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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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从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说起字体： [大 中 小] 2012-12-11 文章来源：管子学刊 1995年第1、2期 文章作者：陈鼓应

晚近，由于考古文献的出土，丰富了古代思想史，也改写了古代哲学史。

出土的众多文献之中当属道家类古佚书最受瞩目。其他大批的医书、数术、方技、兵书也和道家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仅就明确的道家出土文献来说，如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和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等四篇（通称《黄帝四经》）、老子甲本后古佚书《伊尹、九主》以及不久前刚公布的帛书《系辞传》。此外还有河北定县出土的《文子》残卷、湖北荆州出土的《庄子·盗跖》篇，再则一九四二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也和道家思想有所关连。总之，近一、二十年来，逐渐公布的珍贵文献，给我们在道家的研究上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新领域。从而使我们重新认识到黄老道家在战国中后期之所以成为百家争鸣中主要思潮的概况。

在众多出土的文献之中，道家黄老之学这一系的古佚书的确最为丰盛。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出土的《文子》残卷，原件虽然至今尚未公布，但这一实物证据最低限度可以证实它并非伪书，并可证实它的成书在《淮南子》之前。文子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文子》一书是文子学派之作，以老子哲学为主体而融合了庄子思想和黄老之学的一部道家典籍。《鹖冠子》是战国后期楚国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此书长期受到冷落，近来由於马王堆《黄帝四经》的发现，参加帛书整理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它与《鹖冠子》的关系。英国著名学者葛瑞汉（A.C.Graham）发表了《一部被忽视的汉以前哲学著作鹖冠子》的论文，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公布之前，《鹖冠子》曾被视为伪书，近来李学勤教授撰文《鹖冠子与两种帛书》，推定鹖冠子活动年代在战国晚期前半，并论证《鹖冠子》成书在秦焚书之前，并非伪书（李学勤：《鹖冠子与两种帛书》，《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社1992年）。在各地出土的古文献之中，以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最受海内外的重视，至今已有多国的译本，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不过个人以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出土文献莫过於《黄帝四经》（即《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然而这书迄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大陆学者多推断它是战国末期的作品，为此我曾作过详细的考订，论证它的成书可能早於《孟》《庄》，当在战国中期之初或战国初期之晚（详见《黄帝四经成书年代的问题研究》），因此可以说它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黄老之学著作。《黄帝四经》全文约一万一千多字，第一篇《经法》主要是讲论自然和社会中所存在的恒定的法则。第二篇《十大经》主要讲形名、刑德、阴阳、雌雄等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关系。第三篇《称》主旨是通过对阴阳、雌雄、动静、取予、屈伸、隐显、实华、强弱、卑高等矛盾对立转化关系的论述，为人们权衡选出最有效的治国修身的方案。第四篇是《道原》就是对“道”的本体和功用进行探源。由於这部《四经》的出土，使我们对先秦道家发展的脉胳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与评诂，同时对於先秦学术流派也提供了许多新的认识。兹分别申述如下。

一、帛书《黄帝四经》和《老子》的关系

（一）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给《老子》成书早期说提供了有力的新证。《老子》的哲学思想散见于《四经》各篇。据我估计，《黄帝四经》一书引用《老子》的词字、概念，多达一百七十余见。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四经》与成书于战国中期前后的《管子》书中，处处流溢着《老子》思想观念的影子，可证《老子》一书传布的久远，而司马迁《史记》所述老聃自著上、下篇当近於史实。

（二）由于帛书《老子》将“德经”置於“道经”之前，这使得学者们对於帛本与通行本顺序的不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帛书《四经》的篇目排列，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一疑案。

早先，高亨等学者便认为“从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来看，《老子》传本在战国期间，可能就已有两种：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这当是道家的传本。……另一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当是法家的传本”，并认为“《韩非子·解老》首先解《德经》第一章，解《道经》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后部，便是明证”。（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载《文物》1974年第11期）这种看法，在众多的观点中是较为可取的，而在我们对于帛书《四经》进行深入研究后，可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道经”在“德经”前的《老子》通行本维持了《老子》的原貌，是老子道家的传本；而“德经”在“道经”前的帛书《老子》本，应该是黄老道家的传本。“道”的向社会性倾斜，是黄老学派对老子思想的一种发展，也是黄老道家的一大特点。《黄帝四经》“德法”在前、“道原”在后，恰与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相一致，这乃是黄老学派落向现实社会的表现。而以老子道家为宗的《淮南子》，则将《原道训》列于书首，这恰与《老子》通行本“道”在“德”前的次序相吻合，《淮南子》之重视“原道”，似可作为祖本《老子》顺序的一个佐证。

（三）在《老子》与《四经》之间，仅从“道论”角度，便可看出老学到黄老之学的差异发展。

帛书《四经》继承了老子的道论，而向社会性倾斜。比如，无始、无名、无形、隐晦莫测等特征，构成了老子的“道”的本体论。而《四经》则从相对立的角度，从既不可感知又可以感知的二律背反的角度来阐释“道”，认为它既有原又无端、既隐微又显明、既运动变化又静止恒定、既高深不可企及又浅近可以企及、既虚无又实有……。《四经》这种重新整合的“道”的本体论，就为人们对“道”的“握”和“操”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的依据，也为人们有效地掌握“道”的本体以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功用提供了前题。老子道家与黄老道家在“道”的本体论方面的差异，就构成了道家的两个不同走向。高深超诣与易简世俗，正与禅宗之北宗与南宗之分化相似。

“道”的具现，也即社会性，黄老道家对老子道家在此点上有着更突出的发展，并且多所是正。《四经》关于此节的论述，对刚柔的论述，对争与不争的论述等等，都对老子道家有所是正，这是众所周知的。关于无为与无不为（有为）的论述，黄老道家与老子道家有着明显的分歧。老子的治国次序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术，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因此“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四经》的治国次序则是有为——无为。有为，包括法、术、势、形名等等。有为是手段，无为是目的。这种理国的次序，用《四经》的原话说便是“太上无刑，其次[正法]，其下斗果讼果……太上争于[化]，其次争于明，其下救患祸”。所以，《四经》是《经法》在前而《道原》在后。

二、帛书《黄帝四经》和范蠡的关系

帛书《黄帝四经》引用范蠡的言论达十七、八条之多，从其中思想线索来看，便可看范蠡可能是由老学发展到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

我们从《老子》、《国语·越语下》和帛书《黄帝四经》三书，可以看出老子、范蠡到黄老思想的发展脉络。范蠡是春秋末期人物，比老子晚约三、四十年，从《国语·越语下》可以明显地看到范蠡受到老子的直接影响，在“圣人因天”、“必顺天道”、“知天地之恒制”的论点，以及“赢缩转化”之道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等重要论题，都显示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学之先河。范蠡身处国家存亡危续之际，他的时代特点及其所处地位，使他将老子思想灵活运用到军事上，他认识到说：“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后卒也。”这也是老子所说的：“兵者，不祥之器”、“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遂”。范蠡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老子尝言：“大盈若冲”（45章），戒人“果而勿骄”（30章），劝人“不自伐”、“不自矜”（22章），并谓“自伐者无功”（24章）。范蠡替越王勾践灭吴国，“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权倾一朝的范鑫则“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浮海出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在中国历史上，范蠡是第一位真正体现老子“功成身退”哲理的人。

范蠡是楚人，他的入齐，在楚越文化与齐文化的交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由现存《管子》和帛书《黄帝四经》抄录不少范蠡的言论可以为证。此外，老子思想的入齐，范公有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老学的传播者。并且，由于春秋末的范蠡之巧熟运用老子的哲理，这也给予《老子》成书早期说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新证。

                                                                三、《黄帝四经》和《管子》的关系            

《管子》是一部“稷下丛书”（顾颉刚：《周公制札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这部书汇集了战国后期在齐国首都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时各家各派的论文，但“中心是黄老之学的论文。这部书还是稷下学术中心的情况的反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管子》四篇（《内业》、《白心》及《心术》上、下）被视为稷下道家的代表作而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的精气说，为稷下道家首次提出，为《易传》和后代哲学及医学广泛接受。

《黄帝四经》的问世，由于它和《管子》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两书的内在联系首先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同时也使得《管子》书中保存的黄老学说的文献，越发受到关注。

根据唐兰先生所列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引文对照表”，可以看到《黄帝四经》和《管子》两书相同或相近的段落文句有二十三处之多（举例如：1《道法》：“道生法”，《管子·心术》引作：“法出乎权，权出乎道”。2《道法》：“虚无形（刑）”，《管子·心术》引作：“虚无刑谓之道”。3《道法》：“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管子·内业》引作“道也者……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4《道法》：“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四度》：“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管子·正》引作：“废私立公能举人乎。”5《观》：“春夏为德，秋冬为刑。”《管子·四时》引作：“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等等。经过我们仔细考查，认为当是《管子》沿袭《黄帝四经》。《管》书袭取《四经》的，计有《内业》、《心术》、《白心》、《枢言》、《九守》、《四时》、《五行》、《势》、《正》及《重令》、《幼官》等篇。除《重令》、《幼官》之外，其余九篇都是属於稷下道家的作品。黄老思想之盛行于稷下道家，于此可见。

在帛书《四经》发表之前，虽然司马迁曾一再提到稷下道家人物，如环渊、田骈、慎到、接子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还说“申子学本于黄老”。然而学界普遍以为这说法可能是出於司马谈崇尚黄老而以己意立说，直至帛书《四经》公布，才证实“黄老”并不只是个名词，而是实际兴盛于战国中期的学说思潮。

“黄老”是黄帝、老子的合称，它以老子哲学为基础，而寓托于黄帝以进行现实政治的改革。这股政治哲学的思潮兴起于战国中期，它之渊源于齐或楚越固有争议[1]，但它昌盛于齐，为稷下道家所倡导并在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中取得主导地位，当无疑义。黄老思想经稷下道家的发扬而流传于全国各地，儒家的孟、荀和法家的申、韩，都受到黄老道家有的重大影响。

黄老学说为稷下道家所倡言，它的中心思想为“道法”。帛书《四经》开首便标示：“道生法”，《管子·心术》亦说：“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派学说以老子道论为其哲学理论而融入齐法家的形名法度思想。稷下道家流派繁多，可能有的讲老学，有的讲易学，不必全都是主张黄老“道法”思想。而主张黄老之学的，也可能有不同的倾向，有的偏重于治身，有的偏重于治国，前者如《内业》篇的作者，著意于修心静意、养精理气，这一系可能直接继承杨朱贵生思想（也发挥老子“专气致柔”的摄生观念），后者则致力于现实体制的改革，为纠正传统文化中人治之弊（儒家之推崇人治为其代表，故而提出“道法”思想——这一系成为整个战国中后期的主流思潮。

稷下道家的人物，除彭蒙之外多有著作传至汉代，《史记》称环渊著上、下篇，《汉书·艺文志》则载《蜎子》十三篇，今佚。田骈，《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田子》二十五篇，已佚。慎到，《史记》称他“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明时仅存五篇，现《慎子》七篇，为钱熙祚校本。接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载《捷子》二篇，已亡佚。宋钘，《汉书·艺文志》著录《宋子》十八篇，已佚。尹文，今传《尹文子》一书，似是尹文的语录集，可视为尹文学派的作品。这些齐道家都是战国时代在稷下学宫讲学著名的“稷下先生”，他们的思想或许较近于原始道家，宋钘可能是道墨融合的人物，班固说：“孙卿道子，其言黄老意”。现存尹文学派的《尹文子》则明显属于黄老学派。慎到学派的归属问题，学界看法不一，一般认为他是由道转法的关键人物,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兼有道家、法家思想的早期道家（吴光著：《黄老之学通论》第84至8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自帛书《四经》见世后，晚近学者认为他属於黄老学派（江荣海：《慎到应是黄老思想家》，《北京大学学报》1989第一辑）。可惜这些稷下道家的著作多已佚失，幸赖《管子》一书保存较完整的稷下各派的言论。

《管子》一书，虽然杂篡各家各派的论文，但诚为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其“中心是黄老之学的论文”。统观《管子》全书，虽编入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儒家、墨家等文论，但以论“道”为核心，现存76篇之中言道论道者65篇，凡出现“道”字486见，而老子所提出的作为万物本原的“道”，散见于《管子》重要篇章之中。明确属于稷下道家作品的，除了通常所说的《管子》四篇之外，《水地》、《枢言》、《宙合》也被公认为稷下黄老的作品。此外，《形势》、《势》、《正》、《九守》、《四时》、《五行》等篇，亦属稷下道家之作。我们把这几篇和《老子》及帛书《四经》对照，便可明白看出它们的学派性质。

四、《黄帝四经》与庄子学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