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赵丹阳 于 2014-9-16 13:44 编辑
人的生长环境不同，性格和品质也就纷纭驳杂，不可能不存在较大的差异，无论是对待什么人，我们都要用其所长，蔽其所短，不要求全责备。一般来说，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处理琐碎小事的粗鲁和大意；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入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
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
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帅，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子产、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弘大量，喜欢推崇一些人，讥刺苛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子夏之流就是这样。
“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
“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
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做这种工作叫“儒学”。
汉代儒生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
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草根精英与仁智的元首懂得因时设法，因材施教，即使是对犯有同样错误的人，也要根据其所处环境和犯罪动因详加考察，以免误判。对于公共资源，特殊利益集团和贫苦大众虽然都会去抢夺，但是一者是为贪图霸业，威福永享，二者则是为了自给自足，养家糊口；贪污受贿的事，虽然卑鄙龌龊的官吏和勤勉奋进的官吏都去做，但前者是为了奢靡、吃穿、虚名抑或身心享受，后者则是怕“峣峣者易折，佼佼者易污”，担心清洁太过，不能同流合污，反而招致祸端，因此以贪自保；行骗欺诈的事，虽然身居高位的肉食者和流落街头的乞丐都在做，但前者是为了愚弄世人，戮贼天下，后者则是为了简单意义上的生存；帝王将相和盗亦有道的侠客都有杀人越货的行为，可前者是为了排斥异己，张大己力，因而枉杀无辜，后者则只想单纯的以暴制暴，以血还血。对于后者的无奈与愤慨，我们不是应该特别加以体谅和教化吗？
但这个道理怎么能让百姓清楚明白呢？底层的百姓如果对以上的情况清楚明了了，国家就会不断出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案例，那么善与恶就没有了世俗上的分界，好与坏也就没有了固定的标准，统治起来不也麻烦透顶吗？故而要蒙蔽百姓，就要反反复复的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概念：“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的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 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眩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厚，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元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才是圣人。”
对臣民和百姓提倡“生财有道”的道德理想，自己暗中不就可以用非正道的力量谋取钱财了吗？把“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这五个不切实际的衡量定准广而告之，将其制度化，并以此作为奖惩臣民的工具，自己就可以用最低的人格标准来要求自己，而用圣人君子般的标准来要求百姓了。百姓拼命的完善上位者所交授的“繁琐复杂的道德任务”，尚且还怕自身会被找茬挑错，又哪有心思来关心上位者的综合素质如何呢！这样一来，大众百姓就受困于统治阶级所提出的“壹民理论”，而执政者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苛求为官的贤者和上位者，是对基层百姓的爱护。因为贤者和上位者总是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因而也是人们注意的对象，一举一动都对普通人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中国传统中却有与之相反的现象，即为尊者讳。势位一尊，就成了圣人，错误都是别人犯的，而功德都是尊者一人所为。然而一旦倒台，就又成了千人唾骂、遗臭万年的独夫民贼。所以为尊者讳的人，其实恰恰是尊者的掘墓人。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捧杀。所以笔者认为，对贤者和上位者，要求严一些，即使对他个人来讲也是好事。而对待普通人，则不妨宽容一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宽容，就是宽容别人的毛病、缺点，乃至错误。
宽容和你意见相反的事，你看不顺眼的那些人。 如果历代帝王家们那苛繁杂乱的治下原则、博而少要的道德准绳 要在民间推广开来，畅通无阻，且兼不容他人置喙，那么《中华长短经》中所言的“以匡救主恶为荣、以貌厉内荏为耻，以选贤用能为荣、以任人唯亲为耻，以明察 成败为荣、以遇事不决为耻，以依文奉法为荣、以大奸似忠为耻，以进贤不懈为荣、以与世沉浮为耻，以所为不谀为荣、以首鼠两端为耻，以虚心尽意为荣、以谋身 固宠为耻，以转祸为福为荣、以浮夸虚伪为耻，以立志肃贪为荣、以威福由己为耻，以平等交流为荣，以专断独裁为耻”——正应成为当今官员所必须遵守的十荣十耻！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写的《世要论》中说：“有些官员不善言辞，说出来的话不好听，而当领导的却要注意，这个官吏虽然嘴笨，但他是个内秀的人，有一肚子锦囊妙计。如果当领导的只因他秃嘴笨舌，说话刺耳，就处处看不顺眼，冷落疏远他，他的才干就得不到发挥了。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而不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相貌憨厚土气，说话吭吭巴巴，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可是脑子好使得很，聪慧敏锐，能发现、想到被别人忽略的问题。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本质上淳朴、聪敏的优点而宽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吗？ “有的官员是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个性倔强，道德标准很高，要想让他委屈求全，违反他的人格标准去迎合某一种意见，屈从某一种局势，他死也不干。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傻子。还有的官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让他阿谀世俗做一件事，个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件事将给社会带来祸患，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名，也不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往往被当作傻子。 对于这些高风亮节，品格高尚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特别加以理解、重用吗？ “有些官员在基层工作，地位不高，没有名气，路子也窄，但是爱动脑筋，有见地，能向上级领导提出很好的意见。虽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级反映情况，讨论国事。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七种好官员。”
治理国家的政策、制定百姓的道德标准如果以好高鹜远、玄妙难行为贵，而不以切合实际，能迅速推广，浅近易行为高，为政者犯了错误，就恨不得在历史书上赶紧揭过那一页，一味的呼吁大众向前看，对自己错误的检讨工作却蜻蜓点水，百姓们和正直的官员迫于无奈犯了一点小错，就无限上纲，那为政者不也太轻松安逸了吗？百姓不也太辛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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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9-16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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