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起源：狩猎@战争及男女@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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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起源：狩猎@战争及男女@财产

顾炎武《郡县论》

:“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

福山在他的《政治起源》中提到：

“早期的部落社会相对平等，并有防止地位悬殊的各式调整机制。然后，某些人开始在狩猎中出类拔萃。狩猎和战争有关联，这可以追溯到灵长目祖先。等级制在狩猎和征战中脱颖而出……狩猎所需的合作技能进化成军事战术和战略，通过战绩，有些宗族获得更高的地位。”

实际上，在真正的狩猎时代，是相对平等的母系社会，一方面采集业拥有更稳定的生活来源（食草动物相对于食肉动物），另一方面在天然的部族状态后代是在女性网络中成长起来的。真正的等级分化出现在于“对人的狩猎”（马克思的战争定义），部族（内部的奴隶制）之间的殖民体系是政治及国家的起源。

“氏族是容纳若干宗族的更高级组织，通常基于虚拟的亲戚关系。这种氏族和相关的氏族联盟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确定异族通婚。继承和遗产只通过男子，女子不是宗族的永久成员，而是与其他重要的家庭联姻的潜在资源。”

实际上，女性和战俘一样多数在奴隶制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另一方面，

“宗族的增长始终给遗产的继承制造难题，周朝早期有长子继承权制度，之后又改为儿子们平分。这一规矩延续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家庭的土地经常越分越少，以致无法维生，中国开发了大家庭概念，数代男子同堂。成年儿子或在分到的祖地上安家，或试图购买邻地，对宗族的共同财产，他们仍然有份。”

这就是“井田制”的来源，每人分一杯羹，而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属于宗族，我们现在的“联产承包”正是国家版本的井田制，而井田制则是宗族版本的联产承包。西方所谓骑士制度正是长子继承制的副产品，是定居经济失败的结果，所谓十字军正是一种狩猎组织。

“周朝的中国封建主义与欧洲的相比，仍有重大的区别。在欧洲，野蛮部落一旦皈依基督教，分子式的部落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即遭摧毁，通常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机制，把没有亲戚关系的领主和属臣绑在一起，在亲戚关系不复存在的社会中促进社会合作。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参与者不是独立分散的领主，而是领主和他们的亲戚团体。在欧洲领主的境内，领主与农民签署封建合同，非人格化管理管理已开始扎根。

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地授予亲戚团体，之后又逐次分封为下一级宗族或部落的分支。中国的贵族与欧洲领主相比，其权力比较薄弱，其等级森严比较缓和，因为他陷入了限制他擅权的亲戚架构，看起来比欧洲跟像是部落的。……‘国家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君主统而不治；大夫们很重要不是因为其职位，而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戚，或是显赫家庭的家长。”

然而，作者又说：

“在短暂的秦朝之后，非人格化管理最终在西汉期间得以确立。到了东汉末年和隋唐，亲戚团体又卷土重来。到第二个千年初期的宋明，非人格化国家管理才得以恢复。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宗族和氏族一直处于强势，直到20世纪。”

流行病毒：大英帝国独立史

征服者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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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稳定发展的社会模式

－－略评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from Amazon.com

党国印

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善良人士的理想，但是，在以往时代，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前，和平理想大多是百姓的朴素愿望或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渗透了自己价值观的道德说教，而鲜见进行实证性分析的科学著作。从马基亚弗里、卢梭等近世学者开始，社会稳定或冲突问题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二战以后，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关于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颇受人们关注，并特别对中国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之一是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部著作凝聚了他关于社会发展与冲突的重要学术见解，读来让人颇受启示。这部著作出版已经跨越30年，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的某些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也有不少观点在时间老人面前显示出破绽。

亨廷顿的著作给我们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体制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的理论解释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要点是：

1·一个社会的政治成熟程度与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密切相关。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这些理论指标越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2·政治体系或政体可以根据其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参与程度（亨廷顿对这一概念没有作明确讨论）及其二者比率的高低加以区别。

3·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

亨廷顿的上述理论无疑具有启发性，至少有提出问题的好处。但是，这一理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从世界政治的发展看，在亨廷顿的著作出版以后，一系列的实际变化没有支持亨廷顿的论点。亨廷顿在本书的写作时曾把埃塞俄比亚归于政体稳定的一类，但埃塞俄比亚在前几年曾陷于剧烈的社会动乱之中，至今仍不平静。他还认为原苏联社会应该是稳定的，但众所周知的事实却不是这样。他判断埃及、阿根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但事实上却比较稳定。一个理论如此不能解释和预测社会实际，甚至连短时期的预测也不可能，不能不让人对它的正确性发生怀疑。

亨廷顿相关模型失败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使用了“政治参与”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什么叫政治参与？亨廷顿没有作认真交代。从其行文中可以看出，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介入政治活动。亨廷顿没有使用经济学的方法了分析政治参与，他事实上把政治参与看成是一种无差异的活动。如果仔细观察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不难发现民主国家（仅就政体而言，并非指“真正”的民主）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其他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两回事，性质上有显著差异。民主国家的公民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表达一种政治意愿，而专业的政治活动由政治家去搞，政治活动事实上具有专业分工的性质，一般公民事实上远离政治，对政治活动比较淡漠。一些国家在大选中投票率下降便是证明。专制独裁国家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没有形成一种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游戏规则，几乎一切有文化的公民都关心政治，没有形成政治活动的社会分工。这种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社会的政治分裂就越严重。这种局势下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社会也有下层百姓的政治参与，不过，有时候程度高，有时候程度低；高的时候是起义、造反，低的时候是做顺民；高的时候社会危机严重，低的时候是所谓“昌明盛世”。当然，古代社会的政治参与也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亨廷顿的理论分析模型实际上堆砌了一些同义反复的判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意味着政治结构的脆弱，而（在不发达国家）政治参与本身便是政治不稳定，那么，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比率低，当然是政治不稳定了。

亨廷顿对各个社会集团的政治立场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也做了分析，其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亨廷顿说：“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分析未免过于笼统。如果把知识分子看作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群体，那么，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统一的政治倾向。亨廷顿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即自由知识分子，其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和具有自由职业特点的各类专业人士。只有自由知识分子才具有亨廷顿所说的与既定秩序进行抗争的政治倾向，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取向。

不论自由知识分子是否被政府所雇佣，他们都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既定秩序所维护的权力如果能产生额外的利益，也与他们毫无关系，因此他们对政治权力没有什么利益上的依赖，当然也不会有感情上的依恋。一般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福利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密切相关；社会越是发达，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需求也就越大，他们的福利也就越大。自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如果说其他阶级或阶层对社会变革存有疑虑的话，自由知识分子则常常坚信社会变革对自己有利；他们对改革所产生的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估计得很低。所以，自由知识分子通常对改革持较为激进的立场，对既定秩序持批判的态度，但也因此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制度创新的主体，并有可能成为社会妥协的酵素。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如果没有其他社会集团配合，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而且，抗争力量的整合，抗争过程中与中间力量的联合，甚者与既定秩序某种必要的妥协，都离不开自由知识分子的运筹。

可能是出于标新立异的目的，亨廷顿不大重视前辈政治学家的某些“老生常谈”，而这些老生常谈恰恰被证明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大卫·休谟在他的著名论文《论国会的独立性》的最后几行写道：“政论家们已经把这确立为格言：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决定宪法的一些控制和平衡时，每个人都应该被假定为一个恶棍，并且在他的所有行动中，除私人利益外别无其他目的。利用这个利益，我们能够统治他，并且利用这个统治，不管他的无穷的贪婪和野心如何，使他能和公共利益合作”。美国早期政治家汉密尔顿也指出：“每个政府的最安全的靠山就是人的利益。这是人性的一个原则，公平地说，所有政治思想都必须建立在它上面”。实际上，与汉密尔顿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人们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国家，会具有稳定的、没有动乱的特征。

现代学者的研究结论对早期学者和政治家的思想提供了支持。凯恩斯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因为有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途；假使没有这条宣泄之道，这些危险性格也许会引发为残暴、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在一理想社会中，人们可以因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凯恩斯的这番话给我们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设计或运行一种政治制度，不可以使政治活动领域成为一种唯一最吸引社会人力资源的领域，换句话说，不可以使政治控制成为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力量，而必须在社会领域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通过竞争展示人的能力差异的机会。惟其如此，社会才有安定的基础。

亨廷顿，1968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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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汇率及生态文明

生态是处于恒星与人工核能之间的中间环节，生命和美一样产生于“距离”的矩阵网络。

石油作为工业文明的血液就像货币一样，其价格波动与汇率叠加会影响到全行业，直到美俄两败俱伤、握手言和。那时就将转入新能源时代，在这之间是传统工业的“最后晚餐”，当然核战或核能也是“末日危机”。

《GGS:人类社会的命运》：
    “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是无数小的时空范围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史家，都不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中来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强有弱的）某种推定的起因而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

工业文明叠加于农业文明之上的关键要素是煤油，随着其先锋石油的盛极而衰，石油的地缘政治将随之减弱。煤炭作为植物性的化石能源其分布将更为均衡，而且由于其特性，更多的通过火电和化肥的方式影响信息经济和生态经济，因为是比石油更少“火药味”的能源。
与此同时，太阳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使地球更加“平”滑“圆”润，这与其直接对立面核能的不可操控性和“火药味”形成鲜明对比。在此之间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成为人类世界连接生物世界乃至物理世界的“矢量推力”的杠杆。
人体本身乃至精神科学的研究应当放到历史演化和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清除巫术迷信和原始本能的非理性骚乱。宗教成为艺术，科学成为哲学，历史成为当代史，人类成为自然的神经系统，而生态成为人类的感官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