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风紧扯糊 于 2014-9-24 10:26 编辑
1974年我国派去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会议间歇被一位澳大利亚代表团成员问到“中国是如何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时，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是通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解决青年、知青的无业、就业问题，失业问题的！额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获知此事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角色 转自新浪“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c/sd/2013-11-11/114328677816.shtml
中国与UNESCO：角色变迁40年 真正改变中国和UNESCO关系进程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UNESCO任职总干事时间最长的姆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山旭 | 北京报道 11月5日，法国巴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3000多名代表、近200位部长以及700多家媒体的见证下，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37届大会主席。 …… 体制内的旁观者 和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相同，中国是第一批参加UNESCO的国家，甚至是第一批签字的14个国家之一。当时参加筹备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是胡适。 这一起点的接续，却要等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 1971年11月，刚从“五七”干校返京的张崇礼被调入国务院教科组，负责与UNESCO的接洽。 “文革”期间被拆散的教育部、文化部那时还未恢复，由国务院教科组管理相关事务。 “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大成”42年后，张崇礼还清楚记得当时驻外机构对UNESCO的情况报告。 …… “每个机构都有自己固有的文化传承，UNESCO最初是由一批知识分子组织成立的，因此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左翼传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学者谢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新中国重返UNESCO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充当的只是这一体制内的旁观者角色。”谢平说，“当时，我们更多把教科文组织看成是一个开展政治斗争的场所，把反对两霸作为首要任务。” 从一位亲历者的故事，能够看出这一阶段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特点。 1974年，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顾明远以教育顾问的身份随我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多年后，他回忆说：在国内准备的时候，我看了有关教育的一百多条提案，提案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普及初等教育、扫除文盲，并要求立项援助；第二类是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关注青年的失业问题，为成人教育和终生教育立项。 在会议现场，顾明远严格按照上述思路行事：终生教育既然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肯定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等到表决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的立项，我就高高举手；对于终身教育的立项，我也不敢反对，因为不了解，只好弃权。当时阿尔巴尼亚还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的代表坐在我的右前方，他常常转过头来看我，看我举手他就举手，看我不举手，他也就不举手。” 他还提到了跟澳大利亚一位代表的交流：在会议期间，法国教育部部长在凡尔赛宫举行隆重的招待会，在互相交流中，有一位澳大利亚代表问我，中国是如何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我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说：“我们中国没有人失业，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中国农村有广阔的天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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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4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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