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chinablue 于 2014-7-15 15:45 编辑
义利协:世界体系的有机构成 布兰尼《大转型》: 劳动分工,作为一种与社会本身同样古老的现象,源自性别、地理位置以及个人天赋等等事实中固有的差异;……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
内田弘《1857-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共同体和本源性积累 在亚洲式形态中,为了让农业和工业成为自给自足的一体,没有分离出都市和农村之间的交换,也没有介入与其他共住体之间的交换。与此相对,在罗马式形态中,农业才是罗马市民的职业,无论是经营什么工商业也不能被允许,甚至可以说工商业是堕落的,是解放的奴隶、被保护民和外来人的生计。像已经看到的那样,罗马市民一方面把必要劳动发挥在家庭劳动、作为自由民生计的农业上,另一方面,把剩余劳动支出在为了罗马共住体——国家的军务、工业劳动上;由于征服战争=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国外贸易、货币制度的登场等,为维持=再生产传统的罗马共住体而进行的劳动形态解体,逐渐地个人消费欲望增大化,使商品生产和交换蔓延,并使支撑古典古代形态的共有地的双重确定形态和为了保护那个土地所有制的剩余劳动的支出形态变形,由此古典古代式生产方式渐渐解体了。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 革命的性质是由被革命所破坏的东西而决定的。而且,重要的是亚洲文化还参与了欧洲传统本身的形成。在19世纪以前,亚洲对欧洲的影响要比欧洲对亚洲的影响深刻得多,而这肯定是因为欧洲的社会秩序更不稳定,所经历的改变更剧烈的缘故。正是在社会危机感引起了怀疑和不确定的时期里,欧洲人的思想才成为可塑性极大又最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在第一个时期(希腊-罗马的解体),欧洲从西亚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和大量拜占庭艺术的特色,从印度(印泽教长)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在18世纪,令人神魂颠倒的则是中国。 韦伯《中国的宗教》 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而来的,便是一般人民在帝国建设上沉重的徭役负担。军队在本质上是一种职业性的禁卫军,这样的军队则造成一种长期慢性的内乱。因此,汉代便试图以征召的方式来取代(至少补充)职业军队。……1049年,当时正有来自西北的蛮族侵袭,但由于长期财政危机,又必须裁减军队。于是王安石试图加以理性的改革,以建立一支适当有效的国家军队。他所尝试的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以货币税代替徭役和实物税的方式(一条鞭法)来独占且制度性地处理谷物的买卖,希望能借此保障国家军队。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那个国家的历史不仅是在威尼斯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历史之间,(是)在强制密集国家和资本密集国家之间的一个折衷(甚至综合)。” 我们可以的这段话加以推演,世界体系的构成是欧洲体系的历史和中华体系的历史的一个综合,这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相呼应。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的结论部分提到欧亚交界带的情况: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兰德斯《解缚的普罗米修斯》 欧洲越往东走,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社会来说就越像是个异域的赘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贵族就不从事工业活动,尤其是采矿、冶金等严重依赖土地所有权的行业,也不是说他们在推行重商主义、一心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君命令下不对制造业进行投资。然而,他们的这种企业行为多数是代理性质的,并且即使少数的贵族工商业者经营上的成功引起学者的注意,他们的成就也不足以彻底改变这一阶层的状况。 《国富论》 在每一个拥有领土的社会里,事物总会根据自然进程,遵循着这样的顺序:资本首先投入农业,然后是制造业,最后才是对外贸易。与农业自然先于制造业的理由一样,在利润相等或接近的条件下,资本投入制造业也自然先于对外贸易。(三)与之类似,乔万尼·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提到国家与资本、资本主义与地主阶级、市场与计划的辩证关系。 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 这种体系看来同时在“向前”和“向后”运动。这种双向运动一直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特征。……当轮到那个曾经取代旧体制的霸权自己被一个新霸权所替代时,“旧体制”立即不断重新起用。因此,英国霸权通过以新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恢复曾经在荷兰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帝国统治的一些方面,在扩大了的空间及社会基础上重建了现代统治体系。同样,美国霸权又恢复曾经在英国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公司资本主义的一些方面……与以前霸权过渡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都已经大得没有多少进一步增加的余地了。因此这种双向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动荡可能产生的,不是现代统治体系在扩大的基础上新的重建,而是它彻底蜕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恢复早期现代或前现代统治模式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体系。
《国富论》 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内陆海,没有潮汐,通常很少有巨浪,岛屿众多且靠近邻近的海岸,所以非常有利于世界最初的航运事业。那时候还没有指南针,造船技术也欠发达,所以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洋的惊涛骇浪之中。 《世界:一部历史》蒙古人创造的世界 游牧(渔猎)生活并不是提供食物特别有效的方式,因为它依赖于以植物为生的动物和以动物为生的人,而农耕生产能够提供可食用的庄稼,把动物当做一个消耗资源的中间环节而加以削减。可汗(成吉思汗)身上的帝国观很可能是渐次形成的,他从掠夺、收缴贡税、为新建帝国而征收赎金中感受到这些方是帝国永存之本。传统让形势的发展出现了转机(历史的辩证)。当他的一位将军提议消灭1000万中国人并把他们的田地转为蒙古畜群的牧场时,成吉思汗认识到可以从让农民们免于一死中谋取更多。但是在蒙古人治下和平到来之前,这些通道(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十分安全。新的安全带来了道路运输量的增加。蒙古人对商人的偏爱起到了作用。蒙古人鼓励汉人开展贸易,汉人的贸易不会受到儒教视从商为一个卑贱职业的传统偏见的限制。 宋帝国是一个比蒙古人在别的地方所遇到的要强大得多的国家,它高度设防,防御坚固,这样,它的军队就能够根据内部的联系通道进行调度,并且拥有蒙古骑兵所不适应的地形优势。宋帝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在于蒙古人作战武器的优越。不同于以往大草原的入侵者,蒙古人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彻底的胜利,他们雇佣所需军队和装备去征服别国的城市、粮田和河流。显而易见,庞大的蒙古帝国发挥了作用。波斯的工匠建造了利于攻克宋的南方城市的攻城器械。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这些文明把它们无数的岛屿散布在外国的水域里。如果这些小岛互相接触,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观。……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大量的著述明确地指出前工业时期的欧洲,“陆地运输仍然极为昂贵,那些最能控制海上贸易的国家获得了最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如同克里斯托弗•格拉曼认为的那样,由经济互动而造成的不断扩大的周期理论也特别适用于沿海贸易。事实上,他说:“国际贸易(经由水路)在很多情况下比国内贸易廉价且容易建立。”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 在欧洲人的家园,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是平衡,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国家,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两个非游牧的但又是流动地建立其帝国的民族在阿穆尔河流域较量之时,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发现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R@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 欧洲人控制下的新大陆农业从一开始就以出口为主。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几乎所有的糖料作物、烟草和棉花都在使用非洲奴隶的种植园内生产,其原因在于大死亡造成美洲劳动力短缺,而欧洲人又不愿意移民新大陆。与印度和中国的农民或东欧的农奴不同,在美洲的非洲奴隶所需的食物大多不是自己生产的。食物尤其是鱼和谷物不得不靠进口,特别是从北美殖民地进口。奴隶也需要穿衣,这就为廉价的棉纺织品提供了市场。日益增多的印度纺织品被运到西非,在那里换取奴隶,然后把他们卖到加勒比海地区。最后,新大陆的产品如蔗糖、烟草和原棉运回英国。 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旧生态体制的局限会迫使不列颠人把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食物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减少工业生产的资源,使工业革命的任何希望破灭,就像19世纪中国的遭遇一样。
柄谷直人《世界史的构造@世界帝国》 在这一点上,可以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视为旧世界——帝国之复权的一种企图。威特夫强调。俄国和中国革命建立在亚细亚专制国家的土壤上,因此,亚细亚专制国家得以再现。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俄国和中国乃是旧世界-帝国。在这里,有众多的民族-国家。(若如此将缺乏克服中心-边缘模式的生态环境)这时,优先考虑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在不将旧世界-帝国分解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实现近代化而重新复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功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中确立起拒绝该体系的世界体系(基于非获利交换之上的经济圈)。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人的统一产生于自然土地的共同生活(行星的统一)与唯一时间的共同存在。……历史展现出各个巨大而真实有力的统一领域,文化圈作为仿佛地下的、没有强权的塑造人的传播,民族作为无意识的、史前的运动,宗教作为虽然始终保持有限的‘世界宗教’,国家作为帝国。所有这些统一惯于交叉重叠,统一的重合在最高程度上发生于自建立统一帝国起的中国,人们把他们(化外之民)当做帝国的潜在组成部分在观念上划入帝国……如果人们比较“中央帝国”与罗马帝国,则差异可观,罗马帝国是个相对暂时的现象,它在自己以外拥有作为现实的、从未被击败的力量。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太空及人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 世界历史,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是作战的主人和劳动的奴隶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主人只不过是历史的“催化剂”,历史通过奴隶或称为公民的前奴隶实现、完成和“显现”。 主人的人的行为归结为冒生命危险。不过,生命危险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危险的事实,能致命的东西,或是一把石斧,或是一挺机关枪则是不重要的。同样,不是作为斗争的斗争,不是生命危险,而是劳动,决定了在某一天生产机关枪和不再生产石斧。主人的纯粹好战态度数世纪以来没有发生变化,能产生一种历史变化的不是这种态度。如果没有奴隶的劳动,“最初的”斗争将无限地重复:如果没有奴隶的劳动,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改变;这种态度在主人身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无任何东西在人身上,通过人和为了人发生变化;世界与本身保持同一,这样的世界是自然,而不是历史的、人类的世界。 存在的否定就是行动。如果认真地看待虚无主义者,就是自杀,就是完全停止行动——不再活下去。……因此,消除宗教意识形态的不足之处,从绝对主人和彼世那里解放出来,实现自由和作为独立的人的存在活在世界中,——只有接受死亡概念和无神论,这一切才是可能的。 沃尔特@李普特《冷战》(1947): 单靠北美和南美是供养不了西欧工业化地区的,这只能解救那里的一些最迫切的眼前需要。西欧工业化地区必须恢复同东欧农业区和欧陆俄国的贸易关系。要是不这样,想在西欧维持一个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平,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为了设法付这笔代价,将会需要对整个西半球的经济来一个革命性的重整。 爱因斯坦《原子战争还是和平》:“在对现代战争技术做推测时,人们必须考虑原子弹之外的种种可能性。但是,我怀疑是否还有比原子弹更危险的武器,比如说细菌武器。我还感到,人们不必考虑链式反应带来的危险会大到足以毁灭地球的一部或全部。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倘若说这样一种链式反应要通过人造的原子弹产生的话,那它早就存在于不断到达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线的作用之中了。”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问自己,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尽量使人类生活感到满意,那末,我们应当经常意识到,有些条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的一些条件,也已扎下根来。在定居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要为他们继续生存生产必需的物品,极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绝对必要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顾起来,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呀—己一去不复返了。只要稍微夸张一点,不妨说:人类甚至在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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