比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切实了解实际情况，关心群众生活。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联系群众的作风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给了张闻天不少的影响。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亲自帮助周围农民挖茅坑，张闻天就很感动。他对有的同志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1934年8月，张闻天从闽赣巡视回来，搬入云石山古寺侧屋居住。这期间，他更有机会同毛泽东朝夕相处，交流思想了。
　　一天，烈日当空，气候炎热，树上的知了都热得“苦呀、热呀”地叫个不停。毛泽东、张闻天坐在寺院后面的大樟树底下，一边喝茶乘凉，一边促膝谈心。
　　他俩，一个来自山沟沟，一个曾留洋过海；一个是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一个是中共中央的后来人；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内阁“总理”。两人的阅历、气质虽然不同，但在关心红军和苏维埃的前途、命运上，走到一起来了，在批评党内“左”倾错误的许多方面，找到了共同语言。
　　毛泽东对张闻天与博古、李德的分歧已有所闻。同时还看到了张闻天在《斗争》等刊物上发表的两篇反“左”的文章。一篇是6月24日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篇是6月25日的《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反革命前的狂乱》。前一篇文章提出：过去几个月来在新的查田运动中对于“反右倾”的斗争做得太过分了，目前必须开展一个反对“左”倾的运动；并深刻指出：一般人总以为“‘左’倾无论如何总要比右倾好些”，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极‘左’主义不能克服的症结所在。张闻天在文章中还疾呼：“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全党同志都要同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做最坚决的斗争！”后一篇文章则点名批评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肃反中的过‘左’的残酷行为，认为极‘左’主义已经在群众中引起了人人自危的恐慌心理，并使地富分子走投无路，助长了他们对抗到底的情绪和立场。因此，必须反对过分行动，以克服极“左”主义的危害。
　　很显然，“左”倾错误在苏区的种种表现，已经使张闻天看到了危害，意识到这种错误的后果。这是张闻天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张闻天已经从“左”倾阵营中勇敢地冲出来了！
　　阵阵清风吹拂过来，给人一种莫名的惬意。毛泽东望着张闻天高兴地说：
　　“闻天同志，你那两篇文章写得好哇，不愧是‘文章泰斗’呢！你也开始举起旗子反‘左’了！”
　　张闻天谦逊而又坦诚地答道：
　　“惭愧呀，润之同志。读了那么多马列的书，竟而迷糊地在‘左’的大床上躺了这么长时间还未知觉。不过，我总觉得，博古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比我还要‘左’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对过‘左’。如关于劳动政策上的‘左’，同十九路军统一战线上的‘左’，党内斗争中的‘左’，在上海时我还曾反对过河北高阳、蠡县暴动中的‘左’。但是还从来没有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的‘左’呢。”
　　说到这里，张闻天呷了一口茶，扶了下眼镜，继续说道：
　　“相反，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
　　多么坦诚的心胸！他正是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在无情地解剖自己！
　　“是呀，你的心境，我是理解的。”毛泽东对张闻天这种严厉解剖自己的风格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敬佩。
　　他们谈了很久，很久。……
　　风乍起。满山的枝叶随风摆动，发出阵阵沙沙的响声……好像是鸣奏，又好像是鼓掌，令人心情格外地轻松、惬意。
　　夜深了。他们还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那么投机，那么融洽。……

rootec

《炎黄春秋》，就是个小说出版社！

男神神

张培森：张闻天编辑组是如何“落户”党史研究室的?[转载]

转自人民网的子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这个网页：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96989/196991/12154070.html
　　今年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诞辰110周年，同时又是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30周年。为纪念张闻天诞辰，中共党史出版社将再版《张闻天文集》、《张闻天年谱》等8本有关张闻天的书籍。这批书籍在2000年以前得以最终完成，应该说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项重要成果。在这批书即将再版，又逢双重纪念的日子，抚今追昔，作为原编辑工作小组组长，我脑海中不禁浮想起1986年小组“落户”党史研究室的情景。
　　选编出版张闻天的著作，最初是1979年中央为张闻天平反之后，经胡耀邦批示开始启动的。当时中央成立了以邓力群为组长的编辑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的是领导小组成员何方。下面组成一个编辑工作小组，其组成人员都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的。我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党史教员，1980年经我的导师胡华教授推荐参加了这项工作。那时候上面的计划还只是编一本《张闻天选集》，编辑工作小组经过将近5年的努力，得以在1985年完成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而接下来，上面又提出还要编写张闻天的年谱和传记。这就立即发生一个问题，原来临时组建的编辑工作班子，人员都已经向各单位借调四五年了，这些单位都催着要人回去，编辑工作小组组长萧扬在《张闻天选集》编完尚未出版时，就已经被外交部调回。在小组人员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编辑领导小组考虑到我本来就是搞党史专业的，现在又已经熟悉了这项工作，于是就设想将我留下，把我从人民大学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可是文献研究室认为他们只负责编撰毛、周、刘、朱等几位七大产生的中央核心领导人的著作，不好接受。他们建议让我仍回人民大学，把编写张闻天年谱和传记的任务带回学校，做教学工作的同时兼做这项工作。可是当上面按照这个建议，把任务批示到学校之后，我所在的党史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则又表示难于接受，觉得人都已经借调出去这么多年了，现在人还没有撤回来，却又把这样一摊子事带回来。
　　在这种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的心情相当矛盾，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苦闷的。系里不接受细想一下也有其道理，因为像编写张闻天这样一位中央重要领导人年谱和传记的任务，要学校的一个教研室来承担，确实是很为难的。因此就有人建议我干脆把这项任务推掉。我当时想，如果推掉这项工作，只做教员，对于我个人来说，工作倒是比较单纯一些，然而通过几年的史料接触和研究，深感这个党史人物的价值非同一般，而史料的发掘还只是开了个头，大量的工作还在后头。就在思想上极其烦闷的情况下，我去找一位曾经在北大共过事的老朋友丁则勤谈心，没有想到这次谈心使得横在我心头的难题峰回路转。
　　他首先告诉我一个信息，北大前任党委副书记马石江不久前被调走协助冯文彬负责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了，他那边是新组建的单位，估计要人。老丁提出：你带着这个课题去不是正合适吗？他又说，马石江这个人不错，没有架子。过去在校时老师们有什么为难的事都愿意找他谈。就这样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约了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老丁陪着我骑车到马石江家里。老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说话爽快，一口山东口音。他仔细听完我所说的情况之后，当场就很干脆地表态说，我们毕竟是一家嘛。现在这里的党史资料征集规划中“人物”这一项正需要人，既然你们小组情况是这样，那就同邓力群打个招呼，连你带张闻天组一起接过来。他当时是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副主任，虽然最后他要我等半个月听回话，但他的这番表示使我多少心里有了一点底。
　　隔了不到10天就得到确切消息，冯文彬亲自给邓力群打了招呼，马石江还特地找张闻天夫人刘英征求了意见。经过上下一番疏通，1986年初组织上便正式调我到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张闻天编辑小组也同时正式“落户”到这个新成立的中央党史部门。1988年机构改革后，我们这个小组归了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

弥勒佛2012

看厌了AV，又出来叨咕历史的事儿了，不过还是改嫁了几次死了几个孩子的祥林嫂十四世的那个德性，叨叨了大半天了，你倒是说说你究竟想说个啥呀？

乔峰2005

神神，裹脚布，女人的，恶臭{:soso__13165319925079696742_3:}

弥勒佛2012

乔峰2005 发表于 2014-1-17 12:10
神神，裹脚布，女人的，恶臭

AV看多了，脑袋秀逗了，没办法！刚从小黑屋披个马甲跑出来，当然要使劲儿发泄一下！
{:soso__13162266887962285331_5:}

乔峰2005

弥勒佛2012 发表于 2014-1-17 12:13
AV看多了，脑袋秀逗了，没办法！刚从小黑屋披个马甲跑出来，当然要使劲儿发泄一下！
{:soso__13162266887 ...

吃屎是本性{: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别侮辱狗

y041500

      其实是顺风倒，开个“纠左”的会议，就认为要否定“大跃进”了，就认为机会来了，原则什么都没有，什么仗义执言，全tm是机会主义。
   “问题摊开、搞得深些”什么意思？人家要扶正，他就要借力打力往右倒，就这个意思。

昆仑山下草

y041500 发表于 2014-1-17 12:44
其实是顺风倒，开个“纠左”的会议，就认为要否定“大跃进”了，就认为机会来了，原则什么都没有，什 ...

可能不是往右倒，而是要往左倒，往苏联模式倒，这是太祖的底线，决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