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欧洲的中国观”之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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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欧洲的中国观”之辩证

张氏在文中试图以“西方中心论”批判欧洲，但是他仍未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作品。或者说我们是对照着“欧洲中心论”来重建民族意识的，也只有在欧洲中心论与中华一统论的辩证互动之中，才能建立自我意识，从而与处于两者之间的伊斯兰教等其他文明构成世界文明的谱系，形成全球一体化的有机循环及螺旋式进化。

汤因比《人类于大地母亲@西方文明》：

波舒哀主教出版了《世界史教程》一书……他的意图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万能上帝。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来反驳波舒哀。在这部历史书（《风俗论》）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之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中国文化是通过耶稣教会的传教士才为西方人士所认识的。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序《韦伯研究再出发》：

韦伯终其一生根本反对有任何“普遍历史规律”，认为“一个系统化的文化社会科学这一观念本身就不知所云‘。因为这在韦伯看来，只可能落入“黑格尔式泛理性主义”甚至“自然主义式的一元论”。晚近以来学界已常常指出韦伯以后的西方社会理论导致“具体历史之维在现代社会理论中的黯然失色”。

（这也可以解释韦伯为什么在《新教伦理》之后大量研究中国、伊斯兰等等非西方文明，这也可以与伏尔泰写作《风俗伦》的动机相呼应，甚至也是马克思在晚年留下大量历史笔记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世界文明是一个动态构成的有机体系，正如菲利普的《世界：一部历史》所示的那样，本质上宇宙是一个生命整体。）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

革命的性质是由被革命所破坏的东西而决定的。而且，重要的是亚洲文化还参与了欧洲传统本身的形成。在19世纪以前，亚洲对欧洲的影响要比欧洲对亚洲的影响深刻得多，而这肯定是因为欧洲的社会秩序更不稳定，所经历的改变更剧烈的缘故。正是在社会危机感引起了怀疑和不确定的时期里，欧洲人的思想才成为可塑性极大又最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在第一个时期（希腊-罗马的解体），欧洲从西亚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和大量拜占庭艺术的特色，从印度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在18世纪，令人神魂颠倒的则是中国。
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

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历史是从主要集中于人类社会开始的，在此之后，注意力落到了生命的时间维和地质学的时间维上。在这过程的每一阶段，这个“历史化”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总是发现某些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从文艺复兴时代起，西方社会接触过不同的人口，它们被看作是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十九世纪，生物学和地质学学会发现化石并对其进行分类，学会了在风景中识别与我们共存的对过去的纪念物；最后，在二十世纪，物理学也发现了一种化石，即剩余黑色辐射，它告诉我们关于宇宙诞生的事情。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之中，在那里，不同的互锁者的时间和许多过去事物的化石共存着。

马克思《致安年柯夫》：

难道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

《欧洲革命与中国革命》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黑格尔]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中国应对人类文明尽更大责任

汤因比坚定地认为，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民族主义，因此西方征服世界的后果是各个非西方国家都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主义模式，因此全球越来越有政治统一的需求，因为通过工业和技术的全球扩散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中国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因此在汤因比眼里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里的文明既含有古代文明帝国的意思，也含有文化情感纽带的深刻联结的意思。汤因比的观点的确再次证明了中国从本质上是文化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

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因此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国学堂《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

清人对"封建"的两种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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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日@琉——朝、韩——（耶路撒冷）钓鱼岛（克里米亚）——台-新——菲、越

汤因比《历史研究》 ：
     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