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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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构

作者：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4-11-02 15:56:28 来源：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范仲淹主要生活在宋仁宗年间，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在世六十四年，为官三十七年，一生经历可概括为自幼孤贫、勤学苦读，为民治堰、热心教育，西陲守土、边帅军功，庆历新政、改革图强，四起四落、百折不挠。他集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可谓是“三立”完人。所谓立功，即如金代学者元好问所言：“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立德，是指范仲淹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正不阿，力主改革，屡度被贬。《宋元示案·序录》说，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立言，有《范文正公全集》传世，最著名的是《岳阳楼记》，为千古名篇，至今不衰。《岳阳楼记》是公元1046年范仲淹应友人滕子京之约而写的一篇纪念性文章。在这一名篇中，范仲淹表达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仁人之心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辉思想。

　　《岳阳楼记》融叙事、写景、抒情、说理于一体，叙事扼要清晰，写景变幻莫测，抒情发自肺腑，说理令人深思。全文三百六十八字，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叙事，说明撰写《岳阳楼记》的缘由：“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第二段是写景，描写洞庭湖时空变幻胜景，“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借壮丽辽阔的洞庭之景衬托作者的宏大志向和高尚情怀。第三段是写景，描写洞庭湖的阴雨天气与郁闷心情，一连用了霪雨、阴风、浊浪、星隐、山潜、商断、船翻、日暮、虎啸、猿啼等灰暗词语，突出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境。第四段还是写景，描写洞庭湖的晴空万里和良好心情，也一连用了春风、丽日、微波、碧浪、鸟飞、鱼游、芷草、兰花、月色、渔歌等美好字句，表现心旷神怡、其喜洋洋的心境。第五段是说理，为全文的精华和主旨。在这一段中，范仲淹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做人准则和为官信念，强调自己要像古代仁人志士那样不会因为人生境遇的顺遂而欣喜，也不会因为自身遭遇的失意而悲哀;一定要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再快乐。

　　品读《岳阳楼记》，最让人震撼的不是优美的文笔和壮阔的景观，而是范仲淹崇高的品质和精神。这种品质和精神最集中体现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中，范仲淹的政治思想、人格境界和艺术审美都熔铸在这两句话中，字字有千钧之力，令人感动不已。据宋代文豪欧阳修撰写的碑文，范仲淹自小就胸怀大志，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这说明范仲淹是一生信奉这一忧乐意识和秉持这一行为准则，即使贬官在外，遭遇人生挫折，也不改这一志向，依旧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正是这一思想光辉和博大胸怀，使得范仲淹成为历代士大夫和为官从政者的楷模，使得《岳阳楼记》千古传诵，成为陶冶人们情操和提高人文素养的泉眼细流。

　　《岳阳楼记》展示了范仲淹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中国传统优秀知识分子的信念。一定意义上说，忧患意识是深入到知识分子的灵魂之中，流淌于知识分子的血液之中，从而使知识分子敢于为民请命，敢于挺身而出，敢于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在《岳阳楼记》的最后段落，范仲淹一连六次用到忧字。这六个忧字，反映了北宋王朝的弊端和危机。北宋王朝是靠政变取得天下，奉行重文轻武方略，一向比较软弱，到了宋仁宗年间，则是社会矛盾积聚、危机四伏。这六个忧字，浓缩了范仲淹一生经历。他生于贫寒，两岁丧父，随母改嫁，寄人篱下;为官三十七年，真正在京城只有四年，数度被贬，一生坎坷。这六个忧字，更是范仲淹政治品格和人生情怀的诠释。那么，范仲淹忧患什么呢?首先是忧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范仲淹长期在地方为官，有十三年是在基层为官，十分了解百姓的冷暖和民间的疾苦，因而他的忧民不是停留在文字上的认识，而是具体生动的实践。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修海堤。公元1021年，范仲淹在江苏泰州任盐仓监官。当时，泰州地区位于淮水之南，东临黄海，堤坝年久失修，海水倒灌，淹没良田，百姓流离失所，逃荒他乡。范仲淹见百姓受苦，就一再上书建议复修海堤，朝廷则任命他为兴化县县令，主持修堤。他亲率几万民工筑堤，一次大浪袭来，几百人卷入海底。修堤遇到种种困难，他都一一加以克服。特别是发生伤亡事故时，各种非议四起，要求停工罢修，但他力排众议，继续坚持，终使大堤告成，地方经济得以恢复，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安居乐业。人们为了感谢范仲淹，将此堤称为“范公堤”。同时是忧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封建社会，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忧君实际上就是忧国。范仲淹的忧君既表现在敢说真话，又表现在敢于革除弊政。范仲淹认为：“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他四次进京被贬都是由于说真话。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不仅没有给他个人带来好处，而且是人生的挫折和前程的毁弃，但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无怨无悔、不改初衷。

　　《岳阳楼记》展示了范仲淹的无我境界。超越自我，进入无我之境，是人生自我修炼和完善的最高境界。所谓无我，就是静心，“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就是无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唐代诗人孟浩然虽写下千古名篇《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其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更为人们称赞不已，但诗人明显流露出自怨自艾之意，这首诗也有干谒之嫌。由此可见，即使一般的优秀人物，也很难做到无我。范仲淹写道：岳阳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岳阳楼往北直通巫峡，往南可达潇水、湘水的源头，外调的官员和漫游的诗人常常来到这里，他们游览风光的感触难道是没有差别的吗?范仲淹认为，不同的人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观感肯定是不同的，但他们对阴天和晴天的感觉则是一样的，这就是阴天时心情不好，晴天时兴高采烈。应该说，晴天时心情好，阴天时心情孬，这大概是人之常情。但是，这又恰恰证明一般的人很难超越自我，进入无我之境。范仲淹感慨：“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明显否定上述两种览物之情，在他看来，古代仁人志士的思想感情，是不会以晴天、阴天的不同而变化的，实质是既不会因为人生顺境而高兴，也不会因为人生逆境而悲哀。因而范仲淹明确表示，自己要向古代仁人志士学习和看齐，即“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岳阳楼记》展示了范仲淹的思想光辉。中国历史上有着许多优美的文章，流传下来的也很多。即使类似《岳阳楼记》这样融叙事、写景、抒情和说理于一体的文章，在宋代著名文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流传下来。这些流传于世的作品文字华丽，感情真挚，也有哲理。但是，都没有像《岳阳楼记》有这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本质是文中所表达的思想的差异，这些作品所表达的哲理是个人的、局部的，而《岳阳楼记》所表达的思想既超越时间，又超越自我，博大而精深。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得好：“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思想把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思想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岳阳楼记》之所以千百年来不断被人们传诵，不断给人们激励，既因为《岳阳楼记》的文字优美，更因为《岳阳楼记》的思想深刻和高尚，这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岳阳楼记》的点睛之笔，集聚着巨大的思想能量。正是因为这一思想，使得《岳阳楼记》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中建立起了坚定的信念，这就是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无数志士仁人终身服膺之、践行之。正是因为这一思想，使得《岳阳楼记》成为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人生指南。人的一生就像在航行，思想就是导游者;没有导游，人生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一切力量都会化为乌有。正是因为这一思想，使得《岳阳楼记》给予人们不竭的精神力量，即使身处底层，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纵然面对逆境，也要做到忍辱负重、坚贞不屈，为国分忧、为国持节。当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但有思想美，而且有人格美，是思想美与人格美的完美统一，充分体现了范仲淹高尚的人格境界。高尚的人格境界，更加增强了《岳阳楼记》思想美的力量和光辉，也是《岳阳楼记》千古传诵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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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国式贵族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