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辩证：张文木与汤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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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辩证：张文木与汤因比

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提到：

“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经验主义者作为新‘科学’的推动力而成为对社会变革进行研究的一种限制，而这种研究对国家政治最有价值也最有建设性，至少对国家新的现实破坏性最小。……但是就如同世界观现在变成了意识形态，社会思考变成了社会科学，叛乱和敌对也就成了反体系的社会运动。”

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前些时候以来,曾有过无数这样的论调,说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危机,它的稳定性已遭到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的特征是:个人对于他所属的集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意思,让我在此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人讨论下一次战争的威胁,我认为下次战争会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超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我那位客人却无动于衷,而且冷言冷语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绝灭呢?”
我深信,在短短一个世纪以前,还不会有人那么轻率地讲出这样的话。说这话的人,他曾努力想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但无结果,并且多少已失去了成功的希望。这表示了在这些日子里多少人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寂寞和孤独。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没有出路吗?

    带着沃勒斯坦的“否思”和爱因斯坦的“?”再来读张文木的《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里对阿诺德@汤因比的评价，我们应当对“批判”和“武器”，“物质”和“力量”有更加历史的辩证的思考。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正如沃勒斯坦的总结，是一个从“民族主义”（与丘吉尔的呼应）到“行星公社”（爱因斯坦语）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以及《再造中国》结语中提到的1974年汤因比（1889-1974)对中国的期望。

   正如张文木提到汤因比以意大利来解说“势力均衡法则”是对英国外交政策的春秋笔法一样，同样的汤因比也在与池田的《展望21世纪》中对张文木所提到的“印第安人问题”做过一段春秋笔法的批判：

（一种生态观：智能是疫苗）
池田：万一能进行这种交流，人类应该抱怎样的态度呢？
    汤因比：开始接触时，我们不能像近代欧洲人发现南北美洲大陆和对其实行殖民地化以后那样，人们彼此之间采取非人的态度。对别的行星上的智能生物，一定要以谦虚关怀融洽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是，在充分了解对方之前，也一定要注意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对方也可能有很高的智能，把我们人类看成有害的动物。像欧洲人对待印第安人那样，全部杀光。或者像我们驱逐疟蚊那样驱逐我们。他们也不是没有可能把人类灭绝而不受任何良心谴责的。他们还可能像地球上的人类饲养珍奇生物一样，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保留一点人类。   
当然也有对方在智能上低下的可能。智力水平也可能跟绝迹的原始类人猿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他们要采取比人类在地球上争夺统治权而对其他类人动物所采取的态度更为慈爱的方法。

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忠恕而已！

康德《永久和评论》：

这种权利是属于人人都有的，即由于共同占有地球表面的权利而可以参加社会，地球表面作为一个球面是不可能无限地驱散他们的，而是终于必须使他们彼此互相容忍；而且本来就没有任何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可以在地球上的一块地方生存。

费孝通: “今天的人类将面临着一个选择。人是可以自我发展的动物,也是一种能自杀的动物。人类是选择自我发展,不断完善,还是选择自我毁灭,这需要全人类来作出回答.”

诺姆·乔姆斯基《世界秩序——勾勒持续与变化》：

现代生物学的巨擘厄恩斯特·迈尔：“平均一个种族的生命周期约为10万年”——— 与现代人类在这地球上存在的时间已经差不多相当。
我们正生活在检验迈尔的理论是否正确的时刻，事实上，如英国皇家学会主席、著名人类学家马丁·里斯所言，是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一刻”。他提醒我们说这是这颗行星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种群———即我们——— 将地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攸关人类存亡，也攸关生命所包含的无尽潜能”，“也因此宇宙中的这个淡蓝色的小点成为特别的存在”，他总结说，“在它存亡绝续的时代，我们恰是它的管家”。
一个悲观的现实主义者也许会说前景不祥。而关注人类生存和世界命运者，将继续努力以证明这些预言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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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特《冷战》（1947）：
单靠北美和南美是供养不了西欧工业化地区的，这只能解救那里的一些最迫切的眼前需要。西欧工业化地区必须恢复同东欧农业区和欧陆俄国的贸易关系。要是不这样，想在西欧维持一个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平，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为了设法付这笔代价，将会需要对整个西半球的经济来一个革命性的重整。

   《原子战争还是和平》——爱因斯坦于1947年11月《大西洋月刊》
“ 我们刚从一场敌人迫使我们接受低劣的道德标准的战争中脱身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感到已从这种标准中解放出来，没有感到已能自由自在地恢复宁静温馨的生活，恢复到没有对抗的安全之中。实际上，我们是在把敌人在上次战争中的低劣道德标准套到自己头上。这样我们就是朝着下一次战争的方向走去，而这下次战争的道德标准由于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变得更为低劣。”
    “在对现代战争技术做推测时，人们必须考虑原子弹之外的种种可能性。但是，我怀疑是否还有比原子弹更危险的武器，比如说细菌武器。我还感到，人们不必考虑链式反应带来的危险会大到足以毁灭地球的一部或全部。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倘若说这样一种链式反应要通过人造的原子弹产生的话，那它早就存在于不断到达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线的作用之中了。”   “但是，我们不用想象地球因星球爆炸而像一颗新星那样遭到毁灭的景象也可充分理解原子战争日益增长着的危险性；也能认识到，倘若人类对下一次战争不加制止，将会造成前所未见、而当前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人类文明将所剩无几。”
“但是,当今把世界推向战争的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事实上,即使西方所有国家都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仍保持它们的国家主权,东西方依然会发生权力冲突。当前,在经济制度上表现出来的狂热,在我看来是毫无理性的。美国的经济生活应当象现在这样由一部分人操纵,还是这一小部分人应受国家控制也许是重要的,但为在这个问题上激起的任何狂热情绪辩护则无甚必要。”

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
   《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章涉及了殖民问题。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多余的想法，因为马克思在前面的章节中不仅宣布了要剥夺剥夺者，也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灭亡。但是，倘若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来看，这一章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试图表明，在资本的起源和性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如何凭借它在殖民地鼓吹的政策驳斥了自己荒诞的说法。在资产阶级的解释中，资本（犹如一种物）源于生产者自身劳动能力的充分运用，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源于一种可以自由签订的社会契约：契约的一方是可以通过节约和勤俭生产剩余资本的人，另一方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人。马克思大声疾呼，“这个美丽的幻想”在殖民地“破灭了。”“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生产资料的主人，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资本并不是一种物，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依赖于“自给自足的私有制的消灭，换言之，依赖于对劳动者的剥夺。”从历史上看，这种剥夺“已经被记录在野蛮的人类历史中”。同样的事实也表现在了殖民地的土地政策中，比如威克菲尔德在澳洲的土地政策：在此，私有制和国家的作用就是防止劳动者获得自由，以便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大量的雇佣劳动力。这样，资产阶级被迫在其殖民纲领中承认它试图在国内隐瞒的东西：雇佣劳动和资本都是以劳动者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这就是“原始的”或“最初的”资本积累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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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离子》之九十二：《天地之盗第八.天地之盗》

郁离子曰：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非徒发其藏，取其物而已也。
庶人不知焉，不能执其权，用其力；而遏其机逆其气，暴夭其生息，使天地无所施其功。则其出也匮，而盗斯穷矣。
故上古之善盗者，莫伏羲、神农氏若也，敦其典，庸其礼，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则既夺其权而执之矣，于是教民以盗其力，以为吾用。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无遗焉。而天地之愈滋，庶民之用愈足。
故曰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非徒取其物，发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后能容焉，非圣人之善盗，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则物尽而藏竭，天地亦无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盗息而人之盗起，不极不止也。
然则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斯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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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怀哲言论
　　“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旁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要别人尊重我的生命，那幺我也必须尊重其它的生命。道德观在西方世界一直就仅限于人与人之间，这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应该要有无界限的道德观，包括对动物也一样。”
　　“除非你能够拥抱并接纳所有的生物，而不只是将爱心局限于人类而已，不然你不算真正拥有怜悯之心。”
　　“除非人类能够将爱心延伸到所有的生物上，否则人类将永远无法找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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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洛闻： 中韩握手，日朝抱团？


杨帆答北京晨报：中道不遥远，人民能做好

左右之争很正常
    北京晨报：知识界的左右之争令人感到痛心，为何一定要选择对立呢？
    杨帆：左右之争很正常，全世界都如此，因为左与右的价值取向不同。按国际标准，左翼的价值取向是公平优先，强调集体本位、社会利益，而右翼是效率优先，以个体为本位、企业利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是左翼，自由主义是右翼。左与右根据大环境的变化，此消彼长，这是必然的现象，并不可怕。
    北京晨报：那么，可怕的是什么？
    杨帆：可怕的是极端。左与右是从价值取向分，但我们还可以加上新的标准，即按手段分，激烈的为极端派，温和的为中间派。表面上来看，是左右两派，实际上是极左、极右、中左、中右四派，中左与中右是无害的，而极左与极右，就很危险了。

    为什么有人走极端
    北京晨报：极左危险，人人尽知，可极右的危险，体现在哪里？
    杨帆：极右的观点在2003—2005年一度很流行，不少学者肆无忌惮地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希望走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将所有国有企业按当时的权力架构白白送掉，如果真的这样执行，难道还不危险吗？
    北京晨报：常识告诉我们不能走极端，可为什么极端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
    杨帆：据我的理解，在过去的10年中，极左的声音与极右的声音都曾一度掌控话语权。像这样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来回震荡，是非常危险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管理有关，如果不扶持中道的势力，那中道就永远发展不起来。现实问题是，中道往往得不到支持，人们担心中道的影响力，可越回避，就越恐惧，结果就越容易走极端。

    极端与传统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