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
历史上，一直都有陆权和海权之争。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陆权文化占了很大的上风，但是生活在明朝之前的中国统治阶层，也都相当注重国家海权的维护。古人云：人要有鲲鹏之志，鲲是传说一种生活在水里的动物，可翻江倒海，吞云吐雾，而鲲出水可化为大鹏，翱翔于九天之上。由此可以看出，早在先秦，那时的人就对水有一种特殊的敬畏。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大的水战发生在公元前549年夏天的长江上，即楚康王以舟师伐吴。《文献通考》记有：“用舟师自康王始。”水战不仅限于江河，甚至发展到海上作战。吴王夫差十一年(公元前485年)，“徐承率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这说明春秋时的齐国有强大的海上力量。【1】而在秦朝，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更可透过寻仙觅药那种神话的迷雾，显露出人们对发展海上交通的向往和追求。到了宋元时期，中国的海权意识更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中国海权正统的时代即将来临……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2】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使得航海的安全性大幅度的提高。在制度方面，宋帝国实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互市舶法”。对于进口货物，首先到官署登记，缴纳一定的入口关税，之后再流入某些特定的市场。为此，宋帝国在建国之初在广州，明州和杭州设立市舶司，后来推广到泉州，密州板桥等广大地方。商人出关，也要先到当地市舶司详细登记此次出航所带的人员，货物内容数量，航行方向，航线以及出航时间，之后领取官方发放的“引”作为许可证，并要求在航期内回港登记。对于对外贸易，政府实际上是鼓励和扶植的。为了招徕外商，政府甚至允许有条约的国家商人进入内地经商贩运，并命令市舶司“给防船兵仗”，以保护外商安全。对于本国商人出海经商，政府同样给予鼓励，如《宋史.食货志》记载：“……贾人入高丽，赀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统治宋朝皇帝们，“重农”并不“抑商”，宋神宗曾说：“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朝统治者是相当注重海上贸易的，而保障正常的海上贸易则需要强大的造船业的支持，造船业的强大也就推动了宋朝海权的强大。而到了元朝，中国的海上力量则更加强大，元朝创办了规模空前的漕运和海运，泉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元朝政府还曾派遣使者到达过苏门答腊岛、斯里兰卡和南印度地区以扩大元朝的影响，元朝的商人还逐步掌控了与阿拉伯的香料贸易，马可·波罗在其游记里所描绘的拥有300名船员的巨型船只就是当时元朝的商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前朝留给朱明王朝的是一笔相当宝贵的财富，然而，朱明王朝却没有好好的利用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海禁使得中国的海权迅速衰落，最终也直接影响了他的继任者——清王朝。
明帝国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不可否认的是，明朝在经济和文化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明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面，却有了相当大的倒退，统治者在海权观念上的倒退，直接埋葬了先人所开拓出来的海权，致使在若干年后，曾经的世界一流海上大国却无力保卫自己的海疆，大清帝国的水师在日不落帝国的新式战舰面前，显得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最终落得半殖民地社会的地步。
说道这段历史，不得不提到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平民皇帝，或许正是他平民背景的缘故，朱元璋的治国理念相当落后，他是农民出身，这就注定了他治国思想的保守，更加没有任何的商业思想，在他统治中国的几十年中，他做出了对中国海权消极影响最大的决定：海禁和朝贡贸易。
在元朝末年，由于战乱频繁，大批的日本浪人勾结中国当地的海盗，在中国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并最终成为海禁政策的导火索。其实，当时的明帝国还是拥有一支较为强大的水师的，甚至朱元璋还是靠他的水师最终打败陈友谅的。但是，朱元璋平民的局限性，限制了他只能将他的水师作为一种防御性和辅助性的力量来使用，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战略进攻的利器来使用。在倭患越来越严重之后，朱元璋自作聪明的颁布了禁海令：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诏“仍禁濒海居民不得私出海”《大明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驼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只并入官。于内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由于沿海居民有禁不止，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再次宣布“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3】他将一切私人的航海活动视为违法，强制迁移了一些沿海居民，在海岸上建立了一堆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堡垒，将原先一些充满活力的沿海地区变得死气沉沉。然而他没有想到，这样的做法，非但没有解决倭患问题，反而让其更加严重：大批沿海居民失去了生计，只好落草为寇，加入海盗集团。这其中最出名的恐怕就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倭寇头子王直了。王直，绰号“老船主”，自称“净海王”，原是徽州海商，因海禁贸易不通便以抢劫为生，流亡日本，盘踞五岛列岛为根据地，在日本平户有家，经营多年，成为当时最大的海盗首领。可以这么说，明朝中期的倭寇泛滥，很大的原因要归结于朱元璋本人的消极思想。到了明朝中期，由于海禁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明穆宗只好“局部解禁”，然而，这一切都晚了。
所谓朝贡贸易，就是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进行交换的贸易方式。这个惯例中国自古有之。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这个惯例到了朱元璋手中，则更加的厉害了。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朱元璋把对藩国的贸易看作是一种赏赐，更多的是为了体现自己“天朝大国”的威严，而非相互贸易，这些不正常的贸易关系并没有使中国方面获利多少。其结果是朝贡贸易耗费巨大，以明朝当时强盛的国力亦感觉到了维继之难，“岁时颁赐,库藏为虚”【4】，就这样，明帝国的财政被朝贡贸易一年一年的侵吞着，也最终使得以刘大夏为代表的禁海派得以引此为据而焚毁了郑和航海官方档案。
明成祖朱棣，这位被人称为明帝国第二次
创业者的皇帝，通过一次内战战胜自己的侄子登上了皇帝宝座。从表面上来看，明成祖是相当“外向”的，他沉醉于将明帝国的威名远播海外，然而，他的自大，反而毁了中国的航海事业。
朱棣派郑和七下南洋，且不说他的真正目的是不是寻找逃亡海外的建文帝，单从政治影响来说，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郑和七下南洋，向东南亚邻国和印度洋沿海诸国展示了大明王朝的威严，重新确立了他们的藩属关系。然而，在经济上，却是致命的。郑和七下南洋，为的只是追寻建文帝和炫耀帝国光芒，造那么大的海船已经是一笔不菲的开支，不正常朝贡关系则更加致命。《明史·食货志》记载，朱棣曾在否定重设市舶司时说：“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乎？而亏辱大礼多矣！”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郑和虽然带回来不少藩国朝贡的礼品，但是帝国的虚荣心致使他们给藩国十倍的赏赐，这样，反倒是藩国从明朝得到了不少的好处。这么巨大的开销，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承受的，就连当时最富有的中国也不例外。在朱棣死后，郑和又出了一次海，但是随着郑和的死亡，这一切都结束了。新皇帝认为航海是劳民伤财，焚毁了郑和所有和航海日志，关闭了民间的造船厂，捣毁了所有远洋的船只。最为遗憾的是明朝连自己的远洋舰队也一起裁撤掉了。
明太祖和明成祖政策对中国海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的安全方面，朱元璋的海禁令并没有达到抵制倭寇的目的，反而更加助长了倭寇的气焰。在经济方面，海禁令沉重的打击了沿海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大量的无业流民，他们其中的部分人为了生计，加入了倭寇集团，造成了恶性的循环。
其次，破坏了中国几千年造船的技术积累。由于海禁，民间的大型造船厂要么关门要么卖给官家，民间对大海船的需求基本上消失了。随着朱棣的死去，官方不再进行大规模的远航，郑和宝贵的航海日志也被烧毁，就这样，中国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也就迅速的萎缩。
第三，经济上面。由于原先的市舶司蜕变成为执行朝贡贸易和防止民间航海贸易的工具【5】，对外贸易只好转为地下，政府就再也无法真正地对它进行有效的监控，尽管中国人的海外贸易依然在发展，商业殖民地也越建越多，但是政府始终无法从中获利。尽管明朝后期隆庆开海解除了禁令，但是，政府依然不能得到应有的财政税收，当然朝贡贸易也拖垮了政府财政。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中国人海权意识的迅速缺失。中国本来就是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农本主义深入人心。本就不强的海权意识经禁海令打击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相对应得，中国的闭关锁国思想开始抬头。明朝初期，由于长期战乱，大运河运输系统被破坏，运河运输作为沿海运输的补充，处于从属地位。但到了1411年，大运河全线贯通，实现了全天候的运输能力。事实证明，通过运河运输粮食到北方比海运更安全更有效。逐渐地，运河运输替代了沿海运输，海上力量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6】这样久而久之，就算是隆庆开海之后，海权也很少被人提及了。
明朝中期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中国海权由盛转衰的历史，由于明朝统治者思想的落后，给中国海上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尽管在明朝中后期，统治者开始意识到海上贸易的重要性，于1570年重新承认私人贸易的合法性，并希望在航海贸易中获利，挽救明王朝风雨飘摇的统治。但是200余年的停滞甚至倒退，使得这一切都变得异常困难。随着李闯的起兵和清兵的入关，这一切的努力付之东流。继任的满族统治者，在继续变本加厉的闭关自守200年后，终于，随着珠江口的一声炮响，数千年的天朝荣耀最终化作一缕烟云……
参考文献：
【1】 习龙飞 《中国对世界造船技术的历史贡献》，原出处不详 中国文化论坛转载
【2】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P128
【3】 王兴亚 《明代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00201期。
【4】 徐 凌 《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的比较研究及其启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站。
【5】 同上。
【6】 孙隆基 《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二十一世纪》2001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P107
狗仔卡
发表于 2008-4-25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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