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学到了什么？军队正规化学苏联

历史的钻研者

1954年大阅兵，此时解放军的武器已经初步实习制式化

    敌人是最好的老师，尤其是强大而全新的敌人。朝鲜战争后，中国军队效法苏联，一度进行过一场从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到军队组织建设、军事教育、训练的革命，从强调革命军队到强调现代化军队，使中国军队初具现代化军队的形态。令人惋惜的是，后来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朝鲜战争带来的积极成果未能延续。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军队，很有些像苏联卫国战争对苏联红军的影响。

    二战期间，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淡化其革命军队色彩、强化现代军队色彩的巨大的变革。苏军恢复“旧制”，是从战场上极其惨重的伤亡中获得的经验，二战结束后，苏联高层对二战的全面反思检讨，强化了这一方向的转变。

    对一直效法苏联的中共来说，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经验与苏联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中国军队与苏共军队战争观念的巨大分野，而中国军队在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交手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军队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意识空前增强，朝鲜战争后，中国军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契机。

    全面反思

    1949年10月的金门之战，让中共高层意识到仅靠人民战争，虽可纵横陆地，却只能望洋兴叹。而朝鲜战争则第一次让中共真正意识到，仅靠一支革命化的军队是无法打赢一场现代化战争的。

    抗美援朝开始后，战争的形势让中共高层意识到，军队的现代化迫在眉睫，并且在内部形成一股人人争说军事现代化正规化的风潮。随着苏联军援的深入，苏联军事顾问影响的加大，这种讨论氛围日益热烈。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了以“国防军”之名替代“解放军”称谓的趋势，以体现出正规化色彩。而对过去游击习气浓厚的军事思想，在中共高层的讨论中，也进行了从未有过的尖锐反省。

    1953年10月2日，彭德怀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一些将官，只满足于过去经验，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了的客观情况(指与美军作战)，也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并正在继续改变的主观条件(指多兵种合成作战)，盲目地骄傲自满，不虚心学习，不加分析，企图以不适应今天情况的老一套工作方法来蛮干的精神。

    彭德怀强调现代化军队并不简单是步兵加上飞机坦克，而是从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现代正规作战。建设现代化军队，首先必须掌握现代的军事业务技术和科学知识。

    毛泽东虽未曾如其他将领那样高调宣扬“军事现代化”说法，但他1952年7月10日给军事学院不公开的训词中说，在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条件限制，军事建设处于比较低级阶段，装备低劣，编制制度不正规，缺乏严格军纪，作战指挥不集中、不统一，带有游击性，这在过去是必然的。

    次年1月，毛给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又指出，依靠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技术。1954年10月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还说：“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

    毛对游击战与正规化的效用与看法历史上却多次摇摆，类似前述的话在抗战前即已说过，抗战中又转向，朝鲜战争后转回来，1960年代再次大幅度转回去。综合来看，与当时中苏关系、个人经验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等具体情境高度相关，不过，毛对武器、资源等因素从来高度重视。

    陈毅在1950年12月15日出席南京汤山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炮兵学校成立大会上，也要求与会者“学会新知识新技术，使用新武器，强调陆海空各兵种的联合作战，这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历史任务”，过去因为条件限制，只能“打夜战、近战、游击战”。

    陈毅总结说：“二十几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很大。比如过去我们攻取敌人一个碉堡，都要付出相当代价。攻击一个小村庄，往往要打几天几夜。这说明我们的装备不好，过去打仗只能在夜间，白天受到敌人的空军和炮兵威胁。现在，我们有了强大的炮兵，并有了空军，将来我们掌握了制空权，白天黑夜都是消灭敌人的时候。因此，不愿学，看不起技术，认为自己有本事，是不好的。”

    1951年1月15日，刘伯承领导创建的解放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中央军委赠送的题词是：“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而奋斗。”那个时期，中共一心向往正规代现代化，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构建出一幅从军事思想、国防体制到装备训练、军队管理、军事工业的发展图景，已有的进行革新，没有的着手创立。

    全面“苏化”

    中共在建立大军区制、国防领导体制上，虽积极学习苏联，但稍有不同。建政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改名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八个部，直辖13个军区以及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部队。1958年再次精简为总参、总政、总后勤三个部。

    正规化和执政后的需要，必须得有属于政府体系的国防部，彭德怀成为1954年建立的国防部首任部长。在苏联，国防部高于总参，而在中国，总参实际权力大于国防部，可国防部长是元帅，总参谋长是大将。

    总参谋长粟裕1957年访苏时，与苏联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斯基会谈后，突然提出索要“参谋部与国防部职务职权分工”的资料，索科洛夫斯基吃了一惊，只敢以口述形式谈了一谈。粟裕声称这是“向苏军学习”的需要，不过此事为后来诸多政治斗争悲剧埋下伏笔。这也说明当时学习苏军的氛围之浓厚。

    朝鲜战争后实施的三大国防制度：征兵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这也是深受朝鲜战争和苏军顾问现代化正规化建议影响的结果。

    这些制度与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有相当冲突，因为其体现出强制性、等级化差异，以前实行这些制度的国民党一直被中共痛斥责为“拉壮丁”和“官兵不平等”，是“资产阶级军队”的产物。但主政之后，中共渐渐意识到，这些制度是走向正规化和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苏军顾问的强烈要求下，中共深感确有必要，并开始逐步实施了。

    经过繁琐的评级和准备工作，这些制度终于在1950年代全部落实，后来又加了一个勋章奖章制度。其间曾闹出不少风波和故事，如有很多人不满意所获军衔，声称要“挂到狗脖子”上去，还有人认为这些制度的实施破坏了军队平等，后来中共军史研究者也认为，元帅和大将的评定，有点“梁山好汉排座次”的意味，有些人的功劳与军衔不符。

    不管怎样，经过苏联顾问指导，军制现代化建设上迈出了第一步。正如彭德怀所说，“实行这些制度，刻不容缓，不如此，就将使我军停滞不前，延缓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将使我军不能应付大规模现代化战争”。

    根据苏联军事顾问提供的资料和提议，在几大制度实施过程中，还颁布诸多军事内务、纪律、队列条令，其目的就是加强军官权威，强化惩戒制度和等级差别，加强军队纪律建设。但这些措施在实施与学习过程中，一些细节却导致了中苏双方的争论，这源于一些条令引进后“水土不服”产生了不良后果。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构成与苏军有异。

    如苏军过度重视惩戒制度，重视誓词，重视对军旗的保管和尊重，这些条令被引入后，中国军队基层非常不适应。1956年11月，总政送来基层党支部提供的材料，全军当年按纪律条令受到惩戒的达10万人次，被关禁闭者3万多人次；对9个连队进行的详细调查，受惩戒者90多人，惩戒错误或处罚不当的占71%，有的连队惩罚偏重率达100%，受罚原因有些令人喷饭，如打靶不及格、不愿看电影、胃口不适不愿喝辣子汤。因不堪忍受惩罚，全军士兵逃亡4000余人，自杀400余人。官兵矛盾激化，开枪开炮行凶事件55起。有一名士兵开动三七高射炮到处乱打，并说：教训你们这些官僚主义者。(《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所有制度中，双方争议较大，而中方最终坚持己见，未受苏联军事顾问太大影响的改革是“一长制”问题。军队政委制度创自列宁和托洛茨基。当时，苏维埃为应付大规模内战，将原沙皇军队的专业人员派到红军中工作，并另派党员进行监督，即政委的来历。

    苏联在历史上也曾数次取消和恢复政委制，党政军高层中，要求取消政委制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理由是大规模战争需要集中指挥权迅速决策，也为避免外行牵制内行，导致决策混乱，指挥失误。1942年，苏联第三次取消政委制，此后一直实行“一长制”。

    苏联军事顾问认为党委制是一种低级领导形式，强烈要求中国军队推行“一长制”，苏军驻解放军副总顾问柯托夫向彭德怀详细讲解“一长制”的来历与沿革，并以二战中苏联的经验教训为例：战线宽，纵深大，众多集团军群、战术兵团参与，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广阔战场上服从统一的一个指挥员的意志和决断，“战争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长制'是适合现代战争的优越制度”。

    彭德怀、萧克、萧华等深受柯托夫影响，均认为“一长制”是方向，打算在1953年开始推行，并用十年时间完成过渡。但党内对此事争论日甚，有人提出说解放军普遍缺乏军政双全的军事人才，有人认为双首长制不影响现代化和正规化，同样能适应现代化战争，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就是例证。

    此后，彭德怀态度发生了转变，决定保留党委领导下的双首长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审阅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恢复了被删去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表述。这一条例1954年4月15日正式颁布，条例明确了团以下政工人员职责，但也因受到苏军影响，取消了基层的革命军人委员会。

    后勤观念的巨变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队后勤干部稀缺、技术薄弱、非专业化的弱点，在朝鲜战争暴露无疑，并因此吃了大亏，这促生了中国军队后勤观念的转变。

    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后勤交给由各级党委组织起来的群众办理。一般情况下，地方各级党委先通过召开“诉苦大会”、“教育大会”、“动员大会”或挨家挨户打通思想，党委把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每个民工连队里由党员监督管理，要求每村每户按时按点把规定数量的支前物资送到指定地点。据统计，中国军队一向引以为傲的“以少胜多”战例-淮海战役，一共动用了543万民夫，而这些民夫并没有统计到战役双方的人数之中。

    而国民党自办后勤的方式，在分兵守城守地情况下，后勤占用大量作战兵力员额。当时经济已崩溃，工业水平低下且已瘫痪，道路桥梁大部被毁的环境，这种后勤方式不仅财政负担沉重，也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中共的后勤方式却正好有这方面的优势，也一直成为人民战争理论优越的重要论据之一。

    但这种内战的后勤经验照搬到朝鲜战场就出了问题。志愿军第一任总参谋长解方之后回忆总结认为，国内战争时可以不争一城之地之得失，四处游击和运动。但到了朝鲜，发现有了“守土之责”，又是境外作战，非正规化后勤已入不敷出。国内战争中的后勤部队是民众，国民党只能打击中国军队，从道义和执政身份来看，不可能也不敢去铲除这个“后勤”。而朝鲜战争的美军则沿袭二战总体战思维，轰炸中对平民的伤亡基本不予考虑，在朝鲜可以对这个后勤狂轰滥炸。

    志愿军刚出国作战时调用1300多辆汽车，第一星期就被打坏217辆，作战两个月后，国内补充12486辆，又损失6646辆，当时全国缴获的和苏联提供的汽车仅2.4万多辆，不可能全送到战场。周恩来急得恳请苏联火速支援3000辆，因为国内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只有200辆了，连坦克飞机都可以缓给，但车辆一定要先送来，否则军队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弹药。

    在一、二、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粮食供应只有25%，重点供应弹药，但能安全送达前线的物资经常不过半。志愿军寒冬穿着单衣，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状况，使得专业化大后勤的呼吁越来越多，它也是对朝鲜战场维持良好军纪和军民关系的保障。

    而远离本土作战的美军，却把国内生活水平搬到了战场。火鸡宴可以摆到鸭绿江边，一度还供应免费啤酒(遭到国内舆论反对被取消)，甚至还有非战争必须的诸多奢侈品享受，如用飞机送去充足香烟和口香糖，每周享用一次冰淇淋……

    志愿军初期没有专门的后勤部，临时建立了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前线后勤，任命李聚奎(后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为部长。李聚奎到前线工作一段时间，彭德怀让他立军令状，他很为难，深感情况跟内战时大不相同。后来李向彭德怀建议：“仗打到这个程度，东北军区后勤部对全军的后勤保障已经管不开了”，他要求建立一个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东北军区后勤部管国内，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管国外。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一切配属后勤部之工兵、炮兵、公安、通信、铁道兵等，其建制序列及党政军工作领导、指挥与供给关系，全归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负责。自此，志愿军才有了健全的后勤组织指挥机构，后勤成为一个与作战指挥体制一致，既组织供应，又指挥后方战斗的组织体系。到1951年10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直属部队及配属部队已达到18万余人，形成由多兵种多专业组成的后勤合成大军。志愿军到战争后期伤亡率和负伤死亡率下降，与此有重要关系。

    1952年5月，以朝鲜战争经验而深感后勤现代化正规化重要的中共，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同年在天津、上海建立第一至七军医大学，军医中学12所，加上原有的总后直属院校，一个军队后勤教育体系成型了。

    国防教育体系建立

    在苏军顾问的影响和指导下，中共党政军高层逐渐意识到，一个完整的军事现代化体系的搭建，除国防工业之外，必须有相应的国防教育体系。由此，中共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国防教育体系。

    出于台湾和朝鲜时局的需要，也因为海军空军技术最复杂，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这类军事院校得以优先建立。苏联最先援建的军事院校是6所空军航校，目的是以速成班方式，尽快培养出可用的飞行员。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每所学校配专家120名，外加航空医生、后勤保障、理论教员及部分驻空军司令部，共计878名，担任着校长、教员、工程师、机务员等职务。航校使用的教材、教练机和其他教学器材均从苏联订购。至1951年5月，培养出来的学生使空军能组建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提供。

    在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名苏联顾问帮助下，中共第一所水面舰艇初级干部培训学校得已在大连建立，即解放军海军学校，下设航海指挥系、机械工程系，分别培养航海、枪炮、鱼水雷方面人才。

    1951年1月15日，苏联援建第一所培养中高级军官的学校-南京军事学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这所院校承担储备与深造高级军事干部的功能，待全国部队整编时，作为建设正规国防军之训练中心，用它的研究成果当作全国建军的制式。毛泽东要求：“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朝鲜战场上，美军武器之先进，给中共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有了先进武器，还需要培养高尖端技术军种来使用维护。斯大林提出应建立高等军事技术学院时，毛泽东欣然接受。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即把陈赓从前线召回，赋予此重任。1952年7月，苏联奥列霍夫中将率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权威专家赶赴北京，专门帮助筹办此事。第二年9月份，位于哈尔滨的当时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哈军工”诞生了。

    中共执政前，已创办过29所军校，条件所限，其实以初级技术培训和政治教育为主，至1959年，以苏联军校为模式，苏式教材为大纲，苏联顾问为指导，苏联援建的核心院校为骨干，全军院校已有160所，包括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基本形成包含各军兵种院校，从初级到高级的军事院校教育体系。

    贯彻全军的苏式训练

    中共以前长期在农村活动，强调阶级出身，越“泥腿化”越先进越优秀的观念在党内影响很大。但军事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建筑在“泥腿”之上，中共深感官兵的素质远远不能胜任军事现代化任务。

    1951年底在军中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全军战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80%，干部不及高小者占68%。军中高级将帅认为，再先进的装备，在文盲半文盲官兵面前也是废铜烂铁一堆，而多兵种合成作战对官兵科技文化水平和军事素养却有极高要求。

    士兵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文化学习到底占多大比例，在中国军队中也一直是个难题。通过朝鲜战争经验，军队较大幅度压缩了政治学习时间，增加军事训练和文化学习，并在军中掀起文化学习运动。而之前政治教育摆在第一位，文化学习的内容其实也是变相的政治教育。

    1954年1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总结里指出：这次会议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这个时期，刘伯承这种专业性强的元帅如鱼得水，这一年全军首次高级指挥员战役集训由他组织，同年军委成立训练总监部。

    根据中央军委颁布的战斗训练命令，1956年6月开始，全军转入正规化军事训练，即“统一编制、统一制度、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训练”，军中以前的军事术语、战斗用语、装备用语比较混乱繁杂，这时也要仿苏军模式进行统一；其主旨就是要告别之前“农民军”形态的游击战争。这一切在苏军顾问的指导下进行，当时中央军委会议的重要报告都要提交给顾问一份，这种做法直到1958年才终止。

    在苏军顾问看来，这一切似乎还不够，但他们明显过于急切。1956年5月，河南明港举行为期一月的多兵种合成作战集训，苏军顾问一直在现场指导，演习中安排了一次政治工作演习，苏军顾问相当不满。他们再次表示反对军事训练中掺入群众运动手法，认为军中政治首长权力过大，现场不断讲解“一长制”优越性。

    这一时期，苏军顾问还认为，中国军队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仍占了太多时间，应把军事训练提升至绝对大的比例。在西方国家将帅看来，文化学习的完成应是入伍之前的事，进入部队后主要就是军事训练和相关军事知识的学习。

    彭德怀和苏军第三任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多次进行过此类问题讨论，彭解释说，中共士兵不能跟苏军士兵相比，文化底子太薄，文化学习还是需要，而政治学习和群众运动方式是优良传统，应适当给予保留。

    总体来看，这段时期的训练成就斐然，举办了很多单兵种和多兵种的登陆反登陆演习、战役演练。以空军为例，中共飞行员在复杂气象和夜间环境往往不能驾机作战，在朝鲜战场上吃亏很大，这一时期空军把它当作最重要课目来训练。在苏联空军顾问帮助下，1955年底，40%的航空兵团、28.4%的飞行员进行了夜间和复杂气象飞行训练，1957年底，达到“全天候”标准的飞行员已占三分之一。

    由于统一更换了苏式装备，为熟练掌握武器，陆军基础训练也是热火朝天，确定以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五大技术为训练基本内容。到1956年，与三年前比，能完成步枪射击练习的单位由占参训单位总数的47%上升到98%，冲锋枪由78.6%上升到81%，轻机枪70.2%上升到88%，重机枪由79.5%上升到94%。

    重新“山寨化”的历程

    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中国初步完成军队思想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改造，也改换了全新苏式装备，并从无到有地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国防工业体系。在苏联人的大力援助下，发达国家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共只用了短短数年就完成了。

    尤其在赫鲁晓夫执政之初的中苏蜜月时期，中国军队获得大批苏联最新装备，其整体技术水平是离世界先进水平最近的时期。

    但是，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无论是技术装备还是军事思想，最大的直接推动力都来自苏联。中苏关系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决定性影响。

    朝鲜战争后，随着东欧波匈事件、国内反右运动、大跃进等一系列事件以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军事现代化正规化进程出现了令人惋惜的逆转。

    断绝苏联的影响，对中国军队的装备现代化的影响只是发生停滞，对军事思想而言，则是发生了倒退。

    由于苏联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向，来自残酷的二次大战，战争期间，苏联人力国土和军队数量装备数量皆占压倒优势，在同时获得英美巨大的物质援助以及对德国本土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依然付出了远远超过德国的损失。据苏联官方传统的数据，战争中苏军阵亡及被俘死亡人数900多万，平民死亡人数1700余万，总死亡人数2600余万(俄罗斯学者索科洛夫近年的统计数据是，军民总死亡人数4300多万人，军队阵亡约2640余万人，被俘630万人)；而德军在整个二战的军民总死亡595万人，军队总阵亡395万人，其中苏德战场军人阵亡260.8万，被俘95万。

    4年残酷的苏德战争，成为苏联建军思想的源泉，而对中共来说，尤其是对最高领导人来说，战争经验主要还是来自打游击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运动战。朝鲜战争的巨大震动，来得远不及过去20多年的内战更深刻。

    1950年代末，大陆国内政治逐渐转向，军事现代化、正规化提得越来越少，逐渐开始强调游击战和精神原子弹的伟大功用，以前积极宣扬军事现代化的很多将帅迫于政治压力，只得违心地转变口风。刘伯承、叶剑英等在“反教条主义”的名义下，先后遭点名批评。

    刘伯承此后话说得越来越少，直到1969年和1972年，因出于对苏联大军入境可能性的考量，军队内氛围松了一点，刘才出来说过关于加强军队训练的两次话，“无产阶级军队是勇敢加技术，只讲勇敢不讲技术，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就大”。

    彭德怀等人后来又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以后在政治斗争中落马的军队将领，几乎都要被扣上这个罪名，林彪也不例外。很自然的，现代化正规化基本上等于“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强调训练和装备，这些也是“资产阶级唯武器论”。

    “文革”前后，军事“山寨化”更发展到极致，军衔制被取消，65式军服替代苏式风格浓厚的55式，虽然基本样式保持不变，但取消了大檐帽，换成解放帽，取消了衔肩领章，一律佩上红星帽徽和全红领章，俗称“一片绿三片红”；女军人取消了裙服；军官与士兵的区别就是衣服上多了两个口袋。

    随着反教条主义的开展，全训部队逐年减少，训练水平下降，陆军全训师占全军的总数，1957年为77%，1958年降为60%，1960年为46%，1962年降到20%；1969年，军事院校被砍掉三分之二，训练时间再次被大幅度压缩。

    后来军队参加“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是指对学生进行军训)，加上苏式装备来源彻底断绝，军队的装备、训练、教育水平急剧下降，数量反而在膨胀。而军中的教育原则是“突出政治”，军队管理以“政治挂帅”。“文革”期间民间还流行穿军装，一时间不仅官兵难分，连兵民都莫辨。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到极致，中共因恐怕苏军入侵，一度组织高级干部疏散，准备效法抗战的方式，以空间换时间，把大西南当作大后方，搞三线建设；乱了很久的军队开始进入一次训练小高潮，这一次训练跟之前相比，从指导思想到训练方式已有本质区别，以长跑和精神鼓动为主，带有很浓厚的群众运动色彩。

    这一时期关于战争的教育，宣扬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声称“美帝”和“苏修”都是纸老虎，只要坚持正确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核武器也没有任何杀伤力；并且在朝鲜战场，由于一位小战士执行了正确路线，拥有正确思想，“用一根扁担就俘虏了七十个美军”。

    中共再次启动军事现代化正规化进程，则是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借助对越战争，通过改革开放，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

    “人民战争论”与“现代战争论”

    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提倡“人民战争理论”，中共、越共等长期从事武装活动并以此夺权的政党尤为推崇。但两种军事思想在不同国家的地位与其战争经验密切相关。与现代化敌人经过惨烈较量的，多会信奉彻底的“现代战争理论”，如苏联；战争经验主要得自国内前现代战争的，则会倾向于人民战争理论，如中国。

    通常在共产党国家宣教层面，“人民战争理论”是主流。“人民战争理论”强调道德色彩，认为谁获得“人心”，谁代表“光明正义”，谁拥有“先进的思想，伟大的领导，团结的队伍”等，谁就获得胜利，具体到战斗中，则强调“精神原子弹”的作用；“现代化战争理论”，强调科技、装备、资源、经济、外交等物质力量，其主旨就是专业化和技术化。

    “人民战争理论”是“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主干，来自列宁对克劳塞维茨“民众战争理论”的衍化。克氏认为，随着民族主义兴起，民族国家出现，战争已不再是贵族之间的事，要重视民众组织动员及相关制度建设，则可把战争规模和效能发挥到极致。

    &克氏的观点，仍在“现代化战争”技术范畴之内，历经列宁等共产党领袖衍化创造，再加宣传机器放大，意识形态和道德色彩变得浓厚，政治教化功用大于国防教育效能，其实是对政治合法性在军事上的强化表述，有较重的“群众运动”意味，后来还成为个人崇拜、政治斗争的工具，特殊时代也会被严重神化扭曲。在斯大林时代，他本人理所当然成为“人民战争”大师。

    从俄国内战开始，务实性战争理论在高层就逐渐占了上风，列宁本人也认为，不可能仅靠道德、精神力量就夺取和巩固政权，尽管宣传上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诸多国家都有过不同版本的“精神(道德)原子弹”，美国早年对独立战争的解读，即有此严重倾向。纳粹德国流行过以唯意志论为基础的极端民族精神，所幸有深厚的军事传统，军官阶层对现代化军事思想更为重视；日本盛行过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在陆军中最为猖獗，遗害无穷。这类理论过度盛行，反倒是一个国家军事发展处于低水平阶段的标志。

爱中华里的财哥

说的好，只有经过实战的检验才能发现不足，持续改进

识丁老头甲

毛泽东与红军正规化建设



作者：张瑞安 发布时间：2013-07-21 来源：党史文苑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3/07/304103.html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其中，毛泽东关于推进军队正规化建设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在规章制度的制定、军事学校的创建、指挥机构的统一、编制体制调整以及后勤体系的确立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为红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毛泽东与红军正规化建设思想的提出

　　随着工农革命的深入发展和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毛泽东见微知著、预察先机，准确判断和把握了事物发展的趋向，及时提出了红军正规化建设的要求。但客观地讲，红军正规化建设的开展，在更大程度上是红军队伍发展壮大的一种必然选择，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

　　1.部队快速发展的战略需要。南昌起义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和游击区迅速扩大，特别是从1930年底开始，红军在大规模反“围剿”作战中，取得连续胜利，兵力得到较大发展，已发展到10多个军约7万人，另有地方武装约3万人。同时，缴获敌人大量武器和一部分器材，部队的装备得到了加强和改善。这就要求红军在组织、装备、纪律和人员素质等方面，作相应的调整和提高，对红军正规化建设提出了时代要求。

　　2.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现实需要。快速发展的红军队伍

　　被国民党政府视为心腹大患，所以，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集中重兵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国民党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法新颖。而中央苏区地处荒僻，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态势下，许多工作都面临困难。例如，征兵工作中存在“只图征募小公差及任意增添挑夫，极少注意战斗兵之补充。更有招募五官不全、驼背、跛足及患肺痨、花柳病、盲肠炎、痔疮等症者”[1]P148。红军的这一状况迫切需要通过正规化建设来改善。

　　3.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需要。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工人

　　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农民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农民阶级存在许多不利于革命的先天性弱点。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1]P85，“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的’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1]P76。为了纠正错误，纯洁党风，把入伍的农民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也迫切需要对红军进行正规化建设。

　　总的来说，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红军正规化建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高瞻远瞩，能准确地发现红军队伍中存在的不足，并及时地提出修改意见，在红军正规化建设中发挥了引领者的作用，为缔造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毛泽东与红军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

　　从1930年开始，红军的正规化建设逐步进行，它涉及内容多，辐射面广，包括规章制度的制定、统一编制体制、建立军校和统一指挥机关等内容。

　　1.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是规范军队活动和军人行为举止的准则，只有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用规章制度去规范军人的言行，建立良好的内部关系，使军队的活动令行禁止，才能保证红军正规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毛泽东一向注重这项工作，在刚上井冈山不久，即制定了“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作为全体指战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提出“编制红军法规”，用于规范红军的建设和内外关系。1930年6月，红四军颁布《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规定了各级政工干部和政治机关的职责职权。

　　从1930年初夏开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促进红军的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军事法规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5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首先制定体制编制、政治工作和纪律方面的条令、条例。通过翻译学习苏联红军的条令、条例，中央军委组织人员起草制定了红军的条令、条例。10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各苏区红军颁发《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制草案》。

　　一系列条令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为红军的作战、训练、工作、生活等方面提供了规范和依据，把红军建设纳入到了法制化的建设轨道，有效地改变了红军内务建设、作战训练、内外关系等方面极不统一的状态，提高了广大官兵按章办事、依法训练的法纪意识，养成了学法守纪的习惯。

　　2.注重文化教育，建立现代军事学校

　　毛泽东一再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他认为治军必先治校，红军应当借鉴黄埔军校模式，办一个“红埔”，培养所需要的干部。

　　1930年初，红四军将随营学校改为闽西红军学校，由朱德、毛泽东担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在此前后，赣西南、赣东北和洪湖苏区也建立了红军学校。4月，前委决定将赣西南红军学校并入闽西红军学校，经中央批准，学校改称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决定，将红军军官学校和红一、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合并为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校。红校设置的高级班，培训具有两年以上实际经验的团以上干部;上级班，培训具有两年以上实际经验的连、营干部;还有培训班、排干部的步兵科，培养政工干部的政治科;培训特种兵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机关枪科、炮兵科和工兵科。这是红军第一所层次和学科相对齐全的综合学校。

　　1933年10月，为了便于组织和实施不同层次、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教学，也为了更多地培养人才，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将原红校高级班和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科;原红校的第六、第七两期学员团队，分别改为步兵第一、第二学校;原红校的工兵营、炮兵连、重机枪连、防空和防装甲连改编为特科学校。同时，创办了红军通信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红军供给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这样，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就由一所综合学校发展为层次、专业和学科相对齐全的多所专科学校。

　　各地红军十分重视提高军校的办学质量，注意选调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实战经验，并且具有办学、教学经验的高级将领担任教学、管理工作。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等先后出任过军校校长;邓萍、粟裕、陈赓等先后担任过军校的机关领导;左权、周子昆、伍修权等先后担任过教员，毛泽东和朱德等都亲自到中央苏区的红军学校授课。这既体现了红军对办学的重视程度，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3.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

　　古今中外的贤才良将莫不重视作战统一指挥问题，只有建立统一、高效的作战指挥机构，自上而下制定统一的作战计划，下达作战命令，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取得作战的胜利。鉴于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余洒度、陈浩等指挥员对作战命令执行不力的教训，毛泽东痛感建立统一指挥的必要。1930年，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设立了具有决策权力的统一指挥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使其由原来单纯的全党军事行动的指导机关，转变为全国红军的统帅部，规定“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6月，主要战略区的红军开始合编为正规兵团，建立了指挥部。8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直接在政治局指导之下”工作，并决定建立参谋部作为全军指挥机关。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编制草案，规定团以上各级建立参谋处，作为部队指挥机关。与此同时，红军司令部的建设也得到了加强，以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建立了总参谋部，下设作战、侦察、管理、教育、动员等5个科和无线电队，提高了指挥工作的正规化程度。

　　红军统一指挥机构的建立把处于分散指挥状态下的各根据地连成了一个整体，能够围绕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进行整体性的协作和配合。对此，毛泽东评论说：“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与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重要关键。”[1]P337

　　4.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

　　编制体制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军队战斗力水平的高低和作战效能的发挥，所以，一支胜利的军队在编制结构上往往是科学的和统一的。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和各根据地之间联为一体，原来呈条块分割状的各支队伍逐渐走向统一，但却带来了军队编制体制上的问题。在毛泽东的筹划下，中央军委通过两次调整，实现了编制体制上的整齐划一。

　　第一次调整是在1930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后，组建了红一方面军，但两军团在编制上却不统一，红一军团的编制序列是军、纵队、支队，而红三军团的编制序列则是军、师，团。编制体制上的不统一给部队的日常管理和行军打仗带来很大的弊端，不利于指挥效能的发挥和作战上的有效协同。编制不统一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责成有关部门进行研究，经认真商讨，总前委下达《关于部队编制问题》的通令，规定：各军所辖的“纵队改为师，支队改为团，大队改为连，中队改为排，分队改为班”[2]P137。第二次调整是在1933年。接连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激发了根据地的革命热情，广大青年纷纷从军，红军队伍迅速壮大，产生了部队机构臃肿，直属部队系统过于庞大，指挥不够顺畅的问题。毛泽东建议中革军委主席项英进行编制调整以适应机动战的需要，得到采纳，1933年6月，中革军委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暂行编制表》，规定从军到排一律按“三三制”原则编成，2—4个军为1个军团。军委对各级部队的武器配备及军政干部的编制和职责也有明确规定。

　　整编后的红军，在编制体制上日趋一致，既利于各作战单位之间的联络以便协同作战，也满足了部队集中或分散作战的需要，适应了机动作战，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奠定了基础。

　　5.后勤机关和后勤体系的建立

　　红军组成正规兵团进行运动战后，加大了对后勤的依赖性;苏区的巩固和扩大，则增强了对红军的物资支持能力。这促使红军的后勤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规定，中央军委设经理部和军医院，集团军至师设经理处和军医处，团设经理处，从条例上确定了后勤为独立部门。随着红军大规模反“围剿”作战，战场救护和伤员治疗问题十分突出，促使红军加强了医疗机构的建设。

　　1933年6月，中革军委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暂行编制表》，各级经理处改为供给部，总经理部该为总供给部，同时规定供给部门和卫生部门不再隶属司令部，这是红军后勤机关体制的一项重大改变。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红军作战范围扩大，战线延长到纵横300公里以上，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后勤机构的设置，并在后方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这使后勤建设又增加了两方面内容，一是扩大兵站和建立兵站线;二是扩建后方办事处。

　　后勤机构和制度的建立，使适应红军特点和反“围剿”斗争需要的后勤体系基本形成。虽然后勤系统中供给部、卫生部和后方办事处尚未统一，但就整个后勤部门而言，已经与司令部、政治部一样，成为独立的系统。随着独立后勤体系的建立，红军的供给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装备虽仍然主要取自作战缴获，但弹药已有少量自供，粮食给养则主要依靠中央苏区的后方供应。

　　三、毛泽东与红军正规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红军的正规化建设是适应红军队伍发展壮大和战场需要而进行的必然选择，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随着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为红军实现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提供了可能，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红军队伍的发展动向，未雨绸缪，及时地进行了科学指导。毛泽东是土生土长的且对中国国情有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不会照搬不经“消化”的外来经验，对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在不顾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提出的“对垒战”和“短促突击”的错误战略战术进行了坚决抵制。毛泽东所提出的正规化建设实质上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红军进行的现代化改造，这是符合红军的自身实际和反“围剿”作战需要的，他以自身的实践活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正规化建设要注重基本制度的建立。红军正规化建设所处的环境十分恶劣，经验也不足，许多措施也不够完善，只能是初步的正规化建设。但它却使红军面貌一新，从根本上区别于旧军队，原因在于决策者十分重视在基本制度上建军。这一时期建立的基本制度，如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等，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红军新型人民军队性质的确立，也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成为红军不断以弱胜强的重要原因。今天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也应注重基本制度的建立，牢牢抓住部队建设的核心和关键，这样就能避免出现因人治事、混乱不明的状况，使部队建设始终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

　　第二，正规化建设要借鉴经验而不迷信经验。红军借鉴了苏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经验不足的缺陷，有助于正规化建设的开展。但随着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遭到排挤，他的正确领导得不到贯彻。而以博古和李德为代表的“左”倾中央盲目照搬苏联建军和作战经验，不顾客观实际同敌人进行死打硬拼，机械地实施统一指挥，不能科学地处理集中指挥与前线将领临机决断的关系，从而给我军建设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来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要继承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军事训练中好的做法;另一方面，决不能墨守成规，要密切关注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动向，及时吸收军事变革的精华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勇立世界军事变革的潮头，牢牢把握住制高点。

　　第三，进行正规化建设时要多一些辩证的眼光。对红军而言，游击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非正规性，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等，这是需要在正规化建设中除去的;另一方面又因为运动战的方针和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需要承认红军的游击性，而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性。“左”倾错误领导者看不到这一点，将红军正当的游击性当做“游击主义”反对，照搬苏军经验和标准，在军队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充分反映出他们是缺乏辩证眼光的。这对我们未来的军事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西方主要国家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对我仍占有优势，如何化解它们在军事技术上的压力呢?我们必须运用辩证思维，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牢牢把握作战行动的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最终打开胜利之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M].北京：军事科学院出版社，2010.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8期，摘自2013年第3期《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