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墙”与“河” 北纬30°墙 吴于廑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中提到纬度基本不变(北纬30°)的“绵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的农耕世界,以及“与之平行而较北”的温带游牧部落,这种南北相对的历史地理构成是由不同纬度的生态条件决定的,两者之间的交合是欧亚大陆成为全球化发动机的的内在构成及动力机制。作为农牧分界线的标志性建筑的,不止东方的长城,还有罗马帝国在多瑙河、莱茵河的上游“筑起城寨来堵住缺口”的边墙,在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也“筑了一道城”。 经线运河 罗伯特D卡普兰《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 按照约翰@凯伊的说法:“大运河的作用,与北美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同样巨大”。它缓解了唐宋北方征服南方所引发的矛盾,从此中原地区作为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核心地位得到巩固。在这里我们看到,像修建大运河这样的某种壮举比简单的地理事实更具历史意义。中国华北和华南之间自古存在分歧,南北朝曾持续两个世纪之久,要不是因为后来修建了大运河,这很可能已成为永久性的现实,就像东西罗马帝国一样。 《国富论》: 由于水运的利益这么大,工艺和产业的最初改进必然出现在这些便于向全世界开放成为各种劳动产品市场的地方。……在地中海沿岸的诸多国家中,埃及好像是最早在农业和制造业两方面都明显开发和改进的国家。埃及北部的繁盛地域都在尼罗河两岸数英里内……在中国东部也有几条大河,通过各个支流形成众多的河道,彼此交叉,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或恒河甚至比两者相加更为广阔的河运网。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古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但是他们似乎都从这种内陆航运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内陆海,没有潮汐,通常很少有巨浪,岛屿众多且靠近邻近的海岸,所以非常有利于世界最初的航运事业。那时候还没有指南针,造船技术也欠发达,所以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洋的惊涛骇浪之中。 卫所 《明史》: 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沿海之地,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 纶初至,按行塞上,谓将佐曰:“秣马厉兵,角胜负呼吸者,宜于南;坚壁清野,坐制侵轶者,宜于北。” GF赫德森《欧洲与中国》 从1514年葡萄牙人第一次侵入中国沿海到十八世纪末的这一段时期当中,欧洲国家从陆地和海上围绕中国布下了一个包围圈,从而到了这一时期之末,中国极像一个陷入重围之中的筑有围墙的的城市;在这里,来自远方的侵略者已占领空旷的地域,但还无力冲垮为围墙,而守卫者也未认真作出努力把他们赶跑。 殖民城堡 乔万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 荷兰东印度公司要在东印度群岛进行有利可图的扩张,就得创造有利的供需条件,这就牵涉到大范围的 军事行动和领土征服。有的旨在消除别的供应来源,比如在摩鹿加群岛,那里的丁香树被蓄意连根拔起;又如在印度的科钦,该地遭到占领,以防生产劣质和廉价的肉桂参与竞争。有的旨在促进和强迫不同的海岛实行专业化,比如在爪哇的班达苏丹领地,那里的胡椒成了荷兰人的垄断商品,那里的港口对别的外国人完全关闭。而有的旨在消灭实际的或潜在的与之竞争的商品交换中心,比如西里伯斯群岛中的马卡萨,该地被武力占领,以防它成为一个香料的自由贸易基地。 苏伊士运河 巴拿马运河 克拉克地峡运河 尼加拉瓜运河 海陆贯通 历史是辩证统一的,海上力量毕竟是大陆的衍生,正如麦金德对“欧亚铁路”发展的预见,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 在一个世纪以前,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相对于陆上强国的机动性。但是现在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象在没有木材或不能得到石块修筑公路的广大地区所发挥的这种效果。……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了铁路。在俄罗斯帝国和蒙古境内的空间如此巨大,一个多少有些分隔的广阔的经济世界将在那里发展起来,远洋通商将被拒于门外,这是必然的。 “那个国家的历史不仅是在威尼斯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历史之间,(是)在强制密集国家和资本密集国家之间的一个折衷(甚至综合)。”我们可以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的这段话加以推演,世界体系的构成将是欧洲体系和中华体系的某种历史综合。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中提到欧亚交界带的情况: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这似乎也是对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回应: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 “在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二战后扩展到柏林墙和38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世界大战到冷战,是社会国对资本国的一种胜利与制衡;而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 柏林墙 38线 墨西哥隔离墙 以色列隔离墙 霉菌基地 花鸟、宠物、子女及生态 (宇宙空间从不缺乏自然核爆,人及生态的存在在于它处于自然核能的合理的“美”的距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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