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与工业革命)中国与世界：消费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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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与工业革命)中国与世界：消费与投资 房地产、土豪金、三公消费是圆明园式的消费，

我们需要的是工业革命式的投资消费……特别是生态福利

蔡洪滨：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14-04-30

关键字 >>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内需失衡三驾马车消费投资住房消费GDP经济晴雨表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学术界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体现在当前政策导向中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内需失衡，即所谓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过多，消费太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存在误读。

先说消费问题，我认为，如果按国际可比口径算，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住房消费被低估。美国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的20%，占GDP的14%，其计算方法是：如果你租房住，租金就是你的住房消费；如果你是自住房，也按等价租金来计算。中国的住房消费仅仅占居民消费的8%，占GDP的3%，比例相对较低，其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致。我们不是按等价房租计算，而是对房子的历史价格按照50年折旧来算。如果按国际同口径计算，中国住房消费占GDP的比重至少低估了5%。

中国的住房消费仅仅占居民消费的8%，占GDP的3%，比例相对较低，其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致。

第二点，服务部门的消费被严重低估。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印度是57%，泰国是53%，而中国仅45%。人们经常拿这个数据来论证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太低，但是数据背后的不可比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以医疗和教育消费为例，中国医疗价格是国家管制的，教育价格也被人为扭曲，都未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中国服务业存在大量的家政、中介等非正式的现金交易，他们的劳动产出没有纳入统计。

此外，在中国特殊的会计制度下，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企事业单位的各项招待费用，这些条目都没有被统计成消费。我们曾经用世行大范围的企业调查数据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差旅费和招待费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这些不同形式的个人消费，在中国的会计制度中都变成了企业成本。

如果用以上因素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我觉得最保守估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提高大概10个百分点，在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再来看投资。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多年来被严重高估。将每年各省公布的当地GDP数据加总起来，都要高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例如，2009年各省GDP高出全国2万多亿元，2012年高出5.76万亿元，2013年高出6万多亿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各省之间在统计中的重复计算，二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注水，这两者都主要集中在投资领域。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认为中国经济中消费低估了10%，投资高估了10%，加在一起GDP总数可能差不多。现在官方统计投资占GDP比重47%，比重应该减少10%，也就是37%左右。日本、韩国早期经济增长的时候，投资占GDP比重也是40%左右。据此判断，中国经济不存在失衡问题，我们的投资比例仍在正常区间。

发达国家面临民主（投资）@福利（消费）的自我悖论

三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保罗·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托马斯·皮克提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连续刊发三篇书评，分别为《皮克提的新书吓坏了谁》，《美国走向拼爹时代》，《富人适用高税率符合美国传统》。他调侃道：“任何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个重要问题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全文]

有人说37%的投资比例还是过高，美国现在投资仅占17%，发达国家普遍不到20%。这种简单类比是非常错误的。经济学上并没有最佳投资比一说，因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情况都不一样，投资比例多少算合适，不能一概而论，没有人能明确告诉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例应该是多少。

对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干扰了我们对政策导向的选择。中国经济现在增速放缓，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在所谓的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框架下，一些正常的合理投资受到质疑，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不但公共投资的积极性下降，民间投资积极性也受影响，很多民营企业家持观望态度。

刺激消费抑制投资，也就是所谓的再平衡，不会使中国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只会使经济在错误轨道上越行越远。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营企业投资没有信心，没有可能做长期投资，这是经济持续下滑的最深层原因。这种认知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经济还会持续下行，真的有可能导致衰退甚至危机。

我们要纠正这个错误判断，必须回归经济增长的本质。官方所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从需求角度讲，总需求的调整只是短期之内调节宏观经济的平衡，解决不了长期经济的增长问题。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增长要依靠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质量改进提升生产率，这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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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市场太多政府太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经济全球化”
2014-05-03 09:17:52
更多 48关键字 >> 中国政府市场市场医疗自我监管金融危机经济结构征税政府筹资

有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像过去三十年的中国那样增长得如此之快、让如此之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中国成功的一大特征，是其领导人愿意在需要时改变经济模式，即使是面对强大既得利益的反抗。如今，当中国再实施另一系列根本性改革时，既得利益又准备要竭力阻止了。改革派能再次胜出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一个需要记住的关键是，和过去一样，当前的改革重构的将不止是经济，也包括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将塑造未来的改革（甚至决定未来的改革是否可能）。如今，尽管高姿态的措施——比如扩大反腐运动——吸引了大量注意力，但中国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是国家和市场的适当角色。

中国三十多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时，方向是明确的：市场必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角色。如今，私人部门比昔日重要不知凡几。此外，一个广泛的共识是市场应该在许多国有企业主导的部门，扮演官方所谓的“决定性角色”。但在其他部门及整体经济中，市场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

当今中国的许多问题源自“市场太多”而“政府太少”。或者换句话说，尽管政府显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做的事却没做。

比如，环境污染的日益恶化威胁到生活水平，而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已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腐败也在公私机构和部门中横行。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社会内部的信任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在比如食品安全问题上更是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向服务业和家庭消费，这些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显然，私人消费有很大增长空间；但采取美国肆意挥霍的物质生活方式对中国（及全世界）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中国的空气质量已威胁到其人民的生命；它不断增加的碳排放将让全球变暖恶化，威胁整个世界。

中国可以采用更好的策略。首先，如果更多的资源用在解决医疗和教育的重大不足，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也将会有所提高。在这方面，政府有很好的理由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许多市场经济也这样做。

美国的私人医疗体系昂贵、低效，效果比花费少得多的欧洲国家差得多。一个更以市场为根本的医疗制度不是中国应该走的方向。近几年来，政府在提供基本医疗方面，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些人认为中国采取的方法类似英国，即在公共供给的基础上加上私人供给。这一模式是否优于比如法国式的政府主导供给还有待讨论。但如果采取了英国模式，那么（公共供给的）基础水平将决定最后结果的差异。英国私人医疗体系的角色相对较低，从本质上说是一套公共制度。

同样的，尽管中国在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领头的经济上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于2013年首次超过制造业），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行业面对产能过剩。没有政府的帮助，高效、平滑的重组决非易事。

中国也以另一种方式重组：快速城镇化。确保城市宜居和环境可持续，需要政府强有力行动来提供公共品如充足的公共交通、公共学校、公共医院、公园和有效的区划。

2008年后的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是市场并不能自我监管。市场很难防止资产和信用泡沫，而这些泡沫必然会破裂——通常是在跨境资本流动突然逆转的时候——并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

美国沉迷于去监管化是危机的起源。这一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自由化步骤和顺序的问题；最终结果也十分重要。存款利率自由化导致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贷款利率自由化助长了掠夺贫穷消费者的行为。银行去监管化没有带来更多增长，只是带来了更多风险。

我们希望中国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出现如此灾难性的后果。中国领导人的挑战，是配合其发展阶段的需求，制定有效的监管机制。



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征税来增加收入

这需要政府筹集更多资金。目前，地方政府对卖地的依赖是许多经济扭曲——及腐败——的根源。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征收环境税（包括碳税）、更全面的累进所得税（包括资本利得税）和房地产税来增加收入。此外，国家应该通过分红，获取国有企业更大比例的价值（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将因此遭受损失）。

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在遏制信用扩张（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的突然逆转）、面对全球需求疲软、实现经济结构重组和打击腐败的同时，维持快速增长（尽管略慢于先前的高速）。面对这些艰巨的挑战，一些国家不但没有办法向前迈进，反而陷入瘫痪。

要成功必须采取的措施是明显的：以征税为筹资手段来提高对城镇化、医疗和教育的支出，可以同时实现维持增长、改善环境和降低不平等性。如果中国的政治能够处理好这一日程的实现，那么它和全世界都将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